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秒钟

关于电影的电影故事，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心结，2007年戛纳电影节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曾让很多影迷沉迷，张艺谋导演在里面也有一个小故事。

没想到70岁的时候，张艺谋拍了一部返璞归真的《一秒钟》，据说一部分来自个人年轻时的经历，他对胶片时代的怀念让很多迷影分子心动。

作为导演的张艺谋，现实题材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个人最喜欢他的片子，也是现实主义色彩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

可惜，新世纪以来的几个片子，没有真正打动我。

《一秒钟》一击即中，又找回了90年代那种纯粹状态，他对电影的热爱融进了苦涩的记忆中。

《一秒钟》的故事从张九声赶路走进沙漠开始，从张九声和刘闺女再次走进沙漠结束。

故事的大背景就像沙漠一样令人绝望，带着希望的逃犯张九声，不仅是现实的中囚徒，还是希望的囚徒，随时可能破灭，只是望梅止渴而死比真的渴死好一点。

在正片放映前在22号《新闻简报》里一闪而过的张九声的女儿，何尝不是带着改变坏分子女儿的希望，积极去参加劳动改造，和大人们争当先进，因年纪太小去扛粮食口袋，不幸殒命。

电影没有正面讲这个事情，但刘闺女在影院和张九声吵架时，看似一语成谶的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伏笔。

在精神和物质空前贫乏的年代，电视、报纸还不普及，除了广播，人们了解国家大政方针、重大新闻的渠道，就是每次电影之前贴片放映的《新闻简报》了，谁知道一个14的岁孩子，为了争当先进连命都没了，一生只剩一秒钟的影子。

刘闺女这个蓬头垢面的假小子，稍有影史储备的人，都会想起1981年杨延晋导演《小街》里的张瑜。

这个偷胶片的贼，偷走了别人的希望，却是想给弟弟一个新希望。

张九声和刘闺女剑拔弩张，但没有变成“互害”关系，最终了解对方苦衷，成了朋友，这是善良的底线。

不得不说，张艺谋在选角上，有一套独特的审美，每一届谋女郎都最终走红了，是有理由的。

从刘闺女刘浩存出场以来，眼睛就离不开她的影子，执拗，帅气，不失善良，当她换上女装，变成有些羞涩的大姑娘，倒反有些不适了。

《一秒钟》这个故事可能是张艺谋对自己20来岁时，看电影留下的某种心结的回顾，荒凉沉痛有一丝明亮轻盈。

被风沙永远埋葬的35毫米胶片，就像逃犯永远见不到的女儿，时代留给逃犯的念想，连一秒钟的残缺影像都没有了。

范伟演戏已经成精，范电影这个角色，中和了张九声、刘闺女身上的苦情味道，一出场就稳抢C位，表面理直气壮，私下胆小怕事、时时自保，有点小小的蔫坏，有小缺点但也不是坏人，这个人物几乎就是为他量身定做。

范电影带领群众在街上拾掇蒙尘的胶片，组织人马到后台清、吹干，和张译饰演的逃犯一起“倒带”，以及放映室里循环放映的小发明，都带很强的仪式感。

尤其开映前，借着灯光直投，观众的人头、自行车等什物倒影在布幕上，流动的剪影颇有诗意，《活着》之后张艺谋又表达了一次对“皮影戏”的热爱。

大银幕上放着重复了无数遍的《英雄儿女》，过道、窗台、走廊，人山人海，大家陶醉地大合唱，膜拜虚构的英雄和看不见的荣誉，却不曾留意身边小人物的悲欣交集。

带着看一眼女儿容貌愿望的张九声，为弟弟不顾一切的刘闺女，也许才是现实中的“英雄”。

残酷岁月，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悲情的命运，命如草芥，人人都是牺牲品、试验品。

《英雄儿女》（1964）上映的第二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全国，饰演政委王文清的田方（田壮壮导演的父亲）深受冲击，被下放五七干校，重病不治辞世。

饰演王芳的刘尚娴受家庭影响，几乎停滞了表演生涯；饰演英雄父亲王复标的周文彬，也丧失了表演资格……《一秒钟》故事发生的时间点，正好是1970年代中期，《英雄儿女》里面很多演员，在他们或长或短的生命里，也正在遭遇和张九声、刘闺女差不多的苦难，作为真实的人，他们的生离死别和多数人差不多，这是电影内外难以磨灭的留白。

想起北岛的一句诗“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当然，这是后话了，是发生在《一秒钟》结束之后真实历史时空里的反思之诗，张九声、刘闺女如果真有其人，或许能熬过苦难，活成一个幸福的普通人！

一、《一秒钟》的隐微写作法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施特劳斯热”，其影响之持久以至于延续到了今天。

这一热潮之所以在中国发端、发展和壮大存在诸多原因，其中有一个既稳固又有趣的客观原因，即，我们现当代的不少文艺创作都可作为“隐微”写作的新鲜案例，它们构成了从即时性（而非回溯性）视点研究隐微写作的现实素材。

有关隐微论，可参见施特劳斯的著作《迫害与写作艺术》，其中施特劳斯以哲学社会学的立场探讨了哲学文本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关系，（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出于对自身安危和政治环境压力的考虑，不得不放弃了显白的写作方法转而应用隐微。

粗略来说，隐微写作和我国古代的“春秋笔法”倒是挺相似的。

哲学文本的隐微写作确也可以更替为文艺作品的隐微写作，本文也正是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使用隐微这一概念，从而以它为视角对《一秒钟》展开评价的。

迫害与写作艺术8.7[美] 列奥·施特劳斯 / 2012 / 华夏出版社几乎没有疑问的是，《一秒钟》确实作为采用隐微写法的文艺作品案例之一。

它的其中一项主要的所隐之物也几乎是板上钉钉，那就是张九声女儿之死——这已在《一秒钟》的幕后纪录片中被导演亲承。

张九声是在得知女儿已意外离世（且离世原因与在粮店工作有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开启的整趟“看电影”之程。

而这更是整部影片的背景前提，即，一切后续剧情和电影情绪的重大前件。

然而，这一前件是被隐去的，对于一些不了解影片创作情况或没有体味出影片内些许微妙之处的观众来说，前件之隐实则就相当于前件之不存在。

张九声女儿之死已被导演亲承不过，隐微存在两个基本环节，除“隐”之外，还有一个步骤即是“微”。

若将前件完全隐去，那就和抹煞无异，电影自身的完整性乃至合理性便注定是失却的；而“微”则要求“张九声女儿之死”这一前件仍须若有若无地浮现出来，该效果的实现需要创作者将前件打散为碎片，以间接片段的形式——如人物间的部分对白、人物自身的神情反应——从侧面一点点地吐露出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相较于显白写作，隐微有其更为高明的地方，正如庄子偏重寓言而非直言。

但是，主动隐微和被动隐微毕竟是有区别的，各自的方法论取向就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不同。

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里的写法便倾向于主动式，符号的隐喻和转置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风格的一部分；《一秒钟》的隐微却是被动式的，是周旋、妥协和不得不的结果，尤其是当创作者的原意是没有考虑隐微写作法的。

《太阳照常升起》的主动式隐微二、《一秒钟》的有：对电影、历史和第五代的怀旧抒情那么，在被动隐微的写作方法下，《一秒钟》所保留下的还有些什么呢？

就电影主题来说，本片类似于一张专辑的AB面那般具备双重性：一方面是刻画张九声等人物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苦难个人史，另一方面则是抒发某种对往昔之物或往昔之事的怀旧感情。

前一方面自是须应用隐微写法的，而后一方面确可得到相对程度上的更直接、更充分的发挥。

我的看法是，《一秒钟》的怀旧对象大体有三：电影、历史和第五代导演自身。

《一秒钟》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正面刻画和直接抒情可谓不留余力。

在那样一个深处沙漠的小镇中，电影不仅是剧情上也是现实上的中心焦点，一部电影的放映调动了几乎所有居民的注意力。

纵使是处在争斗当中的两派人，他们的对立性也在电影面前也被暂时悬置，同一地处在电影观众的角色位置之上。

从效果上看，这些便是电影银幕之于观众的魔力；而从电影本身来说，张艺谋亦有一个明确的情感所指，那就是电影胶片。

胶片作为电影的传统介质，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已成为制作层面的“明日黄花”。

《一秒钟》在电影语言上时常运用大特写，以对胶片的清洗、晾晒、卷轴、放映、剪切等操作环节进行放大，如此对细节的执意好似一种记忆的回眸，是大特写的凝视表达出张艺谋对胶片介质的怀旧和致敬。

对“清洗胶片”的大特写凝视《一秒钟》的怀旧抒情不仅是献给电影的，亦是献给那个年代的那段历史。

悲惨与苦难是那段历史的一种面向，另一种面向却要柔和许多，即集体主义的群众关系。

影片中“危机”的解决依靠的便是小镇居民的群策群力，“放电影”成为了关涉几乎所有人且所有人都愿意为之努力的集体目标，群众的集体参与使得电影不再囿于第四面墙之内而是成为连通大众的互动形式。

因此，张艺谋不仅将镜头凝视赋于电影的介质与放映，还投向了剧场中一排排的观众-群众。

作为观众，他们的脸旁被银幕发出的光所映亮；作为群众，镜头对他们的凝视便是一种历史性的群像刻画。

现实主义的群像刻画几乎很少出现在如今的中国电影中，最近有印象的一次还是贾樟柯的短片《来访》的结尾。

庆幸的是，在《一秒钟》以及张艺谋的电影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观照社会历史的“群像时刻”，也是电影所要传达的抒情时刻。

《来访》结尾的群像刻画

《一秒钟》观众-群众的群像刻画另外，《一秒钟》的怀旧抒情还与第五代导演这一群体自身有关。

张艺谋等人作为我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开创并发扬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电影特有的美学视角与方法。

1984年的《黄土地》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掌镜，西方电影传统中置于画幅下部1/3的地平线位置被他们用自然主义的大远景重新界定，天空与黄土的交界处常常位于画幅上部或下部1/4至1/5的地方。

与此同时，画面中的人物在自然环境中显得非常渺小，小到只看得见模糊的轮廓，而四周却是广袤天地的偌大内容——这种人景关系像极了中国山水画的古典传统，人在景中是微小的。

在《一秒钟》里，人物在沙漠中行进的段落也多用“黄土地”式的画面布局——铺陈开来的风沙和点状大小的人物，而方法的沿用很大程度上便是对方法自身以及那个方法群体（第五代群体）的致敬，怀旧抒情也就落脚到了这里。

《黄土地》画面中的人景关系

《一秒钟》画面中的人景关系三、《一秒钟》的失：失却的情绪与间离的声音如前文第一部分所说，《一秒钟》因是被动式的隐微写作，在电影效果上便多少会遭遇困境，在一些观众看来，它的情绪转换甚至是断裂性的。

这都源于《一秒钟》的失，即背景前件“张九声女儿之死”的失去。

不过，《一秒钟》的失也不止一种，除开迫于环境的背景前件的“失去”之失以外，还有由于创作者自身的创作后件的“失误”之失。

这里重点谈论的是《一秒钟》的后一种失。

由于背景前件的失去，电影的情绪营造和观众对影片的情绪反应便首先缺少一个前提，而在后续的演绎过程中，电影也并未有效弥合住情绪链条的缺口，相反的却是似乎在有意地朝向一个“消解”情绪的方向塑造人物和建构情节。

“消解”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是对范电影这一人物“嘲解式”的形象塑造，此嘲解甚至可以被理解为本片创作者的自我嘲解，其结果是某种小品式的喜剧感狡黠地浮现出来，或许讨巧，但却让情绪的后件发展在失去前件的情况下越发不足，好似严肃的力量感常常落在缓和性的棉花上从而失却掉了。

尚不能明确的是，这种“消解”是创作者不得不为之的结果还是主观上就意向的产物，但我的感觉是，从一开始，张艺谋就没有想把本片拍成如《活着》那般的情绪基调，故而最终把它归为《一秒钟》的一个失误。

另一个《一秒钟》的失，是形式手法的一处选择上。

本片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大多是十分出色的，然而有一处却很值得再商榷，那便是在沙漠段落中——尤其是当有事件冲突和情绪发展时——音轨上的背景音乐是某种带有少数民族气息的女声唱曲，这一选择让人相当不解，毕竟此音乐无论从主题上、内容上还是情绪反应甚至意境上，和这些段落之间的联系似乎都比较牵强。

或许更恰当的做法是，在音轨上不放任何额外的音乐，代之以纯粹的自然环境声（主要是风沙声），并可以就对白声和环境声之间的音量大小关系做些调整，譬如将人物对白声放大以盖过环境声，或者放大风沙环境声以盖过对白声。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处理，尽管这种处理方式似乎存在某种很强的隐喻空间而有被毙的潜在风险。

总而言之，《一秒钟》是一部挺值得看的电影。

无论作为隐微写作的一个样本，还是电影自身所传达的有和失，都能让不同的人体会和收获到不同的感受、经验和思考。

“一秒钟”太短了，不够；104分钟也不长，但值得我们回味许久。

历史尘埃里的一粒灰，落到现时今世就是一座山《一秒钟》就是这样一部轻盈且沉重的电影。

故事开始于一片culture revolution时期的西北半荒漠，单纯从象征的角度来看，这片半荒漠是如此的应景，既是过去，又像现在，而相信看懂这部电影其实是毫无困难的，与之想比，探究国师的叙事方法，说实话，对《一秒钟》来讲是一件相对无聊的事情，因为其细致分化下去，这就是一个或多或少标准的“统计学”概念，只存在于叙事的内容也产生的结果是否为观者接受的问题。

对于厌烦和现时主旋律唱反调，厌烦总是沉湎于过去反思，希望能多多讲讲我等巨擘之国大好河山、大好形势、大好未来的人来说，当然是没有什么接受度的，尚且也不必非费那九牛二虎之力说将出个什么必须让他们明白的道理来。

但对于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意识、甚至不同的生命阶段相同的人来说，艺术家用他的语调来讲述，是要向能体会这一语调，可以自行消解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距离的对象们表达他想表达的意愿的。

从这点上回顾起来，关于国师，除了他有名商业大片外，《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活着》、《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甚至《归来》，基本都是可见可感的乡土人情，这股乡土人情总是抱着一股国人生活中，应该有些盼头的期求，再回到想必很多人可以轻松看懂的论断上，如果你感受到了电影中这股期求，那么相信你就明白了这部电影。

如果细致追问这份期求的力学特征，大抵可以由国师大概最有名的电影《活着》来概括，也即在电影内与余华书外所表达中国人始终向着“存于世”残喘的努力，可谓国民性，而在《一秒钟》里，这份诉求，尤指在绝望看不到边际的黑暗时代里，再看女儿最后一眼。

不过在《一秒钟》的故事中，还存在着另一部样板戏《英雄儿女》。

《英雄儿女》讲的是抗美援朝英雄先烈们的故事，其中我们的英雄王成在守卫山岗之时，前有敌军，后有匪寇的情况下，哪怕战斗至几乎只剩他一人之时，依旧英勇杀敌，坚决抵抗，甚至在弹尽粮绝的危难关头，操起巨石砸向美国鬼子依旧勇斗不懈，在面对潮水般敌人即将失守之际，抱起必死之决心，向师部后援喊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最后用仅剩的炸药管与敌人同归于尽，堪称一代可歌可泣的无畏事迹。

细细说来，相信没有任何一名有良心中国人不会为“为了胜利，向我开炮”这句话而动容，因为那不仅象征着先辈们为了保卫家园而做出的不得不的牺牲，也象征着为洗刷中华百年近代屈辱所做出的有力呐喊，更是中华民族千年来舍生取义气节的凝聚。

那么其实也不难发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力学特性就是把胜利置于在了最崇高的位置，从而获得了一种超然的地位，为了最崇高的目标，当然“我”也即英雄王成是可以牺牲的，这在绝对意义上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如果失败，这背后的代价可能就是人可否继续存续生存等至关重要的生死存亡问题，这是功利主义的计算，当然也可以说是非常时期当然要用非常办法来面对的不得不方法。

而当已经渡过了那段共和国艰辛斗争的岁月，回到现时今世时，我们无疑又有了新的时代话语，即“发展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与“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对比而看，发展无疑就被放到了一个类似“胜利”一样，至高无上的位置，那么这就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栗如，如果现在那些亟待被先富带动起来的“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他们想改善自己的生活境况，但是假如他们想改变生活的努力，可能会“破坏”富人们创建的“优良、可持续”的发展环境，进而影响发展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发展可以继续高速保持，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诉求也就不是很重要，甚至要被置若罔闻了，所以也就只能牺牲想“后富”的穷人、打工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又栗如，如果现在备受所谓“男权社会”压迫的女性们想要改善自己的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弱势地位，但却可能会破坏男权主导的社会高速发展模式，那么，因为发展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只能“被迫无奈”地压抑女性们严正又合理的诉求了。

所以实际上，这些个新时代话语的真实本质，其实就是一套话语体系上和实际操作时的伪概念，因为发展的问题不可能只能靠发展来解决，就像只经济发展并不会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能连经济问题自身都解决不了，要不然就没法解释为什么广东省、福建省、浙江省的人们手里的钱呈指数增长越来越多，却为什么还是那么重男轻女等等一样诸多问题，而反而可能更为其此时发展的不充足，向未来发展的大饼愿景看去，而进一步增添加剧现状不公平的合理化，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其他方面有所亏欠，而且亏欠太多太多，所以才会一直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打造成正当性，这也正进一步在无形中体现了某些现时至高无上的“可笑”律令的二律背反。

那么秉持着这种二律背反的视角再来看电影，电影中的戏剧张力也就一目了然了。

那个时代毫无疑问是以一种不可撼动的思想作为最高存在的，引申下沉，张九声因为成分不好进而劳改时，劳动改造就是他至高无上的律令，这也就与他逃出劳改农场看女儿最后一眼的正常人类具有的情感呈现出了不可调和的力学冲突，当然也就成为了不被容许、必须抹杀、犯罪一般的存在。

在此基础上，那个只存在于胶片上、影像中、记忆里的女儿，也就成了整片的麦格芬，而胶片遗落两年后的补拍光明“新生活”段落，则坐实了女儿以不在世的麦格芬属性，因为如果女儿还活着，来找胶片就不符合人物最大的动机，以此也就能反推出删减部分的大致内容。

单纯为了活着而活着，与为了逝去之人而活着的人相比，实际上就是彻头彻尾的虚无，但这是彼时之人存在的最高律令，同时也就是对culture revolution最大的批判，国师展现的这一真相，活着的虚无，也是对时代的控诉。

表面上，《一秒钟》有着一个元电影的外壳，它借由一位“罪孽深重”的父亲最后的希望可以目睹已经逝去女儿在荧幕上的“永生”组成了故事，而实际上，电影则借由只存在一秒钟的两帧实体胶片所组成的非罗兰·巴特刺点，探究了culture revolution整个时代的不同知面（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此时的“元”，除了依旧是那个一元的“元”，更是一个主客不分离、过去与现在不分离，轻盈与沉重不分离、彼时与此时亦不分离的“元”，悲剧上演于历史和电影中时，尚且可以观而置之，而现在依旧很多崇高的“经济发展解决一切”、“重回世界之巅万事皆好”等等丝毫不容置疑的最高律令，却会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一次次以类似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式的二律背反地要求国人们驻足后再细细思量，到那个时候，可能就需要你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回望那段曾经的历史记忆，与它巨大的悲剧所带来的情感，可以说，理解了这种情感，你不单单只会理解这部电影，更会理解面向未来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和不应该去再次尝试的险途，到了那时，我们可以说，过去的一粒灰，落到现在成为了一座山，兴许也能在明天，变成一块真正可以踏之其上、回首侧望的垫脚石。

《一秒钟》表面上是一部抒写“胶片情节”的电影，骨子里却是一个残酷的悲剧。

所谓“给电影的一封情书”，竟然是一封“血书”。

还是先从故事讲起吧。

因打架斗殴正在劳改的张九声收到女儿的来信，说登上新闻简报，会在电影片前放映。

为见女儿一面，张九声逃出劳改所，错过放映场次的张九声撞见为做灯罩前来偷胶片的刘闺女，两人开始追逐戏。

因为失误，一盘胶片在范电影的儿子手上破坏。

为了保证电影成功放映，范电影和张九声展开救护工作。

三个人的命运因为胶片交织在一起。

亡女之痛

《一秒钟》纪录片因为种种原因，电影里省去了女儿去世的信息（在纪录片里有提及），导致张九声的行为动机无法得到充分说明，同时也消解了行动背后带有的情感力量。

不过通过结尾，观众大体上还是能够体认到张九声已经失去女儿的事实。

不然，他出狱后为何还要回来找刘闺女，要两帧胶片呢？

因为那两帧胶片是女儿仅存于世的影像，也即遗照。

如果张九声的女儿尚在世，他完全可以让女儿寄一张照片过来。

而且，张九声不顾生命危险（越狱）也要看到电影，间接说明了女儿已经离世的事实。

电影结尾，张九声和刘闺女相视一笑，似乎也在透露，张九声在刘闺女身上找到了情感替代，女儿事实上已经离世。

张九声的笑，说明他放下了。

“一秒钟太短，不够。

”张九声的这句话催人泪下。

如果这是仅有的再见到女儿的机会，一秒钟哪里够呢？

电影到这里才暴发出了最大的情感力量，胶片电影转瞬即逝、无法暂停的放映机制似乎也在强化这种力度。

正是因为女儿的身影只出现了一秒，胶片电影的放映不能像播放器那样定格，张九声只能让范电影反复放映片头片段，仅仅为了一遍遍观看女儿的身影。

这难道不够动人吗？

引申一下，女儿在胶片中出现一秒钟的设想极好地凸显出电影和照片本质上的差别。

照片可以暂停时光，将时间定格并永驻；而作为动态切片的电影，却无法让某个瞬间永久停留，它总在时间之河上流逝。

当范电影最后剪下留有张九声女儿身影的两帧胶片，作为礼物送给刘九声，这两帧实际上类同于照片的底片。

张九声想看的真的是电影吗？

他需要的仅仅是能够确证个人记忆的照片。

只要有照片，他便能随时缅怀逝去的女儿。

因为没有照片，他为了重现记忆或将女儿的身影刻录到个人记忆库里，他只能如西西弗斯那般一遍遍徒劳地重看电影。

作为物质载体的胶片《一秒钟》虽然主打“胶片情节”，抒发对胶片电影的爱；但事实上，电影里出现的人物都“各怀鬼胎。

”张九声为了见女儿最后一面才去看的电影，而且他也只是想看片前的新闻简报，而不是正片《英雄儿女》，这说明他对电影并没有一种原生的爱。

同样，刘闺女之所以要偷胶片，是因为弟弟不小心打碎了从邻居家借来的用废旧胶片做的灯罩，她是为了拿胶片来做灯罩，她对电影也没有一种原生的爱。

范电影对电影就有一种爱了吗？

我想未必。

这位自诩“从未出现放映失误”的放映员手握独家放映权力（并不想让场长的弟弟、也即他的徒弟继承他的位置），更加享受的其实是放映所带来的特权：群众对他的敬意、讨好和吹捧。

看看那口印有“放映员 001”的搪瓷杯，以及他从口袋中掏出南瓜子、花生等各类“贡品”的得意样子。

范电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有人性上的弱点。

胶卷明明是痴呆儿子弄坏的，他却把责任全部转嫁到徒弟身上，即保护了儿子，也保住了自己独家放映员的位置；知道张九声乃越狱逃犯，他马上一百八十度转变态度，对他惟命是从；等到后面有机会了，他又叫来保安部的人，捉拿张九声；最后，他剪下有张九声女儿的胶片送给绑在角落的张九声，还把用废旧胶片做的灯罩送给刘闺女……我们无法用好人或坏人简单判定范电影，他是一个复杂的人，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自利。

在那个年代，电影不是消费品，而是奢侈品。

正是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林林总总只把胶片当作物质载体、而不是真正热爱电影的人。

就像张九声、刘闺女、范电影……他们并不是因为爱看电影而喜欢电影，他们喜欢电影是因为电影可以满足自己的某个目的，电影让他们有利可图罢了。

那么，坐在会场里看电影的群众，就是真正热爱电影的吗？

我想也未必，电影更多的是提供他们逃离苦闷现实的一种方式，即便看的是样板戏《英雄儿女》，他们也乐在其中。

因为说白了，看电影是那个年代的大众少有的几项公众性的娱乐活动之一。

对时代的反思《一秒钟》是十足的悲剧。

最终消失在风沙中的两帧胶片，如同记忆中的历史那般随风而逝。

这种隐喻是电影另一个处理高明的地方，希望这并非我过度阐发。

如果没有影像作为个体（以及时代-历史）的记录，我们如何能够真实地缅怀呢？

留在记忆中的身影永远是模糊的，永远企不及影像做出的精准复制。

历史同样如此，电影的价值在于为时代-历史留下真实的注脚。

通过历史留下的旧电影或旧影像，当下的人才能够真切地感知到过去的历史状貌。

电影表面上讲一个因为胶片之缘际会的故事，背后折射出的却是大时代背景下不同人的遭遇和困境。

张艺谋看似站在不批判的立场真实地呈现历史，实际上影像内里还是能看出时代和政治的残酷，它们反映在人物的命运上。

如他所言，“人物是锁在固定的时代里”。

表现一个时代的状貌，首先需要人物。

或者更进一步说，一部讲人与事的电影，最关键的是里面要有站得住的人物。

影像通过虚构的人物重现时代的状貌。

如果没有影像（电影），小人物沉浮的命运就会像卷入风沙的胶片那样消失在时代的洪流中。

看来，只要能够让电影里的人物立起来、活起来，时代自然而然就会反映在这样的人物身上。

这是“小叙事”在描绘历史、反映时代上真正的价值。

而“大叙事”之所以不可行，原因是一旦缺失具体的人物，时代便只剩下一具空壳。

《一秒钟》称得上张艺谋的返璞归真之作，放弃了炫目的色彩和高蹈的形式，塑造可亲又可感的人物，用新现实主义的质朴手法讲述一个令人感动、引人思考的故事。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先生如是说过。

近日，张艺谋执导的新作《一秒钟》已于中国大陆院线上映。

作为近两年以来国内影迷最期待，但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电影之一，《一秒钟》上映三天以来获得了5800多万的票房成绩，豆瓣评分则维持在7.9分（数据均截止至29日17时）。

2019年，《一秒钟》与王小帅执导的《地久天长》、香港导演曾国祥执导的《少年的你》三部中国电影会师欧洲三大电影节中最具政治性的柏林电影节。

《一秒钟》最终因“技术原因”宣布撤出主竞赛放映，引发了国内外一片不满之声，评审团主席朱丽叶·比诺什更在闭幕式宣读信件表示，“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与情感，电影中的一秒钟可以促使我们生活与思想真正的转变，电影艺术就是如此。

”有趣的是，上述三部电影无意之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现当代政治和社会影像序列，也彰显出中国导演在题材、手法上的代际区分：《一秒钟》代表中国第五代导演对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反思，《地久天长》以第六代的眼光审视90年代所有制改革，而《少年的你》则代表更新一代年轻导演对新世纪以来大陆高考制度下校园霸凌等社会问题的探讨和关注。

广义上说，三部电影都从个人化的切入点进行了后冷战历史书写，将历史信息深埋在社会和政治的大背景之中，其中又以《一秒钟》最为含蓄、动人和平衡。

应该说，这部作品不仅是张艺谋多年以来最成熟、完整的一部电影作品，也是第五代导演集体多年以来技法上最纯熟、内容上最具有人文关怀的作品之一。

《一秒钟》全片围绕一种介质（胶片，film）和一个空间（电影院，cinema）展开，二者恰好显示出前数码时代电影的两种显著的向度。

在本片中，电影所具有的功能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和审美层面，而是直接对应为两种实实在在的权力：其一，对电影实体，即剪切、重组和剥夺的权力。

实际上，对胶片的剪切和剥夺从来都是权力的一种直接体现，比如在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名作《天堂电影院》（_Nuovo Cinema Paradiso_, 1988）里，所有的接吻镜头都被从成片里去掉，放映员艾佛特成为了当时意大利南部审查制度的实际执行者。

在影片结尾，多多收到了艾佛特留给他的一件珍贵礼物——所有接吻镜头的组接——这份礼物串联起整个影片的主要情节，不仅是一份珍贵的童年回忆，也是一份失落的爱情，更是一份失落的电影文化记忆。

从这个角度上说，《一秒钟》正是张艺谋版《天堂电影院》：范电影（范伟饰）同样将珍贵的两帧胶片截取下来送给张九声（张译饰），而这张胶片最终又被二分场的暴力机构保卫科剥夺。

有趣的是，如本文开头所说，电影《一秒钟》本身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张九声逃出劳改农场的真正原因被抹除），只不过被剥夺的不再是实体的胶片，而是虚拟的像素。

更耐人寻味的是影片的结尾（“两年后”）本身也是技术审查后添加的，与其说它是正片的结尾，不如称之为一段真正的“新闻简报”：张九声被平反，新的政策弥补了之前的过失。

《一秒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部“元电影”：关于电影的电影，关于剪切的剪切，关于结尾的结尾，虽然这一切也许并非完全出于创作者本意。

其二，对电影放映的权力。

二分场里，实际的基层政治组织是没有被呈现的，作为当地文化和娱乐权力掌控者的范电影几乎成为了最重要的权力行使者：居民对他毕恭毕敬，吃饭要单独让出一张桌子；给范电影的面会多加两勺油辣子，因为他可以给留一个好座位。

范电影几乎可以动员二分场全部群众力量，在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下完成抢救胶片的工作，尽管我们知道在这个事件当中，范电影在对事故责任的叙说中极其明显地推卸责任，为的是保住他的放映员位置——一种特权。

这里，关于权力的荒诞和悖反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范电影控制着当地的文化命脉，紧张的冲洗、蒸馏（很难不令人联想到张艺谋的另一部作品《活着》中大炼钢铁的场景）、擦拭、吹干的整个流程，表面上看颂扬了革命群众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无非是对一个“人祸”的补救，每个人都在替一个错误买单，而这个错误最终还被转嫁了，真正应该被追究责任的人始终把持着权力（不仅如此，革命群众为了保住自己可以看电影的“小特权”，也罔顾事实牺牲了杨河）。

随后我们发现，范电影也并非全然无所顾及，其对保卫科和对张九声的毕恭毕敬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对暴力的臣服。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不存在公正和法律的小世界，以暴力为终极形式的权力主宰着人们的行为。

当然，《一秒钟》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也在于，它并没有单纯地对范电影的自私和利己进行批判，而是试图将其处理成一个始终站在道德灰色地带，且其自利行为本身也有苦衷的个体——儿子因为幼年时的一场事故烧坏了脑子，范电影的种种作为都并非为了保全自己，而是为了养活儿子；他从来无意“整人”，但为求自保可以做出任何事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影片的复杂和暧昧有赖于整体情绪的克制，相比类似题材完全倚仗甚至过分信任演员的《归来》（2014），《一秒钟》极少让情绪泛滥，而是在表演、编剧、剪辑各个层面点到即止，从而留出了更广阔的空间和余味。

影片复杂性还体现在其对中国式影院观影双重性的讨论：一种是作为审美与社会仪式，一种是作为政治宣传教育手段。

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近乎矛盾的创作心态，使得片中每一个观影情境都开始具有了双重的意涵，于是也制造出一种复杂的观影感受：一方面，我们很容易辨别出张艺谋本人对其最初的电影认知、对大礼堂观影仪式感和集体主义氛围的怀旧和认同。

在片中一个重要段落里，张艺谋将之诉诸于三重共情：第一和第二重是张九声和刘闺女看到《英雄儿女》中王芳认父的段落，勾起两个人对于亲人的回忆；第三重是保卫科众人泪流满面，摄影机并没有刻意回避这些脸孔，尽管他们在影片中充当真正的“反派”和“坏分子”，但在“英雄儿女”或银幕力量的感召下，他们还是激动地流泪，表明在银幕前（魔盒里）人人平等。

或许，在此之外还有第四重共情，即观看电影的我们对银幕内外三组人不同境遇、相同反应的共情，由此在两块银幕、三个空间里建立起更具纵深的情感纽带，而是否能够建立起来这种纽带，当然也是因人而异了。

另一方面，影片还承载了对电影政治和宣传功能、文化产品匮乏状况（“狗日的能看一夜”）的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影像崇拜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政治认同，一切仪式（观影前小心翼翼地运送胶片、放映前的自发投影、观影时的集体注目、高潮段落的主题曲大合唱、银幕背后的反向观看）都将我们引向一个政治狂热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影片还特别提示我们，二分场民众想要观看的不是1952年上映的老片《南征北战》，而是文革开始前两年制作出来的《英雄儿女》。

彼时文革尚未平息，西北劳改农场内部状况尚还无人知晓，哪怕在附近的地方，消息似乎也完全被地理和通信上的限制所隔绝——片中保卫科崔干事台词不多，却说出了一句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农场的同志们是不是应该请我们吃一顿羊肉泡馍？

”正因有着类似种种细节，我们断定，胶片虽被埋入沙漠不见踪迹，但《一秒钟》并没有埋没历史。

它显然作出了一次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尝试：如何记住电影，又如何用电影记住历史。

影片结尾，张九声向刘闺女（刘浩存饰）的方向回望，后者手中旋转灯罩，阳光穿过胶片，恰似电影正在放映，前者则在风吹过沙漠形成的条条纵向褶皱的背景上被驱赶着向前行进（让人想起《鲸鱼马戏团》中相似的段落）。

二人似乎恰好拆解了电影（movie）作为现代艺术的起始和原点——1872年英国人爱德华·慕布里奇拍摄的24格跑马。

或许，《一秒钟》还不足以被称为“24格的真理”，不过，它无疑给了我们珍贵的双重启示：一次对中国现代历史的驻足回望，一次对已经死去的胶片电影（film）的驻足和回望。

前些天，柏林电影节传来消息，王小帅执导电影《地久天长》，斩获影帝影后双座银熊奖杯，这是中国电影在国际影坛上久违的殊荣。

王小帅的电影，讲的是改革开放和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两个家庭30年间的苦难和生活。

网友们在祝贺欢庆的同时，许多媒体和影迷也为同样入围金熊奖的中国电影《一秒钟》而惋惜，《一秒钟》是张艺谋导演的新作，从仅有的信息来看，讲的是文化革命时期，一个梦想看一场电影的普通人在追逐路上的遭遇。

然而电影节展进行到一半时，《一秒钟》却因为技术问题，退出了竞赛，无缘金熊奖。

在国内外媒体影迷的一片惋惜声和期待上映的呼声中，却不乏有一样的意见，并且也受到了众多网友的支持。

有人说，“中国观众更愿意看《流浪地球》这种面向未来的新电影，张艺谋等老一辈只会反思历史，已经跟不上时代。

”还有人说，“张艺谋、王小帅之辈拍这些中国人惨兮兮的电影，只是为了讨好西方世界的评委，只是为了洋人的奖杯。

”更有人说，“新一代中国电影人已经在眺望星辰大海，而第五代导演只会在泥土中挖掘肮脏的人性。

”看了这些评论以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真切地感到紧张和难过。

如果一个狂奔中崛起的大国，只会抬头望天摇旗呐喊，却没有人回望过去低头看路，那么狂奔的终点，将会多么的可怕。

在我们身处的时代下，仰望星空和回望历史并不矛盾，甚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5000年文明历史，是智慧和经验的宝库，新中国建国后七十年的艰辛历程，更是当代人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思考民族命运的落脚之处，而电影正是记录历史反思人性的最生动最具传播力的艺术形式之一。

张艺谋导演是我最崇拜的导演之一，大多数人对他印象深刻的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英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等，他对光影变化的掌握，对鲜艳色彩的美学创造，让所有观众叹为观止。

“光艳夺目”，似乎是他的一个标签。

其实，张艺谋本人之所以在中国影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作品之所以被奉为经典，是因为他的电影中总是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并且蕴藏着深刻的民族精神和坚实的文化基础。

他早期的代表作《活着》，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不仅大胆直接地展示近现代中国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还潜藏着中国人在苦难中活下去的坚忍和希望。

这部电影没有在中国大陆上映。

而他创作中期最为成功又饱受争议的《英雄》，则阐述了以天下为重的历史观，张艺谋借由这部电影显露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动作构图色彩剧情上的超前尝试，又是他商业性和艺术性兼具的巅峰。

那次创作在中国毁誉参半，很多人十几年前骂完以后现在又跑回来给他平反。

从去年的《影》开始，能明确感受到他的创作步伐已迈入后期，只使用单调的黑白二色意欲撕下大众强加给他的“工于色彩”的标签，却得到出乎意料的水墨画风，惊艳四座，隐晦精妙的剧本为观影行为设置难度，这是他在向票房说话的市场逆反示威。

年逾古稀的张艺谋要做回自己，不顾及广电总局的审查制度和市场娱乐至上的风气，拍摄《一秒钟》看样子就是为了对得起自己和自己属于的那个时代。

王小波曾经写道，“老三届的人缺少平常心。

”张艺谋就是老三届的一员。

那些特殊时代的遭遇，是他一生的记忆，下乡知青是他内心深处不可磨灭的身份，即使四十年过去了，缺少平常心的他又怎么会释怀呢？

反思历史的作品，一方面是对个人的过去做个交代，另一方面也是给下一代的我们，留作遗产。

常常感慨，第五代导演以降，中国再不见电影大师。

再看看那些狭隘刻薄短浅的评论，我又想起王小波二十四年前写过的一段话，放到今天仍然适用——“我在我在影视圈有个把朋友，知道拍片子难，上面审本子审片难，这是一，找钱难，这是二，还有三和四，就没必要一一列举，但其中肯定有一条，那就是观众水平低，不过我不知该怪谁。

” 在一路狂奔的同时，不要光顾抬头望天，还需注意身后和脚下。

新时代中国需要记录历史反思人性的文艺作品。

就电影一门而言，这样的影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拍得深刻透彻，还要有成熟求新的创作技巧，才能够拍的生动好看，试问，中国兼具此二者的导演尚余几人？

1座金熊奖，2座金狮奖，9座金鸡奖，1座金马奖，功名早已铸就，张艺谋何须再贪求什么多余的名利。

他曾经说过，他到现在还不休息，只因为他是劳苦命而已。

依我看，还不止于此，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坚持艺术创作，影耕不辍，在后期尝试《一秒钟》这样的作品，为的是保存民族的记忆，也为了对一代人做点交代，虽然困难重重，虽然不赚大钱，但记录和反思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过往，何尝不是第5代导演的时代使命，张艺谋有创作热情，有历史责任，有社会压力，于是张艺谋别无选择。

我们都应该对“张艺谋们”多些敬畏，少些讥讽。

新时代的中国，要从骨子里自信，不吝宽谅，不惮反思。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久天长，又怎么会容不下区区一秒钟呢。

2019年2月25日凌晨

这或许是一部“元中国电影”。

影片的外部事实——撤档，审查，重拍，再撤档，可见的审查让故事的动机变得模糊暧昧，也让对文革的叙述再次成为没有历史的历史叙述。

所有的人都像是受害者，所有的受害者都没有真名，人们的遭遇又和文革毫无关系。

这样的故事完全可以放在任何一个时代，只有那些被扁平化的布景在“调度”（mise-en-scene）一词原本的词义——“舞台上所有的一切”的意义上，竭力向观众提示着故事的时间。

架空的历史舞台必须要有一个附着点来宣告结束或开始，补拍的结尾只不过是再次确认了1978年这个当代中国历史的永恒开端，这个以恢复高考和刘闺女重新性别化所标记的常新的历史时间，也就把故事封印这一节点之前的时间流沙之下。

电影作为记忆装置的另一面是失忆装置。

影片故事所遵循的路径，一方面似乎是新时期之初第四代惯常叙述的微妙变奏。

在第四代那里，人祸被替换为天灾，泥石流或洪水，某种突然降下的灾厄，而在《一秒钟》里，人的苦难则是日常事件的偶然叠加，打架斗殴，父母离婚，意外车祸等等，是人行为的失范，劳改犯和失去父母孩子的相遇不过是一个倒霉鬼遇到另一个倒霉鬼的故事。

另一方面，它又延续着张艺谋《归来》中所倚赖的遗忘政治，《归来》将人的名字和文革的历史彻底遗忘，《一秒钟》里则是直接冲着电影胶片这一历史记忆的物质基础设施而去。

影片没有提出在控诉什么在控诉谁的问题，却《一秒钟》通过电影给了一个媒介答案，胶片影像作为女儿唯一的留存，也成了克拉考尔说的“历史的孤注一掷的赌博”。

导演的预设是，历史的可写性在于电影，而《一秒钟》的可写性则在于作为集体记忆的电影。

在审查悬停了一切和直接性对话的时刻，导演意图用作为社会主义日常生活的电影召唤出那个时代本身，使之成为不言自明的故事背板。

但问题是，在这部因爱之名的电影中，有哪怕一个人是真的爱电影的吗？

人们都另有所图，看女儿，做灯罩，讨饭吃，至于那些能看一整晚电影的“狗日的”人群，很难说他们对电影的狂热究竟出于爱，还是绝对的匮乏。

当然，在另一个完全非历史化的逻辑中，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非电影”，是政治的结果，因此它从一开始就表现为功能的失效，变成一堆烂肠子，人为搭建的大循环，遮光护眼的家伙。

只有电影或者是胶片才是值得信任的，是最应该被珍视的东西，也处于不断被各种人的抢夺之中，就像抢夺语词和记忆。

胶片的反面是人，胶片失效是由于人的愚昧，人之恶又替换了权力之恶。

与整部电影克制的视觉再现相比，只有洗涤胶片的场景充满了情感热度。

女儿的影像固滞在影像之中，但她更是被凝固在新闻简报片的政治琥珀里。

那么清洗胶片就不是再对历史的复现，而是剪裁——将一个人置身的环境全部裁掉，降解为一个人一秒钟里的动作重复。

既然琥珀的晶体可以被清除，被琥珀囚禁的人又何尝不可被遗忘被舍弃？

银幕之后，上映之前，已经给刘闺女预留了女儿的位置。

谈论历史的方式就是不谈论它，你画我猜的游戏，最终把游戏本身也画入了谜语之中。

影片结尾是谜语和电影的一次自反，即——中国电影作为非历史的历史。

那张遗落在荒漠中的胶片，一个无法长大成人的女儿的影像在客观世界的唯一实存，似乎在此刻必然地指示着真切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中国电影的宿命。

头破血流的无名男人反复奔突在风沙之中，此番则是被人们拖拽着离开，他不再是30年前银幕上被天与地挤压到五分之一处的黑点，而是那些众多无法与遗忘对抗，留不下脚印的人的一个。

背对前路，面朝荒漠，他像不像悬停在废墟之上，被热风扇动了翅膀的新天使？

热风不可抗拒，那个更大的不可说的力量，把人从一个历史的现场拖拽进另一个。

也正是这个力量造成了曾经作为第五代集体精神现象表征的黄土地在此刻的荒漠化，让历史彻底呈现为无根的，移动不居的沙丘。

在这个意义上，审查参与了创作，共同完成了电影关于电影本身的讲述——是审查使得电影只能以抽空历史的方式才能描述历史，正如影片中本应属于胶片的位置，被用来包胶片的报纸的空洞所占据，而胶片承载的历史与记忆遗落在沙海之中。

维系着这段想象性的父女关系，维系着后人对这段历史的想象的，也正是这份一再错付的虚空。

问题随之而来：这样的讲述无疑又预设了一个真切而可说的历史，但中国电影何曾真正地言说过文革呢？

那么，是创作给审查预先留了位置吗？

还是创作本身就充满了问题？

所知的事实是，人们时常以记忆的名义去忘却，忘川之上忘言的人们，行走同时躬身扫去自己的脚印。

今天去电影院看了《一秒钟》，即使我已经听说了这部电影作出了多少妥协，我也并不觉得它多么残缺。

看的过程里我哭了好几场，并不完全是因为电影本身，而是我为我身处的这个世界而感到非常难过。

在电影刚刚开始播放的时候，左边一对情侣就在大声聊天、评论剧情，并且大多数的评论都只是重复一下片中的信息。

我忍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提醒了一句：“能不聊天儿了吗”？

结果并没有任何效果。

没过一会儿，我后面的人又开始踢我的椅子，同时也在聊天。

我中间好几次想换位置坐，但转头看到闺蜜在很认真地盯着屏幕，又舍不得折腾她。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是无处可逃的。

闺蜜后来才告诉我，整个观影过程，她都在忍耐，但她觉得这已经是常态了，也没办法。

中间忍无可忍的时候，她观察了一下我们周围。

我们左边一对情侣，后面三对情侣，都在大声聊天，间或玩手机，等于我们是在一种环绕的干扰立体声中看完了这部电影。

而恰恰这部电影中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情感，是讲那个时候的人有多么珍视电影，多么期待两个月一次的电影放映。

所以当电影中的人们因为电影要放映了而鼓掌，我身边的人却在一边聊天看手机，一边看电影的时候，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我不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人，我甚至都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

但我深深地感到悲哀，为我自己，为我同时代的人。

当我们拥有了过去所匮乏的一切时，我们失去了更多。

比如什么是“珍爱”，比如怎样算是独立思考，比如什么算是对他人的尊重，比如对未知的好奇心——包括对“过时”年代的好奇心。

我不是一个生来觉得需要反抗的人，就像我也不会生来顺从一样。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例如“拥有一个安静的观影环境”这样一件关于常识的事，和很多我认为重要的常识一起，比如理想，比如公正，都变成了一种需要反抗而得来的奢侈品。

我还是我，我还是像过去努力读书努力长大一样，努力工作努力爱这个世界，但我是从什么时候忽然就被认为是“小众”，是“异类”，甚至是“激进”的了？

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男主角去寻找两年前丢失在沙漠上的女儿的底片。

电影一开始就拍了沙漠和风沙的特写，她当然知道肯定找不到了。

可是他为什么还要去找？

刘闺女为什么还要陪他去找？

这个小细节可以引发思考也可以引发情感，但引发的确是我旁边一个观众的大声嘲笑：“都两年了，肯定找不到了啊，有病啊！

”。

从始至终那些肆无忌怠发出的评论都是类似的逻辑。

仿佛是习惯了看综艺节目，要自动为所有行为表情配上“花字”或弹幕；习惯了自己要比所见的影像“聪明”，习惯了“吐槽”。

可是他们不习惯的是，真的有人会为了看到亲人一秒钟的影像而铤而走险 ，真的有人承受着有生之年都无法言说的苦痛，真的有人可以看上去穷凶极恶、小人得志，却只是因为一个单纯到可笑的原因。

电影结束，电影院开灯，播放片尾曲。

坐在我后面的情侣中的某一个女孩对起身着急往外走的男朋友说；“等等，这首歌好好听”，她男朋友说：“那你回去搜搜这首歌叫什么不就得了”。

女孩觉得他说得似乎也有道理，就跟着他一起往外走了。

电影没有多煽情，片尾曲也没多好听，但我的眼泪浸湿了口罩。

尤其是当我想到，也许以后再也没有人会拍这样的电影了。

《一秒钟》几乎可以确定是张艺谋职业生涯最好的剧本之一。

影片从片名到情节安排了一系列微言大义的比喻，这些场景太耀眼，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秒钟”既是女儿留在人世最后影像的时长，也概括了动荡年代的一瞬间在漫长的历史时空中微不足道的分量。

同样微不足道的还有那一瞬间里的每个人，随着时间流逝，女儿的胶片埋葬在沙漠里，她的笑容也在历史的记忆中逐渐模糊，融入庞大而沉默的历史群像。

影片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内展开，编剧技巧尽显古典风范，只用简单几个人物就构建了厚重的戏剧张力，四两拨千斤展现特殊历史年代的社会风貌。

影片的主线是张九声寻找女儿最后的影像，不是直接控诉，而是聚焦大时代下普通人的无奈、无力和无助，这种无助感通过张九声台词“14岁的孩子，争什么啊”直接表达出来。

试想如果这是一部慷慨激昂的电影，他的台词可能会是痛骂卡车司机或者发誓讨回公道，但张艺谋和邹静之没有这样写。

张九声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影片围绕张九声构建核心戏剧冲突，另外两位主要角色范电影、刘闺女分别和张九声建立强人物关系。

影片以张九声一人闯入沙漠开场，以张九声和一群人离开沙漠结束，结构设计精巧。

影片以张九声追寻第22号《新闻简报》女儿最后的影像为主线故事。

《新闻简报》是地道的舶来品，和电影艺术同时期诞生，由法国电影制片人夏尔·百代在1897年于英格兰首创，一开始是在音乐厅放映，随后进入电影院，并且传到西方各国，在电影开场前放映。

好莱坞黄金时期一些电影、音乐会、舞台剧多用的剧院在《新闻简报》之前还会有驻场艺人弹奏管风琴唱歌。

随着电视这一更直观迅捷的新闻媒介的普及，《新闻简报》逐渐失去价值，于1950年代后期在美国退出历史舞台。

我国《新闻简报》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摄制，每期10分钟，地位相当于电视机尚未普及时期的《新闻联播》，随着时代发展，电视逐渐成为我国普通家庭标配电器，《新闻简报》于1993年播出最后一期，寿终正寝。

由于技术条件限制，当年的《新闻简报》不可能像如今的社交媒体报道突发新闻或者直播，只能报道预期事件或者不具备时效性的新闻，比如就职典礼、体育比赛、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后续等等。

《一秒钟》里《新闻简报》播报的学生到粮店体验生活属于预期事件的报道。

追忆逝去的亲人不算特别创新的电影主题，但《一秒钟》结合了《新闻简报》这一具有时代特色的事物，创造差异化的审美体验。

由于《新闻简报》的官方话语属性，它和真实的日常生活之间存在间离效应，加剧张九声内心女儿形象的陌生和悲凉色彩，和故事主线相得益彰，起到1+1>2的效果。

影片精彩片段之一是《新闻简报》由于胶片临时修复，不能马上播放，范电影征得现场观众同意，先播放了正片《英雄儿女》，结尾处才播放《新闻简报》。

这就为张九声接下来要求持续观看女儿的影像创造条件；如果开场就是《新闻简报》然后播放正片，情绪的割裂导致剧情需要额外的推动力促使张九声要求重新播放《新闻简报》，一气呵成顺其自然的故事将不得不被斩断。

张九声一头扎在放映室小窗里，观看范电影专门为他播放的《新闻简报》，沉默半饷，范电影摸不着头脑，张九声方才缓缓退回放映室，泪流满面地坐下，感叹女儿只是14岁的孩子。

本片极少主动说教的镜头，极其注意留白，不到情绪即将满溢的时刻不会轻易推进故事，注重台词戏剧化的真实感，此处即是一例，范伟和张译两位演员的出色表演提升了故事的忧伤情绪。

虽然范电影只是影片第二主角，但他作为典型顺应时代的人物，内心还留存一点善良，表现人性之复杂，比一根筋的张九声更有层次感。

他在傻儿子弄坏胶片之后，号召围观群众把责任推到胶片押运员身上，在群众面前摆出电影放映员的架子，都是特定时代阶级社会上行下效的痕迹。

但他对电影的热爱又是赤诚而热烈的，几十年如一日深耕一线岗位，胶片修复和剪接技术上乘，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技术型文艺工作者。

范电影举报张九声还顺便争取革命英雄对自己饭碗的支持，有沽名钓誉之嫌，但他同情张九声遭遇，私自剪掉两格胶片，冒生命危险临别赠与张九声。

重新剪辑过的胶片会有明显的剪切和粘贴痕迹，下一分场的同行稍加注意就会察觉，作为电影放映员范电影不会不清楚，但是他明白这节影像对张九声的意义。

这一激进举动让范电影除了承载影片喜剧功效之外，还在艺术创作层面与张九声做对比展现截然不同的情绪，张九声是无奈和灰暗，范电影是叛逆和反抗。

刘闺女是影片两位中年男性角色的调剂，也是剧情发展的关键推手，更是张九声女儿生命的延续，具备关键性的象征意义。

因为有她在，影片前半段争夺胶片段落兴味盎然，故事后半段没有走向完全的绝望，而是在暗夜中留下一丝光明。

你能从影片里看到多种类型风格，喜剧、悬疑、默片的融合，无缝衔接没有违和感。

大量场景没有对白，用镜头推进故事，有助于观众不受打扰沉浸在影片喜剧且忧伤的情绪里。

一百多年前电影诞生之初默片时代的视听语言，在今天的电影里还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前人的底蕴和积累总会为后人留下有价值的遗产，这是张艺谋对电影艺术深刻理解力的体现，也是电影艺术百年之后仍然生生不息的源动力。

作者： 鲸鱼 一些相关的话1、放映员的角色、张译的角色，导演说都跟导演本人关系不大，而是他的年代印记。

2、两年后的内容为补拍，柏林片长105分钟、国内公映片长104分钟，其实包含一些删减+新增内容，导致总时长差别不是很大。

3、删除点1：张译角色，越狱的背景，女儿的死（其实是争着扛面袋后被倒下的车压死）；4、删除点2：范伟角色，本善良，在那个时代有自私的一面（工作升级、保护儿子等）；5、删除点3：刘闺女角色，“我也挺想我爸的”这句台词其实很明显的暗示她爸爸早挂了。

6、数字电影发展以后，胶片现已终结，本片是导演对于胶片年代的记忆。

所以片尾那帧“一秒钟”的胶片被沙漠淹没，寄托胶片时代的结束，错过就是错过了，只是留下回忆…7、电影里《南征北战》女观众不爱看的台词，都是拍摄时群众自己发挥的，女观众就是爱看有点感情线的故事。

那个年代，讲集体、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难得出一部《英雄儿女》讲儿女情感的，所以当年会轰动，以及难忘…8、导演说：男女主演的哭戏、情感戏都是一遍过，因为情感的东西无法复制。

9、电影关于“聚集看片”的怀旧场面描述，疫情后看，会更有感触。

10、张艺谋说：大银幕的魅力，和多媒体不同，一起看电影那种共享的磁场，很感人，是一种狂欢与梦境。

11、范伟清洗胶卷、大循环那几场关于放电影的戏，堪称“电影放映员的技术普及片”。

12、导演跟张译的合作，两人在片场开玩笑相约15年后再拍一部《两秒钟》。

13、张艺谋自己是西北人，所以故事背景选址在大漠荒芜的地区。

14、导演张艺谋至今不用微信。

15、《一秒钟》片头龙标显示为：2019年006电审故字。

16、在中国拍电影，就是遗憾。

放电影的车开进村子，原本安静的小村庄苏醒了。

人们奔走相告，孩子们也快乐得像飞起来。

放映机开始调试，白色的幕布被挂起，音响设备也连接妥当。

全村的人早早地搬着小板凳坐在村头的广场上，盼着太阳早点下山。

天色暗沉，灯光打在幕布上，人们的欢呼声不绝于耳。

经过漫长等待，放映机终于转动起来了，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那块闪动着影像的大银幕……这段三分钟的短片，是2007年戛纳电影节60周年的短片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电影》其中的一段，名叫《看电影》，导演是张艺谋。

片中那个用好奇的眼睛注视着放映机，却又在电影开场之后睡着的小男孩，很有可能就是张导自己过往的投射。

他对儿时看电影的经历有着难以磨灭的记忆。

13年后，这个片段被放大，用一个更加戏剧性的、也更能产生共鸣的故事来回望那种憧憬与渴望。

这就是《一秒钟》。

看过之后，我发现它其实是一部纯爱片——一位从影40年的导演对电影，尤其是胶片电影至真至纯的爱。

胶片·情201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经过4K修复，在内地重新上映。

修复版的画面更加清晰，漫天深红色的结尾也不再模糊不清。

然而，又有多少人看过胶片版的《红高粱》呢？

它带着划痕、噪点，画面也会不时抖动，然而这种粗粝的跃动仿佛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力，一如电影里那片黄土地上人们的朴实和野性。

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胶片电影是在什么时候了，但数据是可以作证的：数字放映机早在8年前的普及率就已超过九成。

2016年，国内最后一条胶片生产线关闭。

胶片电影的时代实际上已经与我们告别了。

站在数字电影时代的起始端，导演张艺谋始终心心念念着胶片电影的种种。

“胶片哗啦啦转动的声音，带出一种久违的味道和情感，让人感动。

”在他听来，放映机发出的声音几乎是全世界最动听的音乐。

于是，一直认为拍电影是随缘的张艺谋，对《一秒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这样一个想法在脑海里酝酿了很多年，让他魂牵梦绕。

后来这种记忆的烙印被重新镌刻在了电影中。

在《一秒钟》里，我们能够看到人们对胶片电影是何等的喜爱和狂热，甚至无关乎具体是哪部电影，只是跟电影本身有关。

两个月才能看到一部电影的他们，每一次放映电影都像过节。

放映电影的范师傅，也被人尊敬和仰望。

放电影的那一天，他就像一个皇帝。

当大银幕上出现熟悉的歌曲，每一个人都会跟着旋律合唱，集体仪式感扑面而来。

电影放映结束后，人们恋恋不舍，一旦影院有动静，他们随时准备着再回来。

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看一场电影就是一次狂欢，是一种如同仰望星空般的憧憬和快乐。

如果电影胶片意外受损，导致电影无法按时正常放映，那无异于是晴天霹雳。

抢救胶片，就像抢救一个濒死的人一样十万火急。

人们用床单小心翼翼托着胶片，如同朝圣一般进到影院里。

用筷子挑头，像晾挂面似的把胶片晾到绳子上。

用蒸馏水冲洗后，再拿扇子扇出徐徐微风。

这一连串抢救胶片的手法，其实都来自于张艺谋自己的亲身经验。

越是贫瘠之地，越需要电影这样的港湾。

片中那一大片风沙漫天的沙漠，就象征着当时人们精神的荒芜与干涸。

每个人都是张九声，都在寻找让自己不会在动荡岁月里迷失的庇护所。

如同那两格胶片被埋入了沙中，那段不愁没有观众的时光也已经远去。

留下来的，只有那份共同的悸动，跟每个人的记忆都有关系。

而这份共情，80后、90后也一样能够体会。

且不说他们少数人赶上了胶片时代的末期，其实80后们也曾执迷于小霸王游戏机和网吧团战，会在偷看一期节目后给电视机降温，90后也有把磁带放进复读机里听歌，淘到一张DVD光碟就能兴奋好几天的时候……这些童年记忆，同样可以与之比肩。

为年少时所爱谱写一曲挽歌，张艺谋做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做的事。

小人物·情张艺谋和编剧邹静之为这部电影设置了三个人物，并涉及到三种亲情关系。

一卷胶片拷贝，原本素昧平生的他们被联结了起来。

张译饰演的张九声以一身落魄的形象出现在风沙里，他的过去被吹得无比凌乱，但他的眼神里透出一种笃定：他只为一个目标而来，哪怕换来的仅是一秒钟的温情。

张译为这个角色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形象，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暴瘦20斤，就连导演都担心他把身体熬垮了。

但他明白，只有外形像一个逃难的人，他才能更好地去揣摩角色的心境。

同样处于困境中的，还有一个叫刘闺女的小姑娘。

她跟弟弟相依为命，由于弟弟惹上了麻烦，迫不得已打上了偷胶片的主意。

一个偷，一个追，电影里张九声和刘闺女就是以这样的关系贯穿始终，但在这场互怼的“战斗”里，他们也因类似的遭遇而彼此心生怜悯。

饰演刘闺女的是今年20岁的刘浩存，她经过了两年的专业训练，抓住了那“三千分之一的几率”，成为了新任谋女郎。

她的表演也成为观众对这部电影最大的期待之一。

张艺谋导演曾说过，电影的技术虽然在变，但是对人的情感、命运和人性的关注是不变的。

《一秒钟》里就不乏百感交集、令人扼腕的感情和人物命运，对于人性的描摹也足以让人会心一笑。

范伟饰演的电影放映员，被小镇里的人尊称为“范电影”，走到哪里都被人敬重。

但是当他遇到一无所有的张九声，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张九声的狼性被激发出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即便是高高在上的范电影，也不得不暂时屈从。

尽管范伟如今已是公认的实力派影帝级演员，但他自带的喜感依然掩藏不住，想必观众也会在他的表演中不自觉地笑出声来。

三个人物，像极了电影放映机上的轮轴，他们三个彼此牵扯，带动了整部电影的运转。

看完《一秒钟》，你可能会想到《我的父亲母亲》，那个遥远的梦里，有扎着小辫、穿着棉袄跑远的女孩。

可能会想到《山楂树之恋》，想到那种安安静静的感觉，仿佛能听见时间流淌的声音。

也可能会忆起《归来》，着眼于小人物飘摇坎坷的命运，举重若轻抚摸至深伤痕。

但《一秒钟》就是《一秒钟》，是导演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也是给这个时代的人们一台永动的时光机。

电影拍摄过程中的艰辛原本也值得一书：在敦煌开机后不久就遇上沙尘暴，还下起了冰雹；天气太炎热，汽车的水箱都爆了；导演张艺谋在电影筹备期同时推进9个项目，常常忙到凌晨3点。

不过这些细节都完好地保留在了电影的幕后纪录片中。

观众当下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感受《一秒钟》里那一段斑驳的过去，以及一场场不动声色的悲欢离合。

我们为什么那么深爱电影？

如果你被《一秒钟》感动，你或许就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