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1963年，《纽约客》发表了五篇关于阿道夫•艾希曼审讯的文章。

艾希曼是纳粹德国党卫队国家安全部四局B处四科的科长；那是盖世太保【1】专门负责“犹太人事务”的部门。

政治思想家和犹太活动家汉娜•阿伦特写的这些文章以及后来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在纽约的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欧文·豪【2】所谓的“内战”。

一些书评咒骂阿伦特，说她是自怨自艾的犹太人和热爱纳粹的人，而犹太进步日报【3】指责她“有争议的鄙俗”，罗伯特·洛威尔【4】把她对艾克曼的描述称为“杰作”，布鲁诺·贝特兰【5】说这本书是我们免于“非人性化的极权主义”的最佳保护伞。

在整个纽约城，阿伦特的朋友们都表明各自的立场。

当《异议》【6】杂志在外交旅馆召开会议之际，有一群人集会抗议，想阻止阿尔弗雷德·卡津【7】和劳尔•希尔伯格【8】（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9】学者）为阿伦特作辩护，莱昂内尔·阿贝尔【10】在《党派评论》【11】上说，在阿伦特的书中，艾希曼“比他的受害者形象要好得多"。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月之后好多年，人们要么谴责《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要么为其辩护，而很少把它看作一本值得阅读和理解的书。

因此，当我听说德国导演玛格丽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要拍一部关于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讯的电影时，我有一些担忧。

但是在半个世纪以来对阿伦特夸张的批判中，电影《汉娜•阿伦特》达到了闻所未闻的深度，且在一切传记片中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该片实际上让我们重新聚焦阿伦特的作品，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易于理解的焦点。

电影开始于两个无言的场景。

第一个场景描绘了摩萨德【12】绑架艾希曼。

第二个场景描绘汉娜•阿伦特点烟，然后抽烟。

她的周遭一片黑暗。

足足两分钟，我们看她在抽烟。

芭芭拉·苏库瓦（Barbara Sukowa，她得过德国的奥斯卡——萝拉奖）用热情与张力打造的阿伦特就这样缓步走来。

她躺了下来。

她吸气。

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那根香烟的灰烬在黑暗中发出闪亮的光。

我们要明白：汉娜•阿伦特正在思考。

阿伦特的作品虽然另辟蹊径，但是有一个主题是明确的：在当代官僚主义社会里，人类的恶不是源于善的而是思想的缺席。

艾希曼声称自己“从未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做事情”，以及“从未想过要杀任何人……从未恨过犹太人”，阿伦特写道，这些说法让人“很难（但是不是完全不可能）相信”。

不过，阿伦特坚持说，“艾希曼不是伊阿古【13】，也不是麦克白”，不是出于邪恶而作坏事的人。

艾希曼吹嘘公民行动，吹嘘认真守法和尽职；他的优异表现还得到了上级的肯定。

在被告席上，艾希曼一口陈词滥调还打着官腔，他甚至于暗示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自己“救了数以十万计的犹太人”。

他罪行的巨大与本人的平庸让阿伦特深为震撼。

她想：历史上犯下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的也许不是气喘吁吁的疯子而是没有思想的丑角；她为此感到震惊。

这就是阿伦特那句著名的、也是广为误解的名言“恶之平庸”的所指。

出于恶意杀死自己的姨妈是一回事；有些罪行确是出于野蛮的动机。

但是恶意谋杀与行政性种族屠杀之间的距离有十万八千里。

阿伦特的“平庸”说的是：没有艾希曼这样无思想的人，对邪恶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对独裁逆来顺受的事就不会发生。

艾希曼审讯启发了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14】那个著名的实验：居住在纽黑文的居民被要求协助研究人员教育学生，方法是给予答错问题的学生（他们以为是）痛苦的（且可能是致命的）电击。

大部分助手都依照指示行事。

米尔格拉姆的结论是：大部分人会服从权威，即便权威的指令违背了他们自己最深的信念。

他的看法是：人并不需要支持（某权威）也可以服从（该权威）。

但是阿伦特并不这么看。

她坚持认为：服从包含了责任感。

对于批评她的人假设有思想的人会做出艾希曼做过的事，阿伦特感到震惊。

她担心：米尔格拉姆做的这类实验会把人们道德上的软弱正常化。

事实上，她把对她的书的愤怒的反应（批评她的人坚持把艾希曼视为恶魔）看作证据，认为这证明了：人们害怕自己缺乏道德上的独立性和能帮助他们反抗权威的那种思考能力。

震惊于无思想的危险，阿伦特用一生思考思维活动的问题。

她问道，思想能否使我们中许多人（假如不是大多数人的话）免于参与官僚监管下的恶，比如行政性灭绝六百万犹太人这类事？

在阿伦特的想象中，思想防止我们简单化处理问题，防止我们重复老生常谈，防止我们做事落入窠臼。

阿伦特认为，只有思想才有能力提醒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才有能力给予我们自由、帮助我们反抗奴役。

在她看来，这样的思想不能教会，而只能通过示范。

我们不能通过问答式的教学法或研究来学习思考。

我们学习思考只有通过经验，当那些思想让我们心醉神迷的人启发了我们之际，当我们遇到某个特立独行的人之际。

在《汉娜•阿伦特》中，冯·特洛塔成功地把那种特立独行表现出来。

在记者室中，阿伦特看着一个又一个目击者作证讲述恐怖的犹太人大屠杀。

冯·特洛塔使用了真实审判中一些强有力的镜头。

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被触动了，她双眼圆睁，双手托着下巴，在毫无泪水的同情中一动不动。

在一位目击者（迪诺尔先生在谈论自己占星术和十字架的理论时被叫停而懊恼）晕倒后，阿伦特离开了法庭，在呆若木鸡、全神贯注于广播的一些以色列人中迂回行进。

这些以色列人因为那些动情的故事而忘乎所以。

阿伦特会指出：那些故事与公正地审判那人毫无关系。

他人称之为超然和冷淡的，在这里却是阿伦特道德勇气、打破常规、极度关注哲学层面的证明。

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重要性不会简单地因为她关于阿道夫·艾希曼的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

阿伦特的书之所以影响力巨大是因为她思想的原创力量。

这本书是关于一次审判的审判之作；在那一审判过程中，我们逐渐理解一个人的恶行。

把焦点放在那一过程（德语里审判即过程）是由冯·特洛塔和帕姆·卡茨合作编剧的影片《汉娜•阿伦特》的大胆策略，用来直接应对在银幕上表现思想的不可能的任务。

在一次关于她的老师和旧情人马丁·海德格尔【15】的闪回中，海德格尔告诉阿伦特，“思想是孤独的事业”。

除了几个挚友外，影片中阿伦特总是独自一人；陪伴她的除了她的思想和永远在场的香烟之外，一无所有。

这里存在一种危险：阿伦特的香烟可能会成为一个空洞的暗号，一个显而易见的象征。

相反，那只香烟留连在那儿，随着阿伦特的呼吸而动；阿伦特则一言不发地听着。

整部电影让观众印象深刻的是她沉默中的紧张；这种紧张驱使我们和阿伦特一起思考：她观察到了什么，其含义又是什么。

观众于是改变了视角：从观察阿伦特到和阿伦特一起思考。

在最后当阿伦特发言的时候，她已经想清楚了。

电影的高潮是阿伦特在不大的一所人文学院对一群大学生发表演讲。

长达七分钟的独白，在影片长长的证据收集之后，就像法庭上的总结陈词，非常扣人心弦。

阿伦特最后说，“思考能力的缺失为芸芸众生犯下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恶行创造了可能性。

这种思想走向的外在表现不是知识，而是分辨是非、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赋予人们力量，帮助他们安然度过少数关键时刻，从而防止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这整个演讲很可能是在一部电影中关于思想的重要性的最棒的口头表达。

阿伦特强烈鼓吹的思想，需要自尊，需要感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甚至于某种傲慢——冯·特洛塔在屏幕上表现出来的那种。

电影忠实地表现了阿伦特及其思想的这一特征 ，且没有避开阿伦特的信条：对自身独特性的把握对于性格（形成）而言是必要的。

正如爱默生一样，阿伦特的写作赞美人格的独立。

在她看来，我们追求平等的民主愿望（和他人一样，不批评他人）使得无思想的问题更加严重。

当然，考虑到材料事实的复杂性，电影存在一些虚构和疏忽。

由革舜•肖勒姆【16】写的东西在电影里是由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17】说出来的。

更成问题的是：电影里没有一个犹太人替阿伦特辩护。

这给观众造成一个错觉：所有犹太知识分子都不理解她的洞见。

最令人吃惊的也许是冯·特洛塔重新构想了阿伦特的朋友西格弗里德·摩西（Siegfried Moses）在瑞士拜访她的场景。

西格弗里德·摩西是阿伦特在德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工作时认识的，也是一位以色列政府官员。

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她不要在以色列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

这一要求在电影里表现得像是一次有威胁的伏击，而不是实际上朋友间约好了的会面，从而暗示了以色列政府对她远远比实际上更有组织的敌意。

电影整体而言成功地戏剧化了思维活动，所以冯·特洛塔这些戏剧化的改编是可以原谅的小过失。

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电影是一种挑战；拍一部关于思想家的容易理解且扣人心弦的电影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汉娜·阿伦特自己可能会惊讶地得知：在五十多年来关于她的理念日渐衰落的争议声过后，一部电影有望激起严肃的公众辩论；而这是当年她出版那本书时的初衷。

冯·特洛塔的《汉娜·阿伦特》原本的题目是《争议》，更妥贴（且不那么商业化）的标题应该是：《阿伦特哲学进入主流社会迄今为止最深刻的解读》。

影片确实是一个让人惊叹的构想。

{作者：罗杰·贝尔科维奇【18】；原文发表于《巴黎评论》杂志网站}【译注】1. 盖世太保（Gestapo）是纳粹德国时期的秘密警察，由党卫队控制。

2. 欧文·豪（Irving Howe，1920年 - 1993年）是美国的文学和社会评论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3. 犹太进步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是犹太裔美国人在纽约城出版的全国性报纸，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拥有大量读者和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

4. 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全名Robert Traill Spence "Cal" Lowell IV，1917年 - 1977年）是美国诗人。

5. 布鲁诺·贝特兰（Bruno Bettelheim，1903年 - 1990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儿童心理学家和作家，以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和有情绪障碍儿童的研究蜚声国际。

6. 《异议》（Dissent）季刊，美国左翼杂志，由纽约进步知识分子团体成立于1954年，政治上既反对苏联的极权主义，又反对美国的麦卡锡主义。

7. 阿尔弗雷德·卡津（Alfred Kazin，1915年- 1998年）是美国犹太裔作家兼文学批评家。

8. 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1926年- 2007年）是奥地利出生的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犹太人大屠杀学者。

9. 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是指二战中由纳粹德国主导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动，共有600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10. 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 Abel，1910-2001）是美国著名剧作家，散文家和戏剧评论家。

11.《党派评论》 （Partisan Review）是一份美国政治及文学季刊，1934年至2003年出版 。

12. 摩萨德（Mossad）为以色列情报机构。

13. 伊阿古（Iago）是莎士比亚剧作《奥赛罗》中人物。

他是奥赛罗将军的手下，阴谋毁掉奥赛罗。

14.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年－1984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

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是他在耶鲁大学时进行的，又称权力服从研究（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实验开始于1961年7月，也就是艾希曼被判处死刑的一年后。

米尔格拉姆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回答：“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万名参与了犹太人大屠杀的纳粹追随者，有没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服从了上级的命令呢？

我们能称呼他们为大屠杀的凶手吗？

”15.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年－1976年），德国著名哲学家。

16.革舜•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年 - 1982年）是出生于德国的以色列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17. 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1884年 - 1963年）是德国出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1911年至1914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秘书长。

18. 罗杰·贝尔科维奇（Roger Berkowitz）是纽约一私立大学巴德学院（Bard College）汉娜•阿伦特政治与人性研究中心的学术负责人，他编过一本《黑暗年代的思想：汉娜•阿伦特论伦理与政治》。

本来上午应当写论文的，结果一开电脑就变成了看电影，而且看完电影还想写点东西。

好在电影拍的很好，完全值回时间。

我为什么说这个电影好呢？

这并不是说它用了什么高妙的拍摄手法，或演员的演技、装扮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还是要说，阿伦特还是学校的超级学霸时真美；而海德格尔比照片上还猥琐）。

这部电影好在启人深思。

若论启人深思，那么直接去读阿伦特的原文，或普及的介绍读物不是更好吗？

为什么要看电影？

按昆德拉的意思讲，小说相对于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展示人在做选择时的具体情景。

更具体地说，小说、电影这些形象化的艺术形式有一个无法取代的好处，即它可以让人们在精心雕琢的情境下做虚拟的道德判断。

这种艺术提供的机会无法取代，是因为日常生活并未给我们如此多的机会，而每一次新的抉择都让我们对人性认识得更深。

假如没有希腊悲剧，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去设想弑父娶母的动机究竟是怎么回事，也没法思考某些内在于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道德的。

假如没有奥威尔，我们很难只凭思辨把极端情况下的人该如何行动考虑清楚。

而根据康德（以及数不尽的哲学家），做道德抉择、思考何为对何为错，是自由（或理性，或人性）的最终保障。

基于同样的简单思考，我觉得，《汉娜·阿伦特》这部电影也会使人深入思考究竟在某些情境下究竟何为对何为错，而它提供的情境恰倒好处，干净利索。

电影中提供了如下几段情景：纽伦堡大审判及阿伦特发表关于“平庸的恶”的评论；汉娜和海德格尔的绯闻；在生活中汉娜与丈夫、朋友、学生的各种争论或议论。

每一个都为深入思考道德抉择提供了情境基础，而每种情境都能揭示出足够重大的问题。

具体来说，它们涉及如下几个问题：【纳粹的罪责由谁来承担】控方指责艾希曼屠杀犹太人，而艾希曼则辩驳说他只是执行上级命令，只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他竟没有感受到相应的负罪感，而（真心地）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最多只是有一点“分裂”。

法庭一再用犹太人被残忍迫害作为证据，而这并不能根本动摇艾希曼的反驳。

最终艾希曼还是以通常罪名被绞死，但他难道是个毫无感情的恶魔吗，或者他真是无辜的？

阿伦特的解释是，纳粹的邪恶已经远超过去的想象，根本无法用传统法典上的罪名来衡量。

艾希曼作为个人，在犯下罪行时时无意识的常人。

这是一种“平庸的恶”，但在某且极端情境下却能犯下最残忍的罪行。

他更大的罪行在于丧失了自我，这是反人类。

不仅艾希曼，即使她的法国朋友、犹太委员会也因有这种“平庸的恶”。

只有更深刻地检审“平庸的恶”，才能真正认识到纳粹究竟的罪责究竟由谁来承担，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我没有研读过阿伦特相关的原文，但这里也不需要，电影提供的情景已足够清楚，足以使人思考了。

倘若承认了“平庸的恶”，那么是否意味着每个人都要经常高强度地检审自己的每一个选择，因为许多无意识的行为其实承载了最邪恶的东西？

这种有点存在主义式的生活方式真的现实吗？

艾希曼作为纳粹的头领，他的行为会被追究，但小人物也有与他同样的动机，也导致了同样的事情，罪孽几何？

这里当然有张力存在，但教诲已足够清楚：我们应当意识到自己是自由选择能力的人，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考虑自己应当如此选择，而非把一切都推给下达命令的上级、家长、习俗。

当然这种检审具体如何进行、责任具体如何划分、是否会让人累的身心俱疲，是值得更深入讨论的。

两德统一后，向翻越柏林墙的民众开枪的军警也同样被审判，他们也诉诸于艾希曼同样的辩解——服从命令而已。

而这次判罪的理由比纽伦堡审判时好了许多：他们本可以在（被迫）执行命令的同时把枪口抬高一点的。

德国人反思纳粹的深度常常超过常人想象，这部电影在这一主题上达到了这个深度。

【哲学与政治的张力】这个主题自从施派流行起来以后已经烂大街了，不过它的确值得思考。

电影为我们呈现的是：不仅在民众，甚至在怀着复仇情绪的知识分子眼里，阿伦特所谓艾希曼是无知的，只是在用一种奇怪的方式为纳粹辩护。

而关于“平庸的恶”的思考势必把一部分责任到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自己头上去，这简直是骇人听闻。

于是来自愤怒的民众的电话或信件接踵而至，而来自朋友决裂、劝诫、失望、不理解也影响到了汉娜的生活。

其实汉娜与朋友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充斥了整部电影，他们从一开始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阿伦特要以那种奇怪的态度为艾希曼辩护，只是争论在私下以种种方式被平息了。

只有丈夫理解她，他也觉得审判并不正义，但却担心妻子会不会因思考回到过去的“黑暗岁月”。

而阿伦特的文章在《纽约客》上发表并引起众怒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别人没有仔细读它，但这被丈夫说成天真。

众人没能阅读并理解她的观点，这究竟是因为众人的愚蠢，还是因为众人根本不会真正阅读与自己意见严重相左的观点？

有人说（历史主义的），使自己被排斥的最佳方式，便是不断挑战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即使它们是独断的。

影片中，更深一点的问题是：既然众人无法理解哲学，那么哲人是否应该把自己激进的观点发表出去？

如果以施派的方式回应，她当然不应如此幼稚，至少该采取一种更谨慎的方式进行表达。

但片中阿伦特却说激进并不就是错的，应当有勇气去发言（片中反复提到勇气）。

还有一个内在问题：是否有一些观点明明是真的，但基于现实永远也不该说出来？

比如最后阿伦特在大教室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演讲，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说服了所有的学生，但却没能说服自己的犹太老友，反而使他下定决心与汉娜决裂。

学生被说服，是不是因为他们身在美国没能经历当年的恐怖，而犹太朋友没能被说服，是因为他经历了一切，如果再说三道四那么就是亵渎？

显然，哲学的危险处境在于它对一切都想说三道四。

有意思的细节是：阿伦特觉得自己要卷铺盖走人了，但丈夫安慰她说在美国并不用担心被驱逐。

但政治与哲学，或怀着情绪的大众与试图说出道理的哲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被消解。

哲人该如何做？

作为大众我们该如何看待似乎完全无法理解的思想，这都是值得深思的。

【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我不是太懂海德格尔，因此不敢贸然写太多，这比评价纳粹还要复杂。

无论如何，这是所有哲学学生最感兴趣的八卦，至少一睹了“女神”当年的风采。

片中每次出现与海德格尔相关的段落，都由两张旧照片引起。

这些段落包括：（阿伦特还是学生时）在图书馆听到男同学对她说海德格尔向纳粹效忠、海德格尔上课给学生讲如何“denken”（思考）、阿伦特去海德格尔办公室、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做爱做的事；以及（战后）阿伦特与海德格尔再次相遇。

实话说，这些段落并不试图使人明白为什么教会了阿伦特“如何思考”海德格尔要当纳粹、或海德格尔为什么不道歉、或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究竟是什么。

它们主要意义是引起困惑，让电影的主题更深更广。

不仅我们不理解，片中阿伦特的朋友、丈夫、甚至她自己也没能解释这个问题。

每次朋友问她关于海德格尔的问题，她都会回答说最爱是自己的丈夫——这种甚至有些做作的爱，是否是为了抚平心中的困惑？

先知式的哲人是否会在政治上犯如此幼稚的错误？

还有，哲学家跪在女学生膝下时，他还是那个哲学家吗？

我只能说不知道。

总之，这是我今年看过的有关哲学的最好的一部电影，至少比那部《维特根斯坦》强多了，尽管后者视觉效果出彩，但除了让人看出维特根斯坦是个怪异的天才外，并未带来更多原文以外的思考。

一年前，有一位想提前录取北大的同学的家长（是我的朋友），想请我给她儿子做个mock interview，假设我是考官，跟这位搞数学竞赛却热爱这些的同学天南地北神侃。

印象深刻的是，同学在镜头里告诉我，他说他喜欢汉娜阿伦特，但只是听说过她的一些观点，没有仔细读过她的书。

后来，虽然这孩子差了1分没进北大哲学，却以高分进了复旦数学系。

我还是很欣慰，哲学和数学是文理最最重要的基础学科，其实内核是一样的——揭露事物最初始的面目。

我说，你喜欢阿伦特，得看看她的几本代表作，我一直说等他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送一本the origin of totali，而今却食言了。

惭愧。

扯得有点远——当好友推荐这部传记电影给我时，很多零散的记忆和思绪飘了回来，有大学的图书馆，有某几位老师的脸庞，还有那个在校园里没有统一论调、一切都允许争辩的大氛围。

说来遗憾，我自己也没有完整地读完Totali，年初买的全新版本还没开启。

这部电影整体的故事线较为简单——讲述阿伦特从德国来到美国任教之后，受到New Yorker之约去报道Nazi时期的一个军官Eichmann 在耶路撒冷的审判。

随后她的报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因为她似乎并没有唾骂这位军官的十恶不赦，相反看上去还在为他开解辩护？

但她始终坚持一点：我看他，是看作一个single case. 不要什么都上升到“主义”（No ism）。

以及，在一个大的错误的框架之下，机器上的每个零部件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机械件”，没有主观能动性，没有思考。

最后在大学课堂里的演讲，真的推荐能好好看几遍。

我是看完之后立刻倒回去做了全文听写（当然，听完之后发现网上有全文，好在核对之后发现正确率能有95%）这里谈几个印象深刻的点：1. 媒体的意义阿伦特在片中出现时的大是，她当时已经出版了Totali这本书，在学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但是有一位负责的编辑仍然不鸟她，说philosophers don’t beat deadlines. 可能跟我自己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有关，这部片子再次应证了媒体的取向整体是浅薄的。

媒体的KPI是meet or beat the deadline, 所以面对这么复杂的审判，阿伦特一定坚持看完所有卷宗，还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抽丝剥茧的同时，也在回顾自己一路走来的选择。

近来我深刻体会到，即便是very prestigious media, 大家的操作最终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先有一个类似于结论的东西定了调，然后去找证据。

What if it is an open-ended question itself? 而且，媒体的操作符合人类大脑的惯性，那就是去归类。

归类的本质就是做简化和做关联，但越是复杂的社会议题，这两者越是困难。

然而，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里，以及New Yorker这个媒体本身，的确已经是crème de la crème。

总编辑的包容、允许争议、freedom of speech， 才能给阿伦特的首稿开绿灯（虽然，也是巨大争议的开始）。

台词里有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真正好的文章，语言语法都非常其次（因为阿伦特是德国人，她的英语并不够outstanding）,而是思想，思想，思想。

只有思考缺位，才不得不靠词藻句式去堆砌，背后隐藏的是思想的残垣断壁。

而这还只是当年——前两天跟好几个朋友聊到为什么KOL也能去当主编？

Do we humans progress at all? 在新媒体时代，可以再去重看一下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这本书。

2. 大学的意义那时大学课堂里的讨论活着 seminar, 不是学生做presentation, 老师挨个点评意思意思就好了。

在德语高级课上，阿伦特用最sophisticated case study, 跟学生做头脑风暴。

其实语言是文化最直观却也最浅表的体现，不懂说这个语言的人究竟在想什么，想问题的切入点到底是什么，那么这语言不如不学，真的还不如让位给AI。

片中有一句话说，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要我说，现在大学里能教授knowledge都算不错了，人人都在看skills/techniques, 也就是技能。

其实，思想大于知识，知识大于技能。

对于前两者而言，需要像阿伦特那样，即便功成名就，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话题却还能永远保持清零的心态，一定要从最原始的卷宗开始。

这也是我从18岁以后接受的正统教育：任何东西，除非受困于现实条件，不然必须看原文，或者最最接近于原文的译著（比如说我不懂希伯来文我只能看英语版本的）。

永远，不要去看解读，二手三手n手的思想，更不要轻信媒体的报道。

Mass Media针对的是Mass, 但大学生——你的意识必须是elite的。

怎么讲，在我眼中95%以上国内的大学都在错配地培养技工，白领技工。

其实，我国的确非常需要好的技工，但是大学和技校不一样，你应该是培养思考者的，哪怕毕业之后大部分人还是从事很普通的职员工作，但你的思想是不一样的，你不是螺丝钉，你知道如何思考。

技工请交给专门的学校，最怕的就是资源的错配。

但我们的大学激励机制如何，老师都是怎样的人，学校的KPI不是就业就是升学还有就是冲进世界前xxx. 如果没有思想的流淌，我觉得这一天会很遥远。

3. 做人的意义令人倒吸一口冷气的地方恰在于此。

我们习惯于为自己开脱，觉得作恶离自己很遥远，但其实，也许就藏匿在你的不作为里。

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跳不开大环境的束缚；但大环境不正是我们每一个个体构成的么？

Mancor Olson的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是我为数不多的能读懂的诺奖经济学作品，里面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了类似的问题。

每个人都从自身的狭隘利益出发做决定，结果是拉低了全社会的全体效用。

平庸之恶，说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决定。

习惯去问“为什么”不容易；去问“为什么不”更难。

但恰恰是思考，却让你距离真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口中的“人”，更近一步。

（这也是阿伦特剧中提到的一句话）我还喜欢的几个零星的思考点：激情和理性总是相对立的嘛？

我们若要思考，究竟拔到什么高度，既不能停留于就事论事，但一旦上升太多，不就容易陷入“唯主义”论的怪圈？

（阿伦特在片中也说了：no ism）最后，还是把最喜欢的几段台词抄下来 每日三省吾身。

The greatest evil in the world is the evil committed by nobodies, evil committed by men without motive, without convictions, without wicked hearts or demonic wills, by human beings who refuse to be persons. And it is this phenomenon that I have called the “banality of evil”.I wrote no defense of Eichmann, but I did try to reconcile the shocking mediocrity of the man with his staggering deeds. Trying to understand is not the same as forgiveness. I see it as my responsibility to understand,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nyone who dares to put pen to paper on the subject.Since Socrates and Plato, we usually call ‘thinking’ to be engaged in that silent dialogue between me and myself. In refusing to be a person, Eichmann utterly surrendered that single most defining human quality: that of being able to think. And consequently, he was no longer capable of making moral judgments. This inability to think creates the possibility for many ordinary men to commit evil deeds on a gigantic scale, the like of which one had never seen before.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wind of thought is not knowledge, but the ability to tell right or wrong, beautiful from ugly. And I hope that thinking gives people the strength to prevent catastrophes in these rare moments, when the chips are down.

很多人觉得女主演讲英语时的德语口音是个问题，其实是人物设计，而且我觉得挺好的。

虽然阿伦特本人讲英语并不是这样（像影片中所有的R都发成小舌音，THE RIGHT FROM THE WRONG简直惨不忍闻）。

其实苏科瓦英语非常好，网上一找一堆，要讲成这样还挺刻意难为的（毕竟她长期生活在美国），应该是人物特色的一种设计吧。

比如CH一直按德语发音这个梗，在开始的时候是朋友圈聚会，闺蜜纠正她，其他人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在接到主编催稿电话时，她说CHAT ON THE PHONE也依然是用她一贯的错误发音，保持了一致。

非常棒的是阿伦特书房的再现，桌后面的书柜，和能查到的照片中的家具比例几乎完全一样。

包括布吕歇那边的烟斗等等。

然后片中的60年代纽约全景、耶路撒冷街道这些场景，都很有代入感。

导演说剧中80%的对白都来自真实的文章、书信。

所以无论剧情如何设计，总体而言是非常靠谱的。

就好比影片末尾的演讲，实际上是虚拟的，但一字一句都来自她本人。

甚至关于海德格尔在她心中的位置，以及关于布吕歇（包括阿伦特自己）和他人半公开的多伴侣关系，影片也都有体现，留白恰到好处。

他们之间相互的昵称（戏称），Stup以及Frau Professor，包括一两句法语套话，都是忠实再现的细节。

以色列派Siegfried去找阿伦特的时候，阿伦特一认出对方就开始说德语，而对方开始则是说英语，外交使节嘛，而且有陪同的。。。

直到后来二人争执了才无缝切换到成德语，这个设计也是满分。

不过Hans Jonas的青年扮演者比中老年扮演者头发还稀少，可能算是一个小BUG。

苏科瓦本人已戒烟多年，为了这个角色，她恢复吸烟，然后竟然能在拍完之后又戒掉，真是太厉害了！

其实英语编剧在里面也演了一个小角色，阿伦特最后一次去看病重的 Kurt Blumenfeld 时，出门迎接她的人就是编剧Pam Katz ;-)阿伦特是我看的第二部冯·特罗塔作品，当时非常疯狂，硬头皮德语连蒙带猜看完，又找到很远的图书馆有DVD借过来，看西语字幕确认。

直到后来网上出现更多配音和原声字幕版，才有条件经常翻回去看看。

可能还有不全的，以后想到了再记。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

就像电影最后，她的昔日好友所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瞧不起犹太人的德国知识分子＂。

确实，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高度思辨Einchmann这个＂杀人机器＂的平庸之恶，写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她的总结是＂思考，不是知识，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这番演说和理论赢得满堂喝彩，放弃思考只是服从，其实放弃的是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力。

保持思考，不断思考，这也可窥探到德国的哲学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但是，从情感上来看，真的无法接受。

哪怕是在昏庸无能麻木冷血的犹太委员会。

当你真正作为第三方去评判他的时候，一堆热血，存良知的人民，第一时间还是会维护他的。

汉娜够胆魄，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也确是她一贯作风。

至少，她在思考。

我们呢？

我们，希望看了之后，能思考。

美国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一部关于哲学家的电影怎么拍呢？

要知道哲学家大部分时候就是坐着思考，本片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也是德国新电影运动的资深导演，还真的把它拍成了一部关于思考的传记电影。

1924年，18岁的汉娜•阿伦特成为35岁的年轻编外讲师海德格尔的学生和情人，这段地下情维持了四年，直到1928年海德格尔决定让阿伦特离去。

一般学者大师的婚外恋情、政治经历，传记电影中都是一笔带过，点到为止。

可她的初恋海德格尔偏是后来比她还名满天下有哲学王之称的存在主义大家，参与的那一下政治，又偏偏搅进后来万劫不复的纳粹暴政。

注定她与海德格尔这段纠葛无法忽略。

个人感情的痛苦成为她扩大自己存在疆界的一个源泉，在1930年之前，阿伦特的思想活动局限于哲学领域，甚至还瞧不上政治，然而她目睹了这个她深爱的才华横溢的教授卷入国家社会主义兴起的狂潮中附逆纳粹，并且天真地为这场运动提供一种存在主义的哲学解释。

再往后，阿伦特看到他回避世界，重新退缩到沉思的孤独中，对他认为混乱而败坏的公共领域投以蔑视。

一个哲学家沉浸于个体性的自足，而缺乏返回公共领域的能力，阿伦特痛心海德格尔的选择，开始强调知识分子的行动性。

影片在这样的背景下以1961年对纳粹军官艾希曼审判为切入点，以阿伦特报道此事件写出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发表引起巨大争论结束。

1960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引起了汉娜•阿伦特和朋友们的注意：以色列间谍在阿根廷发现了纳粹时期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军官艾希曼的踪迹，并于5月将其劫持到以色列，并坚持在本国审判艾希曼。

臭名昭著的艾希曼官阶并不高，只是党卫队中校，但是他曾经担任过德国第三帝国保安总部第四局B-4科的科长，是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负责一车皮一车皮地组织运送整个欧洲的犹太人，在他的监督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杀生产线到二战结束，共有五百八十万犹太人因“最后方案”而丧生。

于是阿伦特向《纽约客》总编提出，她愿意作为记者，去耶路撒冷报道审判的有关情况。

此时的她已完成《极权主义起源》《人的条件》等大作，在学界德高望重，有这样的名人担任特派记者，总编自然乐不可支欣然接受。

她在变更1961年日程推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信上写道，“您一定理解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因为我曾错过了报道纽伦堡的审判，这次，我不能再次失去目睹对战争罪犯审判的机会了。

”她原是德籍犹太人，纳粹兴起逃离德国，流亡巴黎，在法国集中营所幸戏剧性地出逃前往美国，后入美籍。

作为犹太人所遭受的苦难也指引着阿伦特的思考，这些外部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她把此行视为一次历史使命。

《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恶的平庸性的报告》由《纽约客》5次连载。

这份报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罪犯艾希曼本人的分析。

她根据艾希曼在法庭上表现及对有关卷宗的阅读，发现艾希曼并不像想象中是一个本性邪恶的魔鬼，平时热爱家庭、热爱音乐、热爱自然，人格也不扭曲病态，精神病学家鉴定“他的精神状态比做完他的精神鉴定之后的我还要正常。

”“不仅是个正常人而且还非常讨人喜欢。

” 就像恐怖分子寻常得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飞机上的邻座。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这一个观点，艾希曼之所以犯下如此罪行，完全是由于“思考的缺乏”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做判断。

这类通过执行国家命令，透过行政程序，从事集体屠杀政策的人，被称为“案牍谋杀者”，他们严谨干练的良好素质加上无思的顺从效忠，正是暴政与专政的天然基础。

第二部分是对犹太组织的评价。

她甚至批评当时犹太组织领导人，指责他们未能领导犹太人对当初的迫害进行有效的抵抗，反而一定程度上与纳粹形成了同谋。

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艾希曼审判的政治目的。

文章一刊出，在美国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反响。

就阿伦特本身运思历程看，艾希曼审判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转折点，这个事件的争议带动阿伦特从思考实践活动意义走进探索思考与判断的哲学课题。

导演玛格雷特·冯·特洛塔凭借此片获得了2013年德国电影奖最佳导演提名，她说“我只是拍我喜欢或者感兴趣的人。

但如果说这部电影有什么理念的话，那就是你应保持自我反思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要追随某种观念或者时尚。

汉娜说这是‘不用扶手的思考'。

”

Arendt & Eichmann: The New TruthMark LillaHannah Arendta film by Margarethe von TrottaHannah Arendt: Ihr Denken veränderte die Welt [Hannah Arendt: Her Thought Changed the World]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ith a foreword by Franziska AugsteinMunich: Piper, 252 pp., €9.99 (paper)1.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Primo Levi’s final book on his experiences at Auschwitz, he makes a wise remark about the difficulty of rendering judgment on history. The historian is pulled in two directions. He is obliged to gather and take into account all relevant material and perspectives; but he is also obliged to render the mass of material into a coherent object of thought and judgment:Without a profound simplification the world around us would be an infinite, undefined tangle that would defy our ability to orient ourselves and decide upon our actions…. We are compelled to reduce the knowable to a schema. lilla_1-112113-250.jpg Hannah Arendt Bluecher Literary TrustHannah Arendt and Mary McCarthy, Sicily, 1971Satisfying both imperatives is difficult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and with certain events may seem impossible. The Holocaust is one of those. Every advance in research that adds a new complication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happened on the Nazi side, or on the victims’, can potentially threaten our moral clarity about why it happened, obscuring the reality and fundamental inexplicability of anti-Semitic eliminationism. This is why Holocaust studies seems to swing back and forth with steady regularity, now trying to render justice to particulars (German soldiers as “ordinary men”), now trying to restore moral coherence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Among Primo Levi’s virtues as a writer on the Holocaust was his skill at finding the point of historical and moral equipoise, most remarkably in his famous chapter “The Gray Zone” in 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It is not easy reading. Besides recounting the horrifying dilemmas and unspeakable cruelties imposed by the Nazis on their victims, he also gives an unvarnished account of the cruelties that privileged prisoners visited on weaker ones, and the compromises, large and small, some made to maintain those privileges and their lives. He describes how the struggle for prestige and recognition, inevitable in any human grouping, manifested itself even in the camps, producing “obscene or pathetic figures…whom it is indispensable to know if we want to know the human species.”Levi tells the story of Chaim Rumkowski, the vain, dictatorial Jewish elder of the Łódź ghetto who printed stamps with his portrait on them, commissioned hymns celebrating his greatness, and surveyed his domain from a horse-drawn carriage. Stories like these that others have told and others still have wished to bury are unwelcome complications. But Levi tells them without ever letting the reader lose sight of the clear, simple moral reality in which they took place. Yes, “we are all mirrored in Rumkowski, his ambiguity is ours, it is our second nature, we hybrids molded from clay and spirit.” But “I do not know, and it does not much interest me to know, whether in my depths there lurks a murderer, but I do know that I was a guiltless victim and I was not a murderer.”Two recent films by major European directors show just how difficult this point of equipoise is to find and maintain when dealing with the Final Solution. Margarethe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is a well-acted biopic on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and its place in her intellectual and personal life. Claude Lanzmann’s The Last of the Unjust is a documentary about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last Jewish elder of the Theresienstadt concentration camp, who was considered a traitor and Nazi collaborator by many of the camp’s inmates, and was the only elder in the entire system to have survived the war. The directors have very different styles and ambitions, which they have realized with very different degrees of success. But neither has managed to replicate Levi’s achievement.2.Hannah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was published fifty years ago, first as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The New Yorker and then, a few months later, as a book. It’s hard to think of another work capable of setting off ferocious polemics a half-century after its publication. Research into the Nazi regime, its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anti-Semitism, the gestation of the Final Solution,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xtermination machine has advanced well beyond Arendt, providing bette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she was among the first to address.In any normal field of historical research one would expect an early seminal work to receive recognition and a fair assessment, even if it now seems misguided. Yet that is only now starting to happen within the history profession, in works like Deborah Lipstadt’s judicious, accessible survey The Eichmann Trial (2011). As the strong reactions to von Trotta’s film indicate, though, the Arendt–Eichmann psychodrama continues in the wider world. Now as then critics focus on two arguments Arendt made, and on the fact that she made them in the same book.The first, and better known, was that although Adolf Eichmann was taken by many at the time to be the mastermind of the Final Solution, the trial revealed a weak, clueless, cliché-spewing bureaucrat who, according to Arendt, “never realized what he was doing,” an everyman caught up in an evolving bureaucratic program that began with forced emigration and only later ended with extermination as its goal. That one “cannot extract any diabolical or demonic profundity from Eichmann” did not, in her eyes, reduce his culpability. From the start Arendt defended his capture, trial, and execution, which were not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n, even by some prominent Jews and Jewish organizations.1 This her critics forget, or choose to forget. What they remember is that she portrayed Eichmann as a risible clown, not radically evil, and shifted attention from anti-Semitism to the faceless system in which he worked.Had Arendt written a book on what she called “the strange interdependence of thoughtlessness and evil” in modern bureaucratic society, it would have been read as a supplement, and partial revision, of what she said about “radical evil” 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o one would have been offended. But in Eichmann she made the unwise choice of hanging her thesis on the logistical “genius” of the Holocaust, whose character she tried to infer from court documents and a few glimpses of him in the bullet-proof glass docket in Jerusalem.To make matters worse, in the same book Arendt raised the sensitive issue of the part that Jewish leaders played in the humiliation and eventual extermination of their own people. These included the heads of the urban Jewish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hat facilitated forced emigration, expropriations, arrests, and deportations; and the heads of the Jewish councils the Nazis formed in the ghettos and camps to keep the inmate population in line. These men were understandably feared and resented even if they carried out their duties nobly, while those who abused their power, like Rumkowski, were loathed by survivors, who circulated disturbing stories about them after the war.There was littl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se figures, though, until the Kasztner affair broke in the mid-1950s. Rudolph Kasztner was at that time an Israeli official, but during the war he had worked for a group in Budapest that helped European Jews get to Hungary, which was then unoccupied, and then tried to get them out after the German invasion in 1944. As thousands of Jews were being shipped daily to the gas chambers, Kasztner and his group entered into negotiations with the Nazis to see if some could be saved. After various plans to save large numbers failed, Kasztner persuaded Eichmann to accept a cash ransom and allow 1,600 Hungarian Jews to leave for Switzerland, many of them wealthy people who paid their way and others from his hometown and family.In 1953 a muckraking Israeli journalist claimed that Kasztner had secretly promised the Nazis not to tell other Jews about Auschwitz, trading a few lives for hundreds of thousands. Kastzner sued for libel but lost his case when it was revealed that he had written exculpatory letters to war tribunals for Nazis he had worked with in Hungary. Before his appeal could be heard Kastzner was assassinated in front of his Tel Aviv home, in circumstances that remain obscure to this day. He was posthumously acquitted.The cooperation of Jewish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the Nazi hierarchy became more widely known through the Eichmann trial and the publication in 1961 of Raoul Hilberg’s monumental study,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 which Arendt relied on heavily without adequate attribution. Though Hilberg’s book is widely revered today, he was just as widely attacked after its publication by Jewish organizations and publications for emphasizing the leaders’ cooperation and the rarity of active resistance, which he attributed to habits of appeasement developed over centuries of persecution, an argument Bruno Bettelheim echoed a year later in his controversial article “Freedom From Ghetto Thinking.”So Hannah Arendt was not betraying any secrets when s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in a scant dozen pages of her book; she was reporting on what came up at the trial and found herself in the middle of an ongoing, and very sensitive, polemic. But exercising her gift for the offending phrase, she also portrayed the Jewish leaders as self-deceived functionaries who “enjoyed their new power,” and she termed their actions “undoubtedly the dark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dark story.”Perhaps by “dark” all she meant was especially awful and a sign of “the totality of the moral collapse the Nazis caused…not only among the persecutors but also among the victims.” But pulled out of context her phrases made it appear that she was equating doomed Jewish leaders with the “thoughtless” Eichmann, or even judging them more severely. In any case, the whole discussion,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book, was psychologically obtuse and made her monstrous in the eyes of many.And the response was ferociou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r now former friend Gershom Scholem sent Arendt a public letter complaining, rightly, about her “flippancy” and lack of moral imagination when discussing the Jewish leaders, and declared her to be lacking in “love of the Jewish people.” Siegfried Moses, a former friend and recently retired Israeli official, sent a letter “declaring war” on her and got the Council of Jews in Germany to publish a condemnation even before serialization of her book in The New Yorker was complete. (He then flew to Switzerland to try to persuade her to abandon the book project altogether.) The American Anti-Defamation League sent out a pamphlet titled Arendt Nonsense to book reviewers and rabbis across the country, urging them to condemn her and the New Yorker articles for giving succor to anti-Semites.And in 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 circles that had become her adoptive home, she became the focus of angry attention from friends who once admired her. At the controversy’s peak Dissent magazine organized a forum to discuss the work and invited Arendt (she declined), Hilberg, and their critics. Hundreds showed up and the evening quickly descended into a series of denunciations of Arendt, who was defended briefly only by Alfred Kazin, Daniel Bell, and a few others. Only when President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in November did she finally escape the spotlight.3.This messy episode is the surprising focus of Margarethe von Trotta’s much-discussed new film. As von Trotta tells it, her original intention was to trace the arc of Arendt’s life as a whole, much as she did with Rosa Luxemburg in her award-winning biopic Rosa Luxemburg (1986), but found the material too unwieldy. And so she choose to limit herself to Arendt’s life in New York. As she says in the short German book on the film edited by Martin Wiebel, what interested her was not the ins and outs of the Eichmann case but rather Hannah and her friends. This seems an odd choice for a movie but makes sense in view of von Trotta’s other work. Her specialty is didactic feminist buddy movies—in fact, one might say that she’s been making the same film throughout her career. The story usually involves two women, either friends or sisters, one of them a visionary or pillar of strength, the other a jejune admirer, and follows the evolution of their relationship against a political backdrop.In her first solo directed work, The Second Awakening of Christa Klages (1978), a woman holds up a bank to save the child care center she works at, then gets help from a soldier’s wife who becomes her lover and goes into hiding with her. They end up in a rural Portuguese cooperative getting their consciousness raised, are expelled for lesbianism, and have other adventures before it all ends badly. Marianne and Juliane (1981) uses as its model the life of Gudrun Ensslin,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Baader-Meinhof gang who committed suicide in her cell in 1977; the story follows the Gudrun character and her sister as their relationship develops from alienation to reconciliation, and ends in a display of sisterly solidarity that reaches beyond the grave.lilla_2-112113.jpg Bettmann/CorbisAdolf Eichmann with Israeli police at his trial in Jerusalem, May 1962Von Trotta’s Vision (1991), which treats the life of the medieval mystic Hildegard von Bingen, is the most transparent example of the type. It portrays a courageous, enlightened woman prone to epiphanies who stays true to her visions and resists the church’s attempts to silence her. Along the way she develops a deep if unequal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nun, then another, provoking jealousy and misunderstanding, though it all works out in the end. She dies revered by those around her, though not by the powers that be.And this, more or less, is the story of Hannah Arendt. The film opens with a jovial Arendt (Barbara Sukowa) in conversation with her best friend Mary McCarthy (Janet McTeer), who in the movie is reduced to a hyperactive sidekick. They discuss men, they discuss love, they have a cocktail party with Arendt’s devoted if wayward husband Heinrich Blücher (Axel Milberg) and fellow New York intellectuals. Then they get news of Eichmann’s capture and the imminent trial. More drinks, more discussion, and then Arendt is off to Jerusalem, where she witnesses the trial mainly from the press room (where she could smoke) and visits an old Zionist friend.Von Trotta deftly intersperses clips from the actual trial into her film and shows Arendt watching them on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in the press room. This device allows her to stage a conversion scene. As the camera slowly zooms in on Arendt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we see on her face the dawning realization that he was not a clever, bloodthirsty monster but an empty-headed fool caught up in an evil machine. She leaves Jerusalem, writes her articles, and all hell breaks loose in New York.It is not true, as some reviewers have charged, that the film portrays Arendt as flawless. Throughout she hears complaints about her tone, from friends like McCarthy and her New Yorker editor William Shawn. She is also challenged repeatedly by her close friend the philosopher Hans Jonas (Ulrich Noethen), who is given some of the best lines in the movie (some drawn from Scholem’s letter). Jonas rejected the very idea of “thoughtless” murder and criticized her for lacking psychological sympathy for fellow Jews trapped in the most horrifying circumstances imaginable. Still, by and large, her critics are portrayed as irrational, defensive Jews who, unlike Arendt, refuse to think about the uncomfortable complexities of the Nazi experience, whether out of shame or omertà.But although Arendt defends herself and the task of “thinking” deftly throughout the film, particularly in a fine public speech at the end, we don’t see her arriving at her position through thinking. Film can portray inner psychological states through speech and action and image, but lacks resources for convey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weighing evidence, interpreting it, and considering alternatives. Barbara Sukowa smokes and rifles through documents and stares into space like a silent picture star, but we get no sense of the play of a mind. And so we are left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she, like Hildegard, has had a vision.And perhaps this is how von Trotta sees Arendt. She admits in the book by Wiebel that she, like many on the German left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urned their noses up at Arendt for comparing communism and Nazism as instanc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refused to read her books. But later she came upon Elisabeth Young-Bruehl’s biography and discovered a strong figure, a female philosopher engaged in political debate whose personal life was also rich in friends and lovers. This woman she could admire and celebrate. The problem is that von Trotta has chosen an episode in Arendt’s life where the stakes were so high, intellectually and morally, that they cannot in good taste be treated as the backdrop of a human interest story. Though the battle may be lost, it can never be emphasized enough that the Holocaust is not an acceptable occasion for sentimental journeys. But here it’s made into one, which produces weird, cringe-inducing moments for the viewer.In one shot we are watching Eichmann testify or Arendt arguing about the nature of evil; in the next her husband is patting her behind as they cook dinner. When Blücher tries to leave one morning without kissing her, since “one should never disturb a great philosopher when they’re thinking,” she replies, “but they can’t think without kisses!” As for the short, incongruous scenes about her youthful affair with Martin Heidegger, the less said the better.The deepest problem with the film, though, is not tastelessness. It is truth. At first glance the movie appears to be about nothing but the truth, which Arendt defends against her blinkered, mainly male adversaries. But its real subject is remaining true to yourself, not to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In her director’s statement on the film von Trotta says that “Arendt was a shining example of someone who remained true to her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world.” One can understand von Trotta’s reluctance to get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Eichmann case, let alone foreshadow what we know about it now, which would have violated the film’s integrity. But something else seems violated when a story celebrates a thinker’s courage in defending a position we now know to be utterly indefensible—as Arendt, were she alive, would have to concede.Since the Eichmann trial, and especially over the past fifteen years, a great body of evidence has accumulated about Eichmann’s intimate involvement in and influence over the Nazis’ strategy for expelling, then herding, and then exterminating Europe’s Jews. More damning still, we now have the original tapes that a Dutch Nazi sympathizer, Willem Sassen, made with Eichmann in Argentina in the 1950s, in which Eichmann delivers rambling monologues about his experience and his commitment to the extermination project. These have recently been collated and analyzed by the German scholar Bettina Stangneth, and the passages she quotes in her new book are chilling:The cautious bureaucrat, yeah, that was me…. But joined to this cautious bureaucrat was a fanatical fighter for the freedom of the Blut I descend from…. What’s good for my Volk is for me a holy command and holy law…. I must honestly tell you that had we…killed 10.3 million Jews I would be satisfied and would say, good, we’ve exterminated the enemy…. We would have completed the task for our Blut and our Volk and the freedom of nations had we exterminated the most cunning people in the world…. I’m also to blame that…the idea of a real, total elimination could not be fulfilled…. I was an inadequate man put in a position where, really, I could have and should have done more.2 In the end, Hannah Arendt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 Holocaust or even with Adolf Eichmann. It is a stilted, and very German, morality play about conformism and independence. Von Trotta’s generation (she was born in 1942) suffered the shock of learning in school about the Nazi experience and confronting their evasive parents at home, and in a sense they never recovered from it. (She convincingly dramatizes one of these angry dinner table confrontations in Marianne and Juliane.) Even today this generation has trouble seeing German society in any categories other than those of potential criminals, resisters, and silent bystanders.When left-wing radicalism was at its violent peak in the 1970s the following false syllogism became common wisdom: Nazi crimes were made possible by blind obedience to orders and social convention; therefore, anyone who still obeys rules and follows convention is complicit with Nazism, while anyone who rebels against them strikes a retrospective blow against Hitler. For the left in that period the Holocaust was not fundamentally about the Jews and hatred of Jews (in fact, anti-Semitism was common on the radical left). It was, narcissistically, about Germans’ relation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unwillingness, in the extreme case,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Von Trotta’s Hannah Arendt shares that outlook.And so, in part, did Eichmann in Jerusalem. Reading the book afresh fifty years on, one begins to notice two different impulses at work in it. One is to do justice to all the factors and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Final Solution and understand how they might have affected its functionaries and victims, in surprising and disturbing ways. In this Arendt was a pioneer; and, as Bettina Stangneth notes in her contribution to Martin Wiebel’s book, many of the things she was attacked for have become the scholarly consensus.But the other impulse, to find a schema that would render the horror comprehensible and make judgment possible, in the end led her astray. Arendt was not alone in being taken in by Eichmann and his many masks, but she was taken in. She judged him in light of her own intellectual preoccupations, inherited from Heidegger, with “authenticity,” the faceless crowd, society as a machine, and the importance of a kind of “thinking” that modern philosophy had abolished. Hers was, you might say, an overly complicated simplification. Closer to the truth was the simplification of Artur Sammler in his monologue on Hannah Arendt in Saul Bellow’s 1970 novel Mr. Sammler’s Planet:Politically, psychologically, the Germans had an idea of genius. The banality was only camouflage. What better way to get the curse out of murder than to make it look ordinary, boring, or trite?… There was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sacredness of life. Banality is the adopted disguise of a very powerful will to abolish conscience. Is such a project trivial? Claude Lanzmann’s recent film The Last of the Unjust leaves no doubt about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At the center of it is a remarkable interview he conducted in 1975 with Benjamin Murmelstein, the Jewish elder of Theresienstadt who survived the war. Murmelstein worked closely with Eichmann for seven years and saw through his camouflaging techniques; he even witnessed Eichmann helping to destroy a Viennese synagogue on Kristallnacht. Yet Murmelstein was also a master of the gray zone, a survivor among survivors whose reputation was anything but pristine. Lanzmann’s film plunges us into that zone and reveals more than perhaps even he realizes.—This is the first of two articles.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