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毁灭

戈培尔说：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在我眼里，这是德国悲剧的核心所在。

只是罪魁祸首的靶子太易辨认，以致于人们能轻易地将责任推卸到他们脚下，让他们更加醒目、更加明显。

只是，行善可以隐姓埋名，人民的权利可以被代表行使，罪孽却不能被隐藏，也不能以代表的方式清算。

希特勒既然是一个人，就一定有人性的一面；人民既然是人，也必定有兽性的一面。

所以希特勒可以是小戈培尔们的“伯伯”，每个德国人身上点滴的纳粹主义集合起来，就能发动一部强大的反犹机器。

这不是一句“欺骗”就能遮挡的问题。

《狗镇》里的Grace对父亲说，但他们是人，人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弱点。

铁面的父亲回答：所以他们也得为自己的所做所为付出代价。

冯提尔的手法不仅仅是为了省钱，当一切障碍物都不存在，当人们所有的行为都赤裸裸地出现在彼此眼前，无法回避时，人性再也无所遁形。

Grace第一次被强奸的时候，狗镇的居民们仍然像平常一样活动。

透明的恶行使一切平静变得荒谬而伪装，如果那些看不见的墙真的不存在会怎样？

如果罪行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怎样？

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或者这样问：他们是真的看不见还是装作看不见？

当后来每个男人都去Grace的房间过夜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时，他们的眼睛看向哪里？

上帝是仁慈的，他让我们学会了遮挡。

有多少人性的软弱、怯懦、自私、残忍被四面墙壁所阻止，避免了考验、责问与彷徨，于是，我们可以继续衣冠楚楚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上帝面前伪装成一个清白无瑕的好人。

但我们是吗？

我们真的是一个好人吗？

我们对得起自己信奉的道德与良知吗？

Traudl Junge在片头说，没有人逼我这样做，去柏林是我自己的选择。

在片尾，她又说：我终于知道了，年轻，不是借口。

Grace对父亲说，我不怪他们，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他们已经做了他们最好的。

她还说，如果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不能做得比他们更好。

如果仅仅是这样，留在潘多拉魔盒里的希望，实在不配被人类拥有。

人类配得上的，也许只有上帝的滔天洪水。

冯提尔的魔盒里，也藏着一个希望的精灵。

皎洁的月光像上帝的探照灯，让Grace醍醐灌顶般看清了狗镇的现实。

她对父亲说：他们的确做到了最好，但，还不够好，还不够好。

于是孩子被杀死在母亲面前，房屋被烧毁，天空血红一片。

原来希望从来就不是天使，与摩菲斯特的交易，才是惟一的出路。

一定会有人指责导演以暴制暴。

但Grace不是没有尝试过，圣母一般的纯洁的确能感染和改变人，然而，它们都是有底限的。

在利益的分界线之前，它们总会戛然而止。

冯提尔只是听从了上帝的旨意。

如果上帝拥有原子弹，也许就不需要洪水了。

二战题材的电影有很多，也有不少拍的很惨烈或很感人的，但是像《帝国的毁灭》这样强烈纪实风格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自然，它是出自冷静严谨的德国人之手。

由正宗的德国人来演的纳粹和由德裔美国人甚至非德裔来演是绝对两样的。

德国人的那种独特的冷静和纪律，信仰和职业道德是哼哈奔放的美国人绝对模仿不出来的，比如前几天看的《猎杀U-571》里的德军就是典型美国人演的。

《帝国的毁灭》着重描述了希特勒的最后12天的历程，影片一部分取材于历史著作，更有一部分取材于片中的线索人物，希特勒的秘书Traudl Junge以及其他一些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诸如发生在地堡之外的剧情基本取材于军医Ernst-Günther Schenck的回忆录）。

一个秘书的回忆录通常是基于亲身经历的，大是大非的史观问题牵涉较少，这就让《帝国的毁灭》中的希特勒比其他作品中的纯恶魔或喜剧角色更加有立体感，最大可能的从一个先前罕有的角度还原了这个历史风云人物的最后一刻。

这也是本片最大的看点所在。

片中绝大多数人物，上自希特勒和戈培尔，下至狼穴碉堡里的电工和柏林街头尽职的军医，都是活生生的真实人物。

影片的结尾用字幕交代了这每一个人物后来的命运，这给我带来的真实感和命运沉浮的感慨，是其他二战电影无法做到的。

《帝国的毁灭》的第一主角自然是希特勒，其扮演者Bruno Ganz是著名的剧场出身的扎实演技派演员，为了演好希特勒，他专门花了四个月时间研究希特勒的生平和行为习惯，在电影中甚至出色的还原了希特勒那独特的奥地利口音德语。

这个希特勒正如史书记载的一般狂热，在3小时长的影片中他大概对各将领歇斯底里了七八回，每一次都那么的传神，让我由衷的敬佩这位演员的功力。

另外他对待秘书这样的助理人员又是和善宽容的，他与爱娃的爱情也是真挚的，显示出了一个真实人物的立体感。

这些细节显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秘书回忆录的贡献。

3个小时的时长，大部分场景都在底下碉堡中。

可能会让人感到一些漫长和沉闷，但这正是强烈的纪实风格所需要的。

Bruno Ganz出色的撑起了全片的主架，同样出彩的还有周围的几个人物，以爱娃与戈培尔一家最为突出。

爱娃知道自己是来和希特勒共赴黄泉的，但她并不后悔，对轰炸置若罔闻，主持着一个个舞会和晚餐，坚强的用乐观的姿态活跃了这最后的12天的地堡内沮丧绝望的氛围。

她和希特勒在临终前办的婚礼也是令人叹息，主持婚礼的牧师甚至要查看元首的身份证这样的细节再次印证了本片强烈的纪实性。

以撰写回忆录的秘书的视角来看，爱娃是一个积极热情，和善温柔的人，自己慷慨赴死，同时又希望其他人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戈培尔一家是希特勒之外的另一个重心。

戈培尔的演员貌如鹰隼，比我以往见到的所有戈培尔都要阴森恐怖。

仅仅靠气息就已经锁定了纳粹宣传部长的不二人选。

作为纳粹罪行的第二责任人，他冷酷无情的组织未成年的少年冲锋队去抵挡苏军的坦克，还发表了这样的结论：“我们从来没有强迫人民，是他们选择了我们。

现在，该是他们为自己的选择献身的时候了。

” 这句话不得不令人深思，战争责任是否就应该全推在希特勒和戈培尔身上？

戈培尔夫人是一个气质高雅的狂热分子，在最后的几天她带着6个孩子住进了地堡。

影片着重渲染了这天使般的6个小孩子，然后在最后一刻，戈培尔夫人坚决的毒死了自己的所有孩子，再与丈夫一起自杀。

理由是：不能让孩子生活在没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天空下。

除此之外《帝国的毁灭》还描绘了一系列外围人物，如爱娃的妹夫，鼓噪逃跑的Hermann Fegelein，纳粹德国的经济领导人Albert Speer，希特勒高大的私人警卫员Otto Günsche，坚持冲锋到最后一刻的党卫军Wilhelm Mohnke，柏林守备总司令Helmuth Weidling等等，当然也少不了希姆莱、戈林、凯特尔等人。

其中军医Ernst-Günther Schenck是作为发生在碉堡之外的所有剧情的线索人物存在的。

柏林已成为人间地狱，他目睹宪兵队肆意以“不抵抗苏军的逃兵”名义处决平民，也目睹了一些甘愿为第三帝国陪葬的狂热年轻人。

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有《帝国的毁灭》中唯一的非真实人物，12岁的“希特勒敢死队”队员Peter Kranz。

本片对他施以浓墨重彩，描述了他从一个被洗脑的无所畏惧的小敢死队，甚至因为摧毁了苏军坦克而被希特勒授勋，直到珍视生命勇敢生存的转变过程。

影片最末的场景也是他和线索人物秘书Traudl Junge骑着自行车，迎着初升的阳光，脱离了重重包围。

事实上这个人物也是有原型的，那便是下面这张真实的历史照片，左侧的希特勒在1945年的柏林为据称是最年轻的铁十字勋章获得者，12岁的 Alfred Czech授勋。

然而真实的历史毕竟不会像电影中结局那般美好，我们无从知道这个孩子的命运，很可能他没能在战争中幸存。

不禁再次扼腕。

http://www.fatdudu.com/2011/02/der-untergang/images/在影片的最末，白发苍苍的Traudl Junge在采访中说道：“当我在纽伦堡审判知道有600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这一最震撼我的事实，但我看不出与我的过去有任何关联。

我没有罪，也不知道那些事。

直到有一天我经过树立的索菲萧尔纪念碑，看到她是和我同年出生，在我开始当希特勒秘书那年，她被处决了。

这时我才发现，年轻并不是借口。

”微信公众号：肥嘟嘟看电影(feidudumovie)

1945年5月8日邓尼茨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帝国正式覆灭。

而4月30日希特勒自杀以及5月2日柏林沦陷，是第三帝国实际上的灭亡。

如果要全面了解“帝国覆灭”，需要阅读官方正史。

因为第三帝国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就显出颓势，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只剩垂死挣扎，直到柏林战役被苏联一剑封喉。

但大多数读者不是历史学家或发烧友，大家更关注第三帝国最后阶段的命运，即柏林战役和希特勒之死，于是出现大量这方面著作。

有的着重讲述柏林战役前因后果，有的专注解密希特勒最后结局，两者在叙事上又必须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形成了所谓“帝国毁灭”这个主题。

讲述希特勒之死的鼻祖，是1946年出版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我没查到有中译本），作者是英国人Hugh Trevor-Roper（1914-2003）。

他战前是牛津大学一名年青学者，战后由英国军方指派，调查希特勒死亡真相详情，军衔少校。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他在1945年11月公布了一份不算长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调查报告。

要知道，柏林最早被苏军攻克，希特勒最后丧生并火化的总理府地堡先被苏军彻底搜查，大部分目击希特勒死亡的亲历者又都被苏军俘虏，盟军拿到的信息和证据非常有限。

同时苏联方面对于希特勒的最终命运封锁消息，甚至斯大林亲口对艾森豪威尔说过“希特勒逃走了”。

在这种情况下，Roper仍然可以提交一份确定希特勒死亡的报告，且其中细节经过历史验证基本准确，只有小的出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铁幕徐徐降下之际，重重打脸苏联。

这次打脸也导致了那些被苏军俘虏目击者的悲惨经历：他们被严刑逼迫，目的是签署错误的证词，以推翻英国人的报告，比如逼他们承认希特勒像懦夫一样服毒自杀，并由副官补了一枪。

次年，Roper将调查内容予以丰富，出版成书。

作为官方代表，他可以调阅官方保密资料，采访到所有可接触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调查结果是全面、细致而可信的。

但也有以下短板：1、 很多更为重要的当事人当时都在苏联关押，他根本采访不到，他采访到的主要当事人其实只有三个。

2、 受当时紧张的大环境限制，即便是他能采访到的人，出于各种原因，未必愿说、敢说实话。

所以，其中有些细节是错误的。

比如：他引用了希特勒司机肯普卡很多证词。

肯普卡在希特勒死后暗堡成员突围时幸运地被盟军俘虏，是最早对外发声甚至出书的当事人。

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猜他认为其他知情人不会重见天日，就有些肆无忌惮——证词水分很大，把很多没亲历过的事情都安在自己身上，后来数十年逐渐被其他当事人甚至他自己推翻。

【下图：《帝国毁灭》电影中的肯普卡。

我本可以附其真人照片，但为了与经典的电影对照，故使用电影剧照。

下同。

】

即便如此，本书受到影响的只是一些细节，比如希特勒是朝自己的嘴里开枪还是太阳穴；婚礼举行的日期；是谁抬了尸体等等。

核心内容和框架是准确的，“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结论是确定的。

这本书作为里程碑，至今仍被历史学家参考和引用，并且为今后同类专著设立了重要的基调。

我并未阅读本书，尽管孔夫子上有卖。

我了解到上述内容是通过其它书作者对本书的评价。

尤其是《希特勒暗堡》作者O’Donnell与Roper同时代，作为记者亲身参加过Roper的报告发布会，目睹了Roper当时风头无两的神采：“。。。

穿着一身毕挺的战时皇家空军中队长的制服，向记者们流利地作了一番辛辣的、然而是故作克制的陈述，竭力驱散几个星期以来从东方滚滚而来的有害的宣传气氛。

”我个人不强力推荐阅读本书，因为本书出版之后数十年间，大量亲历者浮出水面，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本书有些内容已经过时。

但如果是历史发烧友，想从历史发展角度去了解二战刚结束几个月盟军得到的信息，进而与后面的专著进行比较，此书是必看的。

作者成书年龄32岁，非常年轻，后来回到牛津大学，成为深受尊敬的二战史专家。

【推荐指数：3星】《The Last Battle》1966（中文版《最后一役》，中信出版社，2018年5月第2版，王义国译，董旻杰校译）第三帝国败亡，主要人物要么死亡，要么入狱，极少逍遥法外。

在柏林沦陷前逃离的，基本都落入西方盟军之手，如邓尼茨、戈林、希姆莱、凯特尔、约德尔、施佩尔、海因里希这些高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帝国毁灭》电影中的戈林、希姆莱、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大将、帝国部长施佩尔】

而在总理府地堡留到最后，见证柏林最后沦陷以及希特勒自杀的目击者，基本都在突围时落入苏军之手，如希特勒飞行员鲍尔、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等，大部分是中级军官。

【下图：依次为电影中的随侍林格、副官根舍、孟克少将、医生申克、暗堡话务员米契】

冷战从二战结束即开始，东西方相互敌视，上述当事人口供以及相关信息，东西方互不交流。

那时，西方记者或者历史学家都无法获得希特勒之死最确凿的证据，因为这些证据被苏联独占。

而苏联，出于各种原因，没有任何一部类似Trevor-Roper的被公认为可信的报告或书籍面世。

1955年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为冷战稍微带来一些缓和。

于是在当年，苏联释放了最后一批德国战犯，其中就包括上述重要目击者，这些人很快辗转来到自由的西德，开始对外发声。

又过了10年，到了1965年，被盟军判处20年徒刑的施佩尔（唯一活着的帝国主要部长）也出狱了，

可以说此时大部分活着的当事人都是自由身，并基本都在美国控制的西德。

而此时，当事人经过多年的沉默，外部环境不再紧张，西方自由的社会环境不再压抑，他们有欲望说出真相，并且身体健康记忆力旺盛。

于是在1966年，基于对关键目击者的采访，一部伟大的作品《The Last Battle》（最后一役）诞生了。

作者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绝不杜撰的求实精神，采访了各个方面的重要当事人，内容全面、详实且非常接近事实。

此书一经面世，蜚声世界。

作者是生在爱尔兰后入美籍的记者Cornelius Ryan（1920-1974）。

1944年D日，他作为英国《每日电讯报》战地记者亲身参与过诺曼底登陆。

1959年，以同样采访当事人方式写成的关于诺曼底登陆的《最长的一天》出版，并拍成电影，令他声名远扬。

几年之后，他开始筹备本书的写作。

凭借名气他可以顺利约访诸多当事人（他书中写到在赴苏采访前他甚至得到时任总统肯尼迪的接见，肯尼迪还就如何采访苏军强奸问题给过他智慧的建议），包括战时盟军最高统帅、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英军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德军柏林战役指挥官海因里希大将；苏军方面，除了已被斯大林打倒的朱可夫之外，其它高级将领如崔可夫和科涅夫。

仅列举上述一线明星，就可想而知本书的受访者阵容。

作者成书时46岁，精力旺盛、思维敏锐。

《最后一役》堪称史诗巨著，它以柏林战役为主题，把战役发生之前欧洲战场局势，苏美英德四方各自的立场与博弈，描写得大气磅礴、惊心动魄。

而对于战役策划、筹备与推进，各方的排兵布阵，战争中平民的遭遇，又写的细致入微，令人身临其境。

大到盟军不进攻柏林的决定，小到易北河上一次强渡；上至斯大林的权术，下到一名柏林少年手中的反坦克火箭筒，好像尽在读者眼前。

1945年4月16日凌晨4点朱可夫140架防空探照灯发出的亮如“一千个太阳”的恐怖白光，以及紧随而至两万门各类火炮齐射带来的诡异狂风，仿佛让人置身其中，亲眼见到尸横遍野残垣断壁的柏林。

而所有这些内容，“无一句无出处”，全部是通过采访当事人和研读第一手历史资料获得，绝无主观臆造和道听途说。

这种写作方式费时费力，但完成的作品，因为经得起历史检验、能让后人最真实地重温历史，而成为世界的宝贵遗产。

读Ryan的二战三部曲（还有一部是讲述1944年9月盟军市场花园行动的《遥远的桥》），我总会情不自禁想到中国的《史记》——当年的太史公，应该也是抱着这种历史使命感书写的吧。

《最后一役》中，关于希特勒在暗堡里最后的日子以及自杀，描述非常简略，以寥寥数笔带过，同时因为当事人证词的矛盾和错误，也存在一些小问题，比如那著名的自杀枪声是否被人听到。

但即便如此，以作者极度认真和追求真凭实据的态度，以及对关键目击者的详实采访，本书对希特勒之死的描述大体准确。

尤值一提的是，苏联官方在1963年本书作者采访时首次对外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亡”。

此前苏联方面从未公开承认过，哪怕Roper的报告已经发表18年。

另一方面，关于希特勒尸体的发现和身份确认，作者的信息不可避免全部来自于苏联方面，这些说法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是苏联方面出于政治目的一直编造的谎言。

读到这里，不禁为作者和这部伟大的作品感到惋惜，这也许是本书唯一失实之处。

但这就是时间的魔力，在时间面前，任何伟大的人都无法摆脱局限。

在我读过的关于帝国毁灭的书籍中，《最后一役》以其气吞山河的宏大视角和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堪称伟大，无出其右。

还有，与下面几本书相比，本书是唯一不仅采访盟军和德军，也采访苏军的。

今天我们认为很容易很自然，但1965年前后，正是东西冷战最严重的时候，西方人眼中的苏联已经被妖魔化。

一个美国记者，能够客观公正写出苏联在柏林战役前后的立场、战略、战术和军纪（当然也详细描述了苏军进入德国对平民犯下的罪行，比如大量的强奸），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

此书翻译极其流畅精准，请来军事专家校译，整体阅读感受极好，加之印刷精良，这个版本是有收藏价值的精品。

但我有点小看法：当译者和校译者发现原文有错误（大多是原著中军衔的错误）时，采用的做法是在译文中直接修正，并在译注中说明。

我个人拙见：本着对原著和作者的尊重，译文应该保持原汁原味，对于这些错误，应该如实翻译，然后在译注中说明事实。

【推荐指数：5星】《The Berlin Bunker》1979（《希特勒暗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秦梅王彩芬可铮译）《The Last Battle》出版后，又过了13年，出自历史学家、记者以及当事人的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越来越多，这些著作其实各有侧重，视角不尽相同，但都不得不面对同一个问题：希特勒最后在地堡里都经历了什么以及最终命运究竟如何。

对于这个问题，所有著作都必须涉及，因为它太重要太引人注目。

于是在1979年，一部专门阐述这个问题的精彩作品诞生了，它是美国记者James P. O’Donnell（1917-1990）撰写的《The Berlin Bunker》（希特勒暗堡）。

O’Donnell与伟大的《最后一役》的作者Ryan很像，他比Ryan还大三岁，也是二战亲历者。

因为精通德语，二战时在美军领导一个无线电情报连，专门负责监听德军无线电，上尉军衔。

战后，他立即转业成为《新闻周刊》记者，常驻柏林，打探二战后西方人关心的各种新闻。

1945年7月，在希特勒死后两个月，刚刚转业的他随美军进入已被苏军占领并浩劫的柏林，还亲身下过希特勒的暗堡。

那时暗堡的控制权在苏军，但已经以他们认为彻底的方式搜索劫掠过，花园里包含疑似希特勒在内的十几具烧焦的遗骸已被运走，苏军认为暗堡已经没有保密价值，因此对盟军是半开放的，很多英美人士，甚至包括丘吉尔首相，都下去参观过。

作者下去时，暗堡里设施、家具还都在，遍地狼藉，甚至一些自杀者的尸体还在里面发臭（可见苏军的工作效率，这点我实在无法理解）。

但是，他那时还没有写书的想法，反而是30年之后，他开始用与Ryan同样的方式，通过采访当事人，写成了这本《The Berlin Bunker》。

这本书，采访的人数众多，且逻辑性、故事结构、文笔都极好，可读性非常强。

更为巧妙的一点，与《最后一役》严格以时间为主线（各章节没有主题）不同，《希特勒暗堡》每个章节设立一个主题，通过一位或几位当事人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同时兼顾时间发展。

《希特勒暗堡》的主线如题，非常清晰，紧密围绕暗堡这个环境，叙述希特勒最后日子、死亡、以及暗堡中其他人的命运。

可以说恰好与《最后一役》形成互补，后者着力描述的是战役的进程。

叙事方面，读者会感觉对面坐着一个讲故事高手，作者在严格基于采访材料的基础上，设定悬念，安排起伏转折，前后呼应，却丝毫不哗众取宠。

对于诸多当事人对同一件事不同的证词，作者采取的做法是：经过甄别，筛选出作者认为最可信的证词，组织在一起，只给读者讲一个故事。

这样，读者就像看一部惊险电影，一气呵成，非常过瘾。

而作者基于自己强大的分析能力和旁征博引的资料储备，组织起来的内容非常接近事实，相对于此前各种书籍，错误非常之少。

通过读这本书，即便不了解作者，也可以很容易发现作者是个极聪明、逻辑性强、善于推理的人。

例如，关于希特勒的死法，之前大部分专著都采用“朝右太阳穴开枪”的说法，这一说法经过最先进入房间的林格和根舍的确认，肯定是无误的。

但是，作者大胆提出另一种结论：希特勒在开枪之前一秒钟咬破了氢氰酸玻璃剂，这是最保险的死法。

作者的依据是：在4月30日（希特勒当天下午1530自杀）凌晨，希特勒秘密召见了哈斯医生，询问什么自杀方式最保险，这是哈斯医生的建议。

但是，哈斯医生在柏林沦陷时被苏军俘虏，1946年死在集中营，作者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谈话的呢？

原来听到希特勒的死讯后，哈斯医生马上就跟同事申克医生（《帝国毁灭》电影里那个光头医生》）

详细讲述了这次秘密谈话，并坚信希特勒采纳了他的建议。

申克医生在接受作者采访时，将哈斯医生的话告诉了作者。

这是多么周折却又有力的证据，一般的作者可能不会发现。

作者还补充，用手枪自杀的人死后一般会紧握手枪，但希特勒的枪滑落到地上，这是服毒的症状。

当然，我本人认为，即便上面叙述全为真，也无法确定希特勒最后时刻采纳了哈斯的建议。

这个问题在下面还会论述。

可以说，在专门写希特勒最后日子的书当中，这是最有价值的一本。

它集真实和精彩于一身。

换句话说，读者想知道的，应该知道的，这里都有了，且有凭有据，强烈推荐。

成书时，作者O’Donnell是62岁，想想这是一个记者人生阅历最巅峰之时，能够写的如此精彩也不足为奇。

但这本书也有一个问题：采访时距离1945年4月已经过去整整30年，当事人的记忆会模糊或不那么准确。

即便如此，此书的内容在出版后并未受到严重质疑。

【推荐指数：5星】《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1996（未查到中文版）时间又流淌了17年，到了1996年，二战结束已经50年，绝大部分当事人已经去世或面临去世，这是一个收集历史记忆的临界点。

同时，关于希特勒之死的书已经足够多了——已经没有更新的内容引起读者新的兴趣了——这还是对年龄大的读者而言。

至于年轻的读者，也许根本不关心希特勒死亡的那些细节。

在这个时刻，一个德国历史学家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梳理了这个二十世纪最悬疑的事件。

他就是Anton Joachimsthaler（1930-）。

成书时66岁，正是历史学家最好的年纪。

他比Roper, Ryan和O’Donnell晚一代，生于1930年。

作为历史学家，他研究第三帝国已经几十年了。

经过阅读众多的希特勒之死相关书籍，他发现在很多细节上，众口不一，谁都无法说服对方，这导致没有一种说法是获得广泛认可的。

其实这很正常，你我都有这样的经历：同一件事，不同的参与者在事后的描述各不相同，尤其是过去很多年后。

2019年4月，我联络几个大学同学，询问多年前一次班级象棋比赛的经过，每个人的说法竟然都不一样，且都信誓旦旦。

可见，历史是没有细节的，换句话说，历史记载的细节没有很高的可信度，对于历史，我们只要把握大体脉络、时代背景、历史意义、人性折射，就可以了。

偏偏Anton Joachimsthaler是个极度认真的德国人，对于希特勒之死这个二十世纪重大历史事件，他认为产生史实错误的原因，就是以讹传讹：第一个作者引用了一句不准确的叙述，在经过多次转载之后，就会被“洗白”而成为事实。

正是所谓的“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

于是，他花了几十年时间阅读整理各种材料和当事人证词，以希特勒之死为主线，把所有重要证人的证词——有些是一致的可以相互验证，而有些是矛盾的——都集中在一起，让读者和他一起观察、分析、判断。

所以，这本书是阿加莎风格的，读者必须具备波罗的大脑和推理能力，面对相互矛盾、纷繁复杂的证词，去找到那个唯一正确的事实。

比如，就“希特勒的尸体如何被火化”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负责搬运尸体和点火的副官根舍、随侍林格、司机肯普卡的大段证词，以及后来查看火化情况的四个希特勒保镖的大段证词。

最后得到结论：希特勒的尸体已经被完全烧毁，几乎没有残骸遗留。

而四个保镖当中，有一位的证词与所有人都不相同：他声称亲手埋葬了希特勒烧焦的尸体，此时希特勒的面目竟然还可以辨认。

作者认为此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

还有，就“苏联人什么时候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希特勒两个牙科技师（首席牙医未被苏联俘虏）的证词，称苏联人在5月初就曾向他们出示了希特勒和爱娃的烧焦的假牙齿桥，他们也立即确认这绝对属于希特勒和爱娃。

最后作者得到结论：苏联人其实早在希特勒死后一周就确定希特勒已经死亡，但此后斯大林还对艾森豪威尔说“希特勒逃跑了”，这里一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这种大量引用各方证词的写作方法，与上面两本书非常不同。

上面两本书的作者都是记者出身，他们多年受到的职业训练，是经过自己的梳理，给读者讲“一个”精彩的故事。

而本书作者Anton J.是个历史学家，我感觉他是个吹毛求疵、有精神洁癖的历史学家，他不但要告诉读者事实是什么，还要同时告诉读者还有哪些不是事实的东西在混淆视听，以及它们为什么不是事实。

在他眼中，Ryan和O’Donnell的书都有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因为轻易引用了不准确的证词造成的。

比如他指出，Ryan的《最后一役》中说暗堡有一条密道通向外交部，其实这条暗道并不存在。

而O’Donnell则照搬了Ryan的暗堡地图，也展示了这条密道的存在。

他还指出，O’Donnell认为莫瑞尔医生（希特勒最信任的贴身医生）离开之后希特勒情绪稳定，是因为莫瑞尔走之前给希特勒注射了加倍的镇静剂，这也是不对的。

因为根据更多的证词，莫瑞尔是在希特勒一度精神崩溃后被驱逐走的，此时希特勒知道希姆莱背叛他，不再信任何人，尤其是医生，他担心被注射昏迷之后希姆莱把他交给敌人，于是不再接受任何注射。

根据上面两个例子，我们发现Anton J.指出的问题都是小问题，不影响历史发展。

但我想说，这就是真正历史学家的态度。

这种求真求实的态度，促使作者不厌其烦地搜集、对比各种证词，同时加以判断分析，最后得到唯一的结论。

我想现实中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一定也是这样工作的。

上面说到阿加莎，举两个作者当侦探的例子：关于希特勒自杀时是否同时服用氢氰酸的问题（其它书里都称氰化物，而本书作者经过化学性能分析，认为应该是氢氰酸）。

作者首先咨询了医学家，获得了氢氰酸的致命原理——极易挥发，可以瞬间进入血液，麻痹神经。

服用氢氰酸的结果有两个：剧烈抽搐并立即死亡；全身散发浓烈的苦杏仁气味。

而希特勒如果经历抽搐，太阳穴流出的血会溅的到处都是，但实际上血只是垂直流到了地毯上。

【下图是电影画面，现实中，地毯上的血迹不在此处，应该在沙发扶手侧面】

同时，在搬运和安放希特勒尸体时，林格和根舍都没有闻到尸体散发任何异味。

而搬运爱娃尸体的根舍，却闻到了强烈的苦杏仁气味。

【下图是电影画面，实际上，希特勒尸体在前，爱娃尸体在后，而只有希特勒上半身裹着毯子，爱娃没有裹毯子。

根舍抱着爱娃没有错，但抱着希特勒脚的是林格（电影里是马丁鲍曼），抱希特勒肩膀的是几个希特勒保镖（电影里是林格）。

】

戈培尔六个孩子死亡的小屋里，也充斥着浓烈的苦杏仁气味。

我个人支持Anton J.的说法，并非因为他的分析，而是从心理学角度，咬碎玻璃剂同时扣动扳机这种方式过于冒险，且没有先例，而且没有必要。

我怀疑这种双重保险的自杀方式仅存在于当时紧张气氛中口口相传的理论上，除了哈斯自称跟希特勒讲过，暗堡里没人采用甚至没人了解这个方法。

希特勒的亲信马丁鲍曼，在突围时自杀，只服毒未开枪。

（马丁鲍曼的尸体在1972年才在他失踪地点附近的地下被发现，这是Ryan在写书时还不知道的，却可以被O’Donnell写在书里。

所以有时候历史的逐渐清晰是需要时间的。

同理，除了已有铁证的，我们无法确定今天认为的事实若干年后会不会被推翻。

）戈培尔夫人也是仅服毒而死，随后戈培尔开枪自杀。

（下图是电影画面。

戈培尔夫人被丈夫开枪打死是戏剧化虚构）

有记载的唯一使用这种方式的是外交官赫韦尔，见《希特勒暗堡》第272页申克的回忆，电影里也清晰地拍出赫韦尔咬碎毒剂同时开枪的细节。

（值得注意的是，说希特勒开枪同时咬碎毒剂的也是申克。

目前只有希特勒和赫韦尔使用了这种自杀方式，且出自同一人之口。

）

已经病入膏肓、身体控制力极差的希特勒，在这个生死关头，他最可能会采取的应该是最保险的方式：仅朝太阳穴开枪。

关于希特勒是向嘴里开枪还是向太阳穴开枪的问题。

青年团领袖阿克斯曼说他看到希特勒尸体“两个太阳穴都流血”，认为这是“向嘴里开枪导致太阳穴爆裂”的结果。

于是作者找到了枪械专家，研究了希特勒用于自杀的那款手枪（7.65毫米PPK，也是007的标志武器），

那款手枪在研发时进行了大量射击实验以搜集数据，它的射速只有297米每秒，不足以令头颅爆裂（需要超过300米每秒）。

另外，其它两位目击者林格和根舍都看到希特勒右太阳穴上流血的弹孔外围，有一圈黑色烧焦的痕迹，枪械专家认为这恰恰就是枪口距离太阳穴很近或者紧贴造成的火药燃烧对皮肤的烧灼痕迹。

由此得出向太阳穴开枪的结论。

看，这本书简直就是理工科直男的宝典。

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绝大部分证词来自于已经发生在19451960期间的官方审讯或取证。

作者在1990年代的确采访了尚在人世的为数不多的当事人，但采访内容仅作为辅助和佐证，他几乎全部的证据都是有出处的法律文件。

我们知道上面两本书恰恰不是这样：Ryan和O’Donnell明明可以引用这种现成材料，却舍近求远，亲身去采访诸多当事人，以获得第一手材料。

这两种方式，哪种方式写出的东西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呢？

Ryan和O’Donnell的方法，是记者的方法。

记者的产出是“新闻”，是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

而“新闻”是“历史的草稿”。

所谓“历史”（在这里不是指历史事实，而是指历史记载），正是建立在无数当事人证词基础上，经过甄别、分析、判断、提炼而成的——对过去发生事实的尽可能接近事实情况的陈述。

所以说，Ryan和O’Donnell是历史的第一记录人，他在用他们的毕生所学和令人尊敬的敬业精神，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帮助尽可能多的历史亲历者，讲出他们的经历，让这些经历不会随着主人的离世而消失，而主人也因这些经历鲜活跃然纸上而获得永生。

所以严格地讲，Ryan和O’Donnell是在讲述“人的故事”（他们自己也承认）。

而历史——History，难道不就是人的故事么。

而Anton J.，有意坚持尽可能使用官方书面材料，我私以为，他作为历史学家而非记者，可能有个基本的立场：同样一个当事人，面对法官和面对记者，哪个证词更加真实可信呢？

当然是前者。

所以说，在证词真实性方面，Anton J.的方式没有劣势。

那么全面性呢？

我们都明白，看几十年前的审讯记录，和面对面采访这个当事人，效果完全不一样。

前者是固定的内容，没谈到的就永远无法获得答案，且无法追问。

后者更加灵活，可以随时插入各种问题，令产出更加丰富和全面。

在读本书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读完本书，尤其是看到后附的长达八页半的密密麻麻的参考文献，我的顾虑没有了。

第一，参考文献极多，其中短短的一个条目，比如《Musmanno Papers》，就是一个美国法官Musmanno上尉在1945-1948三年间审讯200多名当事人的全部审讯记录，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Duquesne大学图书馆。

第二，不妨幽默地说，采访时长是当事人决定的，而审讯时长是法官决定的。

第三，当事人可以不如实回答采访的问题，但必须如实回答法官的问题。

第四，法官或审判员的问题，总是全面而滴水不漏的，况且他们有的是时间去审问。

综上，这三本书各有所长，都是经典。

而本书，是一本学术气息极浓的真正历史学著作。

但丝毫不枯燥，同样极具观赏性。

反而，如上面所说，让读者有一种看侦探小说的烧脑快感。

作者成书时66岁，也是学问和精力巅峰之年。

看得出他很有个性，爱憎分明，在书中多次流露出对一些人的看不上。

比如，对苏联记者Bezemensky出的《希特勒遗体解剖报告》，他数次提及并鄙夷之极，意思是“你们苏联人连遗体都没找到，解剖个啥？

”在他眼中，苏联人是为了政治目的到处说谎的骗子，是为了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折磨逼供当事人说假话的强盗。

还有，对希特勒司机肯普卡，他流露出对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的鄙视。

对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他认为这位女士的很多证词都不知从何而来，不太可信。

强烈推荐本书，虽然没有中文版，但不难读懂。

【推荐指数：5星】《Der Untergang》2002（中文版《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新星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陈晓春译）这个书名非常熟悉吧，这便是大名鼎鼎脍炙人口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德国电影《帝国毁灭》的原著。

上面说过，叙述希特勒之死的专著已经多的不能再多了，虽然各执一词，但经过多年的沉淀和梳理，基本上事实已经清晰了。

当然，出版热可以到此为止，想了解事实的人去挑几本书去看就好了。

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有个NB的人站出来，把这所有细节串在一起，不再去重复那些不实之词，讲出一个最完整、最真实、最无可置疑的故事。

德国历史学家Joachim Fest（1926-2006）就是这么认为的，同时他认为这个NB的人正是他自己。

FEST绝对称得上NB，他是研究第三帝国史的权威，代表作有《希特勒传》和《施佩尔传》。

2002年，他集所有相关著作之大成（上述各书都在其中），参考这些著作和文献，完成了本书。

出版后大热，于2004年被改编成电影，成为高分德国电影之一。

本书中文版名为《第三帝国的最后十四天》，仅看译名，有哗众取宠之嫌。

关于本书的中文翻译，稍后着重吐槽。

这本书的时间线，是从1945年4月16日凌晨朱可夫发动柏林战役开始，距离希特勒自杀的确十四天，这就是中文译名的由来。

它涵盖的内容，基本围绕着希特勒的命运展开，但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是“集大成”，他不再吹毛求疵，而是尽量简洁地把所有重要时间点和事件串了起来。

同时尽量客观，对于同一细节现存争议的不同的说法，他尽量都拿出来陈述，但最后不像Anton J.那样得出一个结论，而是不置可否，保留争议。

的确，正如上面我的感悟，历史记载是没有细节的，很多细节已经注定湮没在岁月之中，找不回来了。

比如，究竟有没有人听到那“著名的枪声”，【下图是电影中听到枪声的瞬间。

荣格回忆，她带着戈培尔的孩子们在上暗堡吃面包，突然巨大的枪声传来，戈培尔的儿子大叫“正中靶心！

”。

荣格是唯一声称听到枪声的人，且有理有据，给这件事凭添神秘。

我个人就此很困惑，因为上暗堡的餐厅距离希特勒自杀的起居室有一段距离，枪声即使有也不会特别清晰。

而同时，站在希特勒门口的根舍和阿克斯曼却声称没听到枪声。

这两种说法至今都保留着，正如历史上无数类似的争议，可能永远无法得到验证澄清，就看后人采信哪个了。

】

本书并未纠缠，而是把各种说法都放在这里，并给予客观的简短分析，但并未得出结论。

显然，这种写法对于读者来说，不如上面两本书看着过瘾，我读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但当读完了所有这些书，再次审视本书时，我仿佛明白了：作为德国权威历史学家，FEST写这本书时已经76岁了，希特勒和施佩尔这两位大咖的传记都早已写过了，所谓荣誉、权威地位，对他已经不重要。

（事实上，电影公映后两年，他便以八十高龄去世了。

）而且，第三帝国最后十几天的故事和希特勒之死，在过去五十多年间已经被嚼烂了，各个角度、各个细节，几乎都被掰开了揉碎了分析了无数遍。

作为一个即将走完一生的历史学家，他要做的，不是为了满足任何人的好奇心而去研究希特勒死亡的方式，而是想用他毕生所学，让读者跟随他的叙述，去思考：希特勒为什么会这样？

德国为什么会这样？

第三帝国为什么会走向崩溃？

这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什么启示？

阅读本书，必须调整好自己的期望值。

如果本着猎奇的心态，一定会失望。

所以，与其说这是一本书，不如说是一篇论文，实际上本书只有九万字，就是一篇论文的长度。

作者精炼但全面地叙述了第三帝国最后的十几天的重要事件，并未纠缠于历史上各执一词的诸多细节，却在叙事中穿插了四个思索性章节，以分析希特勒的性格、思想和命运。

因此，本书是一篇让人去思考的提示，它需要读者之前已经阅读一些第三帝国史料，以此为基础，去获得启发。

如果看过本书和电影《帝国毁灭》，你会发现相似度不那么高，电影中的很多细节并未在书中出现，反而来自其它的著作，如《希特勒暗堡》。

其实原因正是我上面说到的：本书目的不在于叙述细节，而是提供思索和启发。

《帝国毁灭》电影，聘请FEST作为顾问，而并非照搬本书，可以想见，FEST在担任顾问时，一定提供了包括但不限于本书的诸多细节作为电影基本素材。

对于本书的价值和历史高度，我想已经说明白了。

下面说说本书的翻译。

翻译毁了这本书。

首先，很明显译者是不具备军事常识的。

第11页：海因里希。。。

刚刚“收复”了前面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炮火攻击基本上是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如果没有看过《最后一役》，我肯定要被翻译搞晕了。

通过翻译精准的《最后一役》可知：海因里希了解苏军“地面部队进攻前必用炮火狂轰”这一套路，于是设立了两条防线，掐算时间，在苏军炮火准备开始前，让防御部队撤出前沿阵地，退到第二条防线，导致苏军的万炮齐发收效甚微。

译者把“撤出”译成“收复”，意思完全相反。

第11页：数百门高射炮“低垂”的炮膛里炮弹齐发。

我也是通过《最后一役》可知，这里指的是德军火力缺乏，把高射炮拉来“平射”，给苏军造成大量伤亡。

类似例子有很多，令我阅读时频频出戏，无法集中。

除了军事知识匮乏，本书整体翻译生硬，语不达意和疑似错误（虽无法对照原文，但很明显不合理）随处可见。

真是随处可见，无法全部列举，这里举一个典型例子：第175页：在这些年里，在叙述第三帝国终结阶段时，混入了一些错误。。。

绝大部分错误是由经历者常常矛盾的证词引起的。

这是Anton J.写的《The Last Days of Hitler: Legends, Evidence and Truth》的功劳。。。

意思变成了这些错误是Anton造成的，产生相反的语义。

这种错误是“致命而低级”的，只会出现在低水平的学生身上。

即便德文水平不高，翻译完了再看一眼中文，也会发现问题。

而译者、编辑、出版社竟然任凭这种低级错误存在。

我查了一下译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位资深教授。

我不想对他进行评论，恰恰相反，我坚决不认为本书是他本人翻译的，这种翻译绝对不是教授水平。

很可能是他接到这个工作后，委托麾下学生（还不是高水平的学生）完成，他也未认真校对。

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因为2004年电影大热，此书中文版2006年上市，很有可能是中国出版商想借电影赚一笔，仓促翻译了本书。

该老师很忙，只是挂个名，让自己的资浅学生操刀。

这只是本人猜想，我希望我的猜想是真的。

上外德语教授的水平绝对不该如此。

【推荐指数：4星】《Bis zur letzten Stunde》2002（中文版《帝国的陷落：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陈琬译）同在2002年，本书德文版出版，作者是希特勒最年轻的秘书荣格Traudl Junge（1920-2002），便是《帝国毁灭》电影女主。

电影是根据上面的《Der Untergang》和本书共同改编的。

Junge年轻漂亮，慕尼黑人，从小热爱舞蹈，但二战爆发后，国家不需要舞蹈演员，而更需要秘书，于是她通过妹妹的同事的朋友，进入总理府成为一名秘书，并于1942年经过层层选拔，成为了元首的秘书之一。

在十个候选人中，早有消息说她的胜率最高，因为她不但长得像爱娃，还和爱娃一样都是慕尼黑人。

希特勒对慕尼黑这个纳粹党起家之地有偏爱。

【下图是电影画面。

希特勒与五位候选人握手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排在最尾的女主。

实际上前来面试的是10个人，希特勒首次见面时也没有对女主表现出特别关注，电影进行了不伤大雅的合理的戏剧化调整。

】

【电影中，希特勒在握手时高兴地说“来自慕尼黑的姑娘！

”这个情节是虚构的，但是合理的虚构。

】

希特勒有四名女秘书，第一秘书Wolf，第二秘书Schroeder，第三秘书Christian（就是电影里希特勒发怒时在门外哭的那个），

Junge是最资浅的秘书，跟随希特勒也最短。

前两位都跟随希特勒十多年，并都未婚。

只有她和Christian结婚了，结婚对象都是希特勒身边的军官。

Junge的丈夫开始是希特勒的随侍，后来主动要求上前线，阵亡了，她年纪轻轻（24岁）便成为寡妇，Junge是她丈夫的姓。

二战期间四名秘书一直跟随希特勒转战各地，最后进入柏林总理府暗堡。

4月22日下午那次著名的军事报告会（电影中“元首的愤怒”）之后，

希特勒认为大势已去，人性化地命令所有工作人员逃往南方继续抗战，他自己则打算留在柏林等死。

次日，前两位秘书都遵命离开了，而她和Christian却年轻气盛地表达愚忠，要和元首呆到最后，

同时决定留下来的还有爱娃和戈培尔全家。

于是，Junge就成了4月30日希特勒之死的最后见证人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信誓旦旦听到那神秘的枪声的证人。

5月1日夜，她跟随暗堡剩余人员突围，编在第一组，与孟克、根舍、Christian在一组。

与众人分开后，她被苏军俘虏，并在1947年幸运逃到西德。

在这里，她把在希特勒身边的所见写了下来，作为记忆的留存，以及事实的证明。

但并未公开发表。

后来，有关希特勒的出版热开始以后，她与其它当事人一样，开始频频接受各种采访，上面各书的作者都采访过她，她的叙述成为上面各书的重要证词。

1973年著名的BBC纪录片《The World at War》，她和林格作为希特勒身边人出镜，讲述希特勒之死的经过。

那年她53岁，扎着一条彩色丝绸围巾，看上去高贵而有气质。

2004年电影公映时，她已经去世，但首尾都用了她2001年（81岁）的采访画面，同样扎着鲜艳的丝绸围巾，这可能是她认为最美丽的打扮方式。

2000年，一位德国女作家米勒找到了她，希望她的经历能够出版发表。

此时她已经八十岁，不可能再动笔写什么，于是就把1947年写的回忆录拿出来，再由米勒把她进入总理府之前和突围之后的经历，写成两部分，分别附在回忆录前面和后面，便成了关于Junge一生的完整传记。

便是本书。

我读本书最大的收获，便是了解了生活中希特勒的样子。

因为作为秘书，作者是不参加正式会议的，要么在办公室处理文件，要么是在希特勒与政府要员、军事将领开会之后，陪元首喝茶或进餐。

所以作者看到的希特勒，都是在聚光灯之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家里的样子。

这恰好是对看多了希特勒官方形象之后的一种补充。

看《帝国毁灭》电影希特勒进餐的场景时，我不明白在地堡里希特勒为什么不与将军和高官一起吃饭，而是与自己的秘书和厨师。

这本书让我了解到，希特勒身边有个类似私人朋友的心腹圈子，包括爱娃、爱娃的朋友、希特勒的秘书医生和朋友，这里包括极少数政府人员，如戈培尔和施佩尔。

至于帝国二号人物格林，三号人物希姆莱，以及那些元帅和将军，无论多么位高权重，却绝不是希特勒的朋友圈，平时希特勒是绝不与这些人一起吃饭或喝茶聊天的。

这很类似中国古代皇帝的“外朝”和“内廷”，外朝就是工作关系，谈正事；而内廷则是彻底放松下来，吃饭喝茶侃大山。

而“皇权”与“相权”很多时候甚至是对立的，更不会成为朋友，尤其是1944年7月20日暗杀事件之后，希特勒对军方彻底失去了信任。

当然，暗堡里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高官和将军们根本不住在这里，这里是“元首大本营”，只有元首（及其助理马丁鲍曼，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和他的指挥部（以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两位将军为首）驻扎，没有政府官员和军队统帅。

连戈培尔都只是在最后几天为了表达忠心搬进来住的。

【下图：从左至右——《帝国毁灭》电影中的克雷布斯、马丁鲍曼、布格道夫】

希特勒特别喜欢被大家围着吃饭喝茶的氛围，他会喋喋不休地讲笑话、轶事以及自己的奋斗史。

他口才好，表达力感染力极强，也有些冷幽默（有些段子把我都逗笑了，坐火车去某地，进站时会远远看到一个人跪在站台上，原因是这个人腿实在太短），但话题却很单调，都是些大家听了很多遍的陈年芝麻，但他还乐此不疲。

只有在戈培尔在的时候，他的话才会少一点，因为戈培尔更加能讲。

他开军事会议要几个小时，女士们如释重负去喝酒抽烟，因为在希特勒面前喝酒抽烟都是不行的，但一旦希特勒散会，一般都是午夜过后，他总要让副官或随侍找回女士们，来到他总理府的壁炉旁，喝茶聊天，到凌晨四五点才散。

希特勒是素食主义者，很喜欢吃蛋糕，尤其在暗堡的最后几天，他每天不停吃蛋糕。

这点在电影里有个场景进行了交代，可谓细致。

作者的笔调柔美舒缓，从一个女性视角，描述了帝国元首的另一面。

其中很少正面涉及重大历史事件，要么讲述希特勒的生活，要么从她侧面的视角给历史事件以注脚。

比如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狼堡遇刺事件，一个装着炸弹的手提箱在会议桌下爆炸，无数书籍已经讲述了此事件的来龙去脉。

而Junge则讲述了她自己看到的场景以及当时的心情。

如果拿本书与电影《帝国毁灭》比较，会发现除了借用了本书的女主角，电影很少涉及书中的内容，就是上述原因。

因为在重大事件的精确描述方面，本书几乎没有价值，反而是上面几本书价值更大。

电影编导聪明的一点，是借用这个人物让整个故事有了一个观察者和讲述者，让观众更有代入感，同时借用老Junge在采访录像中的忏悔，把电影反战的主题予以点睛。

这应该是本书对电影的贡献。

【推荐指数：4星】

目前关于二战的翻案文章，基本都围绕两点，一种是二战是欧洲反犹主义的最终爆发，另一种是二战是一战后列强压迫德国的结果。

前者演化为犹太复国主义阴谋论，在黑犹太人的同时也黑了西方文明，后者则把二战变为另一场狗咬狗的利益之争。

这两种观点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

比较要命的是，Berliner同志的大作《希特勒的罪行与过错》就是说的这两种观点，而且应者甚众。

看此情景，我只好跟着说两句。

先说说犹太人问题。

犹太人遭到迫害的传闻最早在42年就有流传，在1945年以后才逐渐为西方民众所知，而真正广为人知，已经是冷战高潮了。

事实上到50年代大多数人对纳粹罪行仍然没有概念，而二战中的人们在讨论邪恶德国的时候，根本不会考虑到犹太人的问题。

对于当时的盟国来说，反犹纯粹是希特勒假公济私干的一件事，美英为此叫好的政治家不在少数，说盟国会因为德国反犹而反德，完全是笑话。

把二战简化为反犹主义和犹太人利益集团之间的战争，这种观点是冷战，具体说是中东战争的一个副产品。

这种理论的起源和目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它完全不符合二战历史。

对于二战中的盟国民众来说，德国威胁的是所有人类的生命，也只有面对这种危及，苏联和美英才有联手的可能。

如果有一个国家，用2年时间占领了整个欧洲，无论是与它毫无利害关系的小国还是世界顶级强国，都毫无还手之力。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被他打得奄奄一息。

半年时间占领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的一半，剩下的一半也唾手可得。

它的盟友占领了北非，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世界第二强国完全被逐出太平洋。

那么，这个国家到底是邪恶还是正义，其实根本就无关紧要。

二战后的美苏仅仅因为有世界第一的军事力量就成为全世界惧怕的对象，那么有这种力量而且毫不犹豫地使用它实现自己目标的德国，必然成为全地球所有国家的敌人。

至于纳粹的理论到底有没有道理，纯洁的雅利安地球到底是不是天堂，我想没人会在乎。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正义与邪恶，也不是领土争端经济利益，甚至意识形态也无关紧要。

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生或死。

1943年，美国向英国抱怨，苏联人对盟国的援助丝毫不表示感谢，丘吉尔说了这样一句话，“在一个人被凶手扼住脖子，奄奄一息的时候，你还要求他对待别人礼节周到，是毫无道理的。

”所有质疑反法西斯战争乃至抗日战争正当性的朋友，这句话就是对你们的回答。

然后再说说“协约国欺人太甚”这种观点。

如果客观评价德国在一战中起到的作用，那么任何不能让德国亡国的处理方式，都是对公正这一概念的极大讽刺。

德国在一战的所作所为，只比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帝国更为丧心病狂。

与犹太问题不同，德国投降条件过于严苛的问题并非后人的捏造，而是确实存在，早在一战当中就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但是这不是一个正义性的问题，仅仅是单纯的政治考虑。

当时对德处理意见有两派，一种是比较体面的和平，一种是彻底毁灭德国，前者是美国主张的，后者则是欧洲其他国家的意见。

结合立场问题，两种意见的根源也就很清楚了。

对于美国来说，参加一战是个标准的赔本买卖，战后他只想赶快拍屁股走人，因此任何甩包袱的烂摊子都是他乐于见到的。

对于英国来说，过去的欧洲均势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个绝大的错误，但是劳合乔治考虑到英法一战中的各种不愉快，仍然需要一个能够压制法国的完整。

主张坚决消灭德国的，不用说就是法国了，两次被敌人打到巴黎城下，大半国土沦陷4年，克里孟梭建议的肢解德国，已经算得上最仁慈的做法了。

其他被侵略国家的意见自不必说，实际上，即使是德国的同盟奥匈帝国，对德国的怨恨也不亚于法国。

俄国的意见虽然与法国相同，但是因为革命问题，它的主张只会起到反作用。

于是，最后对德处理意见就是一个折衷各方诉求的结果，必须强调的是，由于整个欧洲都背上了美元债务，美国在和谈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它的贡献。

如果让欧洲人自己解决问题，那么对德惩罚绝不可能仅只于此。

如同曼京说的，如果投降协议不是在柏林签订，那么惩罚将很快降临到整个欧洲头上。

由于历史教育的偏差，一战史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是个空白，很多人遵循着毛时代的解释，将其归结为帝国主义国家间黑吃黑的战争，于是一战似乎变成了一场不分黑白的乱斗。

在很多人口中，一战爆发的原因似乎就只是“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卢沟桥之前，中日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又能少到哪里去呢？

这些矛盾是谁引起的？

是谁一直在扩大矛盾？

这些人不知道威廉二世在一战前和一战中的所作所为，不知道他在投降谈判中带着仅剩的德军去全国各地镇压人民起义，不知道德国发明的无限制潜艇战，不知道施里芬计划对比利时和卢森堡的侵略，不知道德国甚至在投降时还强烈要求留下占领的比利时领土。

如果这些都可以不考虑，那么抗日战争也不过是一场中日之间的黑帮乱斗，满洲国独立是因为中国政府对东北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治，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与中国军阀间的擦枪走火，淞沪会战真的就是惩膺暴支，南京大屠杀是“例外事件”。

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不能洗白的？

东京审判中被判死刑的日本领导人，包括东条英机在内，哪个不比德皇威廉二世更无辜？

如果世界上可以有这么多如果，我相信很多朋友现在一定快乐地生活在大东亚共荣圈，然后开心地围剿中国游击队。

一部经典的二战电影，一部在讲述希特勒的影片中显得尤为突出的电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属于主演甘茨一个人的电影。

帝国即将覆灭，一切都将结束，在最后十几天的时间里，元首与一众追随者们躲在掩体中，纳粹的机器仍旧在坚持着运行，即便结局已经相当明朗。

而此时最为令人感兴趣的，无疑便是众人复杂的心态以及面对未来的抉择，此片以纪实的性质，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回忆和资料，对历史进行了重现，将希特勒及身边一干人等的精神状态展示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也注定令人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

在甘茨的塑造之下，希特勒从人们概念中的恶魔回归成了血肉饱满的人类，他对女士保持着风度和敬意，对下属有着感情和尊重，对信念近乎于偏执的坚定，偏激得令人毛素悚然的观点等等，这些都还原出了一个真实完整的元首，甘茨的表演堪称史诗级，无法超越。

当美国人把萨达姆从更应该是耗子居住的地洞里揪出来的时候，看着当年飞扬跋扈的独裁者的一副落魄样子，我竟也有了一丝恻隐之心。

而当今年他那幅自己洗衣服的照片被英国小报披露后，我也为一个老人的晚年的凄凉动容。

但是，想想他所制造的那些罪恶吧，他杀害了多少人，他又带给了多少家庭以死亡和凄凉。

当恶魔走向终点，总是见令受害者大快人心的事情，他们的感受来得干脆真实，而对相对的局外人来说，感情就有些复杂了。

描述希特勒最后日子的《帝国陷落》就因此，获得了不同的评价，陷入了巨大的争议。

影片从一个相对“平民”的视角入手，由希特勒的女秘书特露德尔．容格的视角讲述了这位恶魔最后的日子。

影片中的希特勒还是那个恶魔吗？

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显得如此无助与落魄，一只手在后背绝望的颤抖，佝偻的身体摇摇欲坠，心腹们的背叛令他歇斯底里。

这就是走入末路的希特勒，和其他带有妄想心理的征服者一样，绝望又不甘心失败，在交织着自尊与自卑的心情下走向死亡。

应该说看完这部影片感觉它并不是像先前看到的宣传那样是要为希特勒翻案，或是要不希特勒“还原成人”的影片。

影片对战争还是一个明显的批评立场，同时冷酷的揭示着战争给德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以及战争中人性的丑陋和良知。

在这部影片中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第三帝国行将陷落时，帝国人的状况，有那些政治家，有那些将军，更有那些平民。

最让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第三帝国极端思想对孩子们的毒害，在最后的时刻，德军甚至将深受帝国思想熏陶德孩子们派上战场，片中几个孩子操纵着笨重德高射炮射杀坦克，而当战争开始的时候，绝望的一个女孩竟请求一个男孩将她打死，而男孩打死了那个女孩后竟也在不知所措中向自己的头颅开枪。

是的，绝望，这是被包围的柏林中弥漫的情绪，绝望的将军们陆续自杀，绝望的前线士兵对稍有些反抗的平民无情的射杀，绝望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放纵的喝酒狂欢。

最令人心悸的绝望是绝望的戈培尔的夫人亲手毒死她的六个孩子，这该是这样的不幸，她走进孩子们的房间，孩子们已被药物麻醉，不知道将要发生的可怕事情，接着她将装有氰化物的胶囊一个一个塞入孩子们的口中，并把它打碎，做完这件事，她也绝望的抽泣，接着绝望的跟丈夫自杀。

影片就从这些片断中放映着第三帝国对人们的影响，反映着战争给人带来的苦痛和绝望。

但是，影片也展现着希望，在展现着罪恶的同时展现着人性的点滴光芒。

当一个日尔曼青年团的孩子从战场跑回家时，他母亲对他父亲说，“他发着高烧”，而父亲面带欣慰的说，“可他还活着！

”。

活着，就意味着希望，就意味着可以弥补过去的遗憾与错误，可以有幸福和快乐的可能。

影片末尾，柏林防卫司令要大家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时，人们从战壕和屋中走出，孩子开始在废墟中奔跑。

而片末，逃出的女秘书特露德尔骑着自行车，载着小男孩在一片温馨的阳光中前行。

最后，晚年的特露德尔回忆说，在纽伦堡审判时，她才知道了德国人犯下的那些恐怖的罪行，她当时认为她是不知情的，当时的感觉只是震惊而没有负罪感。

可是，当一天她经过一座纪念一个被纳粹处决的女孩的纪念碑时，她被震撼了，在她为希特勒工作的那年，这个女孩被处决，她突然明白了，“年轻不是借口”。

当她说出这句话是，我有一丝感动，这毕竟是一个有良知的老人，而日尔曼民族也是一个有良知的民族，他们在以后也诚心的对待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

他们做到了，他们重新建立起了家园，他们也重新迎得了世人得尊重。

作为中国人，我们总是为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对比而感叹，日本当年的参与者们也有不少人向中国人表示了忏悔，可是日本社会始终没有一种对那段历史真心忏悔的社会氛围，连许多曾经直接参与杀戮的人中都还有人冥顽不化，何况当时许多入德国的特露德尔这样的“间接”参与者了。

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部反思历史的优秀影片，至于一些犹太人对影片中对希特勒过于人性化的描述的抗议，我完全可以理解，对于一个曾经对他们要斩尽杀绝的魔头，他们的愤怒理所当然，宽容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的饶恕。

如果国内有人不能理解，那么想想吧，日本拍一部描写东条英机最后日子的影片，如果也展现他的可能令人产生同情的落魄一面，想必我们也是会义愤填膺的。

事实上，如果在看这部影片开始，我还对希特勒的落魄有些触动的话，那么随着影片一步步揭示人民遭受的痛苦，我只能说这是希特勒应该承受的，为他所造成的罪恶他理应遭受这样绝望的折磨。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我们都在做着我们的思考，做着我们的选择，做着我们的事。

我们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会做出错误的事来，那么，当我们知道了我们曾经造成的错误时，我们是以当时的无意作为推脱的借口，还是勇敢的承认和弥补自己的错误？

这或许不仅仅是个假想的问题。

脍炙人口的恶搞视频《元首的愤怒》出处。

据说导演对这种恶搞喜闻乐见，自己找来了上百个恶搞视频来看，每次都笑得前仰后合，但制片公司对此并不宽容。

这是一部纪实影片，再现了希特勒生命的最后十二天，从困兽犹斗、苟延残喘到最后放弃治疗和妻子一同自杀的一段历史。

长时间以来德国文艺界对纳粹讳莫如深，也从来没有讲德语的演员愿意出演希特勒（本片中希特勒的饰演者布鲁诺·冈茨是瑞士人），而本片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全面反叛。

本片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许多评论者认为本片把纳粹头目描绘成了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有美化战犯、拥护纳粹的嫌疑。

尽管如此，德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它的评价很高，该片还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等在内的多项大奖。

不可否认，纳粹分子的种种罪行曾给人类历史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至今仍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但纳粹分子自身的悲剧也值得被记录和展现。

上帝为什么不奖赏好人、为什么不惩罚坏人？

有人回答说成为坏人本身就是一种惩罚。

我认同这种说法。

更何况，很多纳粹分子确实得到了报应。

在本片中希特勒夫妇、戈贝尔夫妇自杀，戈贝尔夫妇更是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六个子女，部分高官被俄军俘虏最后死在俄军狱中，部分高官被纽伦堡审判宣判死刑。

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慌张、绝望、麻木的人们，包括士兵和民众，看似轻率却没有选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令我震惊。

战争带来的是一种瘟疫式的恐怖和集体性的疯狂，你永远不知道置身于战争之中，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部影片是在拥护或者怜悯某个群体，相反，它站在整个人类的角度，客观地审视了一段历史，重现了战争带来的悲剧。

《柏林苍穹下》是看过的，不过若非事先晓得，真不会认出眼下的希特勒就是布鲁诺·冈茨。

他的演绎下的最后的希特勒，不是魔鬼，只是一个身体孱弱，丧失权威，歇斯底里到病态的“领袖”。

却不止如此。

通过女秘书荣格的一系列细节回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女士面前礼貌有加,彬彬有礼的男子，是到最后一刻还认为自己一系列行径是拯救人类筛选人种的可怜的战败者，甚至由此“可怜”油生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同情,而与我们所"认识"的狂魔有了鲜明对比. 但是，导演也鲜明地揭示，年轻的秘书是十分受到年龄,女性特质和所看到的事情的局限的，她虽与纳粹共处，却并没能看到地上的人们是如何因为丧心病狂的消灭人种和无休止的非人道战争遭遇的人间惨剧。

这一点通过容格老年回忆时的忏悔得到回归。

导演奥利弗·西斯贝格因为被指对希特勒的描写过于人性化备受争议。

但看过影片，觉察到，对于受害者来说，把希特勒视作魔鬼并不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疗愈伤口，而从人性角度冷静分析一个“人”如何演变得与人道完全背道而驰，才是对人类来说更待棘手解决的态度。

这是一部纪实性电影，逼真地反映了希特勒人生的最后12天，第三帝国最后的日子。

苏联红军已经攻入柏林，希特勒（布鲁诺•甘茨 Bruno Ganz 饰）和情妇爱娃（茱莉安•柯勒 Juliane Köhler 饰）也躲到了掩体下。

爱娃知道自己是来陪希特勒一起共赴黄泉的，但她并不后悔。

即使在她向希特勒为妹夫求情遭拒绝后，她也和希特勒一起举办了最后一次的婚礼。

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戈倍尔（科琳娜•哈弗奇 Corinna Harfouch 饰）决心全家一起陪着元首殉葬。

他共有7个孩子，他和妻子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没有帝国的天空生长，在希特勒和爱娃自杀后也一同自杀。

令人不胜感慨。

历史的真实通过镜头一幕幕重现。

©豆瓣

生命、信仰、誓言（诚信）哪个更重要？

在相互矛盾时，如何抉择？

1、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戈倍尔决心全家一起陪着元首殉葬。

他共有7个孩子，他和妻子坚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在没有帝国的天空生长，在希特勒和爱娃自杀后，先一个个杀死自己的7个孩子，然后自杀。

令人不胜感慨。

2、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或者战斗而死，或者不愿投降，最后自杀。

3、有的追随者曾宣誓追随希特勒一直到死，仅仅因为这句誓言，选择自杀。

－－－－－－－－－－－－－－－－－－－－－－－摘抄：http://movie.douban.com/review/2816593/ 回首二战，德军的确是侵略者，但并非盟军后来描绘的那么穷凶极恶。

事实上希特勒在起初入侵欧洲各国时军纪森严。

斯大林下密令组织几个特遣队穿上缴获的德国陆军和党卫军的制服，在德军尚未到达之地进行各种的烧杀、奸淫、掳掠，并留有活口让其能够陈述“德军暴行”以此煽动当地军民对NC的仇恨。

事实上德军在东线战场烧、杀、抢、掠皆有之，奸淫事件却是极少发生。

哥廷根历史研究会指出：“强奸风潮在德国军队中从未发生过。

少量个案受到了德国军事法庭的处罚。

”一位德国老兵说：“战后揭发出来的德国军队的罪行，无一不是执行命令的结果，很少听说有哪个德国军人作为个体乱来的。

” 当然苏军的所作所为确实是一报还一报的战争现象，不过必须指出从古至今的世界战争史上，对占领国妇女施以如此暴行的当首推二战时期的日军和苏军了，自诩为反法西斯解放者的苏联红军做的可是比说的更“精彩”。

苏联士兵反扑到德国境内之后竟也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

更可恶的是奸淫德国妇女，柏林的历史学家桑德斯和焦尔根据多方调查得出一组谨慎的数字：10万柏林妇女被苏军强奸，其中40%的人被多次强奸，近1万人被强奸致死。

在战后划归波兰的原东部地区，被强奸者达200万，其中24万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