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多年来，一直对韩国这个国家印象一般般的我，在看完《南汉山城》这部史诗片之后，可以说被深深震撼到了。

这是在看过许多部所谓国产大片的时候，所从没有过的观影体验。

这是一部从各个角度看都堪称几无硬伤的史诗巨片。

而同类题材中我们拍的稍好的《大明劫》，也只是点到即止。

我承认在看之前，我曾带着准备看一部“抗清神剧”的些微鄙夷。

可看完后的观感告诉我，真不能带一丝偏见去进入你所要观赏的作品。

本片中并没有对敌人进行丑化，满洲武士的剽悍和狡黠得到了最好的还原，他们梳着符合事实的金钱鼠尾，说着尽可能还原的满语，上山下海行动矫健，初期八旗兵真如当年形容金兵般的“人如虎，马如龙”。

而大boss皇太极也不是一味依仗强势残忍好杀。

在朝鲜君臣像北京大明方向行礼之时，他阻止了部下的攻击，想要得天下，真的是要有相当的胸怀。

在气量这点上，真的是不分什么正统蛮夷的。

影片虽然反映的是朝鲜宫廷内部的种种名实，夷夏之争。

可这一幕幕又与明末朝堂上的种种何其相似。

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当时大学士陈新甲的那封塘报没有被泄露，大明与女真达成合议，后来的历史又会如何？

可惜，历史没有假设。

诚然，当时大明与朝鲜不同，不管是国力还是体量，对比有心无力的朝鲜，明朝都堪称庞然巨物。

但这又是怎样体内腐朽枯烂的庞然巨物啊？

即使当时能达成短暂的和议，也只会延缓这座大厦倒塌的进程，难保几十年内，不会同样亡国，亡天下。

身虽灭，神不散。

尽管相对弱小，可依然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持着自己的倔强与尊严。

我们的近邻韩国，已经用这部电影对自己在历史和民族反思方面，交上了一份高分答卷。

而我们呢？

一个拍出《南汉山城》，不丑化对手，认清自己在世界处境的国家，和一个动辄以某某大业作为献礼，可连民族英雄岳飞，亡天下痛史这些题材都不敢涉及的国家，哪个看上去似乎更有前途呢？

诚然，我相信泱泱大国，绝不缺乏有魄力和才华的电影人才，可我们的《南汉山城》又在哪呢？

我在等待我们自己的《南汉山城》。

韩国平均每天上映两三部外国电影（2015年上映311部美国电影、363部日本电影），市场竞争无比惨烈，为求得生存，韩国电影每每煽情过度、用力过猛，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素媛》、《熔炉》亦莫不如此，社会意义、票房价值之外，艺术品质乏善可陈。

题材一旦涉及战争、历史和民族情感，导演的内心更是完全失去了平静，象李沧东那样每部作品都经得起咀嚼的非常罕见。

《鸣梁海战》（2014）民族自豪感爆棚，历史真实度贻笑大方；《暗杀》（2015）对刺客澎湃、冷酷的内心世界和理想主义激情毫无感知，沦为韩版抗日神剧。

然而，表现丙子之役的《南韩山城》却令人刮目相看：真的猛士，敢于直面真实的人性，敢于正视耻辱的历史；韩国新兴电影人越来越自信、强大，一如前辈的《误发弹》（1961）、《薄荷糖》（2000），一手抓票房，一手抓艺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儒家文化圈，视汉家政权为华夏正统，余皆蛮夷。

1592年万历援朝战争（壬辰倭乱），明朝将士浴血奋战痛击倭寇，对朝鲜恩同再造；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清朝国书“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为解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入侵朝鲜；南汉山城翘首以盼的援军畏敌如虎，不惜暗杀朝廷密使；满清铁骑势如破竹，北门之战打出150比1的战损比，以两人阵亡的代价歼灭300朝军。

历史就是已经发生的一切，现在和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和投射，怎样解析历史和其中的人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或群体的格局。

影片不愿贬低、丑化任何人，对主战派鄙视蛮夷、奉明朝为正朔的豪情，对主和派保全苍生社稷的忍辱负重，表现得都很到位。

因担心带路的老人为清军效命，主战派手起刀落，但对老人遗留的孙女又充满内疚和怜悯。

朝鲜大臣不满清军阵营中的朝鲜人炫耀红夷大炮：“阁下也是朝鲜人，何出此言？

”不料，“朝奸”竟气得嘴唇颤抖，义正辞严地痛揭朝鲜自身的疮疤：

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算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

君以路人待我，我以路人报之！

君以草芥待我，我当以仇寇报之——不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吗？

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编导能有这样的视野、心胸，令人肃然起敬。

皇太极20岁开始征战四方，37岁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优待鲍承先、范文程、罗绣锦等汉官儒家，汲取儒家文化的精华，非寻常蛮夷可比。

皇太极致信朝鲜国王，影片的表现简约而不简单：“你一而再地违抗于我，就连你的愚钝，也是我的无德。

我正是困扰于此，才跋山涉水来到你这里……打开城门，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我会倾听你的诉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诉说一切……”因为我的过失，才让你愚昧到自寻死路——皇太极的检讨居高临下，数百年后也能感觉到朝鲜君臣的惊诧、愤怒和屈辱：清酋如此狂妄无礼。

“小心翼翼地走到我面前”，皇太极正在小心翼翼地实践他对仁义的理解，而朝鲜、明朝也正在和将要经历皇太极们带来的强烈阵痛。

困守南汉山城47天后，朝鲜国王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史称“丁丑下城”：

阿克顿说历史是个邪恶的老师，只对自由人述说真相。

唯有自由人才有资格和能力从中汲取历史教训。

《南汉山城》再一次显示，艺术是哲学最精准、锋利的剃刀，呈现历史和人性最本质的部分。

云长走麦城仍是英雄，知耻而后勇的民族必将再起：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依旧属中华！

西风影评

吹央视版三国演义的人文主义在我看来是屎里找金针菇，王扶林是一个匠人但不是一个有创新能力的导演，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就应该扫进历史垃圾堆，再怎么雕琢加工无非是屎上雕花，真正有现代价值的历史作品就是南汉山城那样的。

在烙钟还在把皇帝大臣分为明君昏君贤臣奸臣，还在拷打谯周秦桧的时候，南汉山城就已经能写一个没有反派没有奸臣的故事了——皇帝是能听建议也不残忍弑杀，也愿意关心民生疾苦的好皇帝，朝堂上的官员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也都是为了国家可以舍生忘死的忠臣，可是为什么最后还是亡国了呢？

因为皇权的存在就注定走入困境，就注定亡国。

金允石演的主战派最后选择自杀，不是因为国家亡了，而是因为他意识到不改革就没有未来，他是死于对制度的失望与愧疚——这才是现代人应该有的思考，而非意淫一个仁君贤相再给他们抹脂涂粉，这种情节最终的归宿是培养一群喜欢迷人老祖的皇汉老保。

南汉山城另一个值得称道，也是最打脸三国演义等一系列作品的，正是它的人文关怀。

即使是央三所谓的人文关怀也是可笑虚伪的，满口仁义道德的主角口口声声复兴汉室，斥责别人的语句也是篡汉的逆贼。

可问题是皇权的存在就是剥削，更何况汉末是一个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时代，请问这样一个朝代为什么值得复兴？

为什么颠覆了这个朝代的人就要被打上篡汉的恶名？

看到后面更要问凭什么你们军阀黑社会争地盘要让老百姓替你们当北伐的炮灰？

主角口中的义理的代价是什么？

什么是国什么是民，这些东西完全是被编剧回避的，而南汉山城就是在讨论这些东西。

有两个情节写得极好，一是一开始金允石碰到了一个朝鲜的带路党(literally带路党)金允石问他为什么要给清军带路，那个人说因为给王室带路不给钱，给清军带路给钱，然后金允石为了大局考虑把他杀了，但出于愧疚收养了老人的孙女，最后朝鲜亡国，金允石自杀，一个带路党的孙女却活了下来。

二是在清军阵营里有一个朝鲜人，主角问他你祖上不是朝鲜人吗，他说我祖上是朝鲜奴隶，不是朝鲜人。

很多人说南汉山城反儒家道统，但这一段体现的就是孟子的观念：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编剧尊重人民用脚投票的自由选择，这才叫人文关怀！

南汉山城批判至高无上的皇权，展现皇权的死局，讽刺把人变成奴隶的道统，尊重底层百姓的自由选择，同情他们既被当作义理的代价，又被清军侵略的悲剧。

什么叫现代人的历史片，现代人的历史观，南汉山城可谓是最标准的样本。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7.8分。

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中间挣扎了一下还是失败了。

题材有限，导演发挥不出来，一直在拖剧情。

一个本来就注定结果的故事，剧情太拖沓，不过导演很用心的去拍。

演技没得说。

140分钟太长了，这个故事本来就没什么观赏性，看起来很焖，如果不超115分钟左右我会给8.0分。

虽然没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称古装剧教科书级别的。

在电影方面，相较于中国，韩国是脱离了小学生趣味的了，无论是题材还是主题，都在跟好莱坞靠近，但更具欧洲的写实风格电影都是在兜售某种价值观。

一部电影在称为一部好的电影之前首先要能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让人衡量思考。

一刀切的价值观基本可以判定不是好的价值观南汉山城讲诉的是朝鲜“丙子之役”，皇太极率清军侵袭朝鲜王国，把朝鲜君王及众臣围困于南汉山城皇太极围而不攻，是因为他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还有人心：只有他们自觉的走出城池，皇帝的威严才能普照天下。

只有朝鲜君王主动出城跪倒在自己脚下山呼万岁，一切才能尘埃落定，这是上谋，上谋伐心皇太极是强者，朝鲜王君是弱者，强者像熬鹰一样熬弱者的心，弱者只能战战巍巍考虑是战还是和每到这种时候，都会出现三派：主战，主和还有帽子派主战派是为面子，以前是主子，变成以后的狗腿子，是耻辱，与其屈辱苟活，不如有尊严的战死。

求和的人无法分辨生和死，他们是将生死混为一谈，将生变成了耻辱。

“一个国家的君王，在面对蛮夷的时候应该接受光明正大的死，怎可在全天下百姓面前耻辱的企求活命？

微臣无法侍奉这样的君王。

”主和派是为了活着，生命是第一要义：如果强者随意对待弱者，弱者也会为了活下来而忍受任何事情。

主战派的话说得很漂亮，也很正确，但那只是话，话只是面子的台阶，如果认为话语重于生命，那是荒唐。

无法忍受死亡，但可以忍受耻辱。

“就算在蛮夷脚下，只要能为自己国家的百姓创造活路，才是微臣和百姓从心底跟随的君王。

”最多的是帽子派。

帽子派的原则是除了表态，不能承担任何责任，也不要承担任何风险。

他们不用奔战沙场，没有战死的风险，但也不愿求和二字从自己的口中流出，这样显得贪生怕死没骨气，他们只会站在制高点给主战派、主和派戴帽子，为他们请罪。

主战派战败了他们重言痛斥：殿下，这般耻辱是史上未有的，请砍下他的头，送到蛮子那里，以重树君王的威严；他们是为了免罪，夸大自己所见，用于胁迫殿下，他们在禽兽般的蛮子面前，使殿下和宗庙社稷受辱，请处以惩罚。

主和派写了乞降文书，他们痛哭流涕：崔鸣吉的文书是把整个宗祠献给蛮敌的逆贼之书…请马上将文书烧掉，砍下逆贼崔鸣吉的脑袋，以示三军这三种人说了那么多，都是在等一个人表态，君王。

君王想要面子，也想活着。

以前是一朝之君，之后要变成他朝之臣，这荣光放不下，面子上也过不去，必须尝试一战。

但一战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扭转的可能，这时候，主战派再说宁战死不苟活的话，君王就变得怂了：我想活，为什么你口出死亡在整个事件中，还有一类人被排除在讨论圈之外，但事件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最直接，也是最巨大的，那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不管是战是和，也不管谁折了面子谁赚了里子，他们只希望战争赶紧结束。

电影中，主战派找了个铁匠突破封锁山城外送勤王檄文，他说：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主上殿下，殿下和士大夫是献上城池还是献上性命，都与我无关，像我这样的人，只要春天播种子，秋天有收成，冬天不饿肚子，就可以了。

他冒着丢掉生命的风险外送勤王檄文，仅仅是因为：只要我把檄文送出去，战争就能结束吗？

我们常常在谈爱国，其实大多数时候都只是妄谈，只是各取所需，得看你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你谈爱国是为了荣光？

面子？

明哲保身？

还是为了生存？

或是在谈一个概念？

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生拉硬扯，什么时候谈爱国是在一个框架层次内的凝聚力量，这是需要辨析清楚的或许，对于局外人、后来者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该战还是该和，而在于国家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了这样的境地。

什么样的境地可以为之死，什么样的境地可以弃之逃，一个国家的路该怎么走？

南汉山城最后，主战派与主和派有个生而死、死而生的对话，虽然说得有些玄乎绕口，但也算是点了一下主旨：一起回都城，重建朝廷吧，这才是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正如我所走过的路，我就算要死，也绝对不是在蛮夷脚下何出此言，明明有活路，为何偏偏谈起死路，你所说的死路上真有活路吗？

那你所说的活路究竟是什么活着才能走的、新的路那是百姓的路，还是国君的路？

百姓和国君一起走的路我也那么想过，但我错了，为百姓而走的新的活路，只有在除旧革新之后才能有，你是，我也是，我们所拥立的国君也是，这就是我在城中领悟到的来源于微信公众号:周鹿鸣

这是一部观影体验并不那么愉快的电影，并不是说电影的技法或者表演有什么问题，而是整部电影通篇都弥散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焦虑感，并且在影片的结局中，它们跃升为了一种自尊撕裂的悲剧性痛苦。

剧中不乏战争场面，但是这些战争场面都被处理得没有了激昂的情绪，亦是充满了软弱感、无力感和恐惧感，这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

文戏占据了电影的大部分篇幅，多是来自朝鲜王朝内部关于选择投降还是抗争的多次强烈争论，这代表了朝鲜王朝内部的两种价值观：究竟是要跪着生，还是要站着死。

在朝鲜帝国历史的临危关头，不得不说，各有各的道理，似乎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标准或者智慧可以当作是真理，从一点看，真是像极了普通人的人生。

也许，个人的命运，就是国家的命运的一种缩影。

除了以上两种价值观，其实还有第三种视角和价值观。

通过铁匠之口，说出：我并不在乎士大夫阶层究竟是选择抗争，还是选择投降，我只想自己能好好活下去。

这意味着，其实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时期，作为底层大多数的老百姓们，都过得并不好。

三位男主的表演，各有特色，亦都入木三分：金允石饰演主张抗争到底的大臣金尚宪，在朝鲜皇帝向清国大汉俯首称臣以后，毅然决然选择了自戕而死。

这个人物，并非简单是死于他自己“顽固的传统士大夫价值观”，他清醒地认为：他，甚至是已经选择投降的朝鲜皇帝，在认知和价值观上，都是属于旧时代的产物，没法真正迈向新的时代。

李秉宪饰演主张投降的崔鸣吉，这个人物有着复杂的忠义，他并非软弱之人，而恰恰是整个朝廷里最忠诚的人，愿意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而非简单为了朝鲜皇帝个人，而背负可能遗臭万年的黑暗。

李秉宪的演技是真的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与角色以及角色的处境融为一体。

在仁宗的投降仪式上，面对曾经高高在上的朝鲜皇帝对他人匍匐在地，他失声而低哑痛哭，这种情绪的复杂性，这种人物内心的深层次心理表现，不是一般人能够如此精准捕捉和演绎的。

朴海日饰演朝鲜仁宗皇帝，他的表演我认为是最有难度的，因为作为皇帝，他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要保持住作为君王的仪态。

但朴海日在剧中仅凭面部的表情状态以及细微的变化，就能充分地演绎出仁宗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变化，并且能够随着剧情的进展，让面部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具有了清晰的递进的层次性。

在仁宗向清国大汉三拜九叩的仪式上，朴海日用“不动声色”的表演，向我们生动演绎出了，什么是真正的“面如死灰”。

他的这场表演，提升了整部影片的质感，将朝鲜国家命运的悲戕深深写到了自己的脸上。

影片中并没有对仁宗的选择做明确的价值判断，但是仁宗投降以后，结尾的尾巴上，铁匠与收养的小女孩一起安居乐业一幕，就是一种轻轻的无声的言说。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明确提到了：当时的朝鲜是明朝的藩属国，当时的朝鲜王朝对大明王朝是发自内心的臣服。

以前曾看到国内媒体多宣传大韩民族是多么多么的夜郎自大，但仅从这部电影来看，除了能够看到韩国电影工业的扎实与强大，背后经济实力的强大，更重要的是：拍摄这样一部通篇“低落而屈辱”的影片，包括承认自己的国家曾是中国的藩属国，包括既不丑化征服者，也不美化作为自己祖宗的统治阶级、平民阶层，这需要莫大的勇气，这样的勇气弥足珍贵，是弥天大勇。

这种勇气的背后，亦是有一种健全的民族性格和认知在里面。

韩国人似乎远比当下的我们更能正视历史，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我认为将会更有希望。

电影改编自2007年出版的畅销同名小说，由小说家金薰创作完成。

导演是黄东赫，曾执导过《我的父亲》、《熔炉》、《奇怪的她》等电影，质量也都非常不错。

电影没有泛滥的韩式煽情和主旋律呐喊 只是冷静克制地刻画出那段李氏朝鲜的“屈辱”史 却拍出了悲怆的史诗感 坂本龙一的配乐功不可没 ，再加上极佳摄影和六位演技非常不错的男演员再疯狂飚戏，可以说非常的有看点。

这是韩国难得不黑清国的影视作品，对强大的敌方刻画也相当客观，不再脸谱化，满语表演相当具有气势。

对百姓的刻画打破了战争片、朝堂片的局限，增添温情和残酷元素。

从朝鲜每每求和清军就停下来不打，以求彻底降服朝鲜这一点来看，清国能有中原绝非仅凭兵马。

投降的悲情主义，跪下来求活也是需要勇气的。

非常不错的一部电影，看得很爽。

提起韩国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尤其是那些叙事范围超出朝鲜半岛、涉及东亚别国的历史题材作品，总是让人很容易想起那些无视史实贻笑大方的经典——比如2006年的电视剧《渊盖苏文》，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史无前例地穿越到了隋炀帝的屏风上；2008年的《神机箭》，朝鲜人民开发出了堪比火箭炮的夺命武器“神机箭”……这些都是小国寡民心态之下意淫的终极产物，与中国三流的网络小说没有什么区别。

即便是一些成功的商业片，甚至是在人物和思想上有一定深度的商业片，如《太极旗飘扬》、《鸣梁海战》、《暗杀》，也常常出现些许历史错误。

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类作品常常用力过猛，煽情过度，情感压倒了理智。

观众激昂之余，很难从历史中体会到什么。

这就让2017年上映的韩国电影《南汉山城》显得格外可贵。

《南汉山城》的故事围绕1636-1637年历时47天的朝鲜“丙子胡乱”展开。

1627年后金皇太极已经入侵过一次朝鲜，史称“丁卯胡乱”，朝鲜被迫与后金结盟，但实质上仍作为明朝的附属国，支持明朝，与后金敌对。

随着后金与明朝矛盾加剧，后金迫切需要解决朝鲜问题。

于是皇太极在1636年4月改元为清后，于12月再次出兵朝鲜。

朝军节节败退，国王仁祖不得不从王都汉阳退守南汉山城。

这便成了本片片名的由来。

电影开头将这段历史背景以字幕的形式介绍出来，末了加上了一句似与历史背景无关的话：那年冬天大雪纷飞，寒冷无比。

于是，整段干巴巴的历史，似乎因为这句话，一下子鲜活了起来。

这句话也奠定了全片的基调，因为历史早已剧透了本片的结局：朝鲜战败，断绝与明关系、接受清朝册封、送出质子赴清、按时向清朝贡。

“丙子胡乱”在今天朝鲜与韩国看来，无疑是一段屈辱史。

就算韩国电影不把它拍成《神机箭》那样的意淫片，把它拍成一部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主旋律片，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事实上，2011年电影《最终兵器：弓》就是这么做的，讲述了“丙子胡乱”中一个普通朝鲜弓箭手与精锐清军弓箭手展开的生死搏杀。

可是《南汉山城》偏偏没有走这些路。

它拒绝夹杂任何情感上的倾向或引导，只有历史和基于历史的演绎。

它的宣传海报，基本概括出了整个电影的风格，就是性冷淡。

电影的镜头色彩则让我想起国产电影《大明劫》，灰蒙蒙的、冷凄凄的，像是蒙上了历史的尘埃。

里面的人物从不会像一些亚洲古装剧里的偶像那样光鲜亮丽，观众所能见到的就是不合身的军装、破损的盾牌、皲裂的皮肤。

这大概就是所谓“历史的质感”。

“历史的质感”不仅体现在道具上，更体现在整部电影的主题上。

《南汉山城》的主题在于对历史的反思，在片中这种反思呈现出非常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主要可以分成三点：国际局势、朝鲜体制和个人选择。

大国政治下的小国悲剧电影对于17世纪的朝鲜的国际地位有着很清醒的认识：它不过是明清东北亚地区霸权争夺中的一颗棋子。

随着明清矛盾激化，朝鲜在两方间周旋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电影将朝鲜在东北亚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

承认自己是棋子，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电影也毫不避讳明朝在朝鲜身上留下了浓重的文化烙印。

朝鲜群臣奉明朝为上国、视满清为蛮夷，言谈间都是上国于“壬辰倭乱”中的再造之恩，即使身处重围依然坚持在新年向北京方向献礼。

这样的处理在今天去中华化为主流的韩国，实数清流。

电影亦没有因为清朝是入侵者，就在形象上予以丑化。

它难得地像理解自己一样理解入侵者：在女真族崛起的数十年间，它由一股以劫掠为生的马匪，迅速成长为一支足以问鼎中原的政治力量。

在这个时刻，对已经建了国的清朝来说，战争开始从单纯的抢掠，向其本质——政治的延续——过渡。

清军此番入侵，不是要进行对朝鲜肉体消灭，而是要朝鲜在精神上臣服，这不仅是免除自己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更是全面取代明朝在亚洲朝贡体系中地位的第一步。

所以在电影中，清军非常克制，每当朝鲜求和，就停止进攻。

面对朝鲜的连番抵抗，皇太极给朝鲜王仁祖的信中写道：就连你的愚钝，也算我的无德。

这句话基本就是在说，子不教，父之过。

就在朝鲜群臣口口声声蛮子不可信时，这位蛮子头子居然已经以天朝上国自居，居高临下地检讨起自己来了。

时代的变化之快，永远超过人类的认知。

作为中国人，很难想象一部韩国电影会以一种近乎亚洲以外的旁观者的视角，如此冷静地对待当年屈辱的自己，和造成这种屈辱的入侵者。

事实上，《南汉山城》的重点不在屈辱，而在于强调在当时的大国政治下，小国悲剧是无可避免的。

当小国自己看透了自己的命运时，作为大国的我们是不是反而生出了一些同情呢？

1637年正月，按照惯例，朝鲜王在南汉山城中向北京的大明皇帝献上新年之礼，然而此刻大明皇帝并无暇东顾。

于是君臣一行人战战兢兢地在清军炮口之下举行典礼，时不时诚惶诚恐地望向城外的敌人。

而城外的皇太极则大手一挥：随他们吧，他们也只是在做分内之事而已。

电影没有表现的是，此时明崇祯皇帝正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仁祖已降。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朝鲜王英祖说：试思崇祯时景象，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不觉泪下。

毅宗德意，无异神皇。

此时已是清乾隆年间，“丙子胡乱”已过百年余，昔日“蛮子”已是中原之主，并也即将重蹈前人覆辙。

多少悲欢已成过往云烟，然而朝鲜半岛的小国坎坷却从未终结。

对朝鲜体制的自我批判在非常清楚东北亚局势和自身在其中角色的同时，电影对当时朝鲜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不留情面，这一点倒是与当前很多现实主义韩国电影是一样的。

电影毫不犹豫地揭露了许多朝鲜大臣腐败、无能、懦弱、摇摆的丑态：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哪边人多就跟哪边；军队下山作战时，将军居然留在城内美其名曰“指挥”；不维护武器装备，导致军队战力低下；只管自己，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

所谓“亲不亲，阶级分”，面对这样的统治阶级，士兵和百姓自然毫无忠诚可言，所谓的民族主义在阶级矛盾面前不堪一击。

河边的渔夫，带朝鲜王过河，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于是他决定留下来，跟着清军碰碰运气。

清军中的朝鲜翻译，面对自己身为朝鲜人为什么帮清军的质问，冷漠地回答说：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不是人，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比起其他韩国电影中有些过头的疯狂自黑，本片的自黑可以说是以小见大、点到为止。

时代大潮下的个人抉择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朝鲜自身的腐败脆弱，决定了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面对这种大变局，朝鲜的士大夫们迫切地需要作出一个决定：和，还是战。

这个决定后面还隐含的一个决定是：生，还是死。

电影的故事主线围绕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两个人物，“主和派”吏曹判书崔鸣吉和“斥和派”礼曹判书金尚宪展开。

他们也是电影一开场就先后出现的两个人。

而他们的登场，颇值得玩味。

最先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青衣背影，面对着一字儿排开无边无际的女真铁骑。

后来出现的是一个孤独的白衣剑客，手起刀落，砍翻了带仁祖过河后不愿随行、还声称要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前者是“主和派”的崔鸣吉，后者是“斥和派”的金尚宪。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主和派”通常被人认为是懦弱的，可是崔鸣吉却敢只身闯敌营，展现出莫大的勇气；而“斥和派”或者说“主战派”通常被人认为是刚正的，可是金尚宪却视百姓的性命如草芥。

这种矛盾贯穿了两个人坚持自己政治主张的过程。

电影对此也并未做任何评价，一切交由观众体会。

但是电影通过两个人的差异，至少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行为并非评判一个人的依据，而要看动机和结果。

清军入侵之时，朝鲜朝堂上，贪生怕死的主和者有之，跟风起哄的主战者亦有之。

但很少有崔鸣吉和金尚宪这样的人，将个人生死与他人看法抛开一边，只去为自己的信仰斗争。

第二个是，两个人的主张对立，根本上还是阶级的对立。

崔鸣吉相信的，是百姓不应遭受涂炭。

为了百姓的姓名，王室可以不要尊严。

他劝仁祖说：请不要想和天下百姓一起死。

比起崔鸣吉的“不择手段”，金尚宪可以说是“泥古不化”。

他相信的，是王室尊严。

为了尊严，上至国王，下至百姓，都可以以死明志。

所以他可以一刀解决打算给清军带路的渔翁。

然而就在他给自愿出城送信的人许诺王室赐予的荣耀时，送信的人却冷淡地说：我做这件事情并不是为了殿下。

由此金尚宪才明白，朝鲜的王室与人民，已经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没有双全之法。

迷茫中他知道需要革新，但却痛苦地得不到答案。

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就此走上各种的路，而整个朝鲜也将迎来数百年未有的新命运。

结语《南汉山城》并非完美。

为了客观、全面地展现“丙子之役”中的各方，电影时而琐碎，时而冗长。

但作为一部历史电影，其历史部分的高水准，在我看来可以弥补电影方面的不足。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如同当年《大明劫》没有在中国收获多少票房一样，《南汉山城》在韩国的票房表现也不过了了。

《南汉山城》中所表现的这种屈辱，与如今亚洲各国高涨的民族主义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加佩服《南汉山城》这种直面屈辱的勇气；而且他们直面屈辱所用的武器，不是无脑狂热的吼叫，而是冷静客观的思考。

半岛国的海战确实牛，但陆战就太稀松了。

这部陆战，基本是半岛国的屈辱史。

说起来，半岛国确实憋屈，不是被这个欺负，就是被那个欺负，这出头之日也不知道要等到啥时候。

至于这鸭绿江，也是人家的后花园，说来，就来了。

然而，这部电影，其实并不是在讲战斗。

整个故事，关于战争的戏份也就几分钟，不堪一击的没了。

故事是在讲，当战争即将来临，那些大人物在干什么。

是战还是和？

这永远是个问题。

身在历史里头的人，没办法预见历史，所以永远在彷徨。

主和派代表人物，一眼看透了战争的未来，所以一力主和，他的观点，会让他钉在耻辱柱上，他不明白吗？

明白。

但是，如果能求和，也是“不错的选择”，甚至，还需要自己尽力争取才行。

而主战派，却觉得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奋起一战。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船夫。

船夫曾经给大清带过路。

主战派就问，为什么你会给蛮夷带路。

船夫说，给蛮夷带路，他还给了一袋米。

而，在之前，给自己的王带路，屁都没有一个。

听完这番牢骚，主战派果断的给了船夫一个了断。

此时的朝廷，主和派还在尽力劝劝王，当下的局势，还有得谈。

如果等到大清帝亲自来，那么，可能承受的屈辱更多。

此时的大清阵营，也有一个“某奸”，已经“死心塌地”的为大清办事了。

半岛国遵守的道义，告诉他们绝对不能不战而降。

可是，打仗，是需要资源的。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下的半岛，别说粮草了，连个屁都没有，拿什么打？

此时，又是严寒天气，拿破仑来了都皱眉头，打个锤子么。

然而，这帮官僚有的是道义。

士兵们难道不能靠道义和意志撑下去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天下官僚都一个德性，但是，半岛敢说啊。

主和派一直在寻找机会。

说实在的，实力不如人，除了装孙子以外，其实也没太多的出路。

所以，在求和这条道路上，还想着当弟弟或者是儿子，这个“理想”实在是有点骨感。

士兵们的物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朝堂之上的官僚依然只有一招——意志力。

特么的，你以为是《长津湖》么。

想治这帮官僚，你还真没办法。

除非，等“王”出手。

其实呢，感觉主和派一直“人间清醒”。

可惜，他的观点，永远不会得到认可。

大老板还没知道疼，你就直接让他割肉，换个老板，也不可能啊。

再说了，大老板下头，还有那么多的摇尾系统。

现在，你想着“夺走”，想得太美。

来说说“某奸”吧。

他身上的故事看来比船夫也不差。

自己大难临头的时候，指望子民“意志”，指望子民“奉献”，那么，你至少给子民们一点点归属感吧。

对于当下的状况，王表示，需要有人负责。

好吧，最应该负责的，不应该是你自己吧。

但是，王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呢，出问题的不是官僚就是美人啊。

主和派最后一次努力，说的是大实话。

特别是对于当下，更有现实意义。

哎，网上三天两头就有自杀的新闻，对自己的生命，一点都不负责的么。

主和派的观点，导致了一大帮官僚的口诛笔伐。

然而，王想要活命啊。

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人”而已。

那帮如丧考妣的官僚们，听到这个，傻眼了。

说好的道义和意志呢。

这场“小规模”的冲突，基本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唯一的指望，是那些“勤王”的部队。

但是，这些“勤王”的部队……，意志力不够坚定啊。

好吧，最后主和派问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这个问题，主战派不知道如何回答选择了自刎以谢天下，主和派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但选择了苟延残喘。

而王和官僚们，继续他们“装孙子”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