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

Die Welle,恶魔教室(台),白恤暴潮(港),波浪,挥手礼,The Wave

主演:于尔根·福格尔,弗雷德里克·劳,马克思·雷迈特,詹妮弗·乌尔里希,克里斯蒂安娜·保罗,雅各布·马琛茨,克里斯蒂娜·度·瑞格,埃利亚斯·穆巴里克,马克西

类型:电影地区:德国语言:德语年份:2008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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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情介绍

浪潮电影免费高清在线观看全集。
赖纳•文格尔(Jürgen Vogel 饰)是德国某所高中的老师,该学校正在进行“国家体制”的主题活动周。由于他最喜欢的“无政府主义”课被另一位老师捷足先登,因此他只能主讲“独裁统治”课程。 对于自由散漫的学生们来说,任何课程都只是为了学分而上。他们在课上大声聊天,无心听讲。文格尔别出心裁提出假想“独裁”的实验。在为期一周的实验中,文格尔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学生们对他要绝对服从。从最初的玩乐心态,这些青年男女渐渐沉湎这个名为“浪潮”的组织中,他们体会到集体和纪律的重要性,却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独裁”与“纳粹”的深渊……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并荣获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和最佳男配角奖(Frederick Lau)。热播电视剧最新电影亲友皆死007:大破天幕杀机ISWIM大指挥家:弦上的真相小姐与流浪汉寒战要听神明的话魔发精灵2丫山情槑头槑脑是谁偷吻我摇摆吉普赛我的青春谁做主我想要爱好运山姆羽毛耳环忠犬流浪记第一茶庄逐星女第三季永安镇故事集她和她的他们万圣节前夜2寻找阿曼达血荐轩辕幻影光环傀儡之城危情电话宋快递亲密迷糊餐厅

 长篇影评

 1 ) 哪里都有浪潮,不必上纲上线

坦白来说,对于这种声名在外又有些政治隐喻的电影我一向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混迹豆瓣,看惯了国产政治片是垃圾而外国政治片是神作的评价,我发现我们对这种政治题材电影带着天然的有色眼镜——从小包围在歌功颂德英雄主义作品之中,再加上政府对文革的遮遮掩掩和生硬的洗脑手法(而恰好这两者形成的对比使得这个政府的某些作品显得如此拙劣),我们突然接触这种讽刺和暗喻的作品(包括《1984》和《动物庄园》)时,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一切都是那么深刻和真实,打破了所有我们被教育的一切,让我们无地自容、彻夜反思、感受到深深的欺骗。

再回头审视我们自己这个国家和它所宣传的意识时,就会觉得那是多么的可笑和幼稚,以一种高处看平生的感觉替还在这种“集体主义”里被“洗脑”的人哀叹。

问题是我们就没有出错吗?

外国的政治片讲得道理就是深刻和正确的吗?

那怎么确定外国的政治电影就不是在洗脑?

有人说了,外国的政治电影洗不洗脑我不知道,反正中国的就是洗脑,而且洗的拙劣。

嗯,这句我也没法反驳,反正都是被洗脑,喜欢被外国的洗还是被中国的洗都是个人的自由嘛,而且确实啊这届中宣部不太行。

那我们假设一个场景吧,假设有一天中国强大到令全世界眼红,超越了今天美国的位置,在个人主义环境里长大的小孩听多了个性独立,某一天看到中国的集体主义带来的巨大成功,会不会像我们今天一样感觉到深深的欺骗?

所以我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从来就没有什么孰优孰劣的问题,无非是认可各主义的实力对比在特定时段总是有强弱的,从而使一方觉得底气不足,而一方又觉得迷之自信。

就小范围而言,集体主义总是压倒个人主义,表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建设力,就像这部电影里的“浪潮”,但是大范围内,现在恐怕是倡导个人主义的多于集体主义吧(我共表示不服)。

电影里的组织是浪潮,电影之外,众口一词的谈集体主义色变难道就不是浪潮?

再回到电影本身(呃,貌似开头也没提),如果打分的话是打三星(没有黑note7的意思)吧:两星给德国对纳粹的反思,真的很可贵;一星给这个题材,让我们警惕法西斯复辟;一星扣掉情节剧情;一星扣掉夸张和太明显的结局。

好的方面当然有目共睹,下面主要说坏处。

该剧要表达的核心思想就是:即使在和平年代里,法西斯这种恐怖的事情也是能从群体中产生的呢。

所以主要的情节都用于铺垫浪潮怎么一步步走到极端的,也就是着重表现“浪潮”带来的负面性,但是事实上情节是特别混乱的,只是我们带着先入为主的感觉去看反而觉得情节不太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所以怎么表达出来都觉得不太违和,我们来看几个冲突和负面性的点(负面性是指他们集体表现出来的负面性,蒂姆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个体我们先不谈):首先,大家要求统一服装,女主穿了红色的,理由是觉得自己穿白色不好看。

然后不出意外受到了大家异样的眼光和指责,甚至老师也刻意不怎么理她。

但是这对于表现负面性完全没有用处,她最开始也尝试穿制服只是后来觉得不好看而不穿了。

与其说这里想表明女主的独立清醒,但跳出去电影的背景,如果现实中团体因为某件事情要统一行动偏偏有一个人不统一,恐怕更多的我们也是认为这种人就是不配合、不具有团队精神吧。

很明显的,女主不爽了,觉得大家都是在针对她,嗯,或者说她觉得这群人疯了,之后他男友来沟通,还和她男友争执,完全不让步。

然后我们看这件事之后女主男友对她的评价——

注意了,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因为“浪潮”而闹僵,仅仅是穿衣服这件事而已。

并且电影前面也有她想去留学、完全不管男友的片段,所以情节推进到穿衣服这件事,男友差不多说出了他对女主的、还没有受浪潮影响前的评价:一意孤行,不考虑他人感受。

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这个负面性不太好,可以设置为女主不小心没穿或是其他什么原因都更有对比性。

偏偏这是因为女主个人的原因,所以看到后来,感觉她真的有点是因为对浪潮的发展感到心理不平衡而刻意与之作对的。

第二,满大街涂鸦

虽然这有违公理,到处涂鸦也确实应该被警察叔叔抓取教育。

但是实际上,涂鸦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有时被鼓吹成反抗专制的行为(参见柏林墙),和是否参加法西斯性质的组织没什么直接联系,更多的是一种集体认知诉求而已。

而且这段我看的莫名其妙,文格尔没让他们这么做(后来还骂了一顿),只能理解为国外高中非主流少年的突发奇想吧,人不疯狂枉少年啊。

第三个场景就是最后一场体育竞赛了,在场馆里起了冲突。

一开始他们强制统一服装进场,这个说明了浪潮集体具有排斥性。

但是这是在浪潮成员覆盖了大部分学生的前提下(沙滩聚会他们吸收了大量人员),也就是说,此时的观看学生大多数属于“浪潮”,而且多数人都是很乐意的接受了服装,只有女主和女二并不想穿,带着传单混进去场内(要是我是浪潮成员我也不能忍啊)。

但这时浪潮也没有体现多大的负面性,为了自圆其说,只能设置一场攻击对手的情节,再加上女主们发传单的行为,终于造成全场混乱。

但讲真,看球什么的即使到现在还有不理智的行为,再加上女主发传单的神助攻,场面终于混乱不可收拾——也就是说这个锅浪潮全背也有点冤啊。

所以其实在负面性体现上,浪潮这个组织整体表现出来的负面性真的很弱,完全没达到电影想达到的效果,反而打跑几个小瘪三、统一团队戏剧排练、体育竞技中的团队激励都显得还有积极性的样子。

而又由于蒂姆这个精神有问题的人的存在,整个浪潮最后崩溃反而更像是一个精神病坏了一节课,而没有凸显这种群体性组织的负面性。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不是蒂姆的存在,文格尔老师最后配合男二(想不起名字了,女主的男友)演戏然后成功教育学生们的课堪称完美。

因此呢,综合看电影也编不出来这个群体到底能产生多大的负面性,每个人都极端又明显太夸张,所以只好把所有负面情节归到一个人身上,造成一种如果不是这个家伙说不定浪潮还挺好的臆想。

因此就情节是否充分表现主题来说,浪潮的情节明显是苍白的,没有很好的托起整个主题。

十分赞同下面这位知乎用户的回答“有信念有希望的人,不论如何才会走下去,才会去阻止浪潮,如同推石上山的国王,他永远在做着无法结束的任务,但他的手却从来不曾松开。

历经艰险方知幸福安康,所以重要的不仅仅是面对浪潮的警惕和希望,更重要的是浪潮过后的反思和沉着,以及时刻面对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浪潮是不是已经在你的心中。

作者:匿名用户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515223/answer/61029041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总之看了浪潮对集体主义一脸鄙夷是不好的,哪里都有浪潮,看了个电影也不用扯体制来上纲上线,关键是保持一颗清醒向上的心,做一名好少年呐:)感觉胸前的红领巾更鲜艳了呢。

 2 ) 五天速成纳粹——电影《浪潮》的原型

他们无法理解法西斯主义,但突然间,他们成了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1967年,在美国的一所高中里,教师Ron Jones大胆地进行了一场实验:他向他的班级灌输纪律性和集体精神。

“很快,事态的发展就失去了控制”,多年后,一位当时的学生回忆道。

Ron Jones束手无策。

时间:1967年4月,地点: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历史课,主题:第三帝国。

一个学生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

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

Ron Jones不知道如何回答。

下课之后,这个问题仍在Ron Jones的脑子了不断盘旋。

他决定,大胆地进行一项实验。

他要重建纳粹德国,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就在他的教室里。

他想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不仅体会其恐怖,也体会其魅力。

星期一,他站在讲台前,不同于以往,他开始向他的班级下达命令。

“Jones先生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而备受争议”,他当年的学生Phillip Neel说道,“有一次,他把我们分成两人一组,其中一人必须整天遮住眼睛活动,籍此让我们理解,什么叫信任。

”还有一此,这名激进的教师禁止一部分学生,在几天时间内使用教学楼里特定的洗手间。

“他想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宗族隔离”,Phillip Neel回忆道。

这名当年的学生现在是电视节目制作人,目前正制作一部关于Ron Jones 实验的纪录片。

玉不琢,不成器 Jones 不仅仅因其激进的教学方式闻名,他同时也是学生的好朋友。

他住在一间树屋里,玩朋克音乐。

但在某个星期一,他命令他的学生,端正坐姿,抬头挺胸直背,双脚平放,双手背后。

接下来的是速度训练:起立,坐下,一遍遍重复。

最后他让学生站到教室门外,等他发出信号后,学生们跑回座位坐下。

Jones记录下了时间, 5秒,无声的5秒。

而做到这一点所需的,仅仅是几分钟的练习。

Jones更进一步。

他让学生阅读文章,接着开展讨论,但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则:想发言的人必须起立,站到桌旁,先说“Jones先生”,然后才允许发言。

发言时必须言简意赅,口齿清楚。

谁要是回答的时候心不在焉、随便应付,就必须重新回答一遍,甚至不断重复。

Jones 坚持他的原则,并渐渐对结果感到惊讶。

捣蛋鬼变成了榜样,他们的勇于发言,见解独特,答案明确。

回答问题的也不再仅仅是那几张老面孔,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的水准有了惊人的提高。

学生们注意力更集中,听讲也更专心。

Jones原先以为,学生们会认为专制型的教学方式可笑,会抵触,不配合,但结果恰恰相反。

要求学生们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很简单,意外得简单。

学生也变得更加有效率。

“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 星期二,他踏入教室,迎接他的是一片肃静。

所有人在课桌后坐得笔直,虽然并没有人这么要求。

他们的聚精会神,表情充满期待,没有人交头接耳。

他们在等他,Ron Jones,他们的老师。

他在黑板上写下:“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然后开始讲课。

学生们认真听讲。

下课时,他用手做了一个简短的动作:手臂前伸,手掌先向上,再向下滑出一个曲线。

一个波浪。

Jones把这个手势定为班级的问候礼。

在学校里和大街上用这个手势表明身份,身为这场运动的一份子。

Jones把这个问候礼称为“第三浪”。

浪潮总是以三波的形式到来,最后一浪,即第三浪冲上沙滩时是最强劲的。

没有人意识到,这个名称和“第三帝国”何等相似。

“Jones先生他是我们信任的老师。

我也参加了,一切都似乎很有趣,感觉是场游戏。

至少刚开始时是这样”,Neel回忆道。

他当时只是觉得挺这位老师上课很有意思。

相互告发-为了集体的利益 接下来的几天,Jones仔细观察校园里的一举一动。

在咖啡厅、图书馆、体操馆里,学生们见面时用“浪潮”手势打招呼。

这个实验已从教室扩展到了整个校园。

星期三,Jones分发了成员卡,其中三张上有一个红色的叉。

拿到这三张卡的人被委以特殊的使命:检举不遵守“浪潮”规定的人。

随后,Jones又开始“布道”了,从行动,投身集体,一直说到自我堕落。

他被他自己的话感染了,他摇摆于领袖和老师的双重角色之间。

他为他充满干劲的学生骄傲,为他们的成绩骄傲,为他们的团结骄傲,他为他自己骄傲。

紧接着,告密的风潮到来了。

他只委派了3个学生检举批评者和反对者。

结果却来了20个人。

他们毫无保留地告发他们拿“浪潮”开玩笑的朋友,出卖他们对“浪潮”表示怀疑的父母。

一切为了集体的利益。

这场运动在三天之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命的全部。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控了” “ 我当时虽然参加了,但应该算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Neel如今说道。

有的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但也有学生从根本上反对这场运动。

“一次课间,我对我最好的朋友说了一个关于‘第三浪’的笑话,结果第二天,Jones先生在所有学生面前提到了这事,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害怕。

” Neel清楚,肯定是他最好的朋友告发了他。

“而那时他只是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

” 当看到如此多的学生为了这场运动毫无保留地出卖朋友,Jones也感到害怕了。

他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来中止这场实验。

但如何才能做到?

星期四,课堂里的人数已从30人涨到了80人。

新来的都逃掉了原本应去的课。

Jones宣布,“第三浪”是全国性青年运动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促进国内政治体制变革。

星期五中午12点,将会由总统候选人正式宣布组织的成立。

学校里也会有相应的公告。

一个奇异的巧合让这个声明更加可信:时代杂志上整页刊登了一个名为“第三浪”的木器产品的广告。

学生们被鼓舞了。

“当时没有人对Jones先生表示一丝怀疑”,Neel回忆道。

“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星期五中午,学校大礼堂。

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天花板上挂满了 “第三浪” 宽大的横幅。

Jones作了简短的致辞,200只手臂对着他举起,做了“浪潮”问候礼。

这场实验只进行了五天,却是漫长的五天。

“当然”,Neel说,“我也在场,作为外人很难想象,短短几天内形成了何种团体的压力。

” 礼堂内,Ron Jones打开一台电视。

出现的只有雪花。

学生们等待着。

屏幕上除了雪花别无他物。

学生们仍然等待着。

他们已经习惯了纪律和服从。

几分钟后,终于有人问道:“不存在什么领袖,对不对?

”礼堂里炸开了锅。

Jones开始讲话,不再大声、严厉,而是柔和、带着自责:“没错,但我们差一点就成为了优秀的纳粹。

” 没有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Jones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所作所为:恐怖、暴力、毒气室。

Ron Jones看着一张张不知所措的脸。

最初的那个问题得到了回答。

他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 他说得没错。

第二天,学校里笼罩的压抑的气氛。

没有人愿提及这场实验。

“我自己当时陷得不深。

所以对我来说,这只是一次难得的经历。

”但其他人从此对此只字不提,直到Philip Neel因为纪录片和他们联系。

Neel 在收集材料时得知,许多人感到尴尬,居然如此轻易地被“浪潮”席卷。

特别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原本不是Jones班上的,但为了“第三浪”,他们逃了原本该上的课。

“那是1967年,他们中许多人当时热衷政治”,Neel解释道。

“他们参加了学运,甚至黑豹(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

他们当时都感到无比震惊,如此轻易就放弃了自由。

” “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 ——Ron Jones某次采访时的回答

 3 ) 《浪潮》:绝非偶然之事

今天看到有一位友邻推荐一篇关于《浪潮》的影评。

这篇影评的文笔不错,用词华丽,极具感染力。

应该承认的是,这部电影我是很早以前看的,当时看完之后也有这篇影评所描述的很多感觉。

“世界离独裁只有五天”,倒是很有些提醒人注意危险的味道。

的确,在这部电影中,文格尔先生只用了五天时间,就造就了一场“浪潮”,并且最终吞噬了一个学生的生命。

不过当我们追问这件事究竟是为什么的时候,影评的作者似乎开始打马虎眼,最终归结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人性”。

作者仅仅使用了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他所谓的“人性”究竟是什么。

当然,之后的跟帖就更是不靠谱的居多,穿凿附会,搞映射史学,倒是让我觉得如果66-76年的事件再次重演,还是会有很多写大字报的“人才”。

言归正传,如果我们用这样一个心理学实验来解释“浪潮”这个故事,那么这部电影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恰恰被错过了。

为了更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对一个社会现象的解释做一个区分。

比方说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个人的行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家式的“外在视角”:通过建构一个因果性的说明结构,来说明人们的行为。

比方说熊培云使用心理学的机制来说明“浪潮”中人们的行为。

不妨设想你自己就是“浪潮”中的一员,请你问问自己,熊先生给出的说明是你如此这般行动的动机吗?

当你去购买白衬衫,当你在市政大楼上涂鸦的时候,你的理由真的是心理学上的科学解释吗?

“心理学理论认为,我现在应该买白衬衫”是你行动的理由吗?

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明方式称作“外在的完备说明”。

我们会发现在豆瓣上炙手可热的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就属于这类说明。

显然,如果你把这样的解释说给“浪潮”中的成员,他们一定会感到你对他个人以及整个运动的亵渎,因为这不啻意味着说“你们都是被心理机制操纵的提线木偶”。

这种说明提供了“浪潮”中值得注意的社会学机制,但是这并非我们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们”会陷入浪潮之中。

心理学机制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如一位美国军官注意到的,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党卫军实际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甚至能流利地演奏古典音乐的高素质的军官和士兵,如果我们用“无意识”来解释他们的行为显然是不得要领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他们处于无意识状态下,那么我们依然可以进一步追问,会不会我们也同样陷入这种尴尬境地之中?

那么真正要解决的难题,恰恰是我们的境况究竟是如何的?

我们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情的意义何在?

这些问题都瞄准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必须提供一种基于行动者的解释。

当我们去思考“浪潮”的并试图给出一个解释的时候,你应该想想,你给出的解释是不是真的会使得那些成员接受?

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这种可接受的行动理由背后深层的,但是这些成员显然未能反思到的结构究竟是什么。

我称这种解释为“内在视角下的完备解释”。

那么显然,我们必须摒弃熊培云给出的马后炮式的解释,这并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也必须指出,他似乎没能明白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埃希曼》中所表达的深层的忧虑究竟是什么。

在这本著作中,恰恰应该注意到的是,阿伦特试图审视“我们”的世界,而非以一个外在人类学家的观察视角去思考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

如果我们以这种视角重新思考整个电影的话,那么在电影中一个角色就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即蒂姆。

这位成员表现出对于整个运动几乎全身心的投入和效忠。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并非是这些已经作为结果出现的事件,而应该追索他之所以如此行动的理由:我们都是依照理由行动的。

对于我们而言,之所以如此这般的行动,或者说之所以存在一项理由要求我们这样行动,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我们相信如此这般的行动包含或者服务着某些社会价值,价值作为事实深层地促使我们如此这般的行动。

比方说当我们认为“礼貌”是值得坚持的社会价值,那么在公交车上我们就有理由给老年人让座。

当然,我们会对于这些价值具体是什么发生分歧,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些社会价值,那么实际上我们很难有效地去行动。

进一步来说,我们之所以坚持某些社会价值,并非因为这些价值本身有什么独特的部分,而在于这些价值能够提升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

比方说我们之所以坚持“友谊”这种价值,乃在于这种价值促进了我们整体的良善生活,使得我们更享受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友谊”对我们而言什么也做不了,那么显然依然坚持它是我们值得认同的“价值”就是很古怪的说法。

不同的价值构成了一个网状结构:当我们要解释“友谊”这种价值的时候,就必须通过其他价值与它之间的关系来说明“友谊”对我们的良善生活为什么是重要的。

这个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网状结构,构成了我们所认同的整全性的良善生活方案:我们并非孤立地去理解我们的道德价值,相反任何有效的道德评价必然预设了一种评价者接受的良善生活模式,否则我们将陷入某种古怪的虚无主义之中。

那么现在我们要追问,蒂姆的境况究竟如何?

显然,电影中反复描述了一些重要但是细微的场景。

蒂姆有很多名牌服饰,可见他的父母很关照他的物质生活,但很多时候蒂姆试图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试图谈谈自己有兴趣的话题,但是每每无果而终。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反差,可以说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一种完整的精神生活,他的父母认为的好的生活仅仅是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当然这也反映在他们对蒂姆的严格要求上。

在这个家庭中,蒂姆没有自身独立的道德生活,或者说他并不认同这个家庭所选择的“良善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他看来是毫无道德吸引力的,是一种完全的压迫性的生活方式:简言之,穷的只剩下钱了。

因此当整个精神世界形成一个真空之时,蒂姆就需要寻找自己所认同的道德生活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有人关心他想什么做什么,有人分享他的快乐和悲伤,有人认同他的价值观并且视为共同的事业。

这并非是蒂姆一个人的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在追求自己的道德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自我不充分的”,我们需要有效的社会合作。

这种社会合作并不单纯表现在物质生产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在“行动”这个层面。

只有当我们认同并分享一些基本的道德价值的时候,持续性的社会合作在经验层面上才是持久可欲的。

如果蒂姆的要求并非是过分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问题出在蒂姆的家庭里。

这个家庭是特殊的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我看来,这个家庭指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生活状态。

对于这种精神状态,可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深刻批判。

本文并不试图重复那些经典的论述,我只是在这里提醒,如果我们需要一种精神生活,那么“浪潮”与其说是一种可怕的,基于个人鼓动和集体无意识的破坏性运动,不如说“浪潮”本身绝非是偶然之事。

我们试图在这种精神生活的空虚中寻找一个出路,寻找或者甚至可以说在流沙上重建一种道德生活。

如果我们用这个视角去思考“浪潮”,我们就会注意到为什么那些在意识中分享我们一些关于人权共识的,甚至有过纳粹掌权史的德国人,依然会陷入“浪潮”之中。

当我们深入这个运动以及这个世界所代表的某种境况的时候,用道德话语简单地批判“浪潮”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极为肤浅和苍白的马后炮式的说辞。

这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那位“保持清醒”的女生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当然,当我们深入到这个层面,我们就会发现,被熊培云拉过来站台的阿伦特真正的关切是什么。

上面只是一些简单的话,最近我的友邻总是推荐一些在我看来有欠考量的文章,让我有些不胜其烦的感觉。

这篇文章在内行看来显然是过于简陋的,并且很多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

这些我都是承认的。

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避免这种悲剧在这个世界上的重演,那么我们就必须深入地、严肃地对待这些我未能来得及展开叙述的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于对我们生存境况的反思,埃希曼作为一个符号所提出的真正难题也就在这里。

这并非是一个心理学实验所能解决的,如果你认同我的论述,那么就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才刚刚开始。

 4 ) 水滴只能被浪潮吞噬

刚刚看完德国影片《浪潮》,说几句百感交集的话。

影片内容,简言之,一个中学教师赖纳受命给学生们主持一个关于“独裁统治”的活动周。

这位老师本来非常想讲“无政府主义”的话题,但未得到机会,感觉也很沮丧。

在给同学们上课的时候,他先问同学们,“独裁统治”究竟是否可能在今天出现,同学们均说不可能。

这位老师灵光一闪,决定让大家亲自体会一下独裁的感觉。

老师于是成为“领袖”,并制定了一些简单但严厉的纪律。

接下来逐渐有了名字(浪潮),“制服”(白衬衫牛仔裤),问候手势,LOGO……同学们先是不太适应,接下来却逐渐陶醉在“集体”的一致所带来的的归属感和强大感之中。

孩子们开始为了“集体”做各种各样荒诞之事,排斥异己,打击“敌人”,场面逐渐失控……赖纳老师最终醒悟到自己的行为无异于玩火,打算解体“浪潮”。

然而,一位已经处于癫狂的学生因不能忍受浪潮的解体而失控,开枪打伤了同学,并最终饮弹自尽……看完这部影片,我不由联想到另一部电影《死亡诗社》。

那本是一部我非常喜爱的电影,相信每个看过的人都被基丁老师深深打动。

与《浪潮》不同的是,基丁所鼓励的,是个性,是诗意,激情,个性,珍惜青春,和对美的热爱。

相同的是,结尾都有孩子为此死掉了。

这两部电影虽然毫无关系,但却似有条暗线相合。

例如,赖纳老师让学生们以同样的频率原地踏步,另脚步声振彻全楼;基丁老师却提醒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不自觉与别人地走成了相同的频率?

”他鼓励学生们按照自己的步伐来散步于庭。

可叹的是,无论赖纳和基丁老师的初衷如何善良,是否善良,都有孩子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另我想起一部小说的名字——我无处安放的青春。

这些年轻的学生们正当青春,在他们年轻的心里,没有太多历史或者世俗所刻画的印记。

对于单纯而冲动的他们,任何充满激情的鼓动,无论其内容如何,都可以使他们热血澎湃。

他们胸腔里的热血本就渴望沸腾,只恨那周围没有值得沸腾的东西。

仿佛是一堆干柴,有个火星子就可以熊熊燃烧。

这时候,但凡有任何投合了他们心意的思想,他们便可赴汤蹈火。

孩子们无知者无畏,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不知死为何物。

只要有任何能让他们燃烧青春的机会,他们都将投入,谁让他们的青春无处安置?

同时,这也是一群普通人,从一群正常的人变成恶魔的过程。

可怜的他们还觉得自己的思想高于别人,觉得自己是最善良最正义的一群。

难怪,他们从纨绔子弟变成上进青年,他们从被人鄙视到被人保护,他们从没有家庭温暖到找到温暖的家,他们从集体中甚至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漂亮女友,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动因让他们爱上这个独裁集体。

人们是多么孤独的动物,空虚恐惧地活在世界上,渴望别人的接纳,渴望被保护,渴望意义,渴望变得强大……独裁组织竟然满足了一切需求。

结尾的时候,老师问学生们,你们第一节课上不是说独裁统治在今天不会发生?

人性是如同水一样的东西,放进什么容器,呈现什么形状,遇冷会结冰,遇热会沸腾。

上面所说的事情,不过是一周内发生的,要挑动一群人,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不需要特别深刻的思想,不需要特别明确的目标,也不需要花很多钱来收买。

大家只需要形式上步调一致,再找个共同的假想敌,完全就可以成行。

要知道,多少人心目当中期待从与他人一致当中产生安全、归属与强大的幻觉!

又有多少人,其实期待逃避自由,因为自由意味着孤独、空虚、无所适从、甚至痛苦。

应该理解,那些最终丧失理智的愚蠢的人们,起初也非常正常;那些恶魔一般的独裁者或者邪恶领袖,起初也显得非常和善(也许真的和善)。

作为个人,人们离那失去理智的状态永远不过只有一线,也因此,正常的社会离那黑暗思想统笼罩的荒诞时代也永远只有一步之遥……是每颗水滴汇成了浪潮,但水滴最终只能被浪潮吞噬……

 5 ) 被征服,需要几天?

神创造世界,据说只用了七天。

人类毁灭自己,会需要几天呢?

《浪潮》给出的答案是,不用多,也七天就够了。

是这样的:一个德国中学老师给学生们上关于“独裁统治”的课,自由散漫的学生们对这个题材毫无兴趣,且认为“独裁已经远离我们了,不可能再发生,因为没有民众基础”,有啥好讲的呢?

所以老师别出心裁地打算做一个实验,在班上建立起一个“独裁统治”式的集体,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们切身体验以引发学生的兴趣,没想到“纪律”、“团结”的魅力竟然势不可挡,学生们如此轻易地就放弃了人类花了万年时间才说出的那句“人人生而自由”,如此轻易地就臣服乃至享受起了“服从”、“效率”。

事态很快扩散出了这个班级而成了“浪潮”,众多学生在通往被奴役和奴役他人的路上一路狂奔,当老师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解散这样的团体时,一个狂热的学生因无法忍受这种“背叛”而枪杀了另一个学生,然后自己也绝望地吞枪自杀……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周时间内。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老实说,整个电影的节奏和层次掌控得并不算好,叙述也多有突兀之处,且多少有些概念先行的嫌疑,但却依然赢得了如潮好评,一举拿下了2008年德国电影杰出剧情片奖。

而在国中,这部电影更是备受追捧,豆瓣上的综合得分高达8.7分,46.9%的人给出了五星,43.3%的人给了四星。

为什么呢?

原因或许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即便只是图解概念,这个概念也委实足够触目惊心。

电影其实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不过原型不是发生在德国,而是在以自由女神为象征的美利坚:1967年,加州,一位高中生向老师提出疑问,纳粹是如何炼成的?

德国人又为什么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毫不知情?

老师一时无法回答,于是开始实验,过程跟电影如出一辙,稍有差异的只是,真实事件的结局没有电影呈现的那么残酷,老师最后控制了局势,他给学生们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呈现了那个集体在纪律和服从名义下的恐怖和暴力,然后回答学生们一开始的疑问说,“和德国人一样,你们也很难承认,在过去的几天里竟然做得如此过分,你们不会愿意承认被人操纵,你们不会愿意承认,参与了这场闹剧。

”事情就此戛然而止,不知所措的学生们此后再无人愿意提及这场实验。

真实事件里的美国学生只是“差点成了优秀的纳粹”,并没有如电影的结局那样戏剧色彩,所以,电影结局的剧烈冲突多少遭遇了一些批评。

其实,电影里的那个结局又算得了什么啊,差不多是在美国那个中学进行实验的同一时间,地球背面的一个国家,整整十几亿人恰好也曾被投进过几乎一样的“实验”中,而结果之残酷之惊人,较之电影,又匪夷所思了何止百倍那。

于国中的观影者来说,这个电影真正的可怕之处在于,你会发现,那个实验中的很多说辞、方式,其实跟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模式如出一辙,由此必然会产生的疑问是,一直浸泡在自由主义中的人,被征服被奴役仅需七天,那么,一直就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我们呢,几天?

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反而不那么容易着了道儿,事实上我们这儿不就没“浪潮”么?

宁财神的说法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都是在集体主义教育下长大的孩子……那种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让我有那种力量的,因为早已免疫……但是,在那种制度下长大的孩子,忽然被集体一下,顿时跟打了鸡血一样,欢呼着终于找到组织了。

”但个人以为,这种说法其实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若真如他所言,那整整十年的浩劫就不会发生,而今时今日我们之所以没看到如电影里那么明显的“浪潮”,绝非因为大家都已“免疫”,而仅仅是因为没有第一根火柴去点那待燃的火药堆而已。

真实事件中的美国老师在实验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番话,格外令人警醒,他说,“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是的,人性之恶之脆弱永无终结,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暴君,每个人都是独裁的种子,一不小心就遍地开满恶之花。

倒是宁财神的另一层意思,个人多少有些认同,“不是自己争取来的,即使忽然得到,也会不懂得珍惜”,“争取的过程就是适应温度变化的过程”。

如果没有这样的过程,如同自由的人忽然被集体后引发恶果一样,集体的人若忽然被自由,同样会是或者被烫伤或者就被冻伤的结果。

于懵然无知的个体而言,被自由与被集体,本质上其实并无不同。

所以,电影里那对很酷的父母说得好,每个人都不应被告知、而应自己发现自己的底线。

 6 ) 德国的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VS斯坦福监狱实验

转两篇文。

一. 真实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心理学上一项著名的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是由社会心理学家P. Zimbardo在1973年所主导的,他先以标准的生理与心理测验,挑选了22位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志愿大学生,进行监狱模拟的实验。

  二十二位男性大学生,随机地被指派扮演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扮演警卫者都穿上卡其制服,戴上反光太阳眼镜,并配戴有警棍与警哨。

扮演囚犯的学生则穿上棉制工作服,脚穿塑胶脱鞋,并以铁链拴住两脚。

警卫可以各种方法来维持监狱的秩序,但绝对不可以打人。

 随着时间的演变,一些令人震惊的现象渐渐出现,例如:警卫对待囚犯的限制与管束越来越多,态度也越来越残忍;他们限制了囚犯的食物供给及休息时间,接着管制不听话或态度不佳的囚犯不准刷牙、不准上厕所;甚至用连坐法及群体的压力来管束特殊份子或不顺从者。

警卫们更不时地设计一些新招式来使囚犯觉得不舒服或耻辱,不仅剥夺了学生囚犯的基本自由,而且也剥夺了他们的自尊感。

更令人惊讶的是,连囚犯们也似乎忘了他们只不过是在进行一项心理实验,有些人开始暗自悲伤,有些人出现激烈的情绪起伏,有些人被动地与警卫对抗,有些人甚至想到要逃狱,但就是少有人想到要中止实验。

 原本计画要进行两个星期的实验,由于警卫对囚犯的虐待,及囚犯的过度投入,情况逐渐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不得不于第六天叫停。

在这一个实验中,大学生只是随机地被指派担任警卫或囚犯的角色。

但在六天的实验中,受试者都强烈地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地去扮演他们被指定的角色。

许多担任警卫角色的学生报告,他们很讶异自己是那么地容易就以控制他人为乐,当他们穿上警卫制服时,就自然地使他们从被动的大学生转变为富有攻击性的监狱警卫。

担任囚犯的学生,则讶异自己只会在情绪上起波动,被动地顺从或反抗警卫的管束及处罚,而忘了这只是演戏。

实验结束:   斯坦福实验在1971年8月20号结束,原本计划14天的实验,仅仅进行了6天。

实验的结果表明在特定的一个合法的意识形态、社会体制的支持下,人们的易感性和服从性。

这项实验也被用来描述认知失调理论的权威的力量。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实验的结果支持行为的情境性归因,而不是素质归因。

换句话说,引导参与者行为的是特定的情境,而不是他们内在的个性。

这与著名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结果相符合。

      Zimbardo在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表了他的实验结果。

      Erich Fromm,这项实验的反对者,随后发表了一篇关于在被监禁时人们的个性如何引导行为的报告。

他采用了纳粹集中营的例子,得出与斯坦福监狱实验相反的结论。

      不管结论怎样,由于不道德性和缺乏科学性(Zimbardo不再是中立的观察者,而是作为监督者影响了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受到广泛的批评。

```````````````````````````````hun ge xian``````````````````````````````````1.斯坦福监狱实验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A3NjQ5NTY=.html2.参考影片:死亡实验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9510/3.实验证明该片所设计的一周的时间跨度有效合理。

```````````````````````````````hun ge xian``````````````````````````````````二.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六十年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回眸作者:孟钟捷 今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世界各地已陆续开始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作为当年的战争发起者、二战的战败国,德国十分自然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不带半点扭捏,也没有任何尴尬。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德国已经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战争罪责”在德国绝不是一个讳言的话题,近年来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之举更让人看到德意志人惯有的民族自豪感。

这条夹杂在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的“正常化”之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笔者认为,这是同六十年来德国历史研究的贡献密不可分。

以下笔者借助“第三帝国史”研究的简单回顾,对此做进一步阐述。

一、“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的变化 1945年至今,德国史学界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历史观上的重大变革,亦即批判性“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的形成。

德意志民族历来不愿屈人之后。

早在19世纪末,一批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就力图将德国式的君主立宪制视作有别于英美议会民主制与俄国君主专制的“第三条道路” [i]。

一战前夕,民族主义者恩斯特·特罗奇曾发表这样的演讲:“我希望看到,我们整个充满博学与艺术气质的精神和洞察力,可以倾注到充满激情的语言中,这种语言作为德意志价值观的标志送给出发的民族纵队”[ii]。

战争被理解成“文化斗争”:它是“理想主义的德意志与实用主义的英国式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是德国式自由与物质主义专制之间的斗争”。

他们批判“1789年思想”——由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病态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1914年思想”——这是继承浪漫主义的革命性,“反对西欧的自然法及其革命暴力的扩张”[iii]。

这种思想最后便形成了“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

正是在这种历史观的指引下,一战后出现的魏玛共和国成为了众矢之的。

民主的价值观不被认可,反共和国的力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并最终在1933年将希特勒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二战之后,“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被送上了审判席。

不少历史学家开始反思自已以往的研究。

曾经欢呼纳粹夺权、却因为犹太血统被迫远走他乡的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菲尔斯通过创办《当代史季刊》鼓励对德国历史进行批判性研究[iv];美国德裔历史学家汉斯·罗森贝格则直截了当地批判“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v]。

在他们的影响下,新一代德国史学家形成了批判史学派,亦即从批判的角度运用“德意志独特道路”理论。

批判史学派认为,同英法等西方国家相比,德国从19世纪以来的发展道路是不正常的。

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将第二帝国形容为“一个奇怪的混合体”,一方面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与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则是前工业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共和国的发展,并要对纳粹上台负责[vi]。

1966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完成了《德国的社会与民主》一书,将批判性“独特道路”理论推上了顶峰。

他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原则在德国只能找到如此少的朋友?

这个原则在其他国家则受到欢迎;现在也是如此。

其他国家中很少出现民主在德国的情况。

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德国堵住了民主进入自由之路?

”他接下去写到:“我们需要解释,是什么阻碍了德国民主制度的历史?

”[vii] 很明显,这是一种以检讨战争罪责为核心的历史观。

它使用了当时比较流行的现代化理论,利用比较史学的研究方法,认真剖析了德国走上战争之路的制度缺陷,并在此基础上,向德意志人提出了“检讨民族性格问题”。

当然,这种历史观在德国的确立并非一帆风顺。

早在1950年代,保守派历史学家格哈德·里特就强调,没有必要检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罪责应由希特勒个人承担[viii]。

批判史学派则对此进行了猛烈回击。

汉斯·罗森贝格直斥右翼观点极端“肤浅与幼稚”[ix]。

1970年代后,这种批判性的“德意志独特道路”历史观逐渐成为德国史学界的主流,也被作为“第三帝国史”研究的主要理论资源。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Hans-Ulrich Thamer)直言不讳地指出,“联邦德国的历史学并没有如1918年那样回归民族仇恨,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它学会了自我批评,检讨提问的方式”[x]。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20年来,这种批判史观也遭到了一些挑战。

这些挑战并非来自右翼,而是历史研究不断深化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些挑战还反映了一些历史学家力图找回民族尊严、维护民族自豪感的努力。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批判史观既忽视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多样性,也忽视了德国历史发展的多样性[xi];另一些学者则力图进行一些综合,海尔格·格莱宾提出德国历史上有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白色的”,它产生于1848年革命,包括了南德的立宪主义,历经帝国、魏玛一直连续到抵抗运动;一条是“黑色的”,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对于启蒙运动的回避,对于英法的敌视以及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私心理等。

她也责备了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并首先提出了德国历史中民族-民主的连续性,所以纳粹主义“只是打破而非摧毁了这种连续性”[xii]。

批判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们则依然坚守立场。

科卡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接受采访时,就坚决表示“再也没有独特道路了”,以此同“非西方化”(Entwestlichung)的倾向作斗争[xiii]。

二、“日常生活史”:历史视野的扩大 历史研究虽然不能完全恢复历史本身,却能让人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相。

1970年代“日常生活史”的兴起,对第三帝国史研究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既可以梳理战争罪责问题,又适当维护了民族尊严。

1945年后,占领当局曾发起“再教育运动”与“非纳粹化运动”,帮助德国民众认识第三帝国。

这种教育让德国人陷入到一种激烈的内心冲突中。

一方面他们惊讶于“纳粹屠犹”的血淋淋事实,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民族性格缺陷”的判词。

这种矛盾在1950年代的“清白国防军神话”争论中表露无疑。

所谓“清白国防军神话”是指国防军在发动战争与屠犹问题上都是无辜的,他们只是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持这一观点的历史学家希望籍此捍卫德国军队的清白。

1944年7月20日军官政变亦是明证。

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决予以驳斥,通过大量证据表明,国防军是如何介入到纳粹阴谋中,并积极为战争做准备。

这一争论在“日常生活史”兴起之后,才开始变得更为理性化。

汉斯-乌尔里希·塔默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军队同纳粹之间并非一开始就勾结在一起,军队内部也有不同分歧。

这种事实说明,国防军并不清白,但是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其中存在过的“抵抗精神”[xiv]。

也正是因为这样,2004年,德国国内才大张旗鼓地纪念“7·20起义”60周年。

进一步的问题则是,战争罪责应该如何分摊?

最初人们直接将责任推给“希特勒”。

将希特勒妖魔化,是推卸责任、证明德意志民族无辜的最好方式。

其次,人们将矛头对准纳粹党或极端右翼分子,认为他们才是战争狂、屠杀者。

直到1970年代,德国人才逐渐承认,尽管有抵抗运动,尽管普通人并不能阻挡屠犹发生,然而整个民族仍然应该在希特勒上台问题上承担责任。

在这一认识进程中,历史学家马丁·布罗萨特承担的“巴伐利亚研究项目”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个研究项目分析了纳粹党老巢巴伐利亚地区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民众对于纳粹夺权的影响以及他们在第三帝国时期的活动,从中检讨了普通人对于纳粹体制横行的责任,也厘清了普通人在血腥屠杀事件中的清白。

[xv] “日常生活史”研究扩大了历史视野,它希望人们理解,历史不幸形成的真正原因,并帮助当事人认清历史真相。

例如最近德国史学界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儿童下乡”(Kinderlandverschickung)也是这种意图的体现。

1940年,由于德国城市屡次遭受英国空袭,希特勒下令将14岁以下的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农村,并在那里建立“儿童集中营”,接受集体教育。

一些当事人在接受访谈时,并不认为这一行动值得检讨,相反,很多人都以一种愉悦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xvi]。

然而德国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有责任纠正这种错误的“感观结论”。

因而在最近的一段时间中,出现不少相关研究。

历史学家用大量事实展开论述,告诉当事人以及现在的青年人,这种“儿童下乡”行动还隐含着纳粹教育的目标。

[xvii] 三、“人性叙述”:历史教育的多元化 如何进行恰如其分的历史教育,也是德国史学界经常思考的问题。

汉堡大学的教育史学家博多·冯·博里斯曾经分析了战后两个德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描述的异同。

他发现,两个德国都不约而同地在教科书中做了深度忏悔,即使这种忏悔在东西德之间存在不同的重点——民主德国强调德苏战争的残酷性,联邦德国则强调屠犹问题。

他承认,“人们或许会在纳粹大屠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历史宣传’与‘文化传统’持反对立场。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仪式化的、失去弹性的、划一的思维文化”,但是他强调“仪式化本身并不是不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可以观察到的、不断增加的、标志的、有意义的历史”。

在结语中,他更意味深长地指出“不是所有的历史知觉、历史意义与历史方向都是正确的;经验性的、规范性的与叙述性的无法辩驳的事实必须可以在科学讨论的过程中得到展开,并变得更好,正如纳粹大屠杀的问题,就需要有耐心与忍耐力,要相互之间互通有无,交换角色,亦即,要放弃单独的“真实”与“真理”,“责任”与“和善”,“叙述性的结论”与“未来的夸大其词”,一种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

这对于所有方面是适用的”。

[xviii] 这种立场事实上代表了21世纪德国史学界对于60年前发生的罪责所持有的基本态度。

他们很难同意使用“批判史学派”的观点去教育青年一代,希望不要继续打击民族自豪感;与此同时,他们也绝对不同意偏离战后的基本立场,即使面临“比较难的心理上的承受力”,也要勇于承担责任。

其实,新一代的史学家更希望通过多元化的历史教育手段,运用“人性叙述”的方式,让德国的青年一代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例如互联网。

不来梅大学的高特曼博士就开设了“网上纳粹主义研究”,引导学生寻找网上资料,复员第三帝国的历史。

学生可以通过网上的屠犹纪念馆找到更多的感性资料,反省罪责问题;也可以通过网上的抵抗运动介绍,发现德国人身上的闪光点。

例如电影。

2004年德国上映了《帝国的毁灭》,重现了第三帝国最后12天的场景。

这部影片在德国好评如潮,并获得了一个影奖。

相反在法国,它却被视作为纳粹翻案的企图,遭到了众多指责。

引起争论的问题是,这部电影首次将妖魔化的希特勒“人性化”了。

事实上,这部电影是在众多德国史学家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很多场景完全符合历史真相。

历史学家向德国民众展示了希特勒的无奈、戈培尔的残暴、戈培尔夫人的愚昧以及一些军官未被泯灭的良心。

任何民族要认识自身都是一件不易的事,尤其当它面对一段耻辱与羞愧的往事时,它往往会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

然而与其漠视乃至回避它,却不如正视并接受它来得更有价值。

六十年的德国“第三帝国史”研究正是一种成功的范例。

没有勇气承担战争罪责,也就不会有今天重生的民族自豪。

战争罪责与民族自豪之间并非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选择。

聪明的民族与国家,只有厘清了其中的关系,方能放下历史包袱,作为“正常国家”,面对未来。

[i] Bernd Faulenbach: „ Deutscher Sonderweg “. Zur Geschichte und Problematik einer zentralen Kategorie des deutschen geschichtlichen Bewußtseins,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3, 1984, S.217-219. [ii] Hans-Ulrich Wehler, 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 Band 4. 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 bis z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1949, München: Verlag C.H.Beck, 2003, S.19. [iii] Winfried Schulze, Vom „ Sonderweg “bis zur „Ankunft im „ Westen “.Duetschland Stellung in Europa. in: Geschichte in Wissenschaft und Unterricht, 4, 2002, S.226-240. [iv] Peter Th. Walther, Emigrierte deutsche Historiker in den USA,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7, 1984, S.41-52. [v]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vi] Jürgen Kocka, German History before Hitler: The Debate about the German Sonderweg, in: Journal of Coutemporary History, 23, 1988, pp.3-16. [vii]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1966, S.22. [viii] Gerhard Ritter, Europa und die deutsche Frage. Betracht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igenart des deutschen Staatsdenkens, München, 1958, S.140. [ix] William W. Hagen, Descent of the Sonderweg, Hans Rosenberg’s History of Old-Regime Prussia ,in: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V.24, N.1, 1991, pp.24-50. [x] Hans-Ulrich Thamer, Das Dritte Reich. Interpretationen, Kontroversen und Probleme des akutellen Forschungsstandes. In: Karl Dietrich Bracher (Hrsg.), Deutschland 1933-1945, Düsseldorf, 1992, S.511.. [xi] Imanuel Geiss, Der Holzweg des deutschen Sonderwegs, in: Kirchliche Zeitgeschichte, 7(1), 1994, S.191-208. [xii] Helga Grebing, Deutscher Sonderweg oder zwei Linien historischer Kontinuität in Deutschland?, in: Ursula Büttner (Hrsg.): Internationale Forschung über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Jochmann, Bd.I, Hamburg: Christians, 1986, S.2-21. [xiii] Jürgen Kocka, Nur keinen neuen Sonderweg. Jedes Stück Entwestlichung wäre als Preis für die deutsche Einheit zu hoch, in: Die Zeit, 19.10.1990. [xiv] Hans-Ulrich Thamer, Die Erosion einer Säule. Wehrmacht und NSDAP, in: Rolf-Dieter Müller und Hans-Erich Volkmann, Die Wehrmacht Mythos und Realität. Im Auftrag des Militärgeschichtlichen Forschungsamtes, R.Oldenbourg Verlag, München, 1999, S.420-435. [xv] Martin Broszat u.a. (Hrsg.), Bayerin in der NS-Zeit, 6 Bd., München, 1977-1983. [xvi] Thomas Gießmann und Rudolf Marciniak (Hrsg.), „Fast sämtliche Kinder sind jetzt Weg.“Quellen und Zeitzeugenberichte zur Kinderlandverschickung aus Rheine 1941-1945, Waxmann, Münst u.a.2001. [xvii] Gerhard Kock, „Der Führer sorgt für unsere Kinder...“Die Kinderlandverschick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Ferdinand Schöningh, Paderborn u.a., 1997. [xviii] Bodo von Borries, The Third Reich in German History Textbooks since 1945, i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1,2003,, pp.45-62.

 7 ) 关于《浪潮》

关于《浪潮》德国人对于二战有深深的负罪感,所以本是在美国发生的事,德国人把它拿去改编,成了自己的民族反思。

而我们中国同样有一段诡谲的历史。

官方话语对此极力回避,而民间话语则恰恰相反,极其敏感——这也许是对官方的反抗——于是看到《浪潮》,我们毫不犹豫地High了。

德国人给自己的电影贴上了标签:“极权政治反思”;我们则从观影过程中获得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

只是,这种快感是否真实?

德国人的负罪感过于沉重,这有时候让他们太敏感,对一些东西过度诠释;我们的官方话语过于强大,而它对那段历史的回避很让人愤懑,于是有时我们寻找突破口时不顾对象。

刚看完电影的那种压抑的兴奋感平息后,我们再来仔细审视《浪潮》,似乎可以问:从“展现极权主义的可怕”这个角度来阐释它,是否合适?

或者说,哪怕也许导演的目的便是表现极权主义的可怕,但电影最后展现出来的就是这个么?

当站在批判极权政治的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时,我们很难解释为何那帮德国中学生只不过是站起来回答问题、统一着装便会陷入集体的狂热;而我们这些光荣正确、从小便坐姿端正、一直都穿着大麻袋一样校服的“红旗下的蛋”却不会对我们的班主任顶礼膜拜。

当只着眼于极权政治对人理性和自由的剥夺时,我们很难解释的是:为何人们要这么做——为何明知道有问题还要往屁颠屁颠往集体里钻——要知道,哪怕经历过纳粹,哪怕它一直都有专制传统,相对而言德国也是个民主、自由氛围比我们深厚得多的国家。

同时,这个名为“浪潮”的可以被称得上“新纳粹”的运动,它所造成的最大悲剧是蒂姆最后杀人、杀己。

然而,蒂姆本身便有心理缺陷。

而他最后开枪,不是因为在“浪潮”的裹挟下身不由己,而恰是因为他无法接受浪潮即将解散、自己的人生没了寄托从而心理崩溃,导致了悲剧。

二战悲剧对人的伦理观造成巨大冲击。

美籍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后,提出了极权政治的恶是一种“平庸的恶”的观点。

所谓“平庸的恶”,是指人不思考,只为了在一个罪恶的体制中尽职而造成的恶。

她写道:“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平庸的恶”是一种肤浅的恶,一种没有理想、没有任何深度的恶。

假如影片里,马可真在浪潮成员的一片喊杀声中被伤害或杀死,那才真正表现了极权政治的恶——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平庸的恶”。

幸运的是,浪潮在这时候戛然而止了。

文戈尔老师及时提醒大家:这么做便是纳粹。

而蒂姆也恰好就在这个时候,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无法接受自己所倾心的“集体”就此消失,从而精神崩溃,酿成了惨剧。

如果我们将蒂姆造成的悲剧当作极权的恶,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消解了极权的恶的真正含义。

因为若如此则这意味着,极权之所以会造成罪恶,是因为有社会上的失败者存在,是因为有精神失常者存在。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我们可以说,《浪潮》对极权的批判是无力的,或者说,没有达到它应该可以达到的高度。

这并不是说电影表现了一些似乎是极权政治好的方面,比如说能让人们团结一起“办大事”,给了人家的感觉、让找到了归属感等等。

实际上,这些恰好是极权政治应有之义。

“严酷的专制统治,它的灵感可以来自温馨的家庭观念”(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极权社会的宣传展露出率真的微笑,它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大家庭’。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影片真正的无力在于,作为一部旨在反映极权政治的电影,它所展现出了最大悲剧,却与极权政治没有太大的联系。

悲剧的发生,不是因为极权的可怖,而是人的虚弱。

1967年,美国教师Ron Jones在学生中作实验,看是否能建立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

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如《浪潮》所描述。

只是当时并没有死人,实验在失控边缘停止了。

事后,Ron 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这个实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孤独、缺乏家庭的温暖、集体的关心,缺乏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

即使把这个实验放在今天,也会得出同样的结果……去你们当地的学校看看,那里找得到民主吗?

”不单在评论《浪潮》时人们会提到这个实验,但人们在提到它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将Ron Jones的那段话给忽视掉。

因为这段话会让Jones的实验变得复杂、不纯粹,它会让我们在评价这个实验时要有更多的顾虑和思考,而无法甩开膀子就此事向极权主义直接开炮。

然而,孤独和无助对人心灵的啃啮往往超出我们预料。

所以对于极权政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批判其罪恶上,Jones的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都无法忽视。

实际上,哪怕把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和西伯利亚冰原上以及几十年前中华大地上发生的事情烂熟于心,今天的我们也未必可以抵挡住极权政治的诱惑。

因为当我们虚弱不堪时,“家庭的温暖”显而易见,而制度的恶不但隐藏极深,而且似乎最后还可以为个人开脱责任。

哈耶克在论述人们为了一些福利而放弃自由选择计划经济是愚蠢的时,曾引述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那些愿意放弃基本自由来换得少许暂时保障的人,既不配获得自由,也不配得到保障。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然而这是个几乎人人都懂但却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道理,人往往比自己所想象的要短视、犯贱。

《浪潮》是一部有意思的电影。

但除了让我们得以享受话语的狂欢、表达解构官方话语的快感之外,“为何一群喝着自由主义的奶长大的中学生会如此轻易地被极权政治所俘获”这个问题,不应该在一系列的标签和跟风的喝彩、甚至无谓的谩骂声中被忽视掉。

 8 ) 白瞎了好题材

期待值太高,看了一句话影评“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多有意思的题材啊,于是屁颠屁颠地跑来看电影,结果这个导演在整个电影就是空洞地背诵着“一个中学教师通过一个实验在自己班上复苏了纳粹主义”,学生的心理变化过程一点说服力也没有,还有几幕恍惚让我穿越到了美国三流青春偶像电影,于是我只能期待重拍。

 9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浪潮

妄图解构《浪潮》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因为从浪潮里可以开掘出许多有价值的内容,由于我是一个非常不知名,非常不知名的人,所以我只能略略说一说我的一些想法。

1、活动周影片中谈到,活动周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学生民主的优越性。

换到我们国家就应该是歌颂XX的伟大了。

我看不出来这两者的区别。

我赞成减少政治课的量,既然XX都不相信的东西,何必让大家陪着你相信。

我相信中国从来不缺少独立思考的左翼,他们的信仰也绝对不来自于所谓的“活动周”。

右翼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如此,但是我并不主张取消政治课。

大家也看到了,即使没有政治课,也有活动周,没有活动周,不定还有什么。

每个国家都会在自己的学校里(起码是公立)用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这其实也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国家强制的义务教育)。

顺便说一句,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也是所谓极权主义起源的一个前提。

当然,要达到意识形态的宣传有很多的办法,封锁消息是最拙劣的一种。

2、制服影片里的老师赖讷(我看的是TLF制作的,他们是这么翻译的)谈到制服的作用的时候非常有意思。

而且由于制服的问题产生了影片的一个巨大的戏剧冲突者卡罗。

我个人感觉此君对于制服有着特殊的偏好,否则他老婆就不会打开一个关于制服的网页了…………话归正题,生活中处处都有制服,全世界绝大部分的军队都是自己的制服,这在判别敌我,识别身份的意义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一年前PLA还耗费巨资予以换装,正是此点的体现。

然而,如果我们用更宽广的视野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代社会的一个关键标志就是分工的精细化。

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官僚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工层级的绝对明确,因此制服不过是这种分工明晰的外在表现罢了。

如果我们的假设变得宽泛一点,就像影片中说的,西装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制服。

因为它符合制服的一个特征,统一制式。

一般来说,普通员工和领班之间,不同工种之间制服会有区别,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穿衣的自由,如果一名保安说,他不喜欢他的制服,他像卡罗一样觉得衣服不好看就是不喜欢,或者如许多豆友所言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需要什么高尚的理由的话,他也会以更加不高尚的理由被解雇。

而如果层级比较高了,则穿衣自由会存在并逐渐宽泛。

所以制服这个东西有点像社会契约,你以让渡自己穿衣的自由来取得工作的维持,当然,穿制服的人很快会发现他们让渡的不仅仅是穿衣的自由这么简单。

这表现出来制服的又一个特征:非自愿。

当然,我这么说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比如警察、法官等等这些握有权力的部门,制服的意义似乎就不大一样了。

但是,很显然他们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制服,制服不过是内在分工的外化,公共部门的制服一样符合识别身份、统一制式、非自愿的特征。

话说回来,浪潮里的制服是否符合这三个特征呢?

不符合第三条,非自愿。

对于像蒂姆这样的死忠,他绝对自愿穿白衬衫。

似乎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这样。

这里的非自愿得这么理解,所谓的非自愿是指路径的单一化,如果要达到某种身份转化,则必须建立起路径依赖。

因此,蒂姆即使是死忠,即使在一般层面上是自愿的,但是如果他要成为浪潮的一员,他必须穿白衬衫,而不是红的,蓝的或者其他什么颜色的。

让渡的也必须是穿衣的自由而非金钱权势或者其他什么东西。

3、纪律、团结、力量纪律是法西斯主义么?

显然不是。

罗斯福总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要前进,我们就必须象一支有训练而忠诚的军队那样,为了共同的纪律而乐意有所牺牲,因为没有这样的纪律就不可能前进,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的领导。

我相信我们愿意并且准备为这样的纪律献出我们的生命和财产,因为,只有实现这样的纪律,才能实现为了更高利益而奋斗的领导。

我愿意提供这样的领导,保证使这些更高的目标将作为一种神圣义务对我们大家都有所约束,从而产生只有战时才出现过的共同责任感。

(首次就职演说1933年3月4日 )罗斯福总统是纳粹分子么?

显然更加不是了。

纪律和秩序义务规则导引一样都是构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

而且是不可获缺的。

宪法和法律不是先验的,五月花号起航的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公约,对于一群政治流亡者来说,也没有在公海上遵守英国法律的道理。

但是并没有出现凶杀盗窃或者别的行为。

我借此不是想要说明,纪律先于法律存在或者纪律比法律重要。

绝非如此,我希望大家明白,我们虽然崇尚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法律并不能管理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一年级的孩子打架或者刚结婚的夫妻谁做饭谁洗碗,这种事情法律管不着,也没有必要管。

所以纪律秩序义务(义务似乎是个法律名词,后不述)规则导引这些东西就合情合理地成为法律的补充,从而带有了所谓软的法律(soft law)的特质。

所以纪律本身不存在价值判断的可能。

关键的问题在于纪律制定和实践中,有没有考虑到法律的精神,有没有体现出道德和效率,有没有满足纪律约束者的价值观共识等等。

在这里层面上,纪律才有了善或者恶。

同理,团结也绝非法西斯主义的。

USA这个国名自己不就明证么?

力量也同理。

不过,为什么我们天天都遵守着各个场所的纪律(比如一般在争鸣中都承认就事论事而不人身攻击的原则),反而却认为纪律是法西斯主义的呢?

关键就在于纪律这个东西在整个意识形态结构中所占的地位。

过分地强调纪律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确实是在短促的20世纪里经常见到的情况,不光是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总统也是这么说的。

4、信仰和组织信仰缺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在浪潮里很多成员感到的恰恰是一种信仰的回复。

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和经典,我们想叛逆,但是不知道如何叛逆。

相较之下我国的孩子们居然还是幸运的,他们知道该向谁叛逆。

单纯的信仰是不足以唤起如蒂姆般的狂热的,信仰必须与组织相结合才能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组织是一个集体,任何组织都必须建立组织自己的共同信念,当这种共同信念得到足够的认同,经过了实践的考验,理论的升华之后,就会成为一种信仰或者加深某种信仰。

人是群居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

现代社会也是组织程度不断增高的社会,因此组织与信仰捆绑起来必然会在某个节点上喷涌而出。

当然我们以组织和信仰做横纵轴,高低作为中点,探讨四种排列组合也是颇有意味的事情。

不过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之前,先听一下马克思的教诲: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

在真实的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

于此相对的,虚构的集体则“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节选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句话为众人所熟稔,我要强调的是第二句话。

老马说的道理很简单,就像是我们谈论恶法还是善法,君子还是伪君子一样,集体主义也有真实的和虚构的之分。

(如果明白了这一点还认为马克思只鼓吹了集体主义那就真是错了)同样,一个组织也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组织是一个自愿的追求自由而不是纯属个人的自我实现的组织,真实的组织具有宪法作风,甚至如王绍光所言,在这些组织里,公民可以进行民主政治的模拟实验,体会民主精髓,从而发扬民主精神到实际的政治生活中。

而虚构的组织则正是浪潮所给我们展现的,他虽然像一个组织,可是归根到底是独裁者操纵的工具,追随者病态的自我实现工具而已。

这样的组织烘托的信仰,实在是不足称道。

5、多元主义悖论胡适先生给我们提了一个命题,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我倒以为自由比容忍更重要,就像是麦兜给我们提的问题,他发明了电话却没有电,有了电却没有接电话的人。

如有只有一个声音一种论点,我们去容忍什么呢?

然而自由本身也有难题需要解决。

浪潮穿白衬衫,我可以不穿,这是我的自由,事情到这里本该就结束了。

可是事实上恰恰没能结束。

穿了白衬衫的认为她不穿就是对组织的背叛,没穿白衬衫的人认为他们穿白衬衫的人是无意识地被洗脑。

这恰好是今日某种状况的讽刺。

卡罗那么执着地反对浪潮,将自己拼命提升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上,然而,她却忘了,别人是有不自由的自由的。

其实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悖论,时时刻刻地发生着。

比如某个由众多海外明星联袂拍摄的献礼片,明明很多人发誓倒贴钱也不看的电影却反而得到了众多的评分和众多的评论,而且只要任何评论者稍微表现出了一些想看的想法,就无所不用其极地讽刺甚至谩骂。

这恰好是这些“自由斗士”们不能克服的难关。

所以多元主义必然要要有一个一元主义的主干,在这里政治正确的主干之下才能不断多元。

然而谁能保证,这个一元的主干没有隐藏着浪潮的因素,正如某位豆友精辟的概括,离我们只有五天。

这就是为什么独裁之所以仍然困扰着人们,因此汉娜·阿伦特精辟地指出,纯粹的极权主义几乎不存在(她认为只有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和大清洗时期的苏联可以算),而极权主义的因素隐藏在各种政体中。

诚哉斯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个人心中,不都有一个浪潮么?

 10 ) 專制政治,并不遙遠——有關劇透,未觀片者慎讀

路易斯安那的野蠻人想要果子時,便把果樹連根砍倒,采摘果實。

這就是專制政體的寓意。

——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第五章 第十三節 專制主義的意義故事發生在今天的德國。

在某個城市的一所普通高中里,政治和體育老師Rainer Wenger工作積極,思維活躍,而且,精力旺盛——開車伴隨著震耳欲聾的搖滾樂一路飛飆,同時還是校水球隊的教練。

他一心想在即將開展的活動周上為學生們奉上自己極為感興趣的“無政府主義”主題。

不料,校方卻以Wenger大學時期曾積極參加左翼運動為張本,將其代之以另一個主題——“獨裁政治”。

在這所普通的高中里,學生們有著豐富多彩的生活。

水球隊主力Macro和舞臺劇女主演Karo是一對剛剛走到一起的金童玉女;東德人Dennis則是劇團的領導者;衣著個性的Mona同時也富于思想;紈绔子弟Kevin經常拉著Bomber和土耳其移民Sinan等人在校園橫行;“軟膠蝦”Tim性格內向軟弱,總受小混混的欺負……運動員、演員、思想者、暴發戶、前東德居民和外國移民,當然還有弱勢者和黑社會,這個校園就像是整個當下德國社會的縮影。

這一切,說它絢爛多彩也好,說它靡靡不堪也罷,都將在接下來的活動周,這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活動中出現極富戲劇性的發展。

雖然慘遭奚落:對無政府主義主題的熱情被同事比喻為對漫天飛擲的燃燒瓶(莫洛托夫雞尾酒)的狂熱,但是趕鴨子上架的Wenger還是恪盡職守的認真開始備課。

第一天,星期一,活動周拉開了帷幕。

Wenger正在面對的學生們是一羣九零後。

像現在所有的年輕人一樣,他們個性十足,討厭老生常談的說教。

“專制政治是否可能在今天的德國重演?

” 對于這些連兩德分裂都沒有親身體會過的學生們來說,這個問題顯得太過抽象。

雖然還能想到“第三帝國” “東德佬”等概念。

但我更愿意相信這些反應就像他們的那句“納粹去死!

”一樣,都是出于后天環境培養出的下意識行為。

“紀律鑄造力量”Wenger開始像個獨裁者一樣施發號令。

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

馬上,教室中就出現了持不同意見者。

Mona對Wenger這種道貌岸然的臉孔表現出嘲諷; Kevin等人則以一貫的叛逆繼續著“抗命不遵”,因而被Wenger趕出教室。

但是,大多數人還是選擇服從了命令。

而且,已經有人對于“紀律”的服從超出了Wenger的“命令”。

Tim在課后仍舊尊稱他為Mr. Wenger。

與學生們對此反應不一不同,當天他們的父母們在聆聽子女講述活動周第一天這一切的時候,無一例外的表現出了隱隱的憂慮和擔心,甚至是反感。

對于“紀律鑄造力量”,家長的回答是“你們應該自己發現自己的底線。

” 不過,家長們也僅僅是說說而已,并沒有對子女在學校發生的事情進行干涉。

或許是他們無所適從,或者是他們不知所措,還可能是他們選擇不作為,總之,生活還在繼續。

當然,Wenger并不知道學生家長們的態度。

第一天總的來說還是不錯的,這鼓舞了他。

他開始研究起了《學校紀律》、《制服》、《青少年心理學》等專著。

不止如此,在他的腦海里,逐漸醞釀出一個大膽的想法:將活動周變成一次微型的獨裁政治實驗。

第二天,星期二,一開始就是無聊而有些可笑的踏步。

但當Wenger說要讓在樓下上無政府課的“敵人們吃點灰”時,前一天所進行的初步內部整合便立即露出了某些猙容。

學生們開始興奮地跺腳,地板山響。

也恰恰是在這個時候,Wenger開始有些迷失自己。

這次活動的目的,究竟是“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還是借此機會實現自己個人的成功甚至虛榮?

Wenger已經有些眩暈。

“我們作為一個整體……起碼比樓下的無政府班好。

”Wenger如是說。

“團結力量大”Wenger作為老師尚且如此,那些稚氣未脫的孩子們沒有可能更加理智。

聽到踏步聲的“無政府課”學生中間,有人開始轉到Wenger的“專制課”,理由僅僅是認為“更加有趣”。

如果說這些人是如此容易地與“無政府”分手,而主動地向“獨裁政治”投懷送抱的話,是有些殘忍。

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事實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只是他們完全不知道Wenger的課堂已經不僅僅是課堂了。

第一天的紀律還只是Wenger被動下達給學生,那么第二天,學生們已經可以在Wenger帶有指向性的啟發下,提出更進一步的規范:統一服裝。

接下來從討論制服這一現象本身,到其意義、特征,最后確定樣式——白襯衣牛仔褲,全都是學生們自己提出并認可的。

甚至有一些消極的聲音,也由學生自己化解了。

這些現象表明這場活動已經帶有了某種自發性。

這時,我們不禁要問,這還是獨裁嗎?

或者,獨裁僅僅是一個人完成的嗎?

在片中,有些人僅僅是因為“便宜”或“可以不用再為明天穿什么而絞盡腦汁”,便如此輕易地放棄了著裝的自由。

這或許能夠給我們某種答案。

Wenger已經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了。

第三天,星期三,這一天,一直對這場活動持之以鼻的Mona離開了,是反對Wenger,還是反對“獨裁政治”?

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好,至少對于Mona來說,Wenger達到了“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的目的。

但是,更多的人又進來了。

雖然理智的防線一直在收縮,但至少目前Wenger守住了它。

“滿員了就是滿員了。

”他如是說。

這堂課上,從頭到尾完全可以說是學生們自己完成了對這場活動的命名。

提出命名要求、提名候選名稱、表決確定名稱……與獨裁比起來,反倒更像是議會政治。

在活動正式確定名稱為“浪潮”后,學生們教室里為“浪潮”未來的發展,展開了熱烈而愉快的討論:制作LOGO,在My Space上設立主頁,還有貼紙、紋身、明信片、帽子等等,一幅迷人的愿景在慢慢展開。

學生們已經被發動起來了。

只是,沒有人問道,“我們團結起來去做什么?

”此時此刻,Wenger則坐在講臺上,像一個在沙灘上搭好漂亮的沙雕的小男孩一樣,看著自己的杰作,開心的笑了。

一直以來,由于有個不服管教的弟弟,Karo對于Wenger這套加強紀律的做法還是頗為支持的。

但是由于沒有按規定穿著白襯衣,她今天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冷落。

這使她隱隱地感覺到了某種不安。

“行動鑄造力量”它改變了平靜的校園生活:在Karo缺席的情況下,Dennis對劇團進行了改革與重組,排練走上正軌;因為同穿白襯衣,Tim得到了同伴們的保護,免遭小混混的欺負。

受到了這個原則的鼓舞和指導,“浪潮”在第三天,其整個歷程的中間點,達到了巔峰。

其日益壯大的聲勢讓Kevin也耐不住寂寞,回頭加入了進來;“浪潮”開始走出教室,廣泛招募成員,私自占領地盤;晚上,所有人一起行動,將“浪潮”的LOGO噴滿了這個城市的大街小巷……第四天,星期四,這一天,Wenger的課已經無關緊要了。

在上課前的閑談中,Bomber就已經提議為“浪潮”取一個問候手勢,并發明了一種類似軍隊中執槍禮的姿勢。

果然,年輕人們想到的只是那些幫派或者音樂流派的問候手勢看起來酷酷的,卻獨獨沒有人提起那個在七十多年前被賦予一個專有名詞并被收入所有德語詞典的“德意志問候”曾給歷史帶來的災難性后果。

(詳見《德意志問候——一個災難性姿勢的歷史》,德國 提爾曼-阿特勒 著,2008年1月 江蘇人民出版社)這個提議很快得到了所有成員的響應并取得一致,Wenger則欣然接受了這一事實。

在幾十號統一服裝筆直站立的人們揮手致敬并山呼“Mr. Wenger”聲中,Wenger沒有理由感覺不好。

此時他更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比統一服裝具有更為普遍的強制性的行為,昭示著“浪潮”已經在教學實踐的范圍之外漸行漸遠。

很快,“浪潮”姿勢成為區別成員身份,甚至劃分對“浪潮”態度立場的標志。

由此,越來越多無辜的人被卷進來。

前夜里,被噴在市中心的巨大標志已經給整個城市的生活帶來了某種影響;今天,做這個姿勢更成為了進入學校教學樓的必須手續!

本來希望能借此能有利于管教弟弟的Karo,看到年幼無知的弟弟已經淪為了“浪潮”的看門狗。

這使她與一直以來支持“浪潮”的Macro的感情裂痕越來越大,面對“浪潮”日益濃重的強制色彩和暴力傾向,Karo最終決心聯合Mona印制并散發抵制“浪潮”的傳單。

很顯然,在“浪潮”漸行漸遠的同時,反對派也茁壯成長著。

在內部矛盾發展的同時,急速的擴張更使“浪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

噴得到處都是的LOGO冒犯了當地黑社會。

雖然Tim掏出了從家里偷出來的槍,阻止了即將發生的街頭混斗。

但也使一直以來以弱勢者形象出現的,作為局勢發展的最為不穩定的因素站到了前臺。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這暗示著專制開始和暴力結合。

如果說在那緊要關頭,Tim的出槍還是情有可原的話,那么,當他自告奮勇的要充當Wenger并不需要的保鏢時,則說明了由專制所催生的暴力并不為其所控制。

而且,這暴力甫一出場,便成為一片烏云,籠罩著接下來發生的所有事情。

Wenger與妻子的晚餐被打擾了;散發傳單的Kora被威脅著;甚至篝火晚會時,Bomber和Kevin在忽明忽暗的火光中關于水中亡靈的談話也隱隱透露出對死亡的憂慮……第五天,星期五,時隔兩天,孩子們將“浪潮”擴展到校外的出格行為終于被Wenger發覺。

運動的發起者對于形勢的掌握并不是同步的,而甚至是后知后覺。

這已經是活動周的最后一天,他在課堂上大發雷霆,并試圖讓這一切像所有課程一樣結束——每人課上寫一份感想交差了事。

但,事情卻遠遠沒有這么簡單。

這時的“浪潮”就像一臺剛剛加滿煤的蒸汽機車,七竅生煙青筋迸露,開足馬力向前奔去。

但,我們的Wenger先生并沒有準備修筑更長的鐵軌。

當天下午,Wenger所帶領的水球隊迎來了一場重要比賽。

賽場上,雙方隊員在激烈較量著的同時,肢體摩擦不斷;看臺上,“浪潮”的成員們和反對者們都在此時此地摩拳擦掌,躍躍欲試。

在這山雨欲來風滿樓之際,Wenger卻渾然不知大亂臨頭。

終于,在比賽的白熱化階段,一個小小的火花,點燃了臺上臺下所有的火藥桶。

Wenger可以用一己之力分開在水中扭做一團的雙方隊員,但對于看臺上的全面混亂卻無能為力。

當晚下起了瓢潑大雨,混亂和不安在延續著。

Wenger和一直以來恩愛有加的妻子也發生了激烈爭吵。

在這段爭吵中,Wenger在刻薄的語言中透露出他對于“浪潮”的深藏在教學目的背后的隱衷。

“讓學生進一步了解民主的優越性”也好,體驗學生將自己作為榜樣的感覺也好,這所有的動機都來自于深深的自卑:妻子擁有碩士學位,而自己僅僅是個自考文憑。

一切自信,一切威嚴,都彌補不了Wenger心中的這個痛處。

由于發動“浪潮”的動機本就不純,我們更不可能奢望Wenger在整個活動中保持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原則。

在迅速取得的尊敬中,Wenger對于“浪潮”的領導也就不再那么嚴密了。

對于“浪潮”成員的自發活動,他要么是聽之任之,要么是茫然不知;對于一開始就有的反對聲和隱患,他更是充耳不聞疏于重視,直至已經釀成禍端。

以一個中國人的視角,我們可以說,如果Wenger來到中國,他就會發現他的這次試驗將完全無從下手。

因為:排定教室座位,坐姿要抬頭挺胸,發言要起立站直,回答要簡短明確,稱呼老師要用尊稱,統一的校服,定期或不定期的集會、宣誓,特殊的手勢,有個特別名字的團體……這一切早已經根植于我們的教育,甚至是社會體系之中。

用我們的標準來衡量,Wenger是一個愛崗敬業的優秀人民教師。

但在浸淫民主思想已久的現代西方社會,Wenger的這個試驗必然遭受重重阻力,再加上他本身就不甚明確的動機和原則,就勢必演變為一場鬧劇,甚至悲劇。

現在,幾乎已經眾叛親離、走投無路的Wenger試圖力挽狂瀾。

他決定召集所有的“浪潮”成員及其支持者在一起,為此事做個了斷,但他選擇的方式卻更為極端。

第六天,星期六,中午十二點,學校禮堂人滿為患。

來的人遠遠比想像得要多。

或許Wenger認為在“浪潮”已經急速膨脹的情況下,唯一能夠將這個泡沫吹滅的方法就是超過它所能承受的膨脹速度。

于是,在一場極富煽動性的演講之后,果不其然,臺下群情激昂。

Macro被作為“叛徒”揪到了臺上始終。

此時,人們的情緒達到頂峰。

“我們怎么處置他?

”前一秒還在鼎沸的人羣瞬間冷卻下來,就像一團被動住的火焰。

專制的本質特征,正是在于對自我意識的極度膨脹和不同聲音的極端排斥。

今天搞個白襯衣,你接受了;明天搞個“浪潮”手勢,你也接受了;花樣是層出不窮的,而且毫無原則可循,難保你會屢試不爽樣樣滿意。

如果你不接受,你反對,那么你就有可能是下一個:游街示眾,被折磨至屈服,甚至肉體消滅……這樣一幅圖景,開始讓剛才還群情激昂的聽眾們變得人人自危起來。

如果每個人的個人利益都難以保證,那么這個組織的凝聚力將立即土崩瓦解。

人們在感想中所表達出的“浪潮”給自己帶來的積極感受:“不再無聊”,“人人平等”,“相互信任”,“奮斗和理想”等,不過是繁茂的現代人類社會之樹上所結出的顆顆碩果。

只有吸收不同的養料——多元的文化、不同的見解,這棵樹才能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他們所牢牢依附著的樹干,便是“人的生存”。

但根本上說,“專制”是舍本逐末地否認“人的生存”作為一切的前提。

誠然,這種做法可以在短時間內收獲巨大的力量——就如砍倒果樹可以馬上獲得大量果實,但它卻砍斷了人類社會這顆大樹所賴以生存的樹干。

現在,紀律建立起來了,團結樹立起來了,力量鑄造起來了。

可是,他們要這些干什么用?

就像一個武裝到牙齒的軍隊,卻毫無用武之地。

于是,他們只能開始在內部廝殺,排斥異己,蛀蝕自己的主干。

在臺下眾多聽眾那茫然和失望的眼神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嚴重的后果。

他們的熱情還有所不甘,他們的腳步還戀戀不舍。

就在Wenger覺得自己重新獲得了主動權并宣布“浪潮”到此為止時,Tim的槍口對準了大家。

一直以來,相貌平平,性格軟弱的Tim是大家眼中的軟腳雞。

無論是水球隊還是話劇團,統統沒有他的份。

在整個學校的利益分布中,他是一個徹底的失意者。

自“浪潮”發起以來,他便一直的不遺余力,并惟Wenger馬首是瞻。

那些平時在校園里叱咤風雲的人物可以和他稱兄道弟,以前欺負他的人變得和藹可親,是“浪潮”給了他無比的自信和前所未有的尊重。

“浪潮就是我的生命”他如是說。

但對于“浪潮”的可怕本質,頭腦簡單的他反而沒有想太多。

因此,當Wenger宣稱這一切都是一個錯誤并甩手扔進歷史的垃圾桶時,Tim——這個剛剛找到自己便再次跌進萬丈深淵的被愚弄和拋棄的人——握著手中的槍,便不可遏止的走進了極端。

Wenger不是沒有機會:Tim第一節課便表現出極端的熱情;自告奮勇充當保鏢;在自家籬笆下守候一夜;甚至為最后的集會跑前跑后的張羅。

這一切Wenger都是看在眼里的,可是他卻并沒有對Tim進行教導,反而是以一種不作為的方式達成了一種消極的鼓勵——而這鼓勵,卻并非出于對Tim的善意。

現在看來,Wenger終于為這種近乎殘忍的態度付出了代價。

Tim掏出了槍,可是,槍口該對著誰呢?

他并不知道。

是“叛徒”Macro?

是正要散去的人們?

是Wenger先生?

他選擇對Bomber開槍只是個偶然,因為Bomber說他手中拿的是氣槍,而讓他覺得自己再次受到了嘲諷。

接下來,一段邏輯混亂的對質,使Tim垂下了槍口片刻。

這時,Wenger還有最后的機會去救贖這個無所依靠的男孩。

但,或許是出于懦弱,或許是因為思維同樣混亂,甚至,或許是他壓根就不關心Tim……緊接著,這些探討都已毫無意義。

當Tim將槍管放入口中扣動扳機時,Wenger用自己的方式和平結束“浪潮”的努力被宣告徹底破產。

那些被人們宣稱在“浪潮”中所獲得的豐厚收獲,在這個年輕的生命面前黯然失色。

剛才還區域軒昂自信滿滿的Wenger此時惶惶不堪地被警方帶走;一直袖手旁觀的家長們在校門口發出了撕心裂肺的慟嚎;一直以此為新聞賣點加以炒作的記者們此時才蜂擁而至,開始真正關注這個事件本身。

是歧路亡羊,更是亡羊補牢。

魯迅先生說過:“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

”但是,難道真的只有出現鮮血,才能讓我們勇敢起來嗎?

本片這樣的結局給了我們一個很殘酷的回答。

是的,但這代價未免太過高昂。

后記:看過這部《浪潮》之后,使我不得不想起另一部同以教學改革為題材的影片《死亡詩社》。

兩部電影有很多類似和對應的地方:同是一個老師在教室上掀起的運動,瞬間席卷教師內外,但前者是樹立紀律泯滅個性;后者則是打破常規喚醒人性。

同樣有學生的感情故事,但前者是使同林鳥漸行漸遠;后者則是使分飛燕比翼雙飛。

同樣有一個學生的自戕,但前者是被運動拋棄和愚弄的悲劇;后者則是在成功謝幕后對誤解的抗爭。

同樣在最后,老師被迫離開,但前者是在一片漠然的目光中黯然退場;后者則是在“Oh,Captain,My Captain”的呼喚中踽踽而行。

從更大的尺度來看,《死亡詩社》通篇是一部極富浪漫主義氣息的敘事詩,劇情行云流水,人物刻畫也寫意流暢,穿插其間的凱爾特音樂更加烘托了其詩意主題。

而《浪潮》則是一部徹底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

影片甫一開始便響起的搖滾樂,開門見山地暗示了這一點。

豐滿的角色刻畫和豐富的支線劇情使得本片整體結構勻稱充實。

Macro本來就是Wenger在水球隊中的愛將,人長得又帥氣,他所提名的“浪潮”名稱所獲得的極高的得票率暗示了他在這個班上的影響力;獨得Macro傾心的Kora則必然受到其他女孩的嫉妒,Lisa和Maya后來的表現說明了這一點,圍繞漂亮姑娘的是非總是很多;東德人Dennis在劇團中的沖冠一怒和在最后集會中的抗辯,顯示了其對領導權的渴望;土耳其人Sinan在水球隊和小混混間都挺吃得開,說明當下在德國的土耳其移民狀況還比較樂觀;Tim在“浪潮”以外幾乎沒有朋友,在前面也一直處于配角地位,卻在最后一躍成為左右結局的關鍵人物,這告訴我們小人物不容忽視。

在一些細節上,如Rainer家中郵箱上的Fuck Bush字樣在戲謔中透露了他的一些本性,墻上的黑板中用粉筆寫出的兩個人的生日則表現出Rainer與妻子恩愛的一個側面。

不止在人物和細節刻畫上工于心巧,本片的主創人員,更是大膽地將這一原型本來發生在美國的故事,搬到了對此題材非常敏感的德國。

這一點,我非常欽佩這些德國人。

但我相信,這部片子不僅僅是給德國人看的。

片中的情況更不僅僅只可能發生在德國。

最為重要的是,這部影片在告訴我們,在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專制主義和獨裁政治仍舊很有可能在任何一個國家,以大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復活。

PS:感謝豆瓣文藝女青年celine_nic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和筆者的交流,以及所帶給筆者的啟發。

 短评

理不糙话糙,主题深刻,但主题先行了,方法反动,简单化了过程,伪批判现实

7分钟前
  • 犹在定中
  • 较差

“我被像麻风病人一样对待,就因为我不穿白衬衫”“那你为什么不穿”“很简单,我不想穿”

10分钟前
  • 千山
  • 力荐

我们这一代大概也都在集体主义中度过童年和少年吧,之后或早或晚地开始自我觉醒,但每一位最终成长为“个人主义”的,都难能可贵。影片短评讨论区里有多少人像“浪潮”成员们厌恶Carol 的独立或自我,其实也就证明了我们的教育有多“成功”(他们厌恶的理由也是影片内外完全一样的)。

11分钟前
  • shu
  • 力荐

片子拍的比较撇,没到振聋发聩的地步,但由于改自真事,就有一定的可借鉴性。对集体无意识的崇尚,可能来自人性的惰性懒于思考懒于行动懒于面对、对孤独无归属的恐惧、以及在此之上基于不劳而获的占有欲。其对应的百花齐放可能略显人性化、宽容。但谁又能说在足够大的时间空间范围内,他们不是一回事呢

12分钟前
  • 说不清的蓝。
  • 还行

我其实不明白那群高中生不满什么,以至于在这种狂欢中找存在感,说是纪律,破坏也是纪律的一部分?校服从小穿到大也没见过这种恶性事件啊?与其说是独裁的危害,还不如说是原生家庭的影响,往大了说的社会,不见踪影。

17分钟前
  • 驰生武
  • 较差

个人意见。该片要传达的信息大错特错了。

19分钟前
  • Tu途
  • 很差

明明就是拍青少年发逼疯电影,导演自己逻辑混乱,还偷换概念。和纳粹和独裁有什么关系啊?不就是拉帮结派糊弄谁呢,你要涂个A这就是朋克团体哦。国内一看xx字眼就和打鸡血一样,闹哪样啊

21分钟前
  • 我不是R朗U姆M
  • 较差

真是白瞎了好题材

26分钟前
  • 临渊
  • 较差

作为全片高潮的结尾完全没有逻辑,太做作

28分钟前
  • JasonBunny
  • 很差

玩独裁课堂游戏玩到陷进去,你们是够浪的,虽然这种体制暗喻很不错但入戏太深洗脑到失控未免有点假(这是个政治课呀),生硬且不现实,还不如《狗牙》来的实在,还有那个上好佳一样的问候手势……

30分钟前
  • 腐花儿
  • 较差

感觉是对素质教育赤裸裸的讽刺,坐姿管理,课前起立,上课讲话要举手,听从一个领导人的要求,穿统一去个性化的服装...感觉就是一个中国高中的日常,人物忽然的性格转变还是挺突然的,看着并不那么令人信服,我相信独裁中肯定含有一些强迫,一些从众,一些群体效应。当然,高中生的中二是非常好的催化剂,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特别”,很多时候年轻人都会做出自己年长后无法理解的事。

32分钟前
  • 自然卷小姐
  • 还行

德国佬演技太差了

33分钟前
  • 哇卡哇卡
  • 较差

你认为新纳粹主义不会重新卷土重来吗?看看这部影片吧!法西斯强大的生命力深植于每个人内心,轻易被点燃。

38分钟前
  • 薇羅尼卡
  • 推荐

这一故事?事件?实验?本身带来的思考远远超过了一场电影所需要的任何表现手法.片子的好坏在这儿已经不重要了.从自由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能引发太多的思考.单纯的把纳粹主义归结为可能的结局反而削弱了对这一思考的普遍性.因为极端的结果可能容易让人产生更多的侥幸.又一次让人颤栗.人类究竟要走向何处?每个人都在作茧自缚?

39分钟前
  • york
  • 还行

题材是好的,但展现不够。

44分钟前
  • ᥫ᭡້໌
  • 还行

题材满分,从集体身份认同怎么到专制独裁没说清楚。

45分钟前
  • 山楂卷
  • 还行

可怕的法西斯就是这么产生的

49分钟前
  • 狐狸糊涂
  • 还行

太刻意了

50分钟前
  • Xavier
  • 较差

高概念片,导演挺没水平,同样讨论集权政治的导演——如杜山.马卡维耶夫和吕西安.平特莱等要天才的多了去了,或者可以看看克拉考尔的《从卡里加里到希特勒》一书。

53分钟前
  • 盐lynn
  • 还行

额。。。想法有意思,其他的部分都是在胡闹。完全没讲明白为什么一群学生莫名其妙加入这个组织,根据剧情来看唯一的理由就是青春期叛逆觉得有意思,然而如果这么解释,那这个故事毫无意义,因为青春期的叛逆固然可怕,甚至可能形成电影里的有组织的胡闹,可同样由于是青春期,这种组织和逆反心理也是最容易被瓦解的,根本不成气候,强行说往后发展就是法西斯主义简直就是又蠢又坏。五天是可以变成纳粹,可再过五天这纳粹就自己消散了。

55分钟前
  • M78星云奥特曼
  • 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