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2019.12.19，把看完了《河西走廊》，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艳的纪录片，从配乐、演员、文案、风光摄影、场景还原、历史还原，每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当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一响起来，那种苍凉、壮阔、悠远、古老、沙漠驼铃、大漠孤烟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配合文案可直接泪目。

本片主要讲述了从汉武帝时期至今，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集、第三集和第九集。

第二集中霍去病三度大败匈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有勇有谋，临危不惧，夺回河西走廊，这真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当他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时，我真的是血脉贲张。

我也感慨于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对河西局势是如此有远见，这个边疆要塞对以后乃至今日的发展都极其重要。

我特别喜欢河西四郡的名字与意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传承千年的名字似乎仍映射着千年前那个站在黄河边极目远眺的身影，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第三集从悬泉置一个无名的置啬夫视角，讲述了常惠和解忧公主为河西奋斗的一生，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常惠五次经过悬泉置，每次一都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当他最后一次途径悬泉置，他多停留了一天，这是置啬夫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人。

曾经的老兄弟相继离去，常惠舟车一生，辗转南北，他在悬泉置站在角楼遥望东方时，似乎看到了那座古老的长安城发出阵阵智慧之光，那是众任先贤栉风沐雨的一生，也是他，常惠，砥砺奋战的曾经。

第九集中我最感动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那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朝代，那位老人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出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为奔赴战场。

清代杨昌浚的诗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 当时左宗棠在河西栽种的“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这个片子带给我了太多的感动，史书的寥寥数笔，却包含着无数英雄斗士为之奋斗的一生，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隋炀帝的河西盛会、精美绝伦的莫高窟……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更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纪录片《河西走廊》在背景音乐雅妮创作的【河西走廊之梦】，背景音乐与纪录片呈天作之合，她们带我走进中原与西域边塞链接的那段必然通道，这也是丝绸之路的主干道。

河西走廊缘于一个帝国被围困的尴尬时期，一个年轻的帝王刘彻想要打破百年来对匈奴的被动局面而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开启了对西部的探索和开拓，到刘询建立西域都护府。

跟随河西走廊的镜头，大片绿毯一样的草原，奔跑的马匹，当中有汉武帝最喜爱的汗血宝马，潺潺流水，靠着祁连山的雪水滋润，飞翔着水鸟的张掖湿地，丹霞地貌，第一次这么极致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透过河西走廊，将我脑海中有限的历史知识第一次这么直观的表现出来，也体会到诗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意境，理解这条路对中原与西域各国之间的经济及文化交流是多么重要！

河西走廊属于历史，她一直在渐渐完成华夏文明的使命，但历史并未消失……

（文/阿鱼探长）纪录片《河西走廊》由央视和甘肃省委联合出品，总导演王新建，执行总导演赵启辰，以及音乐人雅尼，请先接受我的致敬！

在以中国历史为题材的纪录片里，这部《河西走廊》是当前阶段我心目中的无与伦比，而能与它并列的纪录片，也只有金铁木执导的《大明宫》。

这部片大家都在夸，夸的角度千姿百态，这就让后来者很难再夸，但话说回来，也实属这部片优秀得活该。

而关于这部纪录片，更准确点，关于河西走廊，我想聊点不太常聊的。

首先必须承认，《河西走廊》绝对是一部让甘肃人无比骄傲的纪录片，但又不局限于甘肃，因为这部片的格局并没有狭隘在甘肃，所以便可理解，为什么无数国人和海外华人，以及外国朋友，都被这部纪录片，被河西走廊，深深撼动。

之所以要特别提出甘肃，不仅仅是因为河西走廊属于今日的甘肃政区，其实也因为，现在的甘肃省，老实说，并不是一个存在感很强的省份。

我们当代生活的时代，是改革与开放，是风从东边来，在奔向现代化的经济繁荣时代，不只是甘肃，整个深居内陆的西北，其实都是落寞的。

必须承认，经济活动的开展，需要诸多要素的满足，而西北地区发展经济的条件，就是没有东部沿海方便。

不只是自然环境的适宜度，还包括人口等人文因素，就说一个数据，到现在，西北五省的总人口，也就弱1亿，大致相当于四川、河南的人口，这表明，西北地区中心城市所依托的腹地人口，在量上是不够的，密度上更是分散。

西安已经是西北最大的城市，且有国家级中心城市等诸多强力政策加持，几乎可以认为，西北五省都是西安的腹地支撑，但2019年，西安的经济总量依然没有进入全国20强。

甘肃的情况不言而喻，从兰州大学拼死拼活都留不住师资资源的流失，一切都明了。

不妨，你可以自问，或者问问身边人，问问你们对甘肃、对西北、对河西走廊的印象？

恐怕绝大多数人只能想到这几个词：戈壁、沙漠、偏远、穷、沙尘暴……或者还有，兰州拉面吧。

所以我说，在东北失落以前，西北就已经失落很久了。

西北五省，少有存在感——可能陕西依仗着强悍的历史底蕴，还稍微好一点，以及新疆存在感很强，但总是以让人紧张的方式。

而甘肃，大多数时候是落寞的，甘肃人到外打工，也没有东北人那种“俺们那嘎子”的自信。

这是我想表达的，如此，再来审视这部《河西走廊》，的确，它的诞生动机就是甘肃省委想发掘本省的历史资源，而事实也的确如此，这部《河西走廊》不仅可以成为甘肃的历史宣传片，也足以担当为甘肃的招牌之一（之一，是因为甘肃除了河西走廊，还包括陇东和陇南）。

事实上，一部《河西走廊》，不仅足以让甘肃人热泪盈眶，它所代表的几乎大半部的中华史，让每位华夏儿女都无法忘怀。

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武帝第一次派出张骞出使西域，到霍去病拿下河西走廊，从此，祁连山下的这条走廊正式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

汉武帝在这里设下“河西四郡”，那是四个无比动人的名字：武威，张掖，酒泉，敦煌。

汉朝通过设制、驻兵、屯田等重要举措，牢牢掌控了河西走廊，并以此成功经营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将新疆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

在两汉之后，短暂统一的西晋分崩离析，历史进入长达四百余年的大分裂，在北方地区，经历了所谓的五胡十六国。

这一时期，河西走廊依然有着非比寻常的历史贡献。

由于北方战乱，中原士族大量南逃东晋，但也有一部分中原士族，选择西行，进入已经被汉朝开发过的河西走廊地区，因而产生了著名的儒家学派：河西儒家。

其中以马蹄山临松薤谷最为有名，因为郭荷、郭瑀、刘昞三代师徒都曾隐居讲学于此，但同时，身怀儒家理想，三代大儒又都曾出仕，试图完成“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

因为河西儒家的存在，使得中原文脉在江南的东晋之外，得以继续维系，尤其是河西儒家还保留了东晋所缺失的儒家诸多典籍，日后也成为隋唐一统后的文化源泉之一。

经济上自然不必多说，丝绸之路大名鼎鼎。

文化上，河西走廊是极为重要的存在，因为打通了河西走廊，西亚的伊斯兰教、南亚的佛教才得以传至中原。

张骞、玄奘、马可波罗……一个个有着强大信仰支撑的人物，从这里的戈壁绿洲跋涉而过。

可以说，在河西走廊，你才能看到中华民族性情的养成，这里有古代中国最全面的个性——农耕文明的儒学与礼仪，东西贯通的商贸繁荣，各族各宗教的交流与相融，以及中华民族的沙场豪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唐，是最彰显中华民族特点的盛世王朝，而相隔千年，这两个伟大的朝代，都通过河西走廊制霸西域，可以说，如果没有汉唐的主动出击，没有汉唐对河西走廊成熟的经营，今日之中国不将是中国。

虽然在唐以后，随着中原王朝面临的外部威胁逐渐从西北转移到东北的契丹、女真、蒙古，随着经济重心的彻底南移，秉承“天子守国门”的传统，中原王朝的都城开始东迁，从长安逐渐转移到开封，再到北京。

由此，河西走廊及西北，也不再成为王朝的外交重地，并逐渐走向落寞。

虽然明朝一度短暂收回河西走廊，但却没有选择屯兵，以至于河西走廊和西域一直落空。

满清入关完成了大一统，并将青藏、新疆和蒙古全部纳入版图，但清朝统治者对河西走廊和新疆的认识，并没有深入骨髓，这点在晚清面临边境危机时暴露无疑，一度准备放弃新疆。

幸而有左宗棠。

从林则徐到左宗棠，汉人士族对河西走廊和曾经的西域，现在的新疆，有着深入血脉的认知情感，这种骨子里的认同，来自千年前的盛唐，来自两千年前的强汉，来自两千多年来河西走廊的风风雨雨。

河西走廊，可以唤醒我们这个民族的记忆，可以解封两千年的历史封印，可以点燃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气。

这是我们应该去认识的河西走廊。

历史流转，今天我们看到的河西走廊，依然有祁连山的皑皑白雪，有曾经的河西四郡，今天的河西五市，有无数的石窟佛像，有玉门关和阳关背后的长城，有绿草如茵的山丹军马场，有戈壁黄沙的大漠孤烟……但我们还应该看到，这里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风云，有无数的勇气、信仰、坚守、忠诚、开放，还有数不清的战乱和残杀。

这是一座宝藏，值得甘肃人骄傲，也是一座值得中华儿女入迷的宝藏。

其实每个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这般独特的宝藏，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轻视和忽视，习惯了假装隐藏，习惯了目光只落到别家，这实在不应该。

我喜欢《河西走廊》，因为它是在满目戈壁和无尽沙漠的合围下，在祁连山的滋滋雪水下，顽强孕育的生命体，看起来如此孱弱，但却豪气云干，它在你看起来很艰涩的环境里，依然顽强地绽放着一朵又一朵鲜花，总是百折不挠，哪怕无人欣赏……但时间终究站在了河西走廊身边，直至后人发现，它是一座无可估量的宝藏。

公元412年，东晋十六国时期，一个年轻的僧人登上了河西走廊东端的天梯山。

他用清澈睿智的眼光审视着祁连山起伏跌宕的景色，心中充满喜悦与激动。

因为一个叫沮渠蒙逊的北凉国君指示他们在这里建造在当时看来举世无双的佛像石窟。

他，就是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

如此巨大体量的工程让昙曜兴奋不已，他仿佛听到了工匠们的声声斧凿在山中回荡。

佛教徒昙曜长期居住的凉州，就是今天河西走廊最东端的城市武威。

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峰峦起伏，山势峻峭，登临之难，犹如上天梯。

昙曜等人开凿的石窟就位于天梯山的岩壁上。

据历史文献考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的石窟。

20世纪50年代在天梯山下修建黄羊河水库时，文物部门对这座石窟进行了抢救性保护。

于是，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在水库边看到数百平方米的壁画，十七个佛龛与一百多尊佛像。

石窟，并不只是石壁上的山洞，有时也指在河畔山壁开凿的佛教寺庙。

有的石窟是供僧人修行住宿的，而有的石窟则是专门供信众进行礼拜。

在环境优美又险峻的石壁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可以让建造者表达他们的虔诚和奉献，更令来到这里的人们感受到佛教的神圣和美好。

祁连山，恰好就是这样一座理想的山脉。

由于释迦牟尼本人不主张设立偶像，因此佛陀在世时及圆寂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在古印度一直没有出现佛像，只有佛塔、法轮、足印等象征性的表现物。

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入侵著东方，同时带来了古希腊雕塑人像的文化和艺术。

古印度的西北边疆有一个名叫犍陀罗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及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艺术家们为希腊艺术的美所感动，开始用石头雕刻自己心目中的圣人。

于是，在释迦牟尼圆寂后约600年左右，他的具体形象开始被人们塑造出来。

他的脸形通常是椭圆的，同时还有高鼻梁和一头波浪形的卷发，他斜披希腊式的大褂，就像一位希腊神平添了几分东方的韵味。

逐渐地，艺术家们将印度用于修行的石窟和巨型佛像结合起来，创造了“石窟佛像综合体”，这就是佛教石窟艺术的发端。

从公元2世纪到3世纪，罗马、安息、贵霜和汉帝国四足鼎立，紧密联系，使得横亘东西的丝绸之路全面繁荣起来。

在这条道路上，驮着丝绸、宝石和香料的商队来往不绝，同时还有怀着崇高信仰的僧侣，他们不畏艰辛，希望像释迦牟尼一样，把了悟的世界带给更多的人。

而佛教真正大规模进入中国的时候，恰逢由中原王朝掌控天下的帝国时代正在黯然结束。

在魏晋南北朝崩溃与混乱的世道下，移民百姓和官宦世家几乎都陷入迷惘之中。

就在此时，那些不辞辛劳、心怀大志的佛教徒们沿着天然通道——河西走廊小心翼翼地进入中原。

鸠摩罗什，就是由西方进入河西走廊的那些僧侣中的一位。

他是中国佛经翻译史上公认的第一大家。

他自西而东的旅程不仅推动了整个汉地佛教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我们今天的语言生活。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他的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国王的妹妹。

没有人知道第一个来到龟兹的佛教徒是谁，来自哪里，什么时候来的。

当佛教从古印度传到龟兹的时候，龟兹人很快地接受了这个信仰，并开始大规模地开凿石窟，以表达自己的虔诚。

很快，龟兹成为佛教圣地。

鸠摩罗什7岁时就随笃信佛教的母亲一同出家了。

不知是生来聪慧还是天赋使命，12岁的鸠摩罗什已经可以开坛讲法，令远近的信众与国王都聚集到了他的身边。

他的名字被传播开来，许多国家都邀请他做自己的国师，但鸠摩罗什丝毫不动心。

后来，鸠摩罗什被龟兹王誉为国师，名声也从西域传到了中原。

鸠摩罗什的母亲曾经告诉儿子，他将去往东土传经说法，而且，途中将历尽坎坷磨难。

但鸠摩罗什没有料到，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来到东方。

公元385年，前秦将军吕光带领军队进驻河西走廊的凉州城，并在这里建立了后凉国。

城中的人们时常会看到一个奇怪的情景：一个西域相貌的僧人，不管走到哪里，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士兵。

这个僧人就是鸠摩罗什，这些士兵并不是他的手下，而是负责监管他的。

吕光奉前秦皇帝之命从龟兹带走了这个负有盛名的高僧，在将军吕光的眼里，鸠摩罗什只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据《高僧传》记载，吕光曾强迫鸠摩罗什娶龟兹公主为妻，还让他在大庭广众之下骑上恶牛烈马，但鸠摩罗什忍辱负重，面不改色，令吕光也感到惭愧了。

吕光为鸠摩罗什定下规矩，外出时间不能太久，还不能离开住地太远，鸠摩罗什没有想到，这样的生活，将会持续17年。

这17年间，鸠摩罗什就如同囚禁在笼中的鸟儿，时常感到前路渺茫。

他离乡背井，来到河西走廊，支撑他的正是传教到中国的使命，但在这样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去中原传法的宏愿呢？

鸠摩罗什决心不让自己沉沦，他从周围的人开始传法，多让一个人领悟佛法、脱离苦海，就是多做了一件功德。

离鸠摩罗什最近的人就是吕光军队中的士兵。

鸠摩罗什注意到，他们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原人，他们所说的汉语发音五花八门、变化多端。

为了弘扬佛法，鸠摩罗什一边传法一边学会了很多中国方言。

正是在河西走廊的这17年，使鸠摩罗什对中原文化有了深刻的了解，汉语读写能力突飞猛进，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译经大师正在河西走廊辽阔的土地上悄然成长。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被困凉州17年之后，鸠摩罗什已经不抱什么离开的希望了。

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自己的命运将要发生巨大的转变。

虽然吕光不重视鸠摩罗什，但是对鸠摩罗什百般景仰的国君却不在少数。

后秦国君姚兴为了要将高僧鸠摩罗什据为己有，不惜在公元401年五月，派遣十万大军讨伐凉州，终于将鸠摩罗什迎到长安。

这一年，鸠摩罗什已经58岁了。

他彻底摆脫了在凉州的半囚徒式生活，成为后秦的精神领袖。

事实上，自汉帝国末期，佛教就已传人中国。

但当时中国的社会秩序完全是按照儒家的规范来建立的，这里的帝王和人民觉得，孔子已经非常深入和全面地思考过现实世界的运行方法，外来的宗教或其他思想就没有必要再来指手画脚。

直到东晋十六国时期。

少数民族的帝王入主中原，这一状况才被完全改变。

对老百姓来说，长期战乱、居无定所使他们感到痛苦，不明白这样的现实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

而对北方民族的君主来说，从小到大的生活就是弱肉强食、胜者为王，要让他们接受讲究等级秩序、忠孝观念的儒家学说十分困难。

这时候，一个关于寻找生命意义的答案，一种解脱痛苦的方法，一套令社会平稳安定的价值体系，自然就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向往。

在后秦的都城长安，皇帝姚兴在城北大兴土木，为鸠摩罗什盖起了说法的场地——“逍遥园”。

广阔的庭院里，有数座高大的楼台，中间布置有假山花草、奇珍异兽，每到鸠摩罗什说法的时候，就有数千人到来听讲。

鸠摩罗什见姚兴愿意为佛教如此投入，趁机向姚兴提出自己在凉州的时候就开始酝酿的一个宏大计划——

重新译经，让佛祖的真知灼见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

姚兴十分赞赏鸠摩罗什的建议，他立即为鸠摩罗什开辟了译经场，还特地选派了800名僧人来配合他的工作。

长安译经场，由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译场。

为了还原佛经的本来面目，鸠摩罗什在弟子们的配合下，首次对佛教全部关键词汇都给出了详细、准确、深入浅出的解释。

鸠摩罗什的译经几乎触及佛教浩繁经文的各个方面，他的译著，大部分成为中国佛教各宗派立宗的经典依据。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句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这位西来的高僧通过对语言的卓越理解．将印度佛经化作优美的汉语经典，1600多年来没人去增减或改变一个字。

在汉传佛教历史上，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义净、不空被称为五大译师，其中三位都曾到过河西走廊，鸠摩罗什是年代最早的一位，中国佛教因他的出现而面貌一新。

虽然鸠摩罗什翻译的是佛经典籍，但他的影响却超出了佛教的范围，烦恼、苦海、未来、心田、爱河……这些最初由鸠摩罗什创造出来的汉语词汇今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公元413年，70岁的鸠摩罗什在长安逍遥园圆寂。

临终前，他说：“如果我所传译的经典没有错误，愿我的身体火化之后，舌头不会焦烂。

”果然，他的形骸灰飞烟灭，舌头却真的依然如生。

一千多年后，我们再次来到武威这座以鸠摩罗什命名的寺庙，这里香火依旧，肃穆依然，一代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舌舍利被奉归此处修塔供养，成为纪念他曾经在河西走廊17年沉思默想岁月的历史见证。

他在河西走廊与博大精深的汉文化相遇，又在长安译经场赋予了佛经更丰富的层次，使佛教最终可以在理论基础上与儒家和道家并立，成为中国三大思想体系之一。

公元411年，一位叫作沮渠蒙逊的匈奴勇士带领他的族人攻克凉州，并定都于此，他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北凉，自称为“河西王”。

此时，距离鸠摩罗什离开凉州已经过去了近十年，佛教已渐渐扎根在河西走廊的土壤。

当年，他曾在吕光的宫廷里见过鸠摩罗什。

当时他就暗自发誓，若自己成为国君，一定要弘扬佛教，让天下人因为信仰而凝聚。

成为一方霸主之后，沮渠蒙逊开始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大力扶植儒学和佛学，译佛经，立学校，广揽人才。

但遗憾的是，当他成为北凉河西王时，鸠摩罗什已身在长安。

恰好沮渠蒙逊听说有个名叫昙无谶的天竺高僧来到了河西走廊，还随身携带着一本写在桦树皮上的古老佛经《涅槃经》。

他立即将昙无谶迎请到凉州，尊为上宾，并请他翻译这部神奇的佛经。

而就在此时，命运指引昙曜来到凉州修习佛法。

他学习和追随的，就是当时的高僧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涅槃经》。

这部经卷是昙无谶在凉州翻译的最重要的佛经，在这部著作中谈到了禅修是学习佛法的最佳途径。

而中国的道教与儒家同样注重修行。

因此，佛教的禅修方法很快获得了河西走廊士人学子们的认同并在北凉国流行起来。

但是，要想一心一意地禅修，就需要寻找一个幽雅僻静的地方。

于是，河西走廊的祁连山便成为石窟开凿再理想不过的场所。

作为北凉的国君，沮渠蒙逊开始筹备建造一座规模雄伟的石窟。

昙无谶及昙曜等凉州僧人选定了天梯山，开始召集工匠们开凿石窟，大规模建造佛像。

沮渠蒙逊还特意要求昙曜在窟中为他刚刚逝世的母亲车氏雕凿了一尊5米高的石像。

对于昙曜来说，这座石窟的修建，将成为他非凡事业的起点。

许多年以后，他将前往北魏首都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

在那里，他将和自己的工匠们打造一座蜚声世界的巨大石窟。

那就是——云冈石窟。

天梯山石窟不仅成为北凉的佛教圣地，众人修行朝拜的中心，它还在一个历史的瞬问无意中挽救了河西走廊的佛教徒，令这里的寺庙僧人免遭灭顶之灾。

公元429年，北凉皇宫内的沮渠蒙逊接到一个噩耗，出征邻国的太子死于乱军之中。

听到这个消息的沮渠蒙逊大发雷霆，他把征战失败，太子横死的结果归罪于高僧昙无谶——因为出征前他让昙无谶为太子做的占卜是好的结果。

沮渠蒙逊痛骂佛法无用，下令遣散僧人。

在佛教传入的初期，僧侣在某些时候还会被混同于方士，而高僧也不得不兼具大法师的角色，时常要为国君占卜吉凶。

此时，昙死谶并不在意自己的生死，而是对佛教在北凉的命运充满担忧。

如果国君迁怒于佛教，那么佛教在这个地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地位将荡然无存，僧侣们为弘扬佛法所付出的心血也将付诸东流。

当面对佛祖塑像祈祷的昙无谶偶然抬起头时，看到佛像的面容。

他沉思片刻，派人前去禀告沮渠蒙逊说，在天梯山石窟有神秘的事情出现，请国君立即前来查看。

沮渠蒙逊闻讯火速赶来。

昙无谶告诉他：因为皇上下达了毁灭佛教的命令，大佛泪流不止。

沮渠蒙逊仰望佛像，惊讶地发现自己为母亲造的这尊佛像。

面颊上竟然有深深的泪痕。

沮渠蒙逊幡然醒悟，收回了灭佛的命令。

或许，大佛的眼泪是雨水形成的痕迹。

或许，是僧人精心安排的计策。

无论是人为还是巧合，总之，高僧昙无谶和天梯山石窟的佛像一起，阻止了一场即将发生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灭佛活动。

令佛教文化和艺术可以在这里继续生长，并为中土文化输入源源不断的灵感，更为后世的人们留下无可估量的文化遗产。

就在天梯山石窟造像的同时，祁连山沿线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五凉时期相继开凿。

它们是——敦煌莫高窟北凉三窟第268、272、275窟；

玉门昌马石窟下窑第4窟；

张掖肃南文殊山石窟千佛、万佛二洞；

肃南马蹄寺石窟群；

金塔寺东、西二窟。

它们和天梯山石窟一起被统称为河西早期石窟。

这些石窟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清晰线索和深刻烙印，它们承袭新疆龟兹、于阗等地造像传统，带着鲜明的西域和印度色彩，并最早开始融合汉地艺术，汲取新的元素，形成独具特色的石窟样式。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对此极为关注。

1986年，宿自在《考古学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观点——《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他把新疆以东、河西走廊上现存的早期佛教石窟造像艺术手法命名为“凉州模式”。

1994年，70多岁的宿白，亲临天梯山石窟实地考察，确认天梯山石窟创立了“凉州模式”。

他认为，凉州模式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以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寺第一期龛像为代表；

晚期则以肃南金塔寺、文殊山千佛洞和炳灵寺第二期龛像为典型。

接下来．这种河西特色的艺术风格又由昙曜和内迁的工匠们带到了中原。

从平城的云冈石窟，再到洛阳的龙门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艺术的成就，无不闪耀着凉州石窟的熠熠光彩。

通过造像风格的细致比对，专家们发现，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在河西走廊兴起后，并非按照最短路线传播，而是由凉州至平城，再由平城至洛阳，接着再回到长安和陇东的有趣路线，而像天水的麦积山北朝石窟和陇东的北石窟寺同样是这条佛教石窟艺术传播路线上留给后人不朽的艺术杰作。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成为西域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国的第一站和驻泊地。

它们停留在这条宽大的通道上。

它们渐渐适应着当地的环境。

它们汲取着新的艺术元素，小心谨慎地尝试着最早的造像形态，渐渐地，一种有着河西走廊风格的凉州特色石窟诞生了。

令人感慨的是，秉持儒家文化的人们，没有排斥这个来自异域的宗教。

相反，他们以兼收并蓄的开阔心胸与气度，在河西走廊培育了深厚温和的文化土壤，令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人们对佛教的态度更加宽容。

张掖肃南的马蹄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率领弟子为读书讲学而开凿，最终发展成为了佛教圣地。

在河西走廊相对宁静的土地上，儒家文化与佛教如同两条汇聚的河流，开始了它们最初的彼此探索、琢磨、交融与激荡。

通过河西走廊，佛教文化和石窟艺术继续向东传播，进而深刻影响了广袤的东亚大地。

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流行至整个中国南方，各代帝王都大建石窟、寺院。

此时，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不少影响深远的高僧，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自东向西穿越河西走廊，回溯佛教的起源，将中原文化对佛教的融合与提炼反哺西方。

自三国时期的高僧朱士行第一次踏上西行求法之路后。

这条走廊见证了无数高僧大德追寻信仰的身影：竺法护、法显、宋云、惠生、玄奘……就这样，西来东往的这两种足迹，在公元四世纪末、五世纪初重叠在了河西走廊。

在今天河西走廊上的金昌市永昌县。

有一座始建于公元561年的寺院一圣容寺。

它原名瑞像寺，与其他供养佛像的寺院不同，在圣容寺正殿内供奉的是一块石壁。

石壁的轮廓形似一位正在行走的僧人。

这尊天然形成的石像被称为“凉州瑞像”，它的由来，与河西走廊上一直流传着的一个神奇传说有关。

公元435年，一个叫刘萨诃的北魏僧人向着落日的方向独自行走。

他来到河西走廊的凉州番和县，也就是今天甘肃境内永昌县城西二十里的水磨关一带。

刘萨诃在这里停住脚步，沉默了很久，说：“此地即将出现天然的佛像。

接着，他又说：“佛像的变化会预示着天下的兴衰。

”在他说过这两句话的86年后，水磨关绝崖石壁上竟然真的显现出一尊石头佛像。

人们惊讶万分，称其为“凉州瑞像”。

通常，佛教徒会把祥瑞圆满的诸佛菩萨的造像称为瑞像，而这尊天然形成的佛像可谓是自然造化的神迹。

从此，刘萨诃被尊为神佛，人们为他和石佛瑞像修建了一座寺院，以示纪念。

据说，公元572年的一天晚上，石佛瑞像的佛首突然自行落地。

两年之后，北周武帝宇文邕就下令焚寺灭法，天下寺院皆遭焚毁，无数僧众受严厉打击，瑞像寺也没有逃过此劫。

刘萨诃的预言似乎一一应验了。

佛教进入中国后，一直积极与知识阶层的雅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权力文化进行融合，但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和发展状况一直处于朦胧的迷雾之中。

也许，刘萨诃这个特殊的高僧刚好弥补了这个空缺。

他的预言和传奇的故事被普通的老百姓接受，在不断的传颂中变得越来越丰富和神奇，凉州瑞像也一直得到信众的供奉。

今天，在河西走廊的石窟中，仍保存有不少以凉州瑞像为题材的作品。

这是五代末期开凿的敦煌莫高窟第72窟。

在该窟西壁帐门外北侧的北上角，画有一个穿着袈裟的比丘，在深山石窟中打坐。

旁边的题榜表明，这就是“圣者刘萨诃和尚”，在这个洞窟主室的整个南壁，更是用情节繁多、画面宏大的经变画形式表现了刘萨诃的故事。

在今天的河西走廊上，分布着大量佛教石窟遗迹，它们代表了佛教在不同时期经由这里传播所留下的印迹。

敦煌的莫高窟和瓜州的榆林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

张掖肃南文殊山千佛洞内的北凉壁画运用西域凹凸边晕染法将四壁绘满千佛，万佛洞内的西夏壁画用宏大的气势描绘了佛国世界的神奇景象。

张掖的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时期，寺内供奉着亚洲最大的室内木胎泥塑卧佛。

肃南的金塔寺东西二窟保存有十六国北凉以来的彩塑260余身，悬空于壁问的立体飞天，将圆雕和浮雕完美结合，时间上比敦煌飞天还早了300牛。

因为这些石窟的存在，河西走廊也被人们称为“石窟走廊”。

尽管顶礼膜拜的时代早已远去，但不朽的岩石却赋予了佛像们一种接近永恒的气质，让千年后偶然到来的游山者依然能感受到超然物外的沉静与智慧。

公元609年，距离天梯山石窟的开凿已经过去了将近200年。

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动荡的局面，实现了中国的再次统一就在这一年，隋炀帝杨广动身西巡。

他来到河西走廊，亲赴凉州番和县，拜谒了瑞像寺的石佛瑞像，并下旨扩建寺院。

这一次西巡历时9个月。

随行的部队、官员10万余人。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亲临河西走廊的中原帝王，站在凉州的城楼上向西望去，杨广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这条通道的重大意义。

而河西走廊，也因为他的此次西巡，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

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

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我的家乡定西和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也知道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仅此而已。

纪录片河西走廊从西汉开始讲起，经过五胡十六国，知道了五凉时代（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说实话以前在这块的历史知识有点混乱，再经过隋唐和元朝到晚晴和新中国初期，最后到现在，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基本上都说清楚了。

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匈奴，常惠多次途径悬泉置，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郭荷、郭瑀、刘昞等河西儒学学者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兴起并随之东渐，以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佛教徒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开始盛行，再到隋朝的裴矩以及隋炀帝的西巡，元朝时期与吐蕃藏传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再到晚清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地，最后到现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贯彻落实，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将带动甘肃甚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广泛接触当地民众，约谈地方官员，特别对来自西域的商人给予了高度关注，主动了解他们家乡的风土人情，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讲述漫漫商旅之路上的艰辛故事。

这位看上去诚恳亲切又豁达睿智的帝都官员很快就贏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敬。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这条大运河，将中国内地重要的水系连接起来，形成了运输网络；沿线兴起了许多商业城市，其中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更是因为这条运河，成为了隋朝的经济重心。

对经济发展颇为重视的隋炀帝当然也不会忘记辽阔的西部地区，很快，他将目光投向了河西走廊。

自汉武帝将河西走廊纳入中国版图后，作为丝绸之路咽喉的河西走廊一跃成为重要的商业区域。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关于合适的人选，他首先想到了裴矩。

裴矩，祖籍山西。

他精通经史典籍，并有着丰富娴熟的政治经验。

隋朝建国后，裴矩就受到隋文帝重用，参与了隋朝礼仪制度的建立。

公元588年，裴矩跟随后来成为隋炀帝的皇子杨广参加了平陈战役，在战后的安抚工作中表现突出，因而得到赏赐和擢升。

此后，他通过精准的政治谋略，兵不血刃地让突厥归附隋朝。

隋炀帝登基后，他成为朝廷五位重臣之一。

裴矩以其出色的外交能力及他对西北地区民族问题的了解，赢得了隋炀帝的赏识。

隋炀帝召见裴矩，询问西部疆域的经略思路。

裴矩建议通过疏通河西走廊来恢复丝路贸易，并加强与西域诸围的政治、文化交流。

这个思路与隋炀帝不谋而合。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虽然这是裴矩第一次来到河西走廊，但他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他的祖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了躲避中原战乱，曾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

直到后来苻坚灭前凉国，才迁回山西。

初到张掖的裴矩，很快便被这里的繁荣所吸引。

集市上常常可以见到成群结队来自西域的胡商，他们的长相、服饰都明显区别于中原人。

他们带着香料、手工艺品、地毯等内地不常见到的货品在这里买卖。

之后又采购当地的丝绸、茶叶、土特产，销往广阔的西亚和欧洲各地。

古老的商路已经逐渐恢复，边贸互市以及民间的贸易交流正在兴起。

这给了裴矩很大信心。

他放下朝廷重臣的身段，主动寻访商户，特别是那些走南闯北的胡商。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

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

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

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随着对河西走廊的了解日渐深入，裴矩也发现了此地商贸发展所面临的障碍。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正在苦苦思索的裴矩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他曾经也面临几乎同样的难题。

这个人，就是仓慈。

仓慈，淮南人，三国曹魏时期的敦煌太守。

敦煌郡在河西走廊西段，自汉帝国以来，作为丝绸贸易集散地的敦煌运行到东汉末年已变得破败不堪。

到了三国时期，更因为连年的战乱而与内地隔绝。

虽有西域商贾来这里进行贸易。

但也因时常遭到豪强的阻挠和盘剥而怨声载道。

仓慈到任后，为革除积弊，营造良好的贸易环境。

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贴出告示，凡西域商人欲往洛阳贸易的，由政府发给旅途补助；如在敦煌经商，则按官府制定的平价进行交易；同时派吏民护送商队。

以保证客商的安全。

河西走廊在他的管理下。

达到了商贸繁荣的一个高峰。

仓慈当年治理河西走廊的经验给了裴矩很大启发。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而这些被称作“胡商”的西域商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粟特人。

据考证，粟特人的祖先很有可能就来自祁连山下的张掖昭武城。

又由于他们的姓氏集中于康、史、安、曹、石、米、何、火寻和戊地这九种，中原人士也称他们为昭武九姓。

他们居住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没有自己的王国，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民族。

从中亚到长安，他们在丝绸之路东段沿线很多重要城镇留下了足迹，有人将其称作“东方犹太人”。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他们是一群已经消失了的神秘部族。

由于擅长手工艺制作，他们的陶器、银器、丝绸，甚至盔甲都是当时的畅销品。

更重要的是，粟特人很善于把自己的货品变成钱。

据《唐会要》记载，他们经商能力的培育是从娃娃抓起，男孩5岁开始读书识字，稍微认一点字便开始教他们经商之道。

也就是说，他们的男孩要学会甜言蜜语，并牢牢掌控钱财，追求利润最大化。

“利之所在，无所不至”一语道出为追求贸易利益，不辞劳苦地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的形象。

他们不仅销售自己的产品，还几乎垄断了当时河西走廊上的国际贸易。

一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只能从现存的文物中想象他们的形象，以及那条川流不息的繁荣丝路。

对于粟特人来说，他们不远万里来中国经商，是因为这里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同时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幸被盘踞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突厥、吐谷浑等势力劫掠、盘剥，他们就有可能血本无归。

当然，这也是裴矩所担忧的。

他要把这些情况尽快汇报给隋炀帝。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的这些话让隋炀帝大喜过望，他任命裴矩为黄门侍郎，派他再次返回张掖。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这一仗对吐谷浑打击很大。

万事俱备，隋炀帝心中随即产生了一个宏大的国家计划。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只是，这样的一次巡视，势必耗费巨大，再加上路途遥远，还要冒兵戈之险。

是否有这个必要？

大臣们的担忧和疑虑对于杨广来说毫无意义，繁复而细致的准备工作随即有序地展开了。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作为横贯祁连山脉的高山峡谷，这条古道海拔三千多米，与终年积雪的雪山为邻。

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扁都口始终是祁连山谷中距离西宁最近、唯一穿越祁连山北上张掖的通道。

每年的7月是扁都口最美的季节，万亩盛开的油菜花使千年古道扁都口成为今日河西走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焉支山，祁连山的一条支脉，黑河发达的水系孕育了这里丰富陶茂盛阴植被，山上林海松涛、碧波无际，山下沟壑纵横、清泉淙淙。

不远处辽阔的天然草场正是盛会的绝佳地点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高昌和伊吾等西域圉家的贵族也来到了张掖，表示愿意与隋朝交好。

尽管刚刚经历了扁都口的艰险，杨广在接见高昌王和西域各国使者时，依然不失大国之君的威仪。

他下令武威、张掖两地的仕女盛装出席，充分彰显大隋朝升乎盛世的景象。

来自中原的宫廷乐手，以及来自西域各地的民间歌舞艺人，在会场上争奇斗艳，为这场盛会带来了浓郁热烈的欢乐气氛。

富丽堂皇的观风行殿。

陈设着中原的手工艺品。

西域各国的使节被眼前的雍容华贵折服，对隋王朝雄厚的经济实力叹为观止。

自然，当地不少粟特商人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盛会。

他们不失时机地从骆驼上卸下了琳琅满目的商品，带到张掖城里的大小集市上，向来自各国的客人兜售他们的货物。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当年，河西走廊盛况留下的痕迹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那场气势恢宏的“万国博览会”曾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在张掖盟会期间，隋炀帝杨广登临焉支山的峰顶参天禅地。

当年汉朝将军霍去病曾越过焉支山，击败匈奴，夺得河西走廊，打通了中原与西域交往的通道。

自此，焉支山成为胜利的象征而载入史册。

隋炀帝的此次西巡，让中原王朝与丝路沿途各国的政治、经贸、文化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

丝绸之路又一次向中原大地敞开。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王朝对河西走廊以及西域的经略，为后来唐帝国的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河西走廊上的盛况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想念，繁华早已随风而逝，但岁月并未掩埋一切。

这是一座以“骆驼”命名的古城遗址，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大、最完整的丝绸之路大型汉唐古文化遗址。

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的中段，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城西南20公里处。

它建于汉朝，曾是魏晋时期北凉的故都，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商镇。

今天的我们穿行于厚厚的城墙间，依然可以回想当年河西走廊的丝路盛景。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西域各国商人，甚至王公贵族，纷纷沿着河西走廊进入长安、洛阳，为中原的都市生活带来了新的面貌。

丝路的畅通，让商人们获得了更多的商旅便利，关税的降低，也使得来中原做生意变得更有吸引力。

丝绸之路再度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最重要通道。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尽管背负了诸多骂名，杨广仍不失为一代有为之君。

河西走廊理应铭记他。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28岁的李世民登基，成为后来的唐太宗。

登基后不久，李世民便在长安宫殿里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

年逾八旬，此时已是唐帝国户部尚书的裴矩，也接到了赴宴的邀请。

宴会上，乐师们在铿锵有力的《秦王破阵乐》后，又演奏了一曲由西域传入的《西凉》大曲。

这熟悉的音律，让裴矩的思绪飘回了二十年前，他想起了第一次前往张掖之前的雄心壮志；想起了编撰《西域图记》时的艰辛，更想起了大业五年，焉支山下，他为隋炀帝安排的贸易盛会，当时的宫廷乐师，似乎也演奏了这曲《西凉》。

细弱的丝弦拨动了裴矩苍老的心。

曲终人散，已是夕阳西下。

裴矩走上了长安的城楼。

他向西眺望，仿佛看见一队沿着丝绸之路走来的西域胡商，正伴着夕阳，从金光门走进了长安城的西市大街。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河西走廊与丝绸之路，很快就将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大通道。

政治的稳定，开放的政策，让河西走廊商路上的贸易往来空前繁荣，中原地区的文化气象也变得多元起来。

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不断融合，唐代中国成为了世界文化的焦点所在，并由此进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

伴随着唐帝国这个中原王朝最繁盛时期的到来，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河西走廊，也正在迎来属于它自己的黄金时代。

看到第七集敦煌，实在是觉得要提笔记一下。

首先是复刻了敦煌建造的步骤。

从打窟人凿石头开始，后面要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灰匠等不同工种合作。

灰匠：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粘土和棉麻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

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

塑匠：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在用泥土塑形。

之后彩绘匠团队完成上色。

彩绘工匠：矿物颜料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敦煌的工程是个集体作业。

看《局部》里放了电影片段，大致知道了湿壁画的作画方式，是要在一天里墙干之前画完。

《局部》里提到了敦煌是干壁画。

《河西走廊》让我从给一个较新的维度看敦煌。

最早大三的时候老师课上讲到，还讲了1900年代王道士的故事。

2012年自己去看了，能看到的很少，其实走进去了，也看不懂。

真的进去时候的感受，还没有看《人类的敦煌》来得振奋。

这段时间刚好在看的几个东西都与此有关，纪录片《神秘的西夏》，书《中国艺术史》，井上靖小说改编的电影《敦煌》，还有1980年nhk的纪录片《丝绸之路》。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被串起来了。

这一集其实等于是以220窟翟家窟为例，在讲唐代怎么画壁画，串起来讲敦煌历史、丝绸之路。

220窟：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

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之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

“他们在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时，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获得了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到了隋唐时期，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实在唐朝修建的。

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应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背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现共存812个，但是莫高窟就有735个，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油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历代彩塑3390身。

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莫高窟跨越多个王朝，最终建成了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地理位置：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路线，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谁在建：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要经过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建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

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

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事长久，遇荒年战乱又盼来日能摆脱苦难，为心灵上的寄托、精神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砸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宗白华认为：“敦煌的艺境是音乐意味的，以音乐舞蹈为基本情调。

”画里有来自中亚的风格，有失传的胡旋舞，大型灯树（与长安等地上元日赏灯的情景十分相似）——李工记忆中长安的景色永远记录下来了。

而“李工”也是纪录片为了方便讲述，姑且称呼的。

事实是，阎立本留世，而李工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没人知道他的名字。

220窟建了大概20年，但有待进一步探讨。

不过每个窟肯定时间跨度都很长。

《药师经变图》就在220窟。

现在怎么不爱写东西了，书看多了该想要输出才是，许多观点总觉得它们还未形成，因为我没有系统地思考过就不敢说，怕它们漏洞百出，比如上一篇未完成。

所以就在博客写一写吧，这大概是个只有韩寒还在怀念的地方。

下午没去和朋友们K歌而是看完了这部十集纪录片，其中多次感动流泪，现在写读后感的冲动已经过去了，就是和自己聊一聊。

西北是我的家乡。

之前长安与河西走廊是对立的，一个是中原都城，一个是被征服被统治的对象，宋迁都之后一直到改革开放，长安和河西走廊就成一体了，落后的西北五省。

虽然作为一个西安人，从小并没有对故乡感到有什么自豪的，生长在古城又不是就代表我有底蕴有文化，相反我倒是觉得身边的人天然有种固步自封，毕竟八百里秦川是富饶安逸之地，人们对外面的世界没多大兴趣也情有可原。

可是每每看到唐朝的文字或者画面，总是忍不住落泪，好怀念那个我并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我几乎确信现在这里的人没有把当时的精神继承下来，虽然城墙还在，不是唐朝的，虽然西市重新建起来了，但只觉得蹩脚，还有曲江、大唐芙蓉园，即便就是大明宫也被复原出来，这个城市还是不及当年长安的十一，因为她的精神内核已经没有了。

当年的长安，包容万象，万国来朝，天下第一。

当年长安城的少年，一胸腔的山河锦绣，心系苍生，广博而自由。

那种自信是因为大唐引领时代的风潮，代表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发达的生产力，就如现今的欧美。

人类文明数千年，多少朝代更替，人们还是在不懈地违反着发展和繁荣的定律，也许就是人性吧，然而世界大势偏偏是逆着人性而行的，所以繁荣和倒退才能如此匪夷所思地不断更替。

我总希望那股千年前的汉唐心气还是存在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虽然也说不上那到底是什么，就比如大唐的自信豪迈如今体现为不卑不亢，自由广博体现为温和宽厚，虽然被时代被环境压抑制约，但内核的东西还是一路的。

只要内核的东西还在，千百年后仍能回到文明的最前列，但如今这内核已经不见了，我再没有见过心中山河锦绣的少年，人们竟不再宽容自由而是相信绝对真理，不再勇敢探索追求真知而是习惯于照抄照搬，感觉像是自折双翼而不觉其痛。

公元前61年汉·元康五年清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将悬泉置行政长官置啬夫从梦中惊醒。

从首都长安星夜兼程的邮差携带紧急公文到达这里。

置啬夫收到了一封装在木盒中并加盖封泥的凭信，他随即命令值班役卒给邮差准备早饭，更换马匹。

西北的黎明干燥寒冷，祁连山的轮廓线清晰起来，通向西域的道路若隐若现，远处驻屯部队营区里传来狗吠声。

对于地处河西走廊西北端的悬泉置来说，这将是格外忙碌的一天。

经过验证，这是汉帝国最高级别的公文，公文中说：一个事关国家西部安危的汉帝国使团即将到来。

此时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人们将会发现这次接待任务的文字记录和这里曾经波澜起伏的边关岁月。

1990年5月，地处敦煌戈壁荒漠一个叫悬泉的地方发现疑似盗掘迹象。

随着甘肃省考古队展开的抢救性发掘，一座汉帝国时代的西部驿站——悬泉置，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座方形城堡，办公区、住宿区、马厩、瞭望角楼等设施完备。

从这里发掘出土的各类文物17650多件，其中，汉代筒牍便有15000余枚。

自19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汉简8万枚，其中6万枚出土于河西走廊。

对照文献记载解读这些汉简，两千年前汉帝国河西走廊的历史镜像逐渐凸显出来。

汉帝国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后，汉武帝开始在河西走廊设置行政机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河西四郡相继设立，长城、烽燧等防御工事以及邮驿系统也开始向西延展。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

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这是1982年邮电部发行的一张纪念邮票，邮票上的彩绘壁画《驿使图》出自悬泉置以东300多公里的酒泉丁家闸壁画墓，跃马疾驰的信使手持凭信，快马加鞭，这是古代河西地区邮驿工作真实而形象的记录。

自春秋战国时代以来，国家邮驿机构就被称为“置”。

汉帝国的“置”不仅仅是传输公文政令的交通驿站，同时也是物资转运站和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站。

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师到边关，中央政令的下达，基层情报的上送，政府往来人员的接待等等，都是经由各级驿站来完成的。

悬泉置，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

“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

“置啬夫”就是悬泉置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

悬泉置由敦煌郡太守派员监领，置啬夫管理日常工作，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宫牛和牛车。

在敦煌郡，像这样的“置”共有9处，它们从东到西，一字摆在通往西部边疆的通衢要道上。

汉帝国继承了秦的邮驿体系并进一步完善，五里设邮，十里设亭，三十里设驿传或置，全国各级、各地遍布的驿站，犹如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确保汉帝国政令畅通，统治力高效强大。

从悬泉置出土的简牍中可以看到，过往悬泉置的主要有这样一些人：西域各国的使者和宾客，汉帝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官员，归附汉帝国的羌人，官家奴婢，以及由政府统一安置的内地流民以及刑徒。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一件《元康五年悬泉置过长罗侯费用簿》的简牍引发众多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

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1年。

正是这枚简牍把我们带回了那一年的那个早晨。

公元前61年的那个早晨，传递紧急公文的邮差在悬泉置匆匆吃完早饭，翻身上马。

他的目的地是西方六十公里外的敦煌郡郡守所在地。

此时，在中国西北的天空下，大规模的征战渐渐平息，帝国生机勃勃，一切运作皆在掌控之中，维持西部边疆的稳定是朝廷决策者密切关注的重要事项。

尽管开疆拓土的汉武帝已辞世26年，但他所带来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狭长的河西走廊通道上，出现在人们视野里的，是频繁调动的部队和参与屯垦的中原移民，漫长的军事防御工事，城堡，烽燧，还有络绎不绝的商队，昼夜穿行；串联在戈壁的驿站把急切的军令和温暖的家书，由内地传向边疆或者从边疆传回内地。

望着邮差飞驰而去的背影，置啬夫睡意全无。

他已接到通知：长罗侯常惠率领下的帝国外交使团即将经过他们驿站，并要在这里停留一晚。

对于置嗇夫来说，常惠，是一个并不陌生的名字。

常惠，祖籍山西，是横跨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个朝代的外交活动家。

公元前100年，他自告奋勇，随苏武一同出使匈奴，试图缓和汉帝国与匈奴的冲突。

但不料被匈奴扣留19年。

常惠和苏武一样，不但没有妥协，而且在同匈奴王朝的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

最终，他们被释放回国。

常惠的才能得到朝廷的认可，之后他步入朝堂，成为汉帝国处理西域外交事务的顾问。

公元前61年，已是三朝元老的常惠率领一支使团从京城长安出发，他将途经河西走廊的悬泉置前往西域。

置啬夫记得，这应该是常惠第五次经过悬泉置。

这个使团的目的地是乌孙。

乌孙，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公元前二世纪曾生活在河西走廊。

他们在与月氏部落的争斗中落败，远走西域，最终在天山西麓伊犁河谷建立了一个国家——乌孙国。

在河西走廊以西的广阔地带，散落着众多小国，这被张骞记录下来，史称“西域三十六国”。

乌孙国便是“西域三十六国”规模较大的城邦之一。

他们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优良的牧场——阿拉山口和伊犁河谷是通向中亚和欧洲的必经之路。

此时，匈奴在退出河西走廊之后，急需依靠西域的人力物力稳住阵脚，辽阔富饶的西域因此成为匈奴的战略缓冲地带。

匈奴王朝已经通过与乌孙结盟，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前往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若是匈奴完全控制这一区域，就可以从西北方向包围侵扰汉朝；但，张开臂膀的汉帝国对西域也变得触手可及。

汉朝西部边境线沿着河西走廊迅速向西北延伸。

汉匈两大势力在广阔的西域渐次上演了激烈的政治与军事较量。

公元前119年，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

汉武帝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国家战略——积极推进与西域各国或是建交，或是结盟。

为此，张骞在第二次出使时，专程前往乌孙访问，说服乌孙首领猎骄靡派使节去往中原实地考察。

他的努力终于奏效，乌孙使者看到这个中原帝国的强盛景象，当即决定和亲。

汉武帝迅速做出响应，选派皇族女子——细君公主远嫁乌孙首领猎骄靡。

由此，汉帝国与乌孙开始确立结盟关系。

不久。

老一代乌孙首领去世，新一代首领军须靡继位。

始终不能适应西域生活的细君公主抑郁而终。

消息传来，为继续与乌孙和亲，完成结盟西域的计划，汉武帝决定再派楚王的孙女、性格泼辣的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

时光流逝，军须靡死后，按照乌孙风俗，他的弟弟翁归靡继位并娶了解忧公主。

解忧公主坦然面对命运的波折，最终和翁归靡生了三个王子和两位公主。

孤身异乡，解忧公主坚韧顽强地维系着汉帝国与乌孙的联盟。

转眼间，解忧公主已经在乌孙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

在遥远的长安城，派遣解忧和亲的汉武帝已经去世，但携带着大批礼物从长安去往乌孙的使团依然每年都会经过悬泉置。

但乌孙在与汉朝联合打击匈奴的问题上却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

反而在求得汉公主的同时又接纳了匈奴之女为左夫人。

一直在汉朝与匈奴之问徘徊不定。

但即使这样，乌孙与汉的日渐亲密还是惹恼了匈奴。

公元前74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西域小国车师的联军攻击。

面对匈奴大军压境，解忧公主挺身而出，上书求汉朝出兵救乌孙。

一封加急信函送抵悬泉置，之后一路快马直奔长安城。

二十多年来，解忧公主一直致力于建立乌孙与汉朝的联盟，这次危机使她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实现军事联盟的机会。

不巧的是，当这封信到达长安时，恰逢汉昭帝驾崩，汉帝国无暇西顾。

汉宣帝继位后。

思虑谨慎的他并未贸然出兵，而是决定先选派使节前往乌孙了解相关情况。

他想到了常惠。

常惠熟识匈奴及西域诸国的情形，而且他是解忧公主出嫁前在京城的好友。

公元前72年，常惠第一次出使西域。

那一年，常惠应该有50岁了，但思维敏锐，气度不凡。

他一路西行，来到了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悬泉置。

那也是置啬夫第一次见到这位传奇英雄。

接到了驿站递来的信函，解忧公主早早地就做好了迎接的准备。

一别几十年，曾经无忧无虑的少年时光早已一去不返，如今两人都已饱经岁月，并且每个人的肩上都担着一份重重的国家使命。

形势紧逼，来不及细细道说这些年彼此的故事，常惠、解忧公主及乌孙首领开始商讨对付匈奴的对策，乌孙首领迫切表达了要发国内精兵，与汉朝共同打击匈奴的愿望。

随即，常惠辞别了解忧公主，与乌孙使者一起踏上了东返长安的路途。

公元前71年正月，汉宣帝下达了对匈奴的攻击命令。

五员大将兵分五路率领十五万骑兵向西开去。

但，熟悉西域事务的常惠并未出现在兴师动众的远征军中。

事实上，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展开之前，常惠就以校尉头衔带领十余名侍从经过了悬泉置。

这看上去仅仅是一次例行出访，但，常惠的真正使命却是向乌孙通报汉帝国征讨匈奴的作战计划和部署。

协调双方在军事上的联合行动。

因匈奴提前逃遁，汉帝国西进的五路大军无功而返，而常惠担任参谋长协调指挥的乌孙五万骑兵却意外地大获全胜。

这次军事合作，标志着汉帝国终于实现了自汉武帝以来在西域寻求军事同盟东西夹击匈奴的夙愿。

公元前70年，回到京城的常惠被帝国嘉奖，晋封“长罗侯”。

与此同时，汉宣帝希望常惠能立即再次出使乌孙，代表汉帝国答谢乌孙征伐匈奴的战绩。

临行前，常惠向汉宣帝提及了一件旧事：七年前，汉昭帝时期，西域龟兹王下令偷袭并杀死了汉帝国派往轮台进行屯田的校尉赖丹并驱赶汉帝国派出的屯田士兵。

屯垦戍边，在当时是汉帝国巩固河西走廊这条战略通道与经略西域的重中之重。

张骞出使西域时，汉武帝就已经意识到河西走廊的军事与经济价值，要确保走廊的安全，首要目标是实现军事移民。

霍去病打通河西走廊后，汉帝国随即启动了屯垦移民。

设置河西四郡后，陆续征调前往河西走廊屯田的官兵高达18万人。

大批部队沿着河西走廊布防，他们“无事则耕，有事则战”，确保这条战略通道的稳定通畅。

在茫茫戈壁滩上，士卒们一边守卫边疆，一边开荒种地，修渠筑坝，把沉睡的土地唤醒，让绿洲充满生机。

两千年以后，在酒泉果园乡丁家闸魏晋墓和嘉峪关新城乡魏晋墓中发现的画像砖上，摹写了汉帝国河西走廊戍边士卒的屯垦画面。

这被当代文物工作者命名为《屯垦图》。

图中，士卒们持农具将谷物扬起；紧接着就是士卒扶犁耕地的画面，充分显示出当时屯垦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

渐渐地，在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上，环绕着绿洲出现了村庄，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开垦出来，人工灌溉系统出现了。

大规模屯垦戍边很快得到了报偿。

河西走廊率先成为新兴的农业区，中原发达的农业技术发挥着积极作用，从中原来的士兵将祁连山两侧的绿洲打理得欣欣向荣、井井有条。

《汉书·匈奴传》记载：到汉宣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已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有效地支援了从这里出发的中原王朝的部队。

从悬泉置一路向西，到达敦煌后再向西北行约90公里，在茫茫无边的戈壁上，经过千百年的风蚀，仍屹立着一座汉朝储备粮草的军需仓库遗址。

这座仓厍大约百一个足球场的长度，因北临疏勒河，被称为河仓城。

古人用船将酒泉、敦煌郡的粮草运到这里存储，以供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卫军马食用。

但，汉帝国的西部屯田政策仍旧不断遭遇挑战。

随着汉帝国与西域往来的日益频繁，屯田戍边的范围也渐渐沿着河西走廊延伸到西域一带。

公元前78年，汉昭帝任命赖丹为校尉将军屯田轮台。

随后，汉帝国的垦区拓展到车师一带。

汉帝国的西部屯田计划令匈奴王朝感到恐慌。

他们怂恿龟兹、车师等国与汉帝国对抗，杀死了校尉将军赖丹，试图迫使汉帝国取消屯田计划。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但当时因鞭长莫及，汉朝未能及时讨伐。

此次出使前，常惠向汉宣帝提起这件往事，并建议：汉朝在西域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可以借助乌孙等盟国，让龟兹为杀死汉帝国屯田官员付出代价。

但汉宣帝不想扩大事端，拒绝了常惠的请求。

公元前70年，刚刚被封为长罗侯的常惠开始了他第三次西域之行。

在置啬夫眼中，常惠这次西域之行变化最明显的是随行人员的数量——上次只有10多人随行，而这次却是一支500人规模的精锐部队。

常惠到达乌孙，例行封赏后，在随后的密谈中，他将自己此行的计划向解忧公主和盘托出。

虽然汉宣帝拒绝了惩罚龟兹的请求，但常惠还是得到了汉帝国军方的支持。

他将借此次出使乌孙的机会，顺道发动对龟兹的征伐，对于擅自行动的后果，他将独自承担。

解忧公主被常惠的胆识打动，坚定地站在常惠一边，她不仅说服了乌孙首领派出军队参与此次军事行动，而且马上派出自己的使者前往西域诸国，商讨借兵事宜。

常惠在从乌孙返回长安途中，带领与帝国结盟的西域各国及乌孙数万人马兵临龟兹城下。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联合西域各国进行的征讨行动。

结果，兵不血刃，龟兹王为当年的行为郑重道歉并惩处了杀害赖丹的凶手。

尽管常惠公然违抗君令，但征伐取得了胜利，为汉帝国一雪前耻。

因此，汉宣帝并没有惩罚他。

距离上次常惠东返长安，六年过去了。

公元前64年，常惠第四次受命前往西域。

他率军解救了被匈奴围困在车师的汉侍郎郑吉以及其手下的一千多名屯田士卒，而且还带回了一封乌孙首领的书函。

面对汉朝国力日趋强大，为继续巩固乌孙与汉数十年的结盟关系，在解忧公主的提议下，乌孙主动上书，提出要立解忧公主的儿子元贵靡为乌孙太子，并请求以马、骡各千匹为聘，为元贵靡迎娶汉公主。

于是，公元前61年，为了汉与乌孙的再次和亲，常惠将再一次来到悬泉置。

置啬夫一早就开始紧张忙碌了。

这天上午，往来穿梭的行人，驿站的士卒，赶着马匹的商队像往常一样从悬泉置门前的通道上经过。

中原王朝经略西域的政策是奏效的。

汉帝国通过包括和亲、屯田、派驻官吏、经济馈赠、军事打击、以夷制夷等组合策略，正在赢得掌控西域的主动权。

中原的人们可以安心发展生产，南方的丝绸特产也有了输往域外的机会，丝绸贸易渐渐兴隆，漂亮华丽的丝绸汇集到洛阳，又从那里出发，沿着河西走廊输送到广袤的西域。

在悬泉置出土的汉帝国竹简上，人们可以看到当年详细记载的从武威到敦煌沿线驿站的名称以及里程。

从苍松、鸾鸟、小张掖、姑臧、显美、氐池到觻得、昭武、祁连置、表是，这些驿站精确地指出了丝路东段的行进路线。

丝绸之路的繁荣景象，沿途的驿站发挥着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公元前61年的这个午后，置啬夫依然在紧张准备着，长罗侯常惠的使团预计会在下午到达这里。

与之前的剑拔弩张不同，这一次常惠的任务轻松而欢快。

使团此行是要到乌孙接受迎娶汉帝国公主的聘礼。

日落之前，长罗侯常惠的使团抵达了悬泉置。

忙碌与欢乐的气氛达到高潮。

自解忧和亲，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汉与乌孙及西域的关系已经渐趋圆满。

为了庆祝这一不同寻常的时刻，置啬夫专门准备了一个隆重的迎接晚宴。

他早早备好了丰盛的食物，悬泉置处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息。

那个傍晚的场景我们已经无法复原，但记录了此次接待事宜的汉筒却留存至今。

这就是《过长罗侯费用簿》，里面记录着此次过往的人数和消耗掉的食物。

这年深秋，长罗侯从乌孙返回。

一起回到长安的还有一支由300人组成的庞大迎娶使团，从乌孙首领到太子、左右都尉、大将等主要的高级官员，都分别派遣了使者。

这是有史以来乌孙派往汉朝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一个使团。

一年以后，公元前60年，为了管理西域，汉帝国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建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宫、驻军、推行政令，开始行使国冢主权。

4年前在车师被常惠率兵解围的汉侍郎郑吉被任命为首位都护使，成为汉帝国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长官。

这就是《汉书·郑吉传》中所称的“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

自此后，汉帝国在西域势力依然不断扩展，西域都护辖境越过葱岭，其所辖属国也由三十六国增为四十八国。

西域诸国派往汉帝国的贡使往来不绝于途。

“万国来朝”一时成为时尚。

地处河西走廊要冲的悬泉置始终车水马龙。

这些来自西域的贡使沿途为汉帝国军纪严整、运行有序而赞叹不已。

此时此刻，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三代皇帝，共历六十余年，汉帝国倾其国力，锐意进取，军事与外交齐头并进，屯垦与戍边相互支撑，最终开创了汉与西域和平共荣的新局面。

而河西走廊，此后一直扼控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孔道，作为中原向西的外交和政治通道，成为西北边陲重地。

公元前52年。

在常惠的斡旋下，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成为乌孙国的大首领，乌孙也正式成为汉帝国的属国。

为辅助解忧公主和元贵靡，常惠再度出使乌孙。

这段时间乌孙国内政局极其不稳定，担负着重大国家使命的常惠需要和汉朝保持及时顺畅的沟通。

就在此时，常惠被急召回京。

后将军赵充国去世了。

赵充国，陇西上邽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人，是汉帝国彪炳史册的将领之一。

同朝多年，常惠对赵充国一直充满敬意。

而赵充国一直倡导的屯田戍边的理论，更是汉帝国经略西域的指导之策。

九年前，公元前61年，也就是常惠率使团前往西域迎取乌孙聘礼的同一年，76岁高龄的赵充国为守卫河西走廊，不顾年迈，主动领兵出征。

征战期间，赵充国三上屯田奏，总结汉朝已实行了多年的屯田经验，提出了屯田“对内可节约经费，对外可防御守备”的战略方策。

这三封啦田奏，将汉帝国的屯田措施提升到了战略高度，屯田政策得到了整个帝国的空前重视。

经历战争之后的士兵化剑为犁，在帮助当地恢复生产的同时，使战争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保证了一个区域的长期稳定。

这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匆忙回京的常惠又一次经过悬泉置。

这次，常惠多待了一天。

他也许不会知道，自己二十年奔波西域的日子从此画上了句号。

此后他再也没有来过悬泉置。

回京后，常惠接替了赵充国的右将军职位，同时继续掌管对西部各国的外交事务。

公元前51年。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

刚刚册立不到三年的乌孙大首领、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靡病逝。

此时，解忧公主已经70岁了。

一封她写给汉帝国皇帝的信经过悬泉置，奔向长安。

解忧公主希望可以落叶归根。

两年后，公元前49年，曾经为中国西部边疆呕心沥血的解忧公主终老长安。

又过了两年，置啬夫得知：长罗侯常惠在长安去世。

今天的我们已经无法得知，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置啬夫，是在哪一年离开的悬泉置，更不知道，他最终葬在何地。

但我们知道，无论对于他，还是对于悬泉置，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

两千年后，人们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

最终还原了悬泉置岁月演变的轨迹：根据对悬泉置遗址的考证，由汉至魏晋，这里一直发挥着作用。

魏晋时期废置后，唐王朝再度恢复建制为“悬泉驿”。

在宋以后，悬泉驿渐次湮没在岁月长河中。

今天，当人们回望历史时，便会更深地体会到汉帝国打通河西走廊的战略是多么重要。

此时的汉帝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沿着祁连山向西北发展的格局业已形成，丝绸之路的贸易通道正式开通。

从中原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便进入广阔的西部地带。

这条通道，不仅仅对于稳定与经营西域是至关重要的，更关乎中原帝国的生死存亡。

明末清初地缘政治学者顾祖禹对此总结道：“欲保秦陇，必稳固河西，欲固河西，必开拓西域。

”

而历经两千年，数十个朝代更迭之后，通过河西走廊这条通道保障并形成的屯田戍边的汉帝因国策，再一次深刻影响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开始在西北、东北、西南边疆部署了大量农垦部队。

屯垦戍边再一次成为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的国策。

历史就这样构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重叠——

当面对河西走廊璀璨的星空，

人们或许会被历史带来的回响深深震撼。

光阴流过。

那个时空背景再也无从复制。

但，汉帝国留在河西走廊的边关生活却依旧感动我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