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传染病对人类而言仍然十分可怕。

那么在几百年前的古代发生了瘟疫，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故事发生在1642年，明朝内忧外患，一方面要面临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又深受瘟疫的困扰。

眼看就要打不过李自成了，崇祯皇帝只好把囚犯孙传庭放出来，让他临危受命。

乍一看好像是崇祯给他一个戴罪立功机会，但其实他入狱的原因很冤，他是被奸人陷害，再加上崇祯是非不分，他本来就不该入狱。

孙传庭来到潼关后，发现这里问题很严重，援剿总兵贺人龙不听从调遣，粮草不够，地方豪强强占军田……最重要的是还爆发了瘟疫，将士接连被感染。

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瘟疫基本上是无解，因为这是1642年，要再过40多年列文虎克才会发现细菌，再过200多年伊万诺夫斯基才会发现病毒。

这就好比三体人发射了两个智子到21世纪的地球，物理学家们突然发现那些被定为公理的物理规律都不成立了，却又找不出原因。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药局提领赵川身上。

他学了几十年的医术，救死扶伤无数人，这场瘟疫却让他束手无策。

患者喝了他熬的药一点效果都没有，还是逃不出死亡的下场。

麻黄桂枝解表，黄芪白术补气，都是祖宗传下来的经方，为什么一点都不管用，他百思不得其解。

医家传统，祖宗疗法，突然都毫无作用，这直接颠覆了他的三观。

一个自认为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其它人也对他十分认可，突然有一天被难倒了，而且穷尽毕生学识也解决不了这个难题，可想而知会对他造成怎样的打击。

正如智子把物理学家逼得自杀了，这场瘟疫也让赵川开始怀疑人生。

他一边问“到底哪里不对了”，一边撞在了士兵的剑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早在公元前430～前427年的雅典就曾遭遇瘟疫，公元21～1266年的罗马帝国也是如此。

从有记载以来，传染病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古代人没有研制疫苗和特效药的技术，但是可以思考病毒的传播方式，从而找到减少伤亡的方法。

比方说，虽然古代人不知道什么是精细胞和卵细胞，但仍然知道做爱可以生孩子，所以就能够想出避孕的方法。

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用纸莎草、蜂蜜、碱和鳄鱼粪做成栓剂，达到避孕的效果。

而人类首次发现精细胞，是在1677年。

同样的道理，古代人不知道病毒是什么，也没有能力杀死病毒，但是可以尽可能控制它的传播，从而控制疫情。

电影中，江湖游医吴又可就是在偶然中悟出这个道理。

冯远征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饰演医院外科专家安嘉和，在本片再次饰演一位医生。

他打开窗户，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处于逆光环境的他就看见了灰尘。

灰尘平时我们看不见，但不代表没有。

于是他猜测，病邪就像灰尘一样，来无影去无踪。

我吸进去染上了瘟疫，再呼出来传给你，你呼出来再传给他人，这就是瘟疫的传播途径。

所以他的结论是首先要告知全程百姓，大疫将至，务必人人小心。

其次是隔绝病患，以防人人传染。

以及开窗通风，以防疫气聚集。

事实证明，吴又可的猜测是正确的。

虽然他不能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的猜想，但至少大体的思路是对的。

然而军队的指挥使根本不相信他：放屁，净在这里危言耸听。

吴又可的思想太超前了，自然不被人们接受，就像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坚持日心说，结果就是被活活烧死。

在所有人都不相信科学的年代，你相信科学，你就成了另类。

轻则被排挤，重则被处死。

和“空气传播”相比，人们更愿意相信是他们触怒了瘟神，要给他们降灾。

他们并没有采纳吴又可的建议，而是请高僧做法，驱瘟神，烧疫鬼。

那些驱邪捉鬼的江湖骗子能发家致富，像吴又可这样的真正能救人性命的医生却颠沛流离。

吴又可当初在太医院工作，但他看不惯庸医弄权，所以才辞官做了游医。

凭借他的医术，他完全可以升官发财，但是他不在乎名利，而是坚持做他认为正确的事。

他辞官做游医反而因祸得福，他接触的病人成百上千，看到的症状也是千奇百怪，从而让他的医术更加高明。

这同时也导致很多人跟不上他的思路，不理解他治病的方式。

军营里刚刚出现瘟疫的时候，吴又可和赵川一起去给患者看病。

患者的症状都是发热呕吐，但他俩写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赵川坚持认为他是对的，吴又可是错的，又是说“这为世代医家所遵循”，又是说“《伤寒论》历经千年，不能因为侥幸治好了几个患者就对医圣不敬”，又是说“如此狂妄忤逆，是我医家之大忌”……

事实证明赵川并不能阻止瘟疫，僧人做法也不能。

所有的办法都不行，他们才决定让吴又可来试一试。

吴又可的做法是隔离感染者，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未感染者住在一个地方，不得越界。

其次是让所有人用布蒙面，相当于戴口罩。

这两件事同时进行，确实有效控制了疫情，至少每天新增的感染者的数量大大减少。

这种方法在400年后的今天仍然奏效，每个人自我隔离两周，从而找出所有的感染者，进一步控制疫情。

不过吴又可这么做只能保证不出现新的感染者，对于已经感染的人，他也没有办法把他们全部治好。

有的人喝了药就好了，有的人喝了药也不会好。

孙传庭见状，做了一件至今都饱受争议的事：在出征的前一天，他趁感染者们睡着后下令放火把他们全部烧死，企图逃出来的也会被火枪击毙。

孙传庭对此的解释是，如果带上他们，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留在这里又有后顾之忧，如果有人把他们放了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其中有一个军人才十多岁就被强迫充军，他不想打仗，他想回家看他的母亲，所以他即便治好了病还是希望吴又可不要解开他的白布条（系了白布条的就是感染者）。

他还远远没到打仗的年龄，他躲过了战争，却没躲过无情的烈火。

孙传庭在整部电影都是一个亦正亦邪的人，你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评价他。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有缺陷、有污点、有心机、有城府的角色，远远比那些伟光正、十全十美的角色更能打动人。

孙传庭的初衷是保家卫国，但是他也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假如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也许很多人都不会动手，但是他会毫不犹豫地动手。

同样的，既然烧死感染者们可以拯救整个军队，甚至拯救全国人，他也会毅然去做。

虽然死者的家属会骂他，百姓会骂他，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人们还会骂他，但是他不在乎，因为他坚信牺牲小部分人、拯救大部分人的选择是正确的。

（当然，几百年前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感染瘟疫就是九死一生，孙传庭烧死感染者有他的道理。

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就没有必要了，既然感染者是可以治好的，又何必杀了他呢？

）当初孙传庭刚刚到潼关后，就先假装向贺人龙示好，然后趁其不备将他拿下，把贺人龙以及他的亲信全部杀了，从而完全掌控潼关。

有人绑架他妻子威胁他，他就骗对方会带他去治病，其实是一刀捅死他。

凶残暴力同时又懂得智取，堪称智勇双全。

地方豪强强占军田，孙传庭向豪强追缴历年积欠的军粮，豪强就烧了账本，又烧死王令吏，死无对证。

豪强觉得孙传庭拿他们没办法，孙传庭就以暴制暴，先斩后奏。

他们觉得孙传庭不可能把他们全都杀了，但孙传庭偏偏就是要把他们全都杀了。

43个豪强全部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他们心狠手辣，没想到孙传庭比他们更狠。

最狠的是他把所有感染瘟疫的人都烧死，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这个世界必须有人做好人，也必须有人做坏人，既然大家都不愿做坏人，那就我来做吧。

他拥有一切成大事的特质，只可惜遇到了崇祯。

崇祯不肯给他充足的准备时间，也不肯给他军饷和增兵，只是一味地催促他出兵，最终孙传庭大败李自成。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孙传庭曾经问过吴又可：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

吴又可说：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孙传庭和吴又可阻止了瘟疫的蔓延，但是没能阻止明朝的覆灭。

两年之后的1644年，李自成就攻陷了北京。

吴又可治疗瘟疫和崇祯治理朝政形成鲜明对比，人祸永远比天灾可怕，瘟疫不能让明朝覆灭，但是昏庸的皇帝可以。

如果皇帝昏庸，有再多的猛将神医都无济于事。

大明劫的“劫”，不仅是指瘟疫，更是指他们有崇祯这样的皇帝。

片尾字幕显示：吴又可领先世界近200年开创性地提出了病毒学说及病毒的传播方式。

他在1643年完成了不朽名著《瘟疫论》，从而奠定了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理论基础，书中所记经方“达原饮”用于治疗非典收到了奇效。

人们把明朝抗击瘟疫的故事拍成了电影，也许未来也会有人把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故事拍成电影。

说不定到时候片尾字幕是这样的：2003年，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护工作者经长期努力抗击了非典。

2020年，终南山说“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而他自己却在第一时间赶赴武汉，继续救死扶伤。

2003年，在抗击“非典”的工作中，李兰娟对浙江省非典防治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性措施。

2020年，李兰娟公布两种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药物。

这片子总体来说不错，服装道具真.良心无误，别说国内，放到国际上能还原到这种程度的古装片也没多少，当然这些在预告片里都能看出来，我在这里主要说剧情。

片子两条线，一条线吴又可治瘟疫，另一条线孙传庭准备出征，两条线都挺有意思。

吴又可本是太医院里的一个医官，前途无量，但看不惯太医们趋炎附势、贿赂成风的丑态，故而辞官，成为游医。

第一场戏就是被一个患者家属抓走说他治死了人，最终在大堂之上证明是那家人自己换了医生换了方子，因此吴又可被判无罪。

只是由于他用药与传统药理不和，因此被勒令不准在当地行医。

对比现在，患者家属直接捅死医生，本朝⑨年义务教育，识字率高达95.9%，结果素质还不如“万恶的封建旧社会”，我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之后一场戏也很有意思，吴又可先是误遇官军，结果在给军官治伤的时候又遭到叛军袭击，官军全灭，他又给叛军头目治病。

叛军头目是个秀才，因为大旱粮食歉收，朝廷赋税不但不减反而增加，老百姓没活路了他才带着百姓去投闯王。

看来笔杆子领导枪杆子真是个真理，是个连淳朴的农民伯伯都懂的道理，比如本朝太祖虽然口口声声“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取得的”，但自己终其一生没有开过一枪...吴又可遇到了他的老师，跟他一起到军营里治病也很有意思。

他的老师坚持使用伤寒杂病论作为依据治疗，却全然不顾他的徒弟提出的此病与伤寒存在差异的意见，而且把吴又可的邪气理论斥为巫术。

结果在他孜孜不倦的努力下，瘟疫果然越传越厉害，士兵们因此拒绝吃药，这老头只能一遍一遍的哭喊“快让他吃药啊，他们怎么都不吃药啊”最后自己也感染了瘟疫，临死前绝望的呼喊“我按照老祖宗留下的方子治病，就算治不好吧，也不至于治死啊，难道真是他们来索命了吗，我不甘心，我不甘心啊”然后七窍流血而死。

对此我就一句话，中医到底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但是死抱着祖宗的方子来面对新的病情只有死路一条。

之后“吴又可の奇幻漂流”，然后领悟了庐山升龙霸，啊不，瘟疫的成因的过程我就不叙述了，当他回到军营的时候就与他命里的贵人（怎么好像怪怪的）孙传庭相遇了……孙传庭线远比吴又可线精彩，虽然他一出现是在天牢里…什么，这个斩杀闯王高迎祥，把李自成打的全军覆没只剩18骑的男人被下了天牢？

崇祯你早上吊几年大明估计就亡不了了好吗？

孙传庭装逼的表示只要5000精兵，加上潼关的兵马足够了，事实证明装逼的下场只有……。

那么在潼关等待着他的是谁呢？

贺人龙。

贺疯子也是一代猛将，但是早已腐化堕落。

在见孙传庭之前，贺疯子在干嘛呢？

答案是洗劫村庄，强奸妇女，屠戮百姓，之后拿他们的人头邀功。

这一现象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人们专门创造了一个词汇来形容这一现象：杀良冒功。

当然，在某个“屠杀狂人”眼里大概这些闯军活动区域的老百姓也是该杀的，不过此逗比已经不在了，我就不鞭尸了。

言归正传，孙传庭杀他倒不是因为他杀良冒功，而是崇祯的密诏要杀他。

“开县噪归，猛帅以孤军失利而献、曹二贼出柙，迄今尚未平定。

遇敌弃帅先溃，致使新蔡、襄城连丧二督也”这就是贺疯子的罪状。

当着甘陕之地的文官武将的面公开处死贺疯子，也是孙传庭为自己立威。

与此同时，贺疯子的亲兵也全部被杀。

那场戏里面明军的手炮队因为没来得及后撤，还被叛兵杀了几个，这个细节相当好。

杀了贺人龙，孙传庭以为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但是他错了。

让士兵们操练，火绳枪打不中靶子，五门大炮两门哑火，有的火绳枪甚至是坏的，然后，还有瘟疫。

武器是首要问题，孙传庭质问工匠，为何武器坏了不修？

答案就两个字：没钱。

之后孙传庭又视察粮库，结果粮官企图用装着泥土和沙子的粮袋蒙混过去但是玩脱了，孙传庭在盛怒之下杀了他，却被他的幼女目睹…如果看到这里的小伙伴觉得这粮官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请自行百度1998年南陵粮库造假事件，那可是当面欺骗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朱镕基自己的评价“不久前我到安徽省南陵县去察看粮食仓库，在我没去之前粮库都是空的，后来他们把一些粮站的粮都搬过来，摆得整整齐齐。

连我都敢骗，真是胆大包天！

”当然最牛B的是，这一造假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时任芜湖市委副书记的倪发科，居然没受到任何处罚，两年后还升官了，直到2013年才被处理，已经官至安徽省副省长…粮官你太苦逼了，得罪个小小的陕西总督就被杀了，要是生在本朝，你可以当面欺骗内阁首辅，不但死不了，还能继续升官发财哩。

缺钱是问题的核心，孙传庭去找土豪做朋友。

土豪确实愿意跟他做朋友，但是不愿意给朝廷出钱，孙传庭张口要10万两白银，土豪们多的给出500两，少的只给50两。

孙传庭气愤不已“门外那些是你们给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朙朝的，大朙朝要是亡了，你们给孙传庭有什么用！

”同上，要是小伙伴觉得这些土豪真是胆大包天，大朙真是腐败透顶，想想本朝，土豪们不是照样给官员豪车豪宅现金珠宝，却偷税漏税吗？

至于瘟疫，孙传庭倒是一开始没当回事，医官不行就杀了换一个呗，当然，当最后一个医官也被他杀了之后，真正的问题就来了…幸好这时候，吴又可来了。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开始分工合作，吴又可治病，孙传庭秘密清查被土豪们占领的军屯，一切貌似走上了正轨。

但是崇祯隔三差五催孙传庭出兵又不给播一文钱一粒粮食却为大朙的覆灭留下了伏笔…言归正传，在吴、孙二人夜♂里♂畅♂谈之后，吴又可又被绑架了，而且绑架他的就是之前那个秀才，话说他也是官军了，只是听说闯王有令，活捉吴又可有重赏…当然孙传庭最终搞定了他们，但这一事件，以及一个绝望的患病士兵绑架了孙传庭的老婆这一件，导致了孙传庭对于患病士兵的不信任，他开始建造牢房一般的隔离区…随着崇祯越催越紧，影片逐渐进入高潮部分。

孙传庭在与土豪们的宴会上提出要收复他们侵占的田亩，并且把与他们勾结的总兵任琦抓了起来给他们看。

谁知土豪不以为意，反而当面肛他“就凭任琦的空口白话，孙传庭你想干什么？

你能干什么？

”其实有那么一瞬我都有点敬佩这个土豪了，我等当着吧务的面作死大不了换个号又是一条好汉，但是当着陕西总督的面作死，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精神？

但是，土狼说过“人作死就会死”，于是孙传庭一句话“问得好”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的副将拔出短刀割断了土豪的颈动脉。

孙传庭命人宣读罪状，47家土豪处死，家产充公。

风水轮流转，这回轮到土豪抱着他的大腿求做朋友，结果被他一脚踢开。

之后他的台词可谓经典“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自古道得民心者的天下，你们知道民心是什么吗？

民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一回都输不起”这就是为什么我党哭着喊着也要死守18亿亩红线的原因，希望那些动了歪脑筋的土豪引以为戒。

大军就要开拔，百十个重病号却还没好，如果随军开拔可能会导致瘟疫死灰复燃。

这一问题让吴又可头疼，孙传庭却不以为意，他的解决方案是和吴又可喝酒…他问吴又可，“大明朝是否气数已尽？

”吴答曰“本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治愈”但是孙传庭没时间了，他需要猛药。

夜里让任琦进入隔离区防火，然后再令士兵包围隔离区，手炮火绳枪一通上，问题解决了。

吴又可苦笑道“将军控制疫情的方法真是远胜于我”之后夜间逃离军营。

孙传庭制止了手下前去追杀的提议，大军开拔。

然后，“传庭死而明亡”。

这片子总体来说相当不错，吴又可线平淡如水，要是剪短一点把重心放在孙传庭线上就更好了。

这片子是明粉拍的，但是明朝吧却把这片子黑粗翔，反倒是我等天天抽朙粉的洋奴力捧此片，真是患难见真情，谁才是良心一目了然。

至于此片，总结起来就是“一文一武企图扶大厦于既倒，可惜虽有报国之心却无回天之力，大朙病入膏肓，气数已尽，早已在劫难逃”人文气息不可谓不传统，但是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又怎能不动容呢？

公元1642年，大明朝崇祯十五年，闯军围攻开封。

李自成来势汹汹，麾下大军如排山倒海，将开封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狼烟吹起，战鼓轰鸣，伴随攻城的一声炮响，大军开始冲锋。

开封，曾是北宋的汴京，想当年，那是何等的繁华热闹。

如今，不过是一座孤城。

所谓的繁华早已是陈年旧事，只能在《清明上河图》中窥见端倪。

孤城的守军是孤军，城楼守卫的明军如残花，日渐凋零。

他们每击退一次冲锋，就会陷入更深的绝望，深渊正在虎视眈眈地凝望。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敌军源源不断，蜂拥而至，旌旗漫山遍野，无边无际，一眼望不到尽头。

黑云压城城欲摧。

从城楼另一边眺望，帝国的援军却迟迟不见踪影。

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此刻离帝国灭亡，仅仅只剩下两年。

两年后，正是城下这支气势汹汹的农民军，席卷了帝都，逼得大明皇帝自缢而亡。

但1642年的崇祯还在垂死挣扎，他仍然幻想着能有于谦那样的忠臣力挽狂澜。

他废寝忘食地进行了一番苦思冥想，最终敲定了一个人选。

此人便是孙传庭。

公元1636年，即崇祯九年，孙传庭率军大破贼军，打得李自成只剩下18人。

这位人高马大的陕西硬汉吓得魂飞魄散，跑得再慢一点就成了孙传庭的刀下亡魂。

捷报传回帝都，崇祯喜极而泣，大臣们山呼万岁，京城一片歌舞升平。

谈笑间，声势浩大的贼军仿佛就这么灰飞烟灭，根本经不起风吹雨打。

站在1642，回望1636，那场大捷已是遥不可及的记忆。

如今的李自成不仅卷土重来，大军如滚雪球般一天天壮大。

其战法，已经从流寇式的声东击西，进阶成了大规模的攻城略地。

等到崇祯御前召见孙传庭之时，李自成已经开始进军关中。

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潼关，一旦潼关失守，中原大地将无险可守。

帝国京师的大门，就会向李自成敞开，任你是于谦再世，照样无力回天。

见到孙传庭时，眉头紧锁的崇祯问，需要多少人才能平定叛乱？

孙传庭回道：五千精兵足矣。

语气毫不犹豫，眼神坚挺如铁。

听罢，崇祯长舒了一口气，于是孙传庭率军前往前线，阻击北上的李自成。

以上，正是影片《大明劫》的开头部分。

关于明朝历史的电影有很多，但走的都是戏剧化和演义化的路数。

说白了就是不够真实，更谈不上真实感。

而电影一开头的攻城戏，迎面扑来便是这股子真实感。

佛朗机炮、火铳、布面甲、臂甲等服道化的细节呈现，足足称得上细致入微。

虽不至于百分百还原，但在近十年来说，已经是首屈一指的用心良苦。

但最核心的真实感还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是影片的两位男主角。

一位就是之前说过的孙传庭，另一位则是吴又可。

孙传庭是兵家，身为帝国的擎天一柱，他为了救火疲于奔命。

根据影片呈现，他到潼关一看，登时就傻了眼。

粮仓里的粮食早就被贪官污吏蚕食的干干净净，军粮是个问题。

自古以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饭都吃不饱，难不成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

粮草短缺的同时，是兵饷的巨大缺额。

到明朝末年，明太祖设计的卫所制早就名存实亡，募兵制大行于世。

所谓募兵就是花钱雇佣，这兵饷就是给士兵的发的工资。

募兵制还有一个特点，武器装备也是由帝国财政一应承担，统一配备。

但是潼关守军的装备严重不足，用于防御的布面甲都不够，更不用说火铳。

没粮草，没军饷，没装备，没有可以补足的兵员，也没有中央帝国的后援。

所剩不多的地方守军还各自为阵，不服调遣，和闯军总是眉来眼去。

李自成麾下不是几千几万人的小股部队，而是几十万，浩浩荡荡，士气高涨。

这仗怎么打？

孙传庭算是看出来了，所谓剿灭李自成，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缺粮缺钱，短时间内倒不是最致命的，孙传庭可以向大户开刀，打土豪分田地。

他缺的是时间。

隔三差五就会有监军带着崇祯的旨意前来，核心就一句话：督师怎么还不发兵？

孙传庭可以理解此刻崇祯的心情，但是老天爷不理解。

明朝历史上最凶猛的一次瘟疫，席卷了帝国的中原大地。

光是帝国的心脏，皇帝所在的京师，就有二十万人死于这场来势汹汹的大瘟疫。

京师尚且如此，孙传庭所在的潼关地区也不能幸免。

乱军四起需要救世的能臣，瘟疫横行则需要救命的良医，吴又可就是这个良医。

瘟疫爆发时，京城内外的大夫们首先想到的是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是东汉末的名医，当时同样是瘟疫横行，中原大地十室九空，哀鸿遍野。

当时的曹操见了此等惨状，悲从中来，写了一首诗，名为《蒿里行》。

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张仲景的药方则有效遏制了瘟疫的传播，于是被后世的医家奉为圭臬。

时光飞逝，来到明末大灾变的时代，这位大名鼎鼎的医圣已经去世一千多年。

与此同时，瘟疫早就不是当年的瘟疫，祖师爷的药方此刻并不灵光。

影片中的吴又可提出《瘟疫论》，靠着“达原饮”的药方，初步遏制了瘟疫。

明朝末年的瘟疫以鼠疫为主，说是天灾，又何尝不是人祸。

每当改朝换代时，我们总能听到这八个大字：天崩地裂，山河巨变。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天地的眼中，山河依旧是山河，只是变换了颜色。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在后世文人骚客的眼中，山河巨变也是如此。

但是，后世的人旁观者清，现世的人当局者迷。

孙传庭可说是兵家，吴又可是医家，关于明末风云变幻，两人有段对话。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为乱，这就是吴又可给孙传庭的启发。

历朝历代，都在反复念叨着一句话，得人心者得天下，问题是，什么是人心？

在孙传庭看来，人心就是粮食，是源源不断的兵源。

这人心在李自成那儿，所以他输个十次八次都可以，但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输了，就是身死国灭。

瘟疫再可怕，鼠疫在嚣张，但是在四海八荒的人心面前，只是纸老虎。

孙传庭文韬武略，并非亡国之臣，崇祯励精图治，并非亡国之君，可还是亡了。

追根究底，这大明朝的人心，早在万历朝，就已经散了个干干净净。

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即公元1586年，万历皇帝就不再上朝，深居后宫而不出。

长达三十多年的时光中，君臣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中央帝国的权威日渐下降。

从国本之争开始，君臣之间势同水火，根本不存在一丝一毫的信任。

伴随着万历三大征的落幕，户部一盘算，竟有一百万两的巨大亏空。

很不幸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时辽东的女真部努尔哈赤开始崛起。

25岁的努尔哈赤，靠着祖上传下来的十三副甲胄起兵，统一女真称霸一方。

在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十万大军遭遇努尔哈赤猛攻，丢盔弃甲，惨败而归。

尽管之后攻守易势，但此战对大明朝并非致命一击。

军事行动的惨败带来的最大后果，是帝国财政的巨大亏空。

明朝是大一统王朝，本该富有天下才是，怎么一场战役的失败，就穷得铃铛响？

明朝经济结构高度单一，初期实行海禁，税收主要以农业税为主，商业并不重视。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靠着农业税的收入，自给自足基本上是没问题的。

但是到了万历年间，进入了多事之秋，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农业税根本就不够。

光是援助朝鲜的战争，就耗费了800多万两白银。

如果不搞农业加税，如果不搞盐矿官营，只要一场大战，户部就得穷得哭爹喊娘。

小农经济本就脆弱，稍有天灾便会粮食歉收，遇上大灾，还容易闹饥荒。

有了饥荒就会饿死人，饿死人就容易闹瘟疫，瘟疫雪上加霜，就会死更多的人。

与其待在家乡做着等死，不如去有粮食的地方乞食，流民眼看着越来越多。

胆子大的就三五成群，开始打家劫舍，实力强的甚至开始啸聚山林，好不快活。

小股流民汇聚成大股，大股流民汇聚成大部队，从流寇到攻城略地，无所不为。

万历末年，已然暗流汹涌。

明朝的财政，不仅要用于对建州女真的军事防御，还要用于养活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还没算上繁衍生息已经高达数万人的皇亲国戚。

万历之后的两任皇帝，分别是泰昌和天启，在位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八年光景。

八年间，万历朝的问题愈演愈烈。

朝廷是阉党和东林党的朋党之争，地方乡绅则伙同官僚，将土地兼并进行到底。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帝国的精英们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哪里顾得上流民们咕咕直叫的肚皮。

公元1627年，信王朱由检继位，改元崇祯。

这位17岁的热血少年，很快就收拾了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堪称是雷厉风行。

他坚信自己有能力力挽狂澜，成为大明朝的中兴之主。

他和哥哥朱由校一样，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与宦官朝夕相处。

所不同的是，他最初并没有被当做继承人来培养，就藩本是他此生的宿命。

而明末的宫廷可以用波诡云谲来形容。

童年时的朱由检见识过红丸案和移宫案，幼小的心灵就此留下刻骨铭心的阴影。

从小就没有母爱和父爱，整日里还要担惊受怕，甚至没有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

后天养成的性格缺陷将通过帝王至尊的权力，得到疯狂的释放。

崇祯在位17年，光是内阁首辅就换了50个，他骨子里就没法信任文官集团。

诸如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喜怒无常、犹豫不决，对于藩王来说算不上什么。

但对于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来说，如此帝王才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他既没有驭臣之术，也没有济世之道，反倒被文官集团玩弄于股掌之中。

魏忠贤在时，东南的财税至少还能收的上来，到了崇祯时，工商税毛都没有。

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阶层，即便自己不做，家里的亲戚朋友也有做生意的。

明朝中后期东南商贸发展的红红火火，东林党作为既得利益者，当然不希望征税。

崇祯一朝刚好也是东林党的天下，他们忙于派系内斗，忙于敛财，为此不亦乐乎。

至于户部的亏空怎么办，那是皇帝老儿的本分，他们小门小户的，管不了那么多。

他们的解决方案永远都是加税两个字，往陕西加，往河南加，总之东南没得加。

电影《大明劫》之中，崇祯让孙传庭出击，却又不给军饷，岂不是自相矛盾？

逼得孙传庭只好杀土豪分田地，这才初步解决了十万两军饷的财政问题。

倒不是崇祯不想，他是真的没钱，他知道大臣们有钱，但始终没有魄力去解决。

对农民加税只会加剧小农经济基本盘的大崩溃，农民起义只会愈演愈烈。

对外被动防御，对内接连失利，内忧外患，两面作战，只会顾此失彼。

很不幸的是，崇祯时期刚好是小冰川期最严重的时候，北方气候比往年冷的多。

以皇太极为首的建州女真拼了命也要往山海关内进攻，也是迫于生存压力。

崇祯二年，皇太极绕过山海关，逼近京师，袁崇焕率关宁铁骑星夜驰援。

皇城脚下，袁崇焕以九千对战皇太极的十万铁骑，也没让他捞到一点好处。

击退敌军后，崇祯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策，抓捕袁崇焕，凌迟处死。

袁崇焕这一死，大明朝算是断了根擎天一柱。

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孙传庭的身上，若非山河破碎，崇祯断然不会放他。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崇祯偏偏是逆向思维。

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敌人到底谁？

在《大明劫》中，孙传庭有句话，算是说对了一半。

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急功近利的崇祯，难免目光短浅，除了到处扑火，他似乎有意识忽略了这个问题。

明末众生相，无论高官显贵，还是三教九流，都活在一个光怪陆离的氛围中。

有人醉生梦死，有人首鼠两端，有人卖身葬父，有人饿死荒野，有人揭竿而起。

崇祯真正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人。

皇太极也好，李自成也罢，其实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性的贪婪和无知。

即便崇祯是天纵奇才，战略设计无人能及，但真正到了落地的时候也会破产。

帝王再精明强干也只是一个人，偌大的帝国说到底，靠的还是庞大的官僚集团。

明末的官僚集团，宁可围观神州陆沉，也不愿意上交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崇祯问自己的岳父借钱，哪怕是一万两白银人家都觉得肉疼，京城权贵无不如此。

但在李自成的钢刀和皮鞭下，京城权贵硬是被搜出了7000万两白银。

若变成了军饷，万历三大征都可以打上好几次。

正因为这样的权贵多如牛毛，才更显得孙传庭这样的人难能可贵。

来势汹汹的瘟疫，只是压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

瘟疫尚可治，国难如何医？

公元1643年，在崇祯的一再催逼下，孙传庭被迫出关作战。

兵部侍郎张凤祥进言：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帝不从。

崇祯最后一支王牌部队就此全军覆没。

《明史》称：传庭死而明亡矣。

同年五月，张献忠攻占武昌，楚王朱华奎被活生生浸猪笼沉江。

李自成则横刀向天笑，虎虎生风，麾下大军，朝着帝都浩浩荡荡地挺进。

不可一世的帝国，最终还是败给了一个送快递的。

然，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和贪得无厌的人性，才是明末最可怕的瘟疫。

但崇祯已经没有时间思考这个无解的难题。

公元1644年，农历甲申年，一个叫朱由检的中年男人，在煤山上吊自尽。

文臣误我皆可杀，这是他至死方休的执念。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我知道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处女。

每年，这个村庄都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

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

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

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屠龙的少年变成了恶龙。

这个故事还有诸多变种，但每每读来，总令人无限唏嘘。

曾经，朱元璋是屠龙的少年，如今，李自成也是屠龙的少年。

但最终，他们无一例外都变成了恶龙。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体拍得有点平，节奏平淡，视觉效果平淡，情绪也平坦。

似乎为了历史背景，甚至刻意地保持了一种平庸感。

对瘟疫的残酷性缺乏整体全面地了解，不敢花费笔墨地去渲染。

使得观众情绪一直达不到高位。

也许因为平凡无奇，呈现出一种自然而不加雕琢的美，使人能放心地看下去。

比奇招迭出、奇峰迭起地作死要体面多了。

明末万历与崇祯年间两次大瘟疫，死者日以万计，北方十室九空。

崇祯年间这次夺去了北京20万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说明朝因此灭亡也不为过。

本片上映于2013年，前有2003年的SARS非典疫情，后有2020年的新冠爆发。

两次疫情的残酷令人不寒而栗，但与崇祯年的鼠疫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瘟疫的惨状直到40分钟时才通过吴又可的视角刻画，太晚了点。

两个核心人物的会面也太迟了，将近戏份的三分之二了。

直到此时，吴又可才放出豪言壮语，要与瘟疫誓死一搏，这难道不该是片首的戏份吗？

孙传庭的角色忽正忽邪，设定上似乎要追求复杂性，导致角色定位有些模糊。

高光时刻是他对一众富豪说出：“这些是你们给我孙传庭的，这些是你们给大明朝的。

如果大明朝亡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孙夫人的戏份也有些尴尬，后半段解救瘟病士兵，剧情功能模糊。

收尾处孙传庭与吴又可讨论大明的处境，有一定启发性。

但话里话外透露着一股第三者立场上的冷嘲热讽，缺乏忧国忧民的热肠肝胆。

吴又可著书立说的决心，表现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的纯粹，好评。

片尾曲古里古怪，请了小野丽莎，咬字不清。

词还不错。

这是我读学术历史著作之后，第一次看相对严肃的历史电影。

《大明劫》，浩大的标题却没有多少两军对垒的战争场面，只用于渲染开封告急。

明末的兵荒马乱中却只关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事件，切入点独特而新颖。

对话精当，留白悠远绵长。

战争与血腥场面的处理也恰到好处，戳心但不伤眼；吸口气，隐隐有内伤。

首先要称赞的是制度背景的解说十分清楚，三两句话即交代清楚明代财政体系的主要后果。

乱世之所以乱，在于财政、土地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崩坏。

前现代社会的信息收集成本实在太大。

开国纵使一派新鲜气象，但难免地方官员追续乏力无力维持，中央政府渐而无力监督。

于是每个王朝开始时的朝气和紧凑在历经一代代皇帝之后开始逐渐平常与沉闷，继而松散解体，乱了秩序。

明代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凡看过明代财政人口的都知道，明代看上去统计数据甚多，但是靠谱的有限；因为到后期完全无力追索税赋、更新土地所有权，黄册鱼鳞册上的数字怎么出来的，只有州县官才知道。

而面对已经乱了的王朝，该怎么“正本清源”，其实没有人知道。

孙传庭下一剂猛药，也只不过是解燃眉之急而已。

好皇帝，盛世；坏皇帝，乱世。

这样的局面因何如此，如何收拾，今后如何避免，是我在研究中无法直接面对却又始终无法释怀的问题。

纵观全剧，从崇祯，孙传庭，吴又可，再到挣扎在乱世中的每个士兵，每个人都不是脸谱，都是活着的。

没有人天生大公无私，大家都想“活得好一些”，这是很自然的追求——但这似乎是通识历史教育中被刻意淡化的追求。

似乎皇上就该圣明，官员就该尽职尽责，地方士绅不考虑农民的利益就该被杀，有了贤明盛主国家自然大治——这都是什么胡话。

《大明劫》的优点正在于着力避免这样单一刻板的认识。

它告诉我们“好人”想做成一件简单的事情有多不容易，看起来靠谱的下属照样欺瞒。

最后又说，即使都是“好人”，因为所处的位置和信息不一样，想法也会如此的不同。

回到一个普通观影者的角度，最被打动的大概还是乱世之下人物的挣扎。

从一直在踱步的崇祯，到不知道该投奔谁的百姓，每个人似乎都在刀尖上煎熬和度日。

面对家家户户因瘟疫蔓延而陈尸遍野寂静一片的村庄，我只觉得从头到脚的凉意升腾上来，怎么都止不住。

有些东西，无论数据多么详尽精确、历史书的描述多么详尽，都不如直视来得直接。

《第十放映室》说这电影拍得好，是国产片少有的佳作，但是票房实在太可怜，甚至都无法收回投资——我猜，是不是故事讲得实在太清楚，题材实在太沉重，所以在当下的“太平盛世”才没人愿意去电影院看这样的电影吧——何必花钱给自己找不舒服呢。

这部影片不能当做灾难电影（的古代版）来看，以类型片的要求，它的节奏感太差，紧张气氛的营造还远远不够。

它实际上是一部相当“中国”的电影，一个王朝大厦将倾时的诸多问题它均有涉及，更重要的是，中国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医道仁心，都是它表现的重点。

用一些更现代的观念来考察，它也触及到一些最根本的矛盾。

比如孙传庭不知道自己为谁而战，他只是在保卫一个空头的王朝，一个抽象的观念，而不是具体的人，甚至在这个保卫的过程中，具体的人都是牺牲者。

“大明劫”与其说是一个王朝最后的挣扎，不如说是一群人在乱世里的挣扎，在这个个人的生命随时会被剥夺的乱世，不管你是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总督，是不可一世的草头王，乃至是皇帝，还是受人尊敬的名医，都在这个方生方死的乱世里沉浮。

真正的“劫”是人之劫。

大明之亡，真正亡掉的不是一个政权、一个王朝，而是“天下”，是这个“天下”得以构建起来的观念体系。

甚至这跟某一个具体的王朝都没有直接的联系。

一直到现在我们还生活在“率兽食人”的时代，每一个清醒者都是生活在末世里的。

在这个末世里最后的光是什么？

影片的结尾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乱世里，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互相厮杀，以致举家尽殁；而归隐田园、其乐融融，并且留下著作传之后世得到“不朽”的是技术专家。

这个“技术专家制胜”的隐喻有其乌托邦色彩，却也是影片矛盾的核心：技术可以为任何政治势力服务，但也无法被任何政治力量轻易绑架。

但是反过来，技术对“这个”乱世而言，也是于事无补。

技术专家远离历史的方式，是构建一个只属于特定的技术门类的历史（譬如影片中的“吴又可”之于“医学史”）。

当然，这种看法本身仍然属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现代”，技术的统治究竟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技术之于历史的影响究竟大到怎样的程度——是如何高估都不为过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影片中的主人公吴又可不是一个医者，那编剧为之赋予的结局恐怕不会那么好，在技术之外，吴又可身上多少还体现出一些与“人性”有关的东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孙传庭的霹雳手段。

然而，无论是孙传庭的“杀人”，还是吴又可的“救人”，都改变不了那个时代，而被时代根本改变了的，是他们自己。

实际上，与历史同样冷酷无情的，也是技术，吴又可的老师赵川临死之前那悲怆的呼喊，正是映照出了技术的无情（也可以说是“自然”之无情）。

当技术需要改变的时候，与历史走到它的十字路口时一样，都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只是明季究竟是不是这个路口，只有人们自己去体会了。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正值兵荒马乱的大明王朝在这突如其来的瘟疫面前便手足无措，赵提领的死无疑讽刺，孙传庭和吴又可像是两路人，但他们共同拥有的恰是最宝贵的人心。

面对地方官员的推脱捐粮，孙传庭无奈道：＂大明如果灭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

人心就是粮食！

＂吴又可又在临危受命时慷慨道：＂逃是死，到军营治不好也是死，不如为国殉职。

＂在影片的最后，选择了拒绝并退隐。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这部电影放在今天这种时刻意义也极大，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无良商家哄抬口罩防护设备等价格的行为何异于明朝地主想方设法发战争横财？

李文亮医生的死真真正正讽刺了政府的无所作为。

病毒的宿罪是蝙蝠，难扶的其实是人心啊！

每个朝代的末期，都会出现些共同现象，例如连年大旱、洪水频发、蝗虫四起、瘟疫横行……明朝占全了，还额外多了个陨石撞地球（王恭厂大爆炸）。

总而言之，四个字民不聊生。

老百姓活不下去，就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饿死，要么造反。

明朝末年，以闯王李自成为主的农民起义军数以百万计。

人数虽然吓人，但战斗力并不强，遇到正规军一触即散。

按理说，起义军想要灭掉大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只是这时天命送给他们一件灭明的武器，它的名字叫——老鼠。

电影《大明劫》电影《大明劫》中，基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情况，崇祯十五年，华北地区瘟疫四起，闯王李自成率兵百万攻打开封，开封不守则京城不守。

内忧外患下，孙传庭临危受命，成为大明的最后一丝希望与屏障。

然而，此时军中瘟疫蔓延，人心涣散，最后孙传庭报憾而终。

王恭厂爆炸效果图，图片转自网络击败孙传庭后，同年闯王长驱直入北京，大明灭亡。

明朝的灭亡有许多因素，最直观的便是明末的那场“华北大鼠疫”。

明朝国祚276年里，恰好处于小冰河期，显得格外多灾多难。

据明史学者统计的数据：“明朝平均每年水灾6.77次，地震5.38次，旱灾3.42次，雹灾1.61次，蝗灾1.17次，风沙灾害0.99次，霜雪灾害0.32次。

”天灾必定导致人祸，而“华北大鼠疫”偏偏又是一把锐利的尖刀，狠狠插了大明最后一刀。

当时的鼠疫到底泛滥成什么样子？

以北京为例，每日死亡人数过万，直接导致五分之一的人口因病去世，史料记载“街坊间小儿为之绝影，有棺材、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京师虽号称有十万驻军，但鼠疫过后，仅余五万，并且精神涣散，毫无斗志。

明末流民，图片转自网络大明末期虽然天灾不断，但军队实力并不弱，虽然与满清骑兵相比处于下风，但对农民起义军却仍有绝对优势。

如果没有那场鼠疫，李自成不会轻易拿下北京，李自成拿不下北京，吴三桂就不会投清，吴三桂不投清，清军便无法入关，清军无法入关，便对大明无法构成实质威胁，大明最起码可以保全大半壁江山。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

没有这场鼠疫的话大明真的不会亡吗？

不，并不是。

鼠疫只是最后一根稻草，大明早已在必亡之路上作死裸奔，根本停不下来。

就算没有鼠疫，也会有旱灾、蝗灾、水灾……如果没有自然灾害，或许可缓得几年时间，但朝廷内部的腐坏以及整个政治体系的坍塌，才是大明灭亡的根本所在。

讨论明朝的灭亡，足以写篇二十万字的论文，篇幅有限，便以《大明劫》的电影为例，看看孙传庭为了挽救败局都做了哪些努力。

诛杀贺人龙先来说说贺人龙是何许人也。

贺人龙，又叫“贺疯子”。

一句话形容就是，一个打仗不要命的疯子。

他早年是洪承畴的部下，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一路升迁至总兵。

职位越做越大，朝廷的忌讳也随之越来越大。

贺人龙贺人龙的军队号称“贺家军”，从名字上便看得出只对贺人龙一人效忠。

此军队，战斗力很强，但破坏力更强，出了名的军纪涣散，所到之处必定要烧杀抢掠一番，不像是职业军队，倒像是职业劫匪。

对农民起义军补充兵源上，做出了杰出贡献。

军纪不严名是孙传庭要杀他的主要原因吗？

并不是。

当时的明军大体都是一丘之貉，抢劫百姓的事，谁都没少做。

明朝末期，军饷已经开不出来了，军队需要自负盈亏，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如果不抢劫，就没办法开资，军队开不出军饷，就打不过起义军，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抢劫，就丢了民心，百姓源源不断加入起义军，最后还是死路一条。

当时大多数军队选择后者，既然都要死，那就吃饱饭再死。

孙传庭杀贺人龙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不听话。

崇祯十三年，贺人龙随陕西围剿，在玛瑙山与击败义军。

总督杨嗣昌事前曾许他功成后为平贼将军，但后来却将此衔授于左良玉。

贺人龙大为不满，此后便属管不属调，避免与义军作战，自保实力。

致使总督傅宗龙于崇祯十四年战死新蔡，总督汪乔年于崇祯十五年被李自成斩于襄城。

抢劫，我忍了，亏空军饷，我认了，可要是拿了钱还不听话，那就没办法，只能杀了。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借邀请议事之名，诛杀贺人龙。

其实贺人龙只是一个缩影，大明末期，已经产生了太多听调不听宣的“军阀”，拥兵自重，实与流寇无异，贺人龙如此，被袁崇焕所杀的毛文龙也是如此。

不过是为了在乱世之中，混一杯羹罢了。

就算没有鼠疫，能指望“贺人龙们”拯救大明吗？

检阅军队、查军粮孙传庭被崇祯从监狱放出，重新启用时，被问到需要多少军队可平叛。

孙传庭报了个数字，五千。

要平战乱，五千精兵再加上当地驻军足矣。

这句话是在吹牛吗？

不，并不是，至少当时他真是那么以为的。

作为一个常年与起义军作战的统帅，孙传庭深知起义军的弱点。

起义军不过是仗着人多，但大多数都是未经训练的农民，装备也无法与正规军相比，战斗意志更是薄弱，只要战事稍有不利，便会丢盔弃甲，溃散而逃。

作为曾把李自成打到仅余十八骑的孙传庭，对此很有信心，正因为了解他们，才敢说五千精兵足矣。

但是到任之后，实质看过军队后，孙传庭的心就凉了一大截。

这哪是精兵该有的素质啊？

火铳生锈不堪用，火炮哑弹射不出。

这哪是军演，明明就是马戏团里的烟花表演！

这些装备是军队的保养不利吗？

不，是因为发下来的就是这样。

电影《大明劫》“兵员弹药无法补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既然装备不行，那就先查军粮。

这一查更是可怕，满满的粮仓，竟然装的都是沙子。

军粮哪去了？

自然是一层层的克扣，落入了中间无数官员的口袋中。

大家都很开心，一个个吃得肚鼓腰圆，唯独底层士兵不开心，因为没得吃了。

这时孙传庭终于认清这是怎样的烂摊子了。

要装备没装备，要粮食没粮食，说好的精兵呢？

这仗该怎么打？

难道要寄希望于李自成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自己退兵吗？

白日做梦。

而此时的崇祯已经急不可耐，连下圣旨，催促孙传庭出兵讨贼。

没办法，孙传庭为了尽人事，做了第三件事。

联合乡绅凑军饷——打土豪，分田地自古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便有一条潜规则，叫皇权不下乡。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朝廷下派的官员，最多可以管到乡这个行政机构。

而再下层的事情谁来管呢？

答，乡绅。

这些乡绅一般是地主和退休官员组成，要地位有地位，要声望有声望。

一般来说，知县以上的官员，都是从外面调来的，对本地事务并不熟悉，所以许多事情都要仰仗乡绅，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而乡绅们也都乐于与本地父母官打好关系，一般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很多官员不方便做或者做不到的事情，就交由他们来处理，大家各自安好，互相成全。

所以孙传庭遇到困难后，第一反应便是去找乡绅帮忙。

乡绅乡绅们也很给面子，请客吃饭，准备礼物，面子上一点不差。

可当孙传庭提出要乡绅捐赠10万两白银充当军饷时，便开始默不作声。

给上面送钱可以，再多都有的商量，因为有利可图。

给下面送钱当军饷？

做梦，那就是拿钱打水漂，想都别想！

孙传庭见要不到钱，就想起了明朝的屯兵制度。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制定了一个屯兵制度，就是给每个士兵若干田地，不打仗的时候，士兵就是农民，自己种地，自给自足，打仗时放下锄头便是军人，可以上阵杀敌。

但这个政策随着年代的变迁，早就名存实亡，本该属于士兵们的田地，纷纷变成乡绅们的私产。

想要乡绅把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吐出来，那就是断人财路。

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你要我钱，就是要我的命，那我就跟你同归于尽。

前面我们也说过，皇权不下乡。

一个外来的官员，是要看本地乡绅脸色过日子的，何况那些田地就算要回来，也落不到知县大人手里面，那何苦费力不讨好呢？

这是大明近300年的规则，靠着孙传庭一个人，该怎么改正呢？

改正不了，那就抢吧，用贺人龙对待百姓的方式，对待这群乡绅，家产全部充公。

费尽心血，终于凑够了军饷。

但是这就可以与李自成决战了吗？

不，别忘了，还有鼠疫。

解决鼠疫鼠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要从嘉靖年间开始说起。

嘉靖时期，蒙古与中原的战争频发，边境百姓不堪战乱，大批迁入草原避难。

而华夏民族本是农耕民族，到了草原后，将草原开发成耕地，严重破坏了牧场本身的生态结构，压缩了草原属于老鼠的生存空间，并大大的增加了人接触老鼠的机会。

老鼠身上的鼠疫杆菌通过跳蚤，将病毒传染给当地居民。

然而，这只是鼠疫变质的第一步。

前文我们说过，明朝末期遇到小冰河时期，灾难频发，天气异常寒冷，全国进入一个少雨的时代。

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里，连年大旱，就注定了连年饥荒。

百姓无饭可吃，便将主意打到了老鼠身上，先是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之后更是开始吃死在路边的老鼠。

这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鼠疫以光速传播，从陕西到河南、再到山东，最后传到河北。

整个华北地区成了人间炼狱。

被隔离的鼠疫患者孙传庭的军队中，鼠疫开始蔓延，医生吴又可被临危受命，希望能用医术来拯救危如累卵的大明，不过一切都是徒劳。

在吴又可的努力下，病人们被隔离，鼠疫得到控制，眼看着希望就在眼前。

可这时战事已经越来越紧急，朝廷也越催越急促，孙传庭已经没有时间了，他选择了最有效也是最残忍的方法，把病患都杀了。

对此他的解释是：“那些染病的士兵，如果我带着他们，非但打不了仗，还有可能传染整个军队，如果留在这里则有后顾之忧，那些闯贼一直在旁边窥伺我们的一举一动，倘若后方爆发瘟疫，出师必败。

”他做错了吗？

以实际情况来看，并没有。

他们只是生错了时代。

结尾终于，钱够了，病消了，后顾之忧全部解决了，孙传庭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全部能做的事，最终却仍然败了。

同年，闯王攻进北京，大明灭亡。

军阀也好，瘟疫也好，不过是大明末年的一个缩影而已，历史要残酷得多。

大明灭亡的根本，在《大明劫》最开始，吴又可与师父为军中士兵诊病时出现分歧时，就已经说出来。

师父认为军中之病是伤寒，吴又可诊断是瘟疫。

最终，在师父的坚持下，用治伤寒的法子治瘟疫，导致瘟疫越发严重，师父也死于军中。

大明的病症一开始就被误判，以为民心的离散、外族的入侵，不过是场小小的伤寒，没有人在意，权贵们依旧歌舞升平，相信伤寒总会过去。

等到有人发现，大明的病症不是伤寒，而是瘟疫时，大明早已病入膏肓，即便每日用人参吊命，也逃不了灭亡的命运。

所以，大明真的是亡于老鼠吗？

非也，大明之亡，是亡于离散的民心、腐朽的朝堂，只是老鼠送走了大明的最后一程罢了。

如果这电影演的是一个普通编剧写的剧本，估计大概内容会是，经过孙传庭一系列励精图治，人心凝聚，大家都铁了心个孙传庭为国尽忠，眼角含着感动的泪水跟着督师出潼关征战，把农民军揍的屁滚尿流。

但这部电影是历史写的剧本，孙督师不仅经常一恼火就抽刀杀人，而且，在历尽一系列的励精图治之后，威武出师讨伐流贼，然后就战败死于乱军之中。

有的时候历史就是如此残忍，放在电影银幕上，戏剧效果全失。

表象上而言，孙传庭再这部电影里似乎是一个很正面的人物。

忠诚，正直，勇敢。

实际上，如导演所塑造的，也如历史所塑造的，现实世界没有明明白白的正邪之分。

有两个场景，极其让人印象深刻。

一则孙传庭一刀杀掉管仓库的小吏，看见那个丧父的女孩。

智商普通的2B导演估计会导出孙传庭良心发现安慰女孩的感人场景来烘托其人格的伟大；这部片子里，杀完人，看一眼失怙的女孩，收刀，走人。

二则对于那个劫持孙夫人的逃亡士兵，大众电影里，估计孙传庭会上前把他扶起，一顿好言相劝，然后这个士兵流下感动的泪水，日后病愈跟随孙督师出征奋勇杀贼，电影的后半段还会再给几个这名士兵英勇无双的特写镜头；这部片子里，孙传庭作为一个名义上的正面人物，上去一刀把他杀死，之后上马走人，干净利落。

这两个场景看完之后就让人觉得，尽管这片子很多地方可能因为成本问题做的很毛呲。

但总体而言，瑕不掩瑜。

电影里孙传庭一句台词其实讲出了明末悲剧的根源。

”人心，就是粮食“。

依史实而言，导演确实明白事理，正所谓”李自成可以输十次，孙传庭一次都输不起“。

流贼确实是流贼，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这帮流氓，岂止十次被打成光杆司令。

但找到一批饥民振臂一呼，又可以为害一方，因为明军不可能杀光民众，而民众，搬起锄头就是流贼。

还用不上孙传庭，洪承畴那种大汉奸货色也能把拿锄头作战的农民军打的抱头鼠窜。

但就李张早早被杀，估计还会有其他流氓去逼死崇祯。

历史的大局无可逆转。

国内传统的史学观念总把政权的兴衰和统治阶层的道德混为一谈。

地主豪绅宦官奸佞为祸国家的故事永远都如此一成不变。

而事实上，北方诸省连年的旱灾，农业生产的彻底崩坏，才是晚明社会问题的根结所在。

工业化以前国家的生产能力本身就只能维持在勉强自足的程度，遇到小冰河期气候变化，整个社会的粮食储量都被消耗殆尽。

地主豪绅如何自私，如何至饥民不顾，只是最表征的现象而已。

崇祯皇帝多次的下诏赈灾，但中央政府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足够的物资转输能力。

归根结底，传统的中国社会人口对自然资源的压力使国家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

既没有剩余的财富，又缺乏有效的动员机制。

内忧外患，积重难返。

最后异族入主，剃发衣服。

想来确实是一场噩梦。

电影里的孙传庭，只是大潮流里无关紧要的一粒水滴而已。

“1642年，距明朝覆灭还有两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惨烈的攻城场面、交错重叠的炮火声和喊杀声，影片一开头就将观众拉回了那个动荡残酷的年代。

残破的大明军旗、千疮百孔的城墙像是一个无声的注解，指向开头字幕上那句“明朝大厦将倾”。

瘟疫横行连年灾荒，又赶上闯军压境军饷缺乏，潼关甚至大明朝危在旦夕，影片的第一位主人公也是本文中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孙传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

作为一名儒将，孙传庭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家国情怀。

尽管身处牢狱他仍然牵挂着前线战事，甚至将潼关的地图画在了监狱的墙上。

其实，大明王朝的前途命运，他早就了然于胸。

围杀重病患的那晚，孙传庭在书房里问吴又可，“又可兄，容我私问一句，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吴又可回答说，“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其实问题的答案孙传庭又何尝不知，大明王朝的种种积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天下糜烂， 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知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还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魄与担当。

影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医官吴又可也是一名知识分子。

他胆大心细敢于打破常规，在行医中使用异于常人的用药方法，在乱军刀剑面前大义凛然坚持“骄恣不论于理者不治”。

但是当孙传庭请他去军营控制疫情的时候，吴又可却犹豫再三连连推却，说自己“才疏学浅，不可能担此重任”。

要知道，当与师父在用药上出现分歧时，他可是自信满满，声称自己“诊治过成百上千的病患”。

为什么在吴又可身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笔者认为在吴又可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软弱性。

他们满腹诗书，不能说没有真才实学更不能说没有责任担当，但却总在关键时刻犹犹豫豫畏首畏尾，就像朝堂之上那帮身着宽大朝服唯唯诺诺见风使舵的文臣。

儒家经典只教给了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没有办法教给他们实践这种抱负的胆魄与气概。

孙传庭所言一针见血：“刚刚说的斩钉截铁，真要委以重任，又临阵退缩，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不敢挺身而出”。

吴又可身上的这种软弱性是明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儒家的繁复礼仪和道德说教磨掉了他们的血性，让他们变得隐忍顺从谨小慎微，做事前思后虑但求周全，关键时刻又总是畏首畏尾不敢决断。

据记载，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赐死后宫妃嫔手刃多名公主，最后自缢于煤山，与他们的主子正相反，满朝文武却都争先恐后的去大顺官府请求录用。

对此，后人评论说“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

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

其实他们未必没有羞耻之心，只不过他们看的太清楚了，他深谙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他们不是没有羞耻只是不以此为耻。

明代诗人曹学佺写过一副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从这点上来说孙传庭像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他沉着坚毅，有担当敢决断。

将四十三家乡绅斩首抄家，把几百名重病患纵火烧杀，其实他又何尝不是百般无奈，否则他也不会深夜还在帐外“透气”，不将乡绅斩首抄家就凑不够足够的军饷，不杀掉重病患就会给大军留下后顾之忧。

影片结尾，孙传庭劝说吴又可随军出关，吴又可却不辞而别。

他在留下的书信中说：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孙传庭看后闭目垂首深深叹息。

这就是他浴血奋战要保护的大明臣民，在他们眼中只有礼义廉耻没有民族兴亡平日里口口声声为天下苍生关键时刻却又顺天从命。

孙传庭一声叹息令人唏嘘，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