教宗的承继

一点感想：1.枢机主教的红衣怪可爱的。

2.以为是纯英语片，没想到有不少意大利语。

有点亲切，虽然是为听歌开始学这门语言的，虽然只听懂一个tu。

3.或许派系斗争里的每个人都是格外孤独的？

4.身居高位或许意味着将被所有人猜忌。

教宗产生疑惑的时候，谁能帮助他呢？

5.本笃十六世或许是个情绪格外内敛的人？

6.禁欲之于天主教，就像不食荤之于佛教，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也不是一直如此？

7.在宗教信仰中，“权威”这个词应该怎么理解？

8.闭上眼睛就看不见，陌生的语言也听不懂。

可根本没用。

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会发生什么。

9.对忏悔与宽恕的新看法：不是为了遗忘，是接受自己的局限性，然后去弥补（不想用“赎罪”这个说法）。

10.从没怀疑过不是真正的坚信。

11.“如果必须流泪，就让它成为欢乐的泪水吧。

”非常可爱的几个片段：1.餐前祈祷与几次伸向比萨的那只手w2.直升机上，本笃十六世摘下耳机：你说什么我听不到w3.告别前的探戈。

本笃十六世边虚虚挥舞着拐杖边絮絮叨叨地说着“快走，快让他走，别再让他来了”。

旁观者压抑不住的笑意。

4.本笃十六世走入人群中，那些模糊不清的照片中人们清晰的笑容。

5.我与你有分歧，但我仍愿为你祈祷。

当一个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一个绝对主义的赞同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道义论者……当教皇本笃与一个所谓的自由主义者、一个相对主义者的同情者、一个想必在伦理上是目的论、功利论者——主教贝尔格利奥交谈，或曰论战，他们的谈话内容堪称经典：本笃强调界限、传承，贝尔格利奥指出那界限是隔离墙，传承不过是不懂变化的自我辩解；本笃立刻指出正是墙让建筑坚固，贝尔格利奥反问：基督，他建墙了吗？

这是真正的“棋逢对手”意义上的相称交谈，而这种交谈之不会有结果，在于两者都是善，且都是深思熟虑的善。

对一切已经有了答案的人，可不仅仅是贝尔格利奥主教。

所以，客观上，我们的世界其实是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这边的，因为无论教皇如何能够证言传统持存的优先价值，他与贝尔格利奥的交谈本身就说明了“相对且都有理的事物”——也就是多样性——成立。

有谁会反对多样性呢？

站在主教贝尔格利奥的角度，如果他是一个更尖锐的哲学学者，他就会问，你那种信念难道不是来自于多样性本身的允许吗？

但是我们也大可想象，精到又学究的本笃教皇一定会问主教贝尔格利奥，那么，你对多样性的拥抱为什么也表现为毫不妥协的绝对呢？

相对主义是绝对的吗？

绝对教条真的绝对吗？

天使不是5世纪才有么？

交谈陷入了僵局，但真正陷入僵局的是两位教宗所表征的善。

到底什么才是善？

为什么人们对善的看法如此不统一却又如此坚强？

最虔诚的心灵尚且如此，更别说世人在彼此的所处的关系中。

直到我们忏悔。

忏悔中，我们讲述自身的故事，并在故事中找到坚持这种善或者那种善的根由。

故事成为了善的根由，这意味着叙事对于说理的优先性，这其实很符合人生的实际情况，毕竟我们是被随手抛入这个世界的，先是兴于诗，然后才立于礼。

但，我们还有另一种忏悔方式，如果说，开明而自由的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是一个经年的灰暗卷宗，那保守严肃的教皇的忏悔，从根本上则是在光明中的咆哮；如果说，贝尔格利奥主教的忏悔特别容易让人理解——并因此符合他的平民精神的话，那么本笃的忏悔则不那么好懂，因为这个在世间代表上帝的人已经从一些征兆里、从自己的宗教心灵中，再也感受不到上帝的存在了。

因此，本笃对贝尔格利奥的忏悔所进行的宽恕，体现出来的是人类的同情与仁慈，并且在那里，善的根由得以理解，我们由此知道，即便是“相对主义”，但对具体的人来说，相对也是绝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拥有这种同情和仁慈，那么，贝尔格利奥对本笃的忏悔所进行宽恕，是不可能的。

因为，本笃的忏悔里蕴藏着本片最大的危机，理念上的危机：是不是上帝已经离我们而去？

让我们再看一下贝尔格利奥当时的眼神。

他其实有点被吓到了，那个时候他甚至连“Im sorry”都说不出来，他只是怔怔地看着教皇。

在信仰的核心圣地，贝尔格利奥面对的一个失去了信仰的人，而他是教皇本人。

这当然是最深刻、最高的忏悔，也是交给贝尔格利奥的“考题”，因为表面上是本笃通过这番忏悔向贝尔格利奥发出不能拒绝的邀请，但其实，这是对他的考验。

所幸，本笃继续说了下去，贝尔格利奥的从中立刻找到了善的标记，他凭借这个立刻恢复了他作为牧羊人的自信，恢复了信念的安定。

但切莫认为这个标记就是本笃说他这几天又听到了上帝的声音——这不是善的标记，因为善的标记不在于善的恢复，而在于善的寻求。

CS路易斯早就说过，近有两种，一种是离得近，一种是趋近——后者才是动能的，才是永恒的善的标志。

所以，本笃是这样讲述的：上帝不是离开了，而是说“去吧……我忠实的仆人。

”

这绝非修辞上的差别。

由此，上帝仍然是可理解的上帝，他的权能体现在本笃身上，就在于仅这句话便表达出了本笃的全部生命故事；但，需要留意这个故事不再是叙事式的，而是理念式的：能动性才是善本身，而人的能动性就是带着爱去理解和寻求真相，因此从根本上上来说，人的“目的”原则是善与一切和解的根源。

也许，我们的世界首先是叙事的、是诗的；但最好的故事，最好的诗，是被理念领向高处的。

和解，终于达成——或者说，两位早已年过半世的伟大笃信者，再次从彼此身上确认了自己仍然、以及必将继续走追寻上帝之路的实践。

电影是“哲学与诗的结合”，这部电影名至实归，我们在它的诗意中会心一笑，我们从它的哲理品质里发觉难题与解答的可贵。

影片开篇提到这是一个真实故事，于是我向deepseek求证故事中的两人对话是否存在，按照deepseek的反馈，可以明确以下几点：故事的历史背景为真：2005年本笃十六世被选举为新教宗，并在2013年宣布退位，成为近600年来首位教宗辞职事件，随即进行的宗教选举由方济各胜选，成为首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而方济各确实曾在2012年向教廷递交过辞呈，但未与本笃十六世直接会面。

因此故事中占据主要篇幅的两人相处和对话的剧情均为艺术加工，如果持着“真实事件”的心态看待内容或许会带有更多的共情，但毕竟是二次创作，那就单纯的从故事出发并从中挖掘作品要表达的核心观念和立意。

电影英文片名《两个教宗》直白的告诉观众故事的主干基本围绕着一位现任和一位未来即将就任的教宗的对话，从对话的开始到结束，前后两次提及了一个关键语句：改变和妥协。

作为代表保守派的本笃十六世和代表改革派的方济各，关于宗教传播、社会议题、两性伦理关系、信仰自由等都有明显的异见，从影片开头关于两人间关系的刻画就能看出，渴望胜选为新教宗的本笃十六世对方济各的不屑和鄙夷，7年的在任期间，一系列的宗教推动和维护都引发了广泛的负面舆论，并动摇了天主教在世界的思想地位。

而方济各在败选后回到教区一如既往的坚持改革派做法并最终决定请辞，引发了故事的转折也牵出了两人的思想碰撞。

两人首次对话发生在教宗居住的夏宫的后花园，教宗的语句中都明显表现出其对方济各思想和做派的反对和咄咄逼人：“你想走走吗？

”“这听起来并不明智，你鞋带松了。

”“你生病了吗？

”“我的肺有些问题”“你出生的时候肺就有问题，但并没有多大的困扰，我们有每个人的档案，别觉得受宠若惊。

”“你通过自己的纯洁简朴，映射我们其他人都过的不够简朴。

”“如果你辞职了看起来会像是对教会的批判，你的生活方式，你穿的鞋子都是对教会的批判。

”“在我们看来，你的教会…”“我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我不想再当一个销售人员了。

““销售人员？

”“一个产品的销售人员”“产品？

”“当一件我从良心上不认可的产品的销售人员。

”“你不认可这个产品。

”“看起来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世界脱节了。

”

两人下午的唇齿交锋，无疑都是在极力维护自身所坚守的传教和信仰之道，于是乎，晚上的再次交谈成为了一次对双方的卸防、试探、理解的尝试，并提出了关于“倾听主声”的论点。

本笃十六世诉苦道已经许久未听到主的旨意，而方济各则分享了他成为信徒的过程，以此引出了人物的背景。

正如方济各所说：“即便我那天路过教堂而没有进去，主也会通过其他方式来呼唤我”，在世俗婚姻生活和成为主的忠实信徒的分岔路上，方济各最终选择了后者。

同时在两人的相处中，能看到方济各对新事物的接纳和对新角度的思考，比如方济各对足球和探戈的热爱，与夏宫里的园丁关于植物侃侃而谈，对教宗自己所作著作的理解和运用，对现代和古典音乐的欣赏和评价，还讲了一个笑话：两个喜欢抽烟的神学学生，其中一个去找他的导师问道：“神父，祷告的时候是否可以抽烟？

“导师说：”当然不可以。

“第二个学生告诉他同学：”你刚才问错问题了。

“于是向导师问道；”神父，抽烟的时候是否可以祷告？

“

本笃十六世似乎听懂了笑话，又不愿接受笑话背后隐喻的信仰真谛，以免落下脸面。

翌日，为了应对又一次突发的舆论丑闻，两人启程回到了梵蒂冈，在还未到开放时间前夕两人在教堂里再次进行第三次对话，此时，本笃十六世明显有了前两次未有的松弛和释怀，终于他卸下了防备告诉方济各他的苦恼，困扰和决定。

本笃十六世才知晓在他安排方济各前来见面之前，方济各也已经买好机票想要与本笃十六世会面，而这样的阴差阳错恰恰印证了本笃十六世那晚祷告完后，看到蜡烛烟往下飘的原因，那是一次久违的主的征兆。

如果故事到这结束，“所有的注定与选择都是主冥冥之中的旨意”这一论调就会显得单薄和无力，于是电影用长段的黑白镜头彻底回溯了方济各不为人知的前半生，真正印证了“改变与妥协”的区别和含义。

故事回到阿根廷上世纪一段名为“肮脏战争”时期，1976年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对大量政治异见人士进行迫害行为，大量的血腥镇压和屠杀，并伴随严酷的思想控制，此时作为神父的方济各为了保护自己的下属和教会，妥协了军政府的条件和控制，放弃了自己的信徒甚至是自己的立场，在军政府倒台后，方济各陷入长时间的自责和迷茫。

被放逐在偏远地区做神父的时间里，方济各在自我赎罪和为信众赦罪的矛盾中，认清了作为凡人的自己必将承担也必须接受曾犯下的错，而能否倾听到主的指示，只有自己走出精神困境，勇敢和坚决的作出改变，去改变这个世界，从而改变自己。

正如两人首次在后花园争辩时，方济各提出的：“没什么是静态不变的，甚至主也是动态，主会朝我们走来，而我们会在旅程中找到他。

”

几十年如一日，方济各都在遵循自己的信仰之道，不分男女、不分贵贱、不分内外地布道，走进人群中，与人们融为一片，让主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他的忏悔，也得到了教宗本笃十六世的赦免。

片尾同时丰富了本笃十六世的人物，他也如一位虔诚的信徒向方济各忏悔，接受了自己不足，承认自己的固化，愧疚自己对于教会内部腐败的不作为，退位对他而言，不再是妥协，而是一次决心的改变，一次对主的旨意的理解，一次对改革的信心，一次承接的完成。

最终主的声音一定能够听见，会在路上，会在改变中。

作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对宗教关注得不多，了解得更少，最多只是在看历史的时候大致读读。

所以，这部电影虽说因为高分和霍普金斯老爷子的缘故，很早就下载了，可是直到昨天老爷子再拿小金人的时候，我才想起翻出来看看。

我的概念里，基督教总是跟中世纪黑暗的宗教裁判所挂钩，加之其反对同性恋、堕胎等一系列反人性的教规，让我总感觉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绊脚石。

但是，看完影片，我不禁对本笃和方济各两位教皇另眼相看了，老教皇敢于选拔异己候任，这在人类的权力交接史上本就是极为罕见的例子，说明他关注的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心怀天下，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贪权势，选择退位，为继任者腾出更多的时间。

而方济各作为教内激进的改革派，一方面保持着对梵蒂冈教廷的本笃教皇体面的尊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坚持，在继任后对同性恋、堕胎、难民等世界性的问题上都给予了积极的推动，让教众和全世界都感受到了“神爱世人”。

影片的最后真的是神来之笔（虽然我估计是编剧给杜撰出来的），分别来自德国和阿根廷的两位教皇共同观看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决赛，两位老爷子像天真的孩童一般支持着各自国家的球队，让人不禁感叹，教皇远没有高高在上，也不过只是世间迷途羔羊的牧羊人。

影片没有太多的惊心动魄、曲折离奇，没有尔虞我诈，只有惺惺相惜，几场房间里的对话就完成了教皇职位的传承，作为普通观众，最为震撼的还是两位老爷子的演技。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首发《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

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

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

”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

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

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

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

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

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

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

“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

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

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

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

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

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

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

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

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

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

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

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

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

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

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

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

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

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

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

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

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

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

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

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

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

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

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

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

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

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

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

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

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

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

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

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

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

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

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

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

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

《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

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

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

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

”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

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

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

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

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

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3 民事部门的责任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

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

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

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

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

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

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

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

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

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

聚焦于数十亿教徒共同的信仰，位于梵蒂冈的教堂内上演着数千年来都一脉相传的传承，两个老戏骨对于这场权利的交接演绎的入木三分，而其中对于当今社会的众多问题以及他们各自内心的挣扎都披露的如此真实，让人钦佩！

两代教皇之间对于今后的发展存在着诸多的分歧，不过秉承着造福人类的共同目标，最后相互都选择了妥协，顺利交接并且重新上路，最后一起观看2014年世界杯决赛让人泪目。

前几日，我在检索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生平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我不曾了解的痛心事实：我非常喜爱的画家塞尚、德加，以及另一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原来是反犹分子。

回到历史中，这牵扯到发生在1894年法国的一件冤案“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

一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军官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在有专家表明他的字迹与间谍情报不符，其他生活工作细节毫无瑕疵的情况下，这位犹太人军官仍被判终身流放。

直到1896年真正的间谍被抓获后，德雷福斯的冤案仍然花费了颇长的时日才得以平反。

当时这一著名案件撕裂了法国的整个社会。

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仍然高涨。

在印象派画家群体里也分开了两个阵营，一方是反犹的德加、雷诺阿、塞尚以及罗丹，另一方是唯一的犹太画家皮萨罗、莫奈、女画家卡萨特以及塞尚幼时好友左拉。

左拉一直为德雷福斯的冤案奔走呼号，但后来遭到迫害不得不远走英伦。

另一方的反犹画家呢？

德加与自己多年的犹太人好友一家断交，撵走了家中的犹太佣人，并与皮萨罗断交。

同样与皮萨罗断交的还有塞尚。

要知道在塞尚不被家中认可而秘密与妻子结婚时，是皮萨罗为他们夫妻提供了住所，并于窘困之中接济他们家庭的。

雷诺阿呢，在家里的画室大谈反犹：“他们（犹太人）来法国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要进行战斗，他们就会躲在树后面。

军队里有很多（犹太）人，因为他们喜欢穿华丽的制服招摇。

如果他们不断被所有的国家驱赶，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空间。

”（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当今社会也异常地耳熟？

）正是当时欧洲弥漫的反犹立场，使希特勒和纳粹得以堂而皇之地隔离、迫害和屠杀犹太人。

即使战后，各地的欧洲人仍然继续敌视甚至迫害犹太人。

这篇我翻出的旧闻对我可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要知道，我多么喜欢塞尚笔下众神像般的大浴女，多么喜欢德加笔下高雅飘逸的芭蕾舞女！

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

于是检索了好多文章，希望着自己读到的是偏颇之词，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章印证了他们的反犹立场。

于是接下来的几日，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我当然理解人无完人，但我能否把画家的人品与他的艺术相分离？

扪心自问，我很难说我可以。

就在这样的困惑中，我今天看到了电影《教宗的承继》。

意想不到地，我在片子里找到了答案。

片中阿根廷红衣主教弗兰西斯接受退意已生的老教皇对往事的忏悔，他说：“请记住：真相至关重要，但没有爱，真相是令人无法忍受的。

”（But remember, truth may be vital, but without love it is also unbearable.)是的，我不可以忘记自己喜爱的画家那令人愤懑的反犹立场。

而我能不能从内心里宽恕他们呢？

我必须这样做。

只有这样我才能面对难以忍受的现实。

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沉重的思想包袱。

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回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但前提是，事实仍然是事实。

我不能选择性忽视这样的事实。

这就是一部好电影－《教宗的承继》带给我的巨大收获。

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遇到难关时，这句话依旧会醍醐灌顶。

铭记，并心怀感恩！

7分。

大麻雀和汉尼拔的演技真的炸裂，就这么一个剧本（不是说剧本不好，我觉得还不错，只是首先宗教、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些我不甚了解，我还看过圣经，我相信大很多国内的人应该都没有看过），在这样的前提下，换俩差点的演员可能根本没法看了（大概率我也不会看了，可能这就是流量吧，哈哈哈）。

作为一个电影从业者，我一度非常难受于这个摄影，俩人在花园的最后那段对话，那么大特写，机器都快抖掉了！

看完后，我分析了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去拍摄，最简单的理由当然是资金问题，钱都去请两个大咖了，但是大概率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以这个摄影机的画质来看，应该是DV，根本就不是现代的摄影机（有几个画面非常明显的展现出这种特质，他俩在吃饭还有汉尼拔讲述完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后），那个画面的白色很明显的不是现代的摄影机的宽容度，以网飞和老美的工业体系用一个正常的现代摄影机的钱不至于没有，所以采用这样一个DV摄影机就一定是故意而为之。

为了分析刻意使用这样的摄影机的理由，反推一下，正常情况下，如果是这样一个题材，首先我们想到的肯定是庄严肃穆的，那么构图上会是工整的，音乐也将是宏大或是优雅的，那么再来考虑一下这个片子的主题，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相信教会的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无神论者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人民对于教会越来越不信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保守派的教宗传位给一个更开放的教宗。

所以主题是突出教会的改革，从庄严肃穆的要改为更平易近人，这样一分析，以DV的方式就是以一种更平易近人的表现手段来表现传统的庄严肃穆的主题，这种形式更好的契合了主题。

从老张的年度佳片而来，本来想作为豆瓣观影记录的第999，结果因为太拖沓成了1000名。

奔着8.6+安东尼霍普金斯而来大概率不会踩雷，惊喜的是对手戏演员乔纳森普雷斯毫不逊色，稳当接下来了戏，一翻履历果然是舞台剧走出来的演员，还是科班出身。

全剧基本都是台词对话，但是丝毫不显沉闷无聊，其实很多因为宗教用语和习俗不是很懂但也并不关系，两位老爷子演技已至臻化境，腔调、吐字、节奏都很舒服，安东尼的很多表演甚至只动用了晃动的眼珠来表示内心的复杂。

新主教锐意改革，以坦诚之姿力于整顿教会多年来的腐败、性侵问题。

开放包容而不是默守陈规包庇黑暗，颇有出世之感，圣洁的简直不像是在这个位子上的凡人。

而老主教则是劳神于修补弊端百般的教廷，面对新世代信众减少的冲击，备受煎熬。

两通订票电话+两次选举+双线叙事让故事完整且富含趣意，观影还是舒服最重要。

“他们会让你一个人去吗”“当然，我是教皇”

【基本含义】教宗，即“教皇”。

拉丁语：Papa，本意为爸爸、父亲，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

中国大陆之外通常译为 “教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圣伯多禄继承者”之意。

在中国大陆通常译为教皇或罗马教皇，但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内部依然称为教宗。

教宗与教皇同人，但两者并非一个概念。

教宗一词见于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基督教会内部，是基督徒对宗教领袖的爱称，本身并不具备特殊职权色彩。

天主教会使用“教宗”为中文译名，中国大陆非天主教人士、以及日本和韩国则称为“教皇”。

现任（第266任）教皇为方济各，于2013年3月13日当选。

【元首职能】除了宗教职务之外，教宗也是拥有独立主权的梵蒂冈的国家元首。

梵蒂冈有时又被称为“圣座”（Sancta Sedes，严格来说，圣座不全同于“梵蒂冈城国”，后者迟至1929年方才出现，而圣座的历史可远溯至教会发展早期。

例：各国大使不是被梵蒂冈城国而是被“圣座”所接受；圣座向各国和国际组织派出的使节，是代表圣座而非所谓梵蒂冈城国。

），整个被罗马城包围，在1870年之前，教宗统治的区域一度拓展到整个意大利中部，其领土，即教廷国，被称为“圣伯多禄的遗产”。

【宗座出缺】在2005年4月2日到2005年4月18日，教宗的职位空缺，这种情况称为宗座出缺（sede vacante）。

前任教宗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他于1978年58岁时被选为教宗，也是自亚德六世（1522年-1523年间在位）以来首位被选为教宗的非意大利人。

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若望·保禄二世于 2005年4月2日19：37GMT 逝世，享年84岁。

在4月18日开始的教宗选举(conclave)中，用了不足24小时，就选出德国籍枢机主教约瑟夫·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作为新教宗，是为本笃十六世。

【本笃十六世】---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1927年4月16日-）本名若瑟·拉青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拉丁文：Iosephus Ratzinger），生于巴伐利亚，是第八位德国籍教皇，原为教廷信理部部长、宗座圣经委员会主席、国际神学委员会主席及枢机团团长，精通十种语言。

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皇。

之前为德国籍枢机主教，也是有资格的枢机主教中并非由若望·保禄二世册封的枢机之一。

2013年2月11日，本笃十六世宣布因身体原因于2月28日辞去教皇一职，这令其成为600多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皇。

本笃十六世【居住地点】教宗居住在梵蒂冈城——意大利罗马城内的一个很小的独立国家，他是罗马的主教。

自从圣伯多禄时代起，一直有罗马主教任教宗，教宗去世后，枢机团以天主子民的名义选举继任者。

【现任教宗】---方济各，乔纳森·普雷斯扮演方济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 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后裔，耶稣会士。

1963年哲学专业毕业，1969年12月晋铎。

1973年当选耶稣会阿根廷省会长。

1992年5月被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为天主教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辅理主教，1998年晋升为该教区总主教。

2001年2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擢升其为枢机主教。

后曾先后供职于梵礼仪与圣事部、圣职部、修会部并兼任家庭理事会理事、拉美事务委员会委员。

2013年3月13日当选为第266任教宗，成为天主教历史上首位南美籍、1300多年来首位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教宗。

作为一个真正的阿根廷人，他也热爱探戈舞和足球，是阿根廷首都圣洛伦索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圣方济各

圣方济各会见奥巴马2013年12月11日，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2013年年度人物。

2013年12月，被第15届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评为2013年国外十大焦点人物之一。

2014年03月20日，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富》“The World's 50 Greatest Leaders”排名榜榜首。

2014年04月23日，被美国《时代》选为“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之一。

2014年11月，2014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榜第四位。

2015年11月，2015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榜第四位。

注：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和搜狗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