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的另一面

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

人们挣扎着存活于降生的世界上。

——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芬兰影片《希望的另一面》用极简、古怪的复古风讲述了一个来自叙利亚阿勒颇的难民哈立德-阿里躲在一个运煤船上逃难到芬兰求生存的故事。

乍一看这部今年才上映的电影，还以为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

《希望的另一面》是一部用35mm胶片拍摄的电影，保住了导演考里斯马基电影一贯高纯灰度、低明度的美术特点，朴素而诗意，也让他的那些呆呆的空镜看上去更亲切。

最棒的是他的极简主义叙事镜头。

老式的房屋、餐厅，老式的汽车，昏黄的色彩加上一群面无表情，甚至木讷的人群，构成了人物的总基调。

整个影片文艺范十足，空镜头不少，时间进程缓慢，保持了一贯的欧洲文艺片的范儿。

这是一部用喜剧外壳装一个难民悲情故事的影片。

本来几个主人公的人生是没有交集的，但由于有了一家叫“金色品脱”地下餐厅的存在，让他们产生交集，并彼此碰撞，有了故事。

“金色品脱”地下餐厅老板维克斯特伦原来是一个服装推销员，由于遭受与老伴的感情危机，不苟言笑的一言不发地把家门钥匙扔给女人，又脱下婚戒丢在桌上，离家出走。

在卖掉3000件衬衣后，维克斯特伦用这钱参加了一场私密的地下赌博，赌计高超的他大获全胜。

于是他用赢来的钱买下了这家售卖沙丁鱼，只有光秃秃的墙壁、几张桌椅，和一张摇滚音乐史中最伟大的电吉他演奏吉米-亨德里克斯肖像画的餐厅。

这是一个芬兰普通老年人的生活。

这一边维克斯特伦正在重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另一边叙利亚难民哈立德-阿里正在逃离战乱的家乡阿勒颇来到了芬兰。

哈立德除了一个妹妹，其他亲人都在战乱中被打死了。

于是，作为汽车工程师的他向汽修厂老板（也是他的岳父）借了6000美元，带着妹妹逃离叙利亚。

可是，在穿过众多国家边境时，他和妹妹走失了。

他一直在各国边境难民营辗转寻找自己的唯一的亲人妹妹，可是他遭受了所在国极右分子的殴打，情急之下逃到一艘运煤的货轮，而这首货轮开往芬兰。

哈立德是一个眼神坚毅的孤独男人。

他来到警察局要求政治避难。

当然等待他的就是辗转各处收容站和面临很多次面对面的资格审查，之后等待审查结果。

不久就等来最终不得申诉的结果：遣返。

审查官宣布了外交部等部门意见就是叙利亚阿勒颇地区虽然在打仗，可是不能成为居民逃难的理由！

当即，哈立德被拷回收容所，不得离开，等待第二天早上遣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晚电视新闻就在播叙利亚阿勒颇居民被屠杀的画面。

其实，哈立德知道，他要被遣返回国，就是送死。

第二天哈立德在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护士的帮助下，通过一扇小门，砸破一扇门窗，逃在了大街上。

后来他和一条流浪狗躲在一家餐厅的厕所里。

这家餐厅就是维克斯特伦的“金色品脱”地下餐厅。

外表冷漠，内心善良的维克斯特伦收留了他，让他在餐厅打工。

维克斯特伦还找关系帮哈立德办了一张假身份证。

事情好像有点完美了。

这不太可能的。

哈立德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妹妹，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开寻找唯一的亲人。

在躲过无数次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盘查后，哈立德终于得来了妹妹还活着的消息。

这时，哈立德马上要给维克斯特伦辞行。

可是，维克斯特伦认为哈立德还要重新穿越几个国家边境找妹妹太危险，于是找到一个长期跑这条线的司机，让哈立德写封信给妹妹，妹妹确认后就让货车司机把妹妹带到芬兰。

不久的一天晚上，货车司机真把妹妹带到了芬兰。

兄妹相见，没有泪水，只有拥抱。

哈立德告诉妹妹，第二天她就去警察局自首，申请庇护，而他目前的身份不能送她到警察局。

他把妹妹交给同在餐厅打工的芬兰当地的实习生，让她把妹妹送到警察局。

兄妹重逢，这应该是圆满结束了。

可是，还没有！

但哈立德回到维克斯特伦以前的衬衣仓库，现在是他临时住所的大门时，又遇到长期欺负殴打他的极右排外的光头党成员，这一次他被光头党捅了一刀。

第二天，维克斯特伦来到仓库叫哈立德时，发现地上有血迹，哈立德不见了。

哈立德到哪去了呢？

第二天在警察局门前，哈立德见到了准备自首的妹妹。

他简单嘱咐了几句离开了。

镜头一转，哈立德躺在一颗大树下，包扎伤口纱布已经被血染红，那一只曾经和他在一起流浪狗也在他身边。

他面带微笑，抽着一支即将燃尽的烟。

这就是一个难民希望的另一面。

面对前路，唯有那只流浪狗陪着他在不断躲避中，寻找另一面的希望。

就像妹妹见到哥哥时说的那句话：死多容易，但我想活着。

刘著民，媒体人。

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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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津安二郎、罗伊•安德森和阿基•考里斯马基影片中的角色人物的表演都可以用“僵硬”来形容，但他们之间又有区别。

小津安二郎的是“僵而不硬”，演员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带浅浅的笑，没有大的感情起伏，面部表情变化很小，其背后蕴藏着些许无奈，但保有温情，小津的风格完美体现解构主义的开放性和无终止性，人物之间的对话，无指向性，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锚定，但细品觉涵义隽永，他的影像中最平淡的生活原生像却使观者有其各自的解读和感悟，孰对孰错本无定论，生活的真谛在被濒临把握时又被重新解构了，导演没有有意识地传递给观众以某种意义，因为传递的信息不是导演艺术的单一表达，而是日本家庭文化的各种冲突的体现； 阿基•考里斯马基的是“硬而不僵”，剧中人物面部表情严肃，不苟言笑，双唇紧闭，言语交流生硬而缺少感情，语言交流剔掉所有无用寒暄的修饰枝节，减除圆滑、世故的用语和行为，这样增加了交流的有效性，去除了表达的多义和含混性，阿基的影像特质是结构主义最好诠释，人物关系看似松散、孤立，实际上它们构成一个严实、紧密的整体，孤独的个体也是社会整体的镜像和浓缩，个体是与他人的同一合作中形成并不断地完善自我；而罗伊•安德森的是“既僵又硬”，人物面部涂上油彩，已难看出喜怒哀乐，他们行动迟缓如僵尸，去情感化的生活呈现出一股死气沉沉的气氛，安德森的影片风格是存在主义的被抛，沉沦和向死而生。

阿基的影片以七十分钟左右居多，但这部影片却超过了一百分钟，算是阿基影片中的一个异类。

阿基电影的一大特色是色彩的运用，他的色调是暗色系的，忧郁的，古典而怀旧的，大范围的偏暗色块运用衬托着人物角色与现代时代的隔离与滞后感。

影片色调非常贴合西班牙画家里贝拉画作的暗色调，阴郁而庄重，但影片的内在形式却是印象派的，导演主观经验来迅速捕捉生活瞬间，影片呈现的生活是采样化和粗线条的，导演的目的意不在将生活刻画得精致或苛求逻辑上的严密性，人物偶然的而不是深思熟虑的行为，例如影片中开餐馆的芬兰人对于叙利亚难民的出手相助，更显弥足珍贵。

人物的交谈简洁和直接，即使是得到对方的帮助，也很少说“谢谢”，客气的寒暄在影片中是很难见到的，如此的交流更显真挚。

在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已经高度发达和全球化的社会的今天，表面上生硬的言语，实际上是摒弃了人们惯常的搪塞、推诿、恭维等假情假意，而还原了语言创立之初的本质。

阿基影片中的芬兰人多为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现实世界中的芬兰人是否也是这般模样？

本人和一些芬兰人有过一些接触，的确他们多是比较严肃，不喜欢开玩笑，通常嘴唇都紧闭着，而且在酒店大堂等处相遇他们通常不会和陌生人打招呼，对于你的问题，会做简短回答，不喜欢聊天和闲谈。

既然说到了芬兰人的性格特征，下面就再闲聊一下其它几个国家的，首先说明，我只是接触了他们中一部分人，具体都是基于自己的观察，并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评论也力求客观（100%的客观是不存在的，因为任何评论都不可避免地受评论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所影响），他们作为个体所表现出来的言行虽不能完全代表他们的整体，但是每个个体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每个个体所有的特质都会在其代表的整体中找到多个类似的样本，因为个体的特性都来自与他的群体的遗传性和社会性，而不会凭空出现，因为其行为多是由其在群体之间交流中产生的，不被理解的行为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所以见一斑，可大致窥全豹。

首先说一说美国人吧，毕竟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无处不在，考虑到美国短暂的国家历史，加上其复杂的国民组成，可以说美国人是没有统一的民族性的，作为一个全世界各民族，各种族的混合体，他们对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都有一定的接纳性，但整体上，美国人是看不起黄种人的，但表现是非常隐蔽的，多体现在一些小细节上，例如旅游场所或餐馆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对于白人是面带微笑的，对于黄种人表现不卑不亢，即使有笑容，也有种皮笑肉不笑之嫌。

当然大家可能会误会说：“是不是你自己玻璃心，一边向往美国，一边又总觉得自卑和自尊心受损，酸葡萄的心理作祟？

” 那估计您会错意了，因为本人一贯信奉人人生而平等，一样有龌蹉的思想，一样的吃喝拉撒，皆是自私自大的一团团活动的肉而已，而且我也不向往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因为看过了解过之后，发现各有各的光鲜和污秽。

下面说一下日本人，基本上我遇到的日本人都非常的有礼貌，做事情讲究遵循原则，即使是某个事情做了无数遍，他们都不会走捷径，当然他们对于国人喜欢抄近路办事方法比较不喜欢，他们也非常的爱干净，还有他们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去喝酒都非常的实在，与国人都想让对方多喝不同，他们喝起酒来毫不谦让，每次都以喝多喝吐告终。

日本人由于民族组成的纯粹性，所以他们的民族的特性也非常的明显，固执而执着，并且他们对于亚洲其它国家的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轻蔑，但他们对于不符合他们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的言行是看不起的，其交谈的话语的语调和面部微妙的表情已表明了他们的内心。

再聊一聊韩国人，他们也是比较的讲礼貌，见面非常谦逊地打招呼，他们做事对于规矩的遵守介于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做事遵循原则也有时不排除走捷径，而且他们好多人都可以讲一些中文，而且他们也比较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中文表达，不是为了简单地秀一下他们会了几句中文而已。

下面看看印度人，他们有时会非常明显地表示出来看不起中国人，估计自己一直为自己自诩的白人身份不被认同而愤愤不平有关，而且他们大多数人喜欢夸夸其谈，大谈心灵鸡汤，说的多做的少，是镶金边的尿壶-嘴好，眼高手低，作CEO是他们最好的选择而且现实也的确如此。

接着让我们看一看法国人，他们做事情没有美国人的严肃性，行事有时偏随意，即使是工作上的事也不例外，有时他们显的比较自大，估计还是吃着以前拿破仑的老本的缘故。

说到英国人，他们多表现温文尔雅，讲话句式比较复杂，用词比较美国人考究，交谈时比较尊重对方，会聆听对方再作回应，不似美国人多喜欢夸夸其谈。

英国人与国人交往，非常礼貌，但他们的骨子里面是傲慢的，他们总是抱着一种令人不易察觉的高高在上的姿态。

最后说一下德国人，他们做事严谨，但表面不像芬兰人看上去那样冷漠，对于寻求帮助的人比较热情，为人谦逊和对人礼貌，他们的自豪和优越感是不外露的，这是最高层次尊贵感，不靠轻看和贬损对方而彰显自己。

而低层次恰恰相反，人们最看不起的是和自己相像的同类人，因为他们为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恼火，基于库利的“镜中我”和拉康的“镜像理论”，我觉得人们逐步地形成自我的过程也是渐渐厌恶自己的一个历程，所以他们才选择轻贱“像自己”的他者来排斥“自己”。

两线交汇

生活若有光

选择

勇敢

希望Tämä Maa Harri Marstion & Antero Jakoila在湖边有一片土地一个男人站在田间正值五月的春天树木都披着黑衣男人心中别无他念只愿作物茁壮生长这是块坚硬多石的土地也是片灰云常郁的土地尽管主为农夫带来恩泽这片土地永远不会如此无畏的玉米高高挺立男人在心中悄悄祈愿愿作物保收无恙却不知未来如何寒冷的夜晚不断雨下了整个八月所有努力付之东流潮湿的玉米上了冻

前不久，终于五五六六，迷迷糊糊的啃完“风筝”。

好的是，还能为哈桑和阿米尔各自的“For you,a thousand times over”唏嘘感慨…！

今晚，这部“希望的另一面”剧情如此对仗，让我再次回到两兄弟经历的那一面。

阿米尔和父亲从阿富汗逃难到美国，男主和妹妹流落到欧洲，途中男主和妹妹失散。

男主在芬兰得到了好心人外冷内热的温暖关怀，就像芬兰寒冷的天气和火热的桑拿。

男主通过司机帮助找回了妹妹，恰如阿米尔通过司机找回自己侄儿。

“风筝”看过感觉沉重感伤，“希望”则更显轻松温暖。

个人记录，短评写不下。

1’Halid从船上下来的时候看了一眼船员，但是不知道什么感情。

后来在审判会的时候说，“一个好心的船员发现了我，没有告诉船长”。

后置。

先给一个果，再给因，不显得煽情，反而因为当时的误解，会有迟到的感动。

属于叙事的技巧，讲故事不动声色，高级。

2‘ 现实感来自于不做美化的直接呈现。

香烟烫进戒指，全是烟头的盘子，Halid 洗澡时的黑水，接待中心里人黑着眼眶无望的等待。

是的。

人生一些日子就是这样的。

一般对戏剧性似乎是为了挽救现实的平淡。

那是人们还不会看。

3’ 开场惊人。

丈夫走时复杂的愤怒与仇恨，妻子把戒指扔进烟灰缸，且直接把烟头扔进去。

结尾开了一家杂货铺，为转变提供点可信度。

4’ 歌曲一直提到 妈妈 我要死了 给我买件白衬衫吧 这么顺利、积极 只是为了对抗死亡 ‘我装作开心。

你应该如此，有用‘ 5’ Halid 在梳妆台梳头。

体面，尊严。

最后妹妹没有黑下去，她没丧失希望。

最感人可能是halid 坚持和妹妹在一起，确信只要两人在一起，所有生活都可以自己创造，而不依靠黑在芬兰，有个好老板。

但这个角色呈现有些复杂，说爱上芬兰又想离开，以及告诉妹妹黑身份可以给她一个全新的生活（说明他认可这种生活）但结局又随时准备好走，没想清楚。

6‘ 尊严还体现在老板，一点一点展现他的行为。

买衣服、卖衣服、先卖几件，然后卖掉整个库存，和食品店老板极为自信地要价格，经历行情不好。

带妹妹回来，被检查。

人不屈不挠。

不加修饰地展现人的行为，来体现人的尊严，继承自海明威，近了拉美Alonso 的 《自由》也是同理。

不写了。

说实在的，我是第一次看阿基导演的电影，感觉很好。

因为是去年的新片，所以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时间是最好的观众，在若干年后浮出水面的好电影，才是真正的好电影，而这部恰恰不是，这真是让人意外的惊喜。

网上这个中文翻译并不太好，我看的题目翻译是《另一面的希望》其实这个说法会更加贴切主题，“另一面的希望”是比较阳光的，至少也是希望；而“希望的另一面”就不好说了，就显示不出这本影片的喜剧效果。

这本电影最好的就是对比特别到位，这样一个沉重的话题，让人们去直面它，导演的方法是排除一切杂乱的干扰，让它的本质浮现，然后加以反差对比，起到一个喜剧的效果。

主人翁在酒馆喝闷酒，门口艺人弹着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既是对比，又是主线的延伸与升华。

Enter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Aki Kaurismäki’s prolific career slows down tolerably, only 5 features in 23 years, but it also marks a harvest season for a filmmaker of such a unique style and sentiment. THE OTHER SIDE OF HOPE nabs him Best Director in Berlin and FALLEN LEAVES is the recipient of Jury Prize in Cannes. Both films take place in Helsinki, the former is a bifurcating story about a young Syrian asylum seeker Khaled Ali (Sherwan Haji) and Waldemar Wikström (Kuosmanen), a middle-aged local career-changing restauranteur, both want to start their lives anew, but life is not fair, Wikström can scoop a sizable fortune overnight in a poker game whereas Ali’s heart-rending plea has zero chance to pass the bureaucratic flintiness. But their paths eventually are crossed, comedic episodes alternate with dramatic occurrences (the restaurant’s inutile attempt to wheel out Japanese cuisine is a total gas!), the big reunion of Ali and his sister Miriam (played by Sherwan’s own sister Niroz) pays off grandly without falling into a drippy trap, Ali trusts Miriam’s decision to apply for asylum seeker even though he knows from experience it is a tall order, and the ambivalent coda (with the racism and identitarian menace remains the bane for an immigrant) is marvelously touched up by a canine tenderness, which also crops up in FALLEN LEAVES. On the strength of Haji’s dignified, roundly relatable performance which uncloaks Ali’s smoldering frustration and trepidation, consolidates his resolute in regarding all the setbacks without blinking an eye, and Kuosmanen’s expertly conveyed compassion, Kaurismäki makes a compelling case appealing to our commiserations apropos of the immigrants crisis in Europe through Ali’s quandary and Wikström’s altruism.

FALLEN LEAVES is a romance, but with a difference, Ansa (Pöysti) and Holappa (Vatanen) are two working-class lonesome souls in their late 30s or early 40s. She is a zero-hour contract employee in a supermarket and he is a sandblaster, neither manages to keep it for too long, but at least in Finland, they are not distressed about seeking a new job. As a matter of fact, distress is something one can hardly detect in Kaurismäki’s corpus. No matter how dire and miserable the situations are, his actors’s poker face remains immutably impenetrable, and unlike “a deadpan look”, Kaurismäki’s trademark expression betrays no self-consciousness. His “subtraction” of emotions through impassivity and stillness of the body language is an acquired taste, but in FALLEN LEAVES, it reaches a form of abstraction, a simplicity, as we watch Ansa and Holappa masterfully code their intentions and thoughts barely pulling a facial muscle, it is droll, but also amazingly candid. Both Pöysti and Vatanen are real finds, especially the former, accessorizing her performative reduction with an evocative aroma of tristesse and resilience.Ansa and Holappa are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who mask the tediousness of their quotidian existence with a strong face of sufferance. However, when a chance to connect with someone arises, both are conferred with a volition to reach out (the lost contact part is very deliberate but how they wordlessly try is unexpectedly touching), even when fate separates them for a second time (after Holappa steels himself to get rid of his undue reliance on alcohol, a salient motif as a relationship deal-breaker in both films), it is merely another test for them to find each other (this time, it is Ansa’s turn to reciprocate her unuttered affection), walking side by side toward a probably rosier future. Kaurismäki’s concerns over class and politics continue its lifeline in both features (the ongoing report of Ukraine war is a running commentary in FALLEN LEAVES), so is his distinct sense of wry humor and his optimism in humanity, however gelid and reticent a person might intransigently appear, their inner benevolence can slowly radiate through and meld with a receptive equivalent. There is a knowing nod to Jim Jarmusch that much to Holappa’s amazement, Ansa really enjoys THE DEAD DON’T DIE (2019), a director whose artistic complexion is mostly akin to Kaurismäki’s, not least their fondness of using diegetic music, here, Kaurismäki’s Scandinavian auditory selection has always been a boon to salve one’s anomie-bedeviled anima. It must be a maxim that those who love Jarmusch’s films cannot be bad persons, and by the same token, so are Kaurismäki’s stalwarts. referential entries: Kaurismäki’s LE HAVRE (2011, 8.3/10); J-P Valeapää’s DOGS DON’T WEAR PANTS (2019, 6.2/10); Jim Jarmusch’s NIGHT ON EARTH (1991, 8.1/10).

English Title:The Other Side of Hope Original Title: Toivon tuolla puolenYear: 2017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English, Arabic, Swedish, Japanese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Sherwan HajiSakari KuosmanenIlkka Koivula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Simon Al-BazoonKaija PakarinenMaria JärvenhelmiNiroz HajiMilka AhlrothKati OutinenTommi KorpelaSulevi PeltolaPuntti ValtonenHannu-Pekka BjörkmanElias WesterbergTaneli MäkeläRating: 7.9/10

English Title: Fallen LeavesOriginal Title: Kuolleet lehdetYear: 2023Country: Finland, GermanyLanguage: Finnish ArabicGenre: Comedy, DramaDirector/Screenwriter: Aki Kaurismäki Cinematography: Timo SalminenEditor:Samu HeikkiläCast:Alma PöystiJussi VatanenJanne HyytiäinenNuppu KoivuMartti SuosaloMaria HeiskanenSakari KuosmanenAlina TomnikovMaustetytötSimon Al-BazoonRating: 7.7/10

歌很好听，轻快里带点沧桑，芬兰人们显然也很喜欢，可跳舞的时候依旧面无表情。

有始有终的面瘫和情景剧似的干脆的镜头切换，让这部电影呈现出略显怪异但非常有趣的气氛。

全片最神秘的人物大概是“好心人”，好心人无处不在，总能适时出场带领主角柳暗花明。

然而导演并不是一个天真乐观的理想主义者。

不然，在主角客观克制地讲述了自己的难民逃亡经历并不卑不亢地夸了芬兰一番后，庇护申请总该通过吧？

更何况，他在片尾还被捅了一刀呢。

担心观众因温情的剧情而弱化了难民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指望“好心人帮助”这样的小概率事件度过难关，而非稳定健全的难民保护机制，这听起来不是很妙。

Too good to be true的情节设置，反而让人觉得有点丧丧的。

那些理想化的“天无绝人之路”，更像一个看透世事者的自我安慰：倒霉时别太难过，想要生活过得去，总是有好也有坏。

不过幽默的人总不会过得太糟——当然，芬兰人开玩笑的时候也是面瘫。

寿司那段恐怕没人不喜欢，恨不得扑进屏幕拯救无辜的芥末；被咸鱼寿司荼毒的客人们离开餐厅，失败的老板让员工回家，自己孤独地坐在店里，一旁的点歌机（？

）啪的一声灭了，真是惨淡哈哈哈。

很多好玩的小细节，导演镜头里面冷心热的芬兰人太可爱了。

依然是熟悉的配方，原来的简洁，复古的摇滚乐，有故事的男人，外表冰冷，内心却一片澎湃，好人多恶人少，情节走向自然，但也真实展现了生活残忍的一面，不动声色的表演却掩饰不了内心的善良，热情，这个地处寒带的国家制度健全，却也十分冷漠。

喜欢这个风格，喜欢电影的结局，希望的另一面不是绝望，它是永远相信未来，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穷人命硬，从不会轻易放弃。

赫尔辛基总是阴沉沉的。

像酒馆歌手唱的那样，“这是块坚硬多石的土地，也是块灰云常郁的土地”，行走其中的人们收敛了脸上的笑。

来自阿勒颇的哈立德冷静地叙述逃难史，那么多的辗转，那样痛的分离，他字句清晰，眼眶不湿。

即便如此他也没能被这片坚硬国土收留，警察们执行着遣返程序，该决定不容许上诉，政府的面目冷漠死板，人的滚烫软弱对它毫无用处。

哈立德马上就要离开他待过的第四个收容所，叙事色彩至此冷得像纪录片。

然而灰云阴郁的另一面也涌动着，构成它的是鲜活的人们，电影的这半面与纪录片风格完全相反，温暖调皮，像天真孩子会相信的童话。

童话里老爷爷一夜能在牌桌上赢来足够盘店的钱，威胁哈立德的坏人会被突然冒出来的正义流浪汉们吓跑，全店员工穿上和服做寿司一本正经地卖蠢，被捡来的哈立德和流浪狗都被温柔留下，流浪狗还学会了阿拉伯语，明天就去占领布达佩斯。

这一面被韦斯·安德森式的对称、色调和独特的表演风格填满，让人相信正义终要战胜邪恶，离散兄妹定会团圆，但是事实往往就是偏差了一点点，不算最坏，却也笑不出来。

韦斯安德森·布达佩斯大饭店

与之一脉相承的画面构图风格哈立德另一个留在此处的朋友说，悲伤的人会首当其冲的被送回去，因此他只能装作自己很快乐。

所以单单冷静是不够的，当你在收容所的床上听人弹故乡的乐器，把眼泪咽回去的同时，还需得露出没心没肺的笑，这才真符合政府对于合格的“无害难民”的要求。

哈立德的故乡在电视机里变得越来越残破，西方的媒体说着他们的谴责，在圣彼得堡大学时每周二讨论新闻，俄罗斯老师也要用上两个小时解释俄罗斯的善意初衷和不被理解。

彼时我同情着俄罗斯，希望新闻中滚动的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коридор（用以疏散无辜群众的人道通道）能畅通。

然而当我同哈立德一起看他的家乡，才深切感到两边争执的野蛮与荒谬，重要的从来不是哪方输赢，重要的只有停下来，然后对这个国度深深道歉。

哈立德的妹妹回来了，她说“死多容易，我想活着”，于是他用眼神和生命祝福她的活着。

夺走哈立德生命的仇恨者也不是最大的恶人，顺着链条攀上去，推动他们相杀的另有其人，可怕的是那些人是不愿看见这些恶果的，他们还有“更紧要”的利益要去争。

所以哈立德躺在树下笑了，他对这场荒谬无能为力，艰难地活着完成了找到妹妹的任务，现在终于可以去容易的死亡里休息了。

他的流浪狗来接他了，他们现在就去占领布达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