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终于开着自己的车“离家出走”了，不久之后“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迎来许多粉丝，苏敏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阿姨。

2024年9月，根据苏敏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Like A Rolling Stone）上映。

尽管苏敏本人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或许也没人料到《出走的决心》会打败一众影片，成为近年国产女性题材电影的最高分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功还包括了市场的认可，《出走的决心》同时也是继《芭比》（Barbie）、《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之后第一部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女性题材作品。

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在小视频和直播间里讲述的旅途见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大家理解阿姨，祝福阿姨，并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阿姨。

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把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出走之前，因此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持批评意见的观众认为影片强化了性别之战，夸大了出走的必要性。

正因为这些争议并不针对故事原型，才引出了理解这个出走故事的关键：当我们把李红再次讲述为“娜拉”时，这究竟是一个老故事还是一个新故事？

娜拉故事的讲述究竟是对解放的召唤，还是对困境的刻板展示？

一 “外婆娜拉”与近代家庭的崩解娜拉（Nora）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

危机之中娜拉选择伪造文书来救丈夫，但来年事发之后丈夫却反过来指责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投之以爱报之以羞辱让娜拉彻底明白了，自己不过是玩偶般的角色，为了“做一个人”，她最终选择放下孩子和丈夫，奋然出走。

这部本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通过易卜生的精妙笔法，让现实中的出走被回收为一种女性抗争的故事型——“娜拉”从此成为所有出走女性的西西弗斯式原点。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娜拉自然是新女性的象征。

但若回顾这一形象自引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又会发现娜拉故事的语境和召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在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娜拉，激发的是超越性别、阶级、族群与年龄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出现在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曾是召唤所有青年的普世新人。

也就是说，“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

当后者最终超越前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故事型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从大叙事到小故事的变化。

历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娜拉型新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大叙事的动员对象，她们的形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救娜拉、抗婚娜拉、志业娜拉、爱国娜拉等），给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能量和助力；但另一方面，大叙事之下的女性解放故事也是被阐释的对象，既存在诸多盲点，同时也依然要符合男性中心与父权规范的基本要求，一旦越轨就会成为被排挤和非难的对象（爱用洋货的摩登女子、好逸恶劳的机关花瓶等）。

这既说明了娜拉必须不断出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娜拉故事为何不再具有全面动员性：替娜拉讲故事还是讲述娜拉自己的故事，二者并不相同。

电影《出走的决心》对自身的定位显然是后者。

从苏敏到李红，首先是一种群像化的自述式改写。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两条时间线里的三代母女形象，各自遭遇的困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让李红的处境更有代入感，影片还去掉了原型故事中更刺痛的家暴经历和亲人怨恨。

这也映证了导演在采访中讲述的创作意图：“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

而从李红到娜拉，同时又是一种回溯式改写。

影片展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回忆中的李红如何从期望走向失望，一条是当下的李红如何陷入重复的困境，二者交织中反向提出“娜拉走前怎样”之问。

不断延宕的决心与迟来的愤怒，让这次出走显得有些不同，这是一次恪尽职守之后的出走，这不只是母亲的出走，更是外婆的出走。

在这个意义上，李红成为了新的娜拉故事型——“外婆娜拉”。

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是寻求最大公共性和代入感的简化写法，既然李红和孙大勇实际上都是复数的群像，为什么还会陷入性别对立之争呢？

一个直观的解释是，观感不同取决于代入痛苦还是代入指责，“李红”指向复数的女性困境——所有步入婚姻的女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家务、工作、生育与经济问题的纠葛中，“孙大勇”则指向个体行为——“他”没有代表性，“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出走？

也就是说，对话的错位之处就在于如何面对结构性困境。

对持否定意见的观众来说，问题总是具体的，并不存在总体性的性别困境。

更重要的是，影片带来的真正难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群像归纳是否准确，而是如何理解出走。

认为李红的遭遇“不至于”出走的观众，是想尝试为出走划定一条合理界线，而所有的合理性探讨最终又都指向出走的必要性。

但问题在于，探讨家庭问题不是比惨，更不是只有达到某种标准才有资格抱怨与行动。

解决家庭困境的终极目的是重新确立当代家庭的边界。

如果外部的社会结构已经从近代走向了当代，而内部的家庭结构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溃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李红的遭遇之所以让诸多观众产生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所经历的其实是典型的近代家庭困境。

“所谓‘近代家庭’，是把迄今为止在公共（共同体的）的互相协作下进行的育儿和护理的负担限制在家庭内部， 也就是通过‘私人化’的方式而成立。

”“这样的最小家庭， 在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把抚养的负担都扛下来， 并且这个负担在家庭中都落在一个成年女性（以妻子／母亲之名）的肩上……”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样“过载的方舟”从启航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未来的触礁和破裂。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出走的决心》的确创造了新的娜拉形象，但新娜拉遇到的仍然是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或者不走，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家庭怎么了？

为什么现实中的家庭不再能承担关于家的想象与期望了？

在李红已然完成了女儿、母亲、外婆三重职责的前提下，出走不是割裂与抛弃，而是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呼唤，在拆解现实家庭（艰难的离婚过程）与建立想象家庭（车友队、直播间和网上的“家人们”）的对比中，影片希望观众看到的、妈妈留给女儿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近代家庭的沉船魔咒。

换句话说，《出走的决心》要探讨的本就不是出走的必要性，而是必然性。

如果近代家庭必然崩解，那么我们期许中的当代家庭又该是什么样的？

上过大学、实现了嫁给爱情梦想的女儿也没有答案。

从外婆、妈妈到女儿，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扭结的精神困境。

除了李红要面对走与不走、什么时候走的纠结，女儿晓雪也同样在矛盾中挣扎：既要支持妈妈的独立，又需要妈妈的牺牲。

而这才是影片指向的真正困境，不是妈妈该不该走，该不该帮女儿，而是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通常只属于女性的条件命题？

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家庭仍然满怀期待。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迎来新的分工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里，不是只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个体在承受痛苦。

二“减速异化”与承认的悖论作为关键词的“出走”让李红和娜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显性关联，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理当如此的叙事是否又成了另一种未经省思的类型概括，我们是否还有在娜拉之外理解出走的可能？

在成为出走的娜拉之前，李红更像是“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里，阿尔兹海默症击碎了父亲对人生叙事的掌控，时间碎裂为情感迷宫，亲人远去，老人退回小孩。

当父亲哭着说“我感觉好像正在失去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干、风和雨”时，所有观众都为之悲戚，镜头摇向窗外慢慢拉远，空镜里的寂寥是人生终将衰亡与退行的隐喻。

但困在时间里的母亲是另一种修辞，这里的时间困境不是碎片而是循环。

在离家之前，李红始终困在时间里，每当以为一段苦旅终于要结束了，新一轮的重复又再开始。

少女李红为了扶持家庭，被迫放弃考大学，成为用工资养家的女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憧憬未来的爱人和自己的家。

但这样的愿望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慢慢落空，于是她开始为女儿忍让，把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权利统统让渡给她，等女儿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家庭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但这样的愿望在女儿幸福地迎来宝宝之后再次落空，于是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和孙子再次忍受，直到不能承受的一刻最终来临。

“史诗”的意义也在这里，这个21世纪的家庭故事竟然和20世纪革命小说、19世纪大众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困境并无太大不同——在父权和夫权的竞争中，女性仍然没有退路。

“56岁阿姨”的出走之所以显得特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在这里至关重要。

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基本论述时，却忽略了近代父权制与核心家庭对女性的反向塑造。

与世界加速异化相反，困在家庭里的女性遭遇的是限定场域的“减速异化”——把女性的个体发展和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对立位置，就好比强行将其从社会时间中剥离，退回到家庭时间的尺度，好像只有如此划分时区，才能让她无所挂碍地稳定嵌入循环中。

当女性的微观时间与时代的宏观时间出现明显偏移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妻子时间/母亲时间”拔高为一种毋庸置疑也无需论证的“神圣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再见爱人4》里被网友痛骂控制欲过强、精神分裂的“可怕”家庭主妇麦琳，与二十多年前外出寻找出路又最终退回家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刘小样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神圣时间”后遗症的一体两面，或者彻底失去“自我”，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

而她们留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则是：出走虽然艰难，但讲述出走、理解出走并不难；不出走虽然简单，但理解日常生活困境却并不容易。

加速人人皆可共情，减速令人疲倦厌弃。

如果家庭是一个减速空间，那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完全认同这里的时空逻辑，否则就会遭遇强烈的脱嵌感。

从外婆的无条件认同，到妈妈的无奈与觉醒，再到女儿在调整时空主导权时遭遇的挫折，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的调整从来不是哪个家庭所面对的单一事件，而是需要代际接力才能改写的“史诗”。

另一方面，也再次表明婚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伴侣的好坏——“孙大勇”也没那么坏，“徐晓阳”已经很好了，李行亮还不够好吗——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部）“家庭”和（外部）“市场”的冲突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

看似完全不同类型的《坠落的审判》实际上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母亲故事：家庭结构中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位置，谁占据这个位置谁就会在伟大的牺牲中变得“歇斯底里”。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对出走的批判。

认为影片刻意回避了对家庭温馨的展示，质疑出走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期待一份“归家的勇气”，这些观感当然并非刻意误读，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其实是“过下去的决心”。

前面已经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走不是必要而是必然，这里再从个体的角度做进一步补充。

影片以李红为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遭遇的“承认困境”，无论是考大学、结婚、离婚、买车，还是抑郁症的确诊与治疗，李红都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承认过，人生总是事与愿违。

于是出走在这里就有了第二重含义，离开只是为了被承认与被看见。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女性代表的苏敏/李红的出走，与电视剧《问心》中作为精英女性代表的方竹清的出走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心离开”，实际上不过是把离家作为“做一个人”的最后退路。

不同之处在于，早早离家的方竹清有充足的时间重塑人生，而李红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这也恰是这个“外婆娜拉”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李红不是爽文大女主，她仍旧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她在公共话语中被重新看见了。

所谓出走，不过是“为承认而斗争”。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出走的决心》是否真的让女性变得可见了？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完全在女性凝视中完成的影片，影片的叙述主体（李红）和凝视主体（李红、尹丽川和女性观众）在各自生命体验的融合中，建构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高度统一的‘女性凝视’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凝视的较量是不对等的，所有对李红的特写展示都是高光的、饱含激情的，而反打中的丈夫孙大勇则是中全景中瑟缩的、色厉内荏的形象”。

此外，影片还通过声音来强化了这种对比。

伴随李红的是家务空间中的种种水声（细碎的流水声，洗衣机水管声，厨房水龙头声，衣服滴水声），而孙大勇所发出的则是宣告权力的敲击声（玻璃敲击声，乒乓球撞击声），“这种声音对比的处理在影片中不止出现一次，既形象又准确地复现了女性所处家庭空间的‘声场’——女性的声场小，但是遍布角落，男性的声场大，却不一定有效。

”也就是说，影片的确有意识地展示了这种对比。

但问题在于，在影像语言与权力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承认与肯定女性的行动是否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凝视”呢？

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劳拉·穆尔维也始终在被追问这个问题。

在最近一次回顾中穆尔维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我看来，简单的角色倒转通常是有问题的——将一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换成其对立面，只会使围绕权力和支配的制度永久化。

我考虑转向另一种思路，借助神话、民间故事甚至女侦探的形象，将女性的观看方式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一种用心灵之眼去想去看的渴望。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化，压抑了观看中的欲望元素。

但另一方面，好奇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解码，用陌生化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事物。

”虽然这听起来仍然很模糊，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一方面，虽然性别差异无可否认，但无论是“性别互换”的指责还是“性转”的想象，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是对深入理解差异的回避，不改变权力结构的转换，只能是厌女症的重复和强化；另一方面，要理解性别化的观看机制，对其进行结构颠覆，则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并不断反思。

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发现新视角，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亟需的——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2023年女性观众占比已经攀升至58%，25-29岁女性主力群体占比提升，30岁及以上成熟女性连年上涨。

新的观众结构需要新的故事。

与此同时，改变也意味着冒犯，在不同领域里，性别议题都被指认为是撕裂公共空间的“罪魁祸首”。

但这就是女性电影的使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

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指南，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洞的立场，对于任何人来说，形成性别意识都是一个缓慢的具身学习过程。

演员咏梅提到自己是通过“咏读计划”才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的，导演尹丽川也描述了自己从刻意回避女性主义到重新理解女性的变化过程。

女性主义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边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边与自身的厌女症作斗争罢了。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2024.9/10月刊

从电影一开始李红扔掉ETC卡的画外音开始，我的眼泪就没停过，李红要去成都参加同学会不能成行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父亲以长女为由要求她承担养家之责而被迫放弃高考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丈夫每一次的恶言相向伤害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举刀自残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和母亲因为要求弟弟还两万劳务费时的对话让我落泪，女儿晓雪深陷婚姻剥削时的场景我也在落泪，李红终于决定出走以及她在大山大河间自由行的时候我还在落泪，最后苏敏阿姨的自驾游镜头（虽然很多在她的账号下都看过）依然让我落泪。

是心疼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也是为剧中的角色以及为现实中的苏敏阿姨觉得开心眼泪。

这部电影是我认为从民国有电影产业到现在、以及在未来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可以排在top5的电影。

从李红的妈妈、到李红、到李红的女儿晓雪，女人在男权社会借以剥削女人的婚姻制度里不断重复上一代女人的悲剧人生。

李红的爸爸弄到一尾活鱼让李红处理，李红说不会处理（我觉得她是不愿杀鱼），父亲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杀鱼而是使唤李红的母亲，李红的丈夫钓到一条大鱼在李红不愿杀鱼的情况下（也没有其她女人可以供他使唤）逼迫李红杀鱼，这是一个轮回。

李红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她弟弟而牺牲了李红的前途和利益，李红问了两次“我不是你的闺女吗”，李红的母亲也有同样被重男轻女的故事，李红的外婆给自己儿子吃白面馒头给女儿吃窝头（还是粗粮馒头，有点记不清了），只是李红的妈妈从来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李红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她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公平。

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甚至包括大多出现在画外音的在成都的李红的女同学们，都被困在家庭和育儿上，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还要接着在养育孩子的孩子，而男的就只会出一张嘴（李红的父亲、丈夫以及晓雪的丈夫）。

没有一个家庭不是男权家庭，家庭里的女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开始加入这套男权压迫剥削女性的系统，李红的妈妈身为女性依然重男轻女，李红的女儿身为女性依然觉得剥削母亲为自己育儿是理所应当的（她最应该的是让丈夫参与育儿）。

李红自己也一直在洗脑自己，等到了下一个节点就离开这个家庭。

电影里特别讽刺的是李红学车考驾照那段，所有的人提起这件事，都认为老年妇女学车就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有人会认为老头考驾照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吗？

李红能够出走不是被逼到那个份上了，她是经过了多年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或许她都要放弃走上自驾游的道路了，但是马婕的那句“你还能走吗”是真的刺激到了她。

难道真的要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而没有自我吗？

最后那场爆发戏真的是太精彩了，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踩下了油门。

对李红而言，出走的决心，其实是她女权意识的觉醒，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在很多场景下李红都有不同面向的女权意识觉醒，比如撕破脸跟弟弟要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亲人以“都是一家人”为名白白占用自己的劳动力，比如她两次问父母“我不是你的闺女吗”，她不觉得重男轻女是合理的，最后李红的出走其实是对自己人生的掌权，是自己作为女人开始反抗婚姻家庭对自己的剥削以及女人要以家庭儿女为重这种陈腐的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

电影里以李红的出走作为结局，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苏敏阿姨终于要离婚了，而且她在和咏梅的对谈中对爱情和婚姻看的也很透彻，她不期待爱情也不愿意再伺候男人，就冲着这点，她今后的日子就不会苦。

短评区有人说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个观点我持反对态度。

女性就是一种生理性别，失权才是处境，男权社会下，男人永远不可能被放置在女性的处境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男人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生育工具，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不要用处境来消解女性的苦难。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1]杨有楠.短视频中城市全职妈妈的自我再现研究[J].东南传播,2024,(01):59-63.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4.01.002.[2]“生”还是“升”？

职场女性困境仍待解[J] 财新ESG30,2023.05.16 [3]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09[4]沙尼·奥加德.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M].理想国:2021.09[5]帕梅拉·斯通, 梅格·拉夫乔伊.进退之间: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0.01[6]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02[7]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06[8]乔安·S.卢布林.职场妈妈别自责：与超能女性对话[M]中译出版社:2022.07[9]贝恩x史宾沙,《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白皮书：在中国仅有不到1/5的高管是女性，2023.03.08[10]Collins C.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c 31.[11]Jan M. Olsen. Swedes take a new step in parental leave. Grandparents can now get paid to take care of grandkids. APNews; 2024 July 2.[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非常用心的改编，不是张桂梅校长电影版那样的消费真人经历又不去尊重还原，这部做得非常、非常好，是有在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做“改编自真人经历”的电影，去挖掘她的人生一个个重要节点，让观众亲眼看着一个前程似锦的女孩怎么一点点被悄无声息地摧折、湮没到发不出自己的声息。

只差一点点，她的命运就要继续和无数沉默而隐忍的同类一样，勤勤恳恳一辈子，困守在家庭这个小单位里，付出大量的辛苦，地位却轻飘飘得像一张脏了烂了就被扔掉的餐巾纸。

同时又完全不沉闷，电影比起文艺片更接近商业片，受众是女性的商业片。

叙事节奏很快，因为着眼的都是生活里很细小的事情，一个普通人的人生，那些生活里见惯了的或总能听到的常见的事情，在观众感到不耐烦之前这次事件就已经清晰地呈现清楚了，然后干脆利落换下一场。

完全没有冗长或者不断纠缠在家长里短。

然后又提供了非常多情绪爆发的点，很多场吵架戏是我特别喜欢的，把那些想说的话在生活中可能没法一口气说完的话，全部说出来、问出来、说个痛快。

展示了很多李红丈夫的“正常”表现，镜头总是对准他的脸，一句句就像是把隐藏在家庭温馨外壳下的疮污戳烂了给人看，给你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有些人的所作所为，只要能够原原本本地公开在阳光下，就已经算得上对他的处刑了。

在小家庭内部可以运行良好的一套逻辑，放到大庭广众之下一看，很难不察觉，这是一套怎样狗屁不通的说辞。

女儿晓雪的塑造很复杂，中间立场也经过几番转变，电影还稍微带了一下她去面试遇到的糟污，这又是另一摊更庞大也更污浊的混沌。

其实看着也挺可笑的，晓雪因为要照顾孩子频繁请假而失业，为了新工作顺利转正而要求母亲不能出走。

这是社会的失职，无法照顾一个需要带孩子的女职员，没能创造出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把压力给到单独的个体。

于是这个母亲只能把这份不公转移，把压迫施加给她自己的母亲，这个家庭里最勤劳也最软弱（善良）的人。

但我还是很难不感到伤心。

那一代女性要过许多年才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你本来能够成为大学生，你本来应该获得整个家族的资源倾斜，你本来应该被所有家庭成员不惜全力地托举，乘着时代的风不断往上，送上青云。

去看更广阔的天地，提早三十年，四十年，实现你的梦想。

不要说我的话是幻想，是自私，是滑稽的梦话。

因为千百年来享受这种举家之力托举的，从来不在少数。

只是上桌的从来没有姐姐，没有家庭里的女儿们。

出走的决心可以算是当下的一个爽文故事。

但是在男性理所当然要求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时候，一个女人只要能够走出家庭，开着自己买的车去外面看风景，自由自在地生活，就已经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从这点来说，女人真是无害极了。

她所收回的是自己过去无偿的付出，即便是这样，一个奴隶想要挺直腰背做人，就足以激起无数的警惕和不快。

仙品公号【暗的光】，欢迎大家有幸能够邀请到苏敏女士来到厦门与大家见面，这个机会属实难得。

同时也感谢参加观影的180位影迷，你们的掌声得以让苏敏阿姨更加自信。

或许很多人总将“离开”挂在嘴边，但付诸行动的人少之又少，《出走的决心》则将“离开”的前因后果展现出来，想必大家也从影片内容/苏敏阿姨的经历中会想到了某段自身经历，得以反思，获得力量。

映后交流暗的光整理了9月21日当晚的映后分享内容，可供大家细细品味：主持人：阿姨首次“出发”的时间是2020年9月，距如今也满四周年了。

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拍摄和剪辑的视频在大银幕播放，加上这四年的经历，有什么想法跟感受想跟现场的朋友们分享？

苏敏阿姨：其实今天看到影院播放我的Vlog最直观的感受还是当初的拍摄剪辑太粗糙了，因为当初我还在学习和进步的阶段，但纵然如此我还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现在回头看虽然剪辑不好但主题非常好，起码这个视频道出了我“出走”的心声以及记录了我在外面过的第一个春节，当初的内心是期盼与忐忑交杂，这是我的过去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以及新的出发点。

其实在Vlog上也能看到我的很多“困境”，例如我嘴巴上火起泡等等，我生活中不怎么捯饬自己，我也想记录我的真实生活，想告诉大家无论如何我都坚持向前看，坚持将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

苏敏阿姨的youtube主持人：能看得出苏敏阿姨对自己非常有要求，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能够从视频里面感受到阿姨出走的决心，还有她的力量。

影迷提问：谢谢苏敏阿姨今天能来到这个现场，我看完这个影片以后感觉非常触动。

影片取名《出走的决心》，请问您是如何迈出出走的第一步的？

苏敏阿姨：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问过，这个决定有多面性，并不是单一因素导致我“出走”。

《出走的决心》这部电影还原度相当高，可以说是它的 80% 都体现了我原本的生活状态，大家可以从影片中可以感受到她的压抑、窒息，感受到她在出走前的内心的困惑，以及想走但走不掉的压抑和憋闷。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出走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车。

大家从影片里可以看到我的车是当时我的女儿给我首付3万块钱、我自己在超市打工，还有我的退休工资以及分期付款，还只是买的这一辆小车。

这辆车我开了一年后我就回去照顾怀孕的女儿，导致我没办法开车，车子就闲置了，紧接着她爸爸就将车子占为己有，占为己有的片段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为了这辆车她爸爸没有出一分钱，而且当初买车的时候他说：“我又不开，我为什么要给你出钱？

”后来开车的时候她爸爸又说：“你这个车长期不开放，要放坏的，所以我开还是为你保养车的。

”于是后来我们经常吵架的原因就是因为这辆车，我们吵了N次架，我想着他平常开也就算了，节假日也不把车给我开，所以说后来我就想走，把这个车开走，不让他开。

第二个原因：自身状况。

我刚“出走”的时候我的身体状态是不太好的，大家在影片中看到的抑郁症以及自杀倾向其实都是真的，我现在身上的伤疤依然在，包括手上的伤疤依然很清晰，而且非常长。

胸口三刀的伤疤直到现在每逢阴雨天它还会痒，我还会把它抓烂的。

我真的想离开那个家，不想过曾经那种生活，我想寻找一个适合我的生活方式。

再一个就是那个时间如果我没有决定离开家，我现在可能在医院，也可能在其他地方，我不敢肯定我现在能不能还活在世上，所以我必须要出走。

现在很多人都说，“阿姨我也想像你一样去旅行，但是家人离不开我”，大家都有很多的不舍和牵挂，我不舍谁？

我做到了自认为不亏欠任何家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必须要走了，我再不走的话我真的就是像电影说的“我就出不去了”。

所以说很多原因决定了我的出走。

绝美背拍影迷提问：苏敏阿姨看到影片中咏梅老师拿着刀刺向自己的时候，您第一次看到那个画面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苏敏阿姨：我泪流满面，我感觉我又回到了那一天，我感觉我的伤口在痛。

但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当时是没有痛感的。

你们知道人在绝望到底的时候人会失去痛感吗？

记得当初那三刀整得我全身都是血，但我没有一点痛感，甚至医生给我缝针的时候我都没有痛感，医生在说我不用打麻药的时候我老公还在边上说：“她有病”，事件就跟电影里展现的一样。

主持人：那还好，苏敏阿姨出走了，阿姨看到了更多的风景。

伤口已经是过去式了。

影迷提问：您对于同样想要追求这种自我价值和人生梦想，以及可能会面临跟您曾经相似困境的年轻人，您有什么鼓励或建议呢？

苏敏阿姨：我认为大家想去摆脱现在的困境，其实不一定非要去旅行。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看电影有一种“照镜子”的感觉，我多多少少可能会“入镜”，会在这个影片里面找到我曾经生活的身影。

影片内容它不是个例，它不是我自己的生活写照，其实是很多和我一样的姐妹们的生活写照。

*阿姨的“高光时刻”*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电影绝对没有对男同胞有歧视，希望男同胞们不要对号入座。

我不愿意带给大家一种日子过不下去就要出走的观念，很多家庭都有挽救的空间。

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电影的男主角那样，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男同胞，他们知道关爱自己的妻子，关爱家庭，为家庭付出他们的所有。

刚才有女生问我如何下定决心出走的，对于影片展现的内容来说：外面的生活充满了未知，她出去了以后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外面的生活，她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她也不知道在外面会怎么样，所以但凡家庭给她一定的爱，她都不会出走，她之所以出走是因为这个家已经没有爱了。

我有什么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的呢？

我认为一段婚姻走下来不容易，咱们能够挽救的就要去挽救。

电影也是也想让男同胞感觉到女人真的很不容易，希望他们多给我们一点关爱，这个家庭的爱是需要呵护的，是需要双方用爱去奔赴的，并不是要一个人无止境的爱，一个人无止境的索取，这样在这件事情上永远达不到平衡，永远不会构成美满的家庭。

所以当家庭有挽救的空间，希望大家要珍惜眼前人；如果你真的感觉到你们两个确实是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可挽救的，那么大家放各自一条生路，大家各自安好就好。

因为人生很长，它不只有这几天，它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段路，也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

也是希望大家首先要爱自己，能够好好地爱自己，就是过好自己剩下来的每一天，过好余生就好。

（现场掌声，噼里啪啦）

苏敏阿姨啊在认真回答影迷朋友的问题主持人：电影它只是让大家看到了一个世界的切面，我们可以在银幕上面看到超级英雄，也可以看到像苏敏阿姨这样千千万万个为家庭付出的母亲。

影迷朋友：苏敏阿姨跟您前夫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

《出走的决心》上映后他是否有行动上或思想上的改变呢？

苏敏阿姨：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出走的决心》上映后我还没有回家过，我一直在路上，所以没有跟他见面过，自然也不清楚他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但是最起码我知道他仍旧是没有行动的，因为他没有给我打电话。

但我们确实分开了，现在仍在离婚冷静期，所以现在说前夫已经不为过了，所以对于他的问题我现在也不想去了解。

影迷朋友：如果有时光机能让您回到过去，您会对当初的苏敏说些什么？

苏敏阿姨：可能我没办法给她说什么，因为生活没有如果，过去我们是不可能选择的，因为我回到了曾经的年代，那个年代的社会背景、家庭背景依然是那样，不会有什么改变。

况且你要知道每个人的选择在当时来说都是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

你因为当时有社会背景在那摆着，有家庭背景在那摆着，你依然会选择同样的道路去走。

因为当时对你来说，你的选择已经是你的最优选择了。

所以你要说回去跟她说一句话，如果真能倒回去的话，那我就跟她说：你要认真对待婚姻，不要为了逃离原生家庭而匆忙的结婚，一定要互相了解，知道他真的爱你，知道他心中有你，知道他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那么你再去跟他结婚。

但是人生真的没有如果。

主持人：现在苏敏阿姨的人生也很精彩，看了那么多风景，一直在路上。

影迷朋友：我认为我小时候被“保护”的太好，导致我真的很懒，看完电影之后我很触动。

现如今很多独生子女没有经历过痛苦的环境，那对于我们这种还有想要再努力，或者想摇摆，或者碰到各种阻碍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未来人生的时候，您会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呢？

苏敏阿姨：这个问题非常尖锐，我想给大家分享我昨天的真实经历：我昨天遇到了三个大男生并和他们谈了很久。

我从谈话里得知现在的年轻人真的很优秀，因为他们都知道对家要付出什么。

当时就是有一个男生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在我谈恋爱的时间，我不是把她当成女朋友，我首先是把她当成我的家人，我把她当着亲人去谈的，我是奔着结婚去的，所以当我决定要和眼前的人度过一辈子的时间，我已经把她当成了家人，所以我会加倍的呵护她，我会对她很好，去爱护她。

我就感觉现在的男生真的很优秀。

你看他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他都知道要把女朋友当家人对待。

但是像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很多男人结婚了以后都不知道要把妻子当做家人去对待，他感觉你就是一个家里的免费保姆似的。

虽说现在的年轻人被保护得很好，但是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大家也逐渐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

逐渐知道该怎样去为对方分担困难，也彼此会为了家庭去共同努力。

可能我们在将来这些女性不管是独立也好，爱自己也好，不管是在生活上、社会上、职场上，我相信都有一个很大的飞跃，希望现在的年轻朋友们一旦找到那个爱你的人，你一定要也要把你的心都交给他/她，不要草率，不要冲动，不要为结婚而结婚，也不要为催婚而结婚，一定要慎重对待婚姻这样我们的将来才能过得更幸福更好。

影迷朋友：关于“娜拉出走”您给出了一个较为现代版的充满可能性的答复。

我还想问您做出最终决定之后旅途路上的心态是如何的？

这一路上真正让您觉得开心的部分，让您觉得比较困难的部分，想听到您更多的分享，谢谢。

苏敏阿姨：谢谢你的提问，之前“娜拉出走”之所以没有走出去，最后也是不了而了之，是因为社会环境走不出去，但是我们现在不同了，我们现在能走出去，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环境多好呀。

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在这个好的时代里我们才能勇敢去做自己。

要是时代不好了，你能敢说你勇敢的做自己吗？

你不敢。

这么看下来其实是时代赋予了我这个出走的成功。

还有就是你说想让我分享一下路上的一些点点滴滴，其实在路上大家会想到很多，但是想到最多的可能是“很多人走不出来”，想到最多的是“你经过重重困难以后你看到的是什么”，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心中想要看到什么”，我认为这个非常重要。

假如说你想“出走”但你没有目标，你不知道你想要找寻什么，你会很迷茫，你可能走不了不几天就回去了，因为你没有目标，所以出来了以后其实我的心境是有很大的变化，但唯一不变的一点是我的决心，因为当时我出来了之后我就说不管遇到任何困难，我都会坚定的往前走，因为我相信我的美好生活就是在路上。

影迷提问：现在阿姨想（自驾）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苏敏阿姨：我这个人不会提前做攻略，假如我现在在银川，准备去新疆，这时候我会找攻略去游玩上次没有玩过的地方。

我对厦门的景点还是较为陌生的，我要了解的话除了美景还有美食，其实我的旅行不单是美景，美食也是重要的一部分，我是个吃货。

最后为自己活一回，什么时候都不晚！

它应该在商场、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大屏上、医院的滚动屏幕上、民政局的大厅里循环播放，在小学、中学的生理卫生课上，在大学的开学第一课上给学生免费播放。

让所有人，尤其是对爱情婚姻充满幻想的女人清楚地意识到，你所憧憬走进的生活，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真相。

很多女生到现在还天真地认为，婚姻就是恋爱的延续，是一个男人呵护我爱我，我给他生下我们爱情的结晶，他就会一辈子珍惜我对我好。

别做梦了，婚姻不是这样。

婚姻里充斥着大量被默认为归属给女性的免费劳动，包括但不限于家务劳动、家庭必需品的采购、家庭开销的平衡、生育下一代、抚养&教育孩子健康成长、孝顺公婆……等等等等。

很多你以为是两个人搭伙干的事，实际上都是女人在负担绝大部分的工作，男人往家里拿点家用，偶尔哄哄孩子玩玩，那就算是不错的男人了。

如果他再有个婚前买了房给了彩礼的“壮举”，那么更是一辈子都觉得女人占了他的便宜，应该乖乖地在家当牛做马了。

你们发现了吗？

很多对女性来说重大到足以影响一生的事件，对女性都是遮遮掩掩、骗骗赖赖的，没有亲身感受过的女性，完全不知道其中真相如何。

比如性生活，比如生育，比如婚姻。

“过来人”绝口不提里面隐藏的疼痛、危险，对女性身体的伤害，劳动的剥削，心理的压力，只是含含混混地用一句“别的女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来骗你上套。

反正你只要踏进来了，这辈子就很难再抽身了。

绝大部分女性，即便已经识破了这场盛大骗局的真相，也不会拥有“出走的决心”，她们甚至还会劝自己的女儿到年龄也赶快找个人嫁了。

因为她们不知道，女性的人生在结婚生子之外，还有别的选项，她们只会把自己的境遇归结为没有遇到好男人。

潜台词是，她们相信只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女性的婚姻困境就会迎刃而解。

《出走的决心》当然在我看来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经典作品，在技法上它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最好的地方在于没有把原型故事奇观化，没有将之作为个案去呈现，它展现的是最广大的女性困境。

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遇到一个不算坏的男人，为什么还能把婚姻过成恐怖片？

《出走的决心》其实拍得非常克制，很多可以被放大煽情的地方，导演尹丽川都放弃掉了，尤其是原型人物苏敏阿姨在家中还遭受过家暴，但是导演都没有拍。

她在首映式上说了，想用电影中的李红，展现更普遍的、常见的女性生活，她们即便没有遭受到极端的困境，光是那些细水流深的日常，就足以令人窒息了。

影片中姜武扮演的孙大勇，没有家暴的行为，他「只不过」是下雨天不给李红打伞，李红给他做了爱吃的菜他习以为常，李红眼睛里进东西了他毫不在意，用训狗式的举动敲窗传达他的“指令”，他不赌不嫖没出轨，在很多男性观众眼里已经算得上是好男人的标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李红的「矫情」。

“你们女人还想咋的？

很多男人都像孙大勇那样不擅于表达感情，他又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有什么忍不了的？

”我围观影片上映这几天男性观众们的破防，无外乎表达的就是这样的观点。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父亲甚至是他们自己在婚姻里都是这么个表现，或者还不如电影里那俩男的呢，如果女人都像李红那样受不了跑了，这个世界岂不是乱了套？

△这位打两星的男性观众，看到了外婆和妈妈都面对过相似的处境，把她们的反抗说成“折腾”，认为出走是简单的“招”，没让他眼前一亮。

影片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红开车出来很长时间，接到来自孙大勇的第一个电话，她还有着一丝期待，想着这个男人会不会有一点关心她，结果他说车上的etc卡绑的是他的银行卡，她用了81块钱。

她转给他81块钱，然后把etc卡拔下来扔得远远的。

人是情感的动物，需要同类的关心和认可，苏敏阿姨说她在夜晚露宿大家为了她的安全把她的小车围在其他房车的中央，这是她期盼已久却从未从丈夫那里得到过的东西。

她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给点吃的就任劳任怨拉磨的驴。

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细节还不懂她为什么要出走，那只能看作是既得利益者的傲慢。

最搞笑的，就是有男观众说，如果性转一下，李红是个男的，住在他老婆的房子里，自己就做点家务，老了突然说受不了了，不管家里人就出去自驾游，那么还不被骂成是抛妻弃子？

我对这样的“性转”简直嗤之以鼻，这还用得着性转吗？

为什么都说女性是在丧偶式育儿，这不是因为进入婚姻之后的男人跟死了没分别？

明明人在这个家里，但是基本不承担家务和育儿的劳动，生孩子就贡献一哆嗦，到时候还要像影片里的女婿一样，把女儿失去工作在家照顾孩子说成是“在家歇着”。

如果“在家歇着”真这么爽，男人早就天天在家歇着让女人出去工作了。

男人不必拥有“出走的决心”，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被家庭被孩子束缚过自己的人生，他们从来没有在婚姻生活中感受到那么多的无助和失权。

他们可以因为工作忽略家庭，也可以因为追求梦想忽略家庭，但是不会有人嘴他们抛妻弃子不负责任，还会歌颂他们公而忘私或者“男人至死是少年”。

但是很明显，女性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绝大部分人绕来绕去就是想表达女性要为家庭付出更多。

既得利益者当然不理解奴隶的痛苦了，或者说他们清楚也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否则奴隶们都觉醒了反抗了，他们上哪儿剥削人去啊？

当然，男性观众反驳的诸多理由，并不都是垃圾话，有些对女性来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比如他们很喜欢挂在嘴上的好人坏人论，孙大勇在他们的价值观里不算坏男人，甚至还算是个好男人，居然敢娶扶弟魔家庭里的女儿，这么伟大的男人，你个李红还敢挑三拣四，你这个坏女人，把别的女人都给教坏了！

这几天被热议的另一部作品《凡人歌》里的沈磊和谢美蓝这一对面对的舆论环境也是如此，丈夫沈磊被认为是踏实的好男人，在京的公务员，月入8千，稳定有面儿，妻子谢美蓝月入2万投行精英又如何，不是体制内就低人一等。

谢美蓝一开始也是好女人，不要房子车子彩礼就和沈磊裸婚了，两人租住在小蜗居里，房租和日常开销由谢美蓝负责，沈磊的工资全存起来，他的说法是用来应对大事儿。

之后许多年，两人生活条件一直没改善，房子买不起，谢美蓝想买个车沈磊也不同意，后来终于遇到大事儿，谢美蓝的母亲患上癌症，他俩房子太小没法接母亲来照顾，钱不够错过了靶向药的黄金治疗时间。

就连谢美蓝求沈磊和他们领导走动走动帮母亲解决个床位，大公无私的沈磊都拒绝了，他可以在单位无条件做好事帮别人加班，但是拒绝欠别人任何人情。

谢美蓝母亲去世成为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谢美蓝离开了沈磊，转投霸总怀抱，一个典型的被金钱诱惑变坏的女性工具人就这么塑造完毕了。

但是现在，人们总算不再一窝蜂地骂谢美蓝了。

无论是李红还是谢美蓝，都是典型的好女人，为什么一个「利他」的好女人，在嫁给一个男性口中的「好男人」之后，最终都生出了出走的决心，变成了抛夫弃子的坏女人？

很显然，父权社会对于好男人坏男人，好女人坏女人的标准并不是统一的，而是格外双标的。

父权社会并不奖励好男人，或者说并不像赞扬、鼓励好女人那样同样赞扬鼓励好男人，那些真心爱护妻子，承担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的男人，不出去乱来的好男人，在男性内部并不受欢迎，更得不到尊重。

男性会讥笑、调侃这些好男人是怕老婆的妻管严，没有男性气概，如果这些好男人不参与他们内部的猎艳买春行为，不和他们造女性的黄谣，他们就会用各种方法威逼利诱好男人加入，成为他们的一员。

因为他们深知，好男人的存在会拉高男人的评价标准，如果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占了多数，目前的舆论场就不会有男人不嫖不赌不出轨不家暴就算好男人的宽容环境了。

所以，他们在舆论上打压好男人，却习惯性地结成攻守同盟，为那些残忍伤害女友妻子的坏男人找借口，说他们是“老实人”，进一步降低好男人的标准。

与此同时，好女人的标准却越来越高，既要赚钱养家，又要貌美如花，出得厅堂入得厨房，要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生儿子，将儿子养育成龙，孝顺父母，体贴丈夫，最好就是不让丈夫操一点家里的心。

而坏女人的标准越来越低，敢要彩礼敢对男人挑三拣四的那就是坏女人，不想结婚不生孩子的也是坏女人。

△为什么一个为家庭奉献了大半生的女人想要出去走走，也变成了要被口诛笔伐的大罪？

她的前夫没了她能死吗？

他们需要女性成为「利他」的好女人，而不是「利己」的坏女人，因为这将最大程度地保障男性的利益，而男性如果都是「利她」的好男人，则会损害「利己」的坏男人的利益。

所以我们需要多多鼓励一些父权制标准之下的坏女人，因为有她们的存在，我们女性的生活才能多一点喘息的空间。

我更懒得对那些坏女人扔石头表忠心，因为你我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扔石头的坏女人。

生活在一个对好男人要求无限低，对好女人要求无限高的社会，才是女性最大的噩梦。

我是一个经常去影院并且爱看国产片的人，这几年凡是质量比较高的基本都看过，无论商业或文艺。

观影结束后，仔细想了想，并翻了翻观影记录，可以确认了，这是自2020年中国女性主义觉醒元年以来最好的女性主义电影。

纵向来看，上世纪的《女人，四十》《人·鬼·情》高度有点太高，且非常具有艺术性，难以比较。

横向来看，国外的《芭比》用玩具真人化来表现女性觉醒；《老娘与海》特鲁迪在一百多年前用自身实力来捍卫女性尊严；邵导说《爱情神话》并不是女性主义电影；其余女性题材影片或主题先行为其质量堪忧，或现实性完成度不够好，抑或与真人事迹核心观念发生偏颇。

当然也有一部较好的《热辣滚烫》，这个后面会谈到。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这也是与很多优秀女性主义电影所不同的一方面。

影片中的事件与我们没有代差，此时正在千万个家庭中上演，影片没有对苏敏（片中的李红）上升到什么高度，甚至可以不谈“女性主义”这四个字，只是复刻了现实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而已，就足够令人共鸣和愤怒。

三代女性，一代一代受困。

少年时为了家庭，好成绩没得去上大学，她的母亲也是在这样一种被歧视、重男轻女的环境中过来的，本应是最理解最支持她的，但母亲觉得女性就是这条命。

为了快点逃离父亲的家庭，看走了眼选错了人，孙大勇不仅抠，一分一毫都算得清清楚楚，同时和苏敏的父亲一样习惯了父权制的权力和掌控，只会指手画脚，每天都是抱怨、嫌弃，没有生活情趣，从不给好脸色从不表扬感激苏敏，自恃“一家之主”的地位被伺候着，整天和苏敏父亲的那句“当初我就说……”如出一辙地将“明事理”挂在嘴边，还时常说她“懒”，讽刺到极点，时刻爹味在线。

晓雪虽然关心她爱她，但也无可奈何地囚禁在母职规训中，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是想让母亲来帮她一把。

这种困境不是怪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就可以的了，这种是结构性的困境和不公，苏敏的母亲和女儿也是深陷困境中难以挣脱。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就家庭方面而言，男性与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男性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一半的家务，承担的那一小小部分也诸如是逗小孩玩等相对愉快简单的，那些沉重而繁琐的仍然是母亲在做。

他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来做，做的时候也是随随便便做不好，而女性不会做的事情还得接受他们的训诫。

苏敏的母亲接受了自古以来的规训，觉得女性就只能是这样活，晓雪这么依靠母亲带小孩，就是因为孙大勇根本就不细心不认真不去学不会带，也因为徐晓阳工作至上不去请假，在那个家庭中，男性角色对于自己本应同样承担的责任是缺位的。

孙大勇退休了打乒乓球钓鱼都不操事家庭，苏敏都还有工作呢。

在历经千年的父权结构中，从来都是如此，但并不对。

这种结构也并不是苏敏出走就能改变的，而是社会上要整体改变，思想不再被禁锢，观念不再被规训，男性也是要行动的，否则对于每一个身处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突破的阻力都非常大。

影片有个片段印象很深，晓雪失业了，徐晓阳的安慰是“刚好可以在家休息两天”，晓雪回应“你是觉得上班就比在家里带孩子辛苦吗”“你潜意识里就是这么想的了”。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男性潜意识里的想法。

这能延伸到女性要自立自强，要经济独立。

苏敏从被办退学的那一刻起，今后的人生就注定走得更为艰难。

没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孙大勇让她做家庭妇女，对她又不好，花钱抠抠嗖嗖，对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计较半天，苏敏难以活得自在，常年打零工，经济收入有限。

如果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去到更好的城市，遇到更好的人，至少能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经济富足了，对离婚的决定也不再那么优柔寡断。

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被忽视的了，是隐没的。

即使这几年社会观念有所改变，认可家庭主妇的付出与辛苦，甚至说如果给予与职场相同或更高的待遇，那么就值得做吗？

依然是极不推荐，因为她们所培养出的一切技能，比如说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在社会上是不具有可迁移性的。

即使联想到家政、保洁阿姨，她们也是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的，而且家庭主妇的经历也写不进履历，不具备竞争力。

「家庭主妇的问题在于，ta所做的一切，其实对个体是一种消耗，而不是一种提升。

ta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认可，这份工作可持续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现有家庭的稳固之上。

ta是被动的。

」还有一处，是苏敏年年都到不了的同学会，三十年未曾离开郑州，线上视频成为最近的距离。

是晓雪深感被同事抛弃不知“胡来”，感到所有人都在前进唯独自己原地踏步。

有些年轻人感觉，妈妈是没有朋友的，但回想或听妈妈描述，妈妈不是一直都没有朋友，而是在做了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以及步入中年后会与朋友渐行渐远，生活时间被繁琐且永远没有头的家庭事务所占据，留给自己的时间越发稀少。

「婚育似乎是友情转变最明显的节点。

有一半以上的读者都提到，当自己和挚友分别迈入婚姻、有了家庭，生活很快就变了样子。

大多数人描述的生活是「家务柴米油盐养娃还房贷照顾老人」，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缺失的停顿最确切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没有气口，也永不停歇。

」苏敏自驾游三个月后，晓雪打电话说，“妈，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我也想像你一样”，那时的晓雪，是完全感受到了母亲之前的付出，体认了被困住的感觉，想念她，感谢她。

本片有一方面与《热辣滚烫》是一致的——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

热辣如果被理解成减肥片就太儿戏了，它海报上写的是“为自己活一次”，乐莹找到了自己想尝试的、自己热爱的，即使不被看好也依旧去做，不再把自己放于一个低的姿态。

苏敏也是为自己而活，她不想再当性别中的“第二性”，不想让自己的需求总是被搁置在全家人需求的末位甚至被忽视，她要开启自己潇洒的生活了。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并不是让每位女性都出去自驾游，那是不可能的，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这样。

正是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为自己所想要的而争取，学历、工作、经济、知识……它展现了我们社会上一个具有极大公约数的切面，警醒、警示着每一个人，每位女性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正确答案，但无论做什么选择，都要尽可能是：清醒地活着。

影片中孙大勇的形象，我一开始会觉得是不是太过于极端了，因为我的家庭中没有长辈这么过分。

但我想了想，可能只是我没见过太多人，或者不够细致观察体会。

映后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观众说自己在家就是被这样对待的，我也更加确信“孙大勇”并不是个例。

观影结束后，映后互动，全场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男生举手，都是女生。

我有点想举手，但最终没有。

除了担心自己的思绪没有整理好说得比较乱，同时感觉到有点羞愧，自己曾经确实把妈妈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了，虽然这几年看的书多了后转变了很多。

自己作为一名男性，如果站立来讲得还不错是不是争夺了对本片更具有发言权的女性的机会，并且自己所有关于女性主义的知识，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而女性是亲身经历实践付出了很多代价才总结出的。

我看到现场很多女性观众代入了自己，甚至热泪盈眶，我很能共情苏敏的处境与决心，但男性是难以完全感同身受的，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无法像女性一样去做到完全的女性主义实践。

默默当一个听众，去反思，去改变观念、行为，也挺好。

这部电影不仅适合女性观看，也适合甚至男性更应该观看，不是去批判，而是去反思。

当我听到映后有女性说旁边的男性睡了一整场、玩手机玩了一整场这种话时，我就觉得，这部片子对味了。

今年国外有着那部极其优秀的《老娘与海》，我们这部虽然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我们终于有一部能拿得出手能相提并论的影片了，它们也都已经是我心目中极其优秀的女性主义影片，9分。

注：「」内引用自https://mp.weixin.qq.com/s/P8JLOS99_-FYjDfZ8c1FGwhttps://mp.weixin.qq.com/s/8h2X2CacXlFBUlsaHKQqiw

看《出走的决心》的时候一直在哭，“李红”的生活太像我妈妈了，糊里糊涂的嫁给一个不怎样的男人，生下女儿，忍辱负重的过了半辈子，被丈夫的冷暴力与算计压得喘不过气来。

孙大勇很像我爸，对着外人千好万好，大方有礼，对着自己的老婆算的一清二楚。

眼红女婿给的新手机，所以阴阳怪气的说“你图什么你心里清楚”，一句没来由也说不清的指责逼的李红挥刀捅向自己，我懂那种憋屈，他云淡风轻的就能把人逼疯。

初二之前，我和我爸的相处都极少，他常年出差在外，我妈因病在40岁就内退了，独立带着我生活，我爸一个月给400块生活费，我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只记得有一回妈妈跟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二姨去了一场商场，回来带着哭腔说我二姨的女儿，也就是我表姐买了一个小小的衣服，就要400多块。

后来我爸的工作就不出差了，待在家里，总是吵架，他们俩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不合适的夫妻，没有一句话能说到一起，像孙大勇一样，我爸总想要个顺从温柔的妻子，说东不往西的那种，可惜我妈脾气暴躁，两人之间的对话极少，因为几乎一张嘴就要吵架。

在我印象中，两人的最高纪录是冷战一年多不说话。

我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长大，最怕的就是空气的沉默，以前放学回到家，在敲门进门前，总会暗暗听听里面的动静，如果是沉默或吵架，心会翻腾，如果是偶然的两人在正常说话，心里会开心一整天。

那时候还很幼稚，他们日子过成这样，还妄想能好好过。

后来我妈就沉默了，尤其是在我离家上大学之后，她喜欢唱歌跳舞，就去外面唱歌跳舞，她喜欢旅游，就去外面报一些便宜的团旅游，哪怕吃住都不好，也乐在其中，她在家里总是沉默的，她不愿跟我爸说太多，每天只是做好一顿饭，她也几乎不跟我爸待在一个房间，因为我爸一天要抽掉近3包烟，家里烟雾弥漫，她除了在客厅看电视以外，就是在卧室睡觉，刷手机，自我记事以来，他们就是分居状态。

家里的经济也是分开的，我妈做几乎所有家务，我爸负责买菜，还有水电费，其他东西各付各的。

有一次我妈说我洗完澡不关热水器，浪费电会被我爸看到，我还在问这咋看到，她告诉我，我爸每天上下楼都会看电表的转字，我想象不到那种滑稽的局面，直到有一次亲眼见到。

“出走的决心”发生在去年过年前，那时候全国都在发烧生病，我知道家里的状况，打电话时只敢说“注意身体”，不敢问细节，似乎当了鸵鸟，心里就会好受些，可我知道，他们不会照顾彼此的。

后来过年的时候有一晚夜里，我妈郑重的对我说她想离婚，她实在受不了了，阳的时候连口水都喝不上，还得做饭。

我没有任何犹豫，像是早早在等这一天，对她说，我支持你，我先帮你找个房子。

是的，她没有房子，家里两套房子，都在我爸名下，我爸不会离婚，也不会给我妈一分钱，这些不需要去跟我爸询问，我知道确凿的答案。

我妈一个1958年出生的、时年65岁的老年女性，在结婚32年后，终于搬出了丈夫的家，搬进了自己租的房子里，这花掉了她退休工作的近一半，但她依然非常快乐。

从家里搬出来的那天我不在，我妈让我如常回到北京，装作不知任何事的样子，我理解她的意思，因为我爸是个惯会拉我下水的人，小时候他们吵架，我妈摔门离开，我爸躺在地下不让我去上学，我害怕的哇哇大哭，眼看上课的时间快要到了，但我的力气拉不动他。

搬家那一天我爸迎来了破防时刻，而我在北京心惊胆战，他追我妈搬家的车，想要知道我妈到底要去哪里，那天我非常好的朋友在老家帮我处理了这件事，指挥搬家师傅在高架桥上绕路，甩掉后面我爸的车，过程相当惊险刺激，我拜托朋友多给搬家师傅200块红包，师傅收下后意犹未尽，显然多年职业生涯从未搬过还要反追查的家。

后来的故事很简单，我妈过得很快乐，家里不再烟雾缭绕，她把屋子打扫的非常温馨，她和她的朋友们经常聚会，一周有一半时候都在外面玩，除了爱催我结婚生孩子外，目前没有什么大事了。

电影中的李红跟我妈很像，但也不那么像，她性格更内敛，而我妈则更火爆，孙大勇遇到我妈，肯定过得不会像电影里那么舒服；李红没有正经工作，半辈子打零工，我妈则常说，很庆幸自己有工作，她早早退休，那个军需被服厂给她的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足以让她负担生活，生病住院医保报销一大半，也令她满足。

“女人一定得有工作”，我妈常常这么说。

而我爸不断问我“你妈外面肯定是有人了” “你劝劝你妈” “你告诉我你妈住哪里”，多次无果后改打温情牌，“你以后会管我吗” “你结婚的时候我丢人的都没办法邀请宾客” “这让你对象家里知道该咋办，丢人死了”。

一年多后，我爸似乎终于接受了现实，不再过多提及，他开始自己做饭，2小时才能吃上，他开始自己收拾屋子，我回去的时候倒也挺干净整洁，他马上要70岁了，我也不再妄想能改变他什么观念了。

至今他们还并未离婚，只是分开生活，我爸似乎前两年买过一块墓地，说给他们俩准备的，但我知道，我妈必然不会愿意的，这也是我在十几岁时就坚定过的心愿，绝不会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还是夫妻。

【要活在这无穷的旷野上】

上周和老妈一起去看《出走的决心》。

本意还是希望通过这个电影和故事，鼓励老妈不要老是在家里，多出去走走。

比如今年五月的日本行一开始的时候她非常抵触，但是玩好之后到了六月，出门看到公园江边的绿植，她还是会来些感慨：那天去三鹰的时候，路边的风景真好，树长得真好。

非常凑巧的，是上周看了Melody的全英直播。

我是穷人+胖纸，自然在她的直播间买不了什么，但是看到她可爱的做作，还是会觉得她离婚的决定，做得真好。

我是看《康熙来了》才知道 Girls night out，GNO的主题，她和李咏娴有一起上，我很喜欢她们，经常重温，所以她有一句话，记得很牢：“女人是很需要分享的。

”女性需要分享、需要对谈，需要一个冲破口。

苏敏的故事要翻拍，新闻出来说是咏梅，我的观点就分成了两派，咏梅演技很棒，但是她的气质太好，不像是一个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妇女。

事实是我还是小瞧了她的演技。

那种多年来被原生家庭压垮，被婚姻家庭所PUA的精神状态，和我生活中所见到的那些妇女，很像。

她们被反反复复地教导着要为了这家庭、为了丈夫和孩子去付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她们，首先需要爱自己。

当然那个时代，妇女的选择确实并不多，可到了新世纪，为什么还有人觉得女性应该待在家里，离婚就是女性的错呢？

所以有着并不差的年薪的知人选择在婚姻生活中继续挣扎的决定，我依然无法理解。

如果我的工作可以这样稳定，加上收入并不差的话，我会依然选择带着孩子离婚。

原型丈夫的无感毋庸置疑，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影片中女儿的设定。

说是鼓励母亲出去看看，看永远都是“等我孩子生下来”“等大宝二宝上学”“等我工作稳定下来”的言语中，女儿的话语油何尝不是一种隐形的枷锁。

非常喜欢结局李红穿上了迟到的红裙，辣椒酱被众人夸赞，结合着苏敏阿姨的视频，真的很好哭。

我突然想起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意识到自己是丈夫和孩子的傀儡之后关门出走了。

真好啊，于是百年后，我们中国的娜拉们，也要拿出出走的决心了。

PS：我觉得姜武演得还是收敛了一点。

当我看到片名，让我联想到了鲁迅的《娜拉出走后》。

它曾引发了对女性命运的广泛讨论，而今，我们再次在电影中看到女性“走不了”的困境。

无论是《娜拉》中娜拉的彷徨，还是李红出走的决心，都折射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复杂处境。

李红，一个被生活琐碎缠绕的女人。

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走不了”中度过。

高考、结婚、孩子成长、孙辈出生，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走不了”的无奈。

女儿孩子的出生，她错过了在成都的同学聚会；短暂的喘息，却被丈夫是一种懒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自驾旅行，女儿的工作又让她望而却步。

李红的“走不了”，不仅是地理上的限制，更是心理上的束缚。

她被家庭、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所裹挟，难以挣脱。

这种无力感，让人感到深深的共鸣。

女儿的回答总是那么相似：“妈妈，等忙完就陪你出去玩。

”看似体贴的话语，却无意间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

女儿的“陪”，不是陪伴，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李红渴望的，不是陪伴，而是做回那个不被身份定义的自己。

当李红决心出发，丈夫孙大勇的质问直击现实：“你月薪2000，你能走去哪？

”经济独立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前提。

这反映出性别工资差距、职场歧视等问题，使得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回报。

这也是困住她女儿的原因。

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无论是娜拉还是李红，她们的困境都根源于传统的家庭观念。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赋予了照顾家庭、相夫教子的角色。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被姜武扮演的角色时刻指挥着。

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实现。

她们的出走或“走不了”，都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反抗。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李红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红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无数女性的共同心声。

但我觉得仍然有大部分女性像李红母亲一样的想法，她们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就这样选择了一生。

最后，我看到了那个苏敏。

她会打鼓、会冲浪。

她真的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