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孩

一个家庭里的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家庭好，也都希望其他人好，可是各自采用的方式，却又多多少少不是他人所希望和接受的，结果造成了每个人都陷入困局，不知该如何发力，进退失据，等忍耐达到极限，爆发就是伤害对方，一体两面，恰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而这又是平常所欠缺的。

家中每个人即使有自己的苦衷，也都希望牺牲自己为他人好，但是又不做到真正的沟通去了解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方式方法是不是妥当，往往就是吃力不讨好，还委屈了自己。

片中比较西式化的就是大女儿，也是片名所指，她有时能直白的说出所想所需，但有时又回归到东方化的沉默，可是只有她的单向输出并不能算是有效沟通，所以最后困局的看似解开依靠的是不经意间看到对方的哭泣，他人的开导，自我的觉醒之类的，沟通依旧缺席，那么同样的困局还是会重演。

最后大女儿让妈妈帮掏耳朵，是东方式的家庭和解，是一种秘而不宣的温柔，很含蓄，让人感到很温暖。

直视生活是《美国女孩》的浅层意图，虽然它发生在“非典”时期，近二十年后的我们却仍然能在这个家庭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我们总是难以或者说是不愿意看清——家庭，而在影片中，突降的病痛压缩了逃避的空间，家庭中每一对关系无所遁形、逐渐清晰，母亲王莉莉和大女儿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便是其中最细腻的一段关系。

显然，美国女孩是梁芳仪，但美国女孩又何尝不是王莉莉？

2022年，我们仍然没有走出人类疫病的阴霾，仍未能对西方完全祛魅，仍在尝试走出菲勒斯中心（phalluscentric,男性中心）社会。

这也恰恰是《美国女孩》构建的叙事背景。

母亲的癌症和无形的传染病是深植入文本的，它们埋下导火索。

要是简单粗暴地说，那就是一切病都是穷病，不过，不幸福的源头终究来自欲望和现实的不平衡。

虽然王莉莉的家庭可以称得上富足，但只要两个字——癌症，便能让十年甚至更多的奋斗化为泡影，美国极高的手术费用让她不得不回国治疗，也让她的期望值从美国梦的云端跌入“活着”的谷底。

在绿植包围着的玻璃房中，她笑了：“当我摸到硬块时，我知道一切都要回到原点了。

”这场生理的痛也会让她发现，哪怕在健康的从前，她的梦想也不与现实匹配。

因为无论她的梦想是什么，都绝不是成为家庭的附庸，不是无私地履行母职。

但最终她默默无声地成为了，和大部分步入结婚生子阶段的女人一样，陷入家庭的魔咒。

她总是把“死”挂在嘴边，是否母亲总是这样？

而我们就像梁芳仪，做不出安慰的姿态，而是讨厌这种自怨自艾，没来由地满腔怒火。

丈夫则以看似再合乎情理的不过的“你不会死的，不要总是想这些……”来应答，分别多年他却连她的手都不愿再触碰。

当他推掉工作陪妻子看病时，我们竟会下意识地认可他，至于对失去工作全身心投入家庭的女人，没有人觉得惊奇，随着时代“进步”，公众主流态度从习以为常到鄙夷轻视，没有人会去共情家庭妇女做出一个决定时内心巨大的挣扎。

当一个女人距离死亡如此近，生理上承受如此大的痛苦，家庭里的人却都选择了逃避，没有一个家人主动伸出双手抱抱她，没有一个家人想倾听她。

因为她成为了这个家庭的角色，她只要负责唠叨、担心，她只要活在现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可因为她难以割舍从对男人到对孩子的爱，又被日复一日的生活所麻木，所以她甘愿被困在角色里。

或许用文字书写家庭中的女人时像一种解剖，或许会让人觉得小题大做，那或许是因为我们往往更习惯看到生活的表面，尽管那是由妥协和逃避织就的表面。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是家庭关系的放大镜，而从母女两代人贯穿影像时间前后的动机之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这段母女关系。

王莉莉作为一个逐渐被抹杀自我的母亲、妻子，她无法倾诉的的痛是埋得最深的焦点，而梁芳仪作为一个几近成熟的女孩，却以横冲直撞的姿态去宣泄。

看似一攻一守，她们却是一样的，她们只是活在不同的时间里，时间的交汇点是去美国。

美国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中，它的象征性大于其本身所指。

父女俩挑选书桌时还不忘挖苦母亲，我们从父亲的话语得到信息——母亲原来对美国的向往不输女儿。

《我的天才女友》中，埃莱娜选择离开那不勒斯，而在这里王莉莉选择去美国，她们的选择是相通的，处境也是相似的。

她们过上了家乡人眼里“上等”的生活，所以当她们发现自己本质上和所有的困在家庭里的女人别无二致时，她们更加无法言说。

王莉莉的梦想藏在影片时空之前，像被埋葬了，我们却能比照着现实去挖掘——王莉莉的美国意味着逃离家乡、机会、眼界、自我价值的实现……梁芳仪的美国意味着自由、家乡、朋友、做优等生的资格,而在大多数人眼中，美国则是被奇观化的，这也是影片在另一层面对文化冲突讨论的氛围。

其实去美国无法改变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只能由自我掌握，正视生存环境或许才是永恒的出路。

影片最后，在经历了一段父母和女儿三人关系的爆发后，梁芳仪和母亲走向和解，她躺在母亲的大腿上，让妈妈帮忙掏耳朵——这是十分亲昵信赖的舒展状态，她们再次谈到下辈子，梁芳仪说下辈子想当马，她也记得母亲说过——下辈子想当男生。

可王莉莉避开了这个话头，事实上，她在整部片子中的挣扎也只有蛛丝马迹，她早就慢慢习惯了失去自我的事实。

也许梁芳仪察觉到了，她在演讲稿中书写“我最不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母亲，因为她的恐惧会成为我的恐惧，而她的软弱会使我软弱”，正如朱殊所指出的“在母女间的窥视和反窥视，控制与反控制中，女儿试图逃避母亲，也就是拒绝母亲所担负的社会角色。

”，但逃避真的是最佳选择吗？

因为年龄，我们自然无法苛责一个正被两种文化挤压的小女孩，但当我们看向自己时，是否又有反思的勇气？

最终影片在清风拂过的阳台空镜处结束，一扫之前沉闷的影像气质。

妹妹的回归看似让这个家庭得到了喘息，可是不自由的每一个家庭角色真的能被“爱”所紧密连结吗？

《美国女孩》有着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多维度主题呈现，但它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是最值得被看见的。

在这个日益商品化的时代，王莉莉和梁芳仪的母女关系从代际传递无效所导致的疏离，到回归庸常而温馨的生活中的和谐与认同，虽然此处的转折比之《瀑布》显得生硬，但这样的母女关系却有更普遍的意义。

《瀑布》中的母女最终携手站立，《美国女孩》中的母女最终相依偎着取暖。

苏西认为一个女人的生存是不能被阐述的，必须通过作品去感觉，在《美国女孩》中，林嘉欣和方郁婷出色的诠释，让我们得到了深思母女关系的机会，它正现了女性在男性社会复杂的生存状态，让对菲勒斯中心社会的质疑和解构更加有力。

一直看到最后眉毛才舒展开，气氛一直很压抑。

本应该幸福生活在一起的四口之家，因为母亲本着为了两个女儿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只身带着她们在美国学习，父亲则留在台湾经常往返大陆工作，拼命赚钱支撑她们的开支.却因母亲意外换上乳腺癌，不得不回台湾接受治疗，两个女儿也被迫一起回来.刚回家的一家四口并没有久别重逢时的激动心情，女儿们对这边环境的不如意和陌生表达不满，妈妈把对居住环境的怨言也都怪在爸爸头上.爸爸虽也颇有微词，但一直默默承受，这个大男人虽然对妻子没有温柔的语言，却把爱意都放在行动上，上班期间陪妻子体检、大女儿想要的自行车，无一不是在默默满足家人的需求.妻子也许是因为生病、或者更多的是感到无助和对未知的恐慌，总是絮絮叨叨以爱之名带着情绪说着他们不爱听的话，相互矛盾重重.最后因为小女儿的意外生病，让本来矛盾的三方异常团结，小女儿的回归迎来一家人久违的和睦.

很意外的一次观影，被拉进群里的B站直播间看的《美国女孩》，原本以为是一次惬意的休闲，但是剧情却让我陷入了我从高中开始的不堪的回忆... 那是高中前夕，我妈妈生病了，于是家庭所有的重担都转移到了爸爸头上，原来井然有序的家庭进入了梦魇；爸爸是个很自私的人，没有什么责任感，喜欢逃避，这也是妈妈过于操劳生病的原因；因为爸爸的压力突然增大，我变成了他的出气筒，没有缘由一批咒骂，没有因果一顿毒打；十几岁的我生活几乎没有尊严，那时叛逆成了我那个年纪全部的情绪，对的，我要复仇，我不会让你好过的！

高一开旭一开始，我便进入了堕落，翻墙逃课，打架，网吧，足球，在外边漫无边际的晃荡，只要不回家，怎么都可以，我告诉我自己我不会好好学习的，三年后你就会知道结果了。

高中那会有从初中和我一块升到高中班的同学，见过我都在说一句话“王X，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看着他们满是失望的眼神，我对我自己满是迷茫和痛苦，那时，我心里难受极了；直到高三结束，一个要好的同学给了我一个留言“强者生存”，我那时知道他的好意，自己内心也满是无奈，我亲手毁了我得青春，仅仅为了愤怒；从按时起，我似乎习惯了别人的轻蔑，习惯了埋藏自己的存在；高考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但是好于预期，也能马马虎虎上个三本，我没有去；我记得那年暑假，妈妈带着我去找补习班，看着她的背影，我满是悔恨和麻木，你知道么，人最可怕的不是悔恨，是麻木，我恨我当时的自己，恨自己的无知；直到现在，我还在做一个无线循环的梦，我回到了高中，重新学习，重新高考，在梦里我似乎记得我高考了无数次，我也没办法名正言顺的再回到班里坐下，我傻傻的站在空旷校园，不知道该去到哪里。

补习的时候，我住校，远离了家庭，心情好多，成绩也在向上，然后一个人去考试，填写志愿，上学... 上了大学，大二的时候，刚考完四级，那年我记得有流星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也看到了它，像一道道划过天空的飞剑，但是流星对于我并不是好兆头，爸爸脑溢血住院了，家里经济直接崩溃，那会又赶上家里拆迁，刚买了两套房子，我说卖一套吧，妈妈默不作声，其实她不同意；我知道爸爸得脑溢血之前和他们单位一个女的暧昧，傻子才看不出来，也知道爸爸当时打算要和妈妈离婚，有那么几年，我经常会从梦中惊醒，以为爸爸要杀死我，现在我知道了，那时候我对爸爸是极度的不信任，还有自己极度的不安全感；那会我还在想：现在好了，他得病了，遭到了报应，也没法离开妈妈了...直到了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一切都如我所愿，但是代价太大了，可能要用我的一生去亡羊补牢； 大一在文艺部呆了一年，大二是学生会主席和之前的部长问我要不要竞选文艺部部长，我那时懒洋洋的对他们说“没兴趣，马马虎虎干个副部吧”，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没有钱，请不起底下的干事吃饭；后来有在大三开始当班里团支书，其实里面曲曲折折这里不说了，其实都是因为钱； 大四毕业前，家里要我考研，我其实没有心思去学习了，当时内心的消极能量太多，完全没有动力去学习，自然又是一败涂地，我已经习惯了失败了；大学四年，周围的朋友和同学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笑啊”，我对他们尴尬的一笑，算是一个回应，内心在对他们说“其实,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是啊，我的人生多么可悲，居然已经笑不出来了，脸部的那块肌肉早已找不见当初的记忆，初三毕业的那个暑假，伴随着莫文蔚“盛夏的果实”，我的人生早已发生了转变；姥姥那时候一直念叨，虎虎你长大了就赶快出去吧，不要在家里，出去了，你就好了... 毕业后第一个春天，自己去西安找工作，在那边的城中村的廉价出租房里，冻成了狗，家里一直有股臭味，我以为有死老鼠，直到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一脸盆的尿；我无奈的笑了笑，把脸盆扔了出去，又看到了在城中村飞檐走壁的小偷，那个地方，阴冷潮湿，龙蛇混杂，夸张招牌是大红大绿的霓虹灯，照着我半边的脸和半边伤透的心，那里是我心中的“九龙城寨”； 培训完成后，我就去了湖北，盛夏湖北，火炉的湖北，没有空调的湖北，那里有下不完的暴雨，还有睡不着的酷暑，还有工作的漫漫长夜，近乎半年的昼夜颠倒的生活后，得以让我逃离了那里，逃到了寒冷的东北，那里有松花江，那里有零下三十度的雾凇，那里有千里冰封和万里雪飘，那里还有我慢慢融化的伤疤；（那会的日子其实有有意思，深夜迷失在梁王墓的山里，汽车被拒马石挡住去路，我摸摸索索的用手机照着看上面的字，赫然写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当时还以为进了阴曹地府；在江陵的长江边睡了一夜，后来一艘江上游轮在这里遇到了大风沉没，淹死了好多旅游的老头老太太；在靠近湖南的边界的山里，看到动画一样的桥，下面是奔涌的河流；我们驾着车在东北的老林子里飞驰，我当还合计着这是大兴安岭还是小兴安岭，冬天里，我套着两件羽绒服，区分着那里是雾凇那里是雪花） 写到这里，电影忽然结束，看上去他们家庭忽然和谐了，我笑了笑，怎么会那么简单，我知道他们一家的生活还没有结束，女儿以后可能会高考失利，上了大学因为妈妈去世会自卑，进入社会会有各种问题，生活没有一步到位，问题还得慢慢解决，逃不掉也躲不开； 将近20年，我内心的恨在慢慢消融，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忍耐和宽恕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我以为忍耐就是谅解，但是我内心的恨并未消失，宽恕对我内心的广度挑战太大，我也只是初入门径，慢慢尝试，像煎鱼一样，反反复复，焦灼着我的人生；看着爸爸日渐萎缩的身体，他总是懒洋洋的躺在床上刷抖音，不在愿意出门遛弯，妈妈看着我总是一脸歉意，让我心中总是不好受，家里总是刻意去跳过那个历史，谁也不愿多说一句... 有一天我看到一篇文章，说人死的时候大脑会在几秒内快速回忆自己的一生，当时我忽然震撼，我对自己说，我要好好的生活，为了那最后精彩的几秒钟... (五张面净纸，说了你们可能不信，一个大老爷们)

电影《美国女孩》，开头在机场，老爸去接老婆孩子回家。

中年夫妇一脸疲惫和高贵，小孩子时髦而刁钻，是幸福有钱人的家庭。

或者说，幸福中产的模板样子。

电影叫《美国女孩》，但她们黄皮肤黑头发，不是我们常见的美国脸。

可她们一张口，下意识地讲英文，比讲中文更流利，行事作风也非常美式。

喜欢的发型，想要的东西，她们都有更多的自主性和表达。

妈妈对此也倍感欣慰，这一点也能从她到学校给大女儿开家长会看得出来。

在一个以成绩为主的中国学校，面对同学家长提出的远离她家女儿的要求，她不听解释当场辩驳而后扬长而去。

这是一个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家庭。

如今因为妈妈生病，因为爸爸的工作和家里的经济状况，他们回到了中国。

对于这个家庭的大人来说，他们可以出走半生归来还是他们。

这里是他们出生长大的地方，回来还是家。

可是对两个孩子来说，他们出生在美国，讲英文，吃汉堡，她们的家是在美国的房子，在美国的朋友，在美国的一切生活环境。

相比于姐姐梁芳仪，梁芳安更像个贴心的小可爱，她的生活尚局限在家里，她理应更依赖爸爸妈妈，也更能够注视到爸爸忙碌和妈妈的焦虑。

而梁芳仪，她在美国已经长大到拥有自己的社交和生活，她有她的同龄朋友和同学，正在经历成长过程中跟父母的正常剥离。

就在这时候，父母带她离开美国回到了台湾。

她熟悉的环境再次回到家庭，但不是她的全部。

家里有病人的压力，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

梁凤仪是带着怨气回来的，但是情理上，她知道，她不应该对妈妈生病带来的不便有怨言。

梁凤仪在美国是资优生，但回到中国，她成绩很差，在学校也从讨喜和得心应手，变成被边缘甚至被排斥和孤立的对象。

她讨厌这个地方。

同样的美国式作风，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是妈妈的事情。

可是妈妈总是在提醒她，妈妈病了，妈妈害怕。

于是妈妈的恐惧也成了她的恐惧。

“我马上要死了”是很多老人们、病人们爱说的一句话，再要强的人，老了病了就会变得脆弱和恐惧，希望得到家人的注意和关心。

潜意识里都是恐惧。

这种恐惧会传递，就像梁凤仪说的， 妈妈总是说这样的话，把她的恐惧变成我的恐惧。

直到有一次，因为妹妹生病，妈妈和姐姐的矛盾激化、爆发，妈妈再次说自己快要死了，梁凤仪脱口而出，那你去死啊。

这句话之后，这家人勉强维持的光鲜生活开始崩盘。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虽然片子从一开始就讲他们住在老公寓，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室内环境，基本都是暖光下的富足。

但是在父亲对女儿动手后，梁凤仪恐惧甚至绝望后，我们终于在白天窥见到这所老公寓的残败。

客观来说，这样的老式公寓自然算不上破败，顶多老旧一点，甚至可以说非常经典。

但是突剥去了中产家庭的幸福滤镜，他们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

在这样的状况下，这对母女开始放下彼此的戒备，交流、表达、倾诉。

“美国女孩”梁凤仪，终于在中国找到了家。

1因为高额的医疗开销，身患癌症的妻子被迫带着两个女儿从美国回到台湾治病，在此之前她和丈夫一直保持异国生活。

好不容易适应了美国的大女儿，正处在13岁的叛逆成长期，回乡带给她的第一大难题就是怎么面对逆向文化冲击（reverse culture shock）——成绩从全A变成不及格，班上的同学还管她叫“美国女孩”。

把背景设置在2003年的《美国女孩》，显然极富话题性：全球语境中的地域流动与文化重塑，母女关系与家庭矛盾，多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疾病（乳腺癌、SARS）的隐喻，“台湾”的身份焦虑等等。

这个list还可以写很长。

在阮凤仪的长片首作《美国女孩》亮相台湾之前，同时期正好还有另一部电影，主题也是母女关系、疫情和疾病，那就是来自钟孟宏的《瀑布》。

新导演PK实力派，影迷们自然喜闻乐见。

《瀑布》呈现给我们的还是那个熟悉的钟孟宏，好像手术刀一样面对家庭的创痛，过滤掉冗余的细节只留下病灶，这些压抑的场景就是被围困的生活的隐喻。

“瀑布”既指的是母亲的思觉失调发作时脑中出现的声音，也是母女之间情感、矛盾不断涌动转换的象征，影片最后也结束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泄洪中，上流的水冲击而下，宛如瀑布。

两部影片虽然主题相似，处理方法却完全不同。

选择思觉失调的《瀑布》侧重挖掘社会情绪的内在家庭表达，影片中思文从精神崩溃到重新振作的过程，正是个体面对社会性压抑的内在修复。

而选择乳腺癌的《美国女孩》则更强调家庭的矛盾冲突和女性的直接压力，好比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那个段子——“忍一时卵巢囊肿,退一步乳腺增生”。

《美国女孩》的对生活艰辛的还原，收获了台湾观众的口碑。

但另一方面，这种琐碎的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无处不在的冲突究竟是对生活的全面展示，还是叙事的凌乱失焦？

2在长片之前，阮凤仪的上一部作品是2018年的短片《姊姊》。

片中妈妈带着两个女儿刚移民到美国，姐姐开始学着异国少女打扮自己，尝试融入华人小孩群体，什么都不懂的妹妹此时成了需要丢掉的“过去”。

姐姐偷拿便利店的发饰，妹妹想分享却被拒绝，姐妹大战爆发。

妈妈责怪姐姐没有做好榜样，姐姐怪妈妈偏心，把怒气转向妹妹，问她为什么不去死。

故事的结尾，姐姐在浴缸里生闷气，妹妹跑来求和，两姐妹的怨气在浴缸里被温水泡开。

姐姐没有说话，只是伸手和妹妹一起捏了一个肥皂泡泡，在肥皂泡的晶莹、透亮和无言中，影片结束。

《姊姊》不仅是《美国女孩》的前传，二者还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位关系。

《姊姊》讲的是“去美国”，《美国女孩》讲的是“回台湾”。

《姊姊》取巧地截取了一个移民家庭的生活切片，在创投会上成长起来的《美国女孩》则把女儿的故事延展为了家庭、社会、时代的写照。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片并不是重写，而是扩写。

而扩写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到底把边界设在哪里。

在复杂的文化冲突中，《姊姊》只截取了其中一面，在为人称道的惊艳结尾里，肥皂泡泡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少女心事。

相比之下，内容丰富的《美国女孩》似乎有点社会议题“过载”。

如果每个人都在战斗，每条线都是一种困境展示，那么该从什么视角来看这个故事就成了一个问题。

家庭片不好拍的重要原因也在这里，生活中常常都是些难分是非对错的琐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需要一条有力的精神线索，才能把散乱的生活收束到具体的影像形态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片其实就是大型情境装置艺术。

在这样的情境艺术中，语言很重要，但又未必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女孩》里，矛盾冲突大都依赖人物描述，姐姐内心情绪的外化并不算成功。

反而是在十几分钟的短片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留白，也恰恰是这些无言的场景把姐姐的羡慕、犹豫、愤怒、释怀表现得淋漓尽致。

尽管小演员方郁婷很好地塑造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形象，但在《美国女孩》中少女的视角还是显得有些模糊，也常常让人产生犹疑，影片到底是要从少女的视角审视生活，还是生活在审视少女？

3这让我想起了《过春天》（2018），另一部有关地域流动、家庭矛盾和少女成长的影片。

如果说前面提到的《瀑布》是叙事层面的集中矛盾，那么《过春天》则是影像层面的集中视角。

影片讲述了少女佩佩的双城故事，白天去香港上学，晚上回深圳睡觉。

无意之间，双城生活的便利让她成为了“水客”，卷入了一段青春冒险中。

这部影片的导演粗剪版本是基于群像的客观视角，但剪辑师推翻了这个方案，最终的修改方向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主观视角——所有故事都围绕女主角佩佩展开，所有人物都从佩佩的视角去观察。

主观视角镜头和表现情绪的特写镜头增加之后，整部影片的冲击力明显增强。

当然，这个联想或许并不恰当，因为《过春天》的剪辑修改明显增加了电影的“商业”气质，和《美国女孩》的诉求完全不同。

但这个例子至少可以向我们说明，视角对于理解人物、塑造人物的重要性。

视角模糊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整个故事只能通过冲突堆叠冲突的方式来推进。

表面上看，“美国女孩”说的是处在文化漩涡中的姐姐，但实际上也指向曾经怀有美国梦的妈妈，既是美国梦的传承与交接，也是母女关系冲突的核心。

但影片最大的遗憾也在这里，对“美国女孩”所承载的文化复杂性没有更深入的刻画，“文化冲突”遮蔽了母女之战的真正内核：为什么你要改写我的人生，却又没有能力一直改写下去？

母女之间是有怨恨的，怨恨并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另一面，是形塑母女关系的重要力量。

这种爱恨之间的微妙情感是母女关系比父女关系、母子关系更难于刻画的重要因素。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在母女关系的刻画中，激烈的冲突和争执并不必然等于好的对手戏。

最后的结尾也是如此，如果爱可以化解一切，那么故事也就不必这样讲了。

4很多导演的长片首作都是拍少女心事，好像少女敏感多变的内心世界天然就是电影的镜像空间。

但这完全是误会，比如很多男导演拍的少女故事都更像是幻想的少女，而不是少女的幻想。

女导演在处理这类题材时会更谨慎，有时候还会选择一种有意为之的平视视角。

比如在《嘉年华》（2017）中，文晏用冷静、克制地方式来讲述一桩“少女性侵案”；在《笨鸟》（2017）中，黄骥以散点叙事的方式来讲述少女在校园霸凌和母爱缺失中的孤独成长。

在这两部电影中，平视是一种冷漠的疏离，这种冷静的处理方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与观众形成了对峙。

有意思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嘉年华》和《笨鸟》的冷静常常让我们感到茫然，《瀑布》中的隐喻也会让我们感到压抑和难懂，而《美国女孩》的“失控”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因为无处不在的痛苦，岌岌可危的家庭太容易让人如临其境了。

但值得反思和追问的，或许正是这种对真实与痛苦的过于具象的表达，因为现实主义的那个“现实”，不是拼贴现实，也不是复制现实，而是追问现实，超越现实。

本文已发表于《北京青年报》，发表时有改动。

去年台湾最受好评的两部影片都不约而同地讲述母亲和女儿的故事，更巧合的是两部电影都以疫情时代为背景。

《瀑布》以当下新冠疫情肆虐的现实为题，而《美国女孩》则指向了 2003 年非典爆发时期。

无意从导演的资历去做比较，只能说两部作品各有千秋，相信都能吸引各自的支持者。

相比起扣人心弦的惊悚悬疑剧《瀑布》，《美国女孩》则是一部自传成分浓厚的导演处女作，在温馨真诚的叙事里流露出女性独有的敏锐和细腻感。

同样是关于青春期的女儿和母亲之间剑拔弩张的关系，同样是一位身患疾病的母亲，这部《美国女孩》还融入中西文化差异、经济危机等元素，成为潜在的叙事冲突。

建构在多重矛盾的剧本之上，本以为影片会有激烈的戏剧化情节出现，却发现导演渐渐搁置起社会、文化、政治这类宏观话题，渐渐转向家庭内部矛盾的刻画。

▲林嘉欣再次奉上出色的演技也许是这部处女作融入了不少导演自传经历的内容，剧本特别注重母女间的情感演变，从亲密羁绊到激烈对峙，母女之间的争吵对骂场景此起彼伏。

林嘉欣和新演员方郁婷碰撞出火花四溅的演技，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女导演的敏锐和细腻全然灌注在生活琐事、青春期叛逆行为，以及惊喜的千禧年代符号（流行歌、拨号上网、网吧等等）里，让不少80后观众猝不及防陷入到美好怀旧的氛围之中。

尽管电影片名强调了文化冲突下的身份问题，但整部作品看下来亲情伦理才是基调，这种身份冲突的内涵并没有充分展现。

这位新导演并未如李安、杨德昌等前辈那样，借助这部家庭剧去剖析人性、审视台湾社会问题的症结；她选择了一种极其私人化的叙事，从青春期女孩的视角去观察与回忆一段逝去的美好时光。

她更乐意与观众一同分享她的亲身经历，体味她对华人家庭关系的透彻理解：不论多激烈的争吵，总会有和解的时刻；爱与恨总是一体两面的。

大体上这就是一个传统华人家庭的画像，不管是在 2003 年还是 21 世纪的当下，不管是遭遇瘟疫、疾病侵袭还是经济危机，一切都似乎没发生太大变化。

首先声明，这是一部很搓火很窒息的片子，简直是东亚式夫妻、亲子、教育奇景大赏。

且不讨论最终它输出了怎样的价值观，只说最触动我的几幕吧。

一个是女儿想给马套缰绳马却不配合时，我一下子就哭出来，像极了拼命想找个情感寄托的自己。

片中马的那个眼神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那种又理解又同情却又恕难配合的感觉，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些想要推开我却又下不去手的人。

二是爸爸对女儿说，如果你就是爱美国我砸锅卖铁也会送你回去，但如果你只是在逃避，到哪里都一样，瞬间泪崩，心被猛扎了一下。

看看自己的生活，又何尝不是一直在逃避。

三是小女儿终于解除隔离后父亲夺门而出说去接她然后在楼道泪崩，成年人的崩溃真的太难了。

这个男性形象真的是女性电影中的进步，他虽是个老好人，在崩溃的时候也曾出手打女儿，但在他身上并看不到懦弱、霸道等常被拿来用的猫爸或直男癌特质。

他真的是个很普通的好男人，看见他哭的那一刻真的想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辛苦了。

我恨东亚家庭，宛如最后那个明晃晃隐喻的红薯苗，它腐烂，但我靠它活着，窗外是一个好消息，但我仍置身铁笼子。

体弱的母亲，因为需要赚钱而背井离乡的父亲，瘟疫时心照不宣压下不说但吓到出冷汗的心理疮疤，隔着门听到的无止息的争吵，在心里暗暗发誓不要成为母亲直到某天意识到她便是我，在疫情时因工作离开的父亲与歇斯底里的母亲……而我没有一匹马，我甚至不能想象一匹马，骑马是什么感觉？

——“像世界停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重要”。

我可以列举出它少了什么缺了什么可惜在哪里，但我不必，批评的话留待我痛哭过的以后吧，现在我要哭了，没有一匹马。

看完之后我不知哪里来了一股恨意，我恨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恨什么。

是该恨每个镜头我都有身体反应该恨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止有电影的听觉语言，还有父母永无宁日的争吵，歇斯底里的母亲，背井离乡的父亲。

该恨我血管里流过的卑劣残忍与天真，该恨我就是这样的人，在腐烂的红薯上长出苗，被同学霸凌被自卑淹没被不曾停下的自我厌恶侵扰。

而与之相对，我那“与回不去的故乡的马一起流泪的”人生甜蜜幻觉剂不过是偷偷捡起别人丢下的漂亮贴纸——直到十年过去我对着成箱的手帐贴纸依然燃起一卷也不能舍弃的热病般的贪婪。

我恨什么，原来我恨我自己。

《美国女孩》讲述了拥有美国梦的母亲因得癌症不得不带着两个女儿重新回到台湾生活，而且在这过程中家庭如何磨合的故事。

电影对人物情感的叙述十分细腻，无论是母亲、女儿还是父亲，每个角色都有自己鲜明的情感特色。

电影中还使用了白马的意向作为母亲与大女儿间关系的反射。

在亲情中，不仅仅只有爱，同时也有恨的存在，但在这部电影中，大女儿恨本身何尝又不是另一种爱。

电影平淡的叙述却时刻揪着观众的心，或许在电影中，观众也能找到自己家庭中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