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

第一，我曾很喜欢本片的原作——郑执的小说《仙症》。

第二，我曾很喜欢顾长卫早年的那些作品——就像《孔雀》和《立春》，确切说，我是很喜欢它们的主题：被困在命运里的人，而且是，因理想主义的迫切性和自我实现路径的独特性，而显得更加格格不入的人。

第三，在我阅读《仙症》时，小说中扑面而来的仙气或者说妖气（反正在“老白家”的意义上这俩是一回事，不是有个特殊词汇叫“妖仙”么）笼罩了我，让我一度并没意识到，这故事其实也在讲一个“被困在命运里的理想主义者”的故事。

第四，顾长卫显然比我敏锐，所以他选定了这个故事，改编为他的又一部电影。

啰嗦上面这一堆，倒并非要强调此电影与此小说间，自带的“天作之合”加成效果，相反，我更想表达的是，顾长卫在敏锐地寻访到自己最熟悉的主题后，直接被舒适区所绊住，做了一个非常理念先行的标准货、一个建筑图纸一样的主题陈列。

这也是这部电影多少有些让我失望的地方，它相比小说，太直接也太急切了，太“唯恐你们看不明白”了。

不过也对，电影这样的视听媒体，相对文学来说，更容易具有“急于掏出”的习惯。

《孔雀》是时代的余烬，《立春》是造化的作弄，《刺猬》里两者都有，但又都不那么显著。

王战团更多对应于时代的余烬，他和《孔雀》的主角一样，都从特定的岁月深处走来；周正更多对应于造化的作弄，他和《立春》的主角一样，都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缺陷。

但是，对后者来说，结巴是个有些伤自尊的困扰，却不像《立春》中王彩玲的丑陋面容那么触目惊心、那么根深蒂固，最终，它与学习不好、性格内向的其它劣势一起，都随着时间被莫名其名地、不必解释地熬走，在周正走向更大的世界、拥有了海员的体面职业与跨国婚姻之后，造化在《刺猬》里露出《立春》里没有的仁慈，派发了大礼包找回平衡。

对前者来说，时代总归已远离那最黑暗的政治年景，电影里很难看到真正的群体创伤烙印，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废弛和下岗潮，在画面甚至旁白里均稍纵即逝。

王战团在远洋轮上最初招受的迫害，成了一道遥远的谶言，它被讲述成一个见义勇为不成反遭报复的私德维度上的恶（何况天道循环，那位造恶者，还在后续情节里付出了等量代价、同样被驱赶离船）。

这个设计，给这个理想叙事里，凭空垫了一层道德叙事的底色，包括后续的演绎中，王战团酷爱把“不应该”作为一个口头禅，“应不应该”，显然也是典型的道德判断。

不是说道德和理想一定是矛盾的，但道德天然的内敛性与理想天然的外放性，必然存在某些不协调。

归根结底，顾长卫还是希望将自己镜头中的怪人，率先定义为好人。

这是他的妥协。

可以理解，如今这三观警察横行的舆论里，一不留神，又要有人指责王战团是装疯卖傻不顾家拖累了身边所有女性亲属的渣男。

原作中玄学的部分被降解掉，乃至被狰狞化了。

刺猬的民间宗教意义，从一种应激方案和缓释药剂，变成一种新的枷锁和宣判，一种通往自由时同样需要抵抗的东西。

那场由“仙姑”（赵老师）主导的、族中全部中年女性参与的认罪戏让人印象深刻，它指向一个历史惯性被冒犯时释放出的歇斯底里的责难，它调动起了全部足以摧毁和榨取个体意志的抽象权力，它唤起了中国人关于政治和伦理的无数不堪回忆，它有时叫批斗有时叫审判有时叫诫勉谈话有时叫思想汇报，它的戛然终止竟然来自于警察上门则更像一个没开成功的玩笑。

当刺猬不再是出马仙和白三爷的时候，它更像一个喻体象征：看着很危险，很膈应人，浑身是刺，一副能让周遭事物都见点血的样子，实则在食物链里处于特别弱小的低级位，几乎不具备攻击性，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蜷缩的体态。

所以电影中的王战团在保有一具强大灵魂和辽阔精神世界的同时，却始终没尝试过对任何人产生价值输出式的影响，他对一切的反应都是被动的，他甚至不寻求对抗与反击，他只是消极地不合作。

但他依然让所有人膈应和不快。

他护持刺猬过马路的场景，浓缩着他对另一只刺猬——周正的引路人意义，诚然，王战团并没有告诉过周正该去走怎样的路，但周正是在王战团身上第一次意识到，身边所有人为自己划定的路、身边所有人都在走的那条路，不一定是正确的，至少，不一定是唯一和必须的。

被歧视、被论定为不正常的两个人歃血抱团，这个意义上，它倒更像顾长卫的另一部电影《最爱》：章子怡和郭富城得了热症被村人避之不及，却因彼此的爱情而勇敢到一往无前。

这也是为何电影相比小说，要放大许多“我”的戏份——不仅仅只是提供了一个“不可靠叙述视点”的童年旁观者，而是在主角身侧时刻放置一个镜像，一个失意者的隐性盟约：“是你们错了。

只有王战团把我当一个正常人。

” 只不过，周正这个人物的塑造细节与表演细节上，还是更像一个抽离在外的愤怒的叛逆少年，而没有真正走入王战团周遭复杂的情绪场，实现更细微的共振。

没错，更细微的共振，电影在急于表达中来不及落到细微，细微是无法表达也不用表达的，是你组织多少次“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我就是王战团”的激辩也无法坐实的东西。

它最终讲的，还是更接近一个“规训与反规训”的抽象公式。

这个抽象公式非常依赖意象，而且是极为明摆着的、生怕你不懂的意象，“被命运困住”这五个字直接由主角们的台词一次次说出，换个讲法，叫做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再换个说法，叫做被卡住。

围绕在“被卡住”周边的，是学校、病院、原生家庭、麻醉药物、成绩单、霸凌和歧视、被上了铁皮护栏的阳台，甚至倾斜构图，它们都是“被卡住”的隐喻（明喻）脚注集群，都是“被卡住”的感官同义词和物理近义词。

乃至于作为反击的，依旧是一组“不被卡住”的经典意象，诗歌、海魂衫、《海底两万里》、哨子、“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嘱咐、被冲进更广阔水系的旧照片，无一不指向远方、彼岸、那些暂时无法到达或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故而它从头到尾是符号化的，可这些符号又非常具有尘世感和年代感，非常就地取材，于是它既离地又不能完全离地，只剩悬浮，不能走向《堂吉诃德》或《宇宙探索编辑部》那样完全浪漫主义的嬉皮骑士旅行记。

故而它最后的收官方式，只能是让王战团消失，然后让周正替他作有限度的圆梦，再在圆梦之后回归，和当初试图囚锁他们的一切，开启稀里糊涂的潦草和解，阳台的铁栏杆上开出花朵了，再给孩子取个故乡的名字——不是太阳的阳，而是沈阳的阳，一切就这样，匆促地彼此原谅。

因为王战团已经消失了，他带来的具体困扰已经消失了，他只需要被作为抽象符号去致意去怀想。

发现没有，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待理想主义者的态度，无法忍受他们存在于生活，却不吝啬于，多为他们拍几部电影、多为他们堆砌一些隐喻和符号。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 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从导演顾长卫的作品序列来看，《刺猬》可以跟《孔雀》《立春》并称“理想主义三部曲”。

三部影片的主角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孔雀》里的高卫红心怀伞兵梦，向往翱翔天际；《立春》里的王彩玲有个音乐梦，渴望超脱俗世；《刺猬》里，王战团则有个海洋梦，一生追随大海。

他们单纯而执拗，热烈而悲哀，活成了生活里的异类。

《刺猬》的底色相对温暖，这源自影片的人物关系。

片中，王战团跟侄子周正成了忘年交，他们彼此照拂，又互相救赎。

两个年纪相差甚远的人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是同类，是同样被世界卡住的人。

而他们又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家庭与社会里那些温柔的刀子，那些难以反抗的规则与秩序。

王战团是别人口中的“疯子”。

这种“疯”表现在，他明明跟太平洋擦身而过，却声称领略过五大洋的浩瀚无垠；他不循常规，可以把大葱编织成翅膀的形状，从楼上一飞冲天；更日常的一点是，不管是谁，他都让对方叫自己本名王战团……他脱离了长幼尊卑的传统，做事从不循规蹈矩。

而这在大部分“正常人”看来，显然是不“正常”的。

从种种线索来看，王战团会疯是带着时代伤痕的。

一处细节是，在动荡年代里，他遵从本心，举报领导走私。

这直接导致，航船在海洋上航行，他却没看到大海一眼。

因正义之举，而被责罚。

这不应该。

另一处细节是，多年以后，他收到了昔日恋人的遗书。

她的意外离世，成了他内心里隐秘的伤疤。

一个普通人的命运，本不应该至此。

特殊时期的两个遭遇，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这才导致他的很多举止异于常人。

不过，他的秉性并未真正改变，他也没有真正屈从生活里的各种所谓规范。

家人打孩子，他试图用“不应该”制止；神婆赵老师让他下跪，他又以“不应该”发出质疑。

而孩子周正的成长历程，偏偏遭遇了太多太多的“不应该”，而周遭的人却都视若寻常。

他自小口吃，被同伴嘲笑是大磕巴。

他的成绩也不太好，反复留级，对其寄予厚望的父亲非打即骂。

母亲为了治好他的口吃，让他看中医、做针灸、喝中药；他也跟大姑父王战团一样，接受了神婆的花式“治病”；因为他跟大姑父交往甚密，举止没有循规蹈矩，母亲甚至带他去看心理科……家人的初心似乎永远是“为了孩子好”，但种种行为又颇为讽刺，他们是用治病的方式来证明孩子有病。

所有人中，只有王战团坚定认为，周正没病，他是正常人。

于是，两个正常人，成了异类，成了边缘人。

这样的处理，又可以让人联想起顾长卫导演的《最爱》，在封闭的村庄里，热病传播，身患绝症的商琴琴与赵得意惺惺相惜，互生爱意，两人曾被歧视的人反而活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与从容。

《刺猬》也有类似的表意。

影片有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王战团擅长下象棋，对弈时，一个棋子“兵”掉落，滚到了马路牙子上。

这个“死子”的隐喻色彩很浓，指代的就是王战团、周正，以及和他们有着同样遭遇的人。

在他人的眼中，他们古怪、魔怔，是个累赘，没有正向的价值。

但事实上，他们身上反而还尚存着不曾泯灭的正义、勇敢与坚韧。

王战团的行为看似荒唐无稽，可他珍视着身边每一个人、每一份情感。

他袒护着侄子周正，斥责打骂教育；老贺离世多日，他仍旧固执地对着空气下棋，就当朋友仍在；看到女儿的男朋友李广源，他抛开了二婚等一切世俗偏见，在意的是更切近本质的情感问题；女儿大婚，他担心瘸腿的自己会给女儿丢人，让周正骑车带着他，爬上高耸的烟囱，远远眺望新婚的车队，为女儿默默送上祝福。

在这些动人的戏份中也有神来之笔。

王战团泪流满面，大声喊着“新婚快乐”时，突然哽住了，这个细节与周正的口吃形成了呼应，他们都是失语的边缘人。

而周正，也维持着孩子身上罕见的叛逆与自我。

神婆赵老师拿着木剑，企图用仪式让吃了刺猬的周正认罪。

母亲为了帮周正“驱邪”，求他配合下跪，并帮儿子重复咒语。

而神婆拿起木剑抽打母子，周正怒而阻挡，并大声反抗。

在那一刻，他不再口吃，言语顺畅。

从始至终，周正都没有变成大人想要的懂事的、听话的、温顺的孩子，他孤傲而坚持，在中式家庭里，这种品质极为罕见。

多年以后，周正带着妻子回家探望父母，在母亲面前，他坦然说出，不会原谅父母。

这个细节，不知戳破了多少母慈子孝的幻觉。

在那一刻，我仿佛又看到了另一个哪吒形象。

《刺猬》的结尾，决绝又温暖。

王战团逃出了精神病院，不知所踪。

而周正在离开家庭的路上，又恍惚间看到了那个鼓足勇气游向太平洋的王战团。

王战团喊着周正下水，这一次，没有母亲阻止，年轻的周正与王战团向太平洋游去。

在想象中，他们共同游向了理想主义之海，他们再也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

而在现实里，周正也很幸运，因为他没有被现实摧毁，并活成了另一个王战团。

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处。

她赠予我故事，我为她写诗：人生海海，离合悲欢。

留一身刺，壮一世胆，执一心善，舍一生伤。

伤害过我的，我绝不原谅，说人有病的，才最不正常。

我不想被任何东西卡住，也不愿被任何观念束缚。

我要一直游，游到太平洋，游到海水变蓝，然后变成白云。

谁说刺猬，不能随风飘荡？

在中国电影史中，顾长卫必然是个无法忽视的名字，他作品不多，但在他的电影中，总是能在平凡生活的故事里呈现出普通人理想主义的涅槃，《孔雀》是梦想破灭的兄妹，《立春》是小城里的文艺青年，而《最爱》是艾滋病村的边缘人。

顾长卫总是关注一类人，那些被社会排挤，蔑视，嘲弄的异类，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挣扎与反抗。

《刺猬》也继承了他的一贯表达，而这次主角被赋予的身份是——疯子。

一部关于疯子的电影，这听上去是有趣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它语调轻松，剧情生活化但又不失趣味，台词有着天然的幽默感，当然最亮点是王战团这个角色，他有一种“平静疯感”，用最平实的语调说出最离谱的言论，用最沉稳的姿态做出最滑稽的行动，他会在屋顶上试图飞翔，在马路上旁若无人指挥刺猬过马路。

但，《刺猬》真的只是想简单呈现一个可笑的疯子吗？

在我看来，顾长卫真正想体现给人们的，是一个不被世俗理解的失意者，葛优将角色演得很好，他总是自言自语，又保持着一种奇怪的乐观，仿佛无论他人给予多少恶意的语调和目光，他都能隔绝，仿佛什么事都不会往心里去，只是转头自顾自的对谁又露出笑容。

神婆每次带着恶意而来，但王战团永远笑脸相迎。

这像极了我印象中小时候见过的疯掉的人，他们总带着笑容，我那时好奇，为什么他们反而笑的最开心，后来我才逐渐发现，那是因为他们没有悲伤的资格。

王战团的女儿结婚了，但他不愿参加，因为他不想给女儿丢人，他爬到了烟囱上，在洒脱地笑容中看着楼下的婚车终于还是流下眼泪。

边缘人们遭人厌弃，所以更不能敢露出任何的负面情绪惹人厌烦。

王战团也是如此，在一个充满规训和压迫的社会中，他的声音无人倾听，抱怨也无济于事。

所以只能选择以乐观的姿态来面对生活中的苦难。

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通过生活化的场景让我们共情王战团的“疯癫”，那么后半部分则引导我们看到王战团疯癫背后的东西——他因何而疯？

最初，王战团也曾是个“正常”的人，但他无法忽视不公，举报了自己的上级，这让他遭到了两个月的小黑屋，他失去了好不容易获得的海员身份，也失去了亲眼看见太平洋的可能，最终在回归他人的期望中，他走向了另一条路——彻底放弃，活出自我。

我们常说什么样的人疯？

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人，看换个方式看，所谓的疯，不正是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活得洒脱自如么？

王战团的妻子、周正的父母，他们都努力按照社会的期望生活，维护所谓的体面和规则。

然而，他们内心的焦虑、压抑和痛苦却始终存在。

他们并不快乐。

相比这些看似正常但被束缚在条条框框中的人。

王战团的疯，反而成为了一种超脱。

他也许是无意识的，但周正却敏锐地感知到了他身上可贵的品质。

他是典型的中国式家长管教的孩子，父亲严厉，母亲没有话语权，他们像塑造一颗工厂螺丝般将周正带入某种模板中，也就是“正常”的人，可周正并不适用，所以他羡慕王战团，羡慕他以独特的方式，也同样自洽地活在世上。

可结局是让人唏嘘的，因为种种原因，王战团没有像周正那样走出人生的出口，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一部电影《飞越疯人院》，麦克墨菲是疯人院里不听管教的异类，一开始人们都讨厌他，可最终也是因为他，酋长才终于有了出逃的勇气。

生活中，我们常常被社会期望赋予的“轨道”所限制，也许，我们太懂当一个正常人，而像王战团身上的洒脱和自由，和对自我的相信和坚持，恰恰是许多人所缺失的。

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

题为情诗，意不在人。

王战团的故事是大海赋予的，他对海的想象是《海底两万里》描摹的。

但他从未见过太平洋，从漆黑的船舱到昏迷的卧房，他被时代、家人束缚在寸土之上，他盖上刺猬的壳，把荒唐化作刺，扎得家人愁而远之；也渐压抑自我，主动入住精神病院。

奶奶说他魔怔，可他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想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独守一分清醒。

他把喜烟握入口袋，把儿子的骨烟拏进囊中，愿为刺猬指挥交通。

他的胸膛装着广博大海，能把所怀念的一切容纳。

与王战团一样，周正也是个不被正常以待的人。

口吃与沉闷让他难交善友，坏成绩使他难逃父劫。

他外柔里刚，在破除迷信时利刺发轫，口中含血染红了偏见、晕染了封建。

也正是两个不被社会接纳的人，才会成为忘年交。

饮一瓶汽水，下一盘象棋，吹一阵口哨，想和刺猬一样逃离繁忙街道，钻入隐秘森林。

世人常为了活着卡住，生活越困窘难受，卡得越死。

直到电影最后，周正从父母手中放飞，王战团逃出来精神病院，他们从此不再被万事万物卡住，自由地遨游在碧色海洋中。

王战团唱的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歌，他至死都在寻找着大海，他携着周正在水里漫游，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刺猬 (2024)7.32024 /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家庭 / 顾长卫 / 葛优 王俊凯

顾长卫出手，水准还是有的。

电影后劲很大，仿佛什么都没说，却又像说了很多。

通俗的讲，《刺猬》是讲两个“不正常的人”的故事：一个是葛优饰演的王战团，“精神病”人；一个是王俊凯饰演的周正，口吃留级生。

不知道其他观众看完这部片子是什么感受，我觉得拥有一些类似生活经历的人，或许更能对这部电影产生共鸣。

我上学的时候是9000年代，那时从小学到初中，一个班能有七八十人。

这七八十人中，总会有那么一两个比较特殊的同学——或者是听力障碍，带着助听器；或者戴着高度近视眼镜，永远坐在讲桌旁；或者是天生跛脚，走路一拐一瘸；或者是智力有些问题，每次考试成绩都稳定垫底……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班里的绝对边缘人群，老师不愿意多费精力管他们（本身人多就管不过来），同学也不愿意和他们交朋友，甚至会霸凌他们。

但是，如果偶然间，比如你恰好和他们一起在教室外面罚站，或者恰好中午都没有回家而是留在教室里，或者恰好都翘了同一节体育课，教室里只有你和“特殊”同学两个人，你或许会跟他们聊聊天，然后发现他们除了那一点生理缺陷以外，其他地方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影片中有一个场景，是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人爬上一座高高的烟囱，瞭望着城市里的车水马龙，画面非常惬意，时间仿佛过得很慢。

这让我想起以前上学的时候，在学校午休期间，我也曾这样和一些比较特殊的同学，在校园没人的角落里聊天、晒太阳、打发时间，只不过我们爬的是单杠，没有电影里那么高。

周正就像是这样的特殊同学，他口吃，于是被同学嘲笑，于是自卑，学习成绩下降，被老师父母嫌弃，于是更加自卑，学习成绩更加下降，进入了恶性循环……其实他并没有那么“不正常”，只是缺少把他带出恶性循环的外力。

通过影片可以看到，本该充当这个外力的家人和老师，都没能把周正带出恶性循环，反倒是“精神病”王战团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来看待。

社会的运转是有规则的，学习、工作、家庭皆是如此。

这个规则是按照大多数人的共性特征来制定的，并没有考虑到每个个体的细微差异，王战团、周正这样的异类在这种规则里自然举步维艰，甚至会面临很多恶意。

王战团为什么会变成“精神病”？

根据电影情节分析可能有两个原因：1、在船上举报走私，结果被打击报复关了几个月，关出毛病了。

2、过了很长时间后突然收到前女友的遗书，精神受到了刺激。

王战团是一个好人，但这世道总是“好人没好报”。

因为好人太正直、太有良心。

太正直，所以举报走私，被打击报复；太有良心，所以对前女友的死过于内疚，走不出心里这道坎，被“卡住”了。

但凡王战团寡情薄义一点，他都不会变成“精神病”。

有句话是：学校教我们诚实守信，社会却逼我们圆滑世故。

王战团看似有病，但却活得比正常人更有原则，也更通透。

女儿未婚先孕，其他人都觉得是耻辱，他却觉得两情相悦即是圆满。

神婆PUA王战团和周正，说他们有罪，他反手一个电话报警。

神婆PUA那段戏，表面上在写封建迷信，实际上是社会规训以及王战团、周正反抗社会规训的具象化。

这个世道，正常人被各种世俗规则束缚，行事荒诞，反倒是王战团更像一个正常人。

王战团和周正是一类人，他们不仅是忘年交，王战团也充当了周正引路人的作用。

正是有这样一个过来人，充当了让周正摆脱恶性循环的外力，周正才没有重复同样的悲剧。

这部电影很有年代质感，原著也有一定的时代背景，但其实王战团、周正这类人面临的困境，在每个时代都会出现。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神婆大仙”，他们会说你有罪，你跪下，你要接受规训。

但每一代人里也总会出现王战团、周正这样的人物——“应该跪吗？

”影片最后，周正终于走向了大海，他的父母发现，此时的周正和正常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而王战团也逃离了他的牢笼——他是清醒的，他也是自由的。

自由的人不会被规训，他终将奔赴属于自己的大海。

从远离疯子，到理解疯子，到成为疯子，到如今很多人因成为疯子感到自豪；从活个成功，到活个通透，到活个尽兴。

在集体信仰迅速崩塌的时代，“正确”的人生的定义在迅速畸变崩坏着。

而在内地院线片的维度里，前有《宇宙探索编辑部》，后有《从21世纪安全撤离》，冲进山里撒泼，跑去未来发疯，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所有壁垒把自己的生活还原成最自在的模样。

《刺猬》则反其道而行之，这个故事里也有在外人看来得了癔症的主角，整日以看似疯癫的行为方式度日，但他们抵抗庸常的方式却不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发疯文学一样张扬、外放、歇斯底里、甚至带有表演性，他们一生看似都在发癔症却又似乎始终在隐忍，却也得到了各自的尽兴。

人们都说王战团是疯子，因为他时常做出些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像爬上屋顶又跳下来以证明人可以飞，像冲上轮船顶层对着岸上呐喊自己写的情诗，像在马路中央边吹哨边挥旗疏散刺猬。

但人们不知道王战团为什么疯，因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家总是在忙，虽然也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甜，但总之是没有时间关心生活里细枝末节的来龙去脉的，更何况是王战团这样的疯人。

像被自己所向往的大海背叛，像被自己想要朝圣的乌托邦里邪恶的人心所戕害，像被一个人伦与道德最崩坏的年代所裹挟，这些在顷刻间改写了王战团人生轨迹的故事是没人想听的。

大家不在乎王战团的痛苦，只指责他的疯狂，或许也是因为在常人经受后可能会就此永远消沉下去的苦难之后，王战团并没有人如其名地战斗、激进地抵抗或排斥生活里的一切，而是找到了独属于他自己的生活门道。

他遭遇了不自由的束缚，于是他假借棒打鸳鸯之名，替全家答应下了女儿不被看好的婚事；他见过了因为身份和血统遭受的歧视与冷眼，所以坐在高耸的烟囱上目送女儿的婚车远行；他从黑白颠倒的时代里狼狈地爬出，所以总把“应该吗？

不应该”挂在嘴边，并用此来保护弱小；他一次次被动地失去，被不断剥夺走生活中的一切，所以他学会了抓烟，抓小烟，抓大烟。

他被不断厌弃的一生里还有个“徒弟”——周正。

周正也是个病人，最起码在“大家”看来是这样，而且和王战团的待遇一样，也没人知道，没人关心他是怎么病的，甚至险些连观众也不知道了。

周正有程度不轻的口吃，最初我们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先天性的生理原因，还是后天教育造成的难以逆转的“塑性形变”。

但永远焦虑、声嘶力竭、无能为力的母亲，永远暴戾、狂躁、一言堂且自负的父亲，以及他最着急时不经意流露出的结巴，似乎也逐渐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无论是谁也不曾指出这些完全有迹可循的病因，他们只想竭力把周正“治好”，让他真正活得周正起来。

但王战团不觉得周正病了。

也许是因为他不会对插着吸管的鸡架扮成的潜艇不耐烦；也许是因为他看到飞行失败坠落的自己却由衷的开心和兴奋；也许是因为他是自己情诗唯一的拥趸。

周正也不觉得王战团病了。

也许是因为他总是在自己要被打、受欺负时带着自己“应不应该”的金科玉律出现；也许是因为他会躺在阳台外的树杈上和自己干杯汽水；也许是因为那只普通的红色哨子却被他吹出了让人难解的哨声。

他们都想要飞。

砖石砌成的烟囱向来是东北文艺作品里不可或缺的意象，但在《刺猬》里它不承担给主角带来压迫感，或者在结尾坍塌给观众带来震撼感的功能，周正和王战团如履平地般站在顶端，吹响吱吱呀呀的哨，喊着被泪水打断的号，向往着他们各自的那一片海。

而王战团从家里的房檐“飞”下来跌在瓦砾中，周正从阳台上“飞”下去摔在雨水和泥泞里。

他们都想要逃。

王战团追着老贺棋盘上滚走的“兵”，跑过马路、隧道、荒野，最终跑到池塘边，走进浮萍里时，我们都释怀地笑了，他是追老贺，但更是追自己，追一个不存在的，但寄托着他的心愿的，漂洋过海了的自己。

周正在情诗被发现后冲出了学校，他跑出了卡住他的校园，跑过了制式的、被驯化的、端坐在操场上的学生们，冲进了王战团家，倒掉了他的药，打开了他的窗，此时我们也释怀了。

他在救王战团，在救那个曾经救过自己的英雄，也在救未来的自己，在竭尽所能地抓住那颗正在射往50年后自己眉心的子弹。

他们又都想要留下。

王战团在儿子死后，被精神病院接回去时如同忽然间想起什么似的跳下车，冲向了那吞吐着云雾的烟囱。

他伸出手紧紧“攥住”那烟雾，而后又用力地把它揣进衣袋里。

这里他牵挂的人都走了，而剩下的人都要赶他走，他不想离开却无能为力，好在这些年他积攒的最多的经验就是如何带走一段岁月的纪念品。

周正在上大学离开家后，时隔7年才回家探望父母，他抢过母亲的话说“不原谅！

”后又告诉父亲自己给孩子起名“阳阳”，沈阳的“阳”。

他拥有了自己的一片海，并且可以永远的在这海中撒花、畅游、航行，但他还是想记住始发站是哪里。

当然正如他所说他可能永远也无法原谅父母，所以他把儿时父母经常喜欢抛给他的“伪选择”抛给父母，自己起好的名字却佯装成父亲起的，“替你选是为你好”在此刻逆向发生，而这背后“替你选是为了让你以为我爱你”也同样逆向发生了。

其实在观影过程中我不断在思考，生活苦闷、压抑如王战团、周正，他们为何从没有想过自毁，在某个终于无法忍受的时刻结束这一切可好呢？

直到周正喊出“你不是死子”时我仍在疑惑这句话的依据在于何处。

周正7年后回家，我始终以为此时的王战团应该已经故去，但带着这种预期看到最后一幕周正说到“王战团在我考上大学一年后从精神病院逃了...”后我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

在我这个自认为已经对类型片的故事走向、剧作写法了然于胸的人都认为，在精神病院里给出哨子就是王战团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后，他却依然在追逐梦中的那片海，依然在奔赴他此生必须游到的太平洋。

王战团果真不是死子。

因为他永远有一个梦想，虽然他不常常挂在嘴边，虽然旁人看不出他始终在追逐，纵使没人相信凭借他能达到那个虚幻的彼岸。

在DC粉丝中有一个关于闪电侠的梗叫“Run！

Barry run！

”这句话本来是在闪电侠突破极限打破困境时助燃的一句口号，但随着闪电侠这个机制怪角色逐渐被滥用，这句话最初富含的情绪也渐渐被消解，变成了一句调侃闪电侠“哪里需要往哪搬”的戏言。

在《刺猬》结尾我看着王战团和周正在江中游向远方时脑海中不住地浮现出这句话。

被时代戏弄，被世人嘲讽，被药物所困的王战团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俨然已经是一副被消耗殆尽、磨平了锋芒的疲惫状态，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仍然选择了奔跑，向前不断的奔跑，跑到河里去，游到海里去，一直游到太平洋的中央。

与王战团不断寻找远方的路不同的是，周正的人生选择步步体现着对于过去一切狠厉的否认。

母亲说“幸亏你没变成王战团”，但他说“不，我就是王战团！

”这话当然没错，因为他见过王战团这一路走来，他知道他为何而“病”，他知道他的过去绊住了他的一生，所以他要把自己的过去狠狠地斩断。

在赵老师第二次来到家里，执起拐杖时，PUA的对象变成了周正，而周正选择撕破脸，掀翻桌。

这一场戏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王俊凯的表演张力，他任由那被人诟病一生的口齿沾满鲜血，他过去始终柔软天真的双眼似乎冒出地狱的业火，赵老师总喜欢拿鬼上身解释癔症，而此刻的周正恰如挣脱束缚的恶魔彻底占据了这副躯体，肆无忌惮地享受做主的快感。

7年后抢答母亲的“不原谅，我无法原谅”是我今年在院线观影中最受震撼的一场戏，这场戏的力度远超《涉过愤怒的海》中挂起的老金。

它干练、干脆、充满应然的自得与自洽，这本就是早应发生的必然结局，周正为了敲定父母所面临的这个死局已经等了太久，这明快的否决带给了我真正的解脱、通畅、清爽和感动。

《海边的曼彻斯特》讲人可以不和解，永远不和解，但也代表着会永远活在悔恨中。

而《刺猬》则更颠覆，人不仅可以永远不和解，不和解反而可以成为让人更轻快地迈向自己的未来的助力。

近些年对我个人影响和震撼最大的一部电影是《鱼之子》，在影片结尾，获得了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女主角返回家乡，穿上了儿时影响自己的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模样，带着一群和当年的自己一般大的孩子们疯跑、欢笑、不顾一切的冲进海里。

就是在那一刻，我励志永远要保留一个成为村东头的二傻子的权力。

在我看来《刺猬》的结局正是对《鱼之子》的续写，Mibou跳进海里一直向远方游去，与此同时多了王战团和周正两个伙伴。

这个时刻与我而言要比《绿洲》里的地铁站起舞美太多，也浪漫太多，因为相较于李沧东对“病人”的“正常”态强化，顾长卫和冲田修一将“病人”们的“病态”放到最大，对他们发起仙症的时刻给予了最高的评价。

我何必像你，而你也不必像我，难道你的衣袋里也有沈阳工厂烟囱里的烟吗？

精神追求与现实生活纠缠在一起，并以时代的特征与现实困境作为背景色，伴着影片的推进。

整部电影，涵盖了大约40年跨度。

既有影片人物被“卡住”的精神困境又有四十年内发生的现实情境做背景。

影片中无不体现着虚实变换与彼此的张力。

大海和船“大海”是一种意像，是主角王战团（葛尤饰，以下简称“战”）的精神世界，也是如汪洋般的现实社会。

片中开头就展现了一个了这样一个桥段：当海员的战在船上举报船长走私，结果遭到船长的监禁，直至上岸，然后战又拿出给情人写的情诗抛撒于海风之中。

这一段就颇含寓意。

“船”就是同呼吸共命运的象征，在“文革”结束后的经济初起时（1980年），船长利用自身的特权进行走私的行为，就是一种对历史涵洞窥视和想象的回应，战就是那个没有认清形势，傻到在海上航行的状态下就干出所谓“义举”的人，结果被船长关了禁闭，并彻底阻断了想看太平洋的梦想。

而那梦想又是通过战阅读《海底两万里》形成的欲念，进一步去想，《海底两万里》是凡尔纳著名的科幻小说，那是人类尊崇科学的象征，是用科学的思维去幻想未来的文学作品，虚构与非虚构叠在一起，推动小说演进。

这也与本部影片的“虚”与“实”相关照。

船长可以摆布船员，因为他及同伙垄断了所有资源。

像战这种耿介之士，就是那种以“不通世故”为荣的沈从文所自嘲的“新式书呆子”在新社会的表现注1。

“大海”更是给战涂上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战对理想的坚守是贯穿影片始终的。

这也是部分观众内心激动的原因。

在虚构的电影中，找到了自己现实中的内心关照，又是虚与实的共谋！

凡尔纳小说中的太平洋是战内心中的梦想，真的身处其中时，发现太平洋是如此“波涛汹涌”，以至于葬送了自身的梦想！

小说与现实差距的残酷性对战的冲击恐怕是凡尔纳始料未及的。

船的寓意，也就是“社会”的寓意，而影片中陆续出现的各色人物，也就是不同的船员，在谁也无法逃脱而登岸的前提下，展现出各自的“本领”，去处理与“船”的关系，也自发形成了一股洋流。

人们在洋流中浮沉游弋，挣扎、溺毙。

没有人能真正上岸。

这在小说中有句话说得明白：“王战团，你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

”影片中，家里人认为战不正常，请“出马仙”看事后，把家中客厅摆放的世界地图撤换下来了，替换为祭拜的牌位。

当一个人不被视为正常的时候，被边缘化，连他的兴趣爱好都会成为障碍，个人的视野就会被强行收缩，影片中战的那件绘有航海图的搪瓷缸子就是隐喻——全部的寄托最终缩减在缸子上。

姓名王战团，总是强调自己的名字，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辈分称谓，在乎的是别人是否直呼其名。

就像小说原著中所描述：“王战团就是王战团，我娶了你大姑，不妨碍我还是我，我不是谁的大姑父。

”辈分称呼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排序，人们在排序中识别、定义彼此，也从中算计出基于身份的对他者的拿捏与边界，但过度包装和强调就会是隔膜与虚荣。

校服、制服、编号、都是抹除个性的外在操作，是管理者刻意安排的“边界”，目的是便于科层管理，基于此，个人或被动或主动地消失于茫茫人海，放弃挣扎，用自我的消亡换来安全与“舒适”，管理者也包括在内——成为此纵向关系中的上位者，具有明显的优势——垄断资源的优势——就像“船长”。

虚拟的边界以现实的外貌来区隔和显现。

名字是虚的，是符号，表达出缤纷生命的存在，但却要努力与整齐划一的外部建构进行多重性，多义性的校准，此间的对抗与妥协从不曾停过。

信仰当人们失去自我，没有建立起对世界的自主性，为消除内心的恐惧和不确定性，急需一个更权威的宿主——寄居于其内，把自己的无助与孤独委身于其下，所以会有偶像崇拜，而神的引入，就是最便捷和争议较少的方案——迷信便产生了。

人们不断变换着信仰、神(偶）像，希冀躲藏在权威的羽翼下，在精神层面给予自身与世界的关系某些合理的解释，遵从宿命论的编排。

将妄念转为对现实的解释。

信仰成为轮候的方案，待价而沽，人们从不同的信仰中得到不同的解释，试图理解这个不确定的世界所带来的不安。

换个角度，就是人们主动放弃对事物解释权的自主性，而交给信仰对解释权的垄断，也就失去了自主思考的能力。

我思故我在的人消解于集体和权威中。

当其感受到安全与稳定后，也会将此种方案传递给同类。

比如电影中周正被其母亲逼其在“出马仙”面前下跪。

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电影中有个画面，就是战逃离妻子的看管跑去找周正，爬上树，与站在阳台的周正分享汽水，当他们隔空碰瓶时，像极了西斯廷教堂天顶画《创世纪》。

有自我的人，不需要外界的救赎和神的旨意。

周正与姑父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自我掌控感最强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

当然，信仰也安定人心，让遇困之人可得到某种心理抚慰。

原著中说：（在参加王海洋葬礼时）“我问，信佛好吗？

大姑说，好。

她戳了戳自己心坎儿说，这儿不闹了。

我想通了，你哥该走，都是因果。

”病一个自卑的人总是以不断打击别人来作为防御的手段，试图以此躲避别人审视的目光。

但实质上，没有人真的在乎过他。

但他却还渴望获得别人的关注与爱。

这就是矛盾的集合体。

被卡住了，是许多人的困境所在。

周的父亲就是如此的一个典型角色。

知道自己被卡住了还算好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卡住了，或者以各种方式去努力让别人“卡住”——和自己一样了，以为这样就安全了。

他们内心中孤独、无助被孤立的焦虑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特别是自己可控制的人身上，聊以自慰自欺。

人们的精神困境包括不断被别人定义，自己解释生活的权力被扼杀和束缚。

并被迫接受定义，遵从社会价值排序去活着。

影片中，周正的父亲（耿乐饰），当外人在场的时候，总是扭脸看向别处，不论是他的儿子因为口吃和差成绩，还是因为自身的底层现实，都不愿面对，逃避成为一种本能，身体的姿态暴露了他的自卑感。

他自己就有口吃，又经历过下岗，那个时代的底层人，多多少少都有些“面子”问题，这也是经年累月社会价值排序中型塑成的心智。

周的父亲永远要在儿子面前摆出威严与不屑，要以某种冷暴力来“爱”这个家和孩子，试图将不幸在孩子身上迅速有所“改观”，这本身也是病态的。

家暴，校园霸凌，边界感缺失，歧视，信仰缺位等等都在影片中有所展现，这其实就是“病”，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染疫却不自知——是病人的群像。

当周正面对“出马仙”的恐吓和暴力时，他勇敢地挑衅说“我把你爹（刺猬）吃了！

”，这意味着与威权的公开决裂，从周正和王战团在小树林一起吃刺猬那件事起，就已暗示他们本就不信任何“邪”——“权威”。

他们只信自己！

战的妻子不断变换心中的“神”——信仰，也说明人们内心的迷茫与精神的游移，这更是现实中无法根治的精神病。

社会治不好一个没病的人！

美其名曰：治理。

另外，“病”这个意象，也迎合了当下人自愿自认有病的观念，仿佛不自称有点抑郁就不好意思似的，无法在病友们的群体中生活下去，这也是一种逃避自由的病！

其实，这电影中一直用不太自然的方式去否定“玄学”的展现。

这本身就是“病”。

但必须带病过审！

不在此展开讨论了。

观众早都久病成医了。

其他隐喻影片中周正学有所成，乘风破浪游弋五湖四海回到家后，明确表达对过往社会和家庭的“不原谅”，这是一种态度，是认清当年的伤害对自己的影响之后，对某种权威发出的更坚决的否定！

当有一个自以为是的病态权威在某个区域控制你的时候，远离是最好的选择，得到的将是全世界无限的可能性与自由！

或至少可以拥有精神移民，如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

主角王战团，从太平洋的巨轮回到岸上挖煤，从象棋摊和卡拉OK广场回到家里，然后又跑到树上与周正相会，最后躺平于自家的床上，这一系列的过程就是一个人慢慢被绑缚的过程，这让人想起王小波所说，一头牛慢慢被锤成阉牛的过程。

社会惧怕的是不安分的人，尽一切办法去让他安分下来，看似是为了那个人好，实则是满足监护人自己的私欲。

这私欲就是投射到别人身上的焦虑。

哪怕你是一只猪，也不准你特立独行。

影片末尾，王战团和周正在河水中，飘忽不定，露出两颗头颅，努力不被淹没，挣扎，并互相伸出援手，这个画面让我想起《古拉格群岛》中的一段描述：在黎明前的海洋中一个泅水者看到了另一个泅水者的头，并向他发出了沙哑的呼喊。

（《古拉格群岛》第三部第七章 土著的生活）这段描述是在形容《古拉格群岛》作者索尔仁尼琴于茫茫人海中找到了另一位知己沙拉莫夫的感受，这位知己也就是《科雷马故事》的作者。

影片中王战团这个人物，让我想起另一个人，是赵越胜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里面主要是关于他的朋友唐克的。

其中有这么一段话颇令人动容：“说起唐克，……他的责任是在冰封的雪原上用青春燃起篝火，让那些想逃离心灵监狱的人能得些温暖。

……那是一种‘自由的责任’。

……他只知一事，就是相信监狱之外有另一种生活，而这一事却造就了我们的整个世界。

……他曾创造了自己‘真实的生活’。

”注2影片中经常用倾斜的视角和晃动的镜头来拍摄，这烘托出焦虑和不安全感。

每个时代的服道化也是很是用心。

注1：对沈从文的分析可见钱理群《1949-1976：岁月沧桑》第一章注2：摘自赵越胜《骊歌清酒忆旧时》

一篇关于《刺猬》的repo 一般，不好看也不难看，葛优的演技很好，王俊凯也凑合。

总结归纳整个故事，就是王战团和周正的故事，王战团，一个别人口中的疯子，周正眼中的朋友，周正，从小结巴，在家里不被人看好，在学校被人欺负，王战团帮他维护尊严，他理解王战团，也是唯一能理解他的人，年少时父母庆幸他没有成为王战团，周正却认为他就是王战团，王战团是唯一把周正当为正常人，公平对待他的人，周正也把他当做自己的朋友，在最后他的母亲和他说 周正的妈妈说：“还好你没有成为王战团。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

”“那你能原谅我们么？

”妈妈哭着问。

周正答道：“我不原谅！

” 他想成为正常人，可身边的人却不允许也不认为他是正常人，回头想一想，他又怎样呢？

就因为结巴吗？

寻医求诊那段看的我真的好生气，迷信刺猬，而刺猬真的能治好他吗？

当然不能，那是迷信，那是所谓的药方。

周正成为了王战团，王战团其实就在他把自己照片抠下来，冲入水中的同时自我解脱了，他进入精神病院，只是为了让家人放心，他不认为自己有病，也不认为周正有病，他热爱大海，永远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他相信自己去过太平洋，他相信他自己就是一名船长，他没有实现的梦，周正帮他实现了。

周正成功了，从别人不看好的眼光中走了出来，他不再遭受偏见与鄙夷，他成为了王战团，成为心中的自己。

不知道郑执是否愿意承认，《刺猬》或其原著小说《仙症》其实受到了蒂姆·波顿《大鱼》的影响。

相信这么一说很多人会瞬间想起：《大鱼》也是以一个晚辈的口吻，来追忆父辈传奇的一生——只不过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大姑父。

《刺猬》中的王战团同《大鱼》的父亲爱德华一样，生性自由、热爱冒险。

他们惯以千奇百怪、荒诞不羁的幻想来夸饰自身的经历、混淆虚实的边界——这份自发、自觉乃至自省后的想象力并非癔症，而是他们对抗多舛命运和坎坷人生的武器。

说穿了，人生都是一种“想象”，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所有意义都是人说的。

当一个人的年龄愈长，先前被赋予的“意义”将如“无边落木萧萧下”，生活也会愈发流露出一种扑朔迷离的苍白底色——这就是在很多老人眼中，你能看到彻底的失望和幻灭的原因。

大多数人不明白，可王战团和爱德华明白。

他们不愿让自己的人生落入这一境地。

想不“幻灭”的唯一方法是为自己提供源源不绝更多的“幻”：“大鱼”也好、“太平洋”也罢，能为生活注入强大的动力和激情、用诗意温暖日益衰竭的肉身，谁又能说它们不真实？

两部电影不光主人公相似，细节方面也多有雷同：《大鱼》中同样出现了跨海航行、诗歌、信件等元素，甚至爱德华和王战团一样都当过兵（自然，他们都夸大了这段经历）。

最绝的是以下这句台词：爱德华与妻子的忠贞爱情也曾差点儿被“卡住”，幸而他挣脱了。

它们最大的不同来自主题：《大鱼》试图模糊现实与想象的分野，理想主义色彩更浓；而《刺猬》想要翻转“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现实批判意味更重（虽然电影弱化了很多）。

简而言之，《刺猬》真正想说的是：作为人群的异类、时代的弃子，要怎么“顺杆爬”、如何活下去？

小说和电影的最后一句话都是“从此我再不会被万事万物卡住”——这是句乍听起来相当抽象和笼统的话，我想，只要搞清楚“卡住”王战团、周正乃至所有人的究竟是什么，就能看明白影片批判的矛头所在。

我把“卡住”人的“万事万物”分成四个层面。

一、权力在原小说《仙症》中，王战团是因在文革期间拒绝站队、梦里大骂两派领导而被批斗导致精神失常，“卡住”他的是船长和政委；电影将时间线挪到80年代初，改成王战团因发现船队走私而被关禁闭，与心心念念的太平洋失之交臂。

“卡住”他的是吴主任。

虽然弱化了时代背景，但促使王战团发病的肇因没变——掌权者的为所欲为，所以还算说得通。

但这么改的坏处显而易见：剔除了文革因素，王战团的性格成因和日后的行为逻辑便缺乏足够的解释和支撑——只因错过大海人就疯了，这显得过于“小资”和牵强，令观众难以共情。

“等着接受大海浩瀚无边的审判吧”这句话，小说中是政委对王战团说的更糟的是：当普遍的时代之殇被个人的特殊遭遇取代后，先前提到的影片的核心表达：“正常”与“不正常”的定义谁来界定便遭到了破坏——至少显得有些空洞和悬浮。

这么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在一个癫狂的时代，站队、批斗的“主流”行为才是发疯，而作为“异类”的王战团反而是最清醒、最理性、最善良的那个。

问题是置身那样的时代，你不跟着发疯都不行，众人会一口咬定是你“疯”。

结果时过境迁，当年彼此互害的疯子们选择了集体性遗忘，一个个心安理得的“恢复正常”，而当年的正常人王战团却坚持成为一个“疯子”，永远停在了那个时代——这种情况叫“正常”？

电影的改编，使原著中的这层复杂含义彻底没了。

顺带提一句：《仙症》中王战团的初恋陈小姐之死，也和文革有关，而影片将其归因于“贫富差距”，批判的力量再次削弱。

二、权威权力用行动“卡”人（关禁闭），而权威以思想“控”人。

相较赤裸裸的权力，权威披了件谆谆善诱、“我为你好”的伪善面纱。

在小说和电影中，象征权威的是替人“看事儿”的赵老师（任素汐）。

赵老师和她口中的“白家三爷”（刺猬）代表的无疑是种落后的迷信观念，但需注意的是，她这一整套扯淡逻辑却得到了来自民间社会的广泛支持，也就是说：权威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为和人群达成了共谋。

二者形成合力向不符合社会期待的异类“开刀”。

在小说中，面对权威的施压，周正最终选择了屈服，承认“我有罪”。

电影的改编则积极得多：周正偷将手机塞给王战团并勇敢地对权威说“不”，王战团报警，警察破门而入，周正依然做回了他自己。

然而，这一改动实则是说不通的。

《仙症》给出的年轻人成长方案其实是：你必须“认罪”，否则就是第二个王战团——王战团在文革中拒绝认罪，一味较真于“应不应该”（他的意思是：他没罪，是这个时代或这个世界“不应该”），终使自己的人生“卡在了节骨眼儿，全是灰”。

若想不成为时代的一粒“灰”、“顺杆儿往上爬”直到成为“尖儿”，那你就必须在人生的“节骨眼儿”上认罪。

出于过来人的经验和不愿晚辈重蹈覆辙，王战团其实是希望周正“认罪”的，所以他不停在隔壁房间大喊“你爬啊！

”，而周正也果真那么做了——伴随“一口鲜血”，他的灵魂“一分为二”，口吃自此好了。

这就是王战团给予周正的最大教育意义：时代或社会是不可能有病的，有病的只能是你自己——你若不认这点，那就成为“灰烬”而别想成“尖儿”。

说到这儿，能看出《刺猬》结局暗含的逻辑矛盾了吧：既然周正决绝地拒绝了社会的规训，那他的口吃是怎么好的？

又何必要好？

周正说“我就是王战团”——如果你们两个真的一样，那为什么同属异类，王战团不能成为海员不能成“尖儿”而你可以？

还有：周正反抗权威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王战团及时搬出了更大的权威——警察。

对这一改编我也是服。

三、家族家庭如何将人“卡住”是电影拍的最清楚、最有力的部分，这在王战团、周正两人身上都很明显：大姑给王战团下安眠药，试图将他“卡”在床上；周正更不必说，父亲常年对其恶语相向、拳打脚踢，家人更通过喂中药、针灸、口含石子、反锁在家等各种途径来“卡”他。

相较小说，影片对原生家庭之殇有所放大——尤其体现在耿乐的暴力戏码和周正的那句“我不原谅”，我以为这多少有点喧宾夺主，一来容易让观众误会这部电影的主题，它的重点并非控诉原生家庭伤害、主张逃离并追寻更大的世界；二来、类似的电影、类似的表达已经太多，尤其近几年。

我猜影片之所以给周正安排更多的家庭戏码，是因为少了特殊的时代背景，就需要用与现实接壤的强戏剧冲突来让这个悬浮的故事落地——包括增添校园霸凌戏和周正女同学的角色，也都基于这一考虑。

我是觉得这么处理没啥意思。

就拿那个女同学来说，周正和她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根本没拍清楚么。

这角色无头无尾，删了都无妨。

反而是原作中已有的角色，电影并未让他们变得更加出彩。

譬如李广源和王战团的两个孩子：王海洋和王海鸥。

最失败的是奶奶一角，原作中的她是个视王战团为空气的冷漠大家长，影片延续了她的形象，却又让她在送周正上学时说出这样一句台词：“回来干啥啊！

能走多远走多远！

”——可你不觉得这跟她当初面对王战团“能飞多远飞多远”时蹦出的那句“这可咋整啊！

”是有些矛盾的么？

这个人到底算保守还是开明？

还有刘雅瑟饰演的儿媳角色，纯属鸡肋。

四、世俗世俗观念“卡”人又分两方面：世俗道德和实用主义。

前者体现在王海鸥的婚事上，若非王战团及时出马，这个家庭就会以李广源是“离过婚的老流氓”为由将这段爱情“卡”住。

王战团无所谓，他关心的只有一点：“能对她好不？

”他的心里只有爱，没有世俗道德，包括未婚先孕。

实用主义体现在这家子的所谓信仰上：出马仙、我主基督、佛陀......总之哪个有用拜哪个，没用就拜下一个，若发现还是第一个有用就重拿出来倒头再拜......

这就是所谓的“信仰”，本质是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

王战团对这种“主义”免疫，因此他会语带讥讽的取笑赵老师：“你左眼比右眼大。

”“我刚才还救了你爹呢，咱俩算扯平了吧”。

好，总结一下刚才提到的四个方面：权力、权威、家族、世俗。

于是我们发现：能“卡住”人生的还真是“万事万物”。

问题随之而来：不觉得“万事万物”的批判范围实在太大了么......原小说就存在这个问题，啥都想说，但啥都没说请。

不过好在有条“历史记忆该如何消化”的暗线支撑全篇，只是藏得比较深。

如今电影拿走了这条线，于是，由“万事万物”构成的无所不包的大网便被撒向空中，我们知道它想捕获一些东西，可这只是在凭空发力——因为它对每个人物最深层的、如其所是的内心驱动力都语焉不详。

看来，想在抽离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指逾出家庭的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前提下讲好故事、塑造好人物，实在太困难。

你的主题太大，可你的落点太小。

《仙症》的主题和内容就不是很协调，它在隐喻和结构方面有亮点，但通篇读下来的感觉是散乱、臃长以及流水账。

尤其小说的语言不好，人物对话处理的相当随意。

电影依然是流水账的既视感——它像是一部关于两个人生活碎片的合集，片段与片段间缺乏情感伏笔和逻辑勾连。

要我说，这部小说就不太适合改编成电影。

它的情节太平太碎，而它的意旨太丰富太晦涩。

这也导致关于该片的评论滑向两个方向，要么太玄乎，如“疯癫与理性”；要么太鸡汤，像是“做我自己、拒绝内耗”。

其实，都未得要领。

因为即便是具备时代因素的原小说，它想表达的东西都一言难尽。

想想电影海报和歌词中的那句话吧：“逍遥梦里逍遥游”——你说这咋拍，可能最好也只是现在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