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气球》的问题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藏地人民根本性问题。

把《气球》的故事换置到一个底层汉族家庭，把“转世投胎”换成“传宗接代”是完全成立的。

《气球》里的妻子之所以要把第四个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妹妹（尼姑）和丈夫都认为胎儿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不妨将新故事的时代背景放置在当下，施行的政策不再是计划生育（因为审查，这点不好碰），而是二胎政策。

一个生活捉襟见肘的底层汉族家庭，地域范围框定在传统文化强势的保守之地。

已经连着诞下两女的妻子在家族里备受歧视，丈夫在外面也很没面子。

虽然生活已经足够窘困了，丈夫仍然让妻子继续再生一个，而且一定要生下男孩，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妻子是理智的人，知道家里多一口人吃饭势必让生活更趋窘迫，况且还要罚款，于是偷偷吃避孕药，或私自做了节育手术。

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妻子怀孕了。

她想把孩子打掉，丈夫坚决不同意，七大姑八大姨都教育她如果生下男孩，她就成为家里的公臣。

最终她不得不迫于压力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故事和《气球》有本质差别吗？

两位妻子面对的都是父权\夫权的压迫。

唯一的区别是，一个还是神权，一个是文化习俗。

但如果把儒家也看成某种宗教的话，那么“转世投胎”和“传宗接代”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者都属于一种迷信，而不是信仰。

迷信是害怕违背教条带来伤害，而信仰是实在的相信，将引发道德危机。

因此，《气球》虽然讲述藏族平民的故事，但“藏族”的标签没有得到真正表现。

仅仅呈现一些风俗民情，意义不大，它只是将电影变成景观。

而且，最为根本的所谓探讨信仰也属十足虚假的概念，并没有从信仰的内里来探讨。

宗教最终变成像噱头一样的东西，蒙混无知的观众。

真正要为《气球》挑些亮点的话，那也仅仅是它在重提老套的女性在父权和夫权下遭遇的生存困境：女人的身体如何成为牺牲品。

已经有太多电影探讨过它了。

我们对万玛才旦的期待显然不会止于此。

他作为藏族，在描绘藏地人民的生活时，本应发现或找到真正与汉族相异的问题才是。

但很可惜，至少《气球》里没有。

《气球》是从宗教之壳里破出的流俗之蛋，好像汉地故事移置到藏地之后改编的作品。

探讨的问题也流于表面，它并未让我满意。

文/小毛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

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

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

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

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

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

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

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

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

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

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

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

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

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有一天，女人或许可以用她的“强”去爱，而不是用她的弱去爱，不是逃避自我，不是自我舍弃，而是自我肯定。

——波伏娃“可见之人，可见之物只有作为意义的符号出现，才能成为电影艺术的因素”。

影片中编织着符号与意象的密码，共同构建一张密而精巧的符号之网，展示了女性的苏醒之路。

卓嘎与母羊：从压抑到觉醒电影多次暗示，卓嘎和母羊存在某种关联。

母羊与卓嘎最主要的连接是“生育”功能。

卓嘎在家中育有三子，并怀有第四胎，可称之为“生育机器”。

母羊的的生殖功能成为其存在的唯一理由。

电影中，母羊两年未下崽，已经被视为“无用”，只能将其卖掉保证收益。

而卖母羊的收入则是为了供孩子江洋上中学，从生到死，母羊一直处于一种被支配和被牺牲的状态。

卓嘎生养小孩、照顾老人、管理羊群和处理家务琐事，都成为女人生活的日常和日积月累的重担。

当然，电影中其实并未苦大仇深的刻画女性被压迫的状态，而是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平淡展示。

梦见母羊产小鹿的胎梦，也预示着卓嘎的孕育。

为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卓嘎主动避孕，要避孕套甚至结扎，来对抗最原始的男性生殖力量。

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现代化的医疗科技有关，结扎、避孕套等计生用品和医疗手段，也是帮助卓嘎更好保护自我的一种方式。

在藏族地区和藏传佛教的影响下，生育是一种至高的使命，因此，卓嘎避孕、流产也是对传统和宗教的反抗。

卓嘎的努力就是对男性生殖力量和权力施加的接纳，承受与消解。

卓嘎去卫生所验孕时，镜头反复展现一只被拴着的母羊，母羊用尽全力挣不脱也逃不掉，卓嘎的验孕结果正如母羊一样，因为一次意外怀孕而被套牢，就像无情命运绳索的扼制。

卓嘎已经面临生育的痛苦，而第四胎更要面临政策的巨额罚款，宗教、政策、还有父权力量的重重压迫，卓玛面临重要的选择。

在此，女医生则是扮演着一种现代医疗科技和思想传播的使者，女医生与卓嘎交流让她难以启齿的性生活，是对女性欲望的一种疏口；给卓嘎避孕套，缓解生育压力；在卓嘎意外怀孕后劝解建议流产，为自己考虑。

从始自终，她站在卓嘎的角度上，努力让她从一种传统的为家庭牺牲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促醒了卓嘎的女性意识。

佛教的思想渗透藏民生活每一个空隙。

藏民的每一处思想和每一个行动，都受佛教的引导和启悟，佛教的一切都有着不容置疑的地位。

作为一名藏区的女性，不仅要和处于权力优势的男性相抗衡，还敢于质疑传统宗教信仰的代表，最权威和无上的引导者——上师，这是苏醒时卓嘎面对困境作出的大胆抗争。

卓玛与火：难以熄灭的执念卓玛出场是穿着尼姑衣服的，是一种淡然的心态。

但包裹在其内心，却是一股“火”。

“火”是卓玛对爱情的意象，她的感情就像火一样热烈、真挚。

卓玛在经历一段伤心的情感经历后断然出家，多年后却意外的遇到了之前的爱人，爱人送了一本写有两人曾经过往的书，点燃了她心中的火，火光涌动就像起伏的情感与生命。

卓玛毫不犹疑的探手伸进火中取书，就像义无反顾的飞蛾扑火，从那股一闪而过的对待爱情的欲望，可以窥见卓玛强烈压抑但渴望的内心。

金巴与公羊：触底反思电影多次明说暗道金巴正如种羊一样，公羊是金巴的象征。

种羊的使命是让众多母羊繁殖后代，种羊强大的生殖力量也正如金巴旺盛的性欲相一致。

在面对众多母羊时，种羊享有主动选择权。

生殖力量也会改变整个羊群的品种。

作为男性权力强势地位，金巴是一直处于选择和主导状态的。

主动选择性交，操控和引导家庭发展的主要方向。

一如传统信仰下对宗教坚定的信仰和男性天然的权力地位，金巴十分孝顺，阳刚，为家庭着想，默认女人的牺牲地位，甚至在女人反抗质疑他时动手打人。

展示生殖力、干体力活、打架、甚至怒打妻子等行为都是男性力量的一种展现。

而打人是矛盾的顶峰，此后金巴似乎开始有所反思。

妻子离家、母羊卖掉后，金巴在文成公主的雕像下若有所思。

文成公主是女性为家国牺牲的典型意象，金巴似乎受到妻子心中的那种自我意识觉醒的冲击，这在电影结尾成为一种未知的悬念。

孩子与痣：宗教的枷锁江洋是摇摆在传统与现代中间的角色。

电影中的两段梦境都和江洋有关。

江洋从出生背上带痣，从小就被认为是奶奶的转世。

对于这种身份，江洋是有一定压力的。

电影中有一段梦境，两个弟弟光着身子取下江洋身上的痣在沙漠中快乐的奔跑，影像色调呈暖调，江洋仿佛卸下了重担，与弟弟们轻松愉悦的嬉闹。

爷爷去世后，影像呈现河中江洋追寻爷爷的倒影，爷爷与江洋感情深厚。

但同时爷爷也是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认为摩托没有马好，认为试管婴儿等现代科技发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去世的老人也象征着传统的式微。

如此，江洋在对卸掉宗教枷锁的企盼和对传统的不舍留恋中徘徊，正如每个在时代巨变的夹击下迷惘的孩子一样。

在时代的变化下，每个人正如洪流中的蝼蚁一样，面对自我选择和对他人的选择。

影片中两位女性，都受现实和宗教的苦恼。

姐姐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但却面对生活和宗教的两难；卓玛本来心中对爱情充满向往，但被渐渐熄灭；金巴逐渐丢弃自己的大男子主义，开始反思；孩子江洋在迷惘和徘徊中前进。

正如电影名字“气球”一样，片头白气球与片尾红气球相互呼应，印证了“轮回”主题。

象征生命的气球看起来那么红，那么大，那么重，后来它慢慢飞走了，在众多的目光下越飞越高，越来越轻盈，目光所追寻的，是红气球看似自由却不知所归的命运。

参考文献：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影视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版。

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读过《乌金的牙齿》，基本不记得有妹妹这个人物。

但看完《气球》，片中出家为尼的妹妹于我个人而言是印象极为深刻的人物，可能是因为她更未知更独立，怀揣着隐秘而强大的情感。

虽然她一出场就很不具体，镜头跟着她的脸晃动，大半张脸都被压低的深红僧帽遮挡，基本只能隐约看到下颌的线条，很难找到她的眼睛。

她心不在焉地看黑板报和粉笔画，转头的频率揭示了她的紧张，和其中微妙的期待。

虽然她被昔日的恋人德本加认出叫住时仍旧木着脸低着头，视线还是会静静地向上移动，小心翼翼地一看，说到他戴起了眼镜的变化，做出心如止水充耳不闻的姿态还是会被叫住，还是会在抚摸德本加送的名为气球的书时露出微微笑意。

外甥汪洋不是说好自己回家吗？

她为什么要去接他？

难道不是抱着和德本加见面的期待？

为什么会被黑板报吸引？

是不是看到了德本加的粉笔字迹？

她真的不知道德本加是外甥的老师吗？

我很怀疑。

因为当姐姐把那本《气球》投入火中，叫她忘了过去和德本加时，她一下子慌了神，想找东西去抢救，但来不及，火那么旺，都没顾上烫不烫手，本能地伸手去取。

火那么旺，没有任何呼叫，她那么稳健而果决地把书取了出来，把火扑灭。

用烧伤的手抚摩着破损的封面。

那么有力且动人。

姐姐是想借助火来控制妹妹的情感？

但能驱使阿尼火中取书的情感也许比火要热烈的多。

德本加也那样慌张过。

他来找阿尼，被姐姐阻拦，说要给他一件东西。

他站在一堆牛粪前，在那一大堆燃料前，就是点不亮那一根烟。

他拒绝收下那本书，因为这是送给阿尼的礼物。

姐姐强硬地说，要么你拿走要么我烧掉。

他失望地接过书翻着，烟那么不易被点着，书却被烧得那么轻易，他翻书时甚至还散落下几片灰。

他那么不知所措，只能把眼镜摘下来抹了抹。

他想点燃的明明是那么易燃的东西啊，只是一根烟，只是一个坦白化解的机会。

但他就是点不亮。

阿尼和德本加的过去令人好奇，但因为姐姐自作主张的善意谎言和决绝的阻止，化解他们误会的机会因此错失。

那本书没有被读过就被几乎烧毁，我们没有窥探它的机会，只见过其中一个黑色的背影，而《气球》小说原文中并未嵌套气球这本书。

女人之间的相互为难是你来我往的。

因为命运的困境笼罩着她们每个人。

明明都是受害者，在姐姐为怀孕为难纠结之时，妹妹说的却是，上师怎么会错呢？

她和俩父子一样规劝姐姐把孩子生下来。

阿尼一身深红，瑀瑀独行，和最后的气球也很像，特别是飞走的那一只。

万玛才旦于2018年导演的影片《气球》，为以红气球的意向为切入口，导向影射性与繁衍、文明关系的避孕套白气球，创作的与藏区宗教灵魂息息相关的、展开信仰与现实矛盾的深刻影像故事。

该片以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为核心，运用极具地域风情的视听及具个性化特点的气球与火与梦境等隐喻意向，塑造并逐渐扩大了影片中暗中涌流的无力感与流失感，取材大胆，别出心裁，将与人本质欲望与藏区“禁忌”话题、灵魂信仰、现实压力等交织呈现。

占据本片绝大多数镜头的微抖动手持摄影，酿造了无力、恍惚的心理暗示氛围；多次出现的一家人围桌交谈、吃饭的情境与构图，为推动情节及揭示人物内在、心理暗示的重要部分之一：围着餐桌，男人猛烈的吃着羊肉，女人，而景深处熊熊燃烧的烈火，则为暗流欲望的照射与隐喻。

环境与时代的推进改变，打破了藏地人民原本的生活境况，人们以不得已的状态，身处困境泥潭之中。

在片中的传统藏地，人们对性的话题避而不谈，以羊群配种暗示欲望的暗流与生殖的“规程”。

而作为藏民们生活传统的“转世”，则为影评的内在核心推动力。

梦境的隐喻与幻觉、氤氲式的呈现，为本片转世等主题意向的暧昧而深刻的呈现方式。

在美、纯净而奇幻的梦境中，蕴造流失的氛围与打破性的思考。

如孩童摘下长兄悲上映照“奶奶转世”的痣，则可认作是导演对灵魂转世迷信的质疑与思考。

本片做到了不仅仅是现实的呈现，而所营造的贯穿始终的无力与流失之感，则更为隽永、憾人。

本片剧作将人物个性与现实环境巧妙结合，丰富而不具荒诞感。

开篇，影评即以气球与避孕套的物象暗示了生育的线索。

种种意向与情节的设置，形成了复杂、 矛盾却真实的人物形象。

在信仰与生活、传统与现实的困境的大背景下，使女主人公卓嘎对待妹妹绝对自以为是的理智与对待自己之事纠结无奈难脱的矛盾困境形成强烈反差，彰显了闭塞下略显无知与愚昧的无奈。

卓嘎面前家庭与传统这两条难以逾越的河流，使她似乎永远也到不了理性的彼岸。

女医生“我们女人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上”的新观念，使卓嘎对“肚子里的孩子是亲人转世”的观念动摇，开始思考孩子是去还是留的抉择，而这也正是本片矛盾主题的呈现之一——这种触及个人情感的生育问题，背后正是现实与信仰冲撞所带来的困境。

在众生观念与现实矛盾的规定情景与特定设计下，《气球》以极具地域人文特点与氤氲困窘的矛盾设置扩大了人们在传统困境下，对现实与信仰谁是谁非的矛盾与思考，凸显暗流涌动的无力与流失感，呈现了藏地信仰与现实拷问的缩影。

▶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风格总是那么的简洁素净，像是在一块白布上轻描了几笔，静待墨汁四散开来，就成了一幅作品。

《气球》的观感依旧是那么的浑然，卓嘎、达杰、卓玛是万玛才旦点下的三滴墨，孩子、老师、医生、羊、摩托车、气球，都是四散开来的衍生，它们一起构成了“一梦一重境”的《气球》。

《气球》中有三场梦，这三场梦又形成了三重境：第一场梦——爷爷去世后，孙子梦见爷爷走在前方，无论如何呼喊爷爷都没有回头，怎么追也赶不上，爷爷的身影倒映在水泊中，仿佛在天空行走一般，这是影片描述最详尽的一个梦，与后续的剧情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这么也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梦，前行的爷爷与消失不见，有着轮回转世的意味，所以这一场梦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暗示的梦，暗示着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家；将会发生冲突；第二场梦——卓嘎梦见自家的两年没下崽的母羊怀孕了，这个梦境仅由卓嘎的语言叙述，没有画面，映射着卓嘎对于可能怀孕的恐惧，同时又给影片增添了一份“轮回”的宿命感；第三场梦——气球飞上天，众人抬头望向天空，仿佛一同进入梦境，这是在卓嘎打/掉孩子后（亦或没打，全靠个人理解，我选择相信卓嘎坚持打掉了），达杰给孩子买了影片开头承诺的气球，两个孩子玩耍着气球就这么飞了，这个众人的梦境很像《树先生》最后的红/色迷梦，飞起来的气球飞得越高离破灭越近，村民奔跑的越快就离根越远，所以第三个梦境在讲未来的不真实，也许万玛才旦内心期待着，但苦无方法，只能借用向死而生的表达方式了吧。

▶卓嘎还会回来了吗，待入梦，也许你会有答案…

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观影点映，映后与万玛、陈丹青、谢飞老师做交流与讨论，有所收获。

陈丹青说：“我也喜欢万玛的其他作品啊，包括弄死那只羊。

”老师也真是可爱。

说回电影。

电影从家庭、宗教、自由、生活几个维度讨论藏地人民的生活，设计可谓是精良的。

例如，一白球一红气球，一姐一妹，一羊一人，阻隔的视听体验。

这些虽不是内核，只是小的元素，但值得说一下。

影片海报中，红气球即是气球本身，也是怀孕的肚子，即是希望也是灭亡。

正如影片最后一个气球被扎破，一个气球放飞，完美扣住了影片的叙事主题。

白气球是避孕套，影片的第一个长镜头就是“避孕套”视点，白与红的对比不只是冷暖色调的延展，更是避孕与子宫、受孕生命的象征。

关于羊，整个片子都在讨论种羊，也在讨论“结扎人”，羊是放情的、野蛮的、需要优质品种，交配繁衍为生命任务的，而人是克制的，受伦理与信仰限制的。

影片开场的几组对话，在画面中的视听上，万玛始终拿电线杆和栏杆等东西阻隔两人，人被阻隔，也是命运的不相关，俗话说，悲欢不相通。

这只是视听和符号的表意。

绝不止这些。

影片的宣传语是信仰与生活，但影片的落脚点不在此。

正如陈丹青老师今天的发言：“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文化下，不完全是一个宗教信仰下，而是在同一个人性下生活。

”作为藏地导演，这部电影确实有所反叛，甚至anti-religion。

女主角甚至说出了“他们（转世）也有可能出错的”这样的禁忌言语，我称之为“有因的反叛”，具体如何延展，却是不可讨论的，也难以和解的命题。

人性，是最终的命题，也是唯一值得在意的，影片只是以点带面，传统功夫以点到为止。

说这部电影是慈悲的，因为万玛在阻隔、交融、与对比中时刻注意爱与人性的温度。

妹妹的绝对禁欲与姐姐的幸·性福生活成绝对对比，方知宝贵。

而姐姐在最后却说“我还不如做尼姑，没有牵挂。

”是的，影片希望达成和解，却无法真正展现和解，导演万玛在现场说：“所以只能依靠梦境。

”比如海边捉痔，哥哥的“奶奶转世痔”被弟弟拿下来看，希望这转世只是身上一片贴图，而不压于人身。

再比如，在超现实的场面中，青海湖边的孩童在奔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

脱离了梦境，女主人公在现实中却只能寻羊问路，寻鱼问水，一片倒影反射回来，却是自己苍白的脸。

《气球》先在中国调色，而后拿到泰国调色，把绿油与金黄的草丛和土地，全部改成了冷色调为主的基调，这是一小插曲。

如果没有万玛在藏地的生命经验，实在难拍出这样的东西，难怪陈丹青与谢飞老师都说，在其中看到了爱，这是万玛之前的作品也共有的关怀。

当影迷朋友问到导演：是否符号化的表达大过内容，万玛说，这部片子里根本没有刻意的符号，因为信仰、生育、放羊，这只是最真实的生活，是每一个藏地人。

这话最为动人，因为真实，所以慈悲。

听起来矫情的话，在真实的《气球》里，在生活里，也变得沉重了些许。

文：Travis 允许商用转载

1．性教育的缺失2. 为啥老大爷都不知道避孕套长啥样，和小孩一样当成了气球3. 卓嘎的妹妹还挺美的呀，不知道为啥去当尼姑了4. 老大爷去世了，直接裹块白布，都没有棺材，应该是准备去天葬了5. 为老大爷超度念经的，小孩梦里的景色，真的很好看啊！

6. 藏族佛教里都有转世的概念吧, 上师=喇嘛，但是转世都是性别互换吗？

我好像都没有查到。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90123434/answer/2984695958人死后投胎转世性别会变换吗?7. 所以老爷子转世变成了家里的一只羊？

8. 女性困境【乡村医生和卓嘎的对话】宗教转世VS现实穷苦生活下的罚款、9. 七七四十九天人刚去世的时候，还是可以听到人世间的声音的，所以这时候亲人大声痛哭流涕的时候，去世之人也是可以听得到的。

七七共包括以下：头七：传统指人去世后的第七天死者才知道自已经离开人世，死者的魂魄会回家看望子孙，这时由儿子为亡父（母）焚烧纸钱，并邀请和尚诵经、打醮。

二七：祭礼一切从简，家人备酒席，供佳肴祭奠，烧香、烧纸，请和尚诵经。

三七：由出嫁的女儿和女婿备办祭品来娘家祭祀，也要请道士诵经。

四七：也叫散七。

五七：另有“回煞”仪式，仪式相当隆重，非常讲究。

六七：由女儿备菜肴，并且在世的亲人一定要烧纸。

七七：俗称“断七”，也是去世之人的轮回关。

代表死者彻底与人世间断绝关系，再也没有还阳的可能。

10. 这羊市报价的方法也有点好玩，衣袖相连，只有握手的两个人才知道价格11. 这爸爸早给俩孩子买气球，俩孩子就不会去偷避孕套，两口子也不会因为这个怀孩子，也就不会分居了。。

但两个红色大气球，一个爆了，一个脱手飞天上了，这是不是也暗谕着人生是不可预测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还是说这个红色气球代表着太阳？

万玛才旦导演根据自己获花城文学大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电影《气球》，在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就曾大放异彩。

许多专家教授和影评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其电影创作最高艺术水准的一部作品。

本文无意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赏析，仅从“气球”引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来谈论观影后的感受和认识。

气球的象征与隐喻回首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北电上学时曾在中关大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这让他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族故乡的事情。

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灵感和创作的缘起，而小说《气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红气球》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然而，此气球非彼气球。

电影中的这只，是在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达杰夫妇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俩儿子偷去玩耍时吹起的白气球，并由此引发一连串与世俗、宗教、怀孕、转世、生还是死相关的故事。

如果说白气球（避孕套）是阻断生命的墙，那红气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则蕴含了一种引入注目的热情和希望。

整部电影就被这两种色彩包围着（当然还有许多中间色或过渡色），并在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缠绕，引发严重分歧和内在的冲突。

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无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关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影响与嬗变。

学者白玛措受万玛才旦新作《气球》的启发，还以《严肃的气球――西藏妇女生育观的变迁》为题，作为对西藏地区气球（避孕）的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2005《静静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只羊》其调查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的形成离不开各种习俗的存在，家庭亦或习俗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中。

当下，核心家庭越来越多成为游牧社区典型家庭结构的过程中，牧区的节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实施，牧区的男性们似乎也‘需要将当爱情来临，严肃的戴上气球’作为一种新的习俗纳入这种变迁中。

”

电影不是论文，面对相同的事物，《气球》是用故事和视觉画面言说。

它把视角放在了更为普遍广泛深刻的细节上，以红白两种气球作为叙事切口，映照出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灵魂转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在万玛才旦看来，“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

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题海报上，卓嘎怀抱红气球侧身站立，低头凝重地看着地面的达杰所停的摩托车，真是意味深长。

红气球像隐喻便象征卓嘎已经怀孕，而达杰却充满了沉重的烦恼，像一个面对生活无所适从的失败者。

电影摇晃的镜头，在流畅而粗砺的叙事下，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在风吹的草原上，面对气球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动荡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为使气球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和凸现，电影前段，当达杰发现儿子玩的气球是避孕套时，气急败坏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让他无此经验的老父亲甚为不解）。

除去因顾虑避孕套的私人伦理和社会负面影响外，更多是达杰拒绝身体自然权力的让渡；本应属他的快乐，是不允许孩子们偷窃并破坏的。

而这由避孕套膨胀而成的气球，显然是控制身体快乐的一道安全的阀门。

为了满足或替代孩子们对白气球的要求与迷恋，达杰终于在县城市场上买来系在摩托车上的大气球，像草原上的两团火，也似两枚跳动不安的精子。

只是那时的达杰，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种羊”般的野性。

当白气球进入日常生活后，转换为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气球”，呈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冲击下其命运的大相径庭。

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将收官之际：两个孩子手中飘扬的红色气球，一只破碎，意味着生活并不完美，抑或达杰夫妇等藏族在草原牧区面临的某种现实；而另一只则飞向天空，在众人的注视下越飞越高，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则代表着世人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导演为了更好的赋予气球深刻的象征或隐喻，镜头中还多次出现风吹凌乱的塑料袋，在草丛奔跑而被绳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间等等，特别是有的角色对话，总被中间物体或明或暗地遮挡。

这其实是以各种自然的场景，意在表达因气球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烦乱、疏离、阻隔及陌生。

当然，气球（避孕套）涉及个人隐私，其间的情感无论如何强烈或严重，均犹如一条暗流涌动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死亡、坚守或放弃的重大考验。

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与选择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都在讲藏族故乡的故事，他几乎始终都在处理和平衡内心深处的宗教文化认同与现代传统文明的冲突。

他曾在著名批评家何平的访谈中说：“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们又不是我。

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在写作中，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他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

万玛才旦导演但是，不同在于，他在面对“人类普遍性”中始终坚持着文化的某种“异质性”。

他并不自我设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个体叙事来阐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们看到，电影《气球》并没有刻意突出那种“藏民族”的标签式文化。

然而，藏族是一个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

《气球》依然是以一个气球（避孕套）为线索，关于藏族灵魂转世、生命传承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

因而，其触摸的最核心问题便是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冲突。

电影《气球》开篇不久后就直奔主题：藏族地区的草原、天空掠过的飞机、达杰奔驰的摩托车、爷爷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气球、接种的羊群.....现代与传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开。

如前所述，万玛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藏族宗教习俗，而是将藏族文化信仰与习俗通过故事融入在故乡的故事当中。

比如在爷爷给孩子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告知两个孙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痣”，那是奶奶转世轮回的标志。

而随后的梦境中，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出现：那颗大“痣”竟然被弟弟轻轻地从哥哥背上取了下来。

在他们天真烂漫地争抢过程中，这颗神奇的“痣”便不动声色地为藏族灵魂转世的“真实性”注释，并强烈的表明，这是亲缘关系至深的爱。

这颗“痣”，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来并独立地依附寄托在新生命上。

这种对宗教的体认，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打下了伏笔。

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悲伤的事总会不期而遇。

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达杰父亲突然离世，让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殡路上的场景里，爷爷似乎就进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江洋的梦境：黄昏的青海湖边，在夕阳映照下云的色彩瑰丽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在水面的倒影里缓缓地走着”。

那隐约的“爷爷！

爷爷！

”的呼唤声，无法不让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他在转世的人间重逢。

当灵魂脱离身体，转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避孕套被当成玩物遭到损毁，而导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怀孕。

虽然避孕是国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选择，但“生还是不生”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中却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方面，基于对可能严厉的罚款、三个孩子的压力、劳作的疲惫等的想象和判断，卓嘎准备放弃生育第四胎，并联系到医院打胎。

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传统家庭，这个决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爱在坚固的传统习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过充分铺垫），这个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证”了上师做出的预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卓嘎，应该且必须顺理成章地让他（她）出生，你不能让一个爱我们的“爷爷”无处轮回啊。

这种宗教习俗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个极端戏剧式冲突。

这不同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焦虑”，而是更接近于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信仰与现实冲突对当下人们心灵与现实生活的抉择与影响。

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因此，不仅仅是愤怒不解的达杰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有谁会理解和认同拒绝亲人爷爷的转世？

拒绝亲人转世，就意味着拒绝民族信仰，拒绝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这完全有悖于根植在民族血脉的藏族文化精神。

显然，卓嘠的那个决定或者说那记“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谐，从此以后，达杰与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倾斜，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和阻碍之中；现实平静被无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价值认同导致某种程度的撕裂。

这正是万玛才旦导演仔细观察并深深体验到的藏族地区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现代性两难困境，的确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虽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而在本片中，我们从电影海报就可看出端倪：怀抱气球的卓嘎站在作为男人达杰的上面，她无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该片还参加了成都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便可见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它有意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少被人关注的藏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重大议题。

2018《塔洛》我们知道，节育措施在传统藏族游牧地区并不普及，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节育措施在牧区也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牧区妇女的生育观逐渐发展变化。

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对藏族区域的深度浸染（飞机、摩托车等），使许多藏族妇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渐产生了自主意识。

特别是医院女医生言谈中“女人不要成为生育机器”，更是强化着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力的觉醒与主张。

在万玛才旦看来，“还是跟这个题材本身有关系，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

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物在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样一个故事重点自然就会落在卓嘎的身上，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讲她的困境、纠结，还有她的一点点那抗争意识的觉醒。

”（《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

当然，万玛才旦也认为，其实，这种觉醒在藏族地区并非完全自主，“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觉醒，但最终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

可能外在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压力所占的成分要更大。

”的确，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在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但他将故事置于时代环境与当下的现实中，并非纯粹只是为了表现女性这个抗争，而是通过女性这一特殊的视角，来全方位地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观察藏族人民逐渐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现状。

然而，“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至今我们还没见过哪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规制。

强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无形的；在现实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范式总会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并不想过在外界经济社会现实压力下的那种传统生活，她只是想拥有自已内心向往的那种朴素的生活。

这种冲突中的选择和反抗，在客观上，或许使卓嘎正好逃离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种被宗教习俗“劫持”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整部电影采用的是双线叙事。

那条副线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的红尘未了的爱情为线索。

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是当下藏族女性的两个代表，她们姐妹二人都有着并不彻底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周遭环境所压制而选择逃离。

早已剃发为尼的香曲卓玛对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么一次偶遇，便可发现她虽皈依佛门，看似看破红尘，却仍凡尘未了、情愫未断。

而卓嘎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显而易见，卓嘎的女性觉醒也是不彻底的，或许动力是并非真正发自内心，而只是被外界环境压力所迫。

她对待妹妹及其“前恋人”德本加的方式，是与她自身抗争相反的一种压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说《气球》丢进火中（与电影同名，实属意味深长且有趣），并用谎言阻止了德本加与妹妹见面，这种粗暴的方式与其后丈夫达杰对她所做的如出一辙。

在某种意义上，她又扮演着一个遵从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的角色。

这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作为女性在真实生活中的觉醒强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乡的平凡人性。

而最后，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卓嘎究竟是否打胎并无定论，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暧昧不明的场景。

但是，卓嘎作为承载藏族地区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显然已经无法接受再生一个的现实。

她选择与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当时面对宗教习俗与自身选择时抗争的决心，这是现代性对藏族地区产生无可避免影响的证据。

耐人寻味的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看来，汉藏观众对卓嘎最终究竟“生与不生”会有不同认识，犹如不同的观众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

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内部，有关生死、有关信仰、有关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见，从气球（避孕套）引发的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渐次改变，现代与传统、新旧思想冲突，导致了文化内部的震荡断裂和失衡失序等问题。

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藏族女性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虽然她们可能还并未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她们在自身现代性转型中的一种标志，而这种权利在面对受藏族文化长久熏陶的丈夫或家庭来说，必然猝不及防，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整部电影，以“气球”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为线索来讲述，看似情节简单，实则相当复杂。

它以一个藏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为牵引，进入到藏族族群的个体婚姻家庭，通过气球（可理解为现代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生育观、生死轮回、女性意识的觉醒，描绘出藏族人民所面对的处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现代性转型的困境。

尽管现代性在高原大陆被影响和浸透的进程相对缓慢，更多是和风细雨式的；但人们在收获新的幸福、甜美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分歧、冲突、痛苦、烦恼以及无所适从的选择。

这部电影在习惯尘世和信奉皈依、在撕裂日常与笃定秩序、在压抑欲望与展现抗争之中，真实地呈现了整个藏族地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和时代变迁，给予了我们面对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

或许，正像那升空的红气球，犹如一曲热烈而柔情的生命之歌，飘散在风中广袤而辽远的草原上。

作者| 詹斌；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对比一只羊，我更喜欢这一部。

《气球》的故事没有一波三折，它不复杂，也不难懂，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个极好的故事。

开场前，特地花了十分钟时间飞快读完了原著小说，但即便如此，观影过程中还是惊喜不断。

正如万玛才旦所说，《气球》是先有了剧本，因为一些原因迟迟无法开拍，这才有了小说。

小说里没能展现出来的，在电影里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

姐姐与妹妹、羊与人之间的对比，父子三代人之间、红白气球之间的呼应……这些小而精巧的对比与呼应，镶嵌在这样一个朴实、平淡的故事里，反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说服力。

它很温和，但很有力。

在烧毁了的书的封面，反复摩挲的女人的手… …这不动人吗？

站在牛粪堆边上的，总也点不燃烟的紧张的男人… …这不动人吗？

青海湖边的孩童梦境，蓝天白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被当作“转世”证据的黑痣被摘下… …这不动人吗？

与评论区的某些自诩“资深影迷”的杠精不同，作为普通影迷的我，这次是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因为宗教、政策与生长环境的不同，我们和这些角色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评判孰是孰非、孰强孰弱的宗教小故事。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妹妹的皈依可能并非真正的皈依，姐姐的看透或许才是真正的看透。

扪心自问，大银幕前的我们，又有几分坚定的信仰在心里呢？

活动现场有个女孩子问万玛才旦：近些年，女性题材的影片成了一个热门趋势。

作为一个男性导演，请问您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女性视角的影片呢？

作为万玛才旦“粉头”的陈丹青抢过话筒，激动地反驳说：“我不认为这是女性视角，这是万玛视角。

”很强势，但很在理的反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