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相之城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250716 / 本身可以很精彩的故事，经大鹏的审丑，又成了令人安心的一坨。

朋友侠分食进口酒，海量的现代尬梗，直白台词的填鸭式剧情解说，少看二十分钟都不带看不懂的，大鹏你是懂击穿下沉市场的。

镜头嘛：动作是割裂的，台词却无时间差；闲着没事就从侧后方拍人腮帮子，是老戏骨秀演技新方式吗；鱼眼效果滥用，动不动加速，帧率低成ppt了镜头还要高速移动，配上那土嗨rap你就摇吧，比隔壁F1都狂。

音效吧，那叫一个大事小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踹人、砍树、脚步、击鼓、号角、马倒了、人倒了、饭碗倒了、李子倒了，哎哟音效最高规格——顶上！

噔噔咚咚噼里啪啦乒铃哐啷，bgm还跟红色晚会似的，大鹏从悬崖爬上来我都以为要去堵炮口了。

同样是悬崖，一文职、一马、一傻子，看人玩得多惊险刺激，隔壁侏罗纪特种兵速来偷师啊。

大鹏，台词那叫一个和缓，脸色那叫一个卑微，全程的处理不带变的，一路上又是滋血又是抹泪又是甲缝藏老泥，配合蜡黄圆脸旁那两撮鲶鱼须，谁看了不说他善啊苦啊。

这套演法23年你不都用过了，新招没憋出来就又来骗钱，快给朕端走。

最后，木棉花瓣还能这么飘啊，有冇搞错？

（抬头看眼自己ip）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前几天去电影院看了电影《长安的荔枝》，一个几十岁的男人，在偌大的电影院里，差点哭成了梨花带雨。

看到耗尽心力、白发苍苍的李善德在空荡荡的长安宫城内独自奔袭，背后挡一刀的包袱缝中一路飘出的红色木棉花如他走过的血路一条，说不出是同情还是怜悯，抑或是其他更复杂的情绪，只是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如果说去年的《年会不能停》是用戏谑和嘲笑来表达对现代职场的莫大讽刺，那么今年的《长安的荔枝》则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混沌环境的一纸控书。

大鹏导演在现实主题的电影中极大升华，诚然，这离不开马伯庸的精彩小说。

无论是《年会不能停》还是《长安的荔枝》，大鹏关注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为什么小人物容易引起共鸣？

因为这便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的遭遇。

你我年少时都曾意气风发，憧憬着闯出一番天地，梦想着改变世界；你我努力工作、耗费半生，终在这城市间可有地立足；你我本都是堂堂正正、正直勇敢，却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活出了不同的模样。

有人活成了高高在上的杨国忠，有人变成了不阴不阳的鱼朝恩，有人是欺上瞒下的刘署令，有人是置身于外的杜少陵，但更有人是兢兢业业的李善德。

这个曾经的城门少年郎，为人正直、一生坦荡，他不作恶、不为祸、不欺人、不媚上，在工作上勤恳务实，工有所偿，学有所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小康安居。

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被摊派设计的不可能的任务，改变了一生。

无意义的任务，因为媚上而无人敢于反驳；设计陷害，无能上级为求自保借机排除异己；尸位素餐，相关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动动嘴皮将皮球从手上踢出去；成果收割，论功行赏时无关之人个个奋力表现；暗渡陈仓，掌握权力方趁机大肆敛财。

只有李善德，他一心成事，在这个不公平的泥沼潭中苦苦挣扎。

他虽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也曾在朋友的提点下向权势低头，在杨国忠所谓“强者无需遵循任何流程”的授权下尝到了掌握强权的滋味。

但看到大片大片种植多年的荔枝树被砍伐，看到无辜的平民被迫逃亡流离失所，他终究无法违心去成为染黑清白的那个织网人。

这也许是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在这场考验人性的修罗场中，李善德终不愿同流合污，终选择跟从内心，更敢于执仗言辞揭露黑暗之不公、斥责魑魅与魍魉，这是他问心无愧的勇敢，是他正直内心的倔强。

可悲的是，这耗尽数月之久的任务，砍尽了岭南的所有荔枝树、榨干了沿途平民每一滴血汗、奉献了百里奔赴却丧命于权斗刀下的无辜送货郎、倾尽了举国上下官民全力终能保得能及时送达的仅存的一瓮荔枝，在一桌琳琅满目的果香菜品中，黯然失色。

这一场浩劫所获的，只是一道无人问津的盘中水果。

控诉多于讽刺！

而我们日常大费周章所做之事中，又有多少正如这一盘荔枝一般，无意也无义？

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那些尔虞我诈的算计、冠冕堂皇的虚妄堆出的庙宇高堂，终不如岭南山下种一株果树收一颗荔枝更踏实自在。

身在官场的李善德身不由己，被押上妻女性命的处境下只能背水一战。

所幸的是，你我都还有选择……

如果是先影后剧，那真的口碑跟票房表现会比现在好得不止一点...参考当我说去看了荔枝，我同事问我：？

不是电视剧吗？

你又看一遍？

谁懂我内心的崩溃...拜剧版所赐，上映前就有“质感差”“剧情魔改”“严重注水”“新角色抢戏”的关联标签，哪怕影版从节奏到质感再到最后的拔高，全方面尊重原著、认真考究、甚至有些“独辟蹊径”的意思，但因为从为剧版的播出早就消耗了一大部分观众和ip粉的信任，导致口碑真的在前期受到重创，甚至于路人夸它自动自觉被打成“水、jun”（对，没错，我就被打成过，我真的会无语）冷知识，电影三月份就已经定档，无奈还是被剧版抢了一手，糟糕的完成度直接拉低IP好感。

哪怕电影带着诚意杀出来，把剧版丢掉的“故事性”捡了回来，把“运荔枝”的主线拍清楚，把人物每一步的动机、困难、转折都完完整整的呈现，把小人物掀桌的反抗勇气诠释的淋漓尽致，敢骂、敢拍，尖锐地讽刺职场压榨、底层百姓的血泪经历，也抵不过一句“剧版那么烂，电影能好到哪去？

”如今影版被剧版拖累的局面，就很像现实版“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像李善德一样兢兢业业地运着鲜荔枝，却被“荔枝煎”提前截胡摘了果子，现实往往比影视作品更加魔幻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

“长安的荔枝”是个偏正词组，遵循常规的语法结构，它的主体成分是荔枝，长安只是作为修饰的前缀。

但看过这故事的人都知道，荔枝，其实原本与长安无关。

试图改写这份无关的、试图在无关里强行建立相关性的，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与其说是荔枝受宠若惊地趋向和靠拢了长安，不如说，是长安偶然看见和想到了荔枝，是长安蛮横地占有和收编了荔枝，是长安不可遏制地要把荔枝纳入自己野心四溢的餐盘，是长安妄图用违背天然的方式、持久地保留荔枝的天然。

那么好，真正的主角浮现，真正的主角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主动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主动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控制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控制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长安试着用荔枝来证明自己的盛大和不朽，但最终，电影拍的是荔枝所烛照与透视出的长安，是被小小荔枝所戳破的、所揭穿的长安。

荔枝像一个钻孔与一把尖刀，足以破开与窥探出所有关于长安的昏聩、傲慢、虚伪、狰狞和凶残。

但操作钻孔和尖刀的依旧是长安，是长安亲手启动了对自己的戳破和揭穿。

它带着一些很商业化的基因、一些肉眼可见的卖座元素，比如屌丝逆袭，比如废柴联盟，比如异域风情，比如闯关打怪，比如倒计时的紧张和无中生有的破局，比如政治斗争的棋局上小人物的缝隙求生，比如前倨后恭，比如快意恩仇，比如最后一分钟营救，比如深藏功与名的远走。

但这样的电影，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庸俗化，就是主动上赶着拍成了“机智勇敢、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抱定信念和时间赛跑、把不可能变成奇迹与荣耀”的励志剧，拍成了“今天我充当替死鬼孤身远走，明日我总揽大权王者归来”的复仇爽文，拍成了算学小吏到荔枝大使的盛唐版杜拉拉升迁记。

甚至，拍出大鹏最擅长的职场黑色幽默，拍出甩锅、顶缸、踢皮球、层层加码、“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当代社畜魔幻体验大全，也是不够的。

这个电影必须拍出的，是这一切背后的荒谬、绝望和虚无，是只求片瓦安身的良民如何被卷入了九死一生的腥膻，是官僚系统的乖张、冷血和愚蠢，是帝国的内耗和自欺，是一个灵魂怎样被体制所异化、扭曲和蚕食蜕变，是无限扩张毫无约束可言的权力肌体、怎样玩火自毙。

千顷良田、万里烽烟、百条人命、十方征敛，最后只是桌角一枚捻起又放下的谈资。

“我尝了一颗，也就那么个味儿”。

别忘了，最开始，也不过是偶然有个谁，向圣人说起了岭南的荔枝。

圣人其实没有当回事，圣人肯定没有当回事。

那些曾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事，最初，都没有被当回事。

第一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天真地以为，自己代表的是长安。

虽然他那时候很矬、很穷、很low、很弱，但他的心理结构是与长安同构的。

他来寻找、购买和运送荔枝的理由动机，也是希望能够在长安真正地证明自己，希望能让长安真正地接纳和收留自己。

不仅是他，那一刻岭南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对长安的向往、至少是敬畏，苏谅在投资一个为朝廷效劳的机会，林邑奴想要去传说中人人平等的京城再喝一杯自由的酒浆，哪怕是热力四射无拘无束的蛮族少女阿僮，也天真地以为，荔枝园一旦变成皇庄，就能具备一个永恒生效的护身符。

第二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已经理直气壮地，被赋予了代表长安的资格。

所有曾经能囚禁和摧毁他一生的东西，所有他曾经敬畏和奉行一生的东西，现今都会被他腰间那枚令牌击作粉碎。

但他目睹了这枚令牌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他目睹了令牌下的民不聊生与家破人亡，不对，他挂着令牌亲自开启了民不聊生，亲身参与了家破人亡，谁的家破人亡？

天下人的家破人亡，也是那些帮助过他的岭南人、那些曾经向往和敬畏过长安的岭南人的家破人亡。

当他发现，被长安所承认和加冕、被允诺成为长安代言符号的他，并不真正地快乐与满足，他的内心，已经从长安，位移向了荔枝。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来自长安、奔向长安、服从和效忠长安、最终能够回到长安、并被封赏于长安，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荔枝。

你的格眼账本里装不下长安的计划，在那更大的格眼账本里，你自己也只是一条要被删除的烂账。

长安是圣人和贵妃的，长安是杨国忠和鱼内侍的，长安是刘署令和招福寺典座的，长安甚至是远居岭南的肥胖节帅的。

长安唯独不是我们的。

长安有时会偶然想起我们、用我们去装点自己，但更多时候，长安只是在践踏我们，砍伐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

所以那一路上的夺命狂奔、赴汤蹈火、浴血相搏，与其说是李善德要把荔枝运向长安，倒不如说，他是在长安设置的关卡和长安安排的杀戮跟前，保护着他的荔枝、保护着和他一样微渺却拥有新鲜生命的荔枝。

所以你固然可以抒情说，比长安更不朽的，注定是荔枝，因为李善德远遁归隐种植荔枝的日子里，长安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安史之乱的灾殃，李善德手植的荔枝成熟的那刻，也是长安沦陷的消息传来当日。

荔枝似乎赢下了时间、赢下了历史的审判。

但这终归是创作者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打赏，因为长安沦陷后，还会有新的长安。

而荔枝再次成熟后，除了等待来自新的长安的新的征召令，再没有其它命运。

我们都爱荔枝，我们都爱那些远离长安的荔枝，但只要长安想起了荔枝，荔枝就始终只能是长安的荔枝。

一骑妃子笑，万古无人知。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全片以李善德视角展开，讲述一名九品小吏如何完成从岭南运送荔枝至长安的不可能任务。

开头几个转场，从初入朝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少年郎，到案牍十八载的职场老实人，立住了李善德的人物形象，耿直不虚，勤勤恳恳。

直到莫名被卷入权宦之争，接下荔枝使的任务，故事才算步入正题。

电影前半部分时不时穿插一些小笑点，让人忍俊不禁，后半部分，当越来越了解李善德，他像是每一个历史里认真经营生活的小人物，像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让人情不自禁同他共喜悲。

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小吏的位置上一生默默无闻。

可命运的瓢偏舀起这捧清水，把他安在荔枝使的位置上，投入朝局的纷争中。

电影安排了两处大转折，一处是主角对做官的悟。

李善德在岭南几经奔波终于试出了一个可行的荔枝转运方略，他喜极奔回长安，却被各个部门推脱，无路可走时又被鱼朝恩抢功冤入狱中。

好友杜子美前往狱中告诉他和光同尘的道理。

李善德悟了，又得杨国忠的助力，却也卷入了权宦之争。

另一处转折在他对本心的坚持。

眼看荔枝转运要成，觥筹交错间也逐渐摸到官场之道，好不春风得意。

但进退之间有太多的不得已，不得已负得诸多好友，却也难换一隅心安。

护送荔枝路上，他失去了太多，护不住阿僮的荔枝园，守不住对苏谅的承诺。

他的心一直在挣扎，直到看到逃驿的账本，一瓮荔枝，承载了无数百姓的苦难和血泪。

在功名在即时，他还是那个耿直人，要把荔枝里面的利害与杨国忠陈明个清楚明白，这几月熬白了头发的他，像是十八年前城门前初入繁华的少年郎，一句为民做官入长安，半生劳碌奔波案牍忙。

最终圣人一盘绿李保住了李善德的性命，流放了岭南，是祸亦是福，正避开了安史之乱，而他听到长安沦陷的消息，只默默走到荔枝树下，吃了许多的荔枝，淌了许多难言的泪。

电影切入长安的闪回，他的好友杜子美尚在长安，从此风雨一生。

作为看过原著的人，真实感受到了电影本身的诚意，它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核。

原著人物伴随故事深入逐一登场，不时出主意的杜子美、交于利成于情的胡商苏谅、荔枝园爽言爽语的阿僮。

镜头语言细密无一处闲笔，每一个人物都写尽了历史中小人物的底色，扣住了小人物穿针，大历史引线的叙事节奏。

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时，曲意正呼应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安得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多少文人志士身抱横渠四问之志，想成就一番理想与事业，可时势难为，历史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便是一座山，最终也是劳劳碌碌无留痕，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浪潮里是如此微弱。

但电影和原著故事想说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骑红尘下的万家灯火，是稚子昂首念出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电影原著作者马伯庸老师也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分享了他对于历史和个人的想法，他先说了一个关于砖块的故事。

在曹操宗族墓群考古中，出土了一块公元170年的砖块，刻了一段工匠被压榨后充满怨气的话语：“王复！

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

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其中“仓天乃死”与14年后的黄巾起义口号仅一字之差，可见底层民众之苦已久，一句怨语更似乱世将至的预言。

一个人的声音融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声音里，便成了势。

宏观历史的不可抗并无碍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普通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人，过好自己的一生便已是不负此生。

诸多水滴聚流、汇江、成海，最终成就那滔滔的历史大势，如何不能说作为水滴的我们与时代、历史同呼吸共脉搏？

所谓盛世大唐、锦绣长安，从来都与人民无关，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赞许称道那个遥远的朝代？

因为它荟聚了无数文人大家的热忱激情与诗酒才华，也集结了无数平凡读书人的青春抱负和理想宏愿，以及无数黎民百姓日子人的自强不息、晨昏辛苦。

然而历史已知，最终长安沦陷，大唐消亡。

而《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中年的败落与理想的消亡。

恪尽职守、正直清廉却被同僚坑骗陷害落于难题绝境，百折不挠、苦思冥想摸索出了运送荔枝之法终沦为了权势斗争的工具，明知这桩事肮脏荒唐但为了妻女无恙也还是要冲下去。

他见百株老树被砍伐、无数贫民不堪苛税逃驿离家、舍生取义相随的人马枉死于长安脚下，他用好友以命换命留下的白发残躯和最后一坛荔枝策马狂奔在灯火通明的宫门长街，殚精竭虑熬干心血九死一生得来的几颗荔枝是让人恸极反讥的笑话。

不过，当时的他回眸一看幼女和妻子饱含慰藉与心疼的泪眼，也只顾打马，奔向这场背负平民血泪生死闹剧的终点。

他本可以在这场弄权媚上闹剧中圆满谢幕，悄然隐去，但为心照可宣无愧天地间，为无数理仍在头破血流、命悬一线时发出了不需要回答也不会被回答的叩问“取之于民，用至于上，又何谈不劳一文”。

沾着血恨的荔枝催化着大唐衰败，而对黎民死生漠然罔顾的又岂止长安的荔枝。

后来，被发配岭南而幸免于安史之乱的李善德在荔枝树下泪流满面痛吃荔枝不止，哭得不是圣人权贵，哭得是寻常烟火万家流离失所，哭得是当年在长安寄托清白愿望的少年郎。

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热诚悲壮的故事自然值得大银幕呈现。

大鹏演绎李善德真的太有信服感和感染力了，淋漓尽致完美诠释了毕生努力理想宏愿崩溃于一瞬间的破碎绝望与坚守孤勇。

无论是被盘算前的清白质朴，去岭南万里跋涉的落魄潦倒，后来背水一战、双目猩红的殊死一搏，演得都太动人细腻。

最绝的，还是李善德后来满头白发、满面血污、耗尽气力、苦苦支撑在华灯明亮的宫街上策马奔驰，鼓声马蹄声渐起，就忍不住跟着哭，被一声嘶喊直击心门。

除了大鹏极具张力，其他演员也不差，特别地，素面朝天的杨幂好出彩，一双水汪汪的明眸盛下太多深情牵挂，太多泪水心疼。

还是宫街重逢那一场，两两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在电影中悲喜交集、荡气回肠的氛围里具象化了。

虽非主线的夫妻同命，感人至深。

一路走来到《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演员大鹏——尤其是演员大鹏，值得心悦诚服的五星。

对了，片尾曲《庙堂之外》真好。

年度电影歌曲+1，词曲唱演都是绝佳，但尤其唐恬老师的词啊句句入心，清雅，悲悯，且浩气长存，如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敬来路敬高山，愿我此生也能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无愧天地间。

大鹏展翅震长空，底层出身的大鹏拍出了原著小说的精髓，小人物撬动大历史，小切口见大时代，充分融入了现代的思考维度，这种小人物的视角特别能引发共鸣。

在他的电影里，喜剧是可以高级的，但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曲高和寡，只有雅俗共赏，必须是直通人间烟火气的。

大鹏的成长故事特别励志，从屌丝男士茁壮成长为电影大师，走的不也正是岭南送荔之路，《屌丝男士》收获基础受众群体，《煎饼侠》赢得了市场却透支了口碑，但也让他真正了解电影，聪明的人总是特别擅于学习并总结，《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保你平安》、《热烈》…各种类型片都能够自如驾驭，直到《长安的荔枝》，如此庞杂的制作规模，更能看到大鹏已臻成熟的电影语言控制能力，叙事结构及节奏丝滑流畅，美术置景精致考究，人物塑造也足够出色，几个眼神就拍出了最好的杨幂，刘德华十来分钟的杨国忠也拍出了权臣的威严及狠辣，当然，最出彩的还是大鹏的李善德，小人物的各种微表情展示太立体太到位了，他有小市民的算计、懦弱和世故，被命运抛入绝境后，才爆发出惊人的韧性、智慧和勇气，整个过程真实可信，特别有共情能力。

最得劲儿还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

“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为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做事见贤思齐，永远感恩上级”…深刻讽刺了官僚体系的僵化、腐败和冷酷，对权力、制度、民生进行了犀利而不失温度的剖析，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