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雾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第二场电影，八月的雾，看完心里非常压抑。

影片几乎是完全白描的手法，没有特别的渲染正义或者邪恶，只是把这段二战真实的过往拍出来，让观众自己反思。

每个生命的逝去都悄无声息，围观的人也默不作声，似乎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难得高潮就是一个敲钟的哑巴大叔在发现自己一直很照顾的聋哑小女孩死去后的放声大哭，以及男主小男孩在敬爱的护士去世后，痛苦大骂院长是杀人犯。

而影片最后一段几乎寂静无声的画面切换，只有些若有似无的乌鸦扑楞翅膀的声音，那种张力，几乎把影片的压抑黑暗情绪推到最饱满，心脏似乎也快停止跳动了。

所有打着伟大，庞大目标旗帜而做的行为里一定隐藏着人性最深的恶！

《八月的雾》让我很想写些什么。

不是第一次看关于纳粹对’劣等人’的安乐死行为的电影了。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叶尼塞族的孩子ernest在纳粹掌权时被送进一个神经病院里发生的故事。

在战时医院人满为患的情况下，神经病院里住着的不仅仅是精神有问题的人们。

那些身体有缺陷的，临时没地方安置的孩子们，都被送进了这里接受治疗。

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劣等人’，是拖累他们雅利安人种族优势的害群之马。

Ernest从一开始入院就被说成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喜欢偷窃，喜欢起哄，但总的来说还是个能干又内向的孩子。

在打杂工作之余，也交到了不少朋友。

有口吃的小男孩，瘸了脚但被父母带走的富家孩子，精神病房里需要喂食的女孩，忠于内心和上帝的修女阿姨。。

他的梦想是当市长，一天天等待着父亲来救他出去，可是因为父亲被送进了集中营，自己的生命都危在旦夕，而失去了这个美国梦的希望。

同时，安乐死愈演愈烈，一开始还会送孩子上大巴去指定地点安乐死，现在把安乐死转移在了自己的医院内部。

屠杀着犹太人的同时，纳粹也在净化着自己族群的内部缺陷。

还变着法子想让安乐死更加不引人注意，不引起公愤和恐慌。

当院长向纳粹精英们提出一个新方法杀人时，他们鼓掌了，热烈地鼓掌，为了一个能够更有效杀人的新方法。

他们对人性的冷漠让我毛骨悚然。

最喜欢的一个镜头，是ernest带着所有人把鱼往天花板上敲的那幕。

这一幕和结局是全片仅有的突破阴郁的片段。

仿佛这种绝望中还有着一丝突出重围的希望一样。

可是对Ernest来说并没有。

纳粹认为自己可以充当上帝，随意夺取无辜人的生命。

这个医院里的所有灵魂，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

20w人的生命死在安乐死计划中。

如果有一天，有人对你说，你的命不值得活下去，你如何反抗？

选择克制的表达方式并不等同于平淡的叙述。

最终，Lossa变成了一只黑色的乌鸦，飞到心爱女孩的窗前停驻，萦绕的低语，虽有不舍和未达成的愿望，但它告知了灵魂已到达自由之国的喜悦。

八月的雾，浓烈而冷寂 弥漫开来，将他的生命扼于其中，期待风吹散雾的那天，有你垂头哭泣的痕迹。

还是一部很典型的电影！

看完之后还是觉得不错！

有空可以再看第二遍

影片讲述了一位年仅13岁的吉普赛少年在二战中与暴虐的德国法西斯政权抗争的故事。

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对外穷兵黩武、蓄意发动侵略战争、屠杀600万犹太人；对内则建立法西斯独裁、叫嚣种族主义、大肆迫害进步人士。

本片揭露纳粹政权为“净化雅利安人的血统”，以“安乐死”手段对德国境内的智障残疾人士进行大规模、有计划的谋杀。

对这一罪行，此前上个世纪70 年代末国内翻译出版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所著《第三帝国的兴亡》曾经系统介绍过。

在二战片当中，这一历史事件大概是第一次被作为中心事件搬上银幕。

在另外一部美国连续剧《大屠杀》中，男主人公因被法西斯暴徒强暴而精神失常的妹妹最后也是这样被杀害的。

男主人公埃勒斯·洛沙,曾经是一位放浪不羁、勇敢坚强的吉普赛少年。

和许多雅利安孩子们一样，他也有着活泼好动、乐于助人的天性。

由于身份卑贱，他被纳粹从居无定所、做流动商贩的父亲身边强行带走。

最后他被收容在一家专门收留残疾人士的疗养院里，这里风景如画、人流熙攘。

也就是在这里，小洛沙亲眼目睹他身边熟悉的小伙伴们——艾蜜丽、托尼、特丽萨......一个一个的离奇死去。

在这家神秘疗养院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

在一位修女的帮助下，洛沙同装扮成白衣天使的法西斯恶魔展开抗争、试图挽救伙伴们幼小的生命。

最后，修女在一次空袭中为掩护残疾儿童而死去。

悲愤交加的少年同伪善的院长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恼羞成怒的院长无言以对，最后签署了埃勒斯的死亡证明。

当晚，年仅13岁的埃勒斯·洛沙也被纳粹注射药物夺走了生命。

除了注射药物，刽子手们还用饥饿疗法来残害病人们

法西斯罪行，罄竹难书；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让我们记住这些凶手们的嘴脸吧。

善良的人们，你们要警惕啊！

——尤利乌斯·伏契克 ·《绞刑架下的报告》

[cp]#八月的雾[电影]#一直都挺抗拒二战题材的电影 生活已经如此艰难我还要看这么难受的电影真的很勇敢[微笑] 相比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这部电影的压抑感有过之而无不及 通过道貌岸然的院长 心地善良的修女 心狠手辣的护士来反应当时的社会现实 勇于面对自己国家曾经的错误真的很佩服德国 勿忘国耻不应该只是一句口号 或许好的作品是反映时代背景的良药*

配乐师是Martin Todsharow,他最出名的作品应该是沙漠之花 了。

这部片的配乐找不到下载的，只能在配乐师的官网www.todsharow.com#projects上听和看影片节选，哪位大神能找到配乐的话麻烦相告啊 前半段情节没什么惊爆点又是德语看得有点不耐烦，后半段是很控制的爆发啊...看到小朋友们之间的情谊，Hoya对哑女Teressa的爱护，我就在想他们虽然残疾但是有能力去爱别人，他们跟健全的人一样都是有情感的，怎么就忍心灭他们的口...不少感人之处：修女Sophia很坚定的辩驳：您没有权利决定别人的生死！

Sophia为救Amelie牺牲，主人公Ernst也很勇敢，故意弄倒树莓汁，抱着Amelie躲窗户底下，带着大家反抗不吃东西（这一幕太神奇，分食物分整条鱼，拍了之后鱼还能贴天花板）我泪点比较高，在小女孩Nandl被飞机炮轰的墙体砸伤腿，她认真地对Ernst说：“我想你走，那就是我的愿望!” 的时候忍不住掉眼泪...修女Sophia的葬礼上那人性已被泯灭的护士Edith跟院长说：“我们会想念她的” 太恶心了...提及的一些issue：教皇对纳粹安乐死行动无能为力欧洲人对别的人种 如Gypsy 的蔑视*树莓汁里加的是 Barbiturate 巴比妥酸，安乐死成分 * Ersatzkost: 院长发明的毫无营养的蔬菜汤，三餐都喂给病人使其体重短时间内迅速下降，最后饿死另，日本也曾有优化自身人口的行动，强制有精神疾病的人结扎，精神病院也有病人非正常死亡

题材非常棒，挖掘了已经快没故事可挖的二战中关于安乐死医院的故事，电影的影像也有一些亮点，中段梦幻般的船上游，结局几个意味深长又冷峻的镜头都让人印象深刻，两个孩子演员，男主天生一张大人脸，似乎把全世界的愁苦都抗在了肩上，女孩则非常有灵气又漂亮，都是优点无疑，但是整部电影给人的观感还是不够深入震撼，也许是我们对二战电影的评论起点都会比较高吧，太多珠玉在前，以及，题材自带光芒太多。

一直认为，好的影片并不是有多曲折的剧情或者多煽情的表演，而是你看完了会去思考一些东西。

如果要我定义，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应该算是一部披着剧情片外衣的恐怖片，为什么说它是恐怖片，是由于本片是站在一个孩子懵懂的视角去看一段全民皆为恶的历史。

我家学德语的妹子曾经说过，不要轻易去看德国电影，因为他们拍出来的影片属于绝对虐心的级别。

果不其然，《浪潮》《八月的雾》这两部影片都让我感到了毛骨悚然。

这也算对我的一个提醒吧，看来以后真的要远离德国电影了。

《八月的雾》剧情很简单，但剧情背后的故事却异样沉重，看过本片后，我网上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德国纳粹于1934年实行了T-4行动，表面上，该行动是为了那些因心智缺陷子女困扰的父母，利用国家将这群孩子收养治疗，以便父母能够再度生育健康的婴儿并将其抚养成人，而收治的病患，国家在判断其有无法治愈的可能后，有权采取“安乐死”的方式。

听起来是不是还有些人道？

带着这种疑惑，我又多点开了几十个网页，但随着浏览资料的增加，却发现这是一段赤裸裸的历史上的全民为恶的行动。

和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犹太人毒气室不一样，这次行动中被披露的资料并不是那么多，很多资料说的还有些晦涩，只能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去解读。

二战德国，“优生学”“遗传学”大行其道，而某些智障弱智精神病等残疾人士，被视为“累赘”，在1935-1945期间，在德国政府主导下，有近20万德国人死于这场以安乐死为名义的国家谋杀。

有一个根据相关医学研究得到了一个数字比为1000:10:5:1，其意义是1000人中有10人需要精神病治疗，其中5人住院，这5人中有1人要被列入“安乐死”计划， 根据当时德国人口数据计算约为6.5-7.5万人，但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超于计划人数，多余的人数是某些有身体残疾人士，年老体衰不能工作的人士，”难以教化”的青少年，甚至于战争中受到战争创伤和心理创伤的战士等。

很显然，到最后，纳粹帝国已经将这些人视为“累赘”，作为无法在对外战争中提供支持，反而需要消耗国家资源的“工具”，予以“毁灭”，自然，这种大规模的“毁灭”并非某人所为，而是全民默许下的行动。

本片是我看过的最恐怖的恐怖片，在人道的外衣包装下，全民皆恶，谁都是罪人。

原文（种族改良与人种进化:种族学说）　　　1938年秋天，一个叫做Knauer的人写信给希特勒，说他的儿子生下来就失明、智障、少一支胳膊和一条腿，抚养他将给家庭造成严重的负担，并且他活得极为痛苦，因此请求允许“仁慈的死亡”（a merciful death）。

希特勒让他的私人医生卡尔 布兰特（Karl Brant）前去检查，如果情况属实，他将有权对这个孩子执行安乐死。

　　Knauer案例成为了纳粹之后执行安乐死的标准模型。

1939年3月，卡尔 布兰特在希特勒的授权下组织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有残疾或智力障碍的婴儿执行安乐死。

该委员会由总理府直接负责，由Hans Hefelmann主管，对外宣称是“严重遗传性疾病科学治疗委员会”（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Treatment of Sever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Illness），简称T4。

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纳粹德国“安乐死”运动的正式开始。

　　1939年8月18日，该委员会下达文件，要求接生婆和医生遇到出生时带有先天畸形的婴儿必须到当地卫生部门进行登记，原因是要“弄清先天畸形和智力障碍领域的某些科学问题”。

每登记一个将受到两马克的奖励。

由接生婆和医生填写的问卷被送往柏林，几位医学专家(Catel, Heinze, Wentzler)根据问卷的情况进行某种“筛选”(Selection)。

添加到安乐死名单中的婴儿用“+”表示，允许活下去的婴儿用“-”表示。

被判死刑的婴儿迅速被转移到指定执行安乐死的28家大医院中，而孩子的父母被告知这种转移是为了进一步“特殊治疗”。

执行安乐死的方法包括注射吗啡，喂食毒药，氰化物毒气等等。

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采取任何医疗措施，让带病的婴儿“自然死去”。

纳粹医生认为，这样可以最少程度地避免外界的批评，并宣称他们只不过是取消了干预，让本来该发生的事情自然发生而已。

在纳粹的医学哲学中，现代的医学技术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挑战，因为辅助生育导致那些本来应当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的劣等基因存活了下来，这对“种族的进化”是一种妨碍。

如果没有医生的介入，带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根本不可能存活。

　　起初，安乐死仅限于三岁儿童以下。

然而，在1940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中， Hefelmann认为三岁以上的儿童应当享有同等的“关爱”。

1941年7月12日，政府下令德国所有的医生、护士、以及相关医疗人员，对所有带有身体残疾的儿童进行登记，不仅仅只是婴儿。

并要求所有教师向当地卫生部门报告残疾学生的情况。

不报告者将受到150马克的罚款并判一个月监禁。

这种“医学关爱”很快从三岁扩大到了八岁、十二岁、十六岁、十七岁。

　　“安乐死”运动本来主要针对的是婴儿和儿童，但纳粹政府立即发现这也可以是解决成年残疾人问题的一个有效措施。

起初对身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成年人主要进行的是绝育（sterilization）,而不是“安乐死”。

1933年7月14日，纳粹政府通过了预防患遗传病后代法(the Law for the 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即绝育法(the Sterilization Law)。

绝育的对象是那些患有严重“遗传性”疾病的成年人，包括弱智、精神分裂者、躁狂抑郁症患者、遗传性癫痫患者、亨廷顿舞蹈症患者、遗传性失明或失聪、或者严重酗酒者。

最初使用的绝育手段主要是输卵管结扎（女性）和输精管切除（男性），后来则使用大剂量X射线照射。

在“安乐死”运动兴起之后，纳粹医生们开始用“安乐死”来代替“绝育”，因为“安乐死”显然要比“绝育”来得更直接与彻底。

1939年10月，第一批“安乐死”申请被送到了政府专门机构，由48位医学专家评审。

在总共283，000份申请中，有大约75，000名病人得到了批准。

如此大规模地执行“安乐死”也很麻烦，很多病人直接受到枪杀处理。

　　然而，“安乐死”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各方面的抗议，尤其是天主教会。

1941年8月24日，希特勒被迫给布兰特下令，禁止精神病院继续毒杀病人。

然而此时已经有65，000-70，000名病人被迫接受了“安乐死”，早已实现了预期目标。

“安乐死”运动并未因此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

1942年，执行“安乐死”的权利中心由T4委员会转移到了各个医院，医院自行决定是否执行安乐死，实际上导致了“安乐死”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化。

　　犹太儿童本来是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还不配享有“安乐死”这样的“关爱”。

在纳粹医生看来，“安乐死”是一种“仁慈的行为”（merciful act），它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平静地死去，免受更大的痛苦。

尤其是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在他们能够感受到痛苦之前就结束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莫大的“关爱”。

他们还援引帕拉塞尔苏斯的名言：“医学是一种爱”（Medicine is a love）。

这种爱就是要“结束痛苦”（end the pain）。

1943年，这种“关爱”终于还是“仁慈地”给了犹太儿童，并且不仅给了残疾的犹太儿童，还给了健康的犹太儿童。

在此期间，大约有5000名犹太儿童被迫在医院接受了“安乐死”。

（P188）　　更为恐怖的是，“病人”的概念范围逐渐扩大，所有多余人口（Undesired People）都变成了纳粹医生所要医治的“病人”，包括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共产主义者和战俘，甚至包括穷人。

（P162-163）犹太人不仅被认为是“不可治愈的病人”，而且其本身就被视作了一种“危险的病毒”。

希特勒变成了德国“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他要医治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种族和国家。

希特勒出台的“国家公共卫生政策”，即是要清除“犹太毒瘤”，让社会恢复健康。

“安乐死”的扩大化在“大屠杀”中达到顶点。

“安乐死”的处理方法被广泛运用于集中营,大批犹太人被送入了毒气室。

纳粹医生认为毒气可以最快地让病人以最小的痛苦死去，可以说是最仁慈的“安乐死”处理手段。

在众多的“最终解决”(the final solution)方案中，许多便是来自医生的提议。

医生们在研究“犹太问题”的解决途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安乐死”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1） 在纳粹统治期间，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了屠杀，很多德国公民尤其是残疾人和病人在“安乐死”的幌子下同样遭到了屠杀。

其死亡总数约为4,000,000，而犹太人死亡总数约为6,000,000。

这一点很容易受到忽略。

　　（2） “安乐死”运动本是种族内部的纯化运动，起初与犹太人问题关系不太。

“安乐死”运动有一个逐步扩大化的过程：从婴儿到儿童再到成人，从极端病人到普通病人再到普通人，从少数犹太人到所有犹太人再到所有“多余之人”。

最后发展到一种无法控制的局面，导致“安乐死”的滥用。

　　（3） 纳粹政府从上至下发起了整场运动，并成立了专门执行“安乐死”的中央机构，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政府从来没有强迫医生去执行“安乐死”，只是授予了医生执行“安乐死”的权利。

因此纳粹医生对他们所犯下的罪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理解纳粹的“安乐死”运动？

在何种语境下它可以变得合乎逻辑和可以理解？

它有理论和现实的根据吗？

纳粹为何支持“安乐死”？

　　其实，在纳粹兴起之前，“安乐死”已经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

19世纪晚期，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在讨论如何杀死疯子以减轻社会负担。

1912年，Dr.Namenyi在一次大会上提出通过“安乐死”手段清除“无用的白痴”（useless idiots）。

1920年，Alfred Hoche医生和Rudolf Binding律师合著了一本《解脱和消灭无用之人》（Release and Destruction of Lives Not Worth Living），倡导仁慈地结束“不可治愈的病人”的生命。

理论上而言，纳粹医生所倡导的“安乐死”看起来并非毫无根据。

进化论、优生学、遗传学、种族卫生学等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拿来支持纳粹医生的“正当性”。

　　（1） 进化论。

前面已经提到，消极的“安乐死”就是取消照顾，让病人自生自灭。

在纳粹医生看来，按照进化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某些疾病，尤其是遗传性的疾病，是“自然”对“不适基因”进行“淘汰”的一种手段，而医生的介入则打乱了这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妨碍了种族的进化。

　　（2） 优生学。

根据优生学的观点，要对婴儿进行“挑选”，以最好地保存优良基因。

因此，不仅要“自然选择”，而且还要进行“人工选择”。

在这种理论下，可以看到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纳粹对婴儿进行大规模“淘汰”，对带有残疾或疾病的婴儿强制实施“安乐死”；另一方面纳粹则在大力提倡妇女多生育，甚至强制生育。

生育四个孩子以上的妇女将获得国家颁发的十字勋章（The Honor Cross of German Motherhood），而二十岁仍未生育的女人将不被视为德国公民。

在众多鼓励措施下，仅在1933-1935年之间，德国就多出生了290，000名婴儿。

　　（3） 遗传学。

纳粹医生反对拉马克主义，是孟德尔主义的坚定支持者，认为遗传占据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环境。

由于很多疾病被证实具有遗传性，纳粹医生坚持认为应当阻止这种遗传，否则种族将可能面临极大的退化危险。

对严重遗传病的患者进行“绝育”或“安乐死”，不仅关系到病人的福利，更关系到整个种族的福利。

但是遗传性疾病概念非常广，比如同性恋、犯罪、贫穷等都被视作一种遗传性疾病。

　　（4） 种族卫生学。

实际上，“安乐死”最大的理论支持是来自种族卫生学（Racial Hygiene）。

阿尔非德 普洛兹（Alfred Ploetz，1860–1940）于1895年提出种族卫生学的基本思想，强调种族进化的重要性。

在种族卫生学中，最担心的问题不是犹太人问题，而是对弱者的照顾(the care for the weak)。

这部分弱者,尤其是残疾人、精神病人和遗传疾病患者，按照“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本来应当被淘汰，然而社会给他们太多的照顾，使得他们幸存了下来，并繁殖了大量后代，而这些后代同样需要需要社会的支持才能活下去。

并且由于他们通常生育众多子女，他们在社会的人口比例将越来越大，社会的负担将越来越重。

如此恶行循环下去，当他们成为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的时候，整个种族将面临退化乃至消亡的危险。

（P19-20）调查数据表明，这部分人口的比例在德国呈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

该问题由此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当时，种族卫生学得到了许多医生的支持。

1905年，种族卫生学会(The Society for Racial Hygiene)建立，到1930年时，其分支学会已经有16处。

　　然而，“安乐死”运动的兴起不仅只是具有以上所述的思想土壤，更具有许多现实的原因。

在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战争危机的多重背景下，使得“安乐死”看起来显得十分“合情合理”。

　　（5） 经济危机。

1929-1932年的经济危机使得原本就稀缺的医疗资源变得更加稀缺。

战后许多医院失去了政府的经济资助，面临巨大的困难。

由于缺乏食物，连医生们都必须忍饥挨饿。

这个时候还必须去照顾那些“无用之人”(useless eaters)，把食物分给他们，让医生们觉得简直荒谬至极。

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尤其是带有肢体残疾或智力障碍的病人，被视为一种严重的社会负担。

　　（6） 社会危机。

纳粹统治期间，社会矛盾激化，政府无力解决。

通过医学化（Medicalization）的手段,可以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转变成“医学问题”，从而转移社会矛盾。

种族问题、性别问题、犯罪问题、贫困问题等一系列本该由政府通过行政或其他方式来解决的问题，变成了医学问题或生物学问题，从而让医生们用手术刀（绝育）和注射剂（安乐死）来解决。

　　（7） 战争危机。

自纳粹上台起，就一直在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纳粹政府为发动战争而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医疗保障，尤其是要有足够的病床以治疗受伤士兵。

一战期间，当受伤的士兵被送往医院时，他们发现，医院的大部分病床都已经被占用了，而且是长期占用。

由此滋生了一种强烈的不满情绪。

显然希特勒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要发动战争，就要清空医院的病床。

战争因素同样成为了执行“安乐死”的隐藏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陈述并非表示对“安乐死”运动的支持，而是为了通过寻求某种“合理性”，以理解其何以可能发生？

然而这里只是对文本的一个粗略分析以及对该事件的一个简单解释。

真实的情况显然远远要比这复杂得多。

其中包含了各种理论的纷争：医学的、生物学的、遗传学的、哲学的、伦理学的；同时又受到了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战争的。

对纳粹“安乐死”运动的研究，必须打破所谓思想史和社会史研究的隔阂，用一种整体的观点来看待。

这里可以借鉴席文先生所提倡的“文化整体”的概念，来分析整个事件的情况。

该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13岁的男孩埃勒斯因无人照顾进入了一家病院工作，但是他在那里却发现了令人震惊的事情（纳粹的纳粹安乐死计划），并与朋友们团结在一起，企图破坏这个计划，影片以孩子的视角展现了令人震撼的一段历史，以及人性的善恶，二战时超过五千名儿童死于纳粹安乐死计划。

每年都有这么几部以孩童的视角来表达的类型片，有的叫嚣呐喊，有的像本片样涓涓细流。

都在面对历史，总有人让你别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