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没想到是关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这个我最熟悉的西方当代史事件。

2012年最消耗个人情怀的那次旅行，把我带去了那儿，见到了屠杀幸存者，去了小城外荷兰维和部队的营方废墟（和电影中的主场景一模一样），见到了片尾那些不知脚下发生了什么的欢乐孩童。

亚斯米拉作为波黑最优秀的女性导演，这一次着重还原历史，而没再花心思树立女性困境。

毕竟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斯雷布雷尼察之后为过来者编剧故事也同样是残忍的。

也就是说，无论《爱的旅途上》还是《格巴维察》，都是精美而忧伤的波黑伤痕电影，而《艾达，怎么了？

》，则终于直接呈现伤痕的来源。

往下部分，可以当作”游记“，是我那篇2万字《波黑，雪与蜜之地》中关于斯雷布雷尼察的部分斯雷布雷尼察，我想我会杀了他！

曾被萨拉热窝“山丘上那些人”控制的狙击区域，战后依然有一部分被划分给自治的塞族共和国，因此这座城市也就同时存在着一个游人罕至的“东萨拉热窝”。

当然，这可不是什么东西柏林或南北尼科西亚，没有围墙、没有哨所，居民自由往来，几乎可以干脆把它唤作“萨拉热窝东城区”。

只不过，像是某种历史遗留问题，要想坐大巴前往塞族共和国和塞尔维亚的绝大部分城市，都得舍近求远的跑到“东城区”。

我就从这里的Lukavica客运站，乘坐4个半小时的早班大巴，来到国土东部这座埋葬了近万无辜冤魂的伤城——斯雷布雷尼察。

一路上，金黄松林、冷冽清泉、草甸羊群、木屋炊烟，让人很难将这些景致联系到焚烧的村庄、惨叫的少女和异地的身首。

“漂亮的村庄就算烧着了也还是漂亮的”，电影《锦绣河山一把火》中，为被打死母亲报仇的塞族士兵点燃了儿时最好穆族小伙伴的村子；“他就像一个屠夫似的抓着喇叭筒，屠夫在杀鹅的时候，就是那样扭着脖子的”，小说《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孩子惊恐的看着闯入屋里的不速之客。

影视文学一点都没对“内战景观”进行任何夸张。

而这些村里的杀戮惨烈程度，都远不能与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时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的屠杀惨案相比。

发生于1995年7月11日到22日、持续11天的清洗，是二战后出现在欧洲的最严重屠杀罪行。

作为屠杀纪念地的波托察里公墓，距离市中心6公里，与我同时抵达的来访者，除了一群到塞尔维亚进行交换学习国际政治专业的美国学生，就只有一辆挂着瑞士牌照的SUV，车里走出一家老小，女的缠着头巾，估摸是撑过劫难后移民国外的幸存者，和那些在瑞典、美国都能见到的波黑穆族难民家庭有着相似的悲剧故事。

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几个大号红字，省略号说明着，8372只是“已知的、能对照出名字的”遇难人数，还有相当数量骸骨的DNA在等待校验，其中的不少估计将永远查无此人。

另一块白色方碑的正反面，以波斯尼亚语和英语写着墓志铭，“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鲜红的花朵从土堆里茁壮的伸了出来，近乎椭圆的一大围平整大理石板上，镌刻着8372……位遇难者名字和出生日期，按姓氏排开来。

我特别留意着几个生于1980年，与我同龄的他们，一定也曾在初中呐喊着枪炮与玫瑰的摇滚，追逐着AC米兰的联赛58场不败，对学校的漂亮女生越来越有生理冲动，可他们的成长，却永远停止在了15岁。

美国大学生在墓志铭前围成一圈，安静而压抑的听着一名讲解员诉说不久前的故事。

一位女生掏出手机试图录音，却被讲解员迅速制止，“我得竭力避免我所说的被传到youtube上，虽然这全都是事实，但这个国家依然有极端的民主主义者，无论塞族、穆族还是克族”，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屠杀幸存者解释道。

接着，他将我们带到墓园对面的厂房车间。

大屠杀开始前，这里曾是400名荷兰籍官兵的营地，是执行联合国维和部队安全区的保障所在。

如今车间里留下的，是光秃秃的墙壁，以及一些遇害者的遗物和生平简介。

面前一扇玻璃窗里，陈设着一纸早看不清字迹的祷告词，相伴的生平故事关于1977年10月出生的Dzevad：战火日益迫近，家人依偎一起。

斯雷布雷尼察成为联合国安全区后，生活容易了一些，Dzevad每天穿着一双几乎见底的破鞋去上学，成绩却还一直排第一。

1995年7月11日，被带往森林的他，与妈妈告别：”是分开的时候了吗？

真希望小时候你就离我而去，那样或许会少几年痛苦。

”妈妈和姐姐一直盼望着17岁的他，有一天能回家，直至2004年1月被验出了DNA。

历史证明，在杀红眼的疯子面前，包括国际法在内的一切律法都是狗屁。

那一年的7月11日，围困了斯雷布雷尼察近一年多的塞军，置联合国安全区的地位予不顾，开进了城里，2万多穆族难民只得躲入荷兰维和部队的营地。

从那位幸存的解说员口中，我们得知，没有什么勇者力挽狂澜的好莱坞故事，哪怕一丁点荷兰人版的“辛德勒名单”故事都不存在。

“鉴于自家士兵和一些法国人被扣为人质，荷兰方面只得致电北约总部放弃空袭计划，并用5000名穆族人交换了14名荷兰人质。

在陆军上校道姆.卡勒曼斯与姆拉迪奇的谈判中，荷兰驻军最高指挥官自始至终害怕激怒这位强硬的塞军总司令。

随后，一辆辆军用卡车和大巴驶来，将藏于基地里的穆族人带走，妇女和儿童走一边，成年男性走另一边的不归路。

而荷兰人不久得以逃出生天，在克罗地亚庆祝胜利并随后在阿姆斯特丹被授予英雄，当然，或许那时他们并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黄昏时，我去逛了一下斯雷布雷尼察主城区，道路干净、屋舍整洁，清真寺和东正教堂毗邻而居，孩子们在操场上呐喊追逐着一只皮球。

如今整个行政区有着12000人口，绝大多数是塞族人，过去的穆族主人有着被法律重新认可的房产证，却没多少人返乡。

至于当年逃难的幸存者家庭，几乎全数作为难民，永远呆在了瑞典、瑞士和北美了。

我像写日记般，用微博详述着这一天的所见所闻，有人回复，“可惜今天又有多少中国人听说或关心过这一悲剧呢？

遥远的波黑与我们有关吗？

”其实大可不必妄自菲薄，巴尔干从来都作为一种不堪的隐喻，而被排除在欧洲文明的范畴外。

萨拉热窝客栈里的西班牙青年听说我去了个比较远的地方，问到：“那里漂亮吗？

再告诉我一遍名字。

”法国人听说过大屠杀，但也只表示：“那段历史挺愚蠢的。

”当下媒体如此发达，也就意味着人们有着选择性吸收的自由，斯雷布雷尼察的名字，不属于大多数的旅游者。

萨拉热窝市内最大的天主教堂旁，有着一个永久的大屠杀纪念展。

入口处是9年前曾在波黑电视台和全世界重复播放的一段恐怖录像，播音员提醒：“现在某位母亲将看到她的儿子，某位姐妹将看到她的兄弟”，接着6名穆族青年被一个个赶到一块空地上，塞军毒蝎部队的士兵从后面扣响了扳机。

最大的空间，留给一位叫做TarkSamaral的摄影师，我曾在斯雷布雷尼察公墓的一间小屋里，看见过部分没署名的黑白影像，残破的洋娃娃、证物塑料袋上的一截铁丝网、墓坑里拉住遗体之手的白手套……这些或表意或写实的图片，都摄于屠杀暴行被曝光的几年后。

还有一些记录邻里反目亲朋成仇的墙壁涂鸦，“我是你最好的朋友，我将毫无理由的杀死你”；“杀人是我的事，这事儿不错”；“联合国，联合个屁（UN,UnitiedNothing)”……我与在沙发冲浪网上认识的AhmedParic约了晚饭，他和在萨拉热窝出生并长大的女友Esma一起赴约。

这位银行职员的个人页面上写着，“从斯雷布雷尼察逃离并活着，愿意分享那的记忆。

”由于自己从不是那种敢丢出狠心尴尬问题的好记者，也就从旅行见闻、波黑国家队最近表现等“普世话题”瞎扯着，直至一杯茶后，Ahmed直接表示，“那我就说说斯雷布雷尼察吧。

”“也是7月11日那天，斯雷布雷尼察土著Paric一家开始了逃亡，在波托察里荷兰维和部队的驻地被塞军强行分开。

没有多少挣扎，爸爸和哥哥被拉上一辆卡车，别看我现在挺高的，当时由于发育得晚，14岁时还是班里最矮的个头，因此就跟妈妈和姐姐一辆车，开去了图兹拉，而我那些同班同学大多就永远没了。

从图兹拉到战后的萨拉热窝，我们都一直等着亲人的消息。

2008年，爸爸尸骨的DNA被验出，去年，哥哥也被证实遇害。

”沉默良久后，我勇敢问到：“银行里总有塞族同事甚至上级领导吧？

你们怎么相处呢？

”“有的，但我绝不可能和他们交朋友。

工作归工作，8小时之外，我不会参加任何团队建设和节庆活动。

”Ahmed描述了他们这样幸存者的工作环境。

“后来，你们回过家乡吗？

”“我们在那里还有一套空房，妈妈回去过，由于当时执行死刑命令的大多是当地塞族警察，彼此都认识，她也就在大街上认出了其中一名凶手。

那家伙竟然轻松的和妈妈打招呼，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妈妈被吓得沉默不语。

如果是我碰上他，并确认他参与过谋杀我的爸爸和哥哥，我想我会杀了他。

”我送了他俩一对筷子，Ahmed曾和女友下过中餐馆，“我甚至能用筷子夹豌豆呢。

”分列时，他撩开他的裤腿，右脚踝上方竟刺着四个中国字——信心命运，那时在图兹拉等待爸爸和哥哥消息时纹上去的。

Ahmed当然清楚这四个字的含义，而我也希望这双筷子能替代复仇的刀子。

回国几个月后，Ahmed从脸书上给我发来信息：Esma不再是我女朋友了，从今天起，她成了我的妻子。

欢迎再来萨拉热窝。

”

大屠杀纪念墓园入口处的大石碑上，雕刻着“8372……”

8372……块白色的方尖墓碑，有尊严的一排排伫立在青草间

作为屠杀幸存者的向导，讲解完毕后独自离开充满伤心记忆的维和部队营地

新一代的孩子，在满目疮痍的斯雷布雷尼察长大

摄影师Tark Samaral在大屠杀以后拍摄的作品

由于还有很多DNA没能比对出来，遇难者人数还不止8372

与我同龄的屠杀幸存者Ahmed Paric及其女友Esma

逃出生天后，等待着父亲和哥哥的消息，Ahmed Paric在小腿上刻下中文

1、從今年三月中美阿拉斯加會談翻譯官意外的焦點中，我們對於國際會議或者跨國機構中的翻譯員的職責、工作方式與要求、素養等方面有了深刻的了解，所以當看見電影阿依達的救援行動（Quo Vadis, Aida?，2020）開場會議中，女主角阿依達（或艾達）居中翻譯時的語調、情緒、表情、肢體都過分的表現出主觀與主導性的時候，我們知道這一場屋內談判對他（及其家人、民族）而言特別的切身——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

由於是生死存亡之際，面對這樣一方武裝霸權的侵略，聯合國這樣國際組織的理性就顯得緩急非所益——秀才遇到兵。

這樣國際組織失能的情形，讓我想起另一部電影三不管地帶（Ničija zemlja，2001）。

2、最近幾天G7會議結束，發表公報中的外交問題上將西巴爾幹的重要性位列第四，次於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之下。

這個地方一直以來都是引爆區域動盪的火藥庫。

片中僅從塞爾維亞軍人的口中側面透露出這場一九九五年軍事報復事件的導因，他說：「這裡連一個穆斯林的軍人都沒有嗎，難道當初對我們開槍的是鬼嗎？

」之所以這麼隱晦的提及，是因為電影無意於爬梳史實並議論史事，其主軸仍在透過戲劇緊湊的安排，和悲劇衝擊，激盪出人類對和平理想的祈求。

3、對於大屠殺，不論是亞美尼亞、猶太人、圖西族人，或者是南京大屠殺，都是人類破壞性的表現——破壞性也是人類的天性，只是他屬於一種原始求存的動物性的擴張與上綱，是人沒有或喪失人性時的非文明舉動。

我想，一個好的人性的作為，就是回頭看，去反省，然後不貳過——這一點上，日本尚未做到（我們可以發現觸及戰爭歷史題材的日本電影，經常在事實未清楚梳理之前就以「原諒上一代錯誤」的呼籲來作結，更遑論其教科書的編纂不盡客觀。

）4、我還是想講一點關於「特權」。

特權和貪汙一樣，是現代社會中無法杜絕的，況且在某些時刻也是人性的一種困局，如管仲是貪，富擬公室，他有不可擺脫的三級貧戶的恐懼，但是他至少協助齊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諸侯，所以齊國人感念他；電影中女主角也是想方設法，藉由自己的身分之便去護佑家人，而我們作為觀眾的，甚至於希望他能成功，是吧？

當聯合國部隊中的年輕士兵「正直的」向塞爾維亞的軍人指出有穆斯人青年假扮女性想逃跑，結果被其他聯合國士兵給揍了一頓，這也讓我們叫好，對吧？

所以很多情況不是形式主義的角度去看，而是要從本質上去看，包括世界推尊的民主——想想看，「民選」的宗教國族主義領袖莫迪，如何造成了世界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的災難，卻依然穩坐印度的寶座？

5、不要忘了，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土地引發的土地侵占和種族滅衝突不斷的發生，而美國作為扶植以色列復國的大國卻刻意無所作為，以這個背景來說，和電影如出一轍。

以下是近期以色列與伊斯蘭世界的衝突新聞： https://chinese.aljazeera.net/opinions/2021/5/12/%E7%BE%8E%E5%9B%BD%E6%94%BF%E5%AE%A2%E4%B8%BA%E4%BD%95%E6%97%A0%E6%B3%95%E8%AF%B4%E5%87%BA%E4%BB%A5%E8%89%B2%E5%88%97%E7%A7%8D%E6%97%8F%E9%9A%94%E7%A6%BB%E4%B8%80%E8%AF%8D

今晚看了2020年的波黑电影《阿伊达，你往何处去》。

影片获得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最佳影片提名。

波黑内战里，面对针对平民的种族屠杀，一位女性试图通过联合国雇员的身份，拯救自己的家人，但最后功败垂成。

电影的情节紧凑，扣人心扉。

女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天然带来一种紧张感。

战争的慌乱是真的慌乱。

几分钟，人就没了。

记得初中时，从校图书馆借到过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讲的是暴君尼禄迫害信徒的故事。

小说写的很辽阔。

暴君死去，有情人终成眷属，信仰得以彰显。

后来知道，显克微支靠这部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今晚第一眼看到这部电影名字时，隐隐然觉得它与显克微支的作品可能有所联系。

看完之后，有一种无力感。

面对暴力和强权，谁都无法幸免。

今天是记者节。

白天的时候，跟几个做记者的朋友开玩笑，说他们自我阉割。

此刻想来，谁会在乎真相呢？

就算知道真相，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想法本来与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却进一步加深了观影后的无力感。

在亚斯米拉·日巴尼奇的《阿依达，你往何处去？

》中，战争不再是远离生活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刻地刻画在每一个角色的生活中。

这部电影通过主人公艾达的经历，展示了战争对个人和家庭的毁灭性影响，揭示了那些浪漫化战争的想象有多么荒唐和无知。

电影中，艾达作为一名翻译官，她的工作让她处在战争的前线，直面生死的考验和道德的抉择。

她的家庭，她的世界，在战争的阴影下逐渐崩溃，她的每一次决定都充满了痛苦和无奈。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捕捉了这些瞬间，将战争的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影片中，没有华丽的战争场面，没有英雄主义的色彩，有的只是人物在绝望中的挣扎和哀求。

这部电影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的真实面貌——它不仅仅摧毁了建筑和土地，更摧毁了人的精神和信仰。

影片中的人物被迫做出艰难的选择，这些选择不仅关乎生存，更关乎人性和尊严。

影片中的摄影手法和色彩调度也增强了这种沉重感。

灰暗的色调、紧闭的空间和紧张的氛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恐惧和无力。

这种视觉表现手法，加上细腻的剧本和精湛的演技，使得电影不仅是一次视觉体验，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

这是一部关于战争、家庭和人性的深刻电影。

它告诉我们，战争中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沉重的，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

这部电影是对那些浪漫化战争的强烈反驳，也是对人性中坚持与希望的深刻探讨。

这种题材的电影越来越少了，讲述的是1995年7月的时候，东欧波黑塞尔维亚军队攻占了波黑的斯雷布雷尼察的安全区，约有7000名穆斯林信徒遇害。

斯雷布雷尼察惨案被认为是二战后在欧洲土地上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暴行。

看到别的国家敢拍，其实华人在90年代也是屡遭磨难。

有外国人拍了印尼屠华的电影，被两个国家封禁了。

一个是印尼，这很好理解；另一个是某国，理由是该电影破坏了印尼和某国的友好关系。

好家伙，我当时就笑出声音来了。

唉，不知道有生之年，有没有中国人敢拍印尼屠华的电影。

立场鲜明的战争片，记录一个民族记忆里的伤痛。

这几天有个中国大学女教师否认南京大屠杀，惹来网络众骂，很多人说这名女教师伤害了中国人的情感，应该被严惩。

而敌对势力美国却硬生生地制造出有关新疆人权的谣言，其中不乏一些屠杀质控。

很多涉及人性的历史事件总会有如此争议，人性中的残忍是不可接受的，屠杀是人性丑恶的极致浓缩，而政治却更加无底线地利用这种“残忍”激发出更多残暴的相互仇视的人性。

其实，分出我们、你们和他们，或许就是这种残忍和残暴的根源。

我比较喜欢此片结尾孩子们的脸和动作，他们只代表了孩子，以及望向世界的眼睛。

影片还是极力想还原出当时各方人性的真实，塞军不用说了，是主要的被控诉方，联合国军呢？

丑恶懦弱的自保心态，在威胁面前其实也是最真实的表达。

其实就连女主，我们的翻译，还不是除了歇斯底里地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对于其他人也只能选择性忽略，这是这部片子值得尊敬之处。

历史事件中，只有亲历者才具备评判权，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记忆也不一样，或许都觉得自己所述才是真实，实际有多少，或许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是正义方，别人是加害者，实际都是情绪和命运的俘虏。

结尾字幕是无声的，愿逝者安息，愿每个人看到的是珍惜和悲悯，而不是愤怒与是非对错。

阿依达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翻译，她所处的斯雷布雷尼察是安全区，受联合国保护。

1995年7月，塞军占领了当地，而民众则聚集在联合国的堡垒里外。

阿依达在谈判中深知塞军的残暴，她想尽办法让儿子和丈夫进入堡垒。

但在联合国军官对塞军的错误信任和无能为力，所有的民众都被以男女的方式分开。

阿依达想要把亲人混入工作人员，也想要他们藏在堡垒中，但终究还是失败了。

男人们遭到了屠杀，这就是历史上的波黑大屠杀。

这种战争电影的选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种，从一个边缘人物切入这场战争。

我看到了阿依达的努力，一边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去尽职的翻译联合国军官所说的话，一方面又要试图去争辩想要挽救更多的人；但我也看到了阿依达的自私，在她知道的信息比其他人多的时候，她毅然决然的选择一次又一次利用职务之便去保护自己的家人，她无暇顾及规则和任何的他人，她奔跑的身影里全是焦急。

可惜主角没有金手指，现实也没有特例和网开一面。

故事的结尾处理的特别猛，最后20分钟简直是电影最高光的一组镜头。

男人们的处决，冬天回家的阿依达，挖掘现场和让人痛哭的尸骨门，回到学校面对下面的家长们的熟悉的脸庞逐渐失去笑容，台上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们…缓慢安静但非常有力量。

阿依达痛哭崩溃的身影是众多失去丈夫的妻子和失去孩子的母亲的缩影，而付出惨重代价的妇女们甚至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找不到亲人，在未来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去治愈和缓解。

波黑的这次战争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巨大的伤痛。

无论是联合国军队的无能还是塞军的残暴虚伪，都在两个民族心中埋下了更多仇恨的种子。

战争片的意义更多在和平，当我们直面这样的故事，我们就该意识到每个人都会是这位母亲，也都不该挑起战争。

照片摄于萨拉热窝的Museum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下面是其中的一个故事：/A shirt that smells like my son/我的儿子Senad出生于1971年。

在1992年的战争中他和他的父亲Esad一起被逮捕了，然后被送去了集中营。

他们被关押了三个月，在我的乞求下，看守允许我去见一次他们。

我带了干净的衣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不能洗澡。

我给Senad带了他最爱的蓝色运动服，他马上换了衣服，我把他的旧衣服带了回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8月21日，敌军警察来到集中营，找用以交换战俘的人选。

Esad马上提名了我们的儿子，觉得这是获得自由的唯一机会。

在运送的车离开之前，父亲把100德国马克纸币缝在了Senad鞋子内衬里。

他告诉儿子：走吧，到了安全的地方再把钱拿出来，给你自己和同伴买些吃的。

Senad的朋友Nihad也上了这辆车。

三辆车都装满人后驶出了集中营。

Esad说，他看见Senad和Nihad在车上向他挥手。

他哭了，因为他必须和儿子分开；同时他也为儿子即将获得自由而高兴。

然而，这是他们最后一面了。

在半路的深山中，运送车停住了。

押送士兵将所有人赶下了车，让他们排队跪在悬崖边缘，然后开始射杀。

在短短几分钟内他们杀死了Senad和其余199人，尸体坠入了300米深的山谷。

之后士兵们到峡谷里向尸体上丢炸弹，确保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罪行。

他们把尸体全部填入了一个巨大的坑里。

我从来没有洗过那天Senad在集中营里交给我的旧衣服。

衣服上残留的气味是他给我留下的唯一痕迹。

我每天都要闻一闻这件衣服，希望至少有一天他的尸体能被挖掘出来。

26年过去了，我至今仍在等待穿着蓝色运动服的尸骨被发现的那一天。

每次听到有巨大墓穴被发现的消息，他父亲都会去那里试图寻找那个他缝了100马克的鞋子...我马上80岁了。

我把这件Senad的旧衣服捐给了博物馆，因为我害怕等不到亲手埋葬他的那一天。

艾达去认丈夫与儿子的尸体时，我才第一次眼睛湿润了。

当时我想，或许是这部片子的每一分钟都过于沉重，才没有一个集中的“泪点”。

但当我看到孩子们汇演的台下，曾经痛苦迷茫的脸如今已经苍老，露出欢欣的表情，我也在感恩和平的心情中愈加难以自抑。

屏幕暗去后的“献给斯雷布雷尼察的女性和他们的父兄子孙”彻底引爆了我的情绪，一直哭到影厅里灯亮起。

哭得很压抑，或许一如片中所有斯雷布雷尼察人。

看的过程中想到了很多，政治博弈、军事力量的绝对话语权、宣传、民族、宗教、仇恨、幸运与不幸…发生在远山与春树、嬉笑的孩童近旁的屠杀。

又想到现在，枪火仍灼灼不绝，苦难也从未远去。

无力的依旧无力，叫嚣的仍在叫嚣。

无辜的隐忍，与胜利者罔顾道德的粗鄙自得，仍然出现在人们的脸上。

更新：看别人的影评才知道，汇演台下居然也坐着曾经的塞军，我好麻木。

也有人和我一样麻木吧。

于是想起一些细节：若无其事和Aida打招呼的塞军是她曾经的学生，在她的丈夫儿子被赶上车时死死地抱住她不让她过去，或许是仅存的良知吗？

曾经的邻居强硬地分开一对夫妇，这个场景给我强烈的既视感，是纳粹？

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

是东德？

wg？

当然也或是哪起我匆匆瞥过一眼却忘了名字的悲剧，或者是一些琐碎的悲剧的集合。

如此看来，记忆与记录是太有意义的事情。

《艾达，怎么了》是一部波黑的电影，很可惜没能在看电影之前提前了解一些有关波黑战乱的历史背景，所以并没能特别理解影片中所涉及的战争局势具体是什么样的情况。

但好在这部电影并不怎么掉书袋，重心还是放在对战争中人性善恶的讨论上，这样的讨论，在任何纷繁复杂的战争局势中都会出现，或者，用一个更确切的措辞——都会再次灾难性的重演。

本片当然不能算是一部特别出色的战争片，它的选题和切入角度很新颖，对难民营的呈现也很有设计感，所以影片前半段给我很大的惊喜，期待它能有一个比较惊艳的故事但后半段的走向却几乎越来越朝着套路化的方向发展，当地武装势力一出现，几乎就能猜到影片最后的结局了。

从这些剧情上的漏洞和影片拍摄手法上的不成熟可以看出，这位导演应该是刚刚开始拍电影没多久（事后我查了一下，这确实是她的处女座），影片中的很多段落都可以看出导演其实很有才华很有想法，但这些想法太过零散，她不太清楚该如何完整的把这些小心思合理的塞进一部极其重视节奏感的战争片中去。

比如艾达把家人接到联合国营地后，插入了一段艾达一家曾经在酒吧狂欢的回忆段落，用以衔接一家人在难民营中畅想的“从这里出去以后，天天都过节”的美好愿望。

但这个回忆段落放在此处未免过于冗余，它试图渲染的时过境迁的情绪的时机选的不太对；回忆段落里暗示出来的信息在影片后半段也没有继续交代，且这一场面中出现的人物们在之后的情节中也没有什么人物弧光的展现。

导演不止一次的在影片中安排了这种略带煽情氛围的段落，且总是将摄影机对准人脸拍摄特写，似乎是想要用最直接和粗暴的方式去让观众记住这些因为战争而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们。

但这样的处理手法恰恰暴露出来了导演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能力不足，她让我们记住了这些脸，却也仅仅只是呈现了这些脸，而没有通过具体的、充满细节的情节来将这些死难者还原成血肉丰满的人。

所以我想说，本片最大的失败之处，正在于导演没能在影片的形式和主题上达成统一一致。

形式上的急功近利让影片失去了能够将小人物还原成丰满个体的机会，而主题上，本部影片想要探讨的最重要的主题，反而正是体制系统中的个人诉求。

艾达的诉求很简单，她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职务之便，让联合国的军方给她开个后门，让她能够保护好她的家人。

艾达这一人物的微妙之处正在于她的多重身份:联合国工作人员、翻译、当地居民、母亲、妻子。

除了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之外，其余的身份都是社会强加给她的（更残酷一点的说，是战争硬塞给她的）。

她一次又一次的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软磨硬泡，要求他们保护她的家人时，她所拥有的那些社会身份反而成了她的负担。

我们——我是说我们这些自诩为现代人的人，当然可以非常有理由去驳斥艾达的种种开后门的行为，她的做法破坏了体制的公平和信誉，阻碍了系统的正常运作。

现代性的系统要求这样的个人为了系统的利益而出让、牺牲自己的利益，最大限度的厘清公权力和私人诉求之间的界限。

但这样的逻辑在极端的善恶困境里是很难成立的。

人本性中的善良和为了亲人而体现出的自私的爱是否应该永远让位于作为一个系统成员的所谓职责。

而系统的合理性与强大的作用力在人性中极端的恶面前又是否真的有效。

艾达不断试图破坏维和部队的规则，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活下去，而巧妙利用规则的将军最后的目的却是要屠杀难民。

在没能解救自己的亲人之前，艾达很少想要去主动解救其他难民。

但当自己的亲人短暂的脱离危险之后，她却可以选择主动站出来去帮助生产的孕妇（这是作为一个同胞、一个个体、一个母亲的帮助，而不是作为一名联合国翻译的帮助）。

就这一细节来说，我们不能将艾达的诉求诋毁为彻底自私的爱，而是应该去反思体制与系统为何连人们保护家人这般最基础的私人诉求都无法保障。

影片选择的这个切入点真的很有讨论空间，但它太铺的摊子太大，没能塑造好除了艾达之外的其他角色，导致艾达这一主角的情感动机连带着也变的很模糊，难以让我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