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作

1.关于剧情走向完全与目前德国在世最贵的画家Gerhard Richter生活轨迹及艺术之路重合本片很多剧情设置其实都没有那么玄乎，因为片子的最大编剧来自生活，本片的整体剧情走向取材于德国目前在世最贵的画家Gerhard Richter的一些生活脉络。

引发本片的直接源头应该是2004年柏林一家报社发表的文章，叫“一位来自德国的画家（Ein Maler aus Deutschland） ”，网上可查！

就是写出Gerhard Richter的小姨在战争期间因为纳粹第二阶段对病重者或残疾人的安乐死计划（片中提及的Euthanasie计划）被谋杀；文章中指出的惨剧就是Richter的第一任妻子的医生父亲在所属区域刚好也是负责这个安乐死计划的一份子（虽有可能没片子中那么凑巧是他亲手签发的死亡状）；但一个细节确实是这样的：Richter前妻的名真的与他小姨的名是一样的，所以影片中罗曼史的开启模式也是在艺术再创作范围内吧）；Richter 逃出东德三十来岁又在杜塞尔多夫求学三年，确定他成名的艺术风格，那幅“台阶上的裸体”照片原型拍自他第一任妻子都真有其事....不胜枚举但本片却不能被称为短评提到的“传记片”，因为画家本人不承认，甚至谴责导演为了迎合市场口味乱改滥用他的生平。

（2011年貌似倒是出过一个类似传记片的纪录片）2. 关于罗曼史部分就不多说了！

3. 关于当代艺术走向的记录有人说第三部分是对现代艺术的探讨吗？

我想也是追溯记录多于探讨，源于笔者在德国就读的就是艺术史论，男主小时候看展提及的蒙德里安，康定斯基；原型画家Gerard Richter，还有在比如影片中提到的Yves Klein，还有片中男主角那个爱用油脂鼓捣艺术的老师（就是被鞑靼所救那个，也在借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另一个当代大牛艺术家Joseph Beuys的生平，确有其事！

而且Beuys也喜欢带帽子）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的对艺术的先锋追求或者说杜塞尔多夫对现代艺术的包容性可能撑起了一部德国现当代艺术史。

按照艺术史学家们（譬如贡布里希）的说法，西方艺术打从出生起就在一直最求一个“新”字上，古为今用也行但要强调一个今字，且早已过了“以技”压人的阶段了（因为他们已知技艺再高有谁能超过比如文艺复兴三杰；有谁能超过丢勒；有谁能超过扬·范·艾克，伦布朗，勃鲁盖尔等等等等），纵观现在那些艺术双年展，艺术文献展上崭露头角的必须是“以新”压人引人入胜的，与咱中国国画几千年追求一种“至高无上的意境”完全是两个系统。

我们的传统绘画艺术可能称之为美术是更为恰当的（所以咱的艺术殿堂都叫什么什么美术学院，艺术博物馆都叫什么什么美术馆），而西方人是把美术拓展了又拓展成“艺术”了：艺术拓展到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自然科学等一切学科，所有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视频艺术，概念艺术...只要能为启发我们思考真理思考自由思考人生都可以成为艺术了吧，不一定要在画布上完成。

总结一句话，我深信这是一个生活或者说社会史实才是人类最伟大的编剧的力证。

就是有一点，有谁学音乐🎵的，给解释解释巴士鸣笛与A和弦之类的梗具体是哪个梗啊？

1十年前，一部叫做《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的电影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这部影片讲述了70年代西德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

影片中，激进的年轻人通过暴力手段向社会“发声”，通过抢劫银行、爆炸、暗杀等手段对“堕落的资本主义”展开报复。

“红色支队”以人民的名义大肆杀戮。

如果查阅“现代恐怖主义”这个词条，会发现，这股势力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

今天，恐怖主义已经被全世界所熟知，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除了残暴、激进外，同时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

尤其是70年代，类似于“红军支队”的恐怖组织还曾引发一部分人的同情，在同情的声音中，将“红色支队行动”等同于革命是最常见的看法。

电影里，极端分子听摇滚乐崇拜切格瓦拉，被赋予浪漫色彩。

过了五十年后，在不断的演变之后，恐怖主义终于由最初带有浪漫复仇性质的行动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如同癌细胞一样，通过不断地复制侵占社会的肌体。

成为全世界有待解决的难题。

1989年，在莱茵河下游的克莱菲尔德的豪斯埃斯特博物馆，十五幅朴素的灰色绘画作品再次唤起了人们心中的回忆。

这组画作叫做《1977年10月18日》，正是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恐怖集团为主题。

《 1977年10月18日》系列组图在博物馆的墙壁上，这些作品被默默的展出。

作者出于对恐怖分子的人格尊重，对媒体报道作品提出了要求：不得复制，不举行新作品面世的庆祝活动。

这组惊世骇俗的作品的作者是德国绘画艺术大师格哈德·里希特，这组绘画之所以叫做《1977年10月18日》是因为这一天是红色支队骨干巴德尔、古伦德、迈因霍夫的死亡日。

正如所料，这次展出随后引发轩然大波，批评家认为里希特将“恐怖分子”描绘成了“殉道者”。

但在里希特看来，他并非同情他们的“理想”，而是悼念某种无谓理想的失败。

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对人们产生这样的影响；为什么根本要有意识形态，是否这不可避免。

”而他也看到“信仰意识形态或宗教狂热或疯狂的普遍危险，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

”这是里希特在30年前的反思。

格哈德.里希特在《巴德尔与迈因霍夫》放映的十年后的2018年，以里希特的原型改编的传记电影《无主之作》上映，很快这部电影被许多电影爱好者评为今年最值的佳作。

正如里希特本人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整部电影，贯穿全片都在讨论，在意识形态包围和塑造之下，那个真实的“我”是谁，又在哪里？

《无主之作》电影海报电影开始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堕落艺术展”。

电影里，里希特以库尔特的名字出现，由姑姑带着参观这次展出。

“堕落艺术展”顾名思义，是纳粹向人们灌输“对与错”的概念。

电影里，现代艺术被纳粹描述成某种“视觉疾病”。

对不懂、不理解、反对的事物进行讨伐，一直是独裁的统治套路。

正如电影里展示的，现代绘画艺术家正是在1937年被戴枷示众的。

他们一旦被纳粹规划为颓废艺术派，相关的作品就会被查抄，艺术家也会被禁止自由展出作品、不得担任教职、甚至终身禁止作画。

这场反颓废艺术运动是纳粹文化官员戈培尔等人发起的。

在运动中，几百名艺术家被划分为颓废艺术家，16000件艺术品被禁止传播。

德国著名的先锋教育中心包豪斯学校也被关闭，尤其是有着犹太和俄国血统的教师和学生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构成了威胁。

1934年，希特勒发表了针对颓废艺术的讲话，他说艺术的使命不是“为了肮脏而肮脏，描绘人们的堕落状态，以画低能儿来表现母性，或是以描绘畸形白痴的方式来表现男子气概”。

这段话后来挂在慕尼黑“颓废艺术展”入口处的墙壁上。

这场政治色彩浓烈的文化艺术运动，让很多艺术家不得不离开德国流亡他乡，甚至有艺术家因此自杀（基尔希纳1938年在瑞士自杀），而留在德国的艺术家，要么常常遭受盖世太保的迫害，或者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

饮弹自杀的艺术家基尔希纳电影里，二战结束后，库尔特留在了东德，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现代艺术也是不能容忍的。

课堂上，教授告诉库尔特：表现工人阶级大团结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好的，现代绘画中那些颓废的元素是不知廉耻的。

在格哈德里希特1964---1965年的笔记中，他写道：带有一定阐释性的包含一定意义的绘画不是一副好画，绘画看起来难以理解、没有逻辑，毫无意义，它揭示了许许多多的方面，它消解了标准，以及事物的意义和称谓，它向我们展示了多重意义和无限变化，从而否定了单一意义和观点的出现。

那段时间，是里希特刚刚找到自己绘画的道路。

通过模糊物品，使每样东西同样重要也同样不重要。

那个场景，是里希特或库尔特心中的“我”在发挥作用。

库尔特剧中画模糊照片实际上，《无主之作》只是借鉴了格哈德·里希特的部分生平，在现实世界里，这位画家被誉为“抽象世界”的国王，也是在世的“最贵艺术家”。

2016年有两本书被引进国内，分别叫做《十二月》和《来自静默时刻的讯息》，两本书都是里希特与德国导演、作家克鲁格合著。

以没有逻辑，没有连贯的方式记录生活的一些瞬间。

看起来没有意义，又像是在提供一些生活中的谜语。

格哈德.里希特 《来自静默时刻的讯息》和《十二月》2有了“我”的意识，就会有来自“我”的怀疑。

电影中，库尔特从东德逃到了西德；现实中，里希特也是在1961年离开德累斯顿逃往西德。

逃往西德后，里希特在杜塞尔多夫学院继续进修，那一年里希特甚至对杜尚和达达都一无所知，他茫然的走进了一个摆脱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激进环境，为了吸收大量的信息，他不得不重新从速写开始绘画。

到了美术学院，他认识了另一位艺术大师波伊斯，在《无主之作》里，这位大师的角色叫做维顿，就是那位在课堂上烧掉政治海报的教授。

随后的波普艺术思潮爆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波伊斯艺术思想的影响。

正如电影里这位极富魅力的教授，美术史上的波伊斯被认为是一位神一样的传道者。

里希特在1986年波伊斯去世写下如下信息：“1962年的一天，我在杜塞尔多夫学院看见一位戴着帽子穿着马甲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我以为他是一名学生，后来发现他是一名新来的教授.....在波伊斯身上，一切总是那么不同：他没有打扰我，因为他没有依规则行事。

他遵循不同的标准使用不同的策略；他当时正在为了一个“被扩展的艺术概念”而努力工作，这一概念是一种挑战。

”挑战与驯服，历来是艺术史上的两大主题。

一战时期，德国诗人利骚针对敌对国英国创作了一首爱国主义诗歌《憎恨英国》，一时间成为德国最炙手可热的文人，紧接着，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与他的《憎恨英国》成了笑柄，钉上了御用文人的标签。

在艺术的语境中，御用艺术家被人所不耻，几乎是千古惯例。

历史上，“意识形态”压迫“现代绘画”的时期在20世纪30--70年代集中体现，这四十多年间，除了电影里的纳粹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还有中国的文革时代。

如果记忆允许，人们对“文革美术”还并不陌生，在中国艺术史上，最奇怪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9月27日的“星星美展”。

那年中国美术馆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而馆外的铁栅栏上，挂满了“奇怪”的画。

这些绘画很快吸引了很多本打算进馆的观众，让这些看惯了文革绘画的人大吃一惊的是：“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段是自由的，是从未见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

”这是新中国画家第一次发出挑战。

1979年中国 星星美展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美术的一个新时代，终于有了“让大众看不懂的艺术”,虽然星星美展只展出了两天就被撤销，但随后，9月29日晚上，“星星”的发起人决定在当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抗议，并正式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当年，这次抗议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轰动。

1979年那一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地主和富农摘掉了帽子...是社会环境从斗争走向宽容的时代。

星星美展，是中国美术与20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运动接轨的一年。

1980年，“星星画会”正式成立，并在北京市美协正式注册。

在第一届“星星美展”的前言中，艺术家们说：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

现代艺术仅仅是“看不懂”的怪东西吗？

如果回顾20世纪，就会发现，现代艺术不仅与“我”密切相关，也是与时代大背景勾兑的结果。

所以很多人会问，现代绘画在20世纪到底是变得越来越“晦涩”还是越来越“直接”？

其中产生出的无数种流派与时代怎样关联呢？

3***用一张图来解读20世纪现代绘画历程***信息主要来源：英国史学家赫伯特·里德爵士的《现代绘画简史》

至此之后各类新生艺术形式层出不出...4里希特早在197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艺术具有社会性，这是一种误解。

只有当艺术没有直接被利用于做实际工作时，它才真正与社会相关。

假如艺术只是艺术，它对社会有用，假如艺术宣传某物，它就对社会无益。

艺术家是没有主人的，就像灵魂应该是自由的。

在画“恐怖分子”之前的1986年，里希特在笔记中曾阐释他对纳粹和苏共意识形态灌输的厌恶：新的事实引起新的解释，并因此产生意识形态，追求意识形态的行为最多造成没有生气的东西，并容易成为罪犯。

就像《无主之作》中那段精彩的关于乐透彩的隐喻：数字没有意义，只有中了奖，它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在里希特或库尔特看来：真正的意义是被外表覆盖着的（摘自1977年里希特访谈）。

就像恐怖主义，在里希特看来，“红军旅”不仅是恐怖分子，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如果现在人们回头看十年前的那部《巴德尔与麦因霍夫集团》，就会发现，这群恐怖分子是一群年轻、热血、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甚至充满正义感的一群人。

但同时，里希特也看到了被这种强大的“理想主义”蛊惑后，思想让人产生的令人恐怖的力量。

而《无主之作》中最感人的画面，也许就是库尔特展开双臂，感受汽车鸣笛的那一幕：一种绝对自由的自我和一个纯洁的灵魂。

参考：朱其《形象的模糊--里希特艺术笔记与访谈》 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在“知其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无主”送 格哈德里希特 高清画册

继成名作《窃听风暴》十二年后，弗洛里安. 亨克尔. 冯. 多纳斯马克再度回归历史政治题材，自编自导长达三小时的人物传记剧情片《无主之作》，该片于去年代表德国电影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并成功入围候选九强。

不同于一般传记影片，主人公原型格哈德. 里希特的艺术家身份与其独特艺术理念无形间为导演创作提供了预设起点与思路轨迹。

众所周知，收集整理人物生平素材，并以此为契机感知人物内心是拍摄传记影片的必要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基于艺术风格的互相影响与渗透，在深入体会里希特艺术思路的过程中，同为创作者的多纳斯马克极有可能将被记录者的艺术风格与影片进行融合，即使并非出自导演本意。

基于此猜测，笔者对里希特所公开的艺术理念，尤其是关于影片着重提及的照片临摹绘画部分与影像本身进行横向比较，发现二者却有风格上的内在关联。

尽管里希特在其主观经历角度对影片内容颇为不满，甚至宣称该影片“严重歪曲自己个人经历”，但其本人或亦未能发觉，他的艺术风格已悄然与剧情片特性产生微妙反应，形成德国现代可贵的影像杰作。

影片内容主要取自里希特个人真实经历，格哈德. 里希特于1932年生于德国，并于1951-1956年期间在德累斯顿美术学院系统学习美术，毕业后于当地从事绘画工作。

然而彼时东西德间水火不容的意识对立使得民主德国对西方艺术弃如敝履。

因不满于当时创作现状，里希特于1961年逃往西德，并进入杜赛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重新学习美术。

60年代中期，里希特开始其独特的照相画创作，即通过对照相作品的临摹与模糊处理实现自我艺术追求，而这一系列作品，即为影片中所呈现的“没有作者的作品”。

里希特认为，基于不变性，自主性与风格的平衡，照片本身即为完美画作，而这也是他选择照片作为自己创作素材的主要理由。

对于个人标志性的模糊处理，里希特也同样给出了理由，他宣称这种模糊手法令画作内部元素呈现同等重要亦或同等无关的状态，消弭无意义的雕琢感和矫饰化艺术性，使得作品各部分得到完美结合。

由此不难发现，里希特式模糊处理是基于对平衡感与和谐感的追求，采取去主体与去核心等方式，通过打破主观制造中心来强化整体作用，从而消除突出局部以带动整体这一思路所可能造成的不协调。

格哈德. 里希特本人作为贯穿里希特一生的事业，绘画艺术在故事中多有涉及。

谈及绘画，相信多数人脑海中会浮现“相似”，“模仿”等词语。

的确，孩提时代对于绘画的评判准则往往在于其能否忠实再现所见事物或能否准确表达所想事物。

所见皆为某一程度的实体，追求相似自不必多言，纵使所绘主体为想象事物，在作画时亦旨在实现所画与所想的接近。

综上所言，对于绘画的初步追求，或者说基本目标，即为所绘事物与被画者间的外在相似。

即便对于多数成人，若对绘画艺术不甚了解，无法遵循主题或意境等其他角度欣赏时，也会将“接近”作为评价画作好坏的个人准则，这一观念也可被看作对于绘画艺术的普遍刻板印象。

然而，“形似”同样可以给绘画提供外加标尺，从而打破强烈自主表达欲对于风格的固化与反向约束，使作品展现出里希特观念里中“无风格的自由”。

正因如此，里希特选取照片这一写实与忠实再现的极致表达形式进行临摹再现，而这种创作方式亦可看作是对绘画艺术刻板印象的尝试性回归。

在影片中，主人公同里希特一样，经过一系列失败先锋艺术尝试（报纸拼贴，自由泼墨，对称圆环）后，转而开始以挑选照片并临摹的方式进行创作，但这种回归写实绘画的做法并非遭逢挫折后的自我放弃与创作极端化，而是在看似作为刻板印象的“形似”中寻找和谐与自由的状态。

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作品绘画艺术仅是影片内容元素，而回归电影本身，影像艺术在许多人心中也存在刻板印象。

遵循上文分析绘画的思路，如果让初次接触电影的孩童给出自己对于电影的定义，得到的答案很可能是：“一段比电视剧短，可以一口气看完的故事。

“对于绝大多数观众而言，在未对电影领域进行深入了解与思考前提下，保留最初印象是极为普遍且合理的情况。

因此，许多人眼中电影的艺术宗旨即呈现富于吸引力的故事，或者说按照一定规则呈现故事，而电影也往往被视作一种限定长度的故事载体。

以年初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为例，诚然影片本身存在缺陷，但尚不足以使其口碑在部分网站呈现断崖式下跌，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故事结构与多数人对于电影刻板印象的偏离。

然而，尽管”电影即故事“属于刻板印象，且电影从不局限于故事，但运用得当的故事并不会损害影像艺术性，相反，就像巴赞赞誉剧情简单，稚气拙朴的传统西部片“富于盎然诗意”一样，合理而巧妙的故事安排可以作为有效共情激发手段，进而成为电影主题或影像情绪传达的绝佳介质。

1888《朗德海花园场景》：这部最早的电影在内容上似乎更近似与今天的vlog，在电影发明后不久，以故事为核心内容的影像成为主流并沿袭至今。

同格哈德. 里希特回归绘画艺术的刻板印象（临摹照片）一样，《无主之作》也体现出与故事性（电影刻板印象）的紧密结合。

以宏观角度而言，影片沿用传统的三幕架构（幼年姨母之死，青年东德学习与爱情萌芽，成年西德个人艺术探索与风格确立），使叙述对象的经历划分为三层清晰递进阶段，通过这一最经典也最被广泛接受的结构，库尔特的生平故事在观众视角得到清晰直接的呈现。

从细节铺设来看，作为故事一大要素的戏剧感在影片中得到充分营造。

在库尔特幼年时间接杀害其姨母的凶手西班德教授多年后阴差阳错成为他的岳父；西班德教授在女儿与库尔特相爱伊始意外怀孕后，因为对库尔特不满找借口为女儿堕胎使她多年不育；西班德教授的纳粹战犯身份在结尾时因其当年直属上司落网而意外泄露。

这些或直接，或潜在的戏剧冲突成为连接影像与动荡时代下的悲剧情绪的纽带，无力感在仇人与亲人的身份错位中滋生。

同借助照片的“完美相似“来接近真实一样，影片简洁高效的结构与精心设计的细节消除了内容和主题与不同观众间的时代与认知隔阂，使影像下的社会思考变得易于感知。

专心创作的库尔特：人物原型即为格哈德. 里希特仅仅凭借回归自我艺术领域“刻板印象“尚不足以使影片艺术风格与里希特的理念产生充分关联，影片更为有趣之处在于，导演在剧情推进中，或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类似于里希特模糊处理照片的手法，并达成相似效果，使艺术作品实现和谐与均衡的感受。

如果说模糊处理在照片中使得构图主体与其余元素产生地位转变与二次融合，那么对于电影而言，尤其是故事性为核心的影片，模糊处理的运用无疑使抑制本应重点展开的剧情伏笔，使每条故事线索处于均衡用力，凝而不发的状态。

前文提及，导演设计了诸多戏剧感极强的剧情线索，任何一条线索的展开均可作为情绪牵引或闭合结局，但导演并未对任一矛盾大肆渲染：在影片结束时，仅有西班德教授单方面知晓库尔特为自己当年所害之人的亲人，并没有仇人相见的桥段上演；而他作为纳粹余孽的下场和他渗透于影片多处细节的个人偏激种族主义也未进行情节递进；库尔特妻子因堕胎多年不育的矛盾亦未展开，反倒以她最终怀孕作为轻巧结笔。

这种看似回避的情节安排反倒使影片实现了情绪与内容的均衡，戏剧感承当忠实传递者，而非以过分凸显某一部分使影片沦陷于用力过猛的个人意识中，就如里希特模糊处理后的照片临摹一般，各部分紧密环扣，形成共同进退的整体。

影片中库尔特确定艺术风格后的作品，完美再现里希特的照片模糊绘画通过《无主之作》与里希特的风格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故事结构并非影片关键，真正重心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主题与创作动机，就像本片中借助故事所传递出的战后社会与人性议题一样。

这一观点也借由库尔特所提及的彩票号码隐喻在影片中得到表达，“一串随机数字并无意义，但若它们是今天彩票中奖号码，他们将瞬间不同“。

正如里希特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重要的不是艺术品本身，而是艺术品的创作目的，因此无论风格回归或创新，其根本在于对个人创作的忠实和美学的追求。

而模糊处理的本质，则是对人为干预的克制，只有制约过度渲染的欲望，才能褪去浮躁与设计感，使作品维持自然状态。

如果将影片作者意图视为一种主观动力，里希特式的回归与模糊化便分别对应着对于主观性的强调与节制，从而使影像在相向力量作用下形成完美均衡。

本文首发于一份评论，转载于深焦DeepFocus公众号

电影中的男主人公Kurt Barnert的原型，即是被称为“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家”Gerhard Richter。

Gerhard Richter，（1932—）作为德国最受敬重的艺术家，早在2011年就有其个人传记电影，电影用实录的手法拍摄了其晚年创作的过程。

格哈德·里希特的画作 (2011)8.22011 / 德国 / 纪录片 / 科琳娜·贝尓茨本电影中着重描述的，是Gerhard为摆脱社会主义画师的身份，追求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而去往更自由更现代的西德并最终找到自己创造风格的故事。

现实中Gerhard Richter于16岁就离开学校，随着一个业余歌舞团体周游了全国各地，继而进入德累斯顿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里希特早期的一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巨大作品今天还在那里一个卫生保健博物馆里熠熠生辉。

里希特在过去的40年内跳跃式地变换着绘画风格和题材。

当60年代德国激烈争论重新扩军备战时，他画了美国飞机的“野马梯队”：

原作：

Jet Fighter，1963还记得其根据照片所作婶婶和自己的照片画么？

原画：

Women with Child，1965基于照片的写实作品，是画家最初也是其之后不断尝试的风格。

而女人与孩子的主题，在其30年后的画作中也不断呈现。

S. with Child，199590年代，他展示给善良观众的是色彩鲜艳的风景画和他妻子圣母般怀抱婴儿莫里茨的肖像画。

S. with Child，1995

Moritz，2000再来一副：

S. with Child，1995：如电影里所述，虽然里希特对其画题表面上采取了保持距离及漠然的态度，因为他推托只是模拟一张照片，而其实很多画题还是具备个人动机的。

例如其为妻子生产后创造的原作：

“我对画题的不关心的、无所谓的态度等等，只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借口。

当时我担心，我的画被视为太“感伤”。

现在我已经无所谓，可以承认这些事件和我很有关系，画出这些悲惨人物、杀人犯及自杀者、一事无成的人等并非偶然。

”电影中类似男性画作：

Basel，1963从1962年起，格哈德·里希特对不同的作品系列及主题开始使用灰色。

非色彩的灰色同时代表艺术家对其画题的匿名性及保持距离性。

无题，1968 “灰色到底也是一种颜色，有时对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颜色。

”尽管如此，此灰色画70年代将里希特艺术领入死胡同。

他不得不彻底更改其绘画方式，以得到解放：“我的画当时越来越无个性，并通常最终除了单灰色或颜色排列外，什么都看不出来……在画了这么多灰色后，我坚决做出拯救性的决策：活下去，画多色的画，复杂而媚俗的画。

”

180 color，1971

192 Color，1966没错，之后的画作，即是电影中男主人所说：“我现在对抽象画更感兴趣。

”

Abstract Painting，1972“我从窗户向外望，外面所具备不同的色调、颜色及比例的情景对我来说就是真实的，这有其真实性及正确性。

这一大自然的片断以及任何大自然的片断对我不断地提出要求，同时也是我绘画的样板。

”里希特认为每一个以窗框为界的大自然的片断，不管它对人们是多么的偶然，随意被选择的或不全面的，都具备“真实性”及“正确性”。

里希特以使用不完成性、任意及非理性的绘画方案，意图将上述窗外一瞥的体会融入其抽象画。

Abstract Painting，1980效仿从窗框看到的自然世界绘制的抽象画，创造了越来越复杂、更需要解释并且越发不可控制的现实世界的直观模型。

这样的模型是现实的一种衍生物，与里希特的镜子画不同，它们不仅反映现实，而聚焦其大自然的样板，如一面凸透镜，仅简洁其最重要的特征。

早在1964年，里希特已在关于软风格的早期照相画提到了类似的简洁：“也许我也将多余的不重要的信息擦掉。

”虽然这种抽象画既不能解释有关的现实，又不能解决其问题，它们还是能令人感到安慰。

Abstract Painting，2006无论是轮廓不明的速拍式家庭画，或是模糊不清的裸体男婴，无论是严谨的彩色田园风光，或是蒙上一层薄雾似的肖像、草地和云彩，都可以隐约地感到复制的现实社会，表现出艺术家的绘画特征既精确细致又与之保特距离的工作风格。

法国报刊评论他的作品是“分毫不差的德国风格”。

总而言之，里希特是一位变化多端的艺术家。

他极力控制自己，拒绝照搬照套他人的风格，如同“甲壳虫”那样细致地选择每一个主题。

在寻找现实后面的世界的道路上，使里希特把绘画理解为“另一种形式的思考”。

Abstract Painting，2016

（本文首发于深焦微信公众号）德勒兹在谈论培根的画作时提过“草图”的方法，使用短线条和非指涉性的印迹清除再现性事物的痕迹，如将嘴巴延长，抹去头部，将天空压到扁平。

草图引入混沌和灾难，同时也是引入事实的可能性，从而在混沌中使新的世界浮现出来。

当小小的库尔特伸手遮住视线再展开去看伊丽莎白被拖上车送去精神病院时，当他如此去看护士们拍集体照时，镜头由清晰变得模糊，又慢慢恢复清晰，这正是一种草图的视野。

当库尔特一笔一笔涂去清晰的细节时，这正是一种草图的诞生。

笔者在《无主之作》中惊奇地发现了两重草图，一重是库尔特作画的技法，一重则是影片叙事的技法。

德勒兹认为，艺术创造感受（sensation）而非再现。

感受是感知物（percept）（中译也有“感觉”等译法）和情状（affect）（中译也有“动情力”等译法）的综合。

艺术的任务是将感知物从知觉（perception）中提取出来，将情状从情感（affection）中提取出来。

抛开繁琐的术语，这两组区分的关键之处即在于感知物和情状都是非人（impersonal）的，它们脱离了产生知觉和情感所依赖的具体的人或物的经验，从而获得了纯粹性，从而与再现的模式决裂。

德勒兹和众多学者都曾谈及再现的模式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联系。

再现本身是一种对表现对象和空间的辖制。

用手遮住视线既是不忍看，也是“看”的无力。

伊丽莎白叮嘱库尔特，去看，不要望向别处。

但是何为去看？

看了之后呢？

这一问题指向艺术在巨大的群体性的恶面前的无力。

正如阿多诺所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如何创作也即如何面对历史这一萦绕战后德国的命题。

库尔特也曾秉信着“我能”（Ich kann），并因此甘心做一名工人。

他坐在树上凝望天空，察觉到与宇宙的联系。

但这仍是一种基于“我”的联系。

在东德，库尔特的老师教他摒弃“我、我、我(Ich Ich Ich)”而为人民创作；在西德，库尔特的老师教他们，只要拥有主观表达的能力，任何人都能成为艺术家，但首先要成为自由的人。

但是，在两种体系的震荡中，在自身所遭遇的实在的恶（即使战争已经结束，岳父为消灭“劣等”基因流传，不惜强迫女儿堕胎）面前，库尔特感到无力。

他长日坐在画架前，无法创作。

直到看到被捕纳粹的照片，直到看到怀孕妻子的美。

纳粹的照片，自己童年和伊丽莎白的照片，以及岳父。

他从这些照片中感受到的是不依赖于个别体验的非人的力量，也正是因此，他可以将这些人物放在一张画里，尽管他本人对于其中的关系一无所知：纳粹是对遗传病人下达清理命令的主导者，岳父是伊丽莎白死亡的直接决定者。

同样地，他的岳父也并不知晓他和伊丽莎白的关系。

《迷魂记》里，希区柯克在后半部一开始便交代了二女实为一人。

他认为，观众能够通过影像辨认出这一事实，因此这一小说中的悬念便被他早早抛出而制造新的悬念。

而在《无主之作》里，当我们发现人物之间的上述隐秘关系时，我们便开始期待多线的重合。

但那重合的一刻并没有到来。

这对情节剧形成了一种超越，或者说，情节剧吸纳了新的意义。

犹如一颗从未爆炸的炸弹，这种关系从始至终被悬置着。

这是叙事层面的草图，它容纳着可能性，并不具体演化为某个确定的故事。

于是，西本德，在第三帝国时期、东德、西德统治之间切换自如始终能够自保的，心理异常强大的医生，看到这幅作品时，被震动到失态和仓皇离开。

抹去人物细节而留下的是纳粹的凝视，男孩和伊丽莎白的凝视，岳父自身的凝视，这些凝视交织成一段历史，一种强大的“真”。

这种“真”的审判，对于西本德这样的人而言，远比任何政权和机构的审判要强大。

这也是艺术的力量。

安德烈·巴赞将摄影作为电影的本源，言影像出自一种保存的动机和对（精神）不朽的向往，犹如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

但德勒兹指出，影像先于叙事，影像有一种虚假的力量，其导向电影的真实，而非真实的电影（如我们常常误解和期待的那样）。

库尔特的画作也是如此。

画作的真实无形中竟重合了真实的历史，不是某一具体的历史，而是非人的历史，它们由此具有力量，那种让无崇高准则而只信奉“我能”（“ich kann”）的岳父崩溃的力量。

于是，影片最后，当记者提问这些生活摄影的主角是谁，库尔特答，不认识。

摄影是一种再现，而基于摄影的绘画则是一种解域。

将其模糊，但却依然隐约可辨，那些穿越身体之力（譬如时间）因而得以被捕捉。

如果全然模糊或混沌，则如德勒兹对抽象主义的评论所言，这些力将会无法辨认。

在这些无主之作里，经验的个体（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和画家都消失了，正如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字。

福柯曾以考古学家的努力去挖掘那些主流之外的历史，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从器物和口述中记录另一种历史。

而影像，由于其对差异性的容纳（即使将特定人或物置于画面中心，依然有无法调度的因素被纪录），成为另一种历史的载体。

即使你不能言语，不能表达，也可以被纪录。

《无主之作》并非一个俗套的艺术家成长和找到艺术真谛的故事，也非导演前作《窃听风暴》那种最终由温情点亮历史的奥斯卡系电影。

在《窃听风暴》里，艺术被与磅礴的情欲联系起来。

圣洁的音乐和文字使内心坚硬的秘密警察情不自禁流下热泪。

艺术成为救赎的力量。

但是，正如导演所指出的，这种故事事实上从未发生。

它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设想映射着当下。

到《无主之作》这里，艺术本身成为了思考的对象。

我们从一开始就发现，库尔特是个天赋异禀的小男孩。

但是必须要三个多小时，必须在冗长的生活中，各种艺术观，各种对历史的看待，才能成为艺术的材料，在其上画家先制造混沌和灾难，然后从事实的可能性中实现事实。

因此，在笔者看来，影片并非呈现了一种东德和西德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艺术所面对的并非某一种具体的制度，而是历史本身。

影片结尾，当库尔特做出与当年伊丽莎白同样的动作，在汽车的鸣笛声中与天地通感时，他所质疑的是那些为东德所画的巨幅壁画，最终被无情地涂掉；初到西德，无尽的自由突然袭来，他劈开画布让颜料随意流淌，随意踩下脚印成为作品。

艺术的可能性，而非某一种确定的艺术，得以保存。

此间并没有高下之分，正如我们看到，东德老师在被涂掉的壁画前落下的眼泪和西德老师所讲述的对于油膏和毛毯的感受同样动人。

他们都是真实的时刻。

2006年，一部名叫《窃听风暴》的电影横空出世。

它几乎横扫当年的欧洲电影节，并摘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荣誉。

在豆瓣上，超过30万人评出9.1的高分，在TOP250榜单里排名第44。

在IMDb的TOP250榜单里，也以8.4的分数排名第57。

众多外媒不吝盛赞：《窃听风暴》是本世纪最好的德国电影。

更出人意料的是，这部电影其实是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的处女作。

时隔12年，有着“德国李安”之称的弗洛里安，又带着一部相同题材的电影回归——

此片是弗洛里安的第三部电影作品，入围了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自发鼓掌长达三分钟。

《无主之作》主创亮相威尼斯电影节这部片长3个多小时，历时4年拍摄完成的电影，叙事上横跨了德国从1937年到1966年这近三十年的时间。

因此，相较于之前的《窃听风暴》，《无主之作》的故事背景更加复杂——从纳粹统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东西德分裂的冷战时期。

通过这三个阶段，几位主要角色的不同遭遇，反映出德国不同时期的历史。

片中的男主角叫库尔特，出身于纳粹时期的德国。

彼时的德国政府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意志，对现代派艺术深恶痛绝。

他们将现代艺术定义为疯狂、破坏原则的，并为此发明了一个词汇——颓废艺术。

一系列反对和批判“颓废艺术”的展览，在全国范围如火如荼地开展。

大家熟知的梵高、毕加索、蒙德里安等艺术家，都在被批斗的名单之列。

但是，库尔特的姨妈伊丽莎白，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

她崇尚艺术，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当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批判“颓废艺术展”上的画作时，她却偷偷地告诉库尔特：“别告诉别人，我喜欢这幅画。

”

在伊丽莎白心中，小字二组的a是世界上最美妙的音符。

为了聆听这个音符，她请几位大巴司机同时鸣笛，感受其蕴藏的无限能量。

为了创造这个音符，她在钢琴上一遍一遍地敲击对应的琴键。

甚至，用烟灰缸敲桌子、敲脑门，砸出那个音符。

为了追求心中的艺术，伊丽莎白可以说是“不疯魔不成活”。

但在那个年代的德国，伊丽莎白却成为了“异类”，被送往精神病院治疗。

当时的纳粹政府提出了“种族优生”论（Racial hygiene）。

一切患有遗传疾病的人，都会被强制实行外科绝育手术。

所有被判定为“没有存在价值”的种族和人群，都会被实行“人道毁灭”。

伊丽莎白也难逃这样的厄运，最终死于集中营里的毒气室。

二战结束后，德国分裂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两个阵营。

库尔特的家乡被划分为民主德国（东德）阵营，受苏联统治。

已经成年的他，如愿成为了一所艺术学院的美术生。

在这里，她认识了一名就读于服装系的女孩艾莉。

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

艾莉是出身优越家庭的富家女，库尔特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

但，这并未影响两人的自由恋爱。

他们瞒着家长私下约会，甚至还孕育出了爱的结晶。

艾莉的父亲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

他嫌弃库尔特的出身，认为这会影响后代的优良基因。

于是，她以艾莉患有特殊疾病，怀孕会危害身体健康为借口，强制带艾莉实行了流产手术。

这不仅让库尔特和艾莉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更导致艾莉可能永远无法再次怀孕。

肯定会有人发出疑问：面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及未来的亲外孙，这个男人怎么下得去手？

实际上，艾莉的父亲卡尔·席邦德，正是当年亲手给库尔特的姨妈做绝育手术的产科医生。

他是纳粹政府“种族优生”论的绝对拥护者。

也正是这个男人，间接导致了库尔特姨妈的死亡。

在苏联攻陷德国期间，卡尔偶然拯救了一名苏联军官的妻儿。

有了这位军官的庇护，身为纳粹分子的卡尔才得以安稳度日，并凭借自己的产科经验混得顺风顺水。

战争结束后，卡尔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人敬仰的“人道主义医生”。

不仅如此，在东德政府加强对前纳粹人员的搜查后，这个苏联军官又一次帮了卡尔。

他设法将卡尔和妻子送出东德，从此过上了世界各地旅行的美好生活。

没有了父母在身边的束缚，艾莉和库尔特过上了更加自由的生活。

库尔特也凭借自己卓越的绘画天赋，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师。

但是，此时的东德政府的极权统治却越来越严重。

一心向往艺术的库尔特，不满足于总是画一些歌功颂德、没有灵魂的宣传壁画。

为了追求真正的艺术，库尔特带着妻子艾莉逃往西德。

在这里，他进入了著名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深造学习。

让库尔特意料之外的是，杜塞尔多夫是一所相当前卫的艺术学院。

学生们都不再研究绘画，转而探索各种前所未有的艺术形式。

颇具艺术天赋的库尔特也不落于人后，很快就创造出了一件件先锋艺术作品。

但是，他不但没有得到教授的褒奖，反而被评价为：“这些（作品）不是你。

”

库尔特决定重拾自己的画笔。

她以绘画的形式，复刻了一张儿时的自己与姨妈的合照，用以纪念这个带他进入艺术殿堂的人。

另外，他还画了艾莉的父亲卡尔，以及报纸上的某位佚名军官。

一天，在画室窗户的开合之间，光影随之发生变化，照片的投影和画作重叠在了一起。

这给予了库尔特创作灵感——库尔特将几幅画合在一起，创作了一副影像重叠的全新作品。

凭借这种全新的绘画形式，以及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库尔特很快成为了一名蜚声全国的画师。

但是，当艾莉的父亲卡尔看到这幅画时，却被惊得说不出话。

因为画中的另外三人，都和他的一生有紧密的关系——伊丽莎白曾经遭到他的迫害；库尔特成为了他一直瞧不起的女婿。

还有那个新闻照片中的纳粹军官，是当年给他灌输“种族优生”论的顶头上司。

身为此画的作者，库尔特对这些被尘封的历史完全不知情。

但是，艺术却在冥冥之中将一切都联系了起来。

画卷上的每一笔，都像是在述说着卡尔当年的罪行，以及德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此片摄影师凯莱布·德夏奈尔，此前曾五次提名奥斯卡“最佳摄影奖”。

凭借《无主之作》，他再次提名这项殊荣。

在他的镜头下，片中无处不洋溢着让人赏心悦目的美感。

比如，男主演汤姆·希林和女主演葆拉·贝尔的高颜值特写。

俩人陷入爱河期间，色而不淫的美好肉体。

还有不少充满写意的空镜头等等。

这些极具美感的摄影镜头，使得《无主之作》比传统的传记历史片更引人入胜，也契合了影片本身的艺术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无主之作》还是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

库尔特的原型，是德国著名艺术家格哈德·里希特。

格哈德·里希特2012年，里希特的作品《Abstraktes Bild》以3400万美元拍出，创下在世艺术家拍卖的最高价纪录。

在随后的2013和2015年，他的作品又先后以3710万美元和3038万英镑的价格，刷新了这一记录。

因为其卓越的艺术成就，里希特又被人们成为“尚健在的最受敬重的艺术家”。

里希特自画像片中，库尔特自创的绘画方式，在现实中也有迹可循。

那就是其原型里希特独创的照片绘画（Photo-basedpainting）。

这种绘画方法以照片为基础，但是却不完全重现照片，而是对照片进行模糊处理。

因为他认为照片是没有风格的，并极少掺入艺术家的主观情绪。

而这一绘画方式，也正是片名《无主之作》（原德语片名《Werk ohne Autor》）的由来。

当然，《无主之作》的英文译名《Never Look Away》也值得一说 。

这是片中伊丽莎白对库尔特的一句教导：“别把目光移开。

”因为，“所有真实的东西，都是美好的。

”

年幼时的库尔特，不懂得这句话的含义。

所以当伊丽莎白被活生生地抓走时，他用手挡住了这一画面。

因为，他想用用移开的目光、模糊的视线，来逃避残酷的真实。

当他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后，教授的一席话又一次点醒了他。

只有做自己，直面内心的真实，才能创造出动人的作品。

于是，库尔特才跳脱出天马行空的先锋艺术创作，转向从身边的真实人物取材。

哪怕这些人于他而言，承载了生命中某部分悲惨的回忆——草菅人命的纳粹军官、被害死的姨妈、一直嫌弃自己的岳父、以及炮火纷飞的战争等等。

唯有将目光聚焦于这些真实，最终库尔特才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并且开办了记录这段近三十年历史变迁的艺术展。

此前，关于艺术影响战争的电影，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

《钢琴家》里，落魄的钢琴师史标曼以一支《G小调第一叙事曲》，感动了纳粹军官，并得到了救助。

《窃听风暴》里，剧作家德莱曼沉迷艺术创作的精神，感动了监听他的特工，并在其掩护下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这些温暖的故事，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到艺术的巨大魅力。

但《无主之作》却反其道而行之，它让我们看到，战争也能反过来影响艺术。

毫无疑问，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的人是冷血无情的。

但是，它却让一部分艺术家看到了另一种层面的真实，并通过其艺术反映出了这样的真实。

这样的真实，或许充斥着斑斑血迹。

但是，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能以无畏的精神直面真实，以自由的意志追求和反映真实，这就是一件无比美好的事情。

*本文作者：张不才< END >

2018年的德国电影《无主之作》花三个多小时讲了一个“偶合”故事：小姨伊丽莎白是男主艺术之路的启蒙者，这个热情跳脱的女孩子因为举止怪异被怀疑患有精神疾病，在纳粹德国，她作为劣质基因携带者被实施了绝育手术并被遭到国家的“清理”。

男主长大后，在追求自我艺术表达的过程中，他开始临摹黑白相片，一不小心，将自己小姨的形象（家庭摄影）与发起人口清理的纳粹军官（新闻照片）、将小姨划归到清理名单上的医生的形象（证件照）叠画在了一起。

尽管，他其实对小姨的死亡真相和医生的职业经历一无所知，却偶然地拼贴凑出了一个真相。

艺术界把这种临摹相片并作模糊处理的绘画手段看作是里程碑式创造——它能打造出真正的“无主之作”这篇影评无意对影片本身作出任何评价与分析，或者说，我之所以要做出以上极具引导性的剧情概述，只是想为讨论“无主之作”与“真相”打一个基础。

虽然说这个讨论并不为分析，但我可以确信，这个论题绝对也是影片的题眼之一。

这里必须回到另一个社会的语境里，关于媒体、关于事件、关于墙里墙外、关于——我们要去向谁索要真相？

在自媒体和流媒体发展如此蓬勃的当下，官方发言不再享有绝对的信任、公共事件报道总是反转再反转，“没有新闻是绝对客观的”应该已经是一个潜在共识了。

尤其值得标记的是，在追星少女保护阿中哥哥的那几晚之后，墙的神话也终于破灭了。

于是互联网又见证了一个传播学奇观，原来，一个神话的破灭真的可以反过来巩固另一个迷思。

另一边媒体的喜好与偏颇，证明了这一边的叙述合理性。

只有两种声音的环境也能培养出两种习惯：认为所有发言都“一定有正或反的倾向”，并且认为总有一边手握真相。

这是失智者的自保，不为真相建一座代言人的塑像就感到世界摇摇欲坠。

真相没有稳定来源，真相是拼凑，真相只能是无主之作，如果我们期待着向哪一方索要真相，就是在跷跷板两头颠簸，严格来讲两头都是骗局，所以这会是一场注定分裂和动荡的、永无止境的颠簸。

另一边的意义不在于手握真相，而在于那里不只有两种声音，如果能改掉索要真相的坏习惯，其实根本没有神话可以用来破灭。

在一个多边、多主体、多焦点的空间里（互联网），存在方式不可能再是选边站，索要真相的习惯会被击碎，会被无主之作取而代之——一个主体，在多主体的世界之中，有所创造，这就是无主之作。

在新闻的真相世界中，承认“多主体”，确认“一个主体”，通过无主之作去接近真相，即是说，听更多的声音，用你自己的脑子，去拼凑和接近。

当然，这注定是形而上的真相，是没有答案的跋涉。

正如影片也只能玩这样一个影像游戏去指涉“真相”：真相即使不为人所知也仍是真相。

但果真如此吗？

《无主之作》之所以有“真相”，是因为它先在地告诉观众了一个真相，一个虽然剧中人懵懂但被所有观众知道的真相。

在影像之外，在无法玩观影游戏的世界里，指涉“真相”就只能成为个体的努力，这是徒劳的努力，但是是唯一的途径。

相比起来，选择立场和索要真相必定要安全、舒适得多，但它与真相毫无关系。

索要，意味着那里确有一物可以索求。

索要的习惯如果只是麻痹精神的安非他命，也许没什么改正的必要，但是，索要同时意味着对“真相”存在的确认，那么这将又是一个建立神话的好机会了。

看完感觉电影整体平淡，看一个评论发现问题所在，“导演要的，去主观性，没有审判，没有反思，没有价值观的宣扬，无论这部电影本身还是电影里的画作，都是名副其实的无主之作（我觉得人生也可以这样）。

”这么一想就对了，导演就是要平淡，而后我在这平淡中，也获得了特别的触动。

如另一个短评所说，“被车灯和鸣笛击中，收获一种宁静。

被油脂和毛毡包裹，诞生一份从容。

被口号和勋章诱惑，把邪恶涂抹成神谕。

被主义和教条蒙蔽，把艺术淬炼成牢笼。

有人对空无一物的“你”不屑一顾，有人向充满哲思的“我”脱帽致敬。

一切艺术都来源于破碎与重塑，一切真实都隐藏在虚幻与朦胧。

一份无主之作，栩栩如生。

”我看到年轻的库尔特从树上下来，叫喊着自己领悟了，让我想起以前初中时候某天我也觉得自己领悟了（至于领悟了什么完全忘了），然后离开同学奔向宿舍哈哈。

看到库尔特和他姨母享受公交车鸣笛，人类的精神有各种各样的共鸣，让我觉得大千世界不要去奇怪什么人和事。

然后电影里最让我触动的教授说的话：“只有在艺术中自由才不是幻想。

只有艺术家才能在这样的战后交还给人们追求自由的能力。

只要他能诚实的展现自身主观能力。

如果不能成为完全自由的人，艺术家不会在这里诞生。

只有真正解放自己才能解救世界。

”我喜欢写文字，也算是一种艺术创作吧，深深感受到创作自由的重要性，还有艺术给人自由，比如我看到伟大作品带给我的震撼。

现实生活中好像不太自由，我想，最终还是要心灵的自由吧，身躯禁锢，心灵可以装上翱翔的翅膀。

也如一个评论所说：“只有人类才是真正的边界，在感受着靼旦人抹在他头顶的油脂时，他感受到这些人为界定的东西是如此荒诞，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告诉他的学生，需要去在艺术中无视这些人类划定的边界，一把火烧了身后两幅宣传画，并且让他的学生们那么自由的去打破媒介的束缚，和框架——消除边界，就像那些他从油脂和毛毡里感受到的那样。

”我又想到，别自己把自由毁掉，比如被烦恼束缚。

挥去那些愁绪，更自由奔向梦想， 或许这样，无主的人生会更加轻松一点。

电影的开场设定在德累斯顿的堕落艺术展览上，Elizabeth带着小外甥Kurt参观这些被第三帝国斥为“无用，疯狂，放纵”的现代艺术，电影里那位趾高气昂的官僚指着康定斯基的抽象画作得出了诸如此类的结论：“这些高价画作是对税收资源的浪费”，荒谬的是，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本人就曾是现代艺术的超级拥趸。

堕落艺术展（The Degenerate Art Exhibition），是纳粹德国对艺术界展开清洗的前奏，真实发生地在慕尼黑（电影里改成德累斯顿），之后蔓延到其他城市。

这里说的“艺术界”，并非全部艺术，希特勒痛恨的是现代的抽象派艺术，对古典艺术则倍加推崇，后来纳粹招牌导演李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一系列宣扬德意志帝国气魄的电影就深得希特勒审美精髓，充满了古典雕塑的庄严美，在《意志的胜利》中，你很难不被它所流露出的磅礴、轩昂、国家集体主义所煽动，尤其在那个意识形态摇摆不定的年代，大众极容易沦为政治号令的傀儡。

人对不了解的东西始终是心存恐惧的，当事物的发展走向超出你的有限认知，逃避是首选项；如果你手握权力，一切又都不一样了，个人意志被赋权后，拥有了对国家意志的主导权。

这里引出了一重悖论，既然艺术被评定为“无用和堕落”，为何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剿灭？

如果它是软弱的，那一个自视强大的政权应该没有理由去害怕会被颠覆吧？

除非，权力机构深知，艺术拥有改变世界观的力量，这也是导演在映后Q&A所表达的。

这种矛盾构成了政治最虚伪也是最具欺骗性的面相。

另一方面，这种清洗与希特勒所笃定的“优生学”一脉相承，电影中Kurt的岳父（曾是纳粹德国的妇产科医生，为那些被定义为生理心理残疾的女性做绝育手术）终其一生都受这种思想毒害，连自己的女儿也不放过。

希特勒断章取义尼采的超人学说，认为唯有纯净雅利安人的血统（racial purity），才能造就一个没有弱者的德意志。

同理，艺术上的那些impurity，也是应该被清理的。

这决定了《无主之作》和政治背景是无法割裂开的，电影追随男主轨迹，分为三个时空：纳粹德国，东德，西德。

但电影最美妙之处，恰是渺小人类试图摆脱政治外力所做的努力。

尽管在一个被剥夺光明和幻想的世界，无论是Kurt和Ellie的迷人爱情，还是Elizabeth流血敲出的C大调，都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行为”，所谓被加缪定义为悲剧的特质。

愈浓烈，就愈凸显人世的荒诞，愈不和谐，就愈反衬出社会的秩序井然。

《无主之作》在歌颂“堕落”的同时，也唱响了自由的乐章。

童年时期的Kurt目睹了姨妈Elizabeth被强行送进疯人院，在这位偶尔人来疯的长辈身上，得以寻觅到一丝被称为“人性光辉”的东西，这是纳粹阴霾下人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虚弱象征。

电影曾给出Elizabeth的脸部特写，那双如地中海般蔚蓝的眼睛很多年后我们仍将看到，那时Elizabeth已成为帝国遗传学的牺牲品，她的外甥Kurt则长大成人，继承了这抹蓝色，在数度聚焦于Kurt的眼部特写中，产生了奇妙的时光回溯感，是某种心有灵犀的对望，艺术，剥夺了时间对记忆的宰制，淡化了压迫造成的创伤，带着观众蹒跚回到Kurt和Elizabeth坐巴士回家的那天下午，残酷和美好并存的时刻。

战争和死亡无疑是种负担，少年Kurt却以蓬勃而充满生命力的姿态出场，那句“我发现真理了！

”透露出孩童的顽皮和无邪，也和战争德国的废墟状态格格不入。

一开始他在印刷工厂工作，很快因为天赋异禀考上了艺术学院，学习写实主义绘画，这在东德是主流，大家似乎默默接受了这种不容置疑的趋势。

战后苏联和美国迅速划分势力范围，造成了德意志分裂的局面，人被历史大潮推着向前走。

在东德，太享受艺术似乎成了一件很布尔乔亚的事，务实地为政治服务，成了它唯一的使命。

绝望的不是谁来当政，是你发现，无论谁话事，艺术都逃不过沦为附庸的命运。

你以为这个政权倒下了，人民就会重获自由，但不过是换个囚笼呆着，做着另一种形式的困兽之斗。

一颗螺丝钉的悲哀，在于它全部的价值肯定都来自他人，这个“他人”可以是A，也可能哪天就变成了B，C，D。

所以螺丝钉可以被轻易取代，就像Kurt为博物馆画的“劳动者万岁”的壁画，很快就被抹掉换上新的代表政府意志的画作。

Kurt之后逃离东德并成功进入西德艺术学校学习。

在西德，展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有太多的“ich”（德语：我），“你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ich，ich，ich”，东德艺术学院院长的警戒言犹在耳，彼时Kurt本想退掉壁画的工作，最终还是妥协了；而此时此地，拥抱自我反倒成了被鼓励的，艺术学校里的那些怪咖，有用马铃薯搞创作的，有狂割纸的，还有往自己身上泼黑白油漆的，他们无所畏惧突破着艺术的传统边界，掀起一场接一场的自我革命。

始终相信，艺术是需要管道来表达的，不管你对艺术做何种价值判断，虽然这种“创作自由”有时候让人过于注重形式是否够创新，忽略了最本质的艺术核心，Kurt也曾被这个陷阱迷惑过。

在探索的道路上，Kurt终于明白，艺术的创作并非炫技，也不是停留在表象的不知所云，它首先要是真诚的，与生命息息相关。

记忆里模糊却又清晰的姨妈Elizabeth，孕育新生命的爱妻Ellie，纳粹凶手，响应国家号召的战斗机...那些黑白照片，是连接Kurt年轻生命过去和现在的bridge，也成了他的创作“缪斯”。

复刻旧照片，用绘画的形式呈现，这些画作被做了模糊处理，色彩单一，初看似乎只是copy，全无技巧可言。

但穿透那层画布，确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抛弃对形式的过度追求，绘画还剩下什么？

被问到画中那些人都是谁，Kurt以“不认识的人”做回应。

对历史，人是健忘的，时光长河里那些不具名的人事物，转瞬即逝的悲欢离合，最终都变成一个个冰冷的数字来论证战争波及的范围，死亡人头，势力对比。

数据帮助我们厘清错综复杂的事实本末，但面对庞大的真相，终究还是雾里看花，情绪的部分，感性压倒理性，则交由艺术，飘渺的迷惘和悲伤，总是能在艺术中找到慰藉。

Kurt的画作有一种朴素的力量，就像毕加索扭曲的被几何切割的人像、康定斯基难以捉摸的点线面组合，在五花八门的形式下，都诉说着同一个单字：ich。

《无主之作》的剧本借鉴了德国画家Gerhard Richter的经历，这也是电影把背景地设定在德累斯顿（Richter故乡）的原因之一。

导演曾和Richter共度数周，电影最终也“利用”了Richter的那段创伤（use the trauma of his life），但或许正是靠得太近，87岁的他至今都未看过电影成品（导演映后Q&A）。

无论如何，这都印证了一点，即艺术创作是需要养分的，无论是来自外界，还是来自内在，艺术的梦幻部分还是需要一个根基作支撑。

《无主之作》不是那种使用前卫镜头语言的电影，叙事也是中规中矩，甚至是cue到G点的配乐也有泛滥之嫌。

但跟强大的情感共鸣比起来，这些都是个人口味问题，并没有到宣兵夺主那么严重。

对艺术的自由追求，总是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干扰，只因它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然后被冠冕堂皇地贴上“anti-something”的标签。

就如导演说的，今天我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五十度灰》或是超级英雄的电影，不是说这些电影不好，电影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精神享受，只是感官上的满足容易造成思想倦怠和麻痹，时间久了我们也就认可了某些既成现状，懒得改变。

所以《无主之作》是勇敢的，导演也是勇敢的，筹资和宣发是这类电影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尤其是在如今电影院都被好莱坞大片占据的当下。

驱使导演去拍《无主之作》的是responsibility，上一代人经历了什么，必须有人说出来，而不是用一个“I‘m guilty”或“I’m not guilty”敷衍了事。

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失去、不断争取自由的历史。

自由太脆弱了，我们所享有的，珍贵而易逝。

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第75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提名，第76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

电影《无主之作》这是一部源于真实事件的传记电影。

从1937年到1966年，德国经历了希特勒时期的纳粹党，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西占区成立联邦德国，苏占区成立民主德国，柏林墙正式建立。

电影《无主之作》讲述了生活在东德的艺术家库特(Kurt Barnert)从束缚到逃离的创作人生。

时代的残忍并不会放过任何人，包括年幼时期就显现出艺术天份的库特。

那时的艺术是政权博弈中的牺牲品。

东德艺术家们被要求创作“为人民服务”的作品。

艺术家不应该拥有自我，现代艺术被称为“颓废艺术”，毕加索被称为“无耻的形式主义者”。

人民大团结才是他们创作的一切源泉。

库特在东德的美术学院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画作。

毕业后，他被安排绘制历史博物馆的湿壁画。

成为“艺术家”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做一个“刷墙工人”。

创作的意义对于库特来说就是一种追求真相。

1961年，库特逃到了西德，进入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

这是一座先锋艺术得以弘扬的现代艺术之城。

创新、想法、自由的表达是这里每一位艺术学生的追求。

教授Antonius van Verten给库特上了两堂决定方向的课程。

第一堂：自由。

艺术家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

“不要去选择一个政党，选择艺术。

”“只有在艺术中，自由才不是幻想。

”

在教授的启发下，库特开始了自己自由的创作。

那时的现代艺术被认为需要拥有“个性”，否则就只是“手工作品”。

与同学们一样，库特也在探索属于自己的个性，扩展创造力的边界。

在教授到他的工作室看作品时，他收获了自己的第二堂课：自我。

教授在战时是一名空军，坠机后被当地农民所救。

农民用脂肪涂抹他的伤口，用羊毛毡包裹他的身体，使他最终活了下来。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曾经怀疑一切，怀疑所有产生幻觉、欺骗、想象的事物，而最终这一切思考产生的不确定性，被他称之为“我”。

”教授在脂肪和羊毛毡中找到了他的自我。

也摘掉了那顶被称为他的“秘密”的帽子。

库特烧毁了自己所有的作品，开始寻找自我。

1966年，库特开了自己人生首个画展。

画展中的每一幅画，都是库特的一生，更是每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的人生缩影。

库特临摹照片的画作，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真实力量，证明了自己，也证明了绘画艺术并未消亡。

库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

不用强行追求创意，不用极端抽象的表达，也可以找到最真实的自我。

在他的画作中，那些一直模糊不清的过去，形成了最终的真相。

“一切真实的都是美好的。

”这句话，来自他艺术的启蒙者，他的小姨，也是他的画作《母与子》中的母亲。

一个在汽车鸣笛中寻找交响乐，最终因为纳粹政府“种族优化”计划而被送进毒气室的音乐家。

苦难终将过去，而一切都会留下痕迹。

追求自由的艺术家精神，也并未消亡。

就像影片的最后，库特在画展结束后独自来到了一个公交车场，恳请司机师傅为他奏响了属于小姨的“交响乐”。

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的追寻将借由艺术获得永垂不朽的传承。

“只有艺术家才能在这场灾难之后，让人们重新获得他们追寻的自由的感觉。

”而电影《无主之作》的精彩之处，除了对艺术哲学般的探究与思辨，更加在于用一种只有观众知道所有答案的全知视角，深刻地解读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的人生悲剧。

我们眼见库特的身边发生的一切，循环往复，机缘巧合，爱恨情仇。

然而他自己一无所知。

没有仇恨，没有怒火，就像库特在1957年在一大棵树上，在风吹树叶中，突然领悟了万物的关联与世界的公式。

在库特的内心，一直拥有真正的自由。

-END-原创：艺小萌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