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会不能停！

剧情台词用了很多经常被网络吐槽的职场“黑话”，具体情节拼接了很多网络段子的事件，其中不乏热搜经常吐槽的正确的废话，也有上司甩锅抢功的情节，套了一个很模式化的故事模板，编剧似乎想表达他们在为打工人发声，讲了一个编导自以为很“懂”职场的中二故事，想让打工人共鸣，想要让人觉得他们能当“嘴替”，想显摆他们自己从各类热搜上已经了解到的各类职场的“奥妙”。

但是………………………………很抱歉，本打工人没有什么共鸣，只觉得被当成了娱乐的噱头消费了一顿。

实际上的故事，剧情极度悬浮，角色严重脸谱化。

很肯定的一点是，编剧压根儿不懂普通打工族的职场是什么样，恐怕都没有去采访过普通白领，整个剧情都充满了编剧的幻想。

各种不切实际。

职场的苦不是你讲几句很流行的职场“黑话”就能表达完了，各种中层管理的媚上欺下的手段更不是你塑造一群草包高管就能表现到了，要做到高管，只要你不是老板非常重要的亲戚，就算你会媚上，也要有基本的工作能力才能升上去，整个公司一大半高管都是没能力的马屁精，所谓上行下效，如果公司一大半的领导都是那副鬼样子，只能说明那位董事长也是同类人，否则不可能发展出那么多臭气相投的人。

公司里一群只会玩派系斗争的高管，公司基本的盈利能力都没了，这公司根本活不下去，更不可能成长为大厂。

打工人的苦和累在于被各种随时随地不合理的需求一直砸，每当反馈就被一顿PUA顶回来，还会时不时的被十个巴掌一颗糖的手法耍得团团转，最终各种问题都被归到自己身上而且无处发泄。

这种困境电影里根本没拍到，或者说编导根本没了解过，以为拍个无效加班就算反应问题了，各种被迫加班是一点都不提。

还有裁员不可能把明摆着位于重要岗位的主要技术骨干裁了，裁技术骨干要么是整个业务线都要裁了，要么就是技术部门的管理人有眼无珠把骨干当成了普通人，但是这样的情况那个高管也要有十足的PUA功力才能把技术人才一直忽悠着待在普通岗位。

一个大公司那么大的年会，那么多非公司员工随时都可以轻易地进去，保安是摆烂了还是根本没有安保工作啊？

搞笑呢。

董事长一句话就能把那么多累积多年的问题解决了，那早干嘛去了？

非要等到被当众公布出丑了才想起来去查一查各层高管有没有问题，所以平常就没有公司内部监督是吧，就任由那群草包中饱私囊吗？

这电影对打工人遇到的种种职场问题是连边都没摸到，更别提什么解决方法了，反正除非你是董事长的“真”亲戚，否则结尾这种“告御状”的方式根本没可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

打工人在职场里真正遇到的苦和难电影里一点儿都没说出来，根本不能为普通打工人发声。

整个电影仅有的让人仿佛看到了职场上司的场景，是李乃文出场的几场戏，先是说优化变成了加薪是对的可以分化闹风波的员工（表面工作做得十足，差点就让人以为他真的是个有远见的上司）；后面对着男主给的证据表现得特别震惊和大义凛然，表示要秉公处理（给人希望，让人相信他，好死心塌地给他卖命）；再是对着那几个狗腿子一顿发火，表示他们的做法给公司带来风险，一转头就要为公司（其实是为自己）的利益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种表面稳住人背地里捅一刀的手段熟练到家）；再后来拿出一堆听起来“高尚又有远见”的措辞来“苦口婆心”劝说三个主角交出电脑，主角拒绝后又一个转身轻描淡写就赶尽杀绝。

最后对着董事长的欲语还休。

一个会用各种手段PUA下属，会耍手段内斗，又有方法让上级信任的形象，确实让人能联想到很多实际中遇到过的场景。

白客的演技确实提高了很多，年初的《三体》里就已经差不多完全没有了“王大锤”的影子，这部戏里把一个卑微打工人的形象塑造出来了，而且确实比短剧时期演得更自然了。

但是很可惜，剧本给这个角色的定位就是个工具人，就只是故事里给主角打下手最后展现领导英明决策有了新生活的脸谱化人物。

那个女主，前面我一直觉得角色太多余，很无意义的一个形象，连工具人都算不上，虽然口号一直喊得震天响，但是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有她没她不会对剧情有任何影响。

但是到了结尾终于看到了这角色的作用了，对于这种从里到外已经烂透了的公司，转正拿到了正式的岗位和工作经历后，赶紧走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哪个正常人会觉得这种从上而下都只依赖一个大佬的英明决策才能存活的公司能有希望？

男主，嗯，和我印象里的演技一样，没什么长进，不过也没退步就是了，不功不过，反正这角色身上的光环够强，就算什么都不会但是就是做什么工作都能阴差阳错做对了，而且还是董事长的老员工“真”嫡系，“真”嫡系才有资格当男主，普通打工人只能是工具人。

作为剧本指定的逆袭角色，一定会走上人生巅峰，也确实没啥意外。

打工人生活已经够不容易了，还要被这群自以为是的人这么消费，还要被骗花钱看这种悬浮的剧本，实惨。

但愿未来能有真正愿意了解职场愿意为职场人的苦和累呼喊一声的编剧，能为普通打工人拍一个真正的影视剧。

大鹏的几部作品看下来，是有才华的。

有点早年冯小刚、后期周星驰的影子，是理解喜剧的。

本片给我感觉首先是“工整”，铺垫推进高潮的结构像是那些传承久远的经典剧目，鸳鸯谱太熟悉了。

这在结构上当然无甚新意，但却是行之有效，重点还是看旧瓶装的新酒品质如何。

大公司病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缩影，那些经典的大乱大治大乱循环，史书早已说烂。

说到底人建立的各种组织都是架在虚构叙事上，免不了是一个个大小不一的草台班子，各个阶级里的聪明人都能看个明白，所以才要钻营阶级鸿沟，也才有前赴后继的陈胜吴广。

只是本片主角不是王侯将相，而是实实在在的都市大厂人，是在科技发达、生产力极大的现代诞生的新金钱奴隶。

比起拳头，金钱真是条又文明又高效的鞭子，一个又一个的自由人心甘情愿献出时间自由，乃至灵魂自由。

4星，国产精品加1星。

1. 时代的车轮碾过，被湮没的声音《年会不能停》的成功要素绝对离不开“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的建立，除了那个让都市年轻打工人熟悉且乐道的“大厂”空间的建立功不可没之外，更是离不开角色的塑造。

主角三人组的人物小传，明显都是以代际标签为核心撰写的：胡建林（大鹏饰）是70后，在90年代参加工作，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有付出就有回报”。

同时在家庭结构里，他也扮演盲信组织、“不思进取”的典型男性角色，注定在阶级跃升的浪潮里因为头脑和手脚不够灵活而被妻子嫌弃，类似《漫长的季节》里的彪子、《股疯》或《万箭穿心》里的丈夫；马杰（白客饰）是90年前后生人，被优绩主义浸润，习惯由职位逆推个人品质。

比上一代人面对着更狭窄的上升道路，化作一种拧巴的职场形态，仿佛麻花——卷得很油，油得很卷；潘妮（庄达菲饰）昵称“叛逆”，明显是社交网络上标签为“整顿职场”的00后。

如果说上升通道对马杰这样的80后、90后来说是狭窄了，那对于00后几乎就是闭锁了，所以潘妮甚至没获得过进入这个体系——哪怕是最底层——的机会：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金字塔状的关系图里，她的外包身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顶着叛逆的名头，潘妮的叛逆实际又只是一种隐形、消极的态度。

和很多Z世代年轻人一样，她太轻易地发现自己不活在“杜拉拉升职记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但她对体系价值的不认同，却从未发展成导向改变的反抗。

这种矛盾感如此明显。

很多观众都察觉到一个细节并与之共鸣：在出场片段里，潘妮嘴上说呆不下去了，身体却很诚实地干起杂活。

如今社交网路上的“发疯文学”“创飞全世界的精神状态”“一怒之下就怒了一下”，与之同根同源：表达上大开大合，行动上忍气吞声。

虽然同为螺丝钉，三个主角所成长的不同时代，锚定了他们迥异的处境、动机和价值观。

前后差异的三十年，几乎是一种最大公倍数，覆盖了城镇院线观众自身生活和其所观察、记忆的时代。

因此，主角们的一举一动，要么是观众所见所闻，要么是亲历所感。

而当这三个拥有迥异代际标签的角色阴差阳错地坐进一间办公室、形成一个团队、面对类似境遇时，《年会》实际上要展示的，其实是一种在代际之上的强大力量：它造成差异，再抹平差异。

正如《年会》中本质上最反叛和伤痛的那句笑谈所点破：“时代的车轮碾过，总有些人要在轨道里垫背。

”影片中明确提到的年份有两个：1998年，影片开头拍摄的第一场年会，喧闹的大厅里胡建林高歌《我的未来不是梦》，眼酣酒热的背后是那一年汹涌的下岗潮；2019年，影片末尾的最后一场年会，“广进”计划高歌猛进，这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裁员的镰刀挥向了二十一年前年会里的人们。

这两个时间点选得特别巧妙，巧妙的点就在于它们一起框定了一个特别的时代。

从1998到2019，恰好是那只大手隐身、权威让渡给市场的十几年。

这是一个看似由资本充分主导、野蛮生长的时代，开头紧凑的蒙太奇标识着它曾经一度的高歌猛进，直至疲软、大厦崩塌。

《年会》中捕捉的1998到2019，也正是刻意使最高权力真空的二十一年。

1998年是厂长以一己之志挽大厦于将倾，2019年员工从“被遣散且没有N+1”到恢复工作也只在董事长的一念之间。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都知道，2019年末，真正的黑天鹅事件尚未发生。

往后三年，没有年会。

如果说，时间的跃进凸显了一种凌驾代际之上的统一力量，那么影片中关于空间的设置，则提供了额外的趣味，尽管这种趣味可能在创作者本意之外。

工厂和大厂，我们反复见证两个场域里的劳资关系产生同时空和跨时空的并置，而后者明显比前者更让如今年轻的观众感到熟悉。

在虚构的工厂里工人没有下岗，真实的大厂里裁员正在发生。

影片中让主流院线观众（无论他们来自国企或者互联网公司）深深共鸣的，是当代职工的生活状态、大厂伪善的福利制度、丰富的黑话体系、领导力空洞的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工厂，即使它和它的工人们在2019年仍然沉默存在。

工厂只是现代化大集团的一片处境边缘的飞地，这个判断不只是影片中的反派高层做出的，也是由都市观众的生活体验默认的。

到了新时代，工厂里的工人和二十一年前同样无力、唯有等待命运的判罚。

唯一的变化是，他们的声音更加渺小而边缘。

斯皮瓦克问：Can the sublatern speak? （庶民可以说话吗？

） 《年会》给出的答案是喜忧参半的。

作为工人的代表，胡健林高声呐喊，但在戏里，他的发言权来自他被错置的、处于工厂之上的高管身份；而在戏外，所有观众都明白，这只是剧情效果，如有雷同，无须当真。

胡健林的年会陈情是剧情需要，更天然又发人深省的，是另一处台词：胡健林带人进工厂培训做锤子，其中一个高管不甚砸到手指，胡健林瞄一眼，轻描淡写地说：“你这在我们厂里连工伤都不算。

”在这部目标观众为城市职工的电影中，时代大浪潮的公平洗刷之下，众多subaltern之中最subaltern的存在，仅在此处发出了真正的声音。

《玩乐时间》剧照2. 官场现形记：大公司比小人物更可笑在主角团三人之中，胡健林毫无疑问承担了喜剧作品中经典的闯入者角色。

因为调动失误，他脱离了工作数十年的工厂，进入大公司，做一份没有经验的工作，拿一份不匹配的工资。

作为闯入者，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不仅允许观众借用他的视野观察一个扭曲僵化但习以为常的工作场域，更允许他对新环境发出直接挑战。

胡健林在新环境里的格格不入来自于剧情上的错位，这种错位也成就了喜剧效果和批判力度。

乍看之下，胡健林是这个景观化空间中的唯一活人。

他代表着唯一的真实视角，揭露大企业隐藏在美好背后的真相：福利是假的（游泳池是空的），加班是真的（办公室是满的）；扁平化是假的，官大一级压死人是真的；领导力是假的，词义污染是真的；鼓励员工“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权钱交易是真的……几乎所有角色的出场都伴随着工牌以及他们的职级在金字塔状图上的位置，坦然宣告人的身份远大于真实的人。

当胡健林以英文名取代真名，他也在融入职场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这正映照着现实中大厂花名文化所起的作用。

更有象征意义的是胡健林地住所，公司的样板房，其存在的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水杯被粘死，要喝水只能把嘴唇凑上去。

《年会》的前半段惹人发笑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亨利·柏格森的《笑：论滑稽的意义》中找到解释：关于笑的许多错误或不充分的理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许多有资格成为滑稽的东西，由于连续的习惯，滑稽的性质被麻痹了，事实上就不再滑稽了。

要使这个滑稽的性质重新苏醒，必须破除这个连续的习惯，跟时尚决裂。

人们可能认为是这个连续习惯的破除产生了滑稽，事实上它不过是使我们注意到原来就存在的滑稽而已。

伯格森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流动、变化和适应性，而我们之所以发笑，是因为我们识别出了某种形式的机械性或自动化行为。

当人类的行为变得像机器一样预测和重复时，这种缺乏灵活性和自发性的行为，与生命的流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幽默因此产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里真正好笑的不是胡健林，而是大公司，胡健林只是帮助观众发现了大公司原生的滑稽感。

这也让我想到《MONDAYS：如果不让上司注意到这个时间循环就无法结束》，这是去年上海电影节现场观影气氛最好的电影之一。

面对影片中由僵化的工作化身而成的时间循环，观众们（我们可以推测其身份与《年会》观众身份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度）因为共感，过于积极地献上自己的笑声。

如果问《年会》前半段让人印象最深的桥段是什么，大概胡健林的点名是呼声最高的选项。

既不了解自己的职能和调动真相，也不了解裁员计划，在充分的信息不对称中，胡健林熟背其他员工的信息，并开始不分场合地点名。

这种行为产生了意料之外的威慑力。

在员工的想象中，胡健林甚至化身金角大王，只要应和他的呼唤，就会被吸入裁员计划的葫芦之中。

胡健林当然既不拥有，也无法理解这种权力。

它是由员工的想象与恐惧所赋予的，而后者孳生于员工对所在系统的充分理解。

阿尔都塞提出询唤（interpellation）的概念。

他认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来实现的。

当个体被询唤时，个体往往不自觉地接受和内化了社会规范和期望中的角色和身份，甚至将它们视为自然而不可避免的。

例如，通过家庭、教育、宗教、法律、媒体等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人们被教导如何自然地去思考、行动和认同特定的社会角色，如学生、工人、公民等。

这个过程不仅传递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而且还巩固了现存的权力关系。

在员工眼中，来自HR部门的胡健林的点名，就是一种来自权力的询唤，这解释了为何他们如此恐惧。

他们逃避、僵直在原地，甚至反向谄媚。

有趣的是，比起想方设法地逃脱，他们更渴望留下——证明自己是符合这种询唤的螺丝钉。

另外一处剧情安排，也和这种孳生于结构的想象相关：当胡健林和董事长寒暄时，一束车灯让他们的影子映在墙上。

三维的情景被扭曲压缩成二维的图像，于是职员们“见证”了胡健林和董事长的“父子情谊”。

更重要的是，这印证了此前他们对于胡健林特殊身份的揣测。

这多么像一出柏拉图的“洞穴寓言”，职员们即是洞穴的囚徒。

他们看到的影子代表他们对现实有限而片面的理解，由于他们从未见过真正的物体，他们无法认识到影子仅仅是更复杂现实的一个模糊映射。

阻止他们理解真实的，就是他们所在的洞穴，或者说，洞穴无处不在：一个现代化的巨型企业，一个父慈子孝的人情网络，一个赢家通吃的丛林社会。

3. “嘴替”的价值与“娜拉”的以后在看《年会》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年会不能停！

”到底是什么意思？

一个感叹号，让它看起来像是一个主张。

但认真想，却不知道它实际上指向什么方向。

片尾揭示了，“年会不能停”是时任厂长的董事长说的，大概意思是过年了还是得热闹一下。

无论处境多么艰难，都得保障员工的福利。

但是到了如今，有几个打工人会认为年会是福利？

公司花大价钱撑场面，每个部门强制几个名额上台“彩衣娱亲”。

实际上，这种表演是以尊严换取一种服从的证明。

年会中可能唯一会让打工人向往的是抽奖环节，所以马杰也说：要不然这事儿年会后再说，这样我们还可以参加抽奖。

从这个角度来说，年会更符合“情感劳动”的定义：如美国社会学家Arlie Russle Hochschild指出，情感劳动不仅要求工作者进行身体或认知劳动，还要求他们按照特定的情感规范来展现或抑制某些情感。

只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论文中，服务行业是研究核心。

如今，情感劳动的范畴进一步扩大，成为了打工人逃不开的课题。

在大厂里，它有另一个名字，叫“向上管理”。

“年会不能停！

”这个主张的另一个指向，可能是打破旧习、说真话。

影片以主角三人组的年会表演为高潮和尾声。

这场原应阶级分明的年会，被转换成一个巴赫金式的嘉年华：社会的等级被暂时搁置或颠倒，闯入者尽情挑战权威。

他们尽吐自己的心声，攻击陈规旧习。

如果说观众对影片前半部分的共情是由细节塑造换来的，那么后半程的情绪价值则由“说理”的形式贡献。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经典的“嘴替”段落。

近来，我强烈地意识到“嘴替”在当下的价值。

上一部让我感受到这种功能的电影是《芭比》。

其中，最出圈的一段台词来自格洛丽亚。

在这段独白中，她历数女性在现实社会中的种种掣肘：“你身材要苗条，但不能太瘦，而且绝对不能说自己想瘦，你要说一切都是为了健康。

你必须得有钱，但你又不能开口要，因为这很粗鲁……”最后她说：“事与愿违，我们总是一错再错。

”很多人认为，影视作品不能只满足于做观众的“嘴替”。

影视创作者应该比观众看得更远，指出原先可能并不明确的方向。

我本人也觉得，从技巧上来说，《芭比》和《年会》中的这些剖白，因为失去了一件含蓄的外衣，而影响了节奏的平衡感。

但经过了过去这较为艰难的三四年，我更加理解为什么人们——尤其是结构上的失权者——如此迫切地需要嘴替：现实太难。

失声是失权的前奏，而失权往往进一步导向失声。

那么发声就是夺回权力。

哪怕只是一点点，哪怕只是开始在影院里听到自己心声的回声。

毫不意外的是，《年会》有一个老板来主持大局，承接这种声音。

就像豆瓣热度最高的短评所指出的：“恶只到宰相，皇帝是被蒙蔽且善的。

”很多观众对《年会》的失望来自于此：一种不彻底的反叛，更像“小骂大帮忙”。

但我并没有特别遗憾。

一方面，影片在此地唯有如此结局，因为这是唯一可能的结局。

它镇痛、安抚、激励、最大限度地保持平衡，它比这场表演本身还更贴合此地的真实情态。

本片最终以“年会不能停！

”这一主张为标题，大概也是因为它的指向足够暧昧模糊，因而为大环境所能见容。

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观众的反馈是决定表演成败的关键部分。

如果表演本身已经完整，并不需要观众来圆满，无论后者是显著的恶，还是虚伪的善。

前文说到，《年会》对于严肃命题给出的答案，总是喜忧参半的。

实际上，这种喜忧参半的态度，反映了电影创作者对作为喜剧核心的悲剧性的体认。

《年会》的结尾，也正是在一种喜气洋洋的氛围里，拍出了一种由坚硬的现实所带来的距离感。

关于主角团三人的关系，影片中后段有一场讨论，胡健林认为算得上朋友，马杰认为是兄弟（非常男性中心的定义），潘妮不响。

实际上，对他们关系的最准确的定位，还真的就是“同事”——不是旧时的“同志”。

他们共同面对的现代职场，在劳资关系中共处的下位，是这段关系的起源，也是这段关系可能产生的唯一原因。

创作者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没有安排任何办公室恋情。

同事就是同事，一旦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就是各奔前程。

最终，你在你的工厂，我在我的江湖，他在他的办公室。

桌上的相框里，不再有昔日同侪身影。

在三人的结局里，潘妮的结局最耐人寻味。

胡建林和马杰都算是得偿所愿，唯有潘妮拒绝了组织安排。

文章开头说，潘妮的叛逆是一种消极叛逆，不产生任何导向改变的行为。

那么年会演出，是她第一次为自己的反叛发声，而离开公司，则进一步体现了她的不妥协。

并且这种不妥协，不再停留在一种消极配合的状态。

潘妮离开公司以后会怎样？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像鲁迅曾经的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

不过这发问不只是在性别层面。

影片拍摄了潘妮参加选秀表演弹唱的镜头。

最后一句台词是选秀的slogan：发出你的声音。

一切都看起来很理想，但不意味着没有思索的空间。

逃离了那个由金字塔状图所主宰的大集团，面对演艺圈的潘妮是否真的被允许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优绩主义、形式至上、拉帮结派的风气，又是否只存在于大集团的一隅之内？

基于对当时社会的清醒认知，鲁迅的结论很明确：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我却看不穿潘妮的结局，或者说，我希望祝福她的结局。

那是Z世代的的未来，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另一种未来。

跨年档竞争激烈，但能看的电影却寥寥无几，跨完年后看评价也就这部《年会不能停》还可以，作为我24年看的第一部电影，还蛮惊喜的。

-说惊喜倒不是因为电影好看（虽然确实也挺好看的），而是除了几位主演之外我看到了很多熟面孔，而这些面孔则来自于《脱口秀大会》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加上今年因为各种原因，脱6和喜3都没能如期播出，《年会不能停》算是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们喜剧迷的一点遗憾。

-都说隔行如隔山，演员这个职业好像谁都想进来掺一脚，但是最后呈现在大银幕上能够不违和的演员屈指可数，但是喜剧演员却有一种天然的戏剧张力，即使在银幕上呈现出来的表演风格和他们平时的表演有出入，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对角色的塑造（当然肯定有个例，勿杠）。

《脱口秀大会》的演员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木晃晃和童漠男了，几乎承包了我一半的笑点，看完后让我又想去重温肉食动物的漫才了。

《喜剧大赛》这边表现平平，最搞笑的宋木子好像没有发挥到他的用处，王皓演大鹏的青年时代也有点扯，倒是作为编剧的六兽老师很亮眼，真的是不想做演员的编辑不是好喜剧人啊-最后说回电影，大鹏白客演技在线，回想起当年看《万万没想到》和《屌丝男士》的时候，两人就已经在做带有自己标签的喜剧了，这次合作，buff直接叠满，来了个双厨狂喜，庄达菲表现中规中矩（主要是这个角色也没太多发挥空间），王迅的表演也一如既往，这种倒霉蛋的角色向来都是他的舒适圈。

电影最后提示本片仅为戏谑，但是观众却比谁都清楚它的真实性，好的喜剧永远都是让你笑着笑着就哭了，《年会》就是这样，讽刺拉满，包袱频出，搞笑的同时也不忘走心，作为去年加入职场的打工人，虽说不能完全共情，但是至少有一个点打进了我的心里。

-看完电影后，打开手机，工作群里正被@工作任务，我深吸口气，关闭手机，十分钟后，又重新把手机拿了出来，回复：好的，收到。

《年会不能停》拍得好，一大部分原因是它脱胎于古典喜剧模式中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法，即把小人物放到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由此产生的错位感使得整个故事进入了一个荒诞的情境中，让普通人在主人公身上代入自己，在讽刺之外还有些许的美梦成真的感觉。

这样的手法我们都见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中学课本的《连升三级》，还有《百万英镑》，莫不如是。

这电影也确实是一场美梦。

小人物胡建林在集团下属配件厂做高级钳工做了二十年，从青春小伙做到离异单身，人到中年，唱《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张雨生早已故去，流行音乐也完了，他的梦也差不多结束了。

突然阴差阳错，一纸调令把他调入总公司做HR，年薪四十万起，住着江景样板房，这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荒诞故事通过某种连续的低概率事件在电影中发生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梦境。

不仅如此，他还能像张好古一样，歪打正着，连升三级，成为集团的楷模，董事长的红人，又由于正好赶上了裁员计划而成为了集团打工人眼中的银角大王：”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这里也是影片笑点最密集的一段，从”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开始，”裁员“广进计划，送苹果，做锤子，能把观众在影院笑得从座位上跌下来。

如果继续《连升三级》的模式，他应该继续在公司的金字塔升上去，成为高管，然后以更反讽的情节结束。

但为了政治正确，导演还是给了一个正面的结局，使得整个故事的反讽意味没有那么强了。

但其实现代企业里这种金字塔的职位级别模式，是最适合这一类喜剧的。

从外包到高管，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组织管理的模式还是从来没有变过。

古代有九品官，现代有科长处长司长，企业有k3到k11，每高一个级别不光是薪酬的提升，更是你在这个小小社会里的权力等级的提升，仿佛你有个低级别员工不能用的洗脚桶，就能高人一等似的。

但其实即使高人一等了，我们每个人不都还是社会运转链条上的小小一环，是年会中挥舞着荧光棒的点点星光，是把劳动工具从锄头和锤子换成了笔记本电脑和ppt的现代农民吗？

说到底，胡建林的故事不会发生，这泼天的富贵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大部分人还是和Magic马和Penny潘一样，多年媳妇熬成副组长，外包三年又三年，做着小小螺丝钉，说着”对齐颗粒度“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黑话，默默揣摩领导意图，加班为年会排练节目，为五险一金和401k折腰吧。

大鹏让我刮目相看，他已经从一个网络剧男主成为一个真正能演喜剧的演员了（可能很早之前就是了但我一直对网剧演员有偏见）；而白客的表演更是真实无比，那年会表演时低头看手机唱歌的表情，握手时毕恭毕敬的神态，逼急了说”我也有一家老小要养“的beta感，甚至手上的素圈，恐怕每个人都会觉得身边有一个同样气质的同事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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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看李乃文时还是《动什么别动感情》里的小帅哥，现在已经变成公司高层了；而宝哥哥欧阳奋强完成了从工厂厂长到企业董事长的转变还不违和，也是难能可贵的。

以下内容为董润年于《当代电影》杂志上的剧作创作分享，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年会不能停！

》是我导演的第二部电影长片，由我和应萝佳联合编剧。

影片于2023年12月29日上映，收获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

影片还在上映过程中，我和其他主创还没有完整地对影片创作、上映的整个过程进行复盘。

在本文中，我先尝试从剧作创作切入，连带拍摄前对影片美学风格的讨论，对影片创作前期所做的一些选择进行简单的复盘分析。

一、剧本创作过程（一）创作缘起一部电影剧本的创作，往往是漫长的，过程中伴随着迷茫。

从2017年5月写下《年会不能停！

》的第一个故事梗概，到2022年11月定稿，这部电影（以下简称《年会》）的剧本写作的时间前后一共接近五年。

写一个职场故事的最初源头是我在高中同学聚会上，第一次听到了所谓的互联网黑话。

流行的语言是集体无意识的创作，是对现实最快速的映射。

这些新兴的术语和它们所映射的当代职场人的状态，都让我非常好奇和感兴趣。

职场是当代中国人最重要的生活场景之一，同事、上下级关系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甚至可以说塑造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样貌，既有被表现的必要，也有被挖掘的空间。

而近十几年，却少有真正表现人们日常工作场景的电影，是很可惜的。

这些认知，让我萌生了创作一部职场题材电影的想法。

在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企业年会这个切入点。

之所以想通过“年会”来讲企业故事，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技术原因：在等级复杂且森严的现代大企业中，不同层级的人物很难碰面。

而年会是大企业里上到领导层、下到普通员工都会出现的地方，是一个很符合戏剧“三一律”原则的场景，很容易做戏；第二个原因是我平时的一个观察：我记忆里20世纪90年代单位里的新年联欢会，也可以认为是现代企业年会的前身。

那时候新年联欢会的特点是一个单位的人聚在一起吃喝聊天（通常就是在单位内），也有人去表演节目，比较随意简单。

而2015年之后，大企业的年会已经进化为数千人乃至上万人在巨大的体育场里举办的大型演唱会。

这种变化，也恰恰与中国社会和企业在21世纪头二十年的变化和发展同频。

在这样的思考之下，一开始我们就将“年会”定为了这个故事的核心，要通过一场年会来讲述职场的故事。

但最初的电影故事和最后电影呈现的故事截然不同。

（二）第一版剧本第一版剧本是从2017年5月开始创作的。

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写一个发生在年会上的故事。

当时的剧情设计也是围绕着“上年会表演节目”这一戏剧动作来设计的。

创作思路很直接：在企业里，什么样的人最不适合上年会表演？

那主人公就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在这样的思路下，最初版本的故事里，主人公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企业员工，工作虽然勤恳，但是因为越级报告了问题，得罪了部门领导。

集团裁员，他顺理成章地上了裁员名单。

他意外提前得知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

他发现能保住自己工作的唯一机会，是在集团年会上表演节目获得一等奖，从而拿到免死金牌。

没有艺术天分的他也只能拼命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集团年会要求一个节目至少有四个人表演。

主人公只能再去找其他人合作。

可是他所在的部门没有人愿意得罪领导配合他，他只能去其他部门，说服了一些同样不受待见的古怪员工加入了他的节目：有遭遇了领导性骚扰反而被污名化的女员工，有即将退休、取向暧昧被怀疑是变态的主任，也有刚进入职场没有情商的新进职员。

这些在职场里被排挤被歧视的边缘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在年会节目的层层选拔过程中不断突围，四个人也从互相之间矛盾重重，变成了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最终在年会上表演了节目。

虽然男主角没有获得一等奖，最后还是失去了工作，但他获得了重新开始的勇气。

2017年5月，我写了最初的梗概，但随后因为我着力创作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年会》的创作暂时中断。

2019年4月开始，在进行《被光抓走的人》的后期制作时，我又重新开始《年会》剧本的写作。

这一版本的剧本一直写到2020年8月，写出了几稿完整剧本，但我和制片人——也是我的联合编剧应萝佳，一直不满意。

虽然这个版本的剧本从结构上来说很完整，人物也比较有个性特点，但整个故事看下来，总是觉得太单薄了。

单薄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这样的组团闯关打怪的结构在以往的影片中屡见不鲜，国外的例如《光猪六壮士》，国内的例如《缝纫机乐队》。

这些影片非常成功，但再做一个类似的结构并没有新意，所表达的主题也更偏向个人成长，似乎换一个场景，这个故事也一样成立；另一方面，在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也对职场进行了很多调研和采访，得到了很多有趣的素材和案例。

但在这样一个故事结构中，那些现实中发现的素材很难被体现出来，即便用进去，也变成了背景故事，很难体现出这个题材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的感受下，剧本创作陷入了停滞状态。

（三）第二版剧本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对整个社会生产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年会》的剧本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2020年年中，我在微博上刷到了一则社会新闻：在北京某一大公司的总部大厦里，进行月度卫生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流浪汉偷偷住在大楼里，已经一个月了。

流浪汉白天把自己锁在一个没人去的储物间，晚上大多数人下班了，他才出来，在大楼里可以找到吃喝。

而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楼里晚上加班的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他不属于这里。

按理说，现代企业拥有最完善的管理制度，企业总部大厦就像一座被严密保护的城堡。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照样有人可以找到缝隙，藏身其中。

这则社会新闻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了《年会》这部电影我最想表达的主题，就是想反思和反讽看似严密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中蕴藏着的官僚主义作风。

最初听到互联网黑话而对职场题材感兴趣时，也是因为通过那些新词，感受到了一部分职场管理者为了让管理显得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将一些原本不复杂的语汇复杂化、术语化，加高了运营的门槛，除了形成壁垒，似乎也没有真的提高管理效率。

这何尝不是官僚主义在民间社会体系中的一种体现？

在采访和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现代大企业病的案例，这些其实都是同一主题的外在体现。

找到这个方向之后，就要思考从人物和故事层面如何呈现对大企业官僚主义的讽刺。

我们梳理、总结材料时认为，大企业病产生的重要原因，首先是这个企业得“大”。

当一个组织大到一定程度，管理层级复杂到一定程度，很多错误，即便个体已经体察到了其荒谬性，也无力改变，或者为了自己所在职位的安全，只负有限的责任。

这些问题，有的是因为人为错误导致的，有的确实是因为体系庞大造成的必然的熵增。

所以，为了表现大企业官僚主义，电影中企业的规模就应该更大。

我们在第一版基础上，进一步把主人公所在的企业放大成为了一个在全国都拥有分公司的超大型企业集团，而将主人公的位置放到了远方小城市的分公司里。

这样，他距离企业权力中心的距离更加遥远，中间面对的中层管理者更多，而中层管理者恰恰是企业中最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的人群。

同时，要讽刺大企业的这个熵增体系，主人公作为传统戏剧理论中的“英雄”，他所面对的挑战应该也只能是来自于这个体系和体系中的人。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失业仍然应该是主人公面临的最大挑战，因为在现实中失业也确实是绝大多数职场人所面临的最大危机，观众最容易理解和共情。

那么这样分析下来，主人公的失业，就应该是因为企业熵增，系统故障所导致的命运变化。

经过了一系列的理性思考，我对故事进行了一次方向性的调整，形成了第二版剧本。

在第二版剧本中，主人公依然是一个年近四十的企业员工，他所在的分公司因为总公司领导层的内斗被栽赃牺牲（这可以看成是一种系统故障），分公司的员工尽数失业。

主人公被推举出来，到总公司去找董事长申诉，为分公司平反。

但他到了总公司，第一站就找错了人，找到的副总正是让他下岗的幕后黑手。

他被副总找打手教训一顿扔了出去，手机、身份证、钱包都丢了。

既无法回去面对江东父老，又没钱在城里生存的他咬牙潜回了集团大厦，假装在这里上班，伺机见到董事长向他申诉。

令他吃惊的是，竟然没有人发现他并不是这里真正的员工，他假装参加会议，假装完成工作任务，竟然还屡获好评。

但集团里等级过于森严，他多次努力都无法见到董事长的面。

他发现上年会表演是见到董事长的最后机会。

于是他开始寻找同伴，一起组团上年会。

最终他成功登上年会舞台，向董事长和所有员工说出了实情，帮助被冤枉的分公司同事找回了工作。

这版剧本从2020年10月开始，写了几稿，一直到 2021年年中。

这一版的优点在于大企业官僚主义这一点得到了比较好的体现，塑造了一些很有特点的中层管理者的形象。

主题表达比较清晰。

但问题也不少，比如结构冗长。

因为剧本后半段还是要组团上年会，这一版相当于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前面又加了两幕。

还有一个问题是潜伏在集团里的部分，开始的时候悬念感和冲突感很强，有很多错位，制造了不少很好的笑料。

但持续时间一长，主人公所面对的困难就显得模式化了，而新鲜感过后，这种潜伏本身的逻辑困境反而成为了束缚主人公行动的障碍，难以展开行动。

这版剧本最大的问题是逻辑问题，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主人公为什么不把自己的遭遇在网上公开？

或者在他第一次被扔出集团的时候去报警，把事情闹大，那样见到董事长的机率更高。

在一年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在试图为这些问题找到解决方案，却一直未能如愿。

这版剧本有一些很好玩的桥段，也有有趣的人物和表达，却无法拧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这让我非常沮丧，对项目失去了信心。

（四）第三版剧本2021年的8月底，我试图放弃这个项目，转向其他电影剧本的写作。

此时我的制片人也是联合编剧应萝佳全力劝说我不要放弃，任何电影都是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坚持下去的结果。

我们两个商定，再闭关一周，讨论剧本走向。

如果这个闭关周期还是不能把剧本盘活，那我就放弃这个项目。

头两天探讨剧情，没有什么进展。

我们决定回溯整个项目的历史，回归初心，讨论电影的主题，最打动自己的到底是什么？

在讨论与职场官僚主义这个主题有关的作品时，我偶然提起了梁左老师创作的，牛群、冯巩老师表演的著名相声《小偷公司》。

《小偷公司》通过小偷组建公司这一荒唐错位的情境，辛辣地讽刺了官僚主义。

想到这段相声，突然我有了很大的启发：强化错位情境是讽刺的关键。

上一版剧本里，一个分公司的员工，无论如何还是了解公司运营的，他到总公司潜伏，在情境上其实还是顺撇了。

而像小偷这种跟公司运营距离最远的角色开公司，才能把戏剧性和讽刺感拉满。

由这个思路，我又联想到了另外一段传统相声，刘宝瑞先生的《连升三级》。

这段相声讲述了明代，大字不识几个的地主傻儿子张浩古，因为算命的几句骗人的恭维话进京赶考，阴错阳差被当作大奸臣魏忠贤的亲戚，满朝大臣为了讨好魏忠贤，让这个不学无术的人一路升官，连升三级的讽刺故事。

张浩古的愚蠢无知，和官场里那些聪明人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这种人物设定，其实是一种很经典的戏剧设定，在《钦差大臣》以及卓别林的经典电影中都屡屡成功。

想通这一点之后，我们突然就找到了剧本前进的方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很快就构建出了第三版剧本的大纲。

为了进一步制造错位，主人公必须离职场更远，不了解现代企业的机制和工作内容，但又能合理地进入集团。

所以，我们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成为了集团发轫地的老工厂的工人，他因为一个人为错误被调进了公司。

在集团大裁员、人人自危的背景下，他被误会成了董事长的亲戚，所犯的每一次错误都被同事解读为别有深意，是裁员行动的一部分。

主人公也被腐化，逐渐黑化失去了自我。

而他所在的厂子，也因为集团上层斗争被主人公意外亲手解散。

当他得知真相之后，经过了思想斗争，终于在年会上当众澄清了真相，帮助失去工作的工友们找回了工作。

我希望最后的戏剧高潮仍然在年会的表演上，但又不希望出现第二版剧本篇幅过长的问题。

所以，我舍弃了前两稿中其他几位比较有特点的配角设计——当然，他们的人设也与现在电影所要表达的内容不符——转而将上场表演的其他角色一上来就直接安排在主人公身边，这样可以大量节省组团的篇幅，使整个结构更加符合类型片规律。

这就意味着，主人公在很早的时候就要形成一个小团队，这个团队除了在最后完成上台表演的功能之外，还要在前面所有的事件中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

又是一段传统相声启发了我。

在群口相声《扒马褂》中，三个角色分别是无脑惹事的人A，对A不满总想揭露他的找麻烦者B，为了保护自己利益不得不替A圆话的C。

这三个角色的作用形成一个完美的逻辑闭环。

我也依据这样的关系，给主人公胡建林身边设计了潘潘和马杰这两个角色。

三个人形成了一个“永动机”式的关系，可以一直推动剧情前进。

在这次闭关剧本会后，2021年9月，我很快就完成了第三版的剧本。

这一版剧本已经有了最后成片百分之六七十的雏形。

但是剧作并没有结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我们还是一直在修改剧本，调试每个人物的个性和代表性，尝试各种桥段搭配。

一直到2022年11月开机前，剧本才基本定稿，拍摄中只进行了微调。

（五）关于采访和调研表现职场这样的现实主义题材，需要掌握丰富的现实素材，可以夸张，不能悬浮。

为了创作这个项目，我们大致进行了三轮采访和调研。

采访的对象从身边的亲友逐渐扩散到朋友的朋友。

采访调研对于创作的重要性无需多言，《年会》剧本中很多的情节和亮点都来自于采访。

比如片中喜剧效果最佳的胡建林点名的段落，就来自于我们对做人力资源管理的朋友的采访中获得的实际案例。

对我来说，比具体情节更重要的，是通过大量的采访和搜集资料，对群体心态的了解。

在2017年到2019年的第一轮采访中，采访对象也会经常提到离职、裁员这个话题，但是当时很多人都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甚至对于跳槽很有兴趣，跳槽是提高职位和待遇的重要途径。

而到了疫情期间的2021年底和2022年初，职场人的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裁员变成了一个几乎令所有人恐惧的话题，大部分被采访者都表示即便薪资下降也愿意留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

疫情导致的经济形势紧张，更是让裁员成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企业的必然选择。

调研中发现的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我们最后一轮的剧本修改。

在2022年4月之前的剧本里，我们的态度还是反对裁员本身的。

但是我们的调研和预判也发现，裁员潮的到来是一种客观必然，也是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企业结构重新调整的一部分，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

所以在2022年5月之后的剧本中，我们反对的重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为在裁员过程中出现的舞弊和不公正。

这一调整既符合事实，也进一步强化了影片主题的表达。

可以说一部影片是否能与观众形成共振，确实是与调研采访深度挂钩的。

（六）三幕剧还是四幕剧几乎所有现在流行的剧作教科书，都将三幕剧这一形式奉为圭臬。

一般认为，三幕剧结构起源于古希腊，最早见诸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好莱坞电影大量遵循三幕剧结构。

这一概念也随着近年来被大量翻译引进的美国电影剧作书籍被国内剧作者所接受。

但我在这些年的剧作实践中，对三幕剧对中国观众的普适性有一些怀疑。

在传统的三幕剧结构中，往往将人物的“至暗时刻”安排在第二幕下半和第三幕之间，主人公迅速从低谷中崛起，在第三幕完成救赎。

但我感觉，这样快速的情绪转变，在中国电影中往往难以实现。

究其根本，是与东西方人类情感表达的方式有关。

中国观众的情感更内敛，表达需要更长时间的铺垫。

我觉得反而是中国传统的“起承转合”结构更适合中国电影。

“起承转合”最初见于金圣叹的《西厢记读法》，也代表着中国传统诗歌的一种结构。

我们从小学习作文的时候，也经常会听到这四个字，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陌生。

也许恰恰是这种从传统文化中流传下来的格式，更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起承转合四幕剧的形态，与三幕剧最大的不同，是将主人公的低潮前置，放在第三幕的开头，然后用整个第三幕让主人公从低谷中起身。

这样的结构，会让主人公的转变被呈现得更充分，也让观众能够更理解他的行为。

所以我在这次剧作过程中，一开始就设定了四幕剧的结构。

在剧情进行到中段的时候，就让胡建林发现了自己被调错的真相。

在第三幕里，让他在黑化与否中挣扎，并且做出选择，再在第四幕完成揭露真相的举动。

经过第三幕的充分转化和铺垫，主人公在第四幕的奋起能够激起观众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我个人的感觉，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除了题材上要在传统文化中进行挖掘之外，在结构形态上也可以多多进行参考，更加贴近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

二、影片美学风格的确立（一）视听风格在剧本写作的过程中，我就在思考这部影片应该以怎样的视听风格被呈现出来。

这个故事里出场人物众多，是以三位主角为核心的一出群戏。

故事线索也比较复杂，有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要讲述标准件厂供销科长庄正直倒卖零件，以次充好，贿赂集团人力资源总监托马斯，希望把自己调进总公司。

结果因为人力资源经理皮特酒后误事，误将钳工胡建林调进了总公司。

胡建林什么都不懂，做出了一系列蠢事。

负责带他的人力资源副组长马杰发现了他是被错调的，害怕自己背锅，只能不断给他善后。

而被马杰找来帮忙的外包员工潘怡然也觉得胡建林不对劲，想要拆穿他。

三个人在打打闹闹中逐渐形成一个团队，最终在集团年会上揭穿了大反派的阴谋。

第二个层面，是集团裁员的背景故事。

这涉及到多组不同人物之间的关系，企业副总这样的高层之间的斗争，经理级别的中层管理者之间的矛盾，组长级别的基层管理者面对裁员的对策，普通员工的恐慌。

以及胡建林进入集团后，阴错阳差地对裁员计划的推动，所有人对他看法的转变。

第三个层面，是胡建林发现标准件厂被栽赃牺牲之后，对标准件厂的调查。

同时，被胡建林“顶替”的庄科长潜入集团寻找真正的幕后黑手徐云峰。

徐云峰发现胡建林调错后采取软硬兼施的方式试图压下错误，最后胡建林在年会上揭穿了徐云峰、托马斯等人的阴谋。

这三个层面的故事，交织缠绕在一起，齐头并进，最后汇集于年会这场高潮戏上。

这种多线索、多人物的电影，我称之为“复调式电影”。

复调一词原本是音乐术语，它与和弦和十二音律不同，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的乐音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借此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世界的完整统一，不可归结为一个人感情意志的统一。

”“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一个人意志的范围。

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

”人物分别拥有各自平等的意志，他们各自的世界在一个统一的事件中产生交锋。

影视作品恰恰是最合适切换叙事主体和视角的。

近年来POV结构的剧日渐增多，最著名的如美剧《权力的游戏》。

但是因为电影篇幅有限，角色过于众多时，频繁切换叙事视角很容易使影片节奏失衡，产生各自为政的感觉，让观众很难入戏。

《年会》里有重要推动性戏剧任务的角色就有十几个，事件情节也很多，要交代给观众的关于企业职级、裁员的信息还有不少，整个故事的容量其实超出了一般两个小时电影的容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剧本写作过程中我们就进行了处理。

我们增加戏的场数，单场戏尽量简短，戏剧和信息的完整性由很多场戏组成的“戏群”而不是单场戏来完成。

同时，为了节省叙事空间，提高叙事效率，我们设计了很多蒙太奇段落。

在这些蒙太奇段落里，将这三个叙事层面的情节交织在一起，用共同的主题来串联，每一个完整叙事段落都由多角色的视角共同完成。

即便如此，整套剧本完成后，场数和字数仍然非常多。

如何把这么大的戏量和信息量压缩到一部电影里，既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塑造影片独特风格的一个机遇。

2022年，在第三稿剧本修改的过程中，我就和摄影指导、美术指导一起讨论影片的美学基调。

我们参考了很多影片，最后觉得美国电影《大空头》最接近我们想要的调性。

《大空头》也是多线索多视角叙事的复调电影，情节信息量大，还要在推进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大量介绍现代金融知识。

这些功能性的段落，《大空头》采取了很有趣的介绍方式，经常打破第四堵墙，将知识点直接解释给观众，使用了很多多媒体材料。

在视听语言上，它大量使用不稳定的手持摄影，既增加了金融危机来临之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又方便了剪辑卡点。

在研究了同类影片之后，我们决定了自己的影片视听风格：写实、运动、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应用和快节奏。

1.写实《年会》这部电影写实的风格，是指从场景美术设计到人物造型、表演、镜头光感等几个层面，全面向现实生活靠拢。

这与影片表现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影片在展现和讽刺现实职场中种种大家常见的内容，如果观众所见的人物形象、环境脱离了现实，则其讽刺的能量将大为减少。

为此，我们在勘景的过程中尽量选择实景。

工厂、胡建林的家、若干副总办公室、餐厅、年会举办的体育馆均在实景中拍摄。

对于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部办公室场景，我们出于拍摄方便考虑，在一栋办公楼中租下了一层空置的毛坯层，按照真实的办公室状态搭建装修了一整层，填充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在功能性上完全能够满足真实办公的需要。

2.运动运动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镜头的运动，二是角色的运动。

在蒙太奇段落里，尽量角色全程运动，镜头也随之全程运动。

在叙事性的单场戏中，开场尽量让镜头和角色对向运动，在视觉上形成对冲感，台词开始后，再让角色和镜头双双稳定下来。

对《年会》这部影片，这样运动的好处，一是让影片在视觉上一直有一种动感，整体节奏会显得更快；二是使得普通叙事段落和蒙太奇段落之间更容易衔接。

但在镜头运动的时候，我们避免了过度的手持感。

在商业类型片中，太过强烈的手持感容易强调观看者的主体存在，同时制造不安情绪，一般不适合在喜剧电影中使用。

3.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运用在介绍裁员的背景故事、企业职级，表现员工们面对裁员压力的心态时，我们大量使用了微信、钉钉等企业OA系统、网络直播、脉脉等职场网络社区、企业邮箱这些互联网多媒体的元素。

大量使用这些元素，是因为这些内容已经是当代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既然是表现当代职场生活，这些元素就必不可少。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多媒体元素的使用方式。

我们的使用方式不是在剧中人物使用的手机或电脑界面上展现，而是直接全屏展现，不去表现这个全屏界面的来源。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类似于《网络迷踪》这样的“桌面电影”的形式。

使用这种方式运用多媒体元素，其实就是打破第四堵墙，直接与观众交流，提高叙事效率。

同时，也增加了视觉上的冲击力。

4.快节奏其实以上提到的三点，都是为了影片的快节奏服务的。

现实主义的场景和人物造型，使得我们在表演上，也必须按照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表演，演员用现实中人们说话交流的语速讲台词。

表演上有一句术语叫“紧接慢唱”，意思是好的表演，对方说了台词之后，要快速接上台词，不要刻意去演反应，听了对方台词之后酝酿半天情绪才开口，因为现实中我们往往不是这样进行对话的，一旦这样，观众就会觉得假。

《年会》的演员表演也是如此，甚至我们在一些场景中还要刻意提速，“紧接快唱”，用台词和表演给剧情提速。

大量的镜头运动和人物调度对冲，也是为了增加速度感。

另外，在拍摄中，我们大量使用三机、四机多机位同时拍摄，积累了大量不同机位角度的素材，可以让剪辑节奏加快。

8K高清摄影机的应用，更保证了我们在后制过程中可以大胆对画面进行剪裁，锁定更好的构图和表演。

多媒体素材的使用也是在后期加快节奏的重要手段。

说了半天，《年会》这部电影为什么一定要快节奏？

首先，当下的电影观众和观众的欣赏习惯已经迭代。

互联网信息爆炸，短视频极度流行，观众已经习惯了浸淫在信息流之中，习惯了被各种信息轰炸。

在五秒钟就可能刷走一条视频的时代，如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还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年会》这种表现职场的电影，大量的场景都是在办公室这样逼仄的室内环境，大量的戏也都是对话戏。

观众很容易觉得无聊，注意力就分散了。

虽然在影院里他们不能刷走影片，但很容易刷走观影的满足感。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放在影院里，似乎也成立。

当然，前提是要快得有道理，快得有节奏，最重要的是这个快要符合影片本身的表达。

最终上映版本中，本片有接近两千三百个镜头。

在两小时以内片长的影片中，镜头数量算是比较多的。

但一部电影真正的“快”，最重要的并不是镜头数量，而是信息量。

我们尽量做到了在每个镜头中都有足够多的信息量，不管是台词、表演、场景画面还是声音设计，通过不断地出现新的信息，让观众能够长时间将注意力锁定在银幕上。

（二）喜剧风格喜剧部分其实是最难以言说的。

2003年，我第一次做编剧，创作的就是一部情景喜剧。

之后二十年，作为编剧，又陆续创作了两部情景喜剧、两部喜剧电影。

但是随着创作经验的增加，反而越来越觉得喜剧难做。

尤其是在互联网极度发达的当下，更是如此。

一方面，现在的观众几乎可以看到有电影以来的所有电影，包括中外的各种喜剧电影、电视剧；另一方面，短视频领域，每天就要产生成千上万的搞笑短视频，在几十秒之内将观众逗笑。

观众对笑的阈值已经被调到了极高的高度，又逐渐失去耐心。

而笑是人的生理反应，无法通过其他任何途径去触达，这就让喜剧创作越来越困难。

不夸张地说，我认为喜剧是当下所有类型里最难创作的。

每次创作喜剧的时候，就会陷入到极度的焦虑和沮丧之中，无论如何都写不出让人发笑的台词和桥段。

这次剧本创作耗时五年，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一直对剧本的喜剧部分不满意。

转机在第三版剧本的方向确定，明确了我们的主题是对职场官僚主义和其他乱象的讽刺之后，我们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不要掉入喜剧的陷阱。

喜剧最重要的其实并不是台词和动作，而是情境（situation）。

当一部戏的戏剧情境跟人物的戏剧身份、戏剧任务发生了错位的时候，即便人物的戏剧动作本身没有任何喜剧性，他/她的行为都很容易成为喜剧。

因为这个原理，我们在第三版剧本阶段，重心转移到戏剧情境和人物身份、戏剧目的之间的错位。

比如将一个钳工放置在他最不熟系的IT企业里，又将他在工厂里作为工人所熟悉的记名字（厂里的产品数据）、做锤子等技巧放置在企业大裁员的环境里，用这些错位去放大现实生活中本就存在的荒唐谬误。

当这些错位情境被建立起来之后，主人公的种种正常言行，就都自然带上了喜剧色彩，一个喜剧的基本结构就形成了。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逐渐在台词中增加谐音、误会等内容，在表演中增加形体动作和调度上的喜剧感。

演员表演、镜头设计、剪辑方法、声音和音乐的设计，在最终的喜剧呈现上也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每一项都值得单独拿出来讨论，在此囿于篇幅，就暂不多加论述了。

结语《年会不能停！

》是我对类型电影的一次尝试。

在这次尝试中，由剧作带动电影整体创作的感受尤为明显，于我来说，再次证明了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的重要性，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在以后的创作中继续加强对文本的雕琢和磨砺。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著名的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发布了最新的视频生成AI Sora。

只需要输入描述性的文字，Sora就可以快速生成一段60秒的连续视频，视频中的环境、人物的真实性和流畅性都令人震惊。

视频生产领域即将面临剧变。

这也一定会影响到电影行业。

当技术工具持续下沉，所有人都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视听画面的时候，剧本的想象力、独创性和思想深度，就成了内容创作者唯一的武器。

终于去看电影啦最近天冷越来越不愿意出门，想念在广州的日子最近上了很多不错的电影，和朋友们选了一个喜剧

主演是大鹏＋白客，今年他们的作品都很成熟好看突然想起草稿箱里还有一个白客的《不止不休》的影评还没发布呢改天整理下发布再一看这演员阵容，都是老熟人，这不就稳了嘛都是喜剧人，准备好了大笑一场

所以，我们选择了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董润年导演董润年应萝佳联合编剧大鹏白客 庄达菲 王迅 孙艺洲等领衔主演豆瓣尚未开分，推荐指数3.5星贺岁档，但是已经开始点映，可以冲

有多少朋友看过大鹏的《屌丝男士》短篇喜剧

又有多少朋友看过《万万没想到》的王大锤

喜欢看喜剧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们吧，都是老牌喜剧演员了

现在很多演员都转战做短视频，连王晶都下场进军短视频了而白客和大鹏确实从短视频转型到现在的他们的专业能力也是被逐步认可

短视频固然好看，但是我们更爱大电影接下来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大鹏饰演的男主胡健林，是集团旗下一工厂的高级钳工兢兢业业二十年奋斗在前线，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他用心工作，生活普普通通，妻子却嫌弃他没出息离他而去

总部一张调令改变了他一眼到头的生活把他调到总部公司当hr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王迅饰演的庄正直，他倒卖工厂建材花费三十万买了这个调到总部的机会却阴差阳错给大鹏做了嫁衣自此电影分了两条线一条是大鹏进入总部发生的一些系列笑料

另一条则是王迅为找回自己的职位

在经济大环境下，总部也遇到了资金问题是裁员减薪呢，还是共同渡过难关呢？

上边领导决定裁员百分之四十，裁员六千余人并给这个计划取名“广进计划”，“裁员广进”真的是讽刺啊

在这大裁员的时候，竟然入职了新员工还是年龄40＋的人，明明看起来什么都不会却入职了掌管生杀大权的人力资源部

白客饰演的马杰，是三组的副组长带新人的任务就落到他的头上了一开始他也以为是什么关系户，后面才发现他只不过是被调错的

他不想背锅，但事情暴露背锅的只能是他他不想因此失去工作，只能将错就错把工作都揽在自己身上，对大鹏更是照顾有加真的是命比咖啡苦！

只能再招一个助手来帮自己庄达菲饰演的潘怡然，是公司的临时工临时工是什么，有事他们做，有功别人拿，有锅临时工背在《报告老板》系列里白客就讽刺过“临时工这些人”

三个人暂时组成了一个小团队

大鹏还是什么都不懂，他不懂“优化”真正的含义竟然天真的以为是要给优秀员工升职加薪殊不知这是要对35岁程序员劝退的另一种说方法

明明人口已经开始老龄化，退休年龄也是一延再延可那些企业一看你35岁了就要裁掉你找工作看你：快三十了呀，挺大年纪了哦

当然电影讽刺的不仅仅是“优化”还有996加班文化，什么叫自愿加班还有，过度猜度上司的心思更讽刺的还是，那些草包领导，没什么能力却还要展示自己的能力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也就是这个电影拍的早，不然高低也要讽刺一下董明珠的付费打工

都说喜剧的内核是悲剧，这部电影最大看点就是整顿职场临时工庄达菲是多少人的缩影又有多少人变成了白客那样，任由上司抢走自己的功劳可是鲜有胡健林

集团口口声声说没钱要裁员上面的人依旧纸醉金迷，办个年会都要花费六千万

最后看似是个美好的结局踢走了公司的蛀虫，保住了工厂白客也保住了工作，成功升职大鹏还是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领域，并做了副厂长

欧阳奋强饰演的董事长真的是明君吗？

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当初裁员可是他也同意的呀就像小孙的所作所为真的不是俞敏洪授意的？

结尾的“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无疑是最大的讽刺更讽刺的还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董宇辉事件相似度高达百分之百董宇辉事件也罢，年会事件也罢，都要感谢现在的媒体时代事件闹大了，就只能走“正确”的道路了

这大概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吧小乔推荐大家去看这电影，可以和同事一起看故事结构可能有些老套，但是完整的演员更是都是老面孔，都是喜剧人，指定能让你边笑边心酸今年没有《脱口秀大会》，但你依然能看见肉食动物，童漠男，rock等。

白客真的越来越帅了，身上完全没有王大锤的影子了李乃文一出场就觉得这事情不简单鉴定结果：冲吧，它在替我们打工人发声！！！

看图片猜电影无奖竞猜游戏开始了下面图片出自哪部电影或者电视剧

说实话，看大鹏和白客的《年会不能停》笑了很多次，很欢乐的体验，直戳当代职场人的痛点，可看完电影却有些笑不出来了。

想了想，无他，打工人实在太卑微太心酸了。

好的一面是，终于有电影为打工人发声了，想打工人之所想，急打工人之所急，而且还是紧贴当下的原创故事，这就是诚意，就是勇气，值得大赞特赞。

令人泄气的一面是，打工人要想争取公平、争取正义、争取合法权益实在是太难了，拿打游戏来比喻的话，想逆袭就像是地狱模式，得面对多少道难关，面对多少个大BOSS啊。

当然了，影片的最后，作为终极大BOSS的董事长是通情达理的，是有感情也讲道理的，所以最后迎来了光明和谐大结局。

但万一终极大BOSS不是这样呢？

那结局又如何？

只能是细思极恐。

无论是螺丝钉还是锤子，终究逃不出工具的命运。

子曰：君子不器。

一把辛酸泪。

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意淫过了头，特色资本家又想赚我们的卖身契钱，又想通过同情我们再赚一笔，真的逆天。

不会真有人觉得这电影在给打工人发声吧，看得我全程生理不适，尬得我双手双脚螺旋抽筋，最后再来经典一波，最大的领导永远是被蒙在鼓里的，他们代表着最正确最终的正义审判？

工会在哪里，政府在哪里，组织在哪里？

还不是期待一个青天大老爷来看完你的小丑讼状后，给你来一句：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正义脸） 不得不说，这总裁演的确实像现实中的大领导的样子，长吁短叹，说话中气十足，脸部永远360度无死角温和自动防抖动。

什么玩意，爱上这个电影的纯纯斯德哥尔摩外加自我感动狂，期待包拯姥爷综合症。

说你阖家欢电影，几个破梗来回用，要深度没深度，要广度没广度，几个已经让观众高度免疫的正能量语句轮番上场，再表现一波工厂工人的群像画面，咱们工人有力量是吧，笑嘻了，纯纯dinner。

什么勾吧，看完纯纯让我半年不想去电影院，喜剧就是逗小孩玩，无限幼稚娱乐化？

🤢🤢，懒得吐槽了，看你还不如花两个小时在贫苦上看丁真抽电子烟吞云吐雾唱I got smoke有意思。

最后再说一遍，求求鹏子别拍电影了，看到你那张脸，我只能回忆起你盯着吉泽明步的大胸的色眯眯表情，感谢你那个时候让高中无比性压抑的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是好老师多，谢谢，但到此为止吧，到此为止吧，让你别拍电影也是我为中国电影贡献出的一份力量。

上午得空，围绕电影《年会不能停》，再分享三点感悟: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家国同构”的中国文化语境下，将电影里呈现的公司史这一“中层”式呈现，向宏观与微观两层作延伸，会更加佩服本片团队的创作自觉。

2.所谓“元帅”与“士兵”同心、“中层”与“高层”中的部分“野心家”为非作歹的叙事结构，是中国当代喜剧与讽刺类现实主义作品的经典结构。

而它在自觉或不自觉意义上，跟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重大变迁的对应，是其能够击中已经历史化的中国观众接受心理的重要渊源。

3.本片故意在胡建林和董事长这两个主要人物身上，营造一种计划经济时代与市场经济语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感。

这种反差，既是以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方式，营造电影喜剧“包袱”的重要来源，却在另一个层面而言，又是在一个反思与批判资本弊端的当下语境下，对本片主流观众心理的精准研判与迎合。

正基于此，以“杰弗瑞”（徐总）为代表的“改革派”在电影中遭遇的“脸谱化”与“妖魔化”，就更加具备当代史的文艺“范式”意义，个中百味，非常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