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这是一部讲述当年印尼的黑帮头子，在反华反共运动中杀人无数，虽然至今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却终究无法摆脱精神折磨的纪录片。

电影里的人物，都是当年亲手屠杀共产分子和迫害华人的人。

现在他们老了。

挖掘一下，这更是一部讲述罪孽深重之后寻求灵魂救赎的片子。

电影里透露他试图通过装神弄鬼，通过宗教活动，通过吸毒麻痹神经，通过跳舞社交， 通过上电视教育年轻人，通过把共产分子和华人妖魔化等等手段来寻求解脱。

说到底答应拍电影给年轻人一个交代恐怕也是其中之一。

只可惜，只能有暂时的快乐，这所有的努力到最后，每当深夜来临，他噩梦连连。

到最后，他在摄像头前也无法掩饰自己心灵上的折磨。

幸好有电影最后他不能自已的那一幕。

即使如此，也只能觉得他罪有应得。

等待他的不会是天堂。

若说这电影结构凌乱，似乎也不影响观看，何况一个患上如此精神绝症的人，有病乱投医也顾不上什么章法了。

看完这电影，隐约觉得有更深层的意思。

到底说的是这些黑帮的自我反省啊，还是说的他们不过是更大政治背景的产物啊？

电影里多次提到美国电影暴力和冷战意识形态，对当时印尼青少年的恶劣影响。

当年黑帮决定对共产分子加以迫害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票房中得到收入，而共产分子反对引进美国电影。

其中一个黑帮分子的女友就是华人，但是他太狠华人了，所以见到一个华人砍一个，最后连女友的爸爸也没放过。

电影里一再追问，当年为了给自己的杀戮找借口，他们找各种理由，据说共产分子很残忍，把这想成是一场战争，而不是简单的黑帮杀人。

但是，他们有我们残忍吗？

几个人反腐琢磨，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共产分子肯定没有自己残忍，他们当年想要做的是：把美国电影里面的黑帮变成自己的现实生活，他们学了电影里的杀人手段，穿着模仿美国黑帮的衣服，只会做得比电影里更残忍。

怎么看来看去觉得这电影是在审视美国啊。

这些不断地号称自己追求自由、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到头来却让人说成是：印尼是民主过度，还不如军政府时期社会安定。

怎么看来看去又觉得这电影说的不光是美国啊？

把异己视为仇敌，凭着青春热血挥刀砍人毫不留情的故事这世界上还少吗？

看看电影里讲述的事件发生时间：1966年......又是世界性的发烧啊。

这片子什么人拍的？

一查出品国，毫无悬念：欧洲。

再查导演，居然是美国人，不过现居丹麦，哈佛大学毕业。

电影在欧洲获多项奖，却没在美国获奖。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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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拉库·塞加拉：历史上并不存在和解这一说！

因为历史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已定格，这就是历史本身带有的意义，所以这世界没有和解这一说！

主持人：那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的孩子们从来都不宣称要替他们的父辈报仇呢？

安瓦尔·冈戈：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这么做，因为我们会把出头的人都杀个精光！

--安瓦尔·冈戈：她们让我自惭形秽，这些女演员在戏里哭的很真实，说实在的，我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从没觉得这样的场面看起来会这么可怕，我那些朋友们让我表现得再暴虐点，不过当我在此看到，这群妇女和孩子的时候，我想了想这群孩子的未来，他们从小就饱受折磨，现在我们要烧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未来在哪里？

他们会一辈子诅咒我们这群人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导演：当你想到“报应”这个词时，你会有怎样的感觉？

你会感到害怕吗？

安瓦尔·冈戈：“报应”这个词，就相当于是大自然的法则。

我以后可能身患残疾……我总是觉得上帝会惩罚我。

--阿迪·苏卡德里：我们会往他们屁股后面插木头棒子，活活折磨死他们；我们会用木片割断他们的脖颈，然后把尸体悬挂起来；我们会用铁丝勒死他们，或者直接砍下他们的头颅；我们会开车碾过他们的身躯。

我们有权这么做，证据就是，我们杀了人，却没得到任何惩罚。

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们已无能为力，只好接受现实，也许我这是在给自己找借口，但我确实做到了这点，我永远不会心生罪恶感，不会抑郁，不会做噩梦。

这篇文章主要想针对九苍老师对《杀戮演绎》的评价（http://www.douban.com/note/325288552/）讨论一下纪录片的制作者应不应该主动介入到事件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事件的发展这样一个问题。

比尔·尼克尔斯将纪录片划分成诗意型（沃尔特·鲁特曼《柏林：城市的交响曲》、尤里斯·伊文思《雨》、罗恩·弗里克《天地玄黄》）、阐释型（弗兰克·卡普拉《我们为何而战》）、参与型（迈克·摩尔《华氏911》）、观察型（梅索斯兄弟《灰色花园》）、反身型（尼克·布鲁姆菲尔德《一个连环杀手的生与死》）和表述行为型（沃纳·赫尔佐格《灰熊人》）。

这六种类型并非截然对立的。

比如迈克·摩尔的《华氏911》既是制作者主动参与事件，也是通过影片阐释自己政治立场。

经常为了达到特定的效果，阐释、诗学、观察等各种模式会在同一个段落里同时使用，比如《杀戮演绎》里那段瀑布下的歌舞场面。

与大家对纪录片的普遍性印象不同，这六种类型里只有观察型是制作者保持中立的第三者立场的，而其他类型的纪录片，都有制作者出于主观目的而对影像的积极介入。

即使在观察型纪录片里，制作者对摄影机干预事件的克制也是很少的。

比如作为美国“直接电影”运动的领头人物，弗雷德里克·怀斯曼的纪录片就以其绝对客观的拍摄手法而为人所称道。

但如果看过他的纪录片，比如《少年法庭》、《医院》、《高中》，能感觉到他的批判性态度是很鲜明的。

他虽然不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那样直接用剪辑和画外音直接宣传自己的观点，也不像迈克·摩尔那样直接介入事件与当事人进行辩论，但怀斯曼也绝非以一个第三人的立场去旁观整个事件的发生。

他是有倾向性和态度的，而且通过纪录片，我们可以说，态度鲜明。

因此回到《杀戮演绎》，我并不认为导演介入事件的方式和重新结构影像素材的手段，突破了纪录片的伦理底限。

因为摄影机的存在已经是一种对现实的介入。

即使制作者以一种长期与被拍摄者一起生活的方式来让他们习惯摄影机的存在乃至忘记摄影机的存在。

这是一种纪录片制作者编造出来的神话。

事实就是摄影机不可能被忘记，当被拍摄者面对摄影机，他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表演，并将自己塑造成某个自己想象中的“角色”。

这种情况在梅索斯兄弟拍摄的《灰色花园》里体现得特别明显（虽然这是一部美国直接电影的代表作），影片中那种怀旧的诗意，很大程度上是被摄者面对镜头刻意营造的。

从这个角度讲，既然纪录片的拍摄者无法阻止被摄者面对镜头时的表演欲望（这是人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被人窥视着，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地依然做我们自己，而不是迎合镜头去扮演一个“角色”），那么《杀戮演绎》反其道而行之的制作方式未必不是合理的：干脆鼓励他们在镜头前进行表演，也许恰恰在表演中，会流露出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至于这种制作者过分介入事件发展的拍摄方式，会不会让纪录片沦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我们为何而战》？

我认为不会。

因为我相信影像在本体论上具有的力量。

这是我不认同符号论者、结构主义者或者认知论者的地方。

当然，我相信影像可以用来表意，结构化的影像能够传递出制作者的观念并准确地传达到观众那里去。

但我不认为这就是电影的全部。

过分地强调电影的样式、范式、风格，会形成这样一种霸权，好像电影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将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转化成影像，以一种固定的样式打包后转送给观众，观众再以正确的方式读解并获取制作者的观念和思想。

它否定了观众对影像颠覆性解读的可能性，并粗暴地将之称为错误的解读或者过度的阐释。

就像帕特里克·菲利普斯所提出的那样，有时候一个明星的特写，也可以超越叙事和结构的力量，让我们完全忘记了影片的情节和内容的情况下，依然记得那个特写所具有的美与震撼。

这是影像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源于影像背后实体的真实性，那是一个主体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银幕上的客体、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窥淫的对象，但银幕的框框永远不能框死它，它是可以超越幕布的边界，展现自己的魅力和力量的。

沃纳·赫尔佐格的《灰熊人》是这方面的翘楚。

电影的里影像是被二度结构的（或者说赫尔佐格对第一次结构进行了解构）。

电影里的影像素材本身是蒂莫西·特雷德韦尔拍摄的，他拍摄的目的是为了自我神话（他一样刻意地在镜头前进行表演）。

但赫尔佐格对这些影像进行了重新剪辑并加入了自己的画外音，从而让这些原始的影像产生了一种嘲讽的味道。

这一方面说明了影像的确是可以被结构并可以传达制作者的观念的。

但另一方面，我却更倾向于认为，制作者是永远无法彻底控制影像的。

特雷德韦尔出于自我神话目的而拍下的影像，也可以变成讽刺他的影像。

正如莱尼·里芬斯塔尔用于宣传纳粹精神的《奥林匹亚》里的影像，也可以成为揭露纳粹非人化的证据。

在《杀戮演绎》里，冈戈与科托当然是两个刽子手。

但当他们对着镜头侃侃而谈时，即使导演的主观目的是在进行反讽，可谁又能否认他们所展现出的那种魅力的迷人性呢？

谁能不对他们印象深刻呢？

我相信影像永远不会那么顺导演心意地原原本本地传达着导演的想法。

影像所具有的自我生命力和主体性，会让它们超越电影的叙事、结构乃至文本，在不同的语境里得到各种不同的阐释和认识。

而纪录片最重要的，不就是记录下这些最丰富最有生命力的影像本身，而在这些影像面前，导演自我的主观意志，又算得了什么呢？

最大的特点是角度非常特别被摄者是参与屠杀的流氓，而不是受害者，这一点与普通纪录片大有不同。

实际上通过杀人者的角度来阐述事件，更能体现出事件的残忍，同时这些人的轻松的举止也更体现出所述事件的客观真实。

尤其是某个当地武装头目向当地华人一个个收钱的事件，“一边讥笑一边说谁是我的下一个目标呢”就连面对受害者也是笑脸相迎，同时还骄傲地在镜头面前表现出来。

这样的角度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摄制组不再着眼于被害者有多可怜，而是着眼于加害者有多嚣张，观众在这样角度下受到的冲击力会更强大。

反过来看，这些加害者走上舞台缺是万众瞩目，众星捧月。

政权领导者公开追捧所谓自由人组织而成的青年团，却不顾普通人民的正常生活，去支持“在其他法制国家根本无法想象的恶劣违法行为”，而受害者却因为自己的身份、出身备受排挤折磨，纵观整个国家的状态，有一种潜移默化的讽刺意味。

中景、全景为主的景别中景是新闻报道和叙事的常用景别，能够较为全面地展示事情和情节，同时又不丢掉太多细节。

在纪录片中使用中景，是一种更为直接客观的拍摄手法，对于被拍摄者来说，这样的距离感也是很舒适的。

所以不论是讨论政治立场，还是讨论残忍的杀人过程，阐述者都能没有防备地进行完整的描述，并且还可以捕捉到所有的动作和表情。

用最简单客观的叙事手法再现最残酷的事实通过叙述政府与人民的现状，容易让人联想到多年前事件发生时与现状的对比。

所有叙事者对事件的态度都如此轻描淡写，则更能看出事实的残酷——通过杀死反对者换来的一时平静。

尤其是青年团长一边打着高尔夫，一边描述自己如何带人去杀死共党的经历，这是一种尤为鲜明的嘲讽。

多角度展现人物之间的联系主人公冈戈与报社老板、省长、青年团长等人之间有着紧密关系，但这些人同时又大有不同，从而体现出这一派的整体形象。

这些人自称为自由人，只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只遵从自己想达到的目的去做事，观众不禁会联想到这样的社会与自己的国家之间的区别，从而产生更多的政治思考。

感一个社会如果只有片面的法律、强权的军队、畸形的经济，却没有道德的约束，将变成什么样？

这部纪录片向我们真实地展现了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国家。

他们不是真的恨中国人或共产党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政府和军队利用的政治工具。

当一个男人骄傲地说自己因为参加屠杀华人的行动，于是毫不犹豫地捅死了自己女友的父亲，并且开心地笑出声的时候，我知道一个事实，바로在恶魔和政治面前没有道德与理智可言。

不是所有人都没有恶的一面，但恶魔一定没有善。

“我不需要赞同那些国际法律，只有胜利者可以定义罪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

#Film# "The Act of Killing" ("杀戮演绎")，第63届柏林电影节上获纪录片类观众大奖，被英国杂志《Sight & Sound》评为年度十佳，这些并不闪耀的光芒不足以彰显其自身的价值，和"绝美之城"一起理所当然地进入我的年度十佳榜单里。

159分钟的导演剪辑版本，把本应沉闷的纪录片以真实人物和超现实主义结合的形式引导观者体验从愤怒, 不适, 麻木到反思的过程，着实不是传统纪录片所能带来的创新，是历史真相的探寻，也是揭露人性的旅程。

影片由故事主角"千人斩"刽子手Anwar Congo讲述自己如何踏上"行刑人"之路，除了邀请当年参与者共同回忆往事外，还和手下的小伙伴们一起拍摄了一部自编自演的魔幻主义色彩回忆录故事片，在荒诞的现实中透着现实的荒诞。

在影片开头，名不见经传的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约书亚·奥本海默) 便打出长篇字幕介绍了年代背景，1965年在苏哈托领导的印尼军事政变后对知识分子, 共产党员, 失地农民, 华人的一场反共大清洗，超过百万人被军队授意的社会流氓地痞随意虐打致死，美其名曰"处决"，而这些本来社会底层的烂仔们也有了个冠冕堂皇的称号"行刑人"。

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行刑人眉飞色舞地吹嘘杀人骄绩，不是Madam Post报社社长对屠杀的不屑，不是Pancasila Youth(五戎青年团)这个屠杀主力军团长激情四溢的煽动演讲，也不是摄像组跟随流氓团员们到菜市场勒索华裔店主交钱时颤抖的双手，而是Anwar当年的团长阿迪临走时令人发指的嚣张。

当导演问他如果海牙国际法庭判其有罪怎么办，阿迪坚定地说我一定会到场，我没有罪，求求你一定要让我到场听候审判，所谓的有罪就是胜利者制定的准则，我赢了我说了算。

我们往往一厢情愿地为恶人添加悔恨的泪水，当得知作恶者并无丝毫忏改之意后气愤难平，殊不知追究因果的无力。

这个世界充满了恶，作过恶的人依旧在作着恶，唯一能做的只有告诫自己不要作恶，然后在这个恶世有尊严地生存下来。

看完影片，我对印尼这个国家的腐败原始野蛮龌龊的偏见，挥之不去，那是个从上到下恶人当道小人盛世的社会。

也许只是因为导演剪辑素材展现的都是社会丑恶，而加深了我的看法，官商勾结演说煽动选举作秀粉饰恶行，哪样仅仅是印尼所有，只是我们在自己所熟悉的社会里都学会了麻木和沉默。

在Anwar自演的故事片结尾，他穿着一身黑衣，站在彩虹瀑布前，旁边是两个脖缠钢丝的殉难者，其中一个解开钢丝取出一个奖牌为Anwar戴上，并说感谢您杀死我们。

这个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结局，让人忍俊不禁后感叹世事的荒诞。

一个教导孙子要向受伤的小鸭子道歉的爷爷，回忆起杀人过往津津乐道，拍下片子是希望向后人宣示真实的历史，认为别人眼中的他干的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伟大事业，最后在无法抵抗的干呕和无尽的可怕梦魇中苟活着。

也许千千万万个Anwar也是受害者，是当权派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用工具，哪怕他们犯下的是人间最大的罪。

当我们得知罪恶真相的一刻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原来我们一直在纵容着罪恶并且无能为力，然后在世界是美好的谎言里继续生活。

总希望能出现以虹卫冰现状为切入点的纪录片，采访当事双方，可是不可行，没有人想说，想说的不让说，说了的也没用，犹如小石子投江。

所以此片的牛逼之处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难以再找到一个国家在事件过后近五十年恶人依然逍遥法外大肆炫耀自己的恶行并沾沾自喜乐于传颂，成就了这部匪夷所思的影片，就像是找来希特勒向观众介绍如何屠杀犹太人，找731部队导游人体实验所，找金三胖吹嘘如何处决国民一样，不可思议。

联想起HK人质事件，印尼政府依旧没为自己的处置失当而道歉，不难得出意料之中的结论，在印华人生存环境依然恶劣，九三零事件的阴影仍旧缠绕，过百万条生命视如草芥，至今也无向遇难家属道歉，可想而知这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信奉的仍是部落般的弱肉强食丛林原则，只是披着人皮的动物属性。

影片最后，导演以一段色彩浓烈的歌舞场面结尾，仿如腥浓鱼生过后的小块姜片，留给每位观者空间去回甘去反思。

通过被拍摄者自己拍摄希望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方法，给予观众全新的视角切入，尽量排除了拍摄者的立场和态度，更客观真实地让每个人作出自己的解释。

在观看的过程中，脑海里总是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在电影的结尾，主角不会因此受到感化，而突然发现自己身负着不可救药的罪恶感吧。

果不其然，这个好莱坞式的结局就这么直白无故的出现了，《杀戮演绎》这部电影，也是好莱坞中意的那块料。

电影里，所谓的诡异感，到底从何而来。

来自历史背景的荒谬，大数据所分析的结果，在印尼剿灭的共党的死亡人数，数不计数。

建立在放在全世界都是属于极为特殊的个例上，在电影里亲身所经历的人们，缓缓诉说的故事，不仅直指历史，还直指传奇，拍摄电影的过程中，不再如他们所说的，是还原历史，实际上，更像是一种造神运动。

在意识形态先行的电影里，诡异的是，或者说让人倍感复杂的，在于放在一个虚假的摄制环境中，不管是群众还是主演，切实的在这个本知道虚假的场景中，感受到了恐惧，喜悦，以及麻木，在虚假的场景中，人的真实情感和劣质布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许，我们在镜头面前，并不把这些可笑的道具当回事，但是，身处于镜头前的人们，却把一切切切实实的当做发生在当下的了，在这种矛盾中，人的情绪经过渲染，脱离了当下的场景，放弃了依附于事件的叙述，直至最为纯粹的情感，像动物般演绎。

但是，这场景有被化解的余地，当行刑人空中的描述告诉我们，这里或者那里所封存的历史时，我们下意识的给所见的一砖一瓦贴上了名为“真实”的符号，也倾向于和主角共同感受彼时所发生的悲剧，拒绝当下的演绎了。

所谓的诡异感，大致上说，就是这么来的。

当然，作者在本部片玩了结构的把戏，但是他也有明确地指向的。

在电影中拍摄电影的同时，不管是无意还是有意，CANGO总会去审阅那些已经拍好的桥段，如果放在电影工作流程中，这并不奇怪，但是，当电影的摄影机对准CANGO记录他所观看的反应之时，我们就会明白，作者不仅仅在于记录，而在于一种批判，一种揭露。

当CANGO对自己的行径进行某种解释的时候，或者说，对电影发表某种看法的时候，在这几个片段里，CANGO从浅入深的给每一段进行详细的解释，当然，口中也不能离开对于他所拍摄的电影里，人物的政治符号化解读，以及对应到历史的真实，所展示的意义。

在进行最后一次的解读后，CANGO和两个孙子观看了片段，在进行一段后，CANGO让两个孙子离开，将最终的问题对准自己，进行自我剖析似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起效的仍是“扮演”功能，具体说来就是“换位思考”，CANGO在上述虚假的场景中所面临的恐惧，让他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所对人造成的创伤，在此之前，如同他所解读的，他将他屠杀的人不看做人，而是一种符号，“某种主义”的代表，而他作为行刑人，他所背负的罪恶理应归于国家，归于下命令的领导，这就是他能下意识杀人的重要因素，当然还有人本身的嗜血性。

所以在这段历史下，罪恶是不在于人身上的，而在于某种体制之中，但是，这样的体制现在在印尼还继续实行，不得不说的是，当把体制拨去，将罪恶还给人类自己，所谓的忏悔，会发生，也会迅速消散。

而让这一切得以转变的，是拍电影这件事情，在那里，CANGO才能稍微拨去体制所产生的禁锢，从而在狭小的空间内，让思维充盈自身，思索历史的意义，自我的意义，当面对最纯粹的自己时，他才会明白，自己被异化到如此地步，而这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演绎，是在电影里的压抑和释放，是在电影结尾之前每一个片段所造成的积累，量的积累才能引发质的变化，让CANGO跳脱出所有框架，审视自身，人文关怀的回归也许只是素材上的一窥，但是，对于这部片来说，也就够了，结构所给人们造成的影响如此明了，而第一层次的（纪录片）的结构，更加预示着，这是个符合好莱坞的故事，而非作为更深层次的解读，从某种意义上，在展示上玩出那么多花样的作者，做的也够多了。

素材的组合造就了这部电影，也毁了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的道德价值批判也极重。

作为藏在背后里的作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引导CANGO，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在历经千辛万苦后，得出的结论却又如此简单，也如此直白，单纯，让人感到诧异，厚重的人文关怀在截取了CANGO的悔过，在曾经行刑场干呕，也就仅仅如此了，CANGO一生的经历，在那个晚上，全部被毁掉了，而第二天呢，他又如何，他是活在肯定自己所做出的行为之上，而得以苟活的人，就在那一晚后，他又如何活下去了，电影里没有给出答案，对于作者而言，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就是让CANGO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罪恶，然后呢，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正统思想，也为自己泛滥的人文关怀用极为嘲讽的方式抹上重重一笔，可是嘲讽的力量在于伤人，当他们坚定无比的站在高人一等的立场上，带着摄像机，成为大法官，来审视眼前犯人的时候，谁又能成为批判作者的法官呢，我不知道，但我明白，我们，这样的行为也许是拯救，也许是毁灭，而拯救和毁灭，仅仅存于一线之隔。

真正的结局不止于此，而我们能看到的，也只能是这样了。

在离开印尼前的一个星期，再一次打开这部片子，三个小时的片长全部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织而成，然而却如同一幕超现实的黑色喜剧，荒诞得令人心惊。

即使过去五十年的时间，参与当年屠共的杀人者依旧毫无悔意乃至洋洋自得地重演当年杀人的片段，毫无怜悯，毫无愧疚。

在当初血流成河的地方，他们放声歌唱。

即便在印尼待了几乎一年的时间，我依然对这个民族的双面性感到不可思议。

作为伊斯兰教国家，他们近乎虔诚地恪守着戒猪肉、祈祷、包头巾的习俗，然而在他们中许多人心里是没有能够称之为神的存在的。

在他们毫无顾忌地大开杀戒的时候，是否知晓他们所笃信的神明在看着他们的罪行？

在电影渐进尾声，Anwar终于在回想当年时恍惚呕吐。

杀戮从来无关道义与否，无论以再高尚的目的进行粉饰，那抹血痕都始终粘在他们手上，永不消失。

“Tidak semua kebenaran itu baik.（不是揭露所有真相都是有好处的）“当导演问起杀人者当年的真相时，后者漠然地如是说。

”Tapi bagi jutaan orang yang anggota keluarganya dibunuh,itu baik(但是对于上百万家人被杀的受害者，这是对的）”对我而言，哪怕只是为了这样的一句话，我都要给这部片子打五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