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推荐向导演肯.洛奇致敬。

一个资本主义的老爷子，五十几年来持续关注底层社会，用镜头为底层人民呐喊。

电影里的故事每天在全世界上演，只不过有时候我们选择不去看见。

底层的压力每天在聚集，膨胀，雪崩的时候，没有一朵雪花是无辜的。

据央行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人口近14亿，有5.6亿人的银行存款为0，储蓄率下滑严重。

广义货币M2增量惊人，但是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存款为零，扣除少年儿童群体，依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更为让人担忧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贷款买房家庭虽然有存款，但是扣除贷款总额后存款为负数。

按照工商银行公布的财报数据，2%的人拥有80%的存款，如果推而广之，可以保守的说80%的家庭存款极少，意味着超过10亿人存款要么为零要么非常少。

相当多的国民存款为零，这意味着这部分人的抗风险能力极低。

少年儿童有父母呵护不用说，中青年人如果没有存款，遭遇失业、大病时，生活都会出现问题，甚至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前几天总理提到有六亿人月收入在千元以下，很多人表示不相信。

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很多人，包括我，只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只相信自己看到的事情。

二，我们的媒体人，在宣传正能量方面成绩显著。

再次向84岁的导演肯.洛奇先生表达我最深的敬意。

晚上九点一人去保利天安门观影，特别想看这部片子是因为之前看介绍是在英国纽卡斯尔拍摄取景的，是我三年前去交换的城市。

当听到熟悉的高地口音，看到黑白条纹纽卡联队队服，心潮澎湃，倍感亲切。

（此后涉及剧透 之后就被剧情紧紧揪住，一刻不曾放松。

主人公一家普普通通，男主金融危机后就陷入就业困境，无奈找了一家快递公司给苹果、亚马逊等品牌送快递，每天工作14小时一周六天，延误或请假都要罚款；女主早七晚九去照顾无法自理的病人，对面屎尿失禁的残局只能在进门前往鼻旁涂一点薄荷油来让自己不那么恶心。

儿子进入青春叛逆期，翘课和朋友在公共建筑上涂鸦艺术书写精神，被问及为什么不努力去申请大学，他反问拥有文凭不依旧像父亲一般。

生活真是太残酷了，家庭的争吵，工作的艰辛，支离的家庭禁不起一点emergency，父亲送货时被几个小混混打劫，丢了货，坏了设备，挨了一身伤，还被淋了一身尿，接到主管电话被告知还要面临巨额罚款、依旧无法请假。

最后二十分钟看得心和胃都要揪到一起去了，跟着母亲一同抽泣，面对残忍生活的无力，逼仄疲惫令人窒息，看不到尽头。

在我之前的认知里，在纽卡斯尔遇到的人都很礼貌体面，我一直以为他们可以微笑待人可以帮助别人都是源于自己过得很幸福。

我遇到的收银员、维修工、公交司机都那么decent，全然没有为生活所累的狼狈，我还以为大家不论在什么岗位都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各司其职，享受着免费医疗，享受着国家福利，有着工会的保护，只要努力就能有所得。

很显然，我天真了。

英国也有社会不平等，也有无法跨越的阶级流动性，也有陷进就难以挣脱的贫穷，不管人们多努力。

而可悲的是，明明是处在同一个城市，大家却仿佛在不同的次元，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身份是那么的devided（分裂），比如留学生的世界和普通英国人的世界只有有限的、礼貌的、出于公事的交集，他们的真实面就像是隔着橱窗的玻璃，只能窥见一点点用于展示的生活。

以前回宿舍的路上有的时候能遇到一两个用睡袋的流浪汉，年轻男性，大冬天坐在路边。

和国外的朋友有过关于这些无家可归之人的讨论，当时的我非常武断地下结论：这些人不值得同情，四肢健全，年轻力壮，不靠自己去奋斗，却这里以路人的同情为食；朋友惊讶于我的义愤填膺，她觉得对方是可怜之人的无奈之举。

现在想来，也许从失业到露宿街头没有那么不可想象，有的只是被生活操得死去活来失去斗志的可怜人。

影片中间有一段男主人公和主管请假的片段，主管一天的假都没有批准，“你以为客户问how are you是真的在意你过得怎么样吗？

他们只在乎自己的包裹什么时候能到。

如果人人都像你一样请假，那么公司怎么去和其他快递公司竞争，怎么拿到大客户的委托。

”在资本的碾轧和侵蚀下，除了资本家和中间的执行压迫之人，没有人能过得体面。

导演着眼于这样一个普通家庭，严父慈母，儿女双全，却生活得越发辛苦，让人喘不过气来，叩问体制与时代，叩问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叩问消费主义与科技的加持下被雇佣者的弱小与无力。

目睹着有妻儿有抱负的人陷入无尽的痛苦与绝望，想象着背后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家庭，多少被生活抽打得体无完肤的躯体。

我想对这个世界更温柔些，在我还幸福的时候。

做一个有同理心的人，而不是只会刷新包裹进程的消费者。

如果有更多的力量，就用于让这个世界变得好一些，少些狰狞，多份包容。

本文原载于澎湃思想市场 84岁英国导演肯洛奇的新片延续了他一贯的主题和立场。

很大程度上，片名是对被忽视与被损害的工人阶级整体的一句表白，深情款款但也暗含着几分无奈。

这正是导演56年执导生涯反复变奏的母题：面对工作与生活的难以为继，工人阶级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

尽管难以置信，但很难想象今天还有另一位导演愿意几十年来如一日孜孜不倦、一丝不苟地将镜头对准这个庞大然而无法言说的群体。

在上世纪70-80年代屡次受到政治审查和作品被禁播的阻挠后，肯洛奇依然没有妥协和放弃。

即便如今，年龄也没有阻碍这位导演对工人生活与权益最新进展的关注。

在这部绝对不可错过的新片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导演对亲身见证的劳工三代人的刻画，也可以看到平台资本主义用工环境下传统劳动权益如何进一步受到破坏，从而使得工人阶级家庭越来越走投无路。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海报劳工三代：被掩盖的劳权衰落史尽管影片将叙事焦点放在数字资本平台对工人的剥削与工人维系日常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上，但矛盾的展示并没有缺乏相应的历史纵深。

导演实际上展示了不同时代所塑造出的劳工三代之间的差异。

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主人公一家。

Ricky和Abbie作为正值壮年的1980一代，是家庭经济收入的来源。

经济危机前他们过着准中产的工薪家庭生活，通过借贷有房有车。

但2008年金融危机中银行的破产，导致他们最终失去了房子。

丈夫Ricky也失去了建筑业的工作，成为互联网快递平台旗下的一名“自雇者”（self-employee）。

妻子Abbie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家庭护理工人。

面临零工经济的剥削，他们缺乏传统的劳动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缺乏相应的团结组织，更不用说斗争经验。

家里的孩子们则是00后青少年一代。

哥哥Seb再过几年就要步入社会，但他透过身边年轻人的经历，看清了自己的前途没有希望，无论是读大学还是找工作都不会有未来。

所以他成为一个叛逆和悲愤的年轻人角色，频繁逃课，沉迷于街头涂鸦。

妹妹Lisa年纪小很多，还没有进入社会的压力，聪明体贴，努力照应家里的其他成员，但无力解决家庭的撕裂问题——因为问题无法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

和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在影片的结尾陷入了无助的状态。

这是必然的。

此外，与他们的父母相比，他们是在智能手机和无线网络环境下成长的一代，对这些新技术更加依赖。

容易被略过的是影片中的1950-1960一代。

这代人通过Abbie的护工视角呈现为垂垂老矣需要被护理的老人。

尽管影片生动地刻画出他们由于衰老而行动不便、自尊受挫，但不要因此忽略了更重要的信息传达。

首先是一位脾气看似古怪的老人故意打翻了餐桌上的盘子，由于Abbie拒绝了老人为她梳头的好意，并声明自己必须遵守平台的规则不应与“顾客”有亲密的私人关系。

但老人的摔盘子是Abbie改变态度的转折点，此后她开始打破规则，与“顾客”交心。

于是才有了Abbie与另一位老人分享家庭照片和故事的场景。

影片由此点出这代劳工经历的燃烧岁月。

他们是年轻时参与了1970-1980年代英国罢工运动的一代劳工。

当他们面对往日的照片，可以回忆起当时载满罢工纠察队的汽车，为罢工者供应免费食物的餐厅，工人们同仇敌忾不惧警察暴力的勇气。

但今天的工人面对劳动困境（比如每天996甚至更严重的加班时长且没有加班费）却缺乏维权途径。

因此，当老人听到Abbie的劳动状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的抗争精神其实比Abbie和Ricky所代表的年轻一代要更加强烈——这种情况在上一部影片《我是布莱克》中也可以看到。

这里展现了非常鲜明的两代人对比。

当我们把导演本人执导的经历与影片结合起来看，我们会发现导演试图以此唤回英国历史中的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的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恰逢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上台，大力推行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改革措施，一边控制学术和媒体舆论，一边通过钢铁、铁路、煤矿等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大量工人失业，并强硬弹压工会工人斗争。

与此同时，工会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也使得工会高层并不总能代表工人作出最有利的决策。

肯洛奇在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领导的问题》（"A Question of Leadership"，1981）《领导的诸多问题》（Questions of Leadership——Problems of Democracy in Trade Unions: Some Views from the Frontline，1983）、《你站在哪边？

》(Which Side Are You On?，1984)因反映了这些问题而遭到严厉的政治审查和禁播惩罚。

禁播的理由是这些纪录片失去了记录的“中立性”。

从这段历史我们看到工人阶级主体意识是如何被阻断和遗忘的。

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和意识形态的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但影片没有导向一个完全绝望的境地，实际上压抑中总是暗含着希望的火种。

剧情进展到后半段，Abbie在与丈夫争吵、离家出走后来到老人家中寻求安慰。

影片中象征两代人精神传递的一幕是令人难忘的：老人一边替Abbie梳头以缓解她的精神压力，一边吟唱着美国民谣乐队纺织工（The Weavers）脍炙人口的歌曲《Goodnight, Irene》。

要知道这首民谣帮助纺织工打入大众流行音乐的行列，并让更多人了解到他们其它的左翼亲劳工作品。

影片也将许多希望寄托在00后最年轻一代人身上。

不偏不倚地讲，哥哥Seb具有优秀的团队组织能力，而他对命运的洞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让人联想到肯洛奇早期作品《小孩与鹰》中的训鹰男孩Casper。

妹妹Lisa则展现了她敏锐的分析和批判力。

在帮助父亲送快递途中，她对快递公司扫码枪背后的运作机制做了简单的社会分析。

她思考了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思考的东西：拿着扫码枪工作的一线快递员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但那些坐在办公室里操纵这些程序的管理者却绝不至于如此，而这是不公平的。

现代奴隶制：劳工维权的挑战影片的重点是展现零工经济对工人阶级家庭生活的摧毁：长时间工作导致两代人缺乏时间沟通，渐生隔阂；工作侵占了私人生活，夫妻关系变得紧张；不安全的家庭和教育环境使得孩子对未来丧失信心。

尽管从社区与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切入劳工问题一直是肯洛奇以往作品的一个特点，这种叙事方式在《我是布莱克 》、《面包与玫瑰》与《凯西回家》中都可以找到，但新片也前所未有地细致呈现了工人阶级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下如何受到新的剥削。

《我是布莱克 》剧照我们看到家庭中的那对难夫难妻由于不被数字资本平台承认为公司的受雇者而遭到了种种不公的待遇。

首先，工作时间是惊人的，且没有最低工资标准和加班费一说。

Ricky的工作模式接近796（指每天从上午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每周工作6天的工作模式），每天的工作时长远远超过8小时，且无法间断——这导致他只能朝塑料瓶里小便。

而Abbie的工作时长绝不会更低，并且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平台随时可能打电话要求她接活——这正是我们在那场被打断的家庭晚餐上见证的。

而这侵犯了她的私人生活。

其次，许多过去由公司承担的生产费用现在被转嫁给平台的数字劳动者。

Ricky自己花钱买下了快递卡车，且要承担其中的燃油费和维修费用。

Abbie则要自己支付工作中来往于不同雇主家的搭乘公车费。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看到数字平台的“实力甩锅”。

当Ricky在工作途中遭受抢劫和殴打，平台不愿意承认这类教科书级别的“工伤”，没有工伤保险，医疗费自付。

不但如此，他还被要求赔偿运送的包裹中丢失的护照和损坏的扫码枪——价格不菲。

另外，在他“旷工”的日子里，每天都将面临高昂的罚款。

他一再被告知自己是“自我雇佣的”，简直难以置信，如果数字平台不承认Ricky是平台的受雇者，不愿意承担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又何来旷工罚款呢？

更令人恐惧的是，硬性的规章制度与软性的人情关系结合起来，对劳动者构成牢牢的人身控制。

公司不会“命令”Ricky努力工作，不许休假。

但Ricky一旦休假，除了高昂的罚款，他还不再是经理眼中的“好男孩“了，这让Ricky感到自己辜负了经理以及客户的期望。

当Ricky由于处理儿子遇到的困难而不得不连续两天“翘班”时，想想他在电话里对经理卑躬屈膝的样子。

他为自己的“失职”而感到自责和愧疚，但他完全没有想过数字平台从来没有履行过自己对受雇者的责任。

相反，它们一直在逃避，还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措辞而摆出一副虚伪的平等姿态：“你可是自雇者，你不但要对你的合作伙伴负责，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负责。

”这种道德绑架让Ricky完全忘掉休假本就是劳动者应有的权益。

类似的事情在Abbie那儿也发生，平台利用了她对老人们的善心，使她付出免费和额外的劳动。

而对于Abbie来说，这种劳动更像自愿的，而这正是数字平台的企图。

类似地，灌输给劳动者“自雇者”的身份意识，通过层层分包（包片包区或包路线）的策略也分立了劳动者，使他们之间形成更激烈的竞争关系，从而削弱了团结可能性——尽管Ricky更多地被呈现为一个非常努力但仍然无法达到苛刻标准的受害劳动者形象，但他为了更多薪水而“夺走”同事路线的行为的确是典型的“工贼”作为。

传统工会组织更难进驻到这样的地方。

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快递平台的规则促使Ricky违反交通法，造成疲劳驾驶等安全问题。

2018年1月，英国多塞特郡患有糖尿病的快递员唐·莱恩（Don Lane）因错过医疗会诊时间而去世。

当时他为了避免每日150英镑的罚款而选择继续工作，没有去治病。

肯洛奇以及影片的编剧保罗·拉弗第（Paul Laverty）正是以这个故事为原型制作了电影。

一切是如此的真实。

最后，影片也提醒我们：定位追踪技术对劳动者的人身监视以及收集客户的个人数据隐私并与其他公司进行利益交换同样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公司用工灵活化（如劳务派遣、雇佣临时工）和分散化（多任务多地并行）的趋势实际上自就业岗位向新兴服务业转移起就越来越明显。

但互联网数字平台的产生加剧了这一过程。

正如影片中呈现的那样，平台资本主义不承认雇佣关系，从而使劳资矛盾不适用传统的劳动法体系，以此甩掉与此捆绑的一系列风险和责任，压低“人力成本”。

这标志着以成文法形式固定下来的劳工历史斗争成果被彻底地否定。

面临这些严峻挑战的劳工并不在少数。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在2016年至2019年期间，英国为数字资本平台工作的人数翻了一番，达到470万，几乎占所有就业人数的十分之一。

英国目前有多达1000万人从事某种不稳定的工作，这一趋势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常认为的“零工经济”领域，并进入已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职业，例如教学，护理和接待服务。

而根据《中国邮政快递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2018年中国快递员数量已经突破300万，其中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占46.85%，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占33.69%，近两成快递员工作12小时以上。

由于采用不定时工作制，快递员没有加班费，大部分也谈不上五险一金。

75.07%的快递员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

这些趋势也的确使工会组织更加困难。

1970年代，一半的英国工人持有工会卡，而如今只有五分之一。

在大多数于增长迅速的私营部门中工作的年轻人中，这一数字则下降到6％。

2017年，英国的罢工次数是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总罢工天数仅为170,000，而在被称为英国“不满之冬”的1979年这一数字为2,950万。

我们通常所说的劳工三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团结权）、集体交涉权（争议权）、集体行动权（抵抗权））正在新的资本剥削形式下丧失。

最后，影片落入了反对新兴技术应用的左翼“技术保守主义”的窠臼了吗？

显然没有。

它试图使我们看到劳权的不断削弱是自上世纪70年代延续而来的。

这也是本文将这一观点前置于第一部分的出发点。

正如达拉斯·斯迈理在《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中所说的那样，技术不是独立自主的存在，研发和应用技术是政治过程。

今天我们处在互联网技术的新自由主义路线之中，从而导致了严重的问题。

因而关键是，我们需要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技术文化实践路线。

替代性选择：零工工会与平台合作主义现实中并非不存在我们所说的替代性选择实践。

实际上，新的零工工会正在被组建起来，尽管并非顺利。

2012年英国独立工人联盟（Independant Workers of the Great Britian，IWGB）成立，主要服务于零工经济领域的劳动者。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自2012年以来，包括英国总工会（GMB）和IWGB在内的工会赢得了一系列针对零工经济雇主的案件。

2018年，英国就业法庭裁定上诉的自雇Hermes快递员实际上是享有基本就业权利（例如最低工资和假日工资）的工人，而不是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s）。

此后，法院针对Uber，Addison Lee，City Sprint，Excel和e-Courier 做出了类似判决。

但是这并未导致行业发生巨变，因为公司尚未将法庭裁决应用于案件范围以外的工人，并且法庭裁决屡屡受到挑战。

优步目前正在就一项判给驾驶员基本驾驶权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将在今年作出。

在没有来得及组建工会的地方，野猫罢工正在进行。

2019年8月27日，Rideshare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的Uber总部外集会抗议。

到了9月10日，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投票通过了禁止公司将工人错误地归类为独立承包商的法案。

一些技术被非常巧妙地应用到斗争之中。

Whatsapp为快递员和外卖员的网络提供了技术基础。

消息得以迅速传播。

另外，利用平台的程序设计结构，一些有利于罢工的情形也得以建立。

2016年，Deliveroo曾宣布将单方面改变对骑手的薪酬支付方案，这引发了为期六天的“罢工”，骑手迅速采取集体行动使自己无法接单。

来自Deliveroo的竞争对手Uber Eats的快递同事迅速效仿，并开始利用该应用程序内的促销优惠：新客户首次订单优惠5英镑。

通过反复创建新帐户并订购运送到纠察队的廉价餐食，罢工者积累了一大堆免费食物，而为此买单的正是Uber。

与此同时，当源源不断的骑手带着食物赶来时，他们发现自己的客户原来都是同行，正欢呼着要求他们赶紧登出平台账号以加入罢工。

针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平台合作主义的替代方案也在2014年被来自纽约新学院的学者Trebor Scholz提出。

通过合作社模式和数字平台技术的融合，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所有，劳动者得以成为平台的主人，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收入保障，参与分工安排的决策，并有权决定个人在平台数据的使用和存留。

我们这些年看到了许多运作成功的案例，遍布自由职业、线上零售、创意与艺术、出租车交通、家政清洁、新闻媒体、交易市场等各行各业。

德国的Fairmondo是由用户拥有的离散式在线市场，采取有别于亚马逊、淘宝的合作社模式。

旗下2000名成员致力于发展替代电子商务大玩家的平台，同时坚守自己的理念。

该网站鼓励公司参与公平贸易且只从社会责任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货。

在从德国推广至全球的过程中，他们希望平台最终由各个地方的合作社集体所有。

Stocksy则是一家摄影库存图片合作社。

它归艺术家们所有。

合作社理念基于利润分享，为网站提供照片的艺术家共同拥有网站所有权。

艺术家可以申请成为会员，一旦成功，他们会得到销售图片50%的佣金，年底还有利润分红。

美国家政工平台合作社Alia则是由美国的家政工联盟开发的一个平台。

在美国的大多数州，家政工不适用一般的劳动法律，不被包括在劳动法保障的范围内。

这种情况下，家政工其实是缺乏社会福利保障的。

但有了Alia，通过合作社分红的方式，家政工拥有了带薪休假和保险。

回到影片。

在影片的结尾，父亲Ricky为了避免罚款，背负着完全没有痊愈的工伤坐上驾驶座，再次踏上没有尽头的快递之路。

在难以抑制的哭泣中，我们感受到他内心深切的无助和苦楚。

值得庆幸的是，平台合作主义这一逐渐壮大的发展力量可以算作对肯洛奇新片所展现困境的一个积极回应。

2020年被平台合作主义联盟（The 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PCC）定为平台合作社年。

我们期待更多劳动者投入到改变自己命运的行列中来，一起探索更多替代不公经济模式的另类路线。

《劳工社会学》通选课，其中作业是写一份书评、影评或课评，一位历史学院的同学在作业的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 我对这部电影的感触很深，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劳工，父亲在工厂工作，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9点，母亲在卖场做导购员，他们的时间很少，在生活的压力下他们也互相争吵，但是没有时间解决，根源就是穷，社会很少会给穷人喘息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很真实，没有突如其来的危机之类的情节，有的只是平淡的压抑，刻画了一个在金融危机下辛苦生活的英国家庭，这既是一个家庭，又是千千万万个劳工家庭的缩影，这些家庭的主心骨基本上都超额工作，但是仍没什么保障，重压下他们照顾家庭的时间自然会减少，最终导致一系列问题，这是很真实的劳工问题。

他们的希望除了自己努力工作就是放在下一代身上，但是他们又没有时间去教育下一代，这似乎陷入了死循环，但这就是许多家庭经历的。

虚构的电影带来了如纪录片一样的真实感，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

”

在这个时时刻刻讲求个性和特色的年代，每一部卖座的电影，都或多或少穿着一件华丽的外衣。

这件外衣，可以像《寄生虫》那样张扬，也可似《爱尔兰人》《好莱坞往事》那样中气十足，亦或如同《罗马》《燃烧》，看着其貌不扬骨子里却闷骚得很。

这些年头，你能回忆起的那些让人拍手称快的佳作，都多少揣着些不见得是噱头但又让人无法回避的“卖点”。

不过渐渐地也会开始反思，自己对聪明花俏艺术手法的沉溺，是否反倒导致和现实世界离得越来越远。

电影到底是“糖衣”魅惑，还是映照真实的棱镜。

把肯·洛奇今年的新作《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和上述电影并置，就会给人这样的启发。

近些年有太多作品关乎阶级矛盾，移民问题，或者平权运动，也许，是市面上聚焦劳动者阶层电影的稀缺造成了我们眼中的“新鲜感”。

但其实，这份“新鲜感”恰是本片最不屑挖掘和呈现的，而它也正因为剥去了这些浮饰而更显得光彩熠熠。

电影的光芒与两位主演的精彩演出密不可分。

尤其是女主Abbie，以其温和的眼神，不卑不亢的处事姿态，精准地为我们呈现了在生活重压面前人是如何被进一步压缩但又毫不失去尊严。

她在医院对电话里的Maloney发飙的一场戏，相信也是2019年度的最动人的几个电影瞬间之一。

这个形象让人很有感触，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谁没有一个总是在催活的老板，不顾及感受的客户，谁没在每天经历着和deadline赛跑的工作进度，和在长距离通勤中一点一点流失掉的时间呢。

我们在自己生活中的那份努力和咬牙，坚持和窘迫，不就是Abbie一次次在即将顾此失彼的边缘竭力维持住的姿态么。

这份守住的尊严，我相信是跨越阶级，受教育程度和社会身份的。

男主Ricky则是一个略微不同的角色，如果说Abbie的形象更加稳定和沁人心脾，像潺潺流水，那么前者就是刺眼的阳光，偶尔光芒万丈偶尔又有些过于直接和粗暴。

他其实和儿子Seb一样，都是风险的承担者，愿意在自己认定的选择上付出双倍的努力，也赌上双倍的命运，不留退路。

这是一个略有棱角和带有悲剧色彩的角色，但导演并不执着于关注和剖析个人层面的“缺陷”，也并未过多移情，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这个悲剧背后的系统性因素上。

影片揭示了在这个“效率至上”的大环境下，雇主是如何以“赋权”为名义剥削劳动者。

基本生活保障的缺失，有序家庭关系的瓦解，“分秒必争”的劳动者们，在“自我雇佣”的幌子下成为了时间和进度条的奴隶。

影片有意无意在告诉我们，经济分工和技术进步，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效率追求的升级是彻底和不可逆的，但我们很多时候却会忽略它的危害，或是根本察觉不到它的发生。

当人类还在憧憬机器有一天代替自己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自己首先成为了那个机器。

肯·洛奇毫不避讳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同时，也很勇敢地抛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或是一次将之合理化的尝试。

我们看到，在“历尽劫难”过后，Ricky还是蹒跚地从床上爬起，留了张字条之后继续出门干活。

电影的结局是，老板Maloney和老婆Abbie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推着生活奇妙地又继续向前走了。

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生活的继续，靠的从来不是什么额外的意义和力量，更不是那些形而上或者只存在于一瞬间的东西。

我们在很多其他作品里找到的那些曾经信以为真的答案，或许都没有Ricky给家人留下的这张字条来得有力量。

其实，大多数冲突过后都没有玉石俱焚，因为人总是一直近乎本能地跌倒了又爬起，选择遗忘。

我想生活的本质和尽头，正是在我们被自主的选择所吞噬，被不走运和不够强大击得遍体鳞伤之后，却依然沿着来时的路继续前行。

肯·洛奇：工人电影的守护人宗城很少有导演比肯·洛奇更执着于呈现工人阶级。

他是当代英国杰出的电影从业者，被电影史学家格雷戈尔誉为“新现实主义中间最重要的导演”。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肯·洛奇就作为电视导演替BBC拍摄剧集，但真正奠定他电影之路的作品，是1969年的《小孩与鹰》。

此后，肯·洛奇沿着写实主义的路子迈进，相继拍出了《秘密的档案》、《底层生活》、《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电影。

他的电影饱含社会关切和批判意识，忠实地记录了当代工人阶级的生活，他呈现权力关系里的弱势一方，但并不把他们符号化，而是采用写实笔调，将个体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摆在台面。

直到八十岁，肯·洛奇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他并未因年迈而温和，而是“怒斥，怒斥光明的消逝”。

到如今，肯·洛奇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后人研究今日的工人题材电影，他都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在电影处女作《可怜的母牛》里，肯·洛奇就表现了他杰出的人物塑造能力。

这部电影以一个底层女孩为主角，她和窃贼结婚并生下孩子，但窃贼随后入狱，她自己的生活也一次次遭遇危机。

肯·洛奇塑造的并不是一个符号化的底层人物，他呈现女孩的欲望，也表现她在面对生活苦难时的乐观和坚韧。

她眷恋肉体欢愉、物质财富，但物质不会使她堕落，当她被负心汉伤害，独自养育年幼的儿子，面对生活的重负，她依然高昂着头，笑对人生。

肯·洛奇在塑造女性时有难得的共情能力，他擅于发现小人物的美好一面，而不是以精英的视角去傲慢审视，这使得他电影里的主角虽然平凡，却闪耀出不亚于英雄的动人光芒。

1960年代，肯·洛奇拍出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部代表作《小孩与鹰》。

这部电影将工人阶级离愁与大英帝国的衰落并置，通过“小孩与鹰”这么一个具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呈现出战后英国工人阶级的痛苦与迷茫。

影片的主角比利出生于一个依托煤矿工厂发展的小镇，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冲击下，这座小镇走向衰败，工人阶级家庭承受着失业的打击。

比利的家庭也面临父亲出走、母亲失落的僵局。

肯·洛奇以小见大，将比利的家庭作为英国工人阶级失落的喻体，父亲出走，象征着以煤矿工厂为代表的旧工业时代的逝去，而在工厂工作的哥哥情绪日益焦躁，也折射出196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整体的精神迷茫。

二战结束后，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面临不可挽回的衰落，战后一代站在废墟上，一度面临“生活意义感的缺失”。

《小孩与鹰》胜过一般工人电影的原因在于：它不局限于对工人阶级伤痛的探讨，还用高明的隐喻方式，揭示出了英国战后一代共同的精神危机。

电影中，比利抓到一只小鹰，他把驯鹰作为自己压抑生活中的一件趣事，肯·洛奇用细腻的镜头语言，以反复出现的密集房屋、高大烟囱、狭窄街道和阻碍人道路的篱笆为符号，昭示出比利窒息般的生活，而他唯有奔向自然，在驯鹰的片刻，他才能短暂逃离，抬头看见清澈湛蓝的天空。

《小孩与鹰》是一部朴实无华的电影，却成为战后英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

它被业界公认为1960年代英国最重要的几部电影之一，究其原因，这部电影发扬了战后英国“自由电影运动”所宣扬的独立、锋锐、介入现实的价值取向，它用真挚诚恳的镜头语言、巧妙的象征性叙事，呈现出一代英国人的失落与仿徨。

以《小孩与鹰》为标志，肯·洛奇的电影路线基本确定。

往后五十年，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基本都沿着《小孩与鹰》的道路去前进。

这些电影的主人公多是工人或失业者，生活在新一轮全球化发展、跨国企业扩张的背景下，例如《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平台零工、看护女工；《我是布莱克》里的木匠工人；《天使的一份》里犯事的无业青年；《寻找埃里克》里的邮差；《甜蜜十六岁》里涉及非法交易的青年；《面包与玫瑰》里担任清洁工人的玛雅等，其中对当下最具有针对性的，当属《我是布莱克》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

《我是布莱克》证明了肯·洛奇不只会用悲天悯人的方式来表现痛苦，在这部电影中，他采用了幽默剧的方法，让观众在欢笑之余，更真切地感受到英国繁琐的官僚制度、虚伪的福利制度对社会底层的残酷。

这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大半辈子努力工作，晚年依旧陷入困窘的工人。

他无儿无女，因为心脏病而停止工作，本指望靠残疾救济金挺过难关，可他没想到，当局为了减少社会福利开支，连他的残疾救济金都设法剥夺，他先是被政府派来的“专业医疗人士”坑害，残疾救济金被取消，随后在申请上诉期间，他申请待业救济，又被繁琐的官僚体系一次又一次玩弄。

他为这个国家奉献一生，这个国家的关键系统回赠以冷漠。

绝望之下，布莱克选择反抗，最终悲凉地死去。

《我是布莱克》以辛辣的方式批评了英国的官僚系统和福利制度，这部电影也为肯·洛奇赢得了戛纳金棕榈的荣誉。

影片中有一句话:“我见过多少像你一样的好人，因为不配合而最终沦落街头。

”其实，肯·洛奇的电影何尝不是一次次追随那些不配合的人、“像你这样的好人”，在这个倔强老者的内心，始终存留着不向伪善、冷漠机制妥协的勇气，他一辈子站在反抗者那一边，将被系统遮蔽的话语，从地底打捞出来。

与《我是布莱克》一样，《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也是非常动人的一部电影，也是当下直观数字平台零工困境的电影之一。

肯·洛奇用写实的技巧完成了一个隐喻故事，他所记录的不只是英国底层工人的困局，也是这个时代所有困在“系统”里的人的困局，这个故事如此具有普遍性，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以至于不需要任何解读门槛，《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都能直击人的内心，使得观众去思考——造成系统里的人无法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都在过上一种倦怠而不幸的生活，却对此无能为力。

影片的主角是一个零工家庭里的父亲，为了让一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加入了一个大数据零工平台，无保障协议，一周无休，每天奔走在送快递的路上。

被算法制定路线，被系统监督，超时就会发出嘟嘟嘟的警报，被客户投诉会被扣钱，请假无人代送也会被扣钱，一个工人连续干活十四天，因为抗议工头而被讥讽为“爱抱怨”，主角在路上遭遇抢劫，多处受伤，工头最先过问的不是他的状况，而是要求他补偿损失。

此情此景，像极了中国外卖骑手的处境，但肯·洛奇早在去年就描绘了出来，并直指零工艰难背后的原因——算法支撑的系统将人变成机器，而缺乏对人的基本关怀。

缺少对零工保障的法律条文的市场，它的“优胜劣汰”式竞争加剧了每个人的“加速”，企业为了不被淘汰而“加速”，个体在缺乏议价权、休息权的情况下，为了不被辞退而“加速”，而当每个人都在加速，加速所带来的就不是整体幸福，而是整体倦怠，进而导致人们对这种催吐式竞争的怀疑。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呈现出来：很多民间的暴力——成年人突如其来的崩溃，少年看似无因的反叛，乃至一个人的自毁、消失，看似是偶然的，其实是一个对底层打工者缺乏基本人道、缺乏保障的系统的必然。

例如在电影中，正是由于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早出晚归的工作，导致子女缺乏父亲的陪伴，在他们成长中最需要父亲的时候，父亲的缺席，造成了他们的失落与行动上的回应。

而电影中母亲一角，她承担的看护工作，也为观众揭开了英国老龄群体的孤独境况，在社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许多老人却有被落下的处境，大数据，互联网，年轻人快速学习的东西，老年人却需要很长的周期去适应，而更为关键的，是当他们的子女投奔到这种加速的竞争中，他们的孤独由谁治愈的问题。

看护这一工种，就是为此而生。

但是，母亲帮助他人照顾老人，自己的家庭却剪不断理还乱，她和丈夫一样，受到繁重工作和家庭陪伴无法兼顾的困扰，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他们如此努力，收入却仍不及那些高官政要、资本巨头、房地产商的零头。

肯·洛奇呈现的是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在大数据和算法结合的时代，科技带给人的已未必是福音，而是一种困在系统里倦怠打拼直到崩溃的恶性循环。

数字平台造就大量的零工经济，企业利用零工减少成本，扩大生产效益，并且利用平台的垄断优势，逼迫传统线下商家也不得不加入其版图之中，其结果是利益的大头给了平台及其背后的高层，零工为此(且难以有其他选择)付出高风险劳动，其收入却赶不上物价上升、房地产泡沫的速度。

平民百姓要的有时很简单，家庭、房子、教育和医疗，可如果每一个都成本高昂，而自我的劳动贬值，那么在一个投机的收益明显高于劳动的社会里，大范围的倦怠与幻灭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佛系和过剩竞争看似截然不同，却是功绩社会的一体两面，所谓“消失”、“退出”，是在厌倦了这一套一代又一代延续的竞争法则及其背后的权力话语后，个体所能做出的最后的反抗。

肯·洛奇的电影不仅针对英国，在今天中国的语境下也一针见血。

只有看完这部电影，再回想片名，才能感受到短短几个字背后的痛惜。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但现状并不是难以改变，所能做的，也不只是后知后觉的惋惜，只有从根本上挑战功绩社会的评定标准，去推动针对算法与大数据平台的改良，从法律、经济和监管上维护劳工的权益，才能减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式的悲剧。

在保守党占据上风的英国，肯·洛奇并不掩饰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把电影作为介入世界的一种手段，是“向权贵进行的演讲”，也是在名流云集的艺术殿堂里，为无产者发出声音的媒介。

在社会主义退潮、新自由主义一度成为潮流的九十年代，肯·洛奇就致力于拍摄呈现打工者困境，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电影，而如今，当“历史终结论”成为伪命题，全球化再度受到严峻挑战时，肯·洛奇通过《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等电影，展现了当代社会普遍的零工模式，以及在这背后深刻的阶级固化、社会区隔、下层居民缺乏保障等问题，这看似陈词滥调，但肯·洛奇细致入微地为我们呈现:这个零工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它又是如何把人变成机器，步步贬损人的生命价值。

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呈现这些问题，是为了激励观众寻找另一个世界，一个“新自由主义”以外的世界。

多年以前，肯·洛奇曾拍过一部纪录片叫《1945年的精神》，在那部片子里，他展示了战后英国的重建。

在当时，工党上台后推行一系列以经济计划化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以求推进英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

但自撒切尔执政后，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被淡化乃至污名化，保守党利用传媒宣传撒切尔的功绩，但立场先行地抹黑工党自1945年以来的经济方针，将政府调控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计划经济政策联系起来，将增加社会福利、保障工人权益的弊处放大，令人更加体认“增加福利导致工人偷懒、工作效率降低”的企业家逻辑。

肯·洛奇希望回顾战后英国的重建，探讨那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精神如何影响了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进而为那段工党执政的历史“去污名化”。

但是，摆在肯·洛奇和左翼电影人共同的问题是，在今天呈现底层困境已远远不够，左翼不仅需要展现社会的分化，还需要去回应，为什么在贫富不均、社会阶层愈发分化的国家，左翼政党却没有得到更高的支持度，反而在多个国家遭遇保守主义的冲击。

就以英国为例。

特蕾莎·梅之后执政的是保守党党魁鲍里斯·约翰逊，即便疫情防控不力，保守党依然在政党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而工党却面临目标选民的流失，前工党领袖科尔宾因“涉嫌歧视犹太人”的言论黯然离场，继任的是一位温和型的调和人物。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当下，保守主义和折中派更受选民欢迎，左翼政党的主张则被视作“激进”、“社会主义倾向”而遭受质疑，这在自由主义传统深厚、恐共心态挥之不去的英美尤其明显。

因此，对于这一代左翼电影人来说，除了去呈现受压迫者的生活，探明他们中的部分人为何对左翼政党失望，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方向。

肯·洛奇有自己鲜明的关注领域，以致遭受误解。

有批评者认为他的创作愈发重复。

沉浸于拍摄“工人苦难叙事”，但没有挖掘出新的东西，甚至将他的作品讥讽为“工人阶级伤痕文学”。

但观众如果仔细对比肯·洛奇的电影，会发现从《小孩与鹰》到《我是布莱克》，再到《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他一方面忠实于对社会底层的关照，但另一方面，他拍摄的不再只是反映传统工业衰败、工人下岗、批判官僚主义等这类老生常谈的议题，还有新兴的平台资本主义问题，企业家如何利用算法和大数据建立新的垄断方式，将工人变成肉身机器。

肯·洛奇揭示了一种当代奴役术，这是一种相比十六世纪更隐蔽、更合乎法规，却在本质上同样野蛮的奴役方式。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的结尾，男主人公即便受伤，依旧驾驶着飞驰的货车，为了支撑一家人的生活，他甘愿接受算法平台的奴役。

当他开进隧道，我们不知道黑暗中发生了什么，但可以感受到，在那一刻，人类的痛苦其实如此相似。

肯·洛奇对于社会会存在的“痛楚”似乎一直都有自溺倾向。

几十年来，他是如此专注于对伤痛的刻画，在朴素的生活流叙事背后，是极具格局意识的感怀。

这部片同样延续着肯·洛奇的现实主义风格，纪实性摄影，大量的中近景镜头，借由家庭视角牵引出宏大的社会议题。

实际上，很多生活流影片容易沦为冗长的肥皂剧，抑或存在另一种情况，导演总是习惯性附加一些人为叙事力量去刻意拔高这类电影的格局，而这部电影避开了以上两个雷区，肯·洛奇剥去了许多主观性逻辑，真正化身成了Ricky一家，他不是让电影去操纵生活的变迁，而是让角色去推动事件的走向，在结束之前，如角色一样，没有人能预知苦痛以何种方式收摊。

此片尽管不乏戏剧性色彩，却让人倍感真实。

电影讲的故事一如既往地简单，蓝领工人Ricky为了挣取更多薪酬，转投快递行业，成为了一个送货工人。

为了支付购买货车的费用，她的妻子Abby只好卖掉了自己的车。

他们拥有一个懂事的11岁女儿Liza和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儿子Seb。

肯·洛奇仅仅运用一个极简的故事就呈现了多维度指向：父子矛盾，家庭教育，成长烦恼，零工经济，剥削式劳动市场...这些线索环环紧扣，纵横交错着。

Melodrama式的铺陈，在剪辑上没有采用过多宣兵夺主的花招，一切按照规范的前后顺序，虚构故事的纪实性得以被多重放大。

即使人物的困境充满了戏剧性，Ricky一家的悲剧接踵而至，儿子的叛逃，上司的夺命call，惩罚机制的持续发酵...仿佛这个世界所有的重担都降于这悲惨的一家，但我们仍觉得无比真实。

这有很大一部分得益于充满纪实质感的剪辑和摄影风格。

电影定位于纽卡斯尔，选择这样一座古老的工业城市自有导演的用意。

互联网席卷全球的时代，纽卡斯尔自然也难逃科技的洗礼。

主人公Ricky的快递工作就与这样的革新息息相关。

利用物联网技术，每一件包裹都处于监视之下，跟踪、定位，这些专业度极高的流程深深地烙印进快递行业的命脉。

主人公们操着腔调极重的北部口音，是肯·洛奇暗示人物所接受教育以及身份地位的惯用手段。

导演没有刻意去制造“生离死别”来塑造电影蕴含的“悲”，相反，在一种极为自然的影像下，电影的“悲”被一种无能为力的宿命感笼罩、牵制着。

在一次家庭争吵后，Abby对儿子Seb说：“we work hard.”但这样的辛勤工作，换来的是矛盾的升级和不幸的加剧，越是想要摆脱生活的死循环，Ricky一家就越是深陷这样的泥沼之中，肯·洛奇克制的镜头里弥漫着厚重的虚脱感。

平淡无奇的故事行进着，生活的苦涩就这样慢慢泅开，然后布下一道道漫长的伤痕。

肯·洛奇的电影常常拍的是一种矛盾状态，生命的模版。

叛逆的Seb对应的是没有尽头的青春迷惘期，他是传统社会中的坏孩子，半夜跟朋友跑去街头涂鸦，但你说他是恶人吗？

当父亲Ricky被痛殴之后，Seb小心翼翼地多次询问父亲的伤情，也是他，挡在父亲的送货车前。

Ricky为了养家糊口每天拼命工作14小时，在儿子闯祸之后动手打了他，可也是这个看起来一无是处的父亲，为了保护儿子，顶着“天价罚款”，翘班赶回家中。

这些微妙而动人的瞬间，构造出了“煽情”的气息，这是电影最厉害的地方。

而电影前半部分穿插的“英式幽默”，或许指涉了典型英国底层人民苦中作乐的心态。

身为曼彻斯特人的Ricky在送货途中遇到纽卡球迷时差点杠了起来；女儿Liza与父亲一起送货的快乐时光...自嘲式的作风，与平静之下暗潮涌动的客观环境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于指责肯洛奇电影中的人物形象过于刻板，我并不能认同。

不同于以往肯·洛奇电影里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结构，此片中的家庭结构是完整的，尽管看似和谐的家庭环境下实则险象丛生。

表面上，Ricky和儿子之间的冲突是因为理解、沟通障碍导致的，但更深一层上，是整个社会的大环境造成的，每一次的矛盾激化都伴随着Ricky肩上越来越沉重的经济负担。

最讽刺的是，Ricky每一次试图化解家庭矛盾的努力都是以工作上的“被剥削”为代价。

家庭与工作的对立关系是如此难以调解。

整个社会都充斥着一股“利己主义”“利益之上”的金钱气味，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所有的行为都会被转化为冰冷的绩效，标准由食物链顶端的群体制定，一旦行为与标准脱钩，灾难将被赋予乘数效应。

这背后，反映的是日益成为新型经济模式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在市场一片叫好的景观下，肯·洛奇揭示出了它的“剥削本质”，这样的模式，正在成为新时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所谓零工经济，指的是自由职业者构成的经济领域，他们能够自由化地分配自己的时间和资源。

这样的特质，甚至使得“零工经济”收获了“对等经济”的美称。

然而，在自由化的工作模式下，隐藏的是剥削主义。

没有意外地，劳动者的劳动必须与劳动标准（生产的产品数量，就如电影里Ricky送货的数量）挂钩，换言之，劳动者沦为产品的奴隶，他们的时间严重受到产出数量标准的制约。

一旦履行失败，下场就跟Ricky一样。

零工经济的游戏规则实际上掠夺了劳动者更多自由。

在片中，Ricky即使被送到了ER里了，上司关心的仍是罚金，个体的生命充其量只是经济系统中那些冷漠的数字。

Franchise，上司口中的单字，如同现代经济社会的咒语，把渺小的底层劳工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是隐忍还是反抗？

肯·洛奇给出了现实主义的答案，继续马不停蹄地工作。

这样的答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令人毛骨悚然。

结尾处的Ricky在混沌之中开动了那台堪称“供氧机”的货车，走上了“赎罪”之路，他背负的是家庭的生死，是高额的债务，跟这些相比，他的命如稻草。

但风一吹，它们只是飘散在空中，降落在潮湿的泥土里，仍带有卑微的韧度。

想起了达内兄弟的《单车少年》，结尾处少年牵起了那台破败的单车，遁入成长的孤独隧道。

同样的戛然而止，诉说着难以愈合的伤口。

要说电影的问题，我想唯一不足的，是这种单向的对资本主义的控诉容易陷入固定模式，导致观众审美疲劳。

于是乎，在为劳工阶层发声的电影早已沦为影评人口中的cliche时，肯·洛奇依旧埋头付诸着自己的热情。

在经济低迷，信仰崩塌的后工业时代，他像陀思妥也夫斯基一样，执着地寻找生命的答案。

在冰冷的体系下，一个人的价值与热情是如何被消耗殆尽的？

从这个角度看，此片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无情残酷的过程。

好在，社会的滚动碾压之外，家庭内部仍闪耀着令人动容的凝聚力。

5月31日，从布达佩斯返回上海的飞机上，为了缓解时差不睡，看了东航飞机上的两部电影。

此片看到一半时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但还是吸引着我看完了。

豆瓣上一查，4年前，2020年我还真看过它，评分不错。

可见其写实主义的风格很合我的口味。

串串次上强调“素人演员们主演的电影”，如果真都是非职业演员的话，确实做得好！

好的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几乎绝迹了。

数一数吧，这几年有几部国产片真的明白现实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然，你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红海行动》、《中国机长》等几部相当卖座的国产片不都是现实主义电影吗？

《中国机长》质量比较一般，就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槽点。

《药神》和《红海》倒的确是非常出色非常成熟的类型片，但要说它们有多么“现实主义”，并不见得。

我挺喜欢《药神》的，但我也必须得说，它确实存在不小的问题。

为了给影片制造更强烈的戏剧冲突，《药神》将警察拉到了主角的对立面，把外国药商设计成了隐藏着的大反派，用了许多叙事技巧将主角的形象拔高，从而用情绪代替了思考。

看完电影，我们很容易会被感动，但我们也会生出许多疑问：影片里讲的这件事，真是如此吗？

现实中的药神，是这样吗？

在这件事背后，还有哪些隐藏着的问题呢？

影片的问题，不在于它只拍出了现实的冰山一角，而在于它的艺术创作，有些偏离现实了。

偏离现实的好处，是故事更好看，情绪更饱满，坏处则是，仔细想过之后，就觉得影片没那么“真”了。

《红海行动》也不错，影片中的动作戏，确实够硬，要多真有多真，但对比文戏和武戏，我们就会发现林超贤导演有些偏科，打当然是打嗨了，但“为什么要打”这件事，交代得有些语焉不详，或者说对于现阶段的国产片来说，有些话也不能说得太明白。

不能太明白，当然就不“真”了。

总之，不管是拍不出“真”，还是不能拍得“真”，中国电影渐渐地就缺少了这份“真”。

说起来，很多年前的中国电影，倒是有这份“真”的。

第四代第五代导演，都有现实主义电影佳作，比如杨延晋的《T省的84·85年》，黄建新的《黑炮事件》、《背靠背，脸对脸》等作品，都很值得一看。

第六代里，贾樟柯早期的电影，如《小武》、《站台》，都是极好的，李杨导演也拍出过《盲井》、《盲山》这样的电影。

但后来，黄建新心系大业，作者性全都丢掉了；贾科长离宇宙越来越近，离现实越来越远；李杨倒是初心未改，还拍了部《盲·道》，但影片的质量实在是不敢恭维，谁看谁盲，说是现实主义电影，倒尴尬得像是部无厘头喜剧片。

罢了罢了，想看出色的现实主义电影，还是得往外面看看。

有人可能会说了，我们的生活够苦了，就像看点儿甜的，不想看现实主义电影找罪受，这话似乎有道理，所以有一部电影我早都想推荐给大家了，但一直压着没说，就是怕这样的言论出现。

但其实，如果你看一部电影，只能看到“苦”或者“甜”这些最表面的东西，那是太可惜了。

一部好电影的价值，绝不在于它给你传递了怎样的情绪，而在于它在情绪之外，还给你带来了什么，也许是一种思考，也许是一份力量。

绕了这么多弯子，我要聊的这部电影叫做《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一部真真正正的现实主义电影。

一句话评价这部片子，就是它拍出了一种赤裸的真实。

影片所讲的故事围绕着英国的一户普通人家。

丈夫瑞奇送快递，妻子艾比做保姆打零工，儿子塞巴不好好学习，整天瞎混，是个问题少年，女儿丽萨年纪还小，倒是乖巧懂事。

整部电影讲的，就是这个家庭遭遇了一个又一个或大或小的问题，将这个家庭逼入了困境，并且让影片中的一家之主瑞奇一步步走向崩溃。

瑞奇遭遇的最核心的困境，是他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中找到平衡。

换句话说，他的工作压榨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

说到底，这是一部关于“996”的电影。

影片中有场戏我印象挺深的。

瑞奇的儿子塞巴盗窃，被抓到了警察局，警察给瑞奇打电话让他接人，但他正在工作，马上就要出车，如果他离开，就必须得承担公司的损失，自己不赚钱，还得赔很多钱。

把儿子接回家之后，就是大吵大闹，父子争执，丈夫和妻子也吵了起来。

妻子抱怨丈夫对儿子疏于管教，丈夫则说自己太忙了，连饭都吃不上。

妻子更生气了，因为为了给丈夫买送快递的车，她卖掉了自己的车，打零工的她只能去挤公交，为了准时，她也经常不吃晚饭。

矛盾，都是一连串的小事积攒而引发的。

而根源，就是所谓的“996”。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它没有态度明确地告诉观众，员工的工作时间被压榨是不对的，它反而告诉我们，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必须得接受这件事情。

瑞奇面临的问题就是，他知道自己已经承受不了如此高负荷的工作了，但他不能停下来，他如果停下来，整个家庭将面临更多问题，他的压力会变得更大。

换句话说，累是小问题，穷才是大问题。

真正被“996”荼毒的人，其实并不是会经常去抱怨“996”的那群人。

影片中，瑞奇在和儿子大吵一架之后，心力交瘁，想要去请一个礼拜的假，老板则告诉他，你想请假当然可以，但得赔很多钱，而且，你不要觉得这个工作很累，想干这个工作的人多的是。

这就是现实，这才是现实。

最苦涩的现实里没有那么多主动的选择，有的只是无奈的被动。

影片的最后，瑞奇遭到抢劫，被殴打，受了伤，但第二天，他还是开着车离开了家去送快递，全家人拦着他，也拦不住。

儿子说你一只眼睛都看不见了，他说，我必须得去工作，没有选择。

那一刻，这部电影该有的劲儿就足了。

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有的人会吐槽，这片里儿子女儿都用的是苹果手机，一家人租住的房子也不算小，有吃有喝还有车，虽然生活是挺苦的，但似乎也不是真正的苦，用我们无产阶级的眼光来看，他们叫苦像是无病呻吟。

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感觉。

但仔细想想，其实导演是想拍出一种更普遍的状态。

他要拍的，不是最苦的，不是最惨的，而是很正常的，很普通的，却也面临着许许多多问题的。

瑞奇到警察局领儿子，警察给他儿子说，你不错了，珍惜吧，多少人可没爸爸来领人。

这一刻，让人百感交集。

这就是最真实的。

你可以说瑞奇一家的困境并不是绝境，但大多数人的困境，其实都不是绝境。

拍绝境，当然更有感染力更具戏剧冲突，但那往往就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而《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追求的，就是一种未经雕饰的，赤裸的真实。

看《春天后母心》那样的苦情戏，我们可能会哭得稀里哗啦，但我们不会去想，如果我们自己是刘雪华那个角色，该怎么办？

而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这样的电影，我们可能哭不出来，但思考，多少是会有一些的。

影片片名中的“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是快递公司致歉卡上的话，快递送晚了，客户就能看到这句话。

快递被错过了，有人说对不起，但社会问题被忽略了，谁来说对不起呢？

《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看似讲的是一个家庭的小故事，其实说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探讨的是社会制度的弊端，它所观照的，是我们身处的时代。

这样的电影，是越来越少了。

当然，影片也有不小的缺点。

让瑞奇真正走向崩溃的导火索，是他在送快递的时候遭遇了抢劫。

这个情节的设计，就有些刻意了，对于编剧来说，这是偷懒的表现。

对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名作《偷自行车的人》，高下立见。

在德西卡的作品里，男主角的自行车被偷了，于是他开始想办法找车抓贼，无果，最终他选择去偷车，这个行为让他走向了崩溃。

一切看似是主动的选择，其实是被社会被命运裹挟的结果，这个是高明的。

强行给角色施加外部的打击来促成内心的崩溃，并不高明。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喜欢《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很佩服导演肯·洛奇。

肯·洛奇是什么级别的导演？

八十四岁了，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拍片，拍了五十多年，佳作无数，拿过两个金棕榈。

我最喜欢他的《小孩与鹰》和《我的名字是乔》，这两部都不是他的金棕榈作品，但都是非常出色的现实主义杰作。

肯·洛奇肯定不是同辈导演里成就最高的，他的作者性甚至不算很强，在影像上也没有做出太多革新，但他可能是最有“战斗精神”的那一位。

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拍出社会的“真”。

拍《我是布莱克》，他批判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拍《铁道之歌》，他关注英国铁路私有化之后铁道工人的生活问题；拍《土地与自由》，他分析土地分配制度；拍《家庭生活》，他关注个体的心理问题和家庭的关系。

肯·洛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拍底层就是真真切切地去拍他们的生活，没有俯视的姿态，只有平视的关怀。

但他有态度，也有情绪。

很多时候，我们看他的电影，会觉得老爷子挺可爱的，批判了一辈子，愤怒了一辈子，到老了，心里的火焰还从未平息。

有时候看看肯·洛奇，看看老东木，还莫名有种励志感。

真的挺了不起的。

我们身边有太多人，才二十多岁，就已经失去了愤怒，失去了对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的关心。

有时候我也会想，可能不是中国电影人拍不出现实主义佳作，而是中国观众根本就不愿意看这样的作品。

“假”看得多了，就更喜欢推开“真”了。

可是，这个世界真的不能没有“真”。

电影可以是娱乐，是艺术，是产品，但同时，它也可以是时代的行车记录仪，理应有人把它当成时代的行车记录仪。

（一）英国疫情最严重的四月，我网购了些夏天的衣物。

快递公司照例给我发邮件更新包裹状态，估计是商家为了拉近所谓的亲切感，还附上了快递员的信息，一个快递员本人的头像，是那种手机面部识别视角下的，出现在我们健康码上的那种头像，一位干瘦白人中年男人，尴尬的笑脸。

同时还有快递员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Richard，我平时喜欢和家人待在一起或者去户外活动。

后来我正常拿到包裹，那位叫Richard的快递员把东西放在集中取件点后应该就走了，所以我没有见到他看看真人和照片是不是一样，nice不nice。

不知怎么的，我一直记得那封邮件上快递员信息那一栏，头像，以及自我介绍，朴素、简短，我宁愿相信那不是敷衍。

（二）夏天的时候去Morcambe海滩，初步解封后人逐渐多了起来，天气也不错，沙滩上还有对情侣打排球。

坐在石堤上吹风，并成一排。

身边走近一个男人，胡子拉碴、头发蓬乱，个子很高却弓着背，穿一套破旧褪色的连帽运动服，拉链随意一拉，内里的T恤圆领早已松垮变形。

短短向我伸出右手的同时以近乎哀求的语气重复着：“能给几便士咖啡钱吗”。

我当然没有动，迟疑着他已走向身边的游人，眼睛里浑浊没有一点光。

我看着他一路这样问过去，沿着长长的海岸线，直到淹没在人群里。

资本社会饿不死人，但让人没有一点心气和尊严。

抛开一些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不谈，电影的背景相当真实，完整的展现了英国下层阶级工人的生活。

英格兰东北部城市纽卡斯尔，红砖矮房子、蜿蜒街道，父亲和母亲一年没有几套衣服，做着繁重的工作；一个叛逆的儿子，大概率上不了大学，即使上了也改变不了什么；一个女儿，年纪小却很自立。

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日常开销巨大。

影片最后，父亲被劫匪打到一只眼睛看不见却还要清早六点去送货，面对家人的阻拦，只是歇斯底里的喊着必须要工作，然后在父亲独自的哭泣中结束。

西方从疫情解封中以来，一些中国同学非常不理解民众坐看每日增长人数，还一边强烈要求复工，甚至发出“要钱不要命”的质问，本片结尾是一个很好的互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