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

最后真的是非常勉强地看完了整部电视剧。

只能说是刚刚及格的地步，少有的亮点也飘散在空洞乏味的剧本台词中。

整个电视剧都试图以点串面，但是点和点之间缺乏必要的链接而分散，根本无法称为是一部完整的电视剧，干脆可以叫大事件断点式纪录片，靠着偶尔的摇臂呐喊配一段激昂的背景音乐，完全是冲着精心编辑后就能立马发短视频平台去的。

除了陈独秀和胡适（或许有蔡元培）的形象是用心塑造的之外，其余人全部都脸谱化，符号化，尤其令我最失望的要数鲁迅的塑造，因为在吃面的时候刚好听到身后有人在杀烈士后去蘸人血的场景，就足够让鲁迅把《药》写出来了吗？

新文化需要一篇白话文小说，鲁迅连忙趴在地上贡献了几个大头镜头就吭哧吭哧写掉了。

另外还有李大钊同学和所有其他人得到生活经验的方式永远只有：上山下乡，体系民苦。

全片唯一的亮点在于塑造了一些在现在的抗战片民国片很少见的形象，以延年乔年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辜鸿铭为代表的保守派文人和以吴炳湘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员。

对无政府主义者们的实验刻画的固然好，但是却以做不成生意为由草草收场；陈延年这个一头热的热血青年起初形象是非常可爱的，但是到了后期逐渐空心化，小演员完全没有塑造出对父亲复杂的情感和对社会改良坚毅的判断。

辜鸿铭算是一个真正到了点子上的好角色，也是现在对历史人物进行评判的最好方式，不无视他的陈腐，也不轻视他的地位和学问；反观胡适这个角色，越往后越偏狭，简直把他塑造的啰嗦至极，重重复复地贬低他的安贫乐道，但是却没有将他的主张完完全全地描写出来，毕竟现在的主流思想仍然认为左翼作家的社会参与和批判的文学才是正统，而将胡适这样的文人总是贬的一文不值。

另外，非常非常惊讶的是，片子正视了巴黎和会的外交官们的历史难题，甚至对国民政府留有一丝惋惜之情，这在过去的片子中是很难体现的情感，我表示尊敬。

最后，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电视剧的应该是经过大幅度的删改，否则不会把每一集的分集设置的这么随意这么无序，从根本上，这样的成品就是很失败的电视剧成品，因为导演根本连连续剧如何连续都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还有值得期待的此类型电视剧，我希望它是完整的，包容的，大方的。

看起来科举只需要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人上人，事实上这个东西是极度依赖整个帝国系统运行的。

当系统本身出现问题时，大家都得死。

到了民国，连科举都没了，于是只能自创一种叫民国大师的职业，假装维持自己是统治阶级的体面。

辜鸿铭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自己不是了，所以他不假装，所以他真实。

虽然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但他不伪装。

剪个辫子赶跑皇帝就能改变，这是自己骗自己。

蔡元培假装自己清醒，到27年的时候终于撑不下去了，412就有他的一份血债。

陈独秀觉得自己找到了办法，但家家酒不长久。

改变生产关系，实现社会大生产。

这是27年后我党至今真正做到并且一直在继续做的事情。

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学党史是为了更好地完成身份认同，而不是焦急地思考我是谁却忽略了社会生产。

清末民初的知识青年是不可以也不能够与今天的学生们对标的，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的遗民。

《觉醒年代》是一部好剧，但我要说，它最好的地方是明确写清楚了当时这批「遗民」们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因为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近代史以来我党的作用和地位。

这里说遗民，本质上是指代明清帝国覆亡后，无论是通过科举还是功荫都无法进一步完成社会身份构建的一批人。

他们曾经是明清士人，是明清帝国给予了他们政治地位，但现在全都失去了。

所以不要只认为郑孝胥和康有为是遗民，蔡元培和陈独秀照样是遗民，只是后二人在试图在旧有的帝国社会结构中采用新的社会运行办法。

所以郑孝胥和康有为早早被淘汰了，蔡元培先失败了，陈独秀后失败了。

同样的，大家耳熟能详的毛泽东1915年时写的那首诗：「何以报仇？

在我学子！

」尽管无数人都在感慨他早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强烈的爱国热情，但如果真的熟悉明清社会结构的话，才会更深刻地理解这种爱国热情。

这个热情可不是凭空产生的，否则为什么从1840年要等109年才能建立新中国？

抗战为什么是我党作为中流砥柱才能进行全民族动员？

答案其实是，在1915年，尽管毛泽东的经济身份依旧是富农的儿子，但他的社会身份已经跳出了这一层。

事实上，从1909年毛泽东考上东山小学堂的那一刻起，他的社会身份就发生了改变。

千万不要以为当年的小学堂就是今天的小学。

在义务教育没有普及的情况下，甚至说在明清社会结构没有被真正动摇的情况下，小学堂，尤其是这种新式小学堂，事实上就是由蔡元培这样一批人所构建出来的，只不过蔡元培在北京，一些人在地方。

仔细查看会发现，东山小学堂是由当地士绅出资捐建，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受到新疆巡抚刘襄勤、湖南巡抚陈宝箴、清末榜眼黄自元等大量明清帝国士人的协助的。

换言之，东山小学堂本质上是科举行将就木后，一群遗老试图寻找的新型明清士大夫预备役模式。

民国大量的人才都从新式学堂出来，这批人本质上是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维持阶级再生产的产物。

同样的还有周恩来。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是一个东北的小学生就能直接有清晰意识的吗？

人都是社会的产物，不要贬低，也不要神化。

周恩来能够说出来这句话，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还因为他的社会身份。

这是周恩来年轻时在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所说的，这样一个学堂事实上也说明了周恩来被家族所寄予的希望。

而周恩来的出身则更加反映了他作为明清士人的社会身份，这一点在以前写周恩来时详细写过，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对于毛周的异同，下文也会提及。

所以《恰同学少年》和《我们的法兰西岁月》这些剧，实际上拍的都是明清士人在科举被废后，为自己、为阶层和为国家寻找出路的过程。

所以这些剧昂扬、积极，而《走向共和》则表现的是已经通过科举和功荫完成了政治身份的一群人在帝国暮年的挣扎，所以这部剧低沉、哀鸣。

所以《觉醒年代》是部好剧，好就好在它不仅体现了帝国覆灭后已经通过科举获得政治身份的人群在民国初年的自傲和胆怯，还体现了已经没有机会参加科举的青年人们寻找新出路时的冲动和执着。

青年，是一个很奢侈的东西。

尤其是一百年前的青年。

我们继续说回毛泽东，在接连读完东山小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历任监督王先谦、郭立山、陈树藩、谭延闿、刘人熙、瞿宗锋、王达、王凤昌等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物，其中五人为进士出身）的他，按照轨迹，毕业后本该是去楚怡小学教书，而楚怡学校本就是由教育家陈润霖筹建的。

换言之，毛泽东此时已经完成了社会身份的初步改造，成为了士人阶层的一员。

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本质上就是明清士人遗老中试图重归社会身份秩序的一部分人，这一点要牢记。

于是我们不妨再思考一个问题，当时北大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本该是干什么的？

答案是在明清社会结构的基础上，过渡到北洋政府的秩序中，成为北洋政府与各地督军政府中的一员。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选择去北京？

为什么一群人要选择去留法勤工俭学？

答案是明清社会结构并不足够本质，因此尽管看起来可以以士人身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士人身份是虚假的，阶级地位是晃动的。

换言之如果满足于此，那等待的结果只有慢性死亡。

当毛泽东进入到这个社会结构中，他已经完成了阶级身份的跃迁。

所以毛泽东可以跟章士钊借款，他也可以成为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

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他们这批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和环境后，才能知道他们当时对于阶级资源的认同和索取是以一种怎样的机制发生的。

什么叫阶级身份的跃迁呢？

指的是他可以以这个社会身份在社会上完成以他个人阶级无法完成的社会交换。

阶级身份跃迁取决于给你分配资源的系统。

但阶级是否跃迁，并不取决于你自己。

所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所带来的不只是我党的建立，还有国民党的改组。

事实上两党党员的社会构成、两党的社会基础都没有太大差异。

五四的本质不是反传统，而是给明清青年士人们以古典的方式登上舞台。

而我党和国民党都提供了这个渠道。

换句话说，把五四视作时间的分水岭是有道理的。

一帮无所事事的遗老子弟找到了安置他们的办法。

但刚才说了，明清社会结构不足够本质。

翻译一下就是，这个分配资源的系统并不足够有效。

再翻译一下就是，这个系统本身就要出问题了。

看出它要出问题的，是一批又一批人。

这是大家熟悉的近代史历史。

但用这个模型后，大家可以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有更深的认识。

在这套模型中，说白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一句话：重构阶级身份。

我们学习党史，学习马克思主义，一定要清楚，看事物要去了解本质，而不是立足于概念。

当我们上文中已经说了那么多明清士人后，我们一定要弄明白，明清士人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天然就该存在的？

答案显然是否。

宋元明清所谓的士，是没有武装堡垒的。

这帮所谓的士，是明清帝国给了这帮人一种古老的称呼，而给他们称呼的方式就是科举。

事实上在武装堡垒消失的那一刻，士就已经没了。

古代的士有土地，有武装，有人事权，有司法权。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叫做士。

注意，还只是有资格。

有被朝廷承认的资格后才能叫士。

这样的人可以天然地自我生存，因此他们是与朝廷帝国对话的小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士。

到了宋元明清乃至于民国，一群人顶着对汉唐帝国的COSPLAY，假装自己是士。

在这个世界全球化运行初期，还可以相安无事，但到了一百年前，想继续伪装自己是士，那可就办不到了。

办不到怎么办？

那扔掉它。

要扔掉的不只是科举，还必须扔掉因为科举而塑造出来的社会身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滑落后试图通过旧有再生产从而分配的一切尝试，在陈独秀的手中最终宣告失败。

失败的标志则是蒋介石（军队）与汪精卫（党务）矛盾的彻底激化，南昌、南京和武汉，哪个才是国民政府的首都？

1927年，明清士人阶级认同被一个人彻底抛下，他上了山，他选择了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自己给自己分配。

那座山叫井冈山，那个人叫毛泽东。

所以为什么27年上山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山上的生产是实打实的，而在国民党内的国共合作是虚的。

因为没有枪杆子，更没有政权。

很多人对主席的这句话只看到了前三个字，殊不知更重要的是建立政权。

所以为什么主席要上山时，无论党内党外都有很多人对他的行为表示不满？

归根结底是主席选择了一种和宋元明清不一样的玩法。

这是一种什么玩法？

你看看岳飞就知道了。

当宋元明清的科举强行给社会分工造就了文武分野时，不事生产的人群就随着士人的增大而越来越大，最终在民国时期彻底宣告失败。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毛泽东？

一直强调毛泽东这个人天降伟人是唯心，我们一定要唯物。

唯物的结论就是：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阶级身份认同，尤其没有明清阶级身份认同。

别看他去了东山小学堂，但当时去东山小学堂的，都是士绅家庭内部子弟，他是被破格录取的。

而他的被破格录取，一方面固然和天资聪颖有关，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父亲或者说他家庭。

他家的成分是富农不假，但这是一个会搞股票的富农家庭。

农不农，商不商。

传统士大夫，他不是；传统农家子弟，他不是；传统明清文化，他不是；传统边疆文化，他不是；新式留洋学子，他不是；新式买办，他不是；儿子，他不是；父亲，他不是。

上文说了，我们会比较一下毛和周。

这里就比较出来了。

毛泽东脑海中本质上就压根不存在对明清社会阶级身份的认同，所以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以这套东西在27年不行后，他立刻选择了直接去找社会生产的本质。

他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复杂多变的，或者说是不存在的，所以他只认自己，而不隶属于某一个特定的阶层，所以他团结大多数阶层。

这是充满辩证的。

任何阶级跃迁，都是在挤别人的生态位。

朱元璋打下了天下，别人会觉得他们是大老粗。

新中国成立，很多人认为是农民进城。

但他不一样，他不服从这套阶级跃迁的方式，他改变了这套方式。

改变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土地革命。

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土地革命不是农民起义，而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革命。

农民起义是改朝换代，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抢大户，屠城，建立一个新的周而复始的政权。

而土地革命是什么？

是把人和土地的生产关系改变，给地主们重新活下去的机会，让地主不再来。

矛盾本质不是人和人的，而是人和土地的。

反动派不是道德上的术语，只是在政治话语中被道德化了。

反动是一个哲学名词，本质上是反运动。

反运动，所以没有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阶级对一个阶级的复仇，马克思主义是提供一个完整的阶级再生产过程。

我党建国时是同时拯救了地主阶级的，两千年来只有我们给地主阶级活下去的机会，过去的改朝换代都是直接杀了。

马克思主义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必然无法解决自身再生产。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地主，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资本家，而最后我们会解放自己（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无产者）。

好了，这里提到的是第二个办法，在完成了土地革命后，打破甚至打碎阶级认同。

我们以一首著名的歌曲《小芳》为例。

这首歌说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与农村女性发生了爱情的故事。

《小芳》这首歌的对象是谁？

答案是小芳。

那么小芳是失语的吗？

答案可能很反直觉：不是。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人忽视的点，这个点意味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称呼本身，不是单方向的矢量。

什么是单方向的矢量？

这八个字，主语知识青年，谓语上和下，宾语山和乡。

但事实上历史结果是什么？

就如很多知识青年得到了思想升华一样，结果是山和乡反作用改造了知识青年。

这个结果大家是很熟悉的，那么放在小芳身上呢？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伴我度过那个年代。

李春波在写这几句话时一定是非常真诚的，但这种真诚事实上也蕴含着另一层意思：在这样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互动过程中，小芳们一定也获得了什么。

你站在小村旁。

于是我们发现，我们往常的对话视角事实上始终是知识青年视角，但我们的话语文本却是在二者之间游动的。

这种游动的结果是什么？

十七年人口，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事实上获得了精神原始积累，完成了第一代身份土改。

而精神汲取之前的情况是，十七年人口在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实际上却不能真正从精神上做到这一点。

思想升华不是，你经历了什么就一定会升华的。

思想升华一定是，你经历了什么，把你原有的积累转化了。

所以当知识青年们看到小芳们时，他们终于承认了自己，于是他们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所处的阶级，才能真正完成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

有一个反例可以作证这个观点，反例是《血色浪漫》里的秦岭。

这是一个反小芳。

秦岭在精神上的始终不屈服，让一个叫钟跃民的人自始至终无法完成精神的原始积累。

于是改开后，钟跃民疯了，他成为社会上最上蹿下跳不安分守己的那个人。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小芳们。

十七年时期她们其实在物质上被剥夺了，却依旧默认了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式，而同样的，上山下乡这种有方向性的词汇的产生，让小芳们真正意识到，她们是谁。

不然你无法解释改革开放初期大家对包产到户的热情与向往。

她们通过对李春波们的无私给予，获得了她们想要的东西。

她们想要什么？

她们想知道她们自己是谁。

但她们无法通过自己理解自己是谁，所以李春波们告诉了她们，尽管这个过程是惨痛的，是充满对彼此的伤痕的。

后来呢？

小芳们的孩子进城了。

进城后的小小芳们，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这就像什么呢？

像在莫斯科饭店看到钟跃民的秦岭，惊慌失措。

像看到钟跃民进监狱一定要救他但最终一定会和富商跑的秦岭。

只有这样，秦岭才能真正从精神上告诉自己，她可以不是小芳也不是十七年。

好了。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了。

总结一：革命之前是什么？

是你这个人的物质有阶级局限性，精神也有阶级局限性。

你的一切都没有被解放。

革命之前，事实上是人的一切都在束缚在由资源分配而带来的秩序中。

核心是分配的不同。

是为了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是不是一定会流血，对于个体的革命是什么？

所以地主怎么才能被消灭？

答案是地主和农民都活不下去。

所以农民起义是农民起义，土地革命是土地革命。

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人和人新的交换方式，那旧的交换方式（生产关系）（人与土地），就永远会留着。

闹革命，闹革命。

革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一定是将一样事物转化成另一样事物的过程。

它必须要有原始积累。

之所以说过去的人清楚知道自己，而今天的人不知道自己。

之所以说何不食肉糜，之所以说吃饱了撑的。

这些不是在说退步，它是客观进步。

物质原始积累有了，精神原始积累也有了。

后现代人人有病的本质是物质原始积累不足以转换成精神原始积累，于是必须通过有病（非秩序）的方式获取精神原始积累。

于是，越有病的人获得的也就越多，相对获得的也就越少。

物质积累增大，于是精神积累不足，于是精神积累需求增大，于是物质积累需求增多。

总结二：阶级（经济身份）与阶级认同（社会身份）的错位，事实上是从宋元明清开始就发生了。

这种错位来自物质输入的单向与精神输出的单向。

而这样的两个单向所产生的巨大矛盾，则构成了漫长的时间里错综复杂的社会交换带来的社会矛盾与社会运动。

但移动互联网所带来的，是精神输出的混乱。

这就意味着身份错乱不只是二重了，而是多重了。

一个人身上可能会有许多种不同的阶级认同，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小资产阶级，一会儿你觉得自己是无产阶级，等等。

多重的身份阶级错乱背后，我们要把握的，依旧是社会生产的单向输出，只有明白了这一点的人，才能真正获得客观阶级与身份阶级的统一，从而明白自身的历史使命。

身份土改本质上是发生在个体身上的自我阶级斗争。

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具备多个阶级属性，这在移动互联网城市形态中是有可能存在的。

因此它反映为一个个体的自我觉醒。

人身上可能同时存在对立阶级的情感，而对立阶级的情感来自一个人在不同阶级中会获取不同的阶级社会身份。

这些阶级身份在一个人身上是矛盾的，它不像过往那样明确且一致。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廉价的文艺作品，它们并不需要内在完全逻辑一致，只需要局部自洽就可以获得大量拥趸，只需要输出部分价值观就可以被大量认可，哪怕它的另一部分事实上是反对这部分价值观的。

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资本家，经常表达自己越有钱精神世界越空虚。

这是必然的，身份的自我认同已经将他们对赚钱的精神目的改变了，那他们其实甚至不配被称之为资本家了。

在完成了以上两个总结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回答最一开始的问题了。

看《觉醒年代》也好，学党史也好，是为了什么？

答案当然不是直接对标。

对标是无意义的，社会结构、时代背景都有根本的不同，简单的COSPLAY是没有意义甚至有害的。

答案当然也不是看个热闹。

一切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都来自人本身，我们在观测和学习人的生产时，是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

那么答案是什么呢？

是真正理解社会生产。

是真正清楚，既然宋元明清社会结构已经瓦解，既然过往的身份认同已经失去，既然新的身份认同已经在这百年里由我党逐步重构，那这一系列事物真正给予我们的，其实是构建与当下甚至未来的社会生产相对应的社会身份。

而《觉醒年代》里的几乎所有人，他们像什么呢？

用一首歌的歌词来说就是：「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刚刚早一百年一个世纪。

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雨季会降临赤地。

」

总书记说，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这句话不是轻飘飘表达的，人民事实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概念，而我党在这一百年的筚路蓝缕中，对人民这一身份的不断新构建，让人们可以获得自身的物质世界，可以安放自身的精神世界，从而展望未来，更深刻地理解「自己是谁、在社会生产中贡献了什么获得了什么」这一永恒的本质命题。

这才是我们学习党史最重要的事情。

谨以此文献给仍在迷失的或曾经迷失的1874们。

我爱你们，你们爱我。

来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微博「孔鲤」及豆瓣「孔鲤」。

作为今年最具话题度的电视剧，《觉醒年代》的高口碑、高收视率显然不能只用“献礼”两个字加以解释，其火爆的原因反倒在于放下了献礼剧的身段，用近乎谄媚的态度去投合当代人的兴趣取向。

除了个别不能褪下光环的特殊人物，《觉醒年代》几乎是根据当代人的口味与前理解重新塑造了一批历史人物，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根据生活逻辑在还原历史，但其实电视剧所呈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历史，其中不乏扭曲与误读。

这也源自制作团队摸准了这个时代观众的脉，高大全、伟光正的人物，严肃认真、一本正经的情节在娱乐至死的大背景下注定没有市场。

今天的观众想看的是段子，是金句，是微视频、是表情包，是贴近生活的宝藏男，是轻松惬意的小故事。

而这些，在《觉醒年代》里几乎应有尽有。

观众可以看到陈独秀外出吃饭不带钱被儿子刁难，可以看到胡适反复强调妻子定下的“家规”，可以看到蔡元培光着脚在家里大声唱戏，可以看到鲁迅在《新青年》的编务会吃着茴香豆，甚至那个年代的先生们也会像当代人一样，不时地出去约个涮羊肉。

这些日常生活场景确乎是将历史人物从教科书里请了出来，但走出了教科书的历史人物只不过是被请到了饭桌上，我们以为这些不再满嘴口号的教授先生被赋予了人性，可事实却是，人性真的那么简单吗？

人性只是同事间父子间忽远忽近，夫妻间相知相伴，同事间互相扯皮？

人性不是一方书案便是一个饭碗？

至少，人性不该脱离时代，真实的人性，反映的是人与时代的二律背反。

所谓“觉醒年代”是一个什么时代？

是一个满是枪炮和饿殍的时代，是一个激荡与惨痛并存的时代，人活在那样的时代不可能不被影响，这些影响可以体现于重大关头的命运选择，也可以体现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

从前者中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艰难，从后者中则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人的艰难。

但是这种艰难作为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底色却在《觉醒年代》中被毫无保留的抽空了。

剧中有这么两段。

其一是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经历汪孟邹创办《新青年》遇上了资金问题，陈独秀便叫汪孟邹请来了他两个有钱的朋友，以每幅二百大洋的高价卖出了自创的苦体字，并对两个朋友说以后每月都要买一幅，两个朋友欣然答应。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艰难这里不必细说，光是寻找金主的过程就是几经周折，如果陈独秀有本事拿自己的字换来上千大洋，那么《新青年》的问世时间恐怕要提前不少。

《觉醒年代》给人的感觉却是陈独秀云淡风轻地就帮《新青年》度过了危机，世人对文人的本事常有夸大，可文人求爷爷告奶奶时的苦楚却也因此被漠视了。

同样的还有李大钊。

李大钊自日本回国任北京《晨钟报》主编，路上遇到了长辛店的工人葛树贵及其妻子，李大钊欲慷慨解囊，结果苦于无钱，就把葛树贵带到了当铺，当了自己的衣服皮鞋，结果钱还是不够，又把葛树贵带到了报社编辑部，提前预支了自己的工资，而后又将自己的衣服皮鞋赎了回来。

先不论剧中人能提前预支工资，为什么还要到当铺走这一遭，几十大洋，随手就能预支得到，李大钊这个早稻田大学的肄业生果真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可历史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并不是活在一个有红利的时代，他们各自不愁吃穿是进入北大做了文科学长和图书馆主任之后的事，且在那期间，二人也亲身参与过面向教育部的讨薪。

但《觉醒年代》让人感觉好像在那个时代搅弄风云的知识分子都不缺钱，薪水高倒是事实，但如鲁迅一般多收入的先生还要在日记里算算小帐，只因钱既不能安稳地赚，也难安稳地花。

先生们尚且如此，更遑论学生。

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开场本来是工厂苦力，没过多久变成了街边报童，卖着《新青年》，没过多久又变成了《新青年》编务，在今天完全可以算作白领阶层，生活改变得就是如此轻松。

而以长沙教员为代表赴京筹备留法事宜的青年学生，经过多少次门路不通，捱过多少饿，受过多少冻，电视剧更是只字不提，教员出场一身干净白袍，看样子也没吃过多少苦。

这是剧中隐去的个人之难。

若说时代之难，在剧中不是被隐去，而是大量缺席。

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旁白和漫画就会占据荧幕。

在讲到五四运动之时，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字句更是在人的耳畔萦绕，火烧赵家楼这些标志性的事件也只是存在于学生们事后的回顾，既说觉醒，为什么不直接表现这些？

资金不够？

场外因素？

还是其他？

原因难说，但因为少了历史上确存的暴力和流血，电视剧的整体风格却是更加浪漫写意了。

从观众的口味来看，学生暴动当然不够好看，还不如把时间交给陈延年和剧中女友，让他们在军警的枪托下抱一抱，刺激那些爱嗑CP的观众贡献点弹幕。

素材的选择往往间接表明了电视剧的制作本位。

不能说《觉醒年代》完全以流量为本位，但流量绝对是全剧的重要关照对象。

想要流量，就不能太沉重，因为当代人追求着安逸，想要流量，也不能太深刻，因为当代人习惯了肤浅。

可那个“觉醒年代”终究不是安逸的，活在那个“觉醒年代”的人也终究不是肤浅的，他们的沉重与深刻业已化作文本跃然纸上。

《觉醒年代》则是将这些文本局部地抽离出来，比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演讲，李大钊《庶民的胜利》，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甚至鲁迅的《狂人日记》都在电视剧里被情境化。

问题在于这些文本中终有些东西是不便情境化的，需要人耐心咀嚼，电视剧便将这些一刀割下，把局部当作整体，而最后被割得变质的不只是文本，更是文本所代表的历史。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

克罗齐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是以，历史归根结底是一种态度，可以是赞颂，可以是娱乐，可以是质疑，也可以是批判，关键在于人心。

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历史，想看到什么样的历史都不过是在反映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些人活在什么样的时代。

以“觉醒”之名审判当下，所见的似只有昏沉。

觉醒年代有一点引起我强烈不适感之处，在于李大钊回国遇见的跪地求助的女人和她的孩子，女人的丈夫到场了，嘴上说着穷人不能跪，可是他是否知道他的孩子没有这笔钱即将病逝？

他是否知道他口中铮铮有力的语言其实在生命消逝之前不堪一击？

或许他知道的，甚至他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在他眼中，尊严比生命重要，可事实真如此吗？

我想并不是吧，表面上的自尊掩盖了内里的懦弱，当然，想必并非是面临自己的生命的抉择，自然可以轻易置之于尊严之下，况且有他的女人来做这个舍弃自尊的角色，他自然可以心安理得的居于上位，来鄙夷这个因为孩子而跪地的女人。

嘴上说着无可驳斥的完美的语句，给自己树立一个脊梁骨永不曲折的形象，认为女人闪烁母性的瞬间有损他身为穷人却未曾弯曲的脊梁，脱鞋疯狂击打女人。

真是太可笑了。

我敬佩铮铮铁骨的自尊，但是我绝不认同这种情况下对舍弃自尊的人的鄙夷；我也绝不认同自以为在家庭中处于上位便可以肆无忌惮的向弱势者施以拳脚。

妄图以舍弃不属于自己的生命来彰显自尊，慷他人之慨，只会令人反感。

张导真是讲故事大师兼隐喻高手， 此剧镜头语言丰富，用典和化典信手拈来天衣无缝。

开集陈独秀旅日遭学生口水唾面被骂卖国贼，他不以为意，拂去口水，这是“唾面自干”。

蔡元培风雪三顾陈独秀，用的是“三顾茅庐”的典故，蔡公二顾茅庐时，陈独秀酒后酣然高卧，蔡元培风雪静坐待君醒，用的又是“程门立雪”之典。

两典齐用以示蔡元培求贤之心若渴。

陈独秀与钱玄同雪中赴会陶然亭，亭前红梅怒放，亭中古琴悠扬，耦合的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

车辙大量出现影射秦始皇时代的“车同轨”，时代在变，道路要变，道术亦当变。

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主题演讲和蔡元培的北大上任演讲同样具有超时代性，“文化自信”让人热泪盈眶，可以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蚂蚁前后两次分别在陈独秀与陈延年两父子的镜头里出现，蚁在陈延年指间放生，一为表现赤子之心，其次也隐喻救亡之路当回到众生中去；蚁在陈独秀演讲的话筒上爬行，蝼蚁在迷茫中尚有上下求索之心，何况生而为人，弱小如蝼蚁，依然在困顿之中寻求出路。

蚁又是众生，救亡之路当集合下层民众的力量，仅靠精英阶层的觉悟仍不足以救中国。

同时，蚂蚁关于众生的隐喻又暗合了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两个篆字构成三人之“众”。

雨中毛润之出现时的众生长镜真是一绝。

每一组镜头用的都是对比性语言 ，牵牛的老农和扬鞭的骑兵，地上曳尾的鱼和楼上穿旗袍的小姐，污泥中插着草标待卖的孩子和坐在车上吃三明治的少年，鱼缸中任人赏玩的金鱼和闲庭信步的鸭鹅…… 这个男人从雨中走来，亦从众生中走来。

精彩绝伦！！

鲁迅先生酝酿《狂人日记》的美学设计可以与蔡元培三顾陈独秀媲美。

这个镜头里，鲁迅先生手中握的是刻刀，第一，寓意其是中国现代木刻的奠基者；其次，笔如刻刀，发出苦闷已久后的第一声呐喊，《狂人日记》横空出世；再次，木版画上刻的是千古忠义无双的关公，喻先生一生大义凛然，光明磊落，与李大钊的自勉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谋而合。

此外还有先生寓居的补树书屋前的枣树，与历史细节一一呼应，剧组有心了！

新青年编辑部开会，陈独秀李大钊等长桌围坐高谈阔论，而鲁迅先生独坐一隅。

回头看，鲁迅先生出场的每一镜都堪称艺术级，登场第一镜，不似国人惯熟的“愤怒”，而更类似于时下的“丧”性，背景是《药》的原型，众人争抢人血馒头，以国民的冷漠麻木来突出“丧”的源头。

他不如陈独秀人格魅力超群而能够形成一个影响力巨大的新青年朋友圈，也没有李大钊的平易亲民，更不似胡适时新潮流，他与陈独秀这些精英派始终保持着隐约的距离感，对这个时代下层人民保持着深刻的共情力，不群不党，遗世独立，是那个时代的异类。

镜头这样处理，不流于人物的脸谱化，而选择挖掘人物内在根源，从内在剖析到外化表演，都精细到让人寒毛直竖。

还有一细节。

编辑部围坐开会，陈独秀嗑瓜子，嗑完瓜子就把瓜子皮往蔡元培面前推，蔡元培无奈清理。

个人理解为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坚实后盾。

每逢新文化运动有麻烦，蔡元培总是不辞劳苦充当“清洁工”，为他清除路障，包括聘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时，蔡元培为陈独秀做的瞒天过海的“假履历”，不就是陈独秀嗑瓜子，蔡元培清理瓜子皮的局面吗？

胡适成亲后穿的是极少在他身上出现的长袍大褂，暗示即便留学多年依然要受旧婚姻的桎梏，同时他又在雨中聆听代表新世界新事物的小提琴，新旧世界的交替与冲突在他身上最为典型。

陈独秀四合院里多次出现的兔子也有来由。

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三人都属兔，胡适也曾说过“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这里影射的就是这段典故。

35集，陈独秀李大钊发传单一幕真是悲壮。

楼下戏台演的是京剧名段“挑滑车”。

金兵围困岳飞兵马于牛头山，并调来滑车阻击。

岳飞麾下猛将高宠单枪匹马连续挑翻了十一辆滑车，终因座下马匹力尽，挑第十二辆铁滑车时英勇战死。

楼下演的是为国尽忠轰然身死，楼上陈李二人，一个是坚毅诀绝，决心以身饲虎，从实验室再入监狱，唤醒国民；一个是热泪盈眶哽咽不能自已，慷慨悲鸣，暗示他日为国殒身的命运。

家门胡同泥泞小路，陈独秀两次为胡适搬砖涉水也意味深长。

第一次，前路泥泞，陈独秀搬砖垫脚，两人相携同渡，说的是知音相投，携手同归；第二次，胡适醉归，陈独秀搬砖，前路依然泥泞，却是陈独秀目送，胡适独行，说的是分道扬镳，从此殊途。

“适之，前路坎坷，小心脚下”……是良言，也是预言。

陈独秀被捕入狱，放风期间在墙角看到螳螂举臂，用的是螳臂当车的典故，但意味更深长些。

螳臂当车出自《庄子·人间世》：“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 ，意指不自量力。

另有一典，春秋时齐庄公驾车猎游，见路上螳螂伸出前臂好似要挡住车轮， 驾车人不屑一顾，说螳螂这种虫“知进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轻敌”，庄公却说：“此为人，而必为天下勇武矣”，叫驾车人避开，从路旁过去。

此事后来传开，天下勇士纷纷来投奔庄公。

陈独秀高楼一呼，以身饲虎，决然入狱，看似是以螳臂当车之力搏反动政府之重轮，然而，此等明知不可为却决然为之的精神却堪为”天下勇武“，”士“之表率。

其后果然，全国联动，奔走疾呼之声不绝于耳，恰如勇士来归。

借用热评，"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英雄不朽！

该剧作为一部以历史大事线条为脉络的电视剧，其前提就是客观公正尊重历史，但就很多细节而言，不够尊重历史事实。

如二十一条的签订，并没有客观的展现出谈判的全过程（谈判旷日持久，北洋政府做了很多努力），没有展现出北洋政府的无奈和辛酸（日本政府要求谈判过程中严格保密，让北洋政府无法通过国际压力和国内舆论创造谈判优势），北洋政府无意签订协议，在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事实上只接受了其中的十一二条，并没有接受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很多协定都没有接受，基本上超水平完成了任务。

但是本部剧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定性，居然表现出袁世凯乐意接受二十一条的态度，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把整个国家整个时代的悲哀强加到某个人某个政府身上，让人对这部剧大失所望。

试问在那个大环境下，哪个政府哪位领导人可以做到完美或者说更好，不了解真正的历史，只看官方定性的历史去拍电视剧，剧组没有自己的思考，无法也无能去反应真正的历史。

剧中很多内容都不客观，无法展现事实上的大时代，只能说电视剧大众化趋势无法阻挡。

毛泽东的出场竟然是两分钟的奔跑。

在央视一套播出重大革命历史剧《觉醒年代》中，青年毛泽东以“跑男”的形象步入该剧的历史画卷中。

在这两分钟中，毛泽东在雨中跑步穿过长沙街头，浑身淋着雨，却把怀中的几本《青年杂志》紧紧护住。

矫健而沉稳的身姿，非常符合年轻观众对于“毛教员”（这是在当下的互联网语境中，年轻网友对于毛泽东的一种昵称，亲切、平和而不失敬意）的想象。

雨中长沙街头呈现出的众生相，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整个画面又是一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隐喻。

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转场镜头，重点要讲的是《青年杂志》出版以后，对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类似的剧情会直接打上字幕：长沙，然后是人物在谈话，《觉醒年代》这种写意的表达在同类剧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但不得不说，这两分钟的“奔跑”，传达了丰富的信息，能够将今天的观众拉回到历史情境中，并且更加理解历史人物的选择。

这是艺术表现手法所独有的魔力。

也因此，尽管这段戏不长，却在网上引起了不少讨论。

我们注意到，在《觉醒年代》中扮演毛泽东的是青年演员侯京健。

在过去的10年中，侯京健已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青年毛泽东的特型演员。

但比起唐国强和王霙，侯京健这个名字显然还不够出圈。

1、青年毛泽东特型演员“双雄”世界上本没有“特型”，演得多了，就成了特型演员。

在世的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王霙与唐国强最有名望。

王霙从1991的电影《开天辟地》开始，演了30年毛泽东，唐国强从1996年电影《长征》开始，也当了25年特型演员。

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演员与角色过于离谱的年龄差，显然是重大革命历史剧所排斥的。

《开天辟地》因而，毛泽东的特型演员也在不断迭代中。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强献礼剧展播年”。

作为标配，“伟人剧”在献礼剧占据很大比重，2021也成为毛泽东特型演员“八仙过海”的一年。

从作品体量来看，侯京健与王仁君毫无疑问是青年毛泽东的首选。

2009年，侯京健参演了电视剧《铁肩担道义》，首次扮演毛泽东，这是一部李大钊的传记剧，发挥空间有限。

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2013年由他主演的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献礼剧《毛泽东》。

在该剧中，侯京健与唐国强一起，完成了青年毛泽东、中年毛泽东的接力。

相比之下，王仁君就属于“后起之秀”了。

2019年，他在电影《古田军号》中第一次扮演毛泽东。

事实上，在此之前，王仁君也与“伟人剧”有渊源，他在电视剧《毛泽东》中客串了光绪帝，在电视剧《中国1921》中扮演萧子升。

王仁君和唐国强相似，在扮演毛泽东之前，戏路很宽，已经有不少作品——当然，作品的经典性不可相提并论。

近年来，王仁君最重要的角色莫过于《军师联盟》中的曹植。

除了《古田军号》，在今年最重磅的献礼片《1921》中，他是当之无愧的男一号，合作演员还有黄轩、倪妮、刘昊然、王俊凯等。

相比起电视剧，电影在选角上就要在“特型演员”与“明星制”中做到平衡。

在《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中，刘烨扮演了青年毛泽东，就是这种策略之下的选择。

然而，已经43岁的刘烨再扮演青年毛泽东，显然说服力不足，于是新人就出头了。

侯京健与王仁君的“江湖地位”，也表现在一个“同题竞争”上。

电视剧《红船》由总台央视出品，王仁君主演；而电影《红船：开天辟地》由中央党校与浙江省委宣传部牵头，侯京健主演。

2、唐国强为什么难以超越？

中生代演员两头占，同一个角色，既可以演青年，也可以演中年。

但不管是黄海冰还是保剑锋，两人在特型演员路上都不够深扎。

当市场“需求量”大时，他们就演一把毛主席。

佟瑞欣是近年来新杀出来的一位中年毛泽东特型演员。

在2016年，他一下子在电影《难忘的岁月》《遵义会议》《勇士》，电视剧《长征大会师》中四次扮演毛泽东。

《长征大会师》在总局牵头的重大题材剧《光荣与梦想》中，青年毛泽东由侯京健扮演，而中年毛泽东则花落佟瑞欣。

那么，为什么不像8年前的《毛泽东》，使用侯京健+唐国强的搭配呢？

因为唐国强很忙。

近期，唐国强除了当总导演，自导自演了献礼片《开国将帅授勋1955》之外，还有《跨过鸭绿江》《大决战》《香山叶正红》《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四部剧。

其中，不少项目都是疫情之后开工的，唐国强显然分身乏术。

每一个重大献礼节点，都会新出一两位毛泽东特型演员。

比如，在建党90周年的2011年，是黄海冰（《开天辟地》）与谷智鑫（《中国1921》，谷智鑫之前也演过红色偶像剧《恰同学少年》）。

今年则是王雷。

在毛卫宁执导的电视剧《百炼成钢》中，他起用了合作过很多次的演员王雷扮演了毛泽东一角，这是毛泽东特型演员中的新面孔。

让我们回到开篇，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管如何迭代，新出现的特型演员都没有唐国强那样的国民认知度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毛泽东只是唐国强演员道路的一次拓展。

在扮演毛泽东之前，他已经留下不少传世角色，其中尤以诸葛亮、雍正两个角色最为经典。

第二，唐国强得到了“重大革命历史剧”高手王朝柱的认可，由他编剧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解放》《太行山上》《换了人间》等剧，都由唐国强主演。

而这些剧，基本上都上过央一。

在王朝柱与唐国强合作早期，央视是中国电视剧第一播出平台，这也增强了唐国强作为毛泽东特型演员的民间认可度。

第三，长期以来，重大革命历史剧在表现形式上缺乏创新。

一般拍了也就拍了，播了也就播了，这种“内循环”逐渐让主旋律成为一种“政绩工程”。

从2020年开始，官方对于主旋律剧的定位变了。

主旋律不仅要拍，而且要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流”。

在《在一起》《石头开花》《山海情》等剧中，我们开始看到主旋律剧创作在方法论上的嬗变。

这一现象的表象，是市场型创作者都来拍主旋律，更深层次则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生态正在发生的变化：官方意识形态要重新争夺在大众文化中的“文化领导权”。

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主流的声音。

这种声音，不仅是上面在“对牛弹琴”，更要的是被下面的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

从传播学来讲，这是一种更加务实的宣传策略。

或许这样，大银幕和小荧屏上的“毛教员”会更加鲜活，而特型演员这条路也更有了奔头。

文/杨文山

觉醒年代这部剧由曾执导过《虎啸龙吟》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的张永新担任导演，曾操刀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龙平平担任编剧。

汇聚了于和伟、张桐、张晚意、马启越、马少骅、朱刚日尧等众多实力派演员，主创团队相当过硬。

大隐者认为，这部剧非常适合喜欢历史的影迷去观赏。

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一大批热血青年，忠于他们的理想，不畏牺牲，为国家的强大积极探寻道路。

我也将和朋友们一起，边看电视剧，边品味精彩的民国史。

第一篇文章，大隐者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内容，先写写因为日本的21条不平等条约出场的袁世凯。

1、一个人的格局，决定了他的历史观饱读诗书有用吗？

我的答案是，既有用又没用。

引用教员的一句话，方向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如果一个人本身就是个势力小人，那么他读的书越多，你汲取的负面营养越多。

历史上，有弑父的，有杀兄的，有篡位的，有争家产的，做每一件缺德事，都能从历史中找到支持，你说这书，倒不如不读。

所以，历史的问题，没有必要争论，每个观点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格局的体现。

2、袁世凯，实干派的楷模大隐者对袁世凯的印象，要远远好于孙文的。

孙文就像年轻的大学生对待爱情，永远激情满满，永远斗志昂扬。

说不完的情话，道不尽的相思，让你春心荡漾，让你流连忘返。

他认真地畅想着你们的未来，要为你修十万公里铁路，哪怕是一点经验也没有；告诉你他在美募集了美金千万元，可为你所用，当然，这只是他的想法。

他执著，却给不了你幸福，就像大学的学生一样，给你的美好，都是想出来的，尽管是认真想出来的。

袁世凯则不同，就像一个中年男人，担起了这个千疮百孔的家，他的每段履历，都是干出来的，从没有想出来的。

二十几岁就扬名朝鲜，杀伐决断，足智多谋。

他缺点毛病一身，却能解决问题，也许解决得不漂亮，但不能否认的是，他在撑着这个家。

1910年6月，孙中山前往日本，宋教仁与他商量整顿同盟会事宜，孙中山却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

”于是宋教仁等一怒之下，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参加者亦以《民立报》关系人物为特盛”，宋教仁本身也是《民立报》主笔之一，该报遂成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

在中部同盟会的促成和推动下，武昌起义很快爆发。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就有如前所述外电以孙中山为新政府总统的猜测，但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谭人凤、宋教仁等都“大不慊于中山”，认为他“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不希望他来当领袖，所以借助《民立报》对相关报道进行辟谣，并且有意无意仍用“孙汶”名字来强调他曾经的海贼身份。

3、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来龙去脉觉醒时代，每个风流人物都在为这个国家寻找药方，能让国家富强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提到袁世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恢复帝制，开历史的倒车，破坏gonghe，但这只是果，你知道这种尝试的因吗？

大隐者来给你扒一扒历史的真相。

话说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在德国与威廉二世请教强国之策，威廉二世向袁克定强烈推荐君主立宪制：中国若想强大，就必须要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家手中。

要知道，当时的德国可是列强之一，是迅速崛起的强国，威廉二世的建议，也是一种强国之路。

当然，这里面肯定有袁克定的私心，但这和君主立宪不冲突。

如果说威廉的建议，只是一种方法，那么民国大才子杨度的理论支持，可就深刻得多了，间接给了中国的君主立宪理论支持。

杨度评价当时的国人（可以对比现在，看看有没有变化）：国人之思想，局限于具象化，表面化和形式化。

何为具象化呢？

就是缺乏抽象思维能力，必须要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何为表面化呢？

就是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思考问题无法深入本质。

比如有拉车的和坐车的，他们就觉得世道不公，他们就想废除人力车，以为这样，富人就不能坐车来压迫穷人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最终没饭吃的还是拉车的。

杨度曰：如此之国民，断不会重视人的能力。

见到真正有能力的人，就极力去污蔑打压。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他们无法接受别人比自己能力强的现实，所以要君主立宪。

杨度的故事先写这么多，杨度一家之言，看官自行揣摩。

接下来说说袁世凯的态度，恢复帝制，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袁世凯本人。

在大隐者看来，替袁世凯说几句话，根本不是要为了袁世凯翻案。

只是把历史看多了，就会发现，都在泥池子里面打滚，谁比谁干净呢？

论实力，北洋军在当时是毫无疑问的霸主，冯国璋都带兵都快打到武汉了，同盟会根本没有和北洋军掰手腕的力气；论贡献，武昌起义压根就与孙中山同盟会无关，是武汉当地的几个派别的策划。

反观袁世凯，在朝堂上与反对变革的势力据理力争，不惜与满清勋贵决裂。

有一次，载沣一怒之下差点要打死袁世凯。

如果以上还是纸上谈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那么，举事成功后，同盟会的一些做法就让人不齿了。

孙中山起事之初，政体设计方面欲模仿美式总统制。

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制定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政体设计也是美式总统制。

可是后来，无论是哪方面，资历，威望，实力，外国政府认可，中国真正的大总统非袁莫属，孙中山不得不让出总统之位。

孙一派心有不甘，于是赶紧制定《临时约法》以取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由于动机不纯，所以这个文件制定得非常匆忙，把总统制改成了责任内阁制。

内阁制，说白了，大总统成摆设了。

张国淦时为南北和谈的北方代表团参议，他说：“其实孙为总统，统治权非属孙不可，故用总统制。

袁为总统，群思抑制袁，故改用内阁制。

因人立法，无可讳言。

”

大隐者不知道朋友们看着这段历史，作何感想。

如果我是袁世凯，我会在心里大骂几句。

一群打嘴炮的祸害，口号喊得响，一到分蛋糕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无耻。

合着这个大公司，钱是我出的，事是我办的，结果我就当个名誉主席，你们这些喊口号一群人来组阁呗？

“总统制度为总统担负任责。

不但有皇帝性质，其权力且在英、德诸立宪国帝皇之上。

美国之所以采取总统制度，此因其政体有联邦性质，故不得不集权于总统，以谋行政统一。

现就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度为佳。

我的国民，莫不主张政党内阁” 孙中山到最后，袁世凯既不是美式总统，也不是法式总统（可以解散议会），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几乎全都是议会的。

内阁总理能管总统，议会能管内阁总理，议会，谁也管不了。

居心不良，心怀叵测，大隐者忍不住为袁世凯说句话：你们这些人，真坏。

“民国十三年来之战祸，全由于约法之不良。

府院之争、行政立法之争，无非约法所致”。

--- 1925年，民国元老熊希龄和胡适等人的联名通电我们回到那个时代，以袁世凯的眼光，看到的是什么景象？

总统权力处处受限，议会权力大的没边，这些同盟会的大佬们，理论缺少常识，行动缺少理性，道德缺少底限。

这些人没做过实事，他们只知道激进，他们党同伐异，为了反对而反对。

民国长此以往，何谈富国强兵，哪来的高效稳定呢？

结果就是，北洋军阀统治的16年，元首换了9个，内阁组了大约50个，内阁最短的就坚持了6天。

“东西洋留学青年，学实业者寥寥，大抵皆法政家，谋归国而得官，于是政党多、报馆多。

无官者借党而可得官，有官者因党而不失官。

不得官者借报以詈官，既得官者倚官而办报。

政党也，报馆也，有谩骂者，有狐媚者，无非欲得官而已。

”以上就是大隐者对那段历史的还原。

历史，从来只有观点，没有真实。

我个人崇尚实干精神。

所以，观点也是带着某种偏见，写出来，与朋友们探讨、交流。

原创不易，谢谢您点赞支持！

地区 人员 逝世时间 逝世原因 逝世地点 去留情况 备注 上海 李达 1966.08.24 病逝 （北京） 脱党，1949年12月重新入党 李汉俊 1927.12.17 牺牲 武汉 脱党 武汉 董必武 1975.04.02 病逝 北京 \ 陈潭秋 1943.09.27 牺牲 新疆天山 \ 长沙 毛泽东 1976.09.09 病逝 北京 \ 何叔衡 1935.02.24 牺牲 福建长汀 \ 济南 王尽美 1925.08.19 病逝 青岛 \ 邓恩铭 1931.04.05 牺牲 济南 \ 北京 张国焘 1979.12.03 冻毙 加拿大多伦多 1938年4月5日叛党——北大 刘仁静 1987.08.05 车祸 （北京） 1929年被开除党籍，1948年完全投靠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回归——北大 广州 陈公博 1946.06.03 枪决 苏州 1922年6月脱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北大 旅日 周佛海 1948.02.28 病逝 南京 1924年9月脱党，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 总结：一大代表共12人，在新中国成立前，三人牺牲，一人早逝，两人脱党，一人叛党，一人开除，两人沦为汉奸，最后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站在了开国大典上。

中共一大代表去留情况统计

4.17第二集更新。

4.12更新：《觉醒年代》分集解读第一集有了视频去哪了呢？

_哔哩哔哩_bilibili《觉醒年代》第一集深度解读：13个细节，9...期待各位同仁来小破站捧场。

来自导演采访的盖章，希望喷我的人，可以道歉（战术后仰

不对，即使没有导演的盖章，也不应该乱反对。

影视批评本就是创作，在逻辑顺畅的基础上，这样的创作，它丰富了影像的层次，让它更具内涵和意趣，多美的事儿，为什么要反对？

9、10集更新。

《觉醒年代》导演张永新，前作《军师联盟》系列，是一把擅长在拍摄里藏细节，细节里藏隐喻的好手。

可以说，在这位导演的作品里，没有多余戏和镜头，背后都有深层含义。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导演这次又给我们埋藏了多少惊喜。

不可能出现的骆驼商队在剧的开篇，一队骆驼商队“与两个穿得像还珠格格剧组在逃群众演员”似的清朝女人擦肩而过。

然而，历史上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满清无外交，它的外交政策是“闭关锁国”。

丫都别来，我天朝上国独自美丽。

（文章最大的争论就是骆驼。

说说我的个人理解：骆驼引入于丝绸之路，代表的开放。

是讽刺闭关锁国的最佳意象。

我错以为导演虚构了骆驼，而实际上他借用了本来就有的骆驼。

后面骆驼戴清朝官帽那个镜头，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车不同轨接着，驼队又遇到了独轮车、双轮车。

奇怪的是，双轮车并不适应道路，它只能被翘起来推过。

导演这样安排意义何在？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了解，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实行的众多举措中，有一条“车同轨”。

因为古代多为土路，马车日积月累走过之后，会在路上留下深深的车轮印。

而国家统一之后，各国马车车轮轴距长度却各不相同，因此交通就变得很困难。

为了交通方便。

于是国家颁布“车同轨”交通法，统一全国马车轴距。

所以，导演在这里想要表示的，就是“车不同轨”，既国家分裂，以“及不可能出现的驼队”所代表的落后。

来奏响内忧外患，革命势在必行的前奏。

黄昏末路

袁世凯的府邸的天空，一片末世景象，暗示着他的完蛋。

大白天打灯

因为“太黑暗了”。

驴唇不对马嘴

袁世凯的客厅摆设，驴唇不对马嘴，有中有西，滑稽十足。

像极了他的革命立场，帝王梦想。

封建的狗腿子随后，又出现了三队人马。

送葬队伍，迎亲队伍，袁世凯军队，三队相交而过。

送葬队伍里的法师（装神弄鬼），迎亲队伍里的媒婆（媒妁之言，婚姻不自由），代表的是腐朽的封建思想。

军队本来是来推倒封建思想的，但就像剧中所表现的，袁世凯的军队和这些封建队伍沆瀣一气，和平共处，完全沦为了前者的狗腿子。

这样的景象不止是戏剧，而是当时的国家现实。

彼时，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妄图复辟做皇帝，要将真正的革命者屠杀殆尽。

剧中这一幕，讽刺至极。

路过

巡捕是干什么的？

维护治安的，那为什么不管打架斗殴。

因为他们是外国人。

归国轮渡上的抗日战争在主角从日本回国的轮渡上，两个中国人被船上的日本人欺辱，女生甚至被脱衣羞辱，外国人作壁上观看热闹，一些中国人也在看热闹。

最后在主角的武力出手下，和周围中国人的声讨声中，日本人迫于压力鞠躬道歉。

导演太犀利了，这不就是一出关于“侵华战争”的隐喻吗？

中国人在内斗，国共在内战，资本家和长官的夫人们在打麻将，外国人看热闹。

最后“拳头里出对不起”。

导演真的太犀利了。

放生

塑造人物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通过故事去反映人物的品格，通过他人的台词去讲述人物的性格。

而《觉醒年代》处理的方式，很妙，轻拿轻放，此处无声胜有声。

陈延年放生蚂蚁，一个心怀慈悲的青年，一下立在了观众心上。

不在井底之蛙

导演为什么要给一只青蛙镜头？

井底之蛙的典故，是个中国人都了解。

而陈独秀丢出的这只，却不是井底的，而是走出井底的，就像陈独秀本人一样，他的思想是超前的，视野是开阔的。

浓墨重彩

不细心的朋友也发现了，这部剧的色彩饱和度很高，并且有水墨的过场动画，这不得不让人往“浓墨重彩”上想。

就像《觉醒年代》将要讲述的故事一样，是中国革命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最后，叶鱼祝《觉醒年代》，也在国产剧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上。

打死不往右剧中，陈独秀先生在上海震旦学院发表《新青年》创刊演说，表达自己对于未来中国之青年之期望。

镜头里一只蚂蚁，爬上爬下，惹人注意。

这只蚂蚁最大的特点，就是打死不往“右”。

是一只“左”的蚂蚁。

但凡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都了解，左右除了是方向，还是政治话语。

而“左”正是这个时候中国的革命方向，既维护中下层利益，打破旧藩篱，创造新秩序，开展无产阶级革命。

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接下来，在一片风雨飘摇中，未来中国革命执牛耳者，毛主席登场。

这里被拽耳朵前行的牛，代表的就是中国之革命，而执牛耳者牵牛人，就是在剧中首次亮相的毛。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人要饭，有人卖儿卖女，有人穿着体面，臭不要脸，坐在车里大口吃肉。

直指彼时社会贫富差距悬殊。

如鱼得水特写镜头里的鱼在水中好不畅快，谁是鱼呢？

毛。

谁又是水呢，当然是他怀里抱的代表先进思想《新青年》！

以上。

明儿见。

——废话不多说，咱们书接上回。

三顾茅庐“蔡元培三请陈独秀”这段戏的设计，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这里的三顾茅庐，它有两个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个有趣的地方：蔡、陈两个人通过《三国演义》的典故，进行了文人之间的互动，意趣不俗。

有弹幕说，“这样会不会显得陈独秀面子太大了些”。

说说我的看法，并不会，为什么？

因为“三顾茅庐”它夸赞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诸葛亮智绝天下，所以刘备三请。

但同时也说明，刘备待人诚恳，眼光不俗，所以三请诸葛亮。

你是英才，我是明主。

这不是一个不给一个不给面子的故事，而是双方互相给足面子的故事。

第二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场戏和演员昔日作品进行了梦幻联动。

炸弹

在蔡元培与陈独秀一番争论中，导演的镜头给到了炸弹。

意义何在呢？

全在蔡先生的台词里。

陈独秀和新文化就是这个炸弹，目的是让沉寂的北大热闹起来，炸起来，新文化与旧文化互相碰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炸出一个新的时代。

人雪馒头

这个比喻我们太熟悉了，出自于鲁迅先生小说《药》，药丸的要。

蘸囚犯的雪治疗绝症，愚昧无知，将利益的获取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之上，丧心病狂。

只消打开手机便能常常见到。

更讽刺的是，这雪，不是小偷的雪，而是一个有着理想和抱负的中国青年的雪。

之所以是叫小偷，是因为，他们刽子手们，是有自知之明的，明知自己干的是偷偷摸摸的勾当，只好向民众宣称他们在做正义的事情。

但民众是明白的，所以才说“这刀不如戊戌年的快了”。

但这样的明白，并不影响他们的麻木，是了，与我何干呢？

我只是一个看戏的。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李大钊先生的笔让张勋们着急得掏出了枪炮，但先生已经做好了准备，宁为China（中国，又译瓷器）玉碎，不为腐朽瓦全。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张勋复辟闹剧上演，在辫子马队进城时，一队卖唱爷孙惹人注意，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他所演奏的曲调不是哀婉博取同情的，而是狂想曲。

好像在为封建王朝和他最后的狗腿子送丧一般。

欲另其灭亡，先使其疯狂。

猴戏

龙旗戏猴，谁是猴呢？

张勋们。

活着

第9、10最大的惊喜就是这么多集过去了，这么多事情发生了，它还活着。

活着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Ok，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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