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简单说几句。

冯小刚拍过一些好电影，冯氏喜剧在中国的走俏，他本人能成为票房冠军级别的导演，有以下原因：一、不挑战体制，细分市场，迎合观众；二、美工出身的冯小刚基本功扎实，比较适合导小人物、喜剧题材的影片；三、与华谊的合作比较成功，互相支撑，相互成全。

但是，冯小刚的短板是非常明显的：无力驾控厚重题材，更无力掌控恢弘的大场面。

冯小刚本人和华谊公司对这个短板都是心知肚明的。

也正是这个心结，才让冯小刚下定决心拍据称是准备了18年的《一九四二》。

作为投资方的华谊公司，头牌导演要玩一次深沉，玩一次厚重，玩一次恢弘，哪有不鼎力支持的道理。

冯小刚冯导和华谊公司的头脑们当然会考虑其中的风险。

但他们可能是认定，在这个扭曲的中国电影市场，某些风险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因为他们尝到过烂片也可以挣钱的甜头。

比如《非诚勿扰2》，比如《唐山大地震》，明星云集，场面热闹，可硬生生地把《非诚勿扰2》拍成了晚节不保的王朔的生死告别演说，也硬生生把《唐山大地震》拍成了让人恶心的剧情片。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会获得不错的票房，但最大的收获却是让冯小刚原形毕露了。

还是好好地拍自己的冯氏喜剧吧，虽然永远拍不到卓别林那种与现实丝丝入扣的境界，但你还至少是一个不错的喜剧导演。

想玩恢弘和厚重，来生吧。

先说不好的地方。

很多人诟病的宗教色彩，这个我也觉得有点自说自话，因为起码在中国，多数人信教都为了占便宜，没人会考虑到受罪。

对于什么苦难，救赎，上帝的 隐遁理解不上去，也没有兴趣。

所以九连谷子地和肖申克罗叔他俩关于上帝在哪儿的那段话，一是大伙没什么感觉，二是即便对这个材料有点感觉的，类似这种陈词滥调也被西方那些影视文学作品说烂了，没什么新料。

这段我觉得完全是为了拔高而拔高，没必要。

再有，就是舒宝先生在多线叙事方面一直以来搞不利索的节奏感，最近的一个案例是唐山大地震，总让人感觉跳很tone，所以有人会觉得看冯小刚的悲剧哭不出来，因为他不给你一个情感累积到爆发的机会，你刚觉得鼻子发酸，故事就从徐帆跳到明叔身上了。

当然人看悲剧不是为了发泄，可是总有点语焉不详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国府一条线，演员形象的纸片化，当然这个跟上一个问题是连着的，野心大玩儿的大，摁下葫芦起来瓢，这都免不了。

我印象里中国导演好像没谁把多线叙事和群像戏玩儿的特别好的。

张艺谋老师试了一回英雄，不玩儿了，陈凯歌老师试了一回无极，被人骂的不值三升小米儿，护导的唐山大地震弄得不怎么成功，但是勇气可嘉，还敢继续玩儿。

下面说说牛逼的地方，那就是逃荒的这个故事。

冯导最牛逼的技能就是讲故事，而且是很冷静的讲故事。

即便是早年间他最好的讲温情的喜剧，像甲方乙方，也都有一种奇怪的抽离感。

为什么葛优一直以来最能代表冯氏电影的精髓，就因为葛优不煽情，煽情也像不煽情，很冷峻，很节制，收着演。

这次这个逃荒的主题，是讲人在一种极端条件下生存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本身就很冷峻。

整个逃难的过程中，除了孩子基本没人歇斯底里的哭，徐帆没了老公，张国立没了闺女，情绪上都没有太过于明显的波动。

每天都有人死，亲人也好，外人也好，生死离别变成了常态，自己又在硬挺着活，能歇斯底里就怪了。

这恰好是冯导的长处——冷静的，完整的，节制的讲完一个故事，并且讲的有表有理，有始有终。

再有，就是相对客观的抓住了某些实质。

在一个糟糕的体制下，人人都在做着自以为对的事，但是事情却一定会往坏的方向发展。

这部电影几乎没有谴责任何个人（除了日本人），上至蒋介石下至张国立，都在做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做的和该做的事，但就这样，死了三百万灾民，还不算兵。

这部电影对个人而言，基本没有预设立场，每个人都是被推到自己的位置上的，无论行善作恶，动机都是为了利己。

一个健康的不失控的体制，人人利己政通人和，反过来，一个糟糕的体制，失控的社会，即便天下为公，还是有人中饱私囊，有人横死野外，有人活罪难逃。

这一点，我觉得冯小刚找对了路子。

再有，就是感觉雕琢的痕迹少了一点。

顶级电影大师的牛逼之处在于于无声处听惊雷，你要不看导演解说音轨你可能都不知道他在某个桥段里究竟埋下了什么心机。

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搞得一塌糊涂，跟时代有关的符号几乎每场戏都得特露骨的表现几个，戴黑纱悼念毛主席啊，高唱走进新时代啊，在家看春节晚会啊，就差直接打字幕把导演的想法告诉你了。

这一部，有点儿不漏痕迹的意思，当然，也是才摸到门儿而已，但是已经是个巨大的进步了。

很多人说冯小刚消费灾难瞎煽情，我怀疑你们看没看电影。

要是这叫煽情，泰坦尼克号估计能煽死几个。

冯小刚煽情煽的不好是公认的，大伙对他电影放的地图炮之一就是煽情过度，而且倍儿做作。

这方面可能陈凯歌是最牛逼的，张艺谋也比他强。

这次可贵就可贵在，冯小刚决定不玩煽情好好讲个故事，就像结尾旁白说的，当妈上岁数的不愿意提及这段往事。

我相信就是逼着老太太讲，估计也是平平淡淡叙述一遍，至多不知不觉滴下几滴老泪，而这恰好是冯小刚擅长的，好容易门当户对可一次，不知道是不是蒙的。

至于消费灾难发国难财我就更不懂了，按这个逻辑拍什么只要拿到电影院去卖票就是消费咯？

那斯皮尔伯格是消费奥斯维辛集中营呗？

卡梅隆是消费泰坦尼克撞坚冰呗？

奥利弗斯通消费过911，他和库布里克和科波拉都消费过越战。

这种莫须有的帽子一抓一大把，黑人也不应该这么黑对吧。

豆瓣的低分，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有预设立场的，这个倒也无所谓。

如果豆瓣给每个导演单独弄个页面，你觉得讨厌他护舒宝也好讨厌他砍小孩儿也好讨厌他霸占imax也好讨厌他长得丑也好，完全可以到那上面去给丫一个黑里透红的差评，如果因为冯小刚那身痞里痞气的土精英味道，搞臭了一部认真拍摄中国人苦难的电影，我觉得对1942是不公平的。

看《一九四二》已经有一个月，文章陆续修改到今天。

整体来讲，对影片不是很满意，虽然也维持了一定的水准。

肯定比《唐山大地震》有进步，但不够好，尤其是和影片前期的宣传攻势相比，更显得有点名不符实。

个人认为的不足大致下面四个方面（文中拿一些其它影片作对比举例，仅是参照之意，并无过度的褒贬）。

一、缺乏对人性和生命的进一步思考，价值观的观照不够，或者通俗点说，就是深度不够。

1942年这场灾难，原因有三条：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战争，天时地利人和都不顺，所以才有这百年一遇的饥荒。

但是大难临头，人类要如何自处？

给粮食，固然可以救身体，但心灵家园的拯救也不可或缺。

我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尽管佛教已经勤勉地在中土传播了2000年，但普通民众吃斋念佛，无非是求多子多福，家宅平安，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仍有区别。

《一九四二》里，有个张涵宇扮演的小安神父，在一众灾民当中出落得颇有喜感。

这个人物的设置，除了讨好西方观众以外，估计也是想传达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救赎和归属问题。

因为在如此巨大的苦难面前，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经不住拷问：既然生命如此脆弱，那么人类在天地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饥寒交迫中，人如蝼蚁般成群死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家人、故乡、财产、前途甚至肉体，都在风中消散，那么活着和死去又有何分别？

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能够让逝者安心离去（片中小安神父送丧的那个死不瞑目的人），让活者寻到苟活下去的理由（张国立最后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能感觉到影片试图触碰这些思考，但可惜只是一闪而过。

当小安神父发现上帝也不能拯救饥饿之后，他直接崩溃了，影片就此收回对上帝的追寻，只留下一段二胡伴唱的搞笑版赞美诗。

其实我有点好奇，为什么是神父而不是和尚承担了这种思考？

和张钫老母口里念的“阿弥陀佛”相比，小安神父的赞美诗和十字架显得很不靠谱、不接地气，在1942年的河南大地上极具违和感。

因为实在找不到依托，影片最终还是把精神归宿落在家庭伦理上。

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根基，人们已经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家庭的组成和血脉的延续上，只要有这两样的存在，那么活着就有了盼头。

这和《拯救大兵雷恩》是不同的，虽然救回雷恩也是为了让一个家庭可以“有后”，保存血脉，但斯皮尔伯格在其中掺杂了众多关于人性、人道和生存意义的探讨，片中的人物都不断地诘问生命的价值，而并非简单执行上级命令的战争工具。

但是，《一九四二》当中，无论是张涵宇的安神父还是阿德里安的白修德，其彰显的精神力量都无法和汤姆·汉克斯的米勒中尉相比，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维度上的支撑。

鉴于影片在深度思考上表现得如此贫弱，今天就算是汤姆·汉克斯本尊代替阿德里安或者蒂姆·罗宾斯亲自上阵，估计也是一样无力。

二、人物塑造扁平化。

剧中人物基本上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就已经呈现的面貌，缺少变化和丰富性，而且所有人物设定都未能脱离固有的形象。

例如蒋介石，就是一个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领袖，玩弄权术且扼杀新闻自由；蒋鼎文，一个不会作战，只会撤退，且凌驾于人民头上兵匪；白修德，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无冕之王、民主代言人，西方人权卫士……基本上，你心目中坏的领袖，恶的将军，好的洋人，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一点突破。

人当然是复杂的。

比如《辛德勒名单》里面有位德国军官，玩弄了一个犹太女孩，后来他很痛苦，因为他真的爱上了她。

虽然职责和教育告诉他，她是下等的，但人的情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他会有挣扎。

反观《一九四二》，如果可以假设，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他真的、的的确确知道在河南饿死了人，很多人，身为领袖他亦感同身受，内心煎熬，但同样作为一个领袖，他却必需牺牲这些黎民，而去保护其它的百姓。

然而媒体责骂他，外国人也批评他，无人体谅他的难处和苦恼，大国的领袖不好当啊……这里补充一下，最近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佐证：蒋是抗日的，可心里明知打不过，所以才有很多下策，比如“用空间换时间”什么的，包括把河南的包袱甩给日本人之类。

这些日记还透露，蒋在抗战期间肩负的压力太大，两次想自杀，后来靠不停地祈祷才度过难关。

（瞧，上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拯救了蒋委员长。

不过，鉴于粉饰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的头子，可能仍然为天朝电影体制所不容，所以，上面这些话就当我没说好了）此外就是李雪健演的李培基，一个焦裕录式的好干部，这个横空出世的悲情人物颇让人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在官场上混迹到今天的？

既然能当上一省大员，那想必早已经熟谙官场上的种种，为何连四处打点这种事还要秘书来提醒？

这样清廉刚正、单纯可爱的官员在共和国解放初期或许真的有，在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政府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李培基的戏份在片中不算少，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上应该有些故事，就是要“有戏”，但最后他除了不断地为民请命这一件事以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发生，莫名其妙地来，悄无声息地走，和蒋鼎文、白修德、小安神父一样，默默遁入历史的雾霭，仅仅为了传达某些概念而存在，人物形象概念化，而且设置地过于想当然。

对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有个假设：一个老辣圆滑的官场高手，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荣升一省大员，结果发现老蒋扔过来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发现自己掉进了火坑。

但深入地方与灾民接触后，哀鸿遍野的景象触动了他的恻隐之心，最终决定真正履行省长一职，动用一切官场的手腕为灾民请命，却总是不能如愿，无奈之下挂官而去——如果人物的命运有这样一个转折，会不会比现在这个一出现就注定是青天大老爷的李省长要好一点点呢？

大家见仁见智吧。

再比如，一切可以再复杂一点：例如老东家的粮车不是在日军空袭中遗失的，儿媳的钟不是被国民党兵匪抢走的，而是被灾民自己；如果灾民投靠日本人不仅仅是蒋介石嘴里的一句话，而是真正发生了，比如栓柱，真的想穿上日本军装去找回自己的女人，那么，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

答案可能也很简单，大概就是影片不能过审。

所以，呃，关于这一条理由，我相信不是冯导和刘编剧的错。

线索太乱，层面太多，重点太杂，什么都想表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展开讲清楚。

一个重大事件，可叙述的角度必然很多，比如二战，比如奥斯维辛，拍了大半个世纪仍然不断有新片出来，而且不乏佳作。

光一个诺曼底登陆就拍了多少回？

拍集中营，有《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也有《美丽人生》这样的，甚至还有《朗读者》这样的。

管中窥豹，倒可以小见大。

相反，如果今天有人想拍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全景式史诗大片，那估计就要吃力不讨好了。

要表现的内容那么多，如何能够在短短二三个小时内讲述清楚？

现在冯小刚和刘震云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他们希望告诉大家，1942年在河南那旮旯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他们很努力了，下到普通百姓，上至一国领袖，什么都拍了，但终究还是浮光略影。

电影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想要了解史实的大众自可去翻查史书，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是艺术地叙事，而非把仅仅把历史影像化。

一个外国记者1942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个乡村神父在灾荒面前的心路历程，一个地方官员在赈灾救灾过程中的困境与无奈，一个封建地主在饥馑之年家破人亡、沦为赤贫的曲折离奇，一个农民家庭在逃难中被迫卖儿卖女，丈夫死于非命，妻子又卖身为娼的悲惨境遇，上面每一个角度都足以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

但是现在它们被生生整合在一起，挤压到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搞得每个人都无法很好地伸展拳脚。

所有的故事都点到为止，所有的人物都只是概念的载体而非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比如白修德这个人，他的性格、经历、结局完全没有交待，他什么来中国？

为什么执意要揭开河南大灾这个盖子？

这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时代》杂志的授意？

他是孤军奋战，还是当时还有其它的外国记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凡此种种，如果追述下去，会多么有意思啊。

可惜现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众多视角中的一个，目的是反映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的立场，相当于文章最后所加的那个“相关链接”。

当然，我也很理解因为长期题材约束造成的饥渴，导致中国导演有太多的话想说、想表达，个个都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恨不能把什么材料都炒在一起一锅端上来，结果弄不好成了一盘杂烩。

所以，还是悠着点吧，慢慢来，希望冯导这个片子只是开了头，能够引导其它人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去开掘这个题材。

毕竟这是民族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再怎么反复描述也不为过的，楚汉争霸都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拍出N多个版本，这个1942年的大灾荒还只是刚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值得再深挖。

四、过于夸张的煽情。

这是冯导最擅长的，已经被诟病了很久，此片虽然已经内敛了很多，但还是不可避免堕入过度煽情的俗套。

论夸张的煽情，最厉害的当是穷摇片里的刘雪华阿姨和马锦涛蜀蜀，动辄泪如雨下，呼天抢地，撕心裂肺，仿佛不这样，便不能体现出内心的悲痛。

倪萍大婶则是内地的翘楚，常常霸着央视的屏幕，做深情告白。

其实也不是她讲的故事不感人，只是一看到她热泪盈眶的样子，我马上就不想哭，只想笑了。

冯夫人徐帆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她当年因为拍喜剧和冯导相识，扶正之后夫唱妇随改拍悲剧。

其实她早年演喜剧还挺成功的，演悲剧则勉为其难（按理她是金马影后，演技获得肯定，或许不该这么评价，但个人还是觉得她在《唐山》中的表现，远不如早期在冯氏喜剧中来得出色）。

以个人喜好来讲，我是很不喜欢对悲剧做这样处理的，虽然也不得不承认刘阿姨、马大叔和倪大婶的眼泪对部分观众还是很有杀伤力。

因为近期同时也在放李安导演的片子，所以就随手拿来对比。

比如著名的《断臂山》，自始至终感情一直收着，直到最后出现衣橱里两件套在一起的衬衣，希斯·莱杰落泪了，可观众的眼泪比主角更汹涌。

所谓悲剧，大概就是这样，叫人在哭过之后，还长久地被一种低徊的情绪所笼罩，也许流泪，也许欲哭无泪，可至少我们的心已经深深被触动。

悲剧，是有力量的，能够直指人心，而不仅仅是让演员在镜头面前顾自宣泄。

回到《一九四二》。

看介绍说，这戏已经很收了（确实如此，比起《唐山大地震》，徐姐姐这次真的收敛很多），据说为此，冯导夫妇还拌了嘴。

但在很多地方，煽情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比如洛阳城外花枝再婚和被卖的那一段，那个换棉裤的细节画面虽然拍得美，但拖沓，镜头煽情却不会叙事。

几位男主的表演要好一些（和马锦涛叔叔比起来肯定是好很多很多了），不过，张国立父子从头到尾的表现就在述说一个意思：惨啊，惨啊，你看我多惨啊……李雪健也是永远一副苦逼相，一望而知是个倒霉的老好人。

这里也没有指摘演员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还是和剧情安排以及导演的处理手法有关，冯导向来热衷在悲剧里加入肥皂剧式的煽情，而不像以前那样，把天下大事举重若轻地加进喜剧里调侃。

所以，产生的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为什么不相信千里来报灾的豫人代表？

关键原因应该在于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

曾任三民主义青年团许昌分团干事长的杨却俗在1970年的回忆中披露了一个细节：　　杨委员（即杨一峰）十日下午在电话中所告诉我的事情是：一、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李培基是出于什么原因撒谎？

杨却俗提到了另一个人，河南省粮政局秘书、后来做到河南省粮政主管的于镇洲：　　第一战区长官蒋鼎文，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粮政局长卢郁文等三人分负豫省军、政及粮政责任。

河南地处抗日战争最前线，征兵征粮，夙为全国之冠，省政首长屡蒙嘉奖。

1942年，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毫无。

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堪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蒋介石因担心军粮问题，于1942年秋亲往西安召开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河南饥荒反映给了蒋介石，结果遭到申斥。

直到1942年10月6日中央才决定派两名大员张继、张厉生来河南视察和开展赈济，以宣“中央德意”。

18日，二张抵达洛阳，当地2000余代表到站欢迎，灾民们也以为救世主来了，纷纷前往。

22日，洛阳会议：　　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1942年河南大灾的回忆，张仲鲁时为河南省建设厅厅长）　　赈款之谜　　讨论这一年的冬天究竟有多冷也许无关宏旨，但讨论有多少人处于严重的饥馑状态中却是必要的。

根据李文海在《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的描述：　　据调查，仅在国统区的72个县中，就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

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146万，其中非赈不活的约200万人。

　　 二张回到重庆后，中央对河南赈灾的态度开始有了些改变，拨了两亿元纸币作为救济金，并命令当局减轻赋税。

重庆的银行把成捆的纸币装在卡车上运往灾区。

很遗憾，就当时而言，灾民们需要的是粮食，而非这些钞票。

　　要把很多的谷物从华中经过破碎而山岭重重的交通线运到华北和河南，确实是没有希望的。

但河南省界外就是陕西省，陕西存粮是很充足的。

为了避免灾祸，强有力的政府就应该下令陕西把粮食立刻运到邻省河南。

可是为了河南而强迫陕西，就会破坏政府认为不可缺少的微妙的势力均衡。

谷物也可以从湖北运到河南，但湖北的战区司令不准。

（白修德，《中国的惊雷》）　　早在1942年的夏天，河南各地的物价就发生了巨变。

郑州各种粮价平均高涨1倍，每市斗由40元涨至80余元。

镇平，一个靠近黄泛区的县城，8月份小麦就涨到140元，大米更高达200元。

入秋以后，各地的粮价则扶摇直上，洛阳的小麦高达1600元，树叶在霜降之前比较便宜，但也要一元一升。

到了12月，各地的灾民已经断绝了吃粮的念头。

　　那么2亿元法币究竟有什么作用？

平粜粮按最保守的估计每斤10元，2亿元法币即使全部买成粮食，最多可购得2000万斤，分给300万灾民，每人只有6斤，而政府从农民手中征收的170万大包小麦 ，共计3.4亿斤，这些粮食如果分给300万灾民，则每人可得110多斤。

　　更要命的是赈款到得很慢，直到1943年3月白修德前往河南采访时，指拨的2亿元款项中只有8000万元解到了省政府。

1942年的秋天，面对各种压力，李培基也不得不承认无县不灾的现实。

省政府成立了购粮委员会。

因省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与陕西主席熊斌及胡宗南有私交，乃决定前往西安购粮。

西安方面将粮价削减2元，以每斤6元作价卖给购粮委员会，并请求交通部令陇海局长路福廷对河南救灾粮优先供给车厢。

可是购粮官员们却利用粮款贩起私货来，直到1943年新麦成熟时，头批赈粮才运到洛阳。

这一巨大贪污舞弊案后来被《前锋报》所披露。

　　伟大的报道　　早在1942年7月的那篇社评中，《前锋报》就曾指出，“如果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的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事甚严重，情亦甚迫，吾人决非故为大言，以耸听闻”。

　　1943年1月17日，《大公报》战地记者张高峰从叶县、汤恩伯指挥部驻地寄出了通讯《饥饿的河南》，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刊出。

多年后，张高峰还仍认为自己的标题更有冲击力。

　　在河南已经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

卖子女无人要，自己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在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

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　　第二天，2月2日，时为农历腊月的二十八，重庆人正为欢度春节而忙碌，《大公报》那篇令蒋介石愤怒、令读者震惊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见报了：　　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政府对重庆，也许将宽厚到底；但我们重庆人，却必须深切自省，莫太征逐物欲，在这灯红酒绿百货上市准备过年之时，应该勉抑酒食之欲，稍节馈赠之资，以移赈河南灾民。

如此，还可以稍减轻我们的罪戾，略略安慰我们的良心！

　　蒋介石当即下令《大公报》停刊3天。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和泰晤士报记者合里森•福尔曼决定前往河南采访。

1942年2月上旬，他们坐手摇巡道车到洛阳。

随后又坐卡车，复骑马前去郑州。

两位记者到达郑州的前一日黄昏，天即下起大雪。

途中，他们的马差点踩到几个夜宿雪地的逃荒人。

　　次日破晓，呈现在白修德面前的那一座偌大的郑州城，竟然浑似一个被死神统治的白色荒冢。

该城原有12万居民，遭日军侵略破坏，灾荒围困，现在全市不足4万人。

3月22日，《时代》周刊以《等待收成》为题将灾荒呈现在美国读者面前。

　　没有人知道和关心究竟有多少难民死在这条路上。

据说自从秋天以来有200万人沿着这条路逃出。

至今每天仍有1万人从这里涌向西部。

在河南3400万人中，我们估计有300万已经沦为难民。

此外，还将有500万人会在秋收季节前死去。

　　这时候宋美龄正在美国四处演说，白修德的报道使她又恼又羞。

她甚至要求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

白修德随后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见到了蒋介石。

　　当我对这位总司令说到狗吃人而他却矢口否认时，呆在前厅的福尔曼气坏了，他被传唤了进来。

他的照片清楚显示了狗站在路边刨食死尸的情景。

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他向我们道谢，说我是比他亲自派出的所有调查员更好的调查员。

　　不久，白修德收到洛阳梅根神父的信，梅根透露，自别后，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来，军队也拿出了一部分余粮。

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梅根告诉白修德说：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

在洛阳，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

这是头等的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

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做了一些事情。

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倒也帮了不少忙。

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使他们惊醒过来，开始履行职责……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

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

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

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

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

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

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

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

《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

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

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

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

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

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

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

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详情可见上期专题。

[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

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

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

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

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

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

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

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

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

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

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

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

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

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

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

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

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

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

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

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

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

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

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

……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

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

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

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

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

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

（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

（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

”（《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

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

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

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

”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

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

”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

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

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不是。

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

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

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

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

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

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回到冈村宁次。

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

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

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

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

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

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

”（《山西通志》）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

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

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

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

”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

”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

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

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

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

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

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

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

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

’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

’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孟子·梁惠王上》《1942》全片最大的问题是立场价值不清。

四次日本飞机（两次炸灾民、一次炸重庆、一次岗村宁次）和杀死拴柱的段落，对国际形势的强调、以及蒋中正在教堂的忏悔都是一种分散和俯视，一种对“非我也，兵也”的强调。

这种含混拧巴往好了说是试图有全局视野，但实际上是一种下意识的粉饰，是对历史丧失在场感的消费。

因为没有守住民为国本的价值基点，批判力度骤降，整个叙事也就只能靠着苦情和生理上的同情维系，故事的左右飘摇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我再解释一下吧-我这篇的意思是，这部电影过多的站在“王”（政府）的角度，责怪年成不好（罪岁），说不是政府害的，是日本人、国内外形势导致的（非我也，岁也；非我也，兵也）。

影片把“王”塑造为“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的形象，而这一形象一旦建立就分散了千万民众的苦难，把他们放在了一个人人受苦——你受苦也不过是活该、年份不好的语境下。

然而军队战死不是百姓受苦的理由，民为国本，民的苦难不能因为国的危难而消解。

民作为一个个鲜活生命，远比概念上的社稷民族更重要，如果民出于自由意志愿意为家国大义而死，那是他的选择。

但不能强迫其为国而死。

政府如果不救民，政府的合法性就要丧失殆尽。

影片引入了大量灾荒外围事件和上层外国视角后，实际上大大稀释了此事的哀痛，并且丧失了发问/谴责/批判的力度。

民众的苦难，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偷换为）政治考量，变成了国际新闻奇观，变成了大人物间的博弈。

这种立场和视点既是英雄史观的遗留，也是这些年建党建国大业的遗害，与此片所要讲述的一个个真实生命的苦难是相当抵触的。

而我们在今天讲述这些过往生命的苦难，为的就是要呼唤一个“王无罪岁”的新时代，对苦难的揭露如果不能落脚在此，那影片就不过是普通的苦情。

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怎样把家庭伦理剧变为批判的史诗，就会更深刻的理解立足点的重要。

去年春天，还冷的时候，我的好朋友裤子在三联书店旁边的雕刻时光请我喝了一杯咖啡，喝咖啡之前，我终于在三联买到了苦苦寻觅已久的《刘震云精选集》，因为里面有那篇在当时并不是很著名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

喝完咖啡，后劲很大，回去之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看到凌晨一两点。

坦率的讲，这不像是一部小说，更像是一种纪实文学，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经历过那惨绝人寰的一九四二年，但里面写到的，我相信它们是确确实实存在过的。

后来，听说冯小刚要把这一年拍成电影，我便开始深深的为他发愁：这样一个故事，这样一种背景，这样一段历史，这样一个总局，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部电影——能原原本本的还原出那一年的本来面目吗？

它在残酷性上堪比余华写的《菜人市场》，却又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所谓政治在其中。

所以，今年电影一上映，就去看了。

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段历史值得回顾，跟张国立和陈道明无关，跟钢琴师和肖申克无关，跟冯小刚也无关。

电影围绕了一个富裕的河南家庭展开，开头几分钟，有点像《活着》和《白鹿原》的感觉，但紧接着，它就开始成为了《一九四二》。

那是一段多么惨痛的历史啊，人命如草菅，那么一大群人，走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了！

近年来，几乎每一部关于近代战争的电影都掺杂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这部电影也不例外。

但冈村宁次的一句话却让我几乎感谢日本人，他说，饥民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他用粮食收买了一些饥民，与中国军人做斗争。

在那个场景下，活着，确确实实成为了最重要的事情。

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入戏很深，几乎融入到了那个世界里，所以看到红着眼睛的野狗撕扯着路边死尸的时候，确实吓了一跳。

小说里似乎还提到了卖人，但小说里的卖人和电影里的卖人是不一样的。

电影里的人被买走，还能活命，哪怕是受尽耻辱的活着。

但小说里被卖掉的人，几乎全被吃掉了——没人愿意吃掉自己的家小，只好卖掉自己的家小，换来一丁点钱，去食用别人的妻儿。

——感谢冯小刚，没有拍出这么残忍的镜头，否则观众一定会做噩梦的。

我虽然是个喜欢亲近小动物的家伙，但远远没有苛刻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那样招人讨厌，尽管如此，看到地主的女儿为了给刚刚生完孩子的嫂子找口吃的，把逃荒路上坚持养下来的黑猫给人宰掉，并且平静的说“一会煮好了给我喝口汤”的时候，我那不值钱的眼泪还是不知不觉流下来了。

再次流泪，还是关于她，这个曾经的大家闺秀被人卖到妓院，服侍贪官，端着盆为他洗脚的时候，几次弯不下腰。

贪官说你把盆放下吧，她哭着说“爷，我吃的太饱，实在。

是蹲不下”——这个时候，许多观众不合时宜的笑了起来，不知道是他们太残忍，还是我过于入戏了。

而结尾那一段，几乎没有任何煽情的场景——除了最后徐帆和张默在茅草丛里换棉裤的时候响起了音乐——我的心里却一直在悲伤。

为那个时代的河南人，以及蒋介石。

他太不容易。

最后一次不知不觉的流下眼泪，是结尾时的字幕出现了“1949年，蒋介石战败，退踞台湾”。

我们都知道，《少年Pi的奇幻漂流》很好看，不过它和《一九四二》不属于一种类型。

在毫不犹豫的为前者打满五颗星的时候，真的有必要狠狠的给后者一个大差评吗？

固执与偏见是一张需要撕破的蒙脸纸，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细数一下，我们到底有多少次在没有探究真相的情况下让一种来源于别处的态度在自己心中先入为主？

这样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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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电影，云集了张国立、李雪健、冯远恒、陈道明、范伟、张涵予等等一众老戏骨，甚至请来了艾德里安·布洛迪（代表作《钢琴家》、奥斯卡影帝）和蒂姆·罗宾斯（代表作《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你很难不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甚至，它还是由冯小刚导演的。

就是这么一部可谓把能请的实力演员都请来的电影，在2012年上映的时候，遭遇了滑铁卢。

票房收入不及电影成本，口碑两极分化严重。

豆瓣评分一度跌倒了七分以下。

《一九四二》

十四一直坚信，好的电影永远不会被埋没。

这张堪称惊艳的海报，也足够是十四看这部片的理由。

到了现在，它的豆瓣评分来到了7.8。

《一九四二》并没有潸然泪下的剧情，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场景。

它比纪录片有趣，比商业片乏味。

若是硬要类比，可能与《活着》有些类似，只是一个讲的是人，一个讲的是历史。

01影片主要分为两条主线，两条支线。

第一条主线，是老东家（张国立 饰）作为封建地主，被抢粮烧家之后，成了灾民逃荒。

第二条主线，是以蒋介石（陈道明 饰）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灾情的应对。

在影片开篇，是一段操着河南口音的旁白：“我的故乡是河南，发生了一些吃的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

其实这个开篇充满着冯氏的黑色幽默，跟当下的现实无不契合。

明星分手离婚，甚至删个微博便可以占据热搜头条，万人热议。

四川将近2000万人受洪灾影响，却无人讨论。

冯小刚在看了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就深有感触：“二战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举世皆知，但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

”老东家是一名土财主，若非要加个定语，那就是一个心软，有点良心的土财主，和多数普通人一样。

当他儿子想要强上前来借粮的农妇花枝（徐帆 饰）的时候，老东家在门口叹了口气，骂道：“畜生。

”

很多人也许会质骂，都不进去阻止，那还叫有点良心？

这件事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

1942年河南旱灾，所有人都没有的吃，为了两升小米，很多人连家里的娃娃都能卖咯。

这借出去的粮食一定是有去无回了，弄一下的要求虽然在老东家看来无耻，但却也不好阻止。

在之后逃荒过程中，瞎鹿（冯远征 饰）想要卖女儿换取粮食的时候，老东家看不下去，盛了一碗小米送给瞎鹿。

在那种可以人吃人的境地，还能分一碗粮食，这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善良。

02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没有吐露一个脏字，却把国民政府骂的狗血淋头。

实在是高。

当灾民啃树皮，吃柴火的时候。

国民党的高官们正在胡吃海喝。

甚至，蒋介石的秘书还炫耀的说道：“现在委员长每顿饭减两个菜，以支持抗战大业。

”

当灾民在逃荒的路上被日军轰炸的时候，国民政府正在重庆进行对美国高官的欢送会演习。

冯小刚在影片中两条主线各自独立，互相穿插，却一点也不显得冲突。

反而这一幕幕相互之间的对比，不言自明。

在剧中，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 饰）算是国民党最接近灾民的一位高官。

当他想要向蒋介石报告灾情的时候，却被秘书一串串国际大事的气势给唬住，张不开嘴。

他知道灾情严重，但身居高位的他从未到灾区实地考察，他无法想象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这与「何不食肉糜」何其相似。

03在《一九四二》中有两条支线。

一条，是美国记者白修德（艾德里安·布洛迪 饰）孤身深入灾区，把灾情向世界公之于众。

白修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并且也正是他在《时代周刊》上关于河南旱情的报道，让中国人得以了解当时的惨状。

在影片中，这条支线则是为了进一步的讽刺国民政府。

白修德在河南用生命拍下了照片，想要向国民政府汇报反映情况，但是从河南回来后，没有人再敢见他。

直到他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宋美龄，联系上了蒋委员长，才安排到了十五分钟的见面机会。

当白修德展示了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时，蒋介石才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灾情，已经如此严重。

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中国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居然要一个美国记者来告诉最高领导人。

何其可笑。

另一条支线，是神父安西满（张涵予 饰）从一个深信上帝的传教士，在经历灾情后怀疑信仰。

安西满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当老东家被刁民洗劫一空，失去了儿子之后，安西满认为，这一切的恶果，都是因为老东家不信主。

但是，当他随着灾民一起逃荒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日军的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灾民。

在影片里，有这么一个细节——安西满在看到被炸弹碎片贯伤的小女孩，他先是用手试图堵住女孩血流不止的伤口。

发现没用。

之后，他颤颤巍巍的掏出圣经，压在了女孩的伤口上。

女孩呢？

还是死了。

上帝，主，在这一刻没有施展祂的法力。

安西满就像是一个逃兵，逃回了教堂。

他疑惑的向主教问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吗？

”主教回答：“不，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魔鬼干的。

”“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

如果斗不过魔鬼，信祂有什么用？

”

有人说，这两条支线是画蛇添足。

但十四认为，这两条支线正是点睛之笔。

冯小刚试图通过安西满，表达自己对于宗教的疑惑。

在天灾面前，上帝，银块，都没有一个馍馍好使。

在天灾面前，即使你是外国洋人，你是基督教徒，你是封建地主，都最终会变为同一个角色——灾民。

这让十四想到了今年的新冠疫情。

病毒不会因为你是富人，权者就区别对待。

天灾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渺小。

04《一九四二》中有许许多多可以讲述的情节。

范伟演的伙夫，李永健演的奸商……其中十四最喜欢两个场景和一个问题。

第一个场景，是老东家卖女。

军队来到城外的灾民堆里，以五升小米的价格换取妙龄少女，充当军妓。

老东家的女儿星星（王子文 饰），一个连男人都没碰过的十七岁女黄花大闺女自告奋勇想要卖身。

老东家斥责道：“从来只有我们买人，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卖人了？

”但是，当星星被选上的时候，老东家的表情按奈不住的喜悦——虽成了妓，但好歹能活下来，自己也有的吃了。

在这一段戏里，张国立展现出了他出神入化的演技。

先是欣喜，接着女儿对视之后，面露难堪与羞愧。

第二个场景，是结尾的时候，蒋介石与李培基的对话。

蒋介石与陈培基走在石桥之上。

蒋介石问道：“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

”“实际呢？

”“三百万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李培基希望蒋鼎文免除河南省三千万担军粮缴纳，用来赈灾。

蒋鼎文拒绝道：“如果要两个人同时饿死，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我们就要亡国。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十四思前想后，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这就像那道最是经典的电车难题，手心手背都是肉，军人是人，灾民也是人，这要怎么选？

李雪健老爷子被这句呛了半天，只能恼怒道："这一码不对一码！

“05其实，在拍《一九四二》之前，冯小刚就知道，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扑街。

冗长的叙事灾难片，既不是他拿手的冯氏喜剧，也不是符合市场的商业大片。

但是，冯小刚还是拍了。

虽然之后立即花了一个月赶拍了《私人订制》，来弥补华谊的损失。

在影片的结尾，故事的旁白戏谑的说道："这一九四二年的事，我早就忘了，你又写它，你图个啥？

“冯小刚图个啥？

十四不知道。

但十四觉得，有些历史，需要有人记住，需要有讲述。

它不该就这么被埋在角落，落了灰。

— END —微信公众号：十四十四期待你的关注。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

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

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

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

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

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

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

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

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

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

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

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

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

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

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

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

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

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

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

”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

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

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

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

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

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

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

《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

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

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

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

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冯宝在今年3月份之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导演，他拍的甲方乙方、非诚勿扰系列等电影很为群众或者说暴民们喜闻乐见。

虽然他的作品与电影奖项常常发生擦肩而过的遗憾事儿，但是以前的我坚信，凭借冯宝强大的观众缘和其本身的努力，他一定会拍出有一部甚至几部不仅票房爆仓，而且口碑超好，之后频频得到重量级奖项的作品出来。

3月份以后，我特么的发现，冯宝是特么的残酷的狂妄的令人心碎的道出了他的内心独白：“暴民！

暴民！

顺我者，通通都是民智已开的公民；逆我者，通通都是野蛮愚昧的暴民！

”读者们别以为我这段话是瞎掰栽赃，上半年冯宝在那件事的所作所为，就是这么的让我强烈的被迫的被传达到这种信息。

好吧，我是被暴民了！

“先做人，后做事”，这句话没有说错吧？

形象一点的解释就是，某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厨为你做了一道菜肴，味道很美味，你吃得很高兴，可是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你发现这位大厨有给每道他烧制的菜肴吐口水的习惯，当然你有足够的把握被吐过唾液的美味是不会给你身体上带来任何不利的因素，那么你还会尝试这位大厨的下一道菜吗？

另外，豆瓣要你删我贴，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你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