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

一把枪顶着马大三的前脑门，持枪的隐身者发出了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合上眼!”此时，死亡离马大三还很遥远，然而马大三的头一动也不敢动，眼睛也一直没敢睁开。

整个故事就此获得了第一推动力，一直推向悲剧性结尾…… 　　 　　 一把刀比着马大三的后脖根，持刀的行刑者，借着不可违抗的绝对命令举起了刀。

此时，死亡离马大三如此之近，然而马大三傲慢地转过头来，对整个世界斜睨一眼。

头落地，眨眼三下，嘴角上翘，笑了———响彻世界的无声大笑。

　　 　　 片尾的持刀行刑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日本鬼子花屋小三郎。

片头的持枪隐身者是谁?每个观众都知道，是“我”。

那么“我”又是谁呢? 　　 　　 一：《鬼子来了》改编自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在小说里，“我”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吴队长。

这个“吴队长”，在电影里变成了六旺“出了村过了河”去找的那位“五队长”。

正因为“吴队长”送来人又迟迟不履行承诺来取人，马大三才会让六旺去请示“五队长”如何处理那两个俘虏，并请求“五队长”尽快让村民脱离危险。

然而“五队长”竟然说:“我们没往挂甲台搁过人啊!”这是编导从出发点上着手的颠覆性改编，于是原本略有荒诞但还算合理的小说情节被彻底荒诞化。

片尾字幕里，既没有“吴队长”，也没有“五队长”，然而有那个神秘莫测的“我”。

“吴”先转为“五”，再转为“无”———即非人的“我”，因而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即便被保留，也开始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最后抵达了与小说情节完全不同的结尾，开掘出与小说寓意完全不同的寓意。

　　 　　 艺术作品的寓意不能隐晦过深，否则就没人能够索解，然而艺术作品的寓意又不能过于直露，否则就成了乏味的说教。

因此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既留下种种暗示寓意的蛛丝马迹，又时时用障眼法来淡化每一次暗示。

比如由六旺口中的“五队长”，又衍生出马大三口中的“四队长”、“七队长”，董汉臣口中的“八队长”，就是障眼法。

不仅如此，为了不让观众轻易窥破寓意，编导还特意不让“五队长”在电影里直接出现，“五队长”否认送来过俘虏，也由六旺间接转述。

对这一至关重要的点题性间接转述，编导又故意让六旺用滑稽绕口令“出了村过了河”来转移观众视线。

　　 　　 “我”既非“吴队长”，又非“五队长”，那么“我”是谁呢?答案就在编导增加的、小说中原本没有的一个象征场景和一个象征人物里:秦始皇始建的长城，慈禧太后的刽子手一刀刘。

长城是不会说话的，所以编导让奉旨行刑杀了民族英雄谭嗣同的一刀刘亲口点出电影的根本寓意:“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 　　 　　 至此，“‘我’是谁”的答案水落石出:“我”就是“朕”。

“朕”是秦始皇登基时发明的自称，也是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前，所有中国皇帝延用两千多年的自称。

　　 　　 编导试图通过艺术语言的荒诞和不合理，来揭示中国历史的荒诞和不合理。

因此小说里的“吴队长”先变成电影里的“五队长”，再与“吴队长”脱钩，成了神秘化、荒诞化、非人化的“我”，成了绝对权力的象征。

就这样，刻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特定历史时刻的“我”是谁125写实主义小说《生存》，被改编为揭示两千年中国专制史及其必然后果的象征主义寓言《鬼子来了》。

　　 　　 中国之西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南是文化落后的烟瘴之地，之东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近代以前，中国人无须防西戎、南蛮、东夷，只须防北狄，因为中国之北是一马平川的大漠，所以近代以前，中国的边患总是来自北面。

因此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不得不建造万里长城当作人为屏障，其后汉、明等朝也反复加固重建。

然而近代技术突飞猛进后，也就是冷兵器时代结束后，大海不再是无须设防的天然屏障，因此近代以来，中国的外患总是来自东边的大海。

然而时移世易，先秦以前极其伟大的中华民族，先秦以后日益丧失其伟大，因为秦始皇以后的无数中国帝王，自以为握有高枕无忧的绝对权力，两千多年来肆意愚弄和无尽戕害着中华民族，导致御外侮能力持续递减，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把伟大的中华民族“教化”、“整治”成了毫无血性、毫无理性、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最高生存目标的卑怯奴隶和狡诈愚民。

人若自侮，然后人必侮之;不敢反抗本国侵害者的民族，必然是不敢反抗异国侵略者的民族。

这就是《鬼子来了》的根本寓意。

　　 　　 二：如果仅有改编的深刻思想意图，却没有改编的高超艺术手段，那么改编就不可能成功。

《鬼子来了》的成功之处，首先是编导对小说《生存》的情节删繁就简:在小说里，花屋与董汉臣时分时合、各说各话的对比性复调合奏，既被其他情节遮蔽，又非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

电影删掉了大量过于枝蔓的小说情节，运用电影独有的叙述优势，把这一充满张力的对比性复调合奏贯彻始终。

而改编得以成功的关键，就是编导找到了能够包容多重寓意，甚至能够包容相反寓意的寓言核心:“我”是谁? 　　 　　 片头“我”送来俘虏后，紧随其后的情节主干是审问，审问过程的关键细节是马大三提醒五舅姥爷:“你老给问问，那个……‘我’是谁呀?”村学究五舅姥爷赵敬轩，在愚民政策允许知道的范围内堪称无所不知，令中国头脑休克两千年之久的不知所云的屁话，他几乎全都知道，诸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养虎为患，夜长梦多”，“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恭敬不如从命”等等，甚至还能诌出一篇可笑之至的诗经体中日契约，然而他同样不知道“‘我’是谁”，只能问受审者: 　　 　　 “你们给我说说，‘我’是谁呀?” 　　 　　 受审者满脸困惑:“您?这下您可把我难住了，我咋知道您老是谁呀?”这是编导故意制造的一个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就是这个语言技术故障———“我”是谁? 　　 　　 揭示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这部虚构的中国电影里是故意的。

然而这个语言技术故障，在真实的中国历史里也是故意的。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中国皇帝不再自称“朕”，而是自称“我”了。

———这是一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名实之辨:君臣实质不变，但名称却混淆于同一个“我”。

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华文明之父孔子如是说。

悲剧性的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皆源于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

　　 　　 片头马大三问“谁”时，持枪的隐身人如果不说“我”而说“朕”，不识字的愚民马大三不可能知道“朕”是谁，只能向五舅姥爷请教:“你老给说说，‘朕’是谁?”博学的愚民五舅姥爷就会得意地笑起来:“这你就不懂了。

‘朕’就是皇上。

皇上哪能像咱们老百姓一样自称‘我’?皇上自称就叫‘朕’。

知道不?”马大三会说:“知不道。

皇上咋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呢?”五舅姥爷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对“五队长”指示的评论移用于此:“干大事的人，不能把话说那么透啊!”随后五舅姥爷就会对马大三等一干村民说:“这差事是皇上派给咱们全村的。

谢主隆恩吧!”于是由五舅姥爷领头，挂甲台的全体村民面朝皇都，齐刷刷跪下，磕头如捣蒜。

　　 　　 由此可见，倘若没有混淆“我”与“朕”的语言技术故障，中国历史就要重写。

倘若没有这一名实混淆的语言技术故障，《鬼子来了》的剧情也要重编，马大三就不必请五舅姥爷代问受审者“我”是谁。

五舅姥爷如果想开玩笑乃至卖弄学问，当然可以像孔乙己那样考考受审者:“你们给我说说，‘朕’是谁呀?” 　　 　　 中国书和日本书都读过的中国愚民董汉臣就会大声回答:“报告长官，‘朕’是所有中国皇帝的自称。

我答对了———饶命!” 　　 　　 不过被迫以农民冒充武士的不识字的日本愚民花屋肯定不同意:“你答得不对。

‘朕’是大日本天皇的自称。

你们全体中国人都该像我一样，做效忠大日本天皇的奴才———你们杀了我吧!” 　　 　　 这样的话，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历史———包括抗日战争史———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不过电影却拍不下去了。

正因为辛亥革命后握有绝对权力的“我”都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而是绕着圈子自称“我”，因此姜文们必须绕着圈子把这部电影拍下去。

　　 　　 握有绝对权力的“我”之所以不敢再直截了当地自称“朕”，是因为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的孙中山宣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从此以后，谁要是胆敢在中华大地上冒天下之大不韪地自称“朕”，就会像袁世凯一样立刻完蛋。

所以袁世凯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实质上的“朕”胆敢名正言顺地自称“朕”，只能名不正言不顺地“我”“我”不休。

于是被愚弄的中国百姓误以为，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一样，如《世界人权公约》所言“人人生而平等”。

然而中国百姓又明知那个“我”与自己这个“我”不一样，因此不得不到处“‘我’是谁”这个具有根本性的中国问题，一经被提炼为《鬼子来了》的寓言核心，编导就有意识地反复变奏，不断暗示。

编导的高明在于，每一次变奏和暗示，都符合情节主干的逻辑发展，同时每一次都没忘了用障眼法来故意打岔。

　　 　　 “我”丢下麻袋以后，鱼儿钻出面柜问:“谁呀?”马大三说:“知不道!”边说边解开麻袋，发现装着两个大活人，马大三立刻急了:“不中!我找他们去!”没等他开门冲出去，一把刺刀捅破窗户纸:“听着!这两人抓空替我们审审!年三十午夜黑介我们过来取人，连口供一堆儿带走!明白不?”“明白了!那……到时候，谁来取人呢?”“我!”马大三为这棘手之事去找五舅姥爷拿主意。

“那么的……他叫个啥?”“没说，就说个‘我’。

” 　　 　　 年三十白天有人敲门，马大三问:“谁啊?”门外人说:“我!”开门一看却是送口供来的五舅姥爷。

马大三抱怨道:“别‘我’‘我’‘我’的，我怕这个‘我’呀!” 　　 　　 两个俘虏被马大三藏到长城烽火台后，有人没敲门就直接进了外屋。

马大三在里屋问:“谁啊?”鱼儿的儿子小碌碡撩帘进来:“我!”马大三生气道:“你别‘我’‘我’的。

” 　　 　　 马大三闻“我”色变，已经落下病了。

马大三的病，是全体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的通病。

《鬼子来了》的编导，就以这一精心提炼出的语言技术故障，对这一人类史上罕见的疑难杂症做出了准确诊断。

还有一个与“‘我’是谁”有关的语言技术故障也值得一提。

　　 　　 马大三问“我”:“那要是出事了，找谁呀?”“我”在门外答曰:“你!” 　　 　　 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答非所问。

马大三的意思是:你不肯说自己是谁，万一出事了我找谁去请示汇报?但他哪敢这么问!只能盲目服从者，也只许有问必答，却没有知情权，没有提问权，更没有反诘权。

既然卑怯的奴隶不敢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就总是答非所问。

由于“我”对自己的答非所问早已习惯成自然，所以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答非所问，即使偶尔意识到了，“我”依然会如此蛮横，因为“我”就是要以答非所问来剥夺“你”的知情权、提问权、反诘权。

总之，“我”可以不承诺，也可以承诺后永不兑现承诺，但无论如何，“我”总是拿“你”是问!“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从头至尾，马大三没向任何人提及，“合上眼”是“我”用枪顶着他脑门的绝对命令。

每一个不想死的人，当握有绝对权力的“我”发出死亡威胁“出了半点闪失，要你命”时，除了盲从别无选择。

然而马大三毕竟无限羞愧地知道:合上眼的服从，就叫“盲从”。

正因为知所羞愧，马大三最终从没头脑的卑怯奴隶成长为有头脑的孤胆英雄。

他不再害怕“我”拿“你”是问，他成了一个敢于向任何“朕”挑战的顶天立地的大写的“我”。

　　 　　 《鬼子来了》令人信服地刻画了马大三如何从到处打听“‘我’是谁”的盲目服从者转变为自问“我是谁”的怒目圆睁者，如何从贪生怕死的卑怯奴隶成长为舍生就义的孤胆英雄，因此电影水到渠成地改写了小说的结尾。

　　 　　 在小说里，换粮并没有成功，换粮途中花屋趁机逃跑，被独眼瘸腿的神枪手四表姐夫一枪撂倒，而马大山、四表姐夫及村民共十三人全部冻馁暴死于冬夜雪原。

在电影里，日军队长酒冢由于“你跟那帮家伙是签了约的，皇军是讲信用的，再说人家救了你的命”的缘故，履行了花屋签下的契约，导致换粮成功，中日军民联欢。

履约后，酒冢合乎逻辑地开始追问六旺: 　　 　　 “能否告诉我，到底是谁把他送来的?”———就这样，电影滴水不漏地再次回到了片头即告的最大悬念:“‘我’是谁?” 　　 　　 六旺乃至全体挂甲台村民当然回答不出酒冢的追问，于是酒冢认定:花屋是被挂甲台村民马大三等人绑架而来，瞒过了村口炮楼里的野野村，并未“优待”地关押在地窖里达半年之久。

日军败类花屋因贪生怕死，被迫与马大三及其背后指使者合谋，设下换粮计把日军引来，所以马大山在把日军引来后立刻消失，去带领神秘的“四队长”、“五队长”、“七队长”、“八队长”前来围歼日军。

酒冢自以为识破了大阴谋，花屋为了洗刷自己在这个大阴谋中犯下了受骗上当的无意之罪，戴罪立功地率先用日本军刀劈死了六旺。

恼羞成怒的酒冢则一不作二不休，丧心病狂地下达了“一个都不放过”的屠杀令。

可见导致屠杀的终极原因是“我”没有兑现承诺，不负责任地把村民置于险境之中。

屠杀结束之时，响起了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画外音: 　　 　　 朕何以救亿兆赤子于水火，何以慰皇祖皇宗之灵?此乃朕令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宣言之原因。

　　 　　 这是全片唯一的画外音，也是对“‘我’是谁”的终极揭示:“我”即“朕”———那些唯我独尊的“我”，依然是换汤不换药的“朕”。

经过此前无数细节和种种障眼法的故意淡化，尤其是被屠杀唤起了仇恨，被民族感情的激愤洪流冲溃了理智堤坝，许多中国观众很可能对这一画龙点睛的细节未加注意。

编导不可能为日寇的屠杀辩护，但是编导试图追问屠杀的历史根源，追问屠杀是否可以避免，也就是对屠杀进行哲学反思。

如果仅仅激于义愤，被民族感情冲昏头脑，就难以理解八国联军、东洋日军对中华民族的屠杀为什么一次比一次残酷，更难以理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抵抗力尤其是抵抗意志，为什么会一朝不如一朝，一代不如一代。

如果没有真正的哲学反思，那么未来的更为残酷的屠杀，或许也难以避免。

　　 　　 马大三此后的愤然复仇和慷慨赴死，正是编导对小说水到渠成的颠覆性改编，完成了马大三从奴隶到英雄的成长史。

然而英雄马大三没有死于战争结束前的日寇屠杀，却死于战争结束后的中国当局代表———高少校的荒谬判决。

这一判决的荒谬性不在于马大三是否该判死刑，而在于高少校命令对马大三执行死刑的，竟是已经放下武器的日军战俘，而且行刑的武器竟是日本武士的军刀。

尤其至惨至痛的是，奉旨行刑者居然是马大三对之仁至义尽的花屋小三郎。

这个冒充武士的日本农民，高高举起“我”拱手送还的日本军刀，施行了马大三此前一直未能如愿的“借刀杀人”。

这就最终揭示了本片的根本寓意:无论屠戮中国人的具体行凶者是谁，最终的罪魁祸首不是外国鬼子，而是中国鬼子。

即使罪魁祸首确是外国鬼子，中国鬼子也不可能为惨遭屠戮的中国死难者讨还公道。

这个斥马大三为“败类”的中国败类高少校，站在那里“我”“我”不休，自称“最有权力”，俨然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朕”。

　　 　　 然而马大三已经从盲目服从的奴隶成长为人格独立的英雄。

马大三的独立宣言是:“他说好三十取人，他取了吗?半年都过去了，他要一辈子不来取人，你还给他养活一辈子?啥事总听他们的，就不兴自个给自个作回主!” 　　 　　 整部《鬼子来了》，只有马大三一个人从奴隶中脱颖而出，在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奋起反抗，终于获得了自己的头脑。

然而一个有头脑的人，在“朕即国家”的中国是没有活路的。

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因为在专制中国的字典里，所谓“美德”就是无止境的逆来顺受，所谓“配做一个人”尤其是“配做一个中国人”，就是没头脑的奴隶。

于是刚刚获得头脑的马大三，立刻被砍掉了脑袋，成了“顺朕者昌，逆朕者亡”的最新祭品。

　　 　　 然而马大三无疑比从南京到挂甲台的无数中华冤魂更死得其所，更死而无憾，所以他在高昂头颅“仰天长啸”之后，怒目圆睁地“含笑九泉”了。

马大三或许没听说过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至理名言，但定格于漫天红色中的最后一笑表明，他已领悟到了类似的哲理:在死亡尚未来临前，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在死亡已经来临后，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五：卡夫卡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对一成不变的中国故事作了如下揭示:“许多人暗暗遵循着一条准则，甚至连最杰出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设法尽全力去理解领导集团的指令，不过只能达到某种界限，随后就得停止思考。

帝制是不朽的，但各个皇帝却会跌倒垮台，即使整个王朝最终也会倒在地上，咕噜一声便断了气。

这是一种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生活。

”《鬼子来了》为“不受当今任何法律约束、只遵从由古代延续给我们的训示和告诫”的中国生活增加了一点新意。

《鬼子来了》决不是一部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日本侵略者只是这个中国寓言的道具，使“阳光底下无新事”的中国生活有了一点新意的道具。

如果没有这个道具，整个故事就会像两千多年来一样毫无新意。

　　 　　 《鬼子来了》是一部真正的爱国主义电影，但它爱的并非“朕即国家”的专制帝国，而是“我就是我”的自由国度。

它告诉观众，“鬼子”决不是外来的，“鬼子”就在中国人心中，“鬼子”就在中国的土地上。

只要心里没鬼，外鬼就无法作祟。

赶走从长城以北、海岸以东入侵中国烧杀抢掠的外国鬼子，只是相对容易的暂时胜利;彻底终结从秦始皇以来残酷侵夺中华民族自由幸福的中国鬼子，才是千难万难的不朽伟业。

　　 　　 《鬼子来了》仅仅是为了提出，也仅仅是为了回答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是谁? 　　 　　 这个问题，对自由人和奴隶的意义完全不同。

前者是涉及精神生命的内在质疑，所以只需自问，不必向人打听“我是谁”。

后者是仅及肉体生存的外在困惑，所以无法自问，只能到处打听“‘我’是谁”。

《旧约•以西结书》曾经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上帝。

”对自由人来说，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他的上帝。

对奴隶而言，主人就是他的上帝。

在秦始皇以后的中国，主人就是人主，人主就是皇帝，皇帝就是上帝。

作为唯我独尊的“朕”，每一个中国皇帝都不允许任何人成为有尊严的“我”。

在辛亥革命宣布“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世界文明潮流不允许任何中国人再自称“朕”以后，那些实质上的“朕”在中国已经名不正言不顺，不得不开始自称“我”，然而骨子里依然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我”。

中华民族与名为“我”实为“朕”的独夫民贼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付出了惨痛代价。

　　 　　 然而这不仅是中国人的问题，也是全人类的问题。

出身武士阶级的日本导演黑泽明，在其名片《七武士》中就深刻揭示过日本农民的愚昧以及导致其愚昧的原因。

片中主角菊千代这个冒充武士的农民，对一时冲动想杀掉全村农民的武士悲愤控诉道:“真是好主意!你们都把农民看成是什么人哪?一本正经的面孔，一个劲儿的低头行礼，可是尽撒谎!农民这号人，吝啬而且狡猾，又是软骨头，心眼儿坏，愚蠢，残忍。

他们就是这样该死!但是谁把他们搞成这样小气无能的?是你们!是你们武士!一打仗你们就烧村庄，糟蹋庄稼，把吃的给征去，到处拉夫，玩弄女人，有反抗的就杀了。

你们说他们怎么办好?老百姓怎么办才好啊!” 　　 　　 中日两国的东方式奴性和愚昧并无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历史进程不同，因而表现方式略有差异而已。

因此，不仅一刀刘、二脖子、马大三（觉醒前）、四表姐夫、五舅姥爷、六旺、疯七爷、八婶子、说唱艺人、刑场看客等中国角色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花屋、酒冢、野野村、大小电话兵等日本角色也是屈服于绝对权力的奴隶和愚民。

在握有绝对权力的“朕”或唯我独尊的“我”面前丧失自我，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植根于人性深处的问题。

因此《鬼子来了》不仅是一个中国寓言，也是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人性寓言。

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成为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的经典。

　　 　　 电影是成败取决于合作的综合艺术，任何一个环节的重大缺憾都会成为木桶的最短木板，并限定最终结果的整体艺术水位。

集编、导、演于一身的姜文堪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他不仅找对了原创小说，而且找对了剧本改编者，挑选的演员也无一不精，组建了一个优势互补的超强创作班底。

姜文的全方位天赋和敏锐艺术直觉，保证了《鬼子来了》没有出现一块过短的木板。

《鬼子来了》围绕着“我是谁”的寓言核心，运用纹丝不乱的缠绕，愈出愈奇的变奏，韵味无穷的台词，精湛绝伦的表演，不断强化寓意，又不断增生寓意，终于抵达了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的艺术高境。

《鬼子来了》启示每一个追求自由、向往幸福的中国人，不必骑马找马地到处打听“我”是谁，更不必诚惶诚恐地到处打听“朕”是谁，而应该自尊自信地追问生命的终极命题。

　　 　　 2004年10月20—25日 　　 　　（选自《文化的迷宫》复旦大学2005-08）

记得把《阳光灿烂的日子》看了几遍之后，心中有很大的动容。

原来中国还有这等导演，这等影片。

把年代的，历史的，记忆的，青春的，苦涩的，甜蜜的，把那么多那么多的倾诉，温和自然，优雅圆融地调制成直抵人心深处的光影。

面对导演这样的才华，除了动容，是一点点感恩带来的宽容。

宽容了，可以宽容他不再超越，甚至可以宽容他江郎才尽。

毕竟那么多那么多的艺术家，巅峰的代价，是穷尽一生的高度。

但是姜文没有让我失望。

在正对《太阳照常升起》如火如荼宣传的当下，我终于还是鼓起勇气看了他《阳光》后的另一部影片。

《鬼子来了》。

反战的电影何其多，我认为最重要的已经不再是他们的重量而是视角了。

在这里，反战，与其理解为反对战争，不如说是反思战争。

我想反思这个词对常常犯错误的人类来说，更有力量。

我看见了姜文在片中传达的反思。

我想这种反思是这部影片在大陆遭到非议的根源，视角的不同挑战了人们传统的抗日思维，对传统思维的挑战，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招来大的不安。

我们中国人。

所以能够理解很多外国记者对这部片子毫不掩饰的溢美之词了。

如果把单方面的民族仇恨冷却一下，再客观一点，再高一点，我想我们眼中的战争，就会更加接近《鬼子来了》，而不是《某某战》的样子。

当然，我没有诋毁红色电影的意思，只是觉得，随着历史的推移，我们的思维是不是也要成长成熟起来。

愚昧和善良的人民们，战争唯一的受害者。

最后马大三的头颅落地，黑白的视野被鲜血涂上了颜色。

他的头在笑。

至始至终，在这场打着民族解放旗号的大战中，藏俘虏，养鬼子，敌友不分，灭门之灾，到原始性地报仇雪恨，同归于尽，他混混沌沌地活在自己的逻辑中，并终于让自己的逻辑完整。

他的逻辑，是由一个中国壮年男性农民的生机，善良，愚昧，对粮食的向往，对平静生活的渴求建构起来的。

这种建构，简单而又自然而然，简陋却又无可厚非，所以当高高在上的国民党将领下令铲除这个败类，大三的头颅玩笑般地落地的时候，看着站在中山先生头像前的国民党将领，看着成为俘虏的日本残兵，看着周围哄笑着的人群们，很多概念轰然倒塌，不再完善，好像一下子疑惑起来，谁在打仗，为谁打仗。

这样的电影，总算是为反战电影作了贡献吧。

所以，我没有失望，反而对我国的电影事业有点信心鼓舞起来。

很特殊的一部片子，看时莫名其妙的跟着情结嘻嘻哈哈，不知道姜文在说什么，后来的结果也很突兀震撼，被正式有效的涮了一把对白的精彩－－流畅、即兴，有黄土味道；这个公认的了；国人的劣根性也部分展现－－这怕就是封禁的原因吧建议回头解封了,排个话剧版，也是很有看头的－－姜文本人受《茶馆》影响不是一点半点的《我的摄像机不撒谎》姜文专访谈到，他到日本发现他们也拿中国的抗日经典教育后代，不过结论是“你看看他们全民皆兵，我们错杀几个平民也是正常的”，这部片子的缘起，部分原因在这里－－反应比较中立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荒诞的很像回事，表演也很精彩，访谈里姜文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一部，超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了

当国民党军官接受日本人投降后，马大三杀战俘后第二天当即被国民军官判处死刑。

众多的同胞都在嬉笑这看热闹，可能是想着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他人生否权当热闹与笑柄。

但是在要求日本军人行刑的的时候日本军官惊了一下并且不敢相信，当即又问了一次翻译官是真的吗？

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想，这种情况至少如果是在日本，这样的人不可能会被判处死刑，并且是移交给俘虏行刑。

在别国面前不维护同胞，国民军官站在十分客观的角度，不偏不倚，演讲着“这样的人枉为人”，将一个同胞的生命交到战俘手里任由他们行刑，看到这儿真的很痛，很痛……不知道当时我们民族到底被愚弄了多久才会落下这种结果。

使我对鲁迅先生的文章理解得又深刻了一点。

《鬼子来了》有众多让人捧腹的片段和场景，却无法让人一笑了之，是一种含泪的笑。

苏格拉底曾说过：“真正的悲剧总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

《鬼子来了》里对马大三执行死刑这场戏，高将军站在台上义正严辞地说他“双亲被日军被炸死，腿被炸断”他才是最有资格报仇的人时，周围的人群还是一片麻木，仿佛在看戏。

当猪跑出来时，场面失控，把高将军所谓的什么波茨坦公告、日内瓦公约和民族大义统统消解在人们的哈哈大笑声中。

“所谓的给秩序以混乱，就是把滑稽幽默的东西和崇高严肃的东西、喜剧的因素和悲剧的因素、时间的顺序和时间上的错乱等等对立的或不相干的事情糅合在一起“。

貌似民主的高将军声称要马大三说，却堵住其嘴，将自由、民主无情的进行了消解和嘲笑，实现对现实秩序的一种反抗与嘲笑。

被称为“民族败类”的马大三在同一地点被处死，他不像童汉臣那样笑，而是仰天长啸，无奈与悲凉之意更胜前者。

从1993年《阳光灿烂的日子》到2000年的《鬼子来了》，姜文蛰伏了七年，他的电影求质不求量，每一部都很扎实。

这次，他选择了山东作家尤凤祥的《生存》，后者反映了胶南农民抗日的故事，而姜文则把地点改在了他的老家唐山，所以马大三为首的乡亲们都说着迁西话。

当然，这部电影的改编，原作者与编剧还是存在很大争议的，部分争议在广电总局的审查回复里有所体现，那就是这不符合我们惯常意义对于抗日那段历史的描绘，甚至非常具有颠覆性。

所以，广电勒令姜文修改，但是后者这次没有听话，还带着影片去戛纳参赛了，拿了评审团大奖，换来的结果就是片子不能上映，5年不得拍片。

这代价应该说巨大的。

但是姜文没有牺牲。

十八年之后，重新审视这部抗日神剧，你会发现它跟其他的抗日神剧完全不是在一个历史观上讨论问题。

它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性，这也就让这部抗日神剧显得如此特别。

1事实上，当那个“我”把日本俘虏和翻译官丢给马大三的时候，这个矛盾就开始在村民的内部激化，从而各色人等都呈现出了中国人的特征，村长在主持大局，但是有所保留。

疯爸说要一手一个，掐吧死，刨坑埋喽，无人理会。

其他村民只是考虑自己利益，言辞激烈，实际在躲闪，每个人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自我保护，然后把锅让马大三来背。

这里面，马大三也把自己的事说成是全村的事，用他和鱼二偷情的私事换来了各种同情和帮助。

他在一点点地了解从翻译官歪曲的翻译中，获取日本俘虏的想法，然后再慢慢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他曾求教过所谓的刀斧手，结果换来的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骗局。

他也曾铤而走险用俘虏换回粮食，却万万没想到为全村带来了灾祸。

所以，最终他选择了鱼死网破冲进俘虏营，结果竟然被国民党长官安排被日本人杀害。

当他的头颅滚动，鲜血喷溅，他才赫然发现自己看不懂的并不是战争，还有被战争异化的人性。

2这部电影的争议点，在于姜文选择了相对罗生门的手法，给了日本人比较正常的视角。

这也是本片为什么在日本屡获好评却在国内骂声一片的原因。

但是，姜文后来谈了他拍鬼子来了的动机，谈到他在中戏读书时也有遇到日本留学生，他也会近距离地接触这些人，他感觉这些人都是可以交往的普通民众，但是普通民众怎么会在战争中突然都拿起了枪，做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屠杀呢？

这中间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

他说很反感国内某些声音总是说一小撮日本极右翼军国主义分子，根本就不是一小撮，而是很大一部分，所以才会在战争中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这就是菊与刀的国民性背后的深意。

3作为根正苗红大院子弟出来的姜文，在他37岁的时候，想做的这部影片其实还是希望能警示国人。

我们首先要敢于正视自身的劣根，同时识破对方的虚伪，才能有所进步。

姜文不是鲁迅，但是后者那些在日本真正待过的人才更理解这个民族的可怕性，从而对于我们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所以，鬼子来了虽然被禁，但它所牵涉的话题却是至今都令同胞义愤填膺的。

姜文说，国内拍的很多抗日神剧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日本人拿回日本播放，从而教育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中国我们的士兵遭受了怎样的打击，配合了日本被扭曲窜改的教科书，让这些人从小就接受了虚假历史观教育。

而我们的抗日神剧动不动就全民皆兵，所以日本极右翼势力又可以借题发挥说，你看当时我们杀的不是平民而是士兵，从而给自己找借口开脱罪责。

屡屡看到这种愚蠢而遭人利用的现实，也逼迫了姜文尽快拍出一部令全世界审视日本侵略者暴行，同时激发国民警醒的影片。

4鬼子来了，devils on the doorstep用了48万卷的胶片超了30%的投资，姜文强迫顾长卫选择了黑白摄影，表面上这是一部抗日题材的作品，而实际上它的现实意义的确发人深省。

它用被禁的方式解禁了很多关于抗日神剧的质疑。

因为那些质疑，直怼不符合客观规律的歪曲历史与洗脑宣传。

只有戳破了这层纸，民众才会认识到这种危害性，不要总觉得厉害了，那不过是虚张声势。

一旦面对各条战线的真实对抗时，才会发现姜文那可贵的前瞻性。

作为导演，姜文在这部影片所倾注的心血不亚于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后者拍出了他的成长他的梦，那么前者则拍出了他的反思他的担心。

到底中国还有多少个马大三，要逼到最后一刻，才懂得拿起刀呢?而那时候，晚不？

PS:姜文的隐喻，的确很深刻，比如马和驴，公鸡，糖等，信息量好大想要观看的话也可以到公众号：VIP大影视圈 看看你对这部电影是怎么想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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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看了一遍，讽刺得实在是太对门了。

为什么日军总是扇村民耳光？

因为奴才只懂得这套暴力统治的方式，被打得越狠它才越乖，鲁迅在那篇《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得很清楚了 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

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

有一日，他遇到一个聪明人。

“先生！

”他悲哀地说，眼泪联成一线，就从眼角上直流下来。

“你知道的。

我所过的简直不是人的生活。

吃的是一天未必有一餐，这一餐又不过是高粱皮，连猪狗都不要吃的，尚且只有一小碗……”“这实在令人同情。

”聪明人也惨然说。

“可不是么！

”他高兴了。

“可是做工是昼夜无休息的：清早担水晚烧饭，上午跑街夜磨面，晴洗衣裳雨张伞，冬烧汽炉夏打扇。

半夜要煨银耳，侍候主人耍钱；头钱从来没分，有时还挨皮鞭……。

”“唉唉……”聪明人叹息着，眼圈有些发红，似乎要下泪。

“先生！

我这样是敷衍不下去的。

我总得另外想法子。

可是什么法子呢？

……”“我想，你总会好起来……”“是么？

但愿如此。

可是我对先生诉了冤苦，又得你的同情和慰安，已经舒坦得不少了。

可见天理没有灭绝……”但是，不几日，他又不平起来了，仍然寻人去诉苦。

“先生！

”他流着眼泪说，“你知道的。

我住的简直比猪窠还不如。

主人并不将我当人；他对他的叭儿狗还要好到几万倍……”“混帐！

”那人大叫起来，使他吃惊了。

那人是一个傻子。

“先生，我住的只是一间破小屋，又湿，又阴，满是臭虫，睡下去就咬得真可以。

秽气冲着鼻子，四面又没有一个窗……。

”“你不会要你的主人开一个窗的么？

”“这怎么行？

……”“那么，你带我去看去！

”傻子跟奴才到他屋外，动手就砸那泥墙。

“先生！

你干什么？

”他大惊地说。

“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这不行！

主人要骂的！

”“管他呢！

”他仍然砸。

“人来呀！

强盗在毁咱们的屋子了！

快来呀！

迟一点可要打出窟窿来了！

……”他哭嚷着，在地上团团地打滚。

一群奴才都出来，将傻子赶走。

听到了喊声，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

“有强盗要来毁咱们的屋子，我首先叫喊起来，大家一同把他赶走了。

”他恭敬而得胜地说。

“你不错。

”主人这样夸奖他。

这一天就来了许多慰问的人，聪明人也在内。

“先生。

这回因为我有功，主人夸奖了我了。

你先前说我总会好起来，实在是有先见之明……。

”他大有希望似的高兴地说。

“可不是么……”聪明人也代为高兴似的回答他。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结合后面日军又给孩子糖果的情节，打个巴掌给个糖果。

这是从古至今的驭民之术

很好很好的一部片子1、八年抗战，谁赢了谁输了？

八年，我们赢了，日本投降了但谁获得真正的胜利呢？

一种物质上精神上心态上的全面胜利呢？

答案很明了一句话，残忍的奴隶主走了，奴隶还是奴隶2、中国农民对日本的态度为什么他们可以天真浪漫到相信日本人会真的给他们两辆车的粮食这可是说是善良忠厚，也可以说是愚昧无知总觉得也许他们心底里面，并不晓得这是侵占他们土地侵占他们主权的掠夺者，而好像仅仅只是改朝换代一般，来个个新的主人而已，我们能吃好饭睡好觉就感恩戴德了他们的眼神里只有恐惧，找不到仇恨3、我是谁？

电影里面多次提到我是谁我是谁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高少校对马大三的最后审判里说:“中华民族的美德在你身上已经荡然无存，你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不配做一个人。

”怎样才配做一个中国人呢？

四个字：逆来顺受换句话说，就是丢掉“我”，丢掉自己，丢掉对于真正人性的追求马大三最后找到了“我”，以“我”的要求来活着，实现活着的意义那他在当时的环境自然离死亡不远了4、黑白黑白色彩和唐山话很加分当然了，对于我这种语言听觉障碍者肯定要看有字幕的了5、警惕很多东西留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骨子里还没变在日本人那里，有些可怕的东西也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我们需要警惕6、也许我们也常常会遇到这种鬼子中国人几辈子都喜欢一个错误，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结果，明知道它存在的理由不充分不合理，就先找个借口说服自己，然后以为别人也能接受这个理由。

马大三就是这样。

他以为他养了日本人半年，人家肯定会给他粮食，会感谢他。

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别以为别人都会顺着你的思路走。

——姜文我以及身边的一些朋友，特别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一些朋友，这种思维很明显我们常常会觉得委屈或者受到欺骗，会觉得我们对某个人非常真诚非常好为什么最后TA却那样对待我呢？

大抵我们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思路，却没有想到，对别人的好最后反而成为了别人颐指气使的理由，而且在这种心态上为恶而不自知，最后，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为别人买一顿早餐的时间和精力，更是一种自尊的丧失，一种人生姿态的遗弃。

7、我们需要对别人的胜利，更需要对自己的胜利

在抗战末期山海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农民们阴错阳差地犯了东郭先生的错误，相信了被俘的日本军曹，用他向日本人换粮食。

当村民庆祝满载粮食的鬼子来了时，欢宴化作屠场。

一番嗜血后，日军上司宣布天皇下令投降---而这命令，早在他们行凶前便已接到。

最终，冲入日军俘虏营地大开杀戒的复仇者，因违反停战协定被处以死刑……但最终村民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和为之付出的代价。

看完这部影片我了解了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前仆后继、不屈不饶的战斗英雄和革命先烈。

从而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也向革命先烈致敬！

虚伪的国民党高官，身后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周围起哄欢笑如同过年一样的民众和跪地等待解脱的马大三形成了一幅鲜明的黑白画面。

我突然想起了电影中两次出现的大鼓唱段：日本人还在的时候，大鼓先生唱着：“……八百年前咱是一家，使的一样方块字，咸菜酱汤一个味儿。

有道是：打是喜欢，骂是爱，八嘎牙路我不见怪，往后啊，咪吸咪吸，皇军他给呀……优西优西，大大地优西，就笑开颜啊……”当日本人投降以后，大鼓先生又唱到：“硝烟散去万民欢，中国人抗战整八年……打得小日本，掘着屁股跑……联盟是中英美苏，大哥是我中华民族……”如此“太平盛世”，马大三你可以真正地合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