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衣女人

一口气把所有的影评看完，发现居然没有人聚焦到国家意志（国家利益）和个人财产的关系上来。

电影传达的价值观除了包括奥地利在内的曾经经历过纳粹的国家应该如何正视历史，还有一个层面是“美国的法律保护个人财产”。

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当代西方标榜的最重要的价值观。

如今，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细则为“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我不清楚奥地利有没有类似的关于私人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法律。

看片中的裁决结果，我猜怕是没有。

因为女主太太国籍的变化，导致了一幅本该属于奥地利的文化遗产易国，对于已经失落了文化的奥地利人来说，恐怕是丧宝之痛。

而对于美国这个现代经济中心，一幅名画的到来带来的不仅是旅游业的繁荣，艺术中心的地位重塑，更是外交尊严上的胜利，国家形象的塑造。

1.35亿美元的拍卖价是后话，我能想象在奥地利政府面对国宝商业竞拍时的无力抗争。

这使我联想到同样从我国流出的、本该属于华夏大地文化遗产的文物流落他乡，多少是文物贩子非法走私的，又有多少是强取豪夺的，那些打不完的官司如果放在美帝，不知能不能打赢。

好在如今经济上的崛起使得不少国宝被中国藏家或是机构排得，得以重回祖国，不少机构也在通过国际仲裁手段寻得遗落他乡的文物。

和此片上映差不多同时上演的还有福建肉身佛的跨国起诉，我国要求荷兰藏家归还此国宝。

仿佛和此片上映形成了某种默契。

奥地利一如《昨日的世界》一般在昔日的文化光辉中式微，同样的，它也因为抛弃了曾经的国民而受到了惩罚。

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帝用包容的态度拥抱了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优秀的子民，也得到了来自“难民”的馈赠。

都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欧洲倒退了100年，而美国却是最大的受益者。

如今看来二战已经过去了快80年，美国仍然在受益。

从欧洲回国在法航飞机上看的，看到一半就觉得这部电影评分一定不低，看到最后突然觉得应该是一部真实故事改变的电影，下了飞机查了一下，果不其然。

主角的演技和剧情回忆部分的穿插完美的带入，既没有拖泥带水，也没有一点用心过猛刻意渲染多余的成份，整部戏的重点围绕着那部肖像画，可是到了最后对于女主来说画已然不重要！

或许对于她来说能够重拾记忆，勇敢面对人生那段不愿提及的经历，人生才得以圆满，而法官宣判的那一刻，做为观众的我，也亦有相同的感受。

如果你有难以言说的过去，如果你有不敢触碰的记忆，如果你有机会能去归还本来美好的过往，你是否有勇气先去面对无边的黑暗？

19世纪初的奥地利，纸醉金迷，豪绅名流。

当时的玛利亚是上流社会的宠儿，白衣飘飘，听父亲的大提琴，与名流高谈阔论。

她的婚姻，汇聚了个半个维也纳。

盛世之下，人们似乎忘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衡，似乎没有看到在慕尼黑有个“希特勒”的人召开演讲，虽然这时他仅仅被视为一个政治小混混。

1933年，希特勒上台，茨威格写下“国会纵火案发生了，国会消失了，戈林撒出他的暴徒，霎时间，德国所有的法律都化为乌有”。

野蛮没有了限度，国家这个庞大的利维坦夺走了玛利亚的幸福，夺走了玛利亚关于维也纳的一切美好的回忆，只留下了一个不敢再去回忆的废墟。

国家意志为何能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

为什么个人财产会被国家随意剥夺？

为什么为了国家利益要放弃个人利益甚至放弃追求幸福和作为人的权利？

《金衣女人》发生的一切一切都缘于纳粹时期德国的极权主义统治。

极权主义政体下个人不再有任何私人空间或者自由，你是属于集体的，你是属于国家的。

在国家的整体意志下个人的自由或者意志被碾碎，我们不敢去读诗，不敢去拉大提琴，不敢去拥抱未来。

我们谨小慎微，成了“沉默的大多数”。

野蛮没有了限度，犹太人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被屠杀。

我们习惯了如今善良的盛世和平，完全不相信邪恶的可能性会让人轻易成为牺牲品。

但是人类历史上真真正正存在过这样一段历史，人类的命运成了极权政体卑微的注脚。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

因为孤独而奔向元首，每个人都被孤独所包围，人们害怕和恐惧，所以没有人站出来说出真相。

纳粹上台，残暴，不公，歧视轮番发生在德国这片土地上。

我认为极权主义最终为什么能无孔不入，每个人都有责任。

包括玛利亚。

玛利亚也用后半生的痛苦付出了代价。

历史终究已经发生，我们需要原谅历史，但难道仅仅是原谅吗？

原谅不能抚平记忆中模糊的痛苦，原谅不能让受伤的人在午夜不去触摸痛苦的回忆。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让事物还原到原本的状态（理论层面），归还“一个想在大城市做一个漂亮女人，追求幸福的权力”。

我觉得是法律的弥补。

我认为法律的制度设计是反抗暴政的重要工具。

法律代表着正义，良知，公正等等人类美好的德性。

这些品质是抵抗暴行的重要缓冲力。

此外，法律弥补着过往。

法律对暴行的审判，对被剥夺财产的重新划定所有权才能让人有些许慰藉。

当我们回顾过去，痛苦和悲伤如同潮水将我们裹挟，只有法律的正义判决才是一双奋力拨开的手。

回到开篇所说，我是否有勇气去面对无边黑暗，取决于人类是否敢于承认曾经犯下的错误，以及是否存在公正的法律。

“One of the important messages in this film is that we must remember what happened,” he said. “The 21st century is a very complicated and unstable place right now, and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some of the lessons and some of the terrible mistakes that were made in the 20th century.”影片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之一就是我们必须要记得曾经发生过什么。

他说，“21世纪到了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纷杂的、不稳定的阶段，记得过去的教训、记起20世纪所犯下的可怕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

”想起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候的心情🤨🤨🤨

也曾有幸在一个冬日的清晨在纽约的新画廊 (Neue Gallerie) 看过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 I. 克林姆特的画宜在现场找一个合适的角度观赏 —— 机器时代的大众复制品难以传达克林姆特原作的金闪闪。

《金衣女人》成功的将回忆，历史，与争端解决编制在了一起。

电影中 Randy 说的 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是真的 — 该案影响了整个国际艺术品交易市场，且让更多的大屠杀幸存者能够提起其请求 —— righting the wrongs. 本文试图简单梳理下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n 这个案子的一些技术知识。

绝大多数术语我自己翻译的，不一定准确，还望指正。

这个案子在美国法院诉讼阶段的核心，就是美国法律是否对外国主权的行为具有回溯性的管辖权 / 美国法律可否回溯性的执行。

1. 电影最开始，Randy 与 Altmann 是尝试通过归还委员会（Restitution Committee）来申请归还画作。

这个归还委员会按我的理解，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争端解决。

归还委员会认为奥地利博物馆获得克林姆特画作的方式是合法的 —— 叔叔有法律义务执行其妻子的遗嘱，而其妻希望将画捐给奥地利博物馆。

奥地利当局决定该画属于国家。

2. Randy 与 Altmann 其后想在奥地利法院通过诉讼来进行争端解决。

但由于该案争议画作的市场估价过高，导致按照奥地利法需要的 filing fee 注册费过高。

Randy 与 Altmann 无力承担该费用。

Randy 与 Altmann 申请降低注册费。

相应的，奥地利法庭决定注册费应为 Altmann 所有的财产 (available assets). 奥地利当局上诉，请求将注册费定为最高水平。

Randy 写信，再次请求奥地利当局降低注册费等。

奥地利当局拖延了数月。

相较之下，影片中强调北美的注册费仅为 165 刀。

3. Randy 决定从他的大律所离职。

鉴于 Randy 的律师费女主不可能负担，Randy 和 Altmann 达成了一个 contingency fee agreement - 此案中，男主将获得最后结果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而不是通常的按小时计算。

4. 其实另一步来讲，如果当时Randy 与 Altmann 能够找到愿意对这个案子进行投资的人 (third-party funders), 类似后面出现的兰黛先生（没错，雅诗兰黛是他家的）。

其实Randy 与 Altmann 是有可能通过类似的融资方式来进行诉讼的。

进行类似争端投资业务的公司这几年越来越多了，市场比较成熟。

其盈利手段就是赌可能的法律请求及其赔偿。

5. 电影中的下一步，Randy 灵机一动，在 Barnes & Noble 买了一本美景宫的博物馆画册并索取了小票。

这一步是为了建立美景宫（作为奥地利政府的一部分）在美国有商业活动，这建立了属人管辖权 (ratione personae) . 6. 接下来是本案的重头戏： 1.) 在美国及在国际法中，传统上你是不能在一个国家的法院去诉另一个国家的。

这是因为在欧洲传统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国王/皇帝），该国主权的象征，可以屈从于另一个国家的法庭之下。

这门理论发展到今天就是主权国家豁免权。

这里需要区分的是并不是所有行为都可以被豁免的，仅仅在施行主权 (Jure Imperii) 的时候才可以，商业行为不能获得豁免 —— 当然，国有企业是现在国际投资法中研究的一个问题。

2.) 美国在《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 FSIA） 颁布之前的做法是给予外国主权绝对的豁免权，基于 “grace and comity on th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3.) FSIA 是美国法中仅有的，能提供属事管辖权 (ratione materiae) 的法律。

7. 首先在 LA District Court 诉讼。

LA Court 认为1.) 美国的生效于1976年的 FSIA 具有回溯性，所以满足属时管辖权 (ratione temporis) . 2.) FSIA 的征收特例 (expropriation exception)满足。

奥地利的行为违反了 The 1907 Hague Convention (IV) 有关战争中征收的相关条例，且怀疑同时违反了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的相关条例。

8. 第九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奥地利重新开庭的申请。

奥地利继续上诉到最高院。

9. 最高院确认了上诉法院对奥地利以国家主权豁免权来驳回请求的申请 / The Supreme Court affirmed the denial of Austria’s motion to dismiss based on sovereign immunity. 最高院认为，国会通过 FSIA 的意图是建立涵盖国家所有施行主权的行为的国家豁免权框架，包括国家过去的行为。

FSIA 具有回溯性，且允许 Randy 与 Altmann 可以对画的归属通过诉奥地利政府来解决。

10. Randy 与 Altmann 与奥地利政府达成协议，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

这就扯到了我的专业知识。

除了电影中 Randy 与 Altmann 提出的在奥地利仲裁的情感因素，仲裁相较于诉讼的好处是：1.) 仲裁基于当事人的自愿。

裁决原则上当事双方需自愿执行。

而如果在美国诉讼，在奥地利执行判决会非常的复杂。

2.) 仲裁是一裁终局。

裁决出来后就不存在一系列的上诉，及其诉讼费用。

3.) 仲裁可以通过控制程序持续的时间，及程序的各个方面（语言，适用法律等）来降低成本。

4.) 仲裁裁决仅对仲裁双方有效，不会对第三方和以后的案子构成约束力。

也就是说该裁决理论上不会影响奥地利法院今后对类似案子的决定。

11. 在仲裁阶段，最终认定叔母的文件仅仅是遗愿 (wishes) 而非遗嘱 (will),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通过研究收藏证书，及 Altmann 的老爹作为遗嘱执行人留下来的文件，仲裁员认为画的主人为叔叔。

叔叔的遗嘱将画留给其家人，包括其最后的家人 Altmann. 奥地利博物馆获得这些画的方式违反了画主人的意愿，且违反了国际法。

奥地利博物馆的购买并非 bona fide purchase / 良愿购买。

叔叔的五幅画除了一副在纳粹来之前，姨夫已经捐给了奥地利博物馆，别的应还给 Altmann. 12. 于是Randy 与 Altmann 赢了。

Randy 一案成名，并将本案的部分收入捐献给了 LA 的大屠杀纪念馆。

该案直接导致了不少与纳粹没收有关的艺术品再也无法进入美国，间接推动了大屠杀幸存者在其他领域发声，要求公道。

法国铁路公司 (SNCF) 和荷兰铁路公司 (NS) 在此案后，先后向大屠杀的幸存者道歉并支付了巨额赔偿金。

_____________________名词解释：The 1907 Hague Convention (IV) 为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期间（1907年6月15日～10月18日）通过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1907年海牙第4公约）及其附件《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

该公约禁止了武装冲突中的抢劫及非法征收。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on Nazi-Confiscated Art / 《关于纳粹没收艺术品的华盛顿原则》, 简称 The Washington Principles, 为 1998 年于美国华盛顿特区通过的一项声明。

该声明鼓励各国政府解决与纳粹没收艺术品相关的问题，并推动了奥地利政府建立归还委员会以提供解决所有权问题争议的替代性解决办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一点观影后的碎碎念：1. Impunity 最初奥地利官方认为其历史上的违法行为可以被忘却，被原谅。

没有人能够追究其过去的错误，因为没有人有足够的资源去追究其历史上的错误。

这一切在国际法上对应的概念，就是 impunity / 逍遥法外。

既然自己有这样的资源，何不去欺压弱者呢？

何不去羞辱一个法学上的学前儿童和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女人呢？

这样做的动机可以是傲慢，可以仅仅是懒得有所作为。

而一部分法律人的理想，大概就是想通过法律这一套工具来对抗逍遥法外吧。

可惜现实中，说个老掉牙的梗，不少屠龙少年最终也成为了恶龙。

Martti Koskenniemi 批评说,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teaches people how to kill with impunity. 2. 旧世界与新世界电影中的美国和欧洲和现实生活中也不差太多。

欧洲便是雅致生活的所在地。

那些漂亮的建筑，舞蹈，博物馆，好喝酒的酒。

欧洲却又是无法融入的异乡。

电影与现实中，Altmann 的叔叔家位于 Elisabethstrasse 18, 维也纳的博物馆区，步行距离内便可到达 Leopold Museum 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两者都有 Klmit 和 Shiele 的收藏。

电影中的美国和现实中一样。

生活其实蛮粗糙的。

大多数好品味其实都源于欧洲的传统。

然而美国才是希望的所在。

美国才张开双臂欢迎受苦难的人。

有钱才能塑造美国梦。

有实力人民才能创造历史。

_____________________参考文献：1.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2. Burris, D.S. and Schoenberg, E.R., 2005. Reflections on Litigating Holocaust Stolen Art Cases. Vand. J. Transnat'l L., 38, p.1041. 3. Choi, S., 2005. The Legal Landscape of the International Art Market After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 Nw. J. Int'l L. & Bus., 26, p.167.4. Shapiro, S.T., 2008. How Republic of Austria v. Altmann and United States v. Portrait of Wally Relay the Past and Forecast the Future of Nazi Looted Art Restitution Litigation. William Mitchell Law Review, 34(3), p.6.

若是让我说说对这部影片的理解，我觉得它整体的一个主题是：归还。

何为归还？

是玛瑞亚的重回故土、是名画的交还、是一个法律正义判决的最终莅临，也是一个颠沛流离的民族，情感的归结…… 这是一个以名画归属案件贯穿始终的故事，但不止步于此。

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女主角要追回名画。

可以看到一开始她的决心并不是坚定不催：从“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到“我回家了，过去的就过去吧诉讼不重要了”，再到纠结“该不该让Adele留在这个地方”。

整个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点点小变化，和画作的归还历程是相辅相成的。

也就是说，这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回归。

我觉得这是电影情节安排上很牵动人心的地方。

其实在看名画追回的曲折历程时，我不可避免地想到近代以来因为战乱而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

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至今还静静的立在那，徒留感伤和悲凉。

全世界因为战争而流失、不知所踪的艺术品不在少数，而追回率却是极低。

那些静默在某个角落的、甚至已经残破不堪的、本应受到供奉的艺术作品，对世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缺憾。

而这种精神缺憾、文化缺失，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扭曲着那些“强盗”去掠夺和流失更多的文化和精神。

我始终认为，艺术和文化应当回到本属于它的地方，就像法律正义终究会归位。

虽然故事的叙述不是曲折动人精彩非凡，但是凭着演员的演技和历史复原的真实感，影片还是赚了我一把眼泪。

再者-片尾从导演，制片人等工作人员的名字可以看出，犹太人占了一大半。

再加上这部影片本来就是BBC出品，而BBC的OWNER也是犹太人。

再回头看影片，着重渲染犹太人处境的可怜以及要求奥地利政府归还那副名画的正义感认同感。

怀疑-这是否也是一部犹太人自导自演的PROPAGANDA?

New York Times -- Klimts Go to Market; Museums Hold Their BreathBy MICHAEL KIMMELMAN SEPT. 19, 2006How sad — if unsurprising — to hear that the heir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 are indeed cashing in, as planned, and selling four Klimts at Christie’s in November. A story about justice and redemption after the Holocaust has devolved into yet another tale of the crazy, intoxicating art market.Wouldn’t it have been remarkable (I’m just dreaming here) if the heirs had decided instead to donate one or more of the paintings to a public institution? Or, failing that, to negotiate a private sale to a museum at a price below the auction house estimates of $15 million to $60 million?To back up: Ferdinand Bloch-Bauer, a wealthy Jewish industrialist in Vienna, commissioned Gustav Klimt to paint his wife, Adele, in 1907, and again in 1913. The family also acquired three Klimt landscapes. Adele died at 43, in 1925, of meningitis. Public-spirited, she wanted her art to go to Austria.But then the Nazis came to power. They seized the Bloch-Bauer collection along with everything else the family owned. Ferdinand fled Vienna. He died in Zurich in 1946. For decades the Austrian government insisted that it had acquired the Klimts legally. The case went to court. In January the heirs won. They were led by Maria Altmann, Ferdinand’s niece, now 90 and living in Los Angeles. Her lawyer was Randall Schoenberg, the grandson of another Hollywood exile, Arnold Schoenberg.In April, Mrs. Altmann lent the five recovered Klimt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saying the works would probably be put up for sale. In June, the billionaire collector Ronald Lauder bought the early portrait of Adele for $135 million on behalf of the Neue Galerie, his museum of German and Austrian art on the Upper East Side. Auction houses jockeyed to sell the other pictures. Since July all five Klimts have been on view at Mr. Lauder’s museum, where they remain through Oct. 9.It is of course only sane that Adele and Ferdinand’s heirs seek to capitalize on a booming market, even as they might, in a more perfect world, have been altruistic too. The wall label for Mr. Lauder’s portrait of Adele at the Neue Galerie is curious: “This acquisition made available in par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the heirs of the Estates of Ferdinand and Adele Bloch-Bauer.”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Mr. Lauder was generous in paying a fortune for the picture.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osity ascribed to the heirs in lending the paintings to the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the Neue Galerie, were it not for the fact that the museums provided presale publicity of a sort that no auction house could organize. These museums added their prestige to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 kindling interest in the artist and in Adele, in the intellectual salons of turn-of-the-century Vienna, in the notion of historical rectitude.In retrospect it may yet come to seem a pity that the Austrians declined to buy all five works for about the same amount that Mr. Lauder paid for Adele, saying the price was too high. At least the works would all have remained on public view. Over the years they had become — in particular Mr. Lauder’s Adele — civic landmarks and tourist attractions in Vienna.They might become landmarks in Los Angeles or New York or some other city, where a museum could display them with the Bloch-Bauer name properly attached. But how well any public instit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abroad,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at Christie’s is an open question.Among the Klimts, the second portrait of Adele has its charms and the highest estimate. At half the estimate, a forest scene of birch trees is the real gem, and a bargain at $20 million: an Edenic mix of sharp realism and Pointillist dots receding into deep space. While Picasso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African art a century ago, Klimt was visiting Ravenna and admiring the mosaics. In “primitivism,” the artist’s modernism found a way to the future.How refreshing this story would have been had the Bloch-Bauers conceived a way to ensure that that birch landscape, say, ended up in public hands. In so doing they would have earned not just public sympathy for their family’s struggle but also an enduring share of public gratitude. They would have underscored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ir battle for restitution and in the process made clear that art, even in these money-mad days, isn’t only about money.Heck, they would even have gotten a tax break.Follow-upAdele Bloch-Bauer II was subsequently sold in 2016 to an unidentified Chinese buyer for $150 million, destined for his private museum.

许是背景故事太炫目，女王和绿灯侠都没法将影片玩出花儿来。

一切都如此规规矩矩。

故事主要围绕奥地利和女主角的关于画作Adele一号的诉讼案展开，但影片中的诉讼部分被很大地削弱了。

key word可用restitution或“归位”；而架构分成三条主线。

（1） Maria，女主角，refugee，画中妇Adele的夫家侄女。

在维也纳的她生活富足，家庭虽然经商，却充满着艺术气息；Adele由于没有子女，对她格外疼爱，这一点也成为角色争画的一个情感立足：或许你们看的是一幅画，我看到的是我的aunt。

而明显地，编剧以及导演也希望借此摆脱观众对剧中人物的观前偏见——不就是为了million刀！

Maria在女王的演绎下，大致是一个背景优渥富有教养却又很萌很固执的老奶奶形象，且不幸成为了影片中唯一一个负责笑点的主要角色；类似echo的闪回中出现的青年Maria实在是美丽又契合，演员似乎是加拿大的演员，德语很溜啊。

两者的表演都没瑕疵，但放在一起有点inconsistent，因为青年Maria无论遇到什么苦难，都没有过逃避或是抱怨；而老年的Maria却对自己当年的不幸十分较真——老化真可怕。

当然，在这样一部埋伏着二战排犹背景的影片中，这个角色必然会经历从痛苦拒绝回忆到坦然接受的转变，这实在不新鲜；电影的呈现便规矩地分为几个阶段：不我不要回到伤心地维也纳--我回过家了一切都浮云了诉讼不重要了--哎呀赢了诉讼我该不该让Adele留在其家乡维也纳呢--我醒悟了我的家就在大美帝不用纠结卖给美国人就好了……画作的回归和游子Maria的精神回归是同时进展的，这是电影真正的echo，也是Maria身上所需要承担的“归位”；但是，这个角色”具有发展眼光“地将自己定义为了美国人，这幅画作最后也因为她的self-identity到了美国，而并非留在维也纳。

一句话，Maria回归了她的少时，完整回归了“个体”，却并没有回归“国家”。

这或许是不那么规矩的部分：倘若由德国或者奥地利人拍摄，一定会设计将Maria的情感归宿到她的家乡吧？

话说回来，作为一部BBC film，腐国你这样舔儿子的屁股真的好吗？

让Maria傲娇表示“我是美国人我讲英语”，真的不是因为你们找了位大不列颠演员吗？

英国这样插一脚在奥地利-美国中间，其立言的正确性也实在让人浮想联翩呢。

（2） Randol，男主角，画作诉讼案的律师，是Maira家族好友的儿子，更是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

这张脸老让我想起Zuckerberg。

好，进入正经模式：这个角色存在的第一个意义是，在影片中最明确地表示，“我们“，或者”他们“，”真的不是为了钱”：这个角色最早接下这个案子，很大程度是因为搜索一番发现画作估价不菲，他在和老婆Pam的对谈中直接承认了，创作者显然意识到没人来背“钱”的黑锅太超现实。

但地球人都知道，剧本的走向会让他发声“我不是为了钱”。

第二个意义，是推动故事发展，因为Maria在受挫后曾一度要放弃，是他坚持了下来，直到高院。

这一点是妙的，当老年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再回忆时，年轻人本该站出来。

第三个意义，是作为根正苗红的二代or三代青年人的代表，回归自己的奥地利根源。

这条线最为完整，帮助他回归的因素铺垫地很清晰：他之所以会认识Maria，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联系；他找到律师工作，是因为他是勋伯格的孙子；诉讼进展最艰难的时刻，是在维也纳偶遇的勋伯格室内乐演出，坚定了完成诉讼的决心。

在Randol溯回的同时，剧本给他安排了两个孩子，其主要亮相都在出生前后，历史与未来交融的梗通过诞生的元素成功榫合。

他老婆，Katie Holmes演的，既能在Randol极速狂飙时当反派抱怨他丢了律师的工作，又能在他犹豫不决时当cheer leader淡定地表示老娘羊水破了你快来挑去维也纳的衬衣领带，这也太完美了！

让她嫁给我好吗？

感谢Randol的出现，不仅为Klimt的画作带来了音乐，更带来了勋伯格的标签。

勋伯格“犹太作曲家”的身份，其实是在美国成就的，勋伯格的家族，相较于Maria的家族，更具有美国特色。

（3）Hubertus，维也纳的记者，在奥地利帮助良多。

先吐槽：除了Brühl就没别的德语男演员了吗！

这位兄台是长了多少斤！

剧本设了悬念：无缘无故，何以帮忙？

直到三主线终于会聚在长椅上时，Hubertus才敢说，因为我的先辈是纳粹，所以我要赎罪。

于是故事的终极主体也归位了。

结构圆满。

阿弥陀佛。

纳粹可恨，赎罪可嘉，但容我冒死一问：在任何一部涉及二战或者德语的影片中都会出现赎罪的标签，这是在试图赋予德语圈人民原罪吗？

Brühl小哥，再加上维也纳部分的一众演员，他们一出现我就琢磨，叫德国人演奥地利人，这合适吗？

不同于柏林的单一，维也纳在二战中的功过很难评价，很多时候存在感很尴尬——影片中的一个笑点，是一位职员对Randol说，哦我女儿特别想去那儿因为可以看袋鼠！

现在的德国是终于媳妇熬成婆，代言德语圈，可以顺手替奥匈人民赎罪了吗？

这酸爽跟看见霍建华演抗日军官是一样一样的，虽然台湾人民也有抗过日，譬如林少猫……哦对不起，这个例子太不正确太不恰当，好一点的打开方式是：一群日本人，在以台湾为主体的影片中，真诚地悔过，gomennasai。

其他角色也可圈点。

铁叔的儿子，饰演青年Maira的丈夫，嫩出姐弟恋的画风，opera婚礼唱腔让人陶醉，德语赞一个。

我好奇：真唱？

但坑爹的behind scene footage视频刚好把唱歌的部分给剪了，实在看不出来是真唱还是假唱。

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一方面是为了凸显Maria早年生活的美好，所谓有男票有老公的人生赢家嘛；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逃走的兄弟。

当他在楼梯上被纳粹军官拖住的时候，我很狗血地以为帅哥会挂在这里，因为女王的Maria部分完全没这个男人的影子。

Tom Schilling小哥，您又再次作为德国的脸面出现了，能答应我，别再演年代戏了好吗？

别在二战戏里打酱油了好吗？

我就冲你来的，您对观众负责一点好吗？

镜头给到他，梆梆梆敲上Maria家的门来，应该是纳粹的邪恶嘴脸，但那逆生长的面庞实在让观众恨不起来吧？

麦戈文伯爵夫人作为导演的老婆，饰演了女法官，导演还借女王大人的口表扬了一句，啊我们以后应该多一些女法官，这到底是赞谁……说来女法官的比例也是个topic。

饰演Adele的女演员，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但你的出场你的扮相实在是太美！

导演也很偏心，将Adele的哀愁与病态，都只留在了画上，活生生的她一直都是美的存在。

Charles Dance饰演Randol的上司，哎，在the imitation game也是这么个德性，下次可以温柔点。

我一直到看到演员表才发现罗拉快跑里的manni饰演了我们的Klimt，开篇贴金箔，宛如回归央视纪录片频道。

影片配乐有Hans Zimmer，维也纳部分出彩，听哭了大部分观众。

整体而言，整部影片完成度很高。

作为典型的美式电影，精彩地展现了美帝人民的时刻创造历史的自信，你看，Randol开口就是this is a moment of history。

我小时候看美片美剧很疑惑，为什么他们打官司都没什么逻辑性争辩的，说来说去都是情感煽动，还不如港片靠谱。

哎，真让我头疼，美帝人民就是如此感情用事。

质量固然很好，但它并不算新意十足的影片。

譬如艺术品以及文物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涉及归还的议题，当下因为ISIS又火了一把。

Adele这幅一号肖像，作为商业性质的画作，归属私人，不考虑Adele的遗嘱，归属很清晰。

但它还是有值得思考的地方：（1） 当私人的艺术品具有民族、国家、时代的代表性之后，还仅仅是一副私人画作吗？

倘若我们尊重个体权利，肯定私人所有权，那么其是否具有公开展览的义务呢？

Adele虽然被判给了Maria，并倒手卖给了富商，但毕竟还是在NYC的Neue Gallerie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并进行着公开展览，这算堵了许多人的嘴；那万一所有人就爱摆自己家里欣赏呢？

（2） 倘若画作并不具有商业性质，且所有权不清晰，那画家本人可以分一杯羹吗？

（3）倘若画作的购买者不是单纯的购买个体，而是类似皇帝的产权不分明的人物，那所有权又该归谁呢？

到底是归于皇帝本人或其家族，还是归于当时的政府，还是归于国家或者民族呢？

我以为，倘若影片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观众和评论固然会两极分化，但给予的价值更大，一石激起千层浪，我们可以就此观察社会的反馈。

最后说一句，自由女神那块背景板，有点假。

附注：a. 曾一天内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偶遇Klimt的画作，又机缘巧合撞进了Neue Galerie，私以为这是一种缘分，所以看电影，所以写观感。

自娱自乐，且供消遣。

顺便安利Neue Galerie一楼的Cafe Sabarsky, 如果你爱维也纳。

b. 看的周六七点场，但上座率不算高，和furious7比。

大部分观众都上了年纪， 我一个人进去略感抱歉，似乎打扰了他们。

亏我这还不在宾州呢。

c. Maria的父亲看着窗下的激进，扭头说，把我的cello拿过来，why should this Sunday be different than others？

不认同很多人所说的煽情，这只是片子的升华，为了表现玛利亚的回忆，表现“将记忆留在心中”玛利亚的初衷，也显示了玛利亚对抗整个国家的胜利。

片中其实许多细节很值得回味，例如第一次，玛利亚擦了下兰道的眼镜，表现了她对兰道的关怀，这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镜头，因为那时候的兰道几乎是愤怒的甩下了手中的餐巾纸。

然而第二次，玛利亚擦拭兰道西装上的巧克力时，兰道终于露出了淡淡的笑容。

仔细回想可以发现，第一次兰道是想为了钱而帮助玛利亚，第二次的时候，说明兰道已经对这位永远保持善良和小孩子气的玛利亚产生了感情，对这个单独对抗整个国家的女人产生了敬意，也对自己的root对千千万万个被纳粹夺取艺术品的人们产生了共鸣，因为这次的胜利不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对艺术的尊重，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海伦米伦和梅姨一样，有着比同龄女演员更深的造诣，我想如果让梅姨饰演此片，肯定又会被她那忽闪忽暗的大眼睛所分神，然而海伦米伦，却将这个度控制的很到位，无论是发呆回忆回到现实的迟钝，还是包含深情的凝望，你无法确定她眼里的泪水，但是你能感受到她心理的波澜。

海伦米伦真的将一个有着贵族气息的女人演出了贵族的味道，将一个内心善良的老奶奶，演出了老人独特的气质和真实的感触，这点不是很多女演员能够做到的。

瑞恩雷诺茨演的是自己从未饰演过的角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至少这点还是演的很到位。

饰演兰道时，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找到其他人说不定演出的又是好莱坞式的胜利，又是一堆煽情的语气，但是至少瑞恩没有破坏整部片子平和的氛围，倒是在歌剧院听自己爷爷的演出时，可以将诡异的微笑改成呆呆的凝视可能会更好。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塔提阿娜·玛斯拉尼饰演的年轻玛利亚，在片中的饰演同样十分精彩，最后几分钟与父母告别的落泪完全戳中我的泪点。

另外，阿黛尔的饰演者也真的是把我惊艳到了。

片中的演员保持着极高的水准，但是有些地方可以做的更好，例如玛利亚最终只身来到奥地利，可以多多刻画下那时候她的心理。

总之本片的故事本身与钢琴家等电影一样，利用一件物品或者一种象征，揭露纳粹的最新，宣扬人性的善，最后一幕的升华，其实特别到位，海伦米勒的每一次露镜，你都能从满是皱纹的脸上读出不一样的感情，我想这就是老戏骨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