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度嫌疑人

第一凶手应该就是役所广司，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个角色完美地立了起来，也让这部电影更有质感和艺术价值，对得起导演是枝裕和的良苦用心。

这部电影其实有很多高明的表现技法。

传统的推理片，大家会推测凶手是谁。

或者有些指明了凶手，让观众去推测他的杀人动机。

这部片开头，便将役所广司杀人的画面公布于众，但随着情节的层层推进，观众会发现已经认罪的他，不断在细节上说谎。

随着性侵、造假等一系列事件的公开，凶手究竟是谁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役所广司也开始了惊为天人的表演。

推测他的说谎动机，成为了一个最大看点。

而福山雅治作为役所广司的辩护律师，两人的飙戏也异常精彩。

福山雅治代理这桩官司，显然在道德上要遭受一定程度的“审判”，但正如玲所说的“法庭上没人会讲真话”，法律终究不看事实只讲证据，福山雅治利用一切手段希望能够为役所广司减刑……在发现了性侵等更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原本就胜券在握了，这时在那次开庭后不久，出现了一个“惊天大反转”…… 役所广司突然不认罪了！

他反问福山雅治，到底相不相信他，并在崩溃中说出了“真相”……那一段表演看得我都快窒息了，这样一种歇斯底里的挣扎，显然不符合所有逻辑。

相信观众看到此处，被折腾了大半天的他们，也会近乎崩溃，这简直不啻于在绵长的刀锋上踏刃而行…… 但这一段妙就妙在，役所广司用一种惊为天人的演技，几乎把观众都要欺骗了，让我们甚至误以为凶手另有其人，让我们真的以为他是冤枉的了。

个人觉得，这段表演放在电影史上，都堪称一次能够留名史册的演出。

这一出的设置究竟意欲何为，相信福山雅治和役所广司隔着玻璃的那段对白，给出了一个最接近于“真相”的“真相”，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令人沉醉的高级质感。

役所广司不是没有想过求生，正因为想过，所以才会动摇，才会在细节上说谎，才会让辩护律师想尽办法让他改判无期。

但他内心更大的绝望，来自于对这个没有真相的世界，以及个别人动辄就能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绝望。

在这种绝望下，他人性所发出的最后一丝光亮，便是尽全力保护好命途多舛的玲，不希望她再遭受任何一丝的伤害了。

也正是在这种想法的左右下，他最终说服了自己，用一种近乎崩溃的表演，骗过了所有人，决意赴死。

这不是一部推理片，这时一部人性和法律碰撞下，开出的一株绝望之花。

你用推理片去看它，可能不会很喜欢。

但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它，会觉得是枝裕和还是那个是枝裕和。

那么玲有没有参与到这桩谋杀之中呢？

答案几乎可以说是肯定的。

各种细节上的暗示，都能让观众得出一个她在场的结论。

而后，结合役所广司的说谎表演和动机，也从另一个层面“出卖”了玲在场的事实……至于她在这桩谋杀案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那就永远无人知晓了。

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法庭真的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吗？

不是吗？

十几年前，周防正行忧心忡忡地拍摄了[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而今，是枝裕和将自己对此凝练深邃的思考放进了[第三度嫌疑人]里。

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把它放在悬疑/推理片的体系里去对比。

一个曾经两度杀人的男人，在法庭上面临审判：律师只想着怎样减轻刑罚，检察官巴不得赶紧对其定罪，法官只想着怎样在规定时间内审完案件。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

已然成为常识一般。

©[第三度嫌疑人]，左律师重盛和右犯人三隅在狱中见面但是枝裕和要问了：如果审判过程中，并没有人真的在乎事实真相，那案件的真相和正义在哪里呢？

和加缪写《局外人》来质询司法制度一样的尖锐和一针见血。

是的，你知道，这其实不仅是某些知识分子的困惑，更是司法制度甚至法哲学的困境。

01.不論真相，只求法律事實《Legal High》里，古美门律师曾对菜鸟新手说：“为自己委托人的利益全身而战，我们律师能做的只有这个。

”“我们又不是神，怎么可能会知道正义那种东西，你就认为正义只存在于特摄英雄剧和《少年jump》中吧。

”

©《Legal High》，古美门的名言某个律政剧的主角，一个口头禅就是：“真相是上帝的事，我们只负责辩护”。

法律人不自比上帝，并不负责探寻真相，为委托人利益而战，这是职业道德。

就像[第三度嫌疑人]里，律师重盛从一开始就告诉后辈：“辩护不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

”所以他接触犯人三隅，展开问询和调查，从一开始就没想着要还原事件真相。

搜集有利于委托人的证据，比如看到沾了油漆的钱包，就以“仇杀和事后拿钱”的版本辩护；委托人改了口供，就再往共谋犯/从犯方向辩护。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多次翻供律师重盛从一开始的辩护策略和行动就无可指摘，看得出是秉承着职业道德的律师精英。

美剧《Justice》(金牌律师)中，就更是将这种“胜者即是正义”的观念放大到一定程度。

四位律师组成一个精英团体，四个人各有专攻，有人专门上法庭，有人负责证据链，有人负责搞定媒体。

口号是“100%无罪”，他们为富人辩护，从已知的证据里编织故事，再戳破检方的故事版本。

©《Justice》四人协作的团体作战，不在乎真相，只在乎打胜法庭审判，不再是寻找案件的事实真相，而是探寻各种「可能性」：比的是，辩方和检方的故事版本里，哪一个漏洞更少，哪一个能够更让人信服。

所以说，法庭当然是探寻真相的地方，只不过，探寻的可能不是我们朴素观念里的客观事实。

而是可以通过证据支撑和证明的法律事实。

就像举世瞩目的世纪审判辛普森案，即使全世界都知道辛普森的罪行，但缺少了证据，那就是不存在的东西。

©辛普森案中，不合手的黑手套成为一个关键证据有人说，人类发明最好的东西，就是法律和法庭。

那在法庭上，最好的发明大概就是检方和辩方的对抗式，通过两方的对抗实现对法律事实的探寻。

02.對抗式，進步和革新如果让我想象18世纪前，英美法系下的法庭场景的话，大概是这样的吧：被害人又身兼起诉人，他在法庭上大声疾呼：“你在某地抢劫我，还打了我，抢走了我的钱。

”被告的窃贼会回应：“你胡说，我才没有抢你呢，我那时候在家里睡觉。

”然后对方“不！

你骗人！

你抢了我！

”“你才骗人！

没人抢你！

”...然后...双方吵成了一团，法官一摸脑袋，唉，谁晓得到底什么鬼啊，随便判呗。

©17世纪的审判情形插画是的，那时候的法庭，没有辩护人，没有检察官，也不讲究证据。

几乎全是依赖两方的陈述，所以吵成了一锅粥就成了常态，还因此得名“争吵式审判”。

“被告说话”式的审判模式持续了很久，一直到它的弊端实在让人无法承受。

17世纪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英王开始残酷镇压政治犯，所谓的叛逆罪审判在这时大量进行。

由于对证据和程序的不重视，大量的伪证被做出，依赖口头证据又催生了严重的刑讯逼供。

而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的帮助，几乎只要被指控，就难逃其罪。

©“天主教阴谋案”的参与者被处以极刑所以这个时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以及恶意审判，比如著名的“血腥巡回审判案”、“天主教阴谋案”就都发生在这个时期。

这种情形下，光荣革命后，重掌议会的辉格党人就开始了对审判制度的改革，以回应之前受到的镇压。

于是，17世纪末的审判法中已经开始在刑事诉讼引入辩护律师；但实际上，律师介入还是要到18世纪30年代了。

30年代，伴随着辩护律师介入到刑事重罪中，和检方的对抗制也开始逐渐成型。

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又相当漫长，直至18世纪中晚期，仍只有很少部分案件是在法庭上通过对抗制审判的。

英剧《加罗律师》故事背景就是18世纪末，那时候，律师还没有获得完全辩护权。

©《加罗律师》中的辩护还很有限他们只能在种种干扰和随意下，主要负责交叉询问被告人及证人，所能发挥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

此后，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对抗制才确立、发展和完善起来，成为现在英美法系最基本的审判制度。

03.真相，只是副產品对抗式审判以进步和革新的面貌出现，毫无疑问将法庭秩序带入到真正的现代文明时代。

各大律政剧里，控、辩双方唇枪舌战，给观众奉上了无数激情迸射又严谨缜密的逻辑盛宴。

[十二怒汉]里，陪审团在控、辩双方的对战结束后，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过程，又让人深受程序正义的感染。

©[十二怒汉]陪审团在对抗制度下成为最重要的决定者但另一面，对抗式从它出现和发展到现在，也是它的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

当控、辩双方都以击败对方的绝对胜诉为目标，功利主义的目的驱动下，真相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有选择地收集和提交证据，只出示对己方有利的证据，隐藏、歪曲不利于自己的证据。

就成了行业常态。

而在对抗式制度下，法官又需保持绝对中立，不负有主动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

法官和陪审团，只能在控、辩双方所给定的案件「可能性」中，选择最让自己信服的一个。

所以，就像[罗生门]里，每个人口中都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版本；审判好像也变成了这样一个「你相信谁」的游戏。

©[罗生门]海报，每一个人口中都是一个不同的故事版本[控方证人]里，可以利用这种制度缺陷，伪造证人证言，就能实现案件逆转；加缪的《局外人》里，因为犯人“在母亲去世后就去约会”这种习惯性思维，陪审团就可以彻底否定一个人，然后判定有罪。

[第三度嫌疑人]里，犯人三隅一次次将证言推倒重来，最后利用法官的“不信任”实现了自我毁灭。

电影最后空留下一句“谁制裁谁，由谁来决定？

”

©[第三度嫌疑人]犯人最后的死，成为“第三次死亡”《局外人》里的犯人，从始至终被隔绝在审判之外，观者关注他的生活，关注他的母亲和女友，但就是不关注这起案件的真相。

真相只是副产品，真相只是每场审判的局外人。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第三次杀人》三隅杀人了吗？

他为什么最后要翻供？

这是导演直到片尾也没有交代清楚的事。

其实，导演在片名中就告诉大家了《三度目の殺人》。

第一次杀的是哪两个放高利贷的，第二次啥的是咲江的父亲，第三次杀的是三隅自己。

他为什么要杀这三个人？

为什么要杀自己？

“有些人是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这是一句在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台词。

高利贷的人是在经济不好的时代欺压欠债的人——这些人不配活在世界上；咲江的父亲强奸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个人也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三隅高司——我的父母，妻子没有做错任何事就遭遇不幸，我总是伤害别人，第一次杀了人后让女儿也不幸了，三隅认为自己本来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

“生而为人，对不起。

”是枝裕和的片子里总有一个活得不像样子的中年男人，《步履不停》里的横山良多，《比海更深》里的筱田良多。

他们总是得不到父亲的认可，一直活在自我怀疑之中。

三隅真得是一个空空的容器吗？

他只是经历了太多的痛苦，不再给自己希望和期待。

真得有不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吗？

没有吧。

真得有不来这个世界上会更好的人吗？

有的吧。

三隅的人生太悲惨了，除了解救了咲江，是他人生最大的光明。

第一次在影院观赏是枝裕和，少了以往家庭题材的脉脉温情，杀人犯通过自我审判化身为人性善恶的容器，残酷而凛冽。

是枝裕和通过一次审判，严厉地拷问了法律和道德审判背后的人性冷暖。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却不知如何救赎，理性的困惑和道德的困境，只能依靠冰冷机械的法律条文。

这是一部悬疑片，却拍得异常细腻。

反高潮的叙事方式，真相随着剧情发展逐渐模糊，直至不再重要。

黑道高利贷、食品造假、家庭性侵、司法弊端和社会不公等问题渐次浮出，堆雪人、写明信片等极少数倏忽而逝的温情瞬间更令人深思人性的阴暗与复杂。

结尾惊艳无比的重影镜头背后，漠视和掩盖真相的每个人脸上应该都沾着血污。

作为目前最喜欢的日本导演，这部新作的镜头一如既往的克制而冷静，很高级，很喜欢。

原本要打四星，豆瓣评分这么低，只好打满，拉拉平均值。

以我入门尚不足的日语水平，也看得出是“第三次杀人”，何以翻译成这般读不通的片名？

不知道是不是野心促使，一个不太认识的是枝裕和，捧出一场罗生门似的戏码。

上来就是结局，一层层铺出去，一点点反转，却越看越不信任自己。

苦难、愤恨、杀戮、审判、救赎、怀疑，以为是黑泽明附体。

但还是熟悉的是枝裕和，互为支架，稳固的叙述线；绵密、饱满、也含蓄、会留白的台词，一如既往不多半句废话。

还有旁蔓而去的各条支线，互相纠缠变成爬满一座大楼山墙的藤蔓，数不尽的话题。

从女检察官、同所律师、退休法官、退休警官等等嘴里，不时蹦出一段金句，以为是要讨论的议题，然后发现只是质问和自问。

更不用说双主角之一，作为话题围绕的杀人嫌犯，役所广司贡献的是出神入化、深邃不见底的神级表演。

令人想靠近，又令人觉得恐惧。

不太理解评论一直的声音是在说是枝裕和如何走下坡路。

反正我看来，他的状态一直很稳定，且还在不断尝试新题材、拓展风格的外延。

毕竟这是是枝裕和在中国院线上的第一部电影，能在大荧幕上看到，心里还是非常激动的。

过去喜欢是枝裕和，是习惯于他的从容清淡，对家庭单位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带着对家庭、社会敏锐真实的观察，带着机智的幽默感，戏里的那些人物，好像反反复复地讲述他自身成长的细节，但兜兜转转却离不开那一份亲情的羁绊。

然而这一次，和以往的《步履不停》《回家的路》《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这类家庭题材片不同，是枝裕和离开了他长久以来的舒适区，进入悬疑题材的领域，带来一个关于杀人、性侵与庭审的幽暗故事。

有人说这是是枝裕和一次难得的转型，但其实这部影片，正是他早期作品的影子。

是枝裕和入行最初，在TV Man Union拍摄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纪录片，参与过很多自带社会话题的纪实作品。

对社会的关注，从那时开始就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种子。

后来，他拍摄了取材自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东京投毒自来水案件的《距离》，另一部获奖佳作《无人知晓》受到的也是80年代轰动日本的东京西巢鸭弃婴事件的影响。

虽然这些故事，没有直面而来的沉重和黑暗，但相比他后期的手法轻盈、情绪温柔的家庭片来说，是更具时代性，也更加压抑的作品。

所以，与其说《第三度嫌疑人》是转型之作，倒不如说是是枝裕和的一次返璞归真，在故事的厚重感与对社会的敏锐性上，又回归到了当年的状态。

反悬疑、反高潮电影围绕着役所广司饰演的三隅犯下的一起杀人焚尸案展开。

三隅拥有犯罪前科，曾在监狱里关押了30年的前犯人，于是他的第二次犯罪被检方主张施以死刑。

要知道日本虽然尚未废除死刑，但对死刑的判决往往慎之又慎，大多时候会以无期替代死刑。

而三隅的行为在他人看来，无疑是罪大恶极了。

福山雅治饰演的律师重盛在案件审理中途加入了三隅的辩护团队，以减轻判决力度。

但随着重盛越来越深入案件，掌握着越来越多的信息，并且越来越熟悉三隅，这起谋杀案也变得复杂起来。

片中共有7次在审讯室的对话，每一次都是对真相的一次重大的揭露，而两个人的距离也逐渐拉近。

尤其在最后一次，两个人的影子在玻璃上几乎重合，把戏剧张力推到最高点。

虽说《第三度嫌疑人》拥有很多商业悬疑片的元素，但是它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反悬疑的悬疑片。

影片保留了是枝裕和的文艺风格，节奏沉静缓慢，台词耐人寻味，而在剧情上，处处都是反类型、反高潮。

我们以往熟悉的悬疑片套路，大多是在案件充满未知的不明朗状态下，故事在繁杂混乱的线索中，一点点帮助观众剔除无用和虚假的信息，最终指向一个酣畅、明确的结局。

而《第三度嫌疑人》的故事，更像是传统推理片的一个反向过程。

电影第一个场景，就毫无遮掩地将役所广司的杀人始末投射在大银幕之上。

但律师重盛介入后，更多的线索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死者妻子隐瞒丈夫工厂造假的事实，广濑铃饰演的死者女儿咲江透露了父亲对她犯下的长期性侵，以及三隅在最后一刻翻供表明自己从未杀人的态度……这些信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交错缠绕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罗生门一般复杂的局面，也让案件的真相，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

《第三度嫌疑人》里三隅和重盛用七场层次递进、攻守转换的对话，制造了一幕幕看似是高潮的反高潮。

而结果最终却停在了模棱两可之上，三隅动机的善恶成了一个谜。

根本没有所谓真相真相，是悬疑片的最终目的，而在《第三度嫌疑人》里，它却变成了一个狡猾的概念。

或者说，其实根本没有真相。

影片后部，广濑铃杀人的画面和三隅杀人的画面剪辑在一起，两个人杀人动作相同、脸上渐上血迹的位置相同，但两人始终没有出现在同一画面，这暗示了三种真相：1）两人一起杀的人；2）三隅杀的人，在杀人时心中想的是代表女孩复仇；3）女孩杀的人，三隅替她顶罪，说成了自己杀人。

电影中，律师重盛对真相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最开始重盛只求减轻嫌疑犯的罪行，对真相毫不在乎。

他和检方第一次碰面时，检方律师说：一味地帮犯人减刑，让他们没有能力直面真相。

听到真相两个字，重盛轻蔑地笑了笑。

这个时候，真相对他没有重量可言，就像他教育晚辈时说的：又不是和罪犯交朋友，不需要理解和共鸣，一切都是为了辩护。

既然辩护是最高行为宗旨，那么真相的面目有什么要紧的呢？

但在拿到更多线索和证据，并且在三隅不断地更改证词后，重盛逐渐开始渴求真相，也变得偏执起来了。

他成了银幕外每个观众，在被云雾缭绕的谜团层层包围时，想要真相的渴望越来越难抑制。

这个时候，当他拍着探监室的玻璃大叫着，“求你了，这次一定要告诉我真相”时，占据他的是想要了解真相而不得的无奈。

真相就像影片里提到的“盲人摸象”中的大象。

人们只能看到自己能看到的事实，无论拾获多少碎片，都无法拼凑完整，真相始终一幅残图。

无论是悬而未决的案件真相，还是对人审判人的疑问，电影到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果。

因为真相根本不存在。

是枝裕和在开拍之前，也没有预设过答案，而是在拍摄过程中，探寻着这些问题的结果。

所以，影片中看不到任何明确的立场，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反而一直通过三隅这个人物，不断地设问。

影片现在的片名“第三度嫌疑人”，但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第三次杀人”。

第一次第二次杀人，可以指的是三隅在三十年前犯下的杀人罪，以及在电影开头实施的谋杀焚尸。

而第三次的杀人，是法律杀死了三隅，或者说是，真相被杀死了。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那么，真相时被谁杀死的呢？

在这里，是枝裕和抛出了他在影片里最尖锐的质疑——对法律的思辨。

电影中，司法被塑造成凌驾于真相的存在，无论真相为何，这么一起轰动社会的案件，在法官眼里只是业绩考核的一项指标，在律师看来只是不同的立场。

过去在拍摄《如父如子》时，是枝裕和曾提到，他接触到的很多律师告诉他，现实中的法庭，并不是探求真相的地方，那只是个审判人的地方。

而《第三度嫌疑人》就是源于他内心由此引发的一个疑问：人审判人是怎么一回事，人能审判人吗？

从电影里看来，人之于人的审判是无所不在的。

三隅问过重盛一个问题，是不是相信世界上存在不应该出生的人。

当重盛被感性所控制，冲动地说出死者死有余辜时，他就变成了手握法槌的审判者。

甚至，重盛在帮三隅辩论时，也自问自答道：现在自己是在拯救，还是在制裁三隅呢？

拯救与制裁这两个带有明显善恶动机的词，也提前经历了审判的工序。

司法制度出问题了吗？

实际上看完这部电影后的感受是，不仅仅是法律，是这个世界坏掉了。

拍摄时也不知道凶手是谁是枝裕和作品中常见的家庭羁绊，在《第三度嫌疑人》中也是至关重要的存在，三隅和重盛的父亲身份，以及咲江的女儿身份，或多或少地引导了案件的走向，甚至一度让重盛越来越被感性所控制。

但相比导演以往的作品，电影中的亲情关系，同样是缺陷的，却并没有给出一个走向和解的温暖结局。

直到最后，《第三度嫌疑人》的亲情关系破碎得也相当彻底：三隅的女儿从未能原谅杀人犯的父亲；重盛面对青春期女儿的来电，也只能欲言又止地表达关心：而咲江受到的伤害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弥补与关怀。

三隅是影片最复杂的角色，却又被称作是一个空的容器。

役所广司在不同场次的对话中，赋予了三隅不同的性格维度，像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底的湖，暧昧模糊，时而平和、弱势，时而狡猾、疯狂，无论如何人们都没办法看到湖底的真实情况。

役所广司就像三隅被形容的那个空容器，他透露说，每一次演绎时都会完全相信这个角色，每一次都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他透过自己透明的外表，盛进了三隅的世界。

而役所广司强大的演技，也为他拿到了去年日本电影学院的最佳男配角。

是枝裕和在制作《第三度嫌疑人》时，依然和拍摄前作时一样，没有完整的台本，他也不过多涉入演员的台词和表演部分。

而角色关于凶手与案件的迷茫，大多来自于现实中演员的真实情绪。

饰演重盛的福山雅治在拍摄时也不知道三隅是否是真正的凶手。

是枝裕和在采访里曾经说过：“如果有些事情我先定了，就按照我的想法去走，但相比我强制别人做这些事情，还不如我和演员、和我自己、和编剧一起在拍摄现场寻找正确的答案。

”但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是枝裕和，他的电影透着对家庭与社会的敏感，却始终止步于尖锐之前。

他曾说：“我作品中没有出现过这样，让大家觉得不要生下来才好的人。

说我的作品温柔没有锐度，确实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意图。

”毕竟，“一味地去展现人背后不好的东西，和挖掘人性深度，是不能等同的。

”所以我们往往能从他作品的温和中看到一些钝钝的棱角，就像《无人知晓》中那些覆盖着生活辛酸本质的日常情趣和轻快配乐。

这大概就是是枝裕和想要拍出的大海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

无论是细腻的家庭关系，还是与社会相关的思辨，是枝裕和都将它们化成了一股闷烧之火，让人们在放下之后，仿佛还被一种惯力不断拉扯着回味。

是枝裕和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落脚点往往在家庭层面，从“小”出发由小透大。

最初看到是枝裕和要拍律政片的消息，我完全“吃了一惊”。

从是枝裕和的风格上分析，他完全不像是拍情节激烈电影的导演；他的风格，完全是和“新电影运动”那一拨人（杨德昌、侯孝贤）一个路数，以静写动、让人物自己却继续故事，而不是靠情节推动人物情绪转折的技法。

是枝裕和这一次找的演员，是他此前合作过的汤川学福山雅治，此前二人合作的影片如父如子也是与法律有关的片子，加之福山对律政片的熟悉程度颇高，也是一种保障。

第三度嫌疑人这部影片引入大陆上映的时候，已经拿到了第41届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最佳男配角和最佳女配角，可以说无论是表演还是技术，都堪称一流。

影片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在监狱里双男主对峙时脸贴脸的情景，这一幕也让这部影片充满了张力，而福山在这部影片中的演出，虽然并不比役所广司逊色，但是因为本身是线索人物，在表现的自由度上的确不如役所广司的角色有弹性。

对峙不同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从故事上说，这部片子讲的依然是家庭纠纷，律师、被害者、犯罪者三个家庭交错进行，层层推进还原故事本来的面目；但是这部片子最妙的地方就在于，并不是以“对错”定结局，而是用现实化的方法展示了不同家庭的不幸。

对于律师来说，他追踪了很久却没有探寻到故事的真相，家里夫妻离异，与儿子几乎没有任何沟通，在这件案子上没有找到成就感；对于被害者来说，被害应是他侵害幼女应得的下场，但是无论是妻子还是女儿，都要背负沉重的枷锁和生计的困境；对于犯罪者来说，妻子早年身故，女儿腿部残疾，他本人在监狱里已经服刑30年，与社会早已没有了关系，这一次更像是一种解脱。

是枝裕和的片子，本身并不喜欢探究“对错”，他是很爱讲人生百态的导演，而这部片子虽然顶着律政片的头衔，本身还是诉说世间的种种状态。

人对人的审判故事最妙的地方，莫过于用法庭审判的形式来体现社会对个人的判罚。

明面上，是法庭对案件的审理、对犯罪者的判决，讲的是一个”理“字。

暗线里，是犯罪者对社会的判决。

这种判决看起来难以实现，但是随着故事的推演，逐渐成为了片子的主线。

故事本身描绘的方式，的确很像松本清张的小说，把社会当作容器，而人物出于不同的立场，在其中加入不同的东西。

人对人的审判，其残酷性远胜于法理层面。

最后律师茫然地走出大楼，所体现的也正是这种社会性的残酷。

写这部电影的时候，正赶上是枝裕和新片小偷家庭上映，只能说自己写得实在太慢了。

一开始被电影的低分吓了一跳，以为是枝裕和跨界拍悬疑片拍砸了。

然鹅看完，是枝裕和就是还是是枝裕和嘛，还是平静的讲一个故事，给这个充满冷漠、不公的社会一个高级黑，只是不同于以往的家庭故事，这次讲了一个案件。

什么反转生硬，什么真相，什么逻辑，那都是嘲笑这个世界，是一次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在乎这些吗？

没人在乎。

而三逾，他胜利了，他不在乎生死，不在乎是否救了那个女儿，他在乎的是，他终于这一次掌控了这个案件，掌控了这个律师，掌控了这个世界。

一如他离开法庭时经过广濑做了个放生金丝雀的动作，是暗示他救了她？

还是他故意让我们认为他救了他？

谁是审判者？

谁是救赎者？

我们就像最后站在十字路口的律师一样困惑了吧。

这就是高级的是枝裕和。

要理解是枝裕和的新片《第三次的杀人》，得先来看看两位主演役所广司和福山雅治的关系。

现实中他们都来自长崎，而在影片里他们都来自北海道，这份实在的同乡之情是他俩走向互相理解的桥梁之一。

役所61岁，福山48岁，是一个大哥哥跟小弟弟的年纪，有一个可供扭转的交流空间；30年前，律师重盛（福山雅治 饰）的父亲帮了三隅（役所广司 饰）减刑，这份情谊也成了重盛与三隅之间的联结。

如此的背景关系设置，成为他们长达7次的密室对谈的基本铺垫。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与三隅密室对谈说起来，是枝从来都无意于把一个故事讲得多么惊人，他只是找到相对有代表性的时间场合，去探查人的状态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相信认真看过他前作的观众，会发现看完后记住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其行动与细节只是帮助我们去重建这个人物的有形表现。

因而，本片根本也算不上推理片，拿它和其他推理大作进行对比是徒劳无益的。

对是枝来说，各个题材下包裹着的还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主题：家庭亲人间的羁绊。

这个羁绊是决定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被如何塑造的关键。

就像片中重盛的父亲，虽然只出现了一场戏，但他的言行很好地说明了重盛这个吊儿郎当的性格正是跟他学来的。

福山雅治平时上节目也是很爱开玩笑、很俏皮的人，所以他举手投足之间，那种一本正经里略带着不以为意的味道是到位的。

尤其是在事务所里，他跟同事们常常都是吃着小零食聊着各自的小喜好，只把律师的事当工作，而没有认真对待案子的真相及后果。

他对律师职业的看法，跟《胜者即是正义》里的古美门研介（堺雅人 饰）一样，只是性格没有那么夸张。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在事务所里与同事谈案子有其父必有其女，在这里说的倒不是吊儿郎当的性格，而是寂寞无助。

三隅的父亲因律师工作疏于和他相处，三隅也因律师工作疏于和女儿相处（也只出现了一场戏），并且还离了婚。

如此，做律师似乎并没有帮他实现什么价值，反倒还令他妻女相散。

这个状况与他和同事们精致的装扮一对比，让他看起来就是个“成功”的人生loser——与是枝以往作品里的男主本质上是相似的。

他在为高难度的犯罪案件做辩护的过程中，得到的是将法律作为游戏来取胜的奇怪乐趣。

这又间接指出，法律就像一位父亲一样，逐渐训导着它体系下的律师，让他们只见庭内的言语争斗，不见庭外的社会人性。

其他各式各样的规矩中，抹去人性都是最大的特点。

由此，才引出了本片两条真正的主线：规矩与实施者间的关系、代际间的关系。

本片名为《第三次的杀人》，其实是对于同一杀人案的三次不同供述。

其中第三次几乎逼近真相，即是被害人之女咲江（广濑铃 饰）常遭父亲性侵，三隅和她一起杀了这个父亲。

此后，实际上还有第四次的“没杀人”，三隅再度翻供，看似是为了保护咲江，不让她出庭讲出那难堪之事。

但我非常怀疑这四次供词都是掺杂着谎言的部分真相，片中也提到了“盲人摸象”这个寓言故事，它直刺重盛这样的人。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被害人的妻子靠在女儿肩上在逼近真相的过程中，那两条主线关系是解密的两把钥匙。

每一次重盛调查得来的线索，在三隅口中都有了另一番解释。

而他根据自己信奉的规矩，每次都尊重这位委托人的说辞动机，从而又在法律的规矩中去寻求辩护的对策。

仿佛他是一个呆板的规矩实施者，没有“重盛”这个人本身的存在。

直到倒数第二次，三隅问他信不信自己而不是尊不尊重说辞，重盛颤抖了。

这一路探来，他身上僵化的东西如北海道的雪一般融化。

不管这一次三隅有没有杀人，我想说他都是一个好人。

因为三十年前，他杀人是出于贫穷，没有人性地屈服在社会运转的规矩下。

他感恩于重盛的父亲帮他减刑，使得他出狱后能碰到咲江，从她身上弥补自己身为父亲的未尽责。

明白过来的他，才有足够的力量逐步去扭转重盛的想法。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案发现场，尸体被焚烧后留下十字架印迹这一把钥匙，又引向了第二把钥匙。

诚然重盛找到的一些线索是重要的，但最关键的能打开这个案子背后之门的还是代际间的关系。

在他幡然醒悟不忍落泪的一刻，我们也应该重新审视这整个故事。

是不是“有些人生来就是该死的”？

重盛、三隅和咲江都觉得是，只是他们各自的理由有所不同。

同时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想的，那就是三隅并未真正露面的女儿，最后给他的一句话“希望父亲快点去死”。

他们三人的女儿都恨父亲，程度不一。

或许咲江的父亲也是对家人极度不好，以致咲江终于忍不住杀了他，留下十字印迹。

这个谋杀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那性侵的事可能是捏造，也可能为真。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重盛在梦境中与三隅父女躺在雪地里被监禁三十年出狱的三隅，在咲江身上找到了父女般的快乐，这个快乐跟她与被害生父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同时，重盛在北海道查案时，梦中想象重盛与女儿打雪仗的快乐，自己也加入了进去，这又跟他与女儿之间的不快，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重盛、三隅、被害者身上的三对父女关系，在案情展开的抽丝剥茧中，让重盛从吊儿郎当的状态里开始认真重视起法与罪、爱与恨的本质。

更要紧的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该只遵循法律的、伦理的规矩，不该只在女儿出事时才作为家长的身份出现。

虽然称为父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应像一对亲近的朋友，有如最后重盛和三隅之间那样。

《第三次的杀人》剧照，三隅在杀人焚尸现场最后细想回来，在两位主演的滔滔不绝、貌似说了很多之下，被害人的妻女作为这三个家庭里唯一完整出现妻女组合，那不多的言语之中才蕴藏了最重要的看不见的东西。

（请在观看时一定要注意她们的戏份）当然，要看见这看不见的东西，前提是有那滔滔不绝的内容做比照。

片尾，重盛面朝艳阳，像三隅和咲江抹去自己脸上血迹一样，也抹了一下自己的脸，这是全片中他唯一一次触摸到自己。

与是枝裕和之前的所有作品相比，《第三度嫌疑人》讲述了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

虽然凶手在开场第一分钟就宣告现身，但扑朔迷离的动机和罗生门式的各执一词硬生生地将悬疑留到了最后一秒（也没解决）。

在如此空前丰富的情节空间下，是枝裕和终于得以立体，全面又郑重地将他对时代与社会的针砭作为立意来表达，而不是在《步履不停》，《如父如子》乃至《海街日记》中那样，将锋芒深深地埋藏在温情脉脉的感情戏之下，而这也许是拍出《无人知晓》的是枝裕和一直以来的夙愿。

然而吊诡的是，《第三度嫌疑人》最终没能完全扯下身上类型片的外衣，最终成为了是枝裕和的作品序列中，显得最远离现实的一部。

的确，当Saki讲到儿童性侵，母亲讲到食品掺假，而所有的事件都“附身”到社长死亡疑云的那一刻，应该再也没有人会把这个故事与所谓“真实”往一起进行联系了。

这是因为导演的立意本身与现实偏差了吗？

显然不是。

可以看到的是，影片不管是对司法实质的追问（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都不说真话），对人与人信任的考验（这些都不重要，你到底相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并没有杀人），还是对社会乱象的控诉（儿童性侵，食品掺假）都是深刻且发人深省的。

同时更难得的，是导演充分运用了悬疑片翻转丰富的情节，表现了事件的多方立场和人性的多个侧面，并且用含义丰富的机位与符号化的镜头和意象——对的，我在说的是那个律师与疑犯重影却不重叠的，取消正反打的机位，那个律师站在十字路口徘徊的俯拍，那个十字架坟墓和那只并未出现的金丝雀，或许不止这些——千头万绪却井井有条地表意。

最终的结果，是影片中并没有黑白的人物与分明的对错，从而体现出如同真实事件一般丰富的层次与质感。

比起某些从人物立体性，到情节丰富性再到场面调度的创意性全都乏善可陈，索然无味，却也能靠题材和所谓致敬拿奖无数的热门作品来说，真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然而，出色如斯，也只是“如同”而已。

悬疑类型的选择固然可以带来情节复杂，高潮迭起的效果，也必然会有相应的代价。

当是枝裕和破天荒地完全抛弃了自己《步履不停》以来，以情感和时间作为动力的叙事形态，转而以悬念与转折，亦即本质上，情节与事件来推动电影，他便悲剧性地陷入了好莱坞式的叙事逻辑，人物转变为工具，场景坍塌为舞台，情节简化为节奏，时空与现实相隔绝，从而失去了批判性表达的力量，其结果是，上文所提到的，针砭时弊、锋芒毕露的种种，都被繁杂的情节和悬疑的迷雾所构成的迷宫困在了镜头里面。

两小时过后，能够在观众心中留下的，也许只是一个亦真亦假的都市传说，还有到底也不知道谁是凶手的烦闷了。

从此再看，也许是枝裕和如今所暴露的问题，并不代表他水平的下降，而是一直贯穿在了他的作品序列中。

从《步履不停》开始，人们就赋予是枝裕和“小津传人”的评价，或者说是期望。

然而，这种传承更多意义上是题材上的，而不是风格上的。

小津的真正价值，或许多一点是在于他的“禅意”，那是一种蹲伏机位，对称构图，情节上自我重复，连角色名都不愿意改变的“仪式感”。

他对现实的把握，从一开始就不是侯孝贤式的，或者一般看客想象中的“直接再现”，而是以风格将现实重塑，并在电影中传递的“再生”。

是枝裕和，或其他任何的谁，都永远无法传承这种仪式感。

然而可惜的是，是枝裕和在《步履不停》中所表现出的，对日常生活的行为和所处空间中弥漫的，家庭关系和情感纽带的“气氛”的敏感性，在其之后的作品中逐渐地消散了。

在《如父如子》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生活状态，而在《海街日记》中，则是乡下同父异母的小妹融入姐姐们的生活的过程。

事件与矛盾冲突所泛起的涟漪偷偷地打破着以前“时空中弥散的情感”的纯粹，但凭借着情节本身的简单平缓，导演仍多少有施展的空间，可到了《第三度嫌疑人》这里，事件的发展如此扑朔迷离，以致于片中所有的角色都如此忙碌，连好好地坐一坐，走一走的时间都没有，又哪有气氛与情感可言呢？

从本质上说，是枝裕和赖以与小津所“对应”的风格，与好莱坞式（或者说，电视剧式？

）的事件驱动是相矛盾的。

而对于《第三度嫌疑人》这样对社会现实有极大关照的作品，风格化又是抵消类型化叙事虚假性，还原电影影像的真实性力量的必要手段（看看去年的《好时光》与《希望的另一面》，再看看前年《不成问题的问题》和更之前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了武器的是枝裕和，又如何能打穿摄影机内外，最终将自己的关照投射到现实中呢？

如果有些诛心地讲，是枝裕和也许从一开始从没看出他一直在大师的门槛前踌躇，难以登堂入室的核心问题：他所拥有的风格与特长，是无法像阿巴斯、侯孝贤、哈内克们一样，直接激发出影像的记录特性和真实力量的，而是需要有其他的方法将真实“生成”于影像之中。

这种方法自《步履不停》之始就付之阙如，在其后的作品中则都被温情的面纱所遮掩，而如今，也许是直面这个问题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