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据说，《立春》最初在国内受到的待遇是“不准宣传”，之后才改成了“低调宣传”，想来是因为一贯以屁股代替脑袋思考的电影审查委员会发现他们上了电影《孔雀》的当——把一部对中国社会充满绝望的电影当成了主旋律，所以对于顾长卫的新片当然要施以颜色。

其实，这种手段不过是更吊起人的胃口而已，想要看到的终究还是会看到的。

在有幸参加了《立春》在国内的点映之后，个人觉得被高高吊起的胃口非但没有被满足，反而有些被败坏了。

虽然据演员说，这个版本和国外参赛的版本相比，有几段戏被删掉，尤其是一段按摩棒的据说十分搞笑，不过我感觉，这依然不会改变影片所力图表现的主题——有追求的人陷于绝望的社会中最终绝望。

影片以艺校声乐教师王彩玲（蒋雯丽饰演）为主线，串出了小县城（影片在二级城市包头取景，剧中人物讲呼和浩特话）中几个青年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直至最后放弃的过程。

王彩玲虽然痴迷歌剧，但是本身天分有限，根本无法进入中央歌剧院，不过她对于在小城市教书这份工作显然十分不屑，始终梦想着要成为北京人，要进入中央歌剧院。

与她有着同样不满的是她的单相思对象——黄四宝。

这个钢铁厂的青年人立志要考上中央美院，不过每次初试过后即遭到淘汰。

在黄四宝离开这个城市后，王彩玲找到了的第二个男友，群众艺术馆的舞蹈老师胡金泉。

胡金泉喜欢的是芭蕾，他所苦恼的不仅是自己喜欢的舞蹈在这个小城市中无人欣赏，更为麻烦的人们担心他的性别取向——“二胰子”直到现在依然是一句骂人的话。

歌剧、油画、芭蕾，即使到了今天依然不能为普通大众所欣赏，更不要说90年代初的小城市。

所以影片中的三个年轻人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注定要受到周围人的冷遇，而他们的天分也决定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无法更进一步。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选择对艺术坚持不懈的追求，除了对艺术热爱，更深层的原因是：这是他们在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救命稻草，除了他们喜爱的艺术，他们没有比他们身边的人更了不起的地方。

这就是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

在王彩玲们看来，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平凡。

对于平凡的这种恐惧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同时让他们自己的生活痛苦不堪。

王彩玲终于选择了独身，开了个肉铺并领养了一个兔唇小女孩。

黄四宝自从深圳回来以后，变成了一个骗子，到处受到债主的追打。

而胡金泉在三个人中算是幸福的，他因为强奸未遂进了监狱，却也因此证明了自己是男人，平息了人们对他性别的议论，终于解决了他的一个烦恼。

王彩玲们最终不得不适应了生活的步伐，不过失去了救命稻草的他们，精神世界只剩下了空虚和麻木。

对于影片中这些患上了日常生活恐惧症的人们，精神上高人一等最终要转化为在实际生活中高人一等，他们要追求的其实和常人要追求的目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

和常人不同的是，如果这个目标最终没有实现，那么他们余下的生活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但现实生活是：高人一等的是始终是少数，绝大多数都是普通人，如果作为普通人平凡的生活，他/她的生活就没有意义，那么他们的生活始终就不曾有过意义。

因为生活的意义是他们赋予的，不是别人的目光和掌声赏赐的。

追求成功和卓越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目标，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来到，使得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和别人不同的愿望分外迫切。

因为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人在小集体中都是具体可感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代号或者活动的工具。

但是在追求成功和卓越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自我的一个过程，不知道我究竟是谁，不过是追逐社会公众的潜意识的另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从影片当时的社会层面来说，对于平凡的恐惧，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人群之间的差距迅速加大，人群之间歧视加深。

90年代初正是中国社会拉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开始，原来固有的歧视（城乡、贫富等等）此时更加变本加厉。

这种社会倾向反映在个人身上，就是人们都追求实现去大城市发达地区，并尽快富裕起来。

在这种社会现实下，绝大多数人都在歧视观念的推动下，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忘记了自己是谁，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这中间产生的最可怕的例子是马家爵在杀死四个同学的逃亡路上不忘背英语单词；而一个农村的女大学生在遭遇车祸，刚刚苏醒过来，不问自己的伤势，不问亲人的死活，第一句说竟然是考研的日期过了没有。

因此，对于这种充满了恐怖的黑色幽默的社会倾向，需要的不仅仅是满怀同情的歌颂，而是更深刻的考察其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尤其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心理原因。

同比韩国导演李沧东的《密阳》，在演员上，蒋雯丽的表演并不输给全度妍，然后一个深入探究个人的心理世界，一个却把责任简单推卸给社会，二者之间的高下并不难判断。

《立春》是顾长卫导演在反映这个主题的第二部作品，依然没有做出比《孔雀》更深刻的反省和探究，反而在原地踏步。

对于该片编剧李樯来说，《孔雀》、《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三部作品都是一顺拐的产物，日常生活恐惧症一而再再而三的同语反复，却始终没有摸到关键所在。

对于这种人物亲切同情的立场，充分说明了制作者的自恋以及拒绝反省，而这种情况下拍出来的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概括——矫情。

照理说，我应该会喜欢《立春》的。

但是我越看越难受，为什么呢？

我看着那么丑的蒋雯丽很难受，看到她不但丑，还处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自以为黄四宝对她有什么感情，重复着我就要进北京了我就要进剧院了我就要去巴黎了这样的梦话，对身边的俗人一副拽样，对美型的黄四宝一副贱相。

她对着黄四宝施施然一句：我还是处女，我不愿意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老实讲，有点想吐。

她当人体模特，她“强奸”黄四宝，她穿着戏服跳楼未遂，她在剧团办公室门外唱歌，所有这些我感觉到的只有猥琐。

只有那句“宁尝鲜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让我肃然起敬。

我听着周瑜用那种混嗓子念普希金的诗，很难受。

我看着胡金泉把一女的拽厕所里胡弄，很难受。

我看着光头女她妈那么矮，面无表情地说话四肢僵硬地走路，很难受。

我听着以王彩铃为中心的艺术爱好者们在灰蒙蒙的城市里讲着古怪方言的文艺腔，很难受。

确实很拧巴，确实很矫情，确实文艺腔得过了分。

豆瓣上几乎一半的评论标题都有“理想”二字。

几乎八成的评论，都写明这是群“理想主义者”，并对他们致敬。

曾经我也确实对着“理想主义者”这个词肃然起敬，并自以为，或者说希望自己就是理想主义者。

但是我眼中的理想主义者，从来不是片子里这样的。

他们只不过是自以为有才，自以为与众不同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往上爬，想混出个人样来。

不就是披着层艺术的外衣么，不见得就一定比想当官想出国想当老板的人高贵。

他们嘴里口口声声都是“北京”“巴黎”梦幻繁华物质世界，他们想进歌剧院，想进美术学院。

这些所谓理想，和考大学考好大学考大城市的名牌大学有什么区别？

一切明明是那么现实。

不过是想飞黄腾达，众人仰望。

艺术只是敲门砖登天梯。

装什么高尚？

从头到尾，都看不到他们对艺术有什么深层次理解。

艺术，只是用来傍的。

恰好，嗓子比较好而已；恰好，身体比较骚而已。

想当梵高的画家，和想当比尔盖茨的商人，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为什么要成功？

为什么一定要得到社会的承认？

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沉迷于自己的世界，不关心现实的获取的。

很明显这群人不是。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别人过得好。

可是，我资质平庸，我命运不济，我遇人不淑。

于是，我哀怨，我压抑，我扭曲，我变态。

这就是让人崇敬让人唏嘘的理想主义者。

可是我仍然喜欢这部电影，因为我有拧巴情结。

但是，它实在是拧巴得过了份。

于是刺激到了我，让我似乎忽然清醒过来，于是有了上面这番“反拧巴”的话。

所以要感谢这部电影。

它告诉我：不要太自恋，不要把自己想得很特别，不要耽于幻象，不要自以为高尚。

林奕华说，王彩铃也是包法利夫人啊。

包法利夫人之于《包法利夫人》，难道不是一种包含着同情的嘲讽么？

林奕华还说：不要把责任都推到命运头上。

这片好，好在很满，很有料，台词都很有爆点，更因为，它对我有一种反向的超出作者本意的警醒作用。

李樯的“菜市场”昆虫记内陆飞鱼看完电影《立春》有一种阴沉和压抑，几天晃不过神来。

自己多少和里面的人物类似，可以划约等号，电影触及了我的虚妄和无力。

某电影杂志最新一期的卷首这么形容《立春》“真正的文艺青年是天生的悲剧者，他们不是为生活而活的，他们是为理想中的生活而活的。

现在这个词与矫情、废物差不多同义，这是自然的。

因为他们追逐的，正是这个世界所认为的最虚无且最无用的。

”更深的波及到了“无用的我”的怯懦与卑微。

和《孔雀》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的一脉相承，编剧李樯还是坚持用男性里少见的敏感笔触描写这个社会里像昆虫一样蠕动，却把自己幻想成了大象一样庞大的凡夫俗子们的追梦故事。

昆虫们以为自己可以成为蝴蝶，在狂热情绪麻痹之下，拼命三郎一样的投入带来的那种疼像钝刀割肉，感觉疼时肉已经不在了。

王彩玲这个没有爱情、外表丑陋、心气孤高的县城音乐教师，上天给了她一副能漂亮演唱意大利歌剧的华丽嗓子，和一颗不安分的心脏，凭借这些就向伟大的北京，向梦想冲击，向锦绣未来狂奔，结果只能跌得更惨，试验几次之后翅膀都断了，连华丽衣裳上的虱子都做不成了。

李樯让《立春》结尾出现的菜市场，依然是《孔雀》最后姐姐遇见陌生的初恋后，拿着西红柿伤心大哭的菜市场，还是许鞍华导演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姨妈叶如棠在鞍山卖杂货的菜市场。

挥着大菜刀卖猪肉抚养孤儿的王彩玲和叶如棠有区别吗？

她们的热情都被这个千回百转的生活烧干了，原本郁郁葱葱的栽培梦想的内心花园，荒芜成了一片沙漠，从今以后将寸草不生。

从意气比天高、自以为是的昆虫，再回到麻木无力的昆虫，昆虫还是昆虫，只是不再挣扎了。

吃吃喝喝，回家，出门，到菜市场，再回家，这样的路线，真是成为行尸走肉般的昆虫路线。

广义的“菜市场”是普通平头百姓日常生活的象征，天天进，天天出，狭义的菜市场就是“衣食住行”里面排在第二位的食，天天吃，天天拉。

从《孔雀》，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再到《立春》，三部电影里面人物按理来说都是不愁“食”的，但是由于过分沉醉自己的梦想，忽略了每天必须进出的菜市场。

《孔雀》里的姐姐家里有妈妈操持一切，即便离婚回家也不要去菜市场，就能饭来张口，直到父母衰老；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叶如棠沉醉在自给自足的小市民生活里，生活不愁雇得起保姆，她还有太多东西去可以寄寓，比如京戏、投资，直到被潘知常骗光了积蓄，回到鞍山前夫家里，日子日渐的窘迫才正视菜市场。

拿《孔雀》里的几个人做比较，按理说农村出身的王彩玲，应该知道生活的艰险苦难，更接近日常生活，更接近菜市场，可是她宁愿吃方便面，宁愿几年不回家看望父母，宁愿不承认身体欲望的存在，也不愿意承认日常生活跟她骄傲的理想之间的顽强对立，当这种对立越来越紧张，以她的个人已经无法改变的时候，她还在用谎言来麻痹自己，欺骗别人；黄四宝第一个从文艺梦中醒来，成了一个婚介所的骗子，似乎幸福了。

为了王彩玲（也理解为了文艺女神）丢一只眼睛周瑜则直接投回“俗世“娶妻生子，也安定了；胡金泉，则在封闭的世界里，去实现自己丢下“负担“的价值，似乎得到了解放。

如果非要评选《立春》里谁最终获得文艺梦想的成功，那就是利用了王彩玲登上舞台的高蓓蓓，不过，她还不同于王彩玲等以上几个人，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虚荣，而她是带有帮别人圆梦客观使命，动力是“他”，因此可以这么理解，在这里还是第二方的客观力量的获得了成功，就像日常生活必将战胜文艺梦想。

日常生活，以及背后的菜市场哲学能带给人什么呢？

安定，安定到一成不变的生活；重复，日日重复的机械工作；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不管多么顽固的人，都必须向这个哲学低头。

已故诗人海子曾经有这么一句诗“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诗人其实最终也是承认了日常生活带来的凡人幸福，菜市场哲学带来的肚子温饱之后精神的小憩，只是他不愿意就此沉沦沾十指染阳春水，而是选择以身相殉做神圣艺术的清教徒。

而已故日本导演今村昌平在《日本昆虫记》里，描述了像昆虫一样苟且活着的卑微者们，甚至来不及当昆虫，就已经被生活碾碎。

王彩玲比他们幸运一些。

有人说“当一支昆虫在心中立定了方向之后，就不改变地朝着目标前进。

”结果呢？

李樯、顾长卫这个组合，其实，也是一门心思描述昆虫一样的人生，只是外表很文艺，干净整洁了很多而已。

他们放大了昆虫的触角，昆虫的喘息、昆虫蠕动过程中的美丽轨迹，可是结果又有什么区别，“大象”的幻觉被生活的刀锋揭穿了，赤裸裸地回到菜市场。

究竟有多少昆虫能变成蝴蝶啊？

昆虫学家们，请你们站出来出来告诉大家。

很痛恨李樯用“昆虫记”一样的手法记载一种辛辣的“狠”，又迷恋李樯这种略带深情的手术刀般“狠”。

我相信李樯对遥远小镇文化的描述，来自于他本人对小镇的那种宿命里的血脉之爱，和小镇日常生活带来的对人束缚的恨。

文艺青年们不就是有理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四有”新人，视理想为命根子，不齿谈论吃饭、睡觉这些低级的问题嘛，而且脸皮比一般人都薄，饿了、冷了也会硬撑着。

菜市场哲学，活生生地把他们投放进油腻嘈杂的菜市场，不是不留情面地侮辱他们吗？

或许，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在这里可能会变成一种蝴蝶。

至少，讲故事的文艺青年李樯是已经飞起来了的。

我是喜欢李樯和顾长卫的，对他们每一次结尾带来的“菜市场”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但是，有时候反过来用思辨的观点理解，李樯或许没有那么残忍，而是借助着菜市场，给予主人公们梦想坠落之后尘世的简单温暖。

按照这个思路理解，王彩玲最后挥动着的砍肉刀，以及说在向过去一刀两断，做精神上的挥别，倒不如说是她承认了日常生活里的幸福，承认了菜市场哲学的温度存在，大屁股面对庄严的天安门，养活脚下正在爬行的孤儿。

就像海子生前给凡夫俗子们的祝福：“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之中，都会心存梦想，并为之奋斗，然而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集处，总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无助与失落，有些人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前行，而有些人则束袖顿足，冷眼等待命运的不公。

《立春》以蒋雯丽扮演的王彩玲追求歌剧梦想为主线，但其中也穿插了各种小人物。

他们当中有一心追求王彩玲的周瑜、有令王彩玲心动的艺术青年黄四宝，也有痴迷芭蕾舞的胡金泉、为达目的欺骗了王彩玲的歌剧爱好者高蓓蓓。

在王彩铃的生活之中，处处可见现实与梦想交合时的不和谐，王彩铃为追求梦想远道去北京该户口，而最终却仍守在几米见方的房子中，一心想考美术学院的黄四宝却最终当上了婚介所的老板，每天在债主的追逐中惶惶度日，舞蹈教师胡金泉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了16年，但只以受不了城市中群众的眼神而最终走向牢狱生活，歌剧爱好者高贝贝靠着欺骗迎来了本不应属于她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影片完全可以采用一种悲剧到几乎令人绝望的表现手法，从几个人的羁绊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无奈与不安，但有趣的是，影片没有完全展现悲苦，演员们全部说包头话，搞笑的台词不时逗得观众大笑。

如王彩玲会一根筋地说：“我不想在这个城市发生爱情。

”也会一厢情愿地对黄四宝说：“你会永远爱我吗？

”周瑜更是在大段朗诵普希金诗歌时说：“我朗诵诗歌的时候，在场的考官没有一个不哭的。

”有人曾说看到这部片子时间或会有种带着眼泪微笑的感觉，人与人的歧路感与道德感在影片中不止一次的展现，例如导演在叙述王彩铃与被丈夫欺骗后携款而逃的邻居交谈时的一组正反打镜头，明确的暴露了导演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在内心上的羁绊与隔阂的理解，王彩铃曾说：“你并不是真把我当朋友，你只是在心里寻找比你更不幸的人，每一个不幸的人都好像和我同病相怜。

”有时人与人之间在内心存在的关系让顾导深切的暴露在了镜头前。

导演在讲述这部电影片名的时候，说道“立春之时，春天却未至，天气依然寒冷，但人们心中已经有了对春天和温暖的渴望”。

追梦寻梦，梦圆梦碎，现实怀揣梦想，梦想照进现实。

就像有立春，年年日历翻至此处，春天的梦早已在每个人心里孕育开来了；也就像人生虽有理想未达，现实会有改变，新的理想亦也一定会再次出现。

人人心里有个梦，就永远不会绝望。

开始的开始，是她在唱歌；最后的最后，她牵着小凡的手慢慢走。

王彩玲变得幸福了，当她放弃了自己的理想之后。

王彩玲长了一张标准的电影丑女的面孔，我觉得用触目惊心的丑陋映衬华丽的歌喉和清高的性格有些刻意，甚至不够自信——不必非得长黑斑和龅牙，相貌平凡得模糊掉的女子，一样可以很有说服力的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过得是惨还是满足，旁人其实一眼即知，即便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认为表象可以忠实的披露内心。

但看看那时的王彩玲，奔波、惆怅，胃痛的时候几乎是爬到邻居家讨药，唯一的光彩是绽放出夜莺般的歌声时，却又自嘲为六指般无用，郁郁不得志；爱上了不爱她的鲜桃，拒绝了想和她过日子的烂杏；粗绒线的旧衣服上永远搭着代表优雅的披肩，用自我催眠的病态虚拟着遥遥无期的成功……当她终于从高塔上跳下的时候，我觉得我认为的没错，她供奉着那又神圣又卑微的梦想，活得很辛苦；然而她又肿着脸裹着手坐到了钢琴边上，我便开始担忧她何时可以解脱。

影片的后半部就是一个破裂的过程。

通俗的来讲，王彩玲屈服了，她放弃了她那看似并非毫无道理的白日梦——她的歌声那么美。

但是同样又专业又高雅的胡老师选择了在狱中起舞，就连周烂杏同志也敢像模像样的朗诵普希金的诗歌。

才华，在这个封闭的小县城中被奚落得体无完肤；善良，在这个为了成功而不择手段的时代里被利用得弹尽粮绝，一个饱受孤独煎熬和梦想牵制的心灵，最终由于戒备而崩溃。

于是她放弃了。

回到爸妈家，纯善而温情，选择了个可爱的兔唇养女，然后卖羊肉治好她。

她不遗憾吗？

缝制的那几套演出服连当围裙的用场都派不上；她不难过吗？

在不想发生爱情的县城的婚介所里乞讨陪伴。

但难道她不幸福吗？

当一个年近40的女人终于有了个肉乎乎的小女儿绕膝玩耍，和年迈的妈妈一起，吹泡泡，唱歌谣，用放大镜观察毛毛虫。

孩子的笑脸扬起在雄伟的天安门前，那是召唤了她前半生的天堂，而她的后半生，生活大过理想，满足即是幸福。

幸福是这个世界上最无理的词，完全主观、不可量化、无从比较。

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人只要自己觉得自己是幸福的，世俗的一切法则都将瞬间失效。

所以我从不怀疑我那些爱得辛苦或者恨得洒脱的伙伴们是幸福的，当他们如此义无反顾、如此陶醉在自己终于挣得的状态中。

我很羡慕，甚至是膜拜，因为我现在不大幸福，我不想这样。

所以我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想。

理想与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对互相拧吧的过程？

年轻时的梦、的浪漫、的憧憬，是不是终将被现实一一撕碎？

是不是真的要坚持？

是不是该收起顶着风又带着伤的翅膀——在它还没有支离破碎前。

影片最后，导演貌似善良的安排了一个梦之情境给王彩玲，其实这很残忍，当她终于要放弃，当她相信一切都回不去了时候。

我盯着影片结束的滚动字幕，脑子里想着的，却是若干年后，命运的导演该用什么样的场景慰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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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起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十左右岁的人就两眼放光，人老的标志之一是容易怀旧。

从“祖国山河一片红”到全民拜金，时代的洪水将“为艺术为爱情”的八十时代迅速淹没，十年光景成追忆。

人老的另一个标志是接掌时代的话语权。

用影像书写八十年代，这是件颇有使命感的事儿，想一想都让人心潮澎湃。

因此这类怀旧电影，结结实实地楔进当下商业片与写实片的缝隙：贾樟柯的《站台》、王小帅的《青红》、庄宇新的《爱情的牙齿》、娄烨的《颐和园》、唐小白的《动词变位》、张扬的《向日葵》、李少红和曾念平的《我们》……现在又有李樯编剧、顾长卫导演的《立春》。

一、《立春》勾起了私人记忆看《立春》之前我满怀期待。

从作者访谈和点映后网友的评论得知，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内地小城市几位不甘庸常生活的文艺青年的故事。

我也曾经是这样的“文艺青年”，九十年代初生活和工作在一座内地小城市。

《立春》的剧情唤起了我的记忆。

就像《站台》一样，我把《立春》看成是一部拍给我们这些曾经折腾过的中年人的电影。

像王彩玲一样，那时的我住单位大院内的单身宿舍。

单身宿舍在居住区内。

居住区有两排平房，住的都是青年夫妻，跟王彩玲的邻居不同的是基本都有小孩子，从一两岁到七八岁，热闹得很。

只有一对夫妻没有小孩，每天脸色黯淡地过生活，据说一直在寻医，后来领养了一个女孩，就欢天喜地起来。

我刚分配到这家单位，就被安排到最靠角落的平房里。

里外两间，里间是正房，外间是很久以前的住户搭建的厨房，看上去从来没有修缮过。

窗前有一块几平米的荒芜的菜园，屋顶的瓦片缝隙长满荒草，不知怎么搞的，外间的屋顶还有一个破洞，看得见天空。

洞下永远有一个破盆子，下雨的时候接雨水，下雪的时候接雪花，晚上我们就往里边撒尿。

跟王彩玲不同的是我有一个室友。

他是学电子的，管单位的雷达。

百无聊赖，就偷偷把工作间的电子管、晶体管揣兜里顺回来，自己做音箱。

音箱搞成了，院子里就时常响起崔健、唐朝和黑豹，把好几个住楼的小青年都吸引过来了。

这几个小青年是上了年纪的单位职工的孩子。

跟王彩玲的小城市像极了，我所在的城市每到春天就刮大风。

单位在南城荒郊里，我经常骑着辆二八的破自行车，顶着风穿越城市，到位于北城的图书馆借书看杂志。

北城是“文化区”，有两所大学和几所中专学校，其中一所是师范学校。

我的两位初中同学曾在这所师范学校读书，其中一位酷爱写诗。

那时候流行写信。

从高中到大学，我俩一直书信往来，信里除了讲几句“我最近生活怎样怎样了”跟对方分享外，还会夹一两首自己的诗作给对方品评，有一次他寄给我的信特别厚，贴了两张邮票，原来他写了个小说。

他师范毕业离开这座城市被分配去当乡村教师。

我大学毕业离开北京被分配到这座城市工作。

我骑车去图书馆的路上经过师范学校的校门，有时候就会想起他。

除了去图书馆，我的另一个去处是电影院。

九十年代初，这座小城市的三家电影院都还放电影，但做为文艺青年的我看场“艺术片”是不容易的。

档期是有的，观众没有。

当时的票价是十五元，挺贵的。

我的月工资不到两百。

影院的底线是观众不能少于7人（或者6人？

记不清了）。

少了就会取消放映。

小城市没多少人知道张艺谋，知道的也是因为巩俐。

更别提陈凯歌黄建新了。

每每有“艺术片”上映，我就得买张票站在电影院门口，盼望着有人来买票凑齐人数。

遭遇退票是经常的事。

如此艰难，那几年我仍然看了《霸王别姬》、《红粉》、《背靠背脸对脸》、《青蛇》、《画魂》……还是挺多的。

小城里有多少“文艺青年”呢？

这个问题太难了。

似乎每个“文艺青年”都孤独地淹没在所在的街区，不相往来。

就像王彩玲第一次与胡金泉见面时说的，“早就听说过群艺馆有个教跳舞的老师了，今天才见到”。

王彩玲能遇见黄四宝和胡金泉，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挺不容易。

说了一大堆自己的事儿，是为了印证《立春》中的人物和故事。

因为有着似乎共同的经历，看《立春》的过程中，我就特别投入，特别想被感动一把。

看罢电影，心跳没有加快，心情却很复杂。

作为一个“过来人”，个人看法是，《立春》有它的可贵之处，也有太多的遗憾。

二、《立春》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尽管过去好多年了，我仍然记得读书的时候我的老师王迪先生在谈如何创造人物时的一句叮咛，“好的作品总是在为文艺百花园里增添新的形象。

”当时我对这条古典标准不太在意，觉得这套传统的典型人物论已经过时了。

现在换一个思路想，二十年来的哪些电影主人公还让我们记着？

我首先想到的是《秋菊打官司》里的农妇秋菊和村长、《本命年》里的刑满释放犯李慧泉、《小武》中的小偷梁小武、《孔雀》中的姐姐、《十七岁的单车》中的职高生、《站台》中王宏伟扮演的文工团员、《卡拉是条狗》中葛优扮演的工人、《手机》中道貌岸然的主持人严守一……以上影片的主人公形象在此前甚至是其后的影片中的确找不到。

一部影片能达到这个程度，好不好这个判断尽管还是不好下，但让观众记住了主人公，起码这个影片“存在”了。

王彩玲这个有点丑的执拗的大龄文艺女青年，让观众出乎意料，过目难忘，《立春》就有了存在的意义。

表面看《立春》和《站台》塑造的都是文艺青年，实质完全不同。

《站台》的主人公喜欢穿喇叭裤、跳迪斯科、哼流行歌曲、搞对象、欢天喜地跑到铁轨上看火车，他们在解冻的时代里散发着肉体的温度，把满腔热血写成青春的冲动和迷惘；《立春》里的主人公则迷恋歌剧、油画、芭蕾舞和普希金的诗这些“高级舶来品”，在“为艺术为爱情”的咏叹里，艺术和爱情披上神圣的外衣，像天安门一样闪着金光，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

《立春》中的“文艺青年”在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真实且大量存在并成为一景。

《立春》的价值正在于它为中国电影“百花园”增添了王彩玲、黄四宝和胡金泉这样的被所谓的艺术和所谓的爱情扭曲了的、怀抱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形象。

影片特别有意思的场面是王彩玲在宿舍里给黄四宝做人体模特，画人体就是画裸体，可裸体撇不清跟性的关系，“崇高的艺术”又不能跟性有关系。

这真是一个两难困境。

对两位主人公来讲，正面全裸想一想都是羞耻的，背面全裸呢？

也不妥，干脆拿一件衣物遮住屁股。

王彩玲就这样委出起褶的腰身侧卧在床上，黄四宝端起画板在画布上下笔——深夜的小屋里弥漫着“艺术”的味道——可就在这时，隔壁两口子做爱叫床的声音响了起来。

这个场面如此精彩，让我想起唐僧在西天路上遭遇盘丝大仙。

同样地，胡金泉也被套上了“为艺术为爱情”的紧箍咒，继黄四宝之后成为另一个让王彩玲绝望的禁欲者。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就是胡金泉终于忍受不了街头巷尾的背后议论，他决定要做一回男人，“拔掉卡在这座城市喉咙里的那根鱼刺”，可他做男人的方式不是和王彩玲结婚（尽管王彩玲小心翼翼提出来的只是假结婚），而是在群众艺术馆里把学跳舞的女性群众拖进厕所“假强奸”。

太怪诞了。

再次重点指出，影片的时代背景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在一个禁锢的时代终结之后，在这座小城市里，人性的光辉被“艺术”这一新的威权阉割。

需要注意的是在文艺青年群像中，围绕在王彩玲身边的男人分属于两个极端，黄四宝和胡金泉是为了所谓的艺术陷入困境的理想主义者，朗诵方言版《纪念碑》的周瑜却是拿艺术当通行证的现实主义者。

周瑜拜王彩玲为师拿四个大菠萝送礼，搁在窗台上一字排开。

（顺便插一句，后来出场的假白血病人高贝贝来拜师也是送菠萝。

）周瑜向王彩玲求爱，把用讹来的钱买的两个汉显呼机摆到桌面上。

影片的精彩场面之一是当周瑜用痛斥黄四宝的方式安慰王彩玲时，王彩玲让他学“狗喘气”。

“宁吃仙桃一口”的王彩玲显然讨厌周瑜这样庸俗猥琐的现实主义者，但她又与理想主义者黄四宝和胡金泉有很大不同。

如果说黄四宝和胡金泉是被艺术阉割，王彩玲则只是被艺术禁锢。

王彩玲人生悲剧的感人处在于她还有人性的挣扎。

影片有两处情节极为重要。

一处是王彩玲初见黄四宝，她一边听着周瑜的废话，一边溜号向室外看——黄四宝正在玩一个在春风中滚动的纸圈。

“风真的就不一样了”，王彩玲的爱意就在这一瞬间萌发了。

另一重要处自然是影片的情感高潮点：王彩玲和黄四宝的那一夜之后，教室里的王彩玲满面春色地一边弹琴，一边讲解和咏唱《慕春》。

镜头中，王彩玲沐浴在阳光下，眼神温暖怡然，唯有这一刻才是王彩玲对歌剧、对艺术的真正感悟，因为她把生活的美好、把人性的体验带进了咏唱。

由此情节回溯到王彩玲为黄四宝做模特的那晚，我感到王彩玲没有正面全裸只是源于女性的羞怯，感到羞耻的反倒是端着画板的黄四宝，镜头中黄四宝画出来的王彩玲干巴巴的，没有丝毫女性味道，显然他把画人体当成了必修课，当成了硬着头皮完成的任务。

黄四宝对艺术的理解扭曲到了可怜的程度。

有些评论将《立春》中的主人公统统定位为“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才”，“有才”真的那么重要吗？

艺术为何而存在？

在我看来评论者对艺术的理解跟影片中的黄四宝胡金泉们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临近不惑之年回首自己中学时代、大学时代和小城工作时代那长达十几年的做为“文艺青年”的时光，“为艺术为爱情”的时光，感到无愧于青春的同时，更深深感到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是多么幼稚可笑。

《立春》塑造了一群像我一样陷入艺术牢笼的小城市“艺术青年”，让我充满敬意。

但看完《立春》后心情是复杂的。

很多创作问题无法避开不谈。

三、《立春》难看的原因解析《立春》难看完全不是因为王彩玲难看。

作者塑造的这位腰有赘肉、脸有痘痘的王彩玲恰恰非常好看。

就像《秋菊打官司》里那个眼神呆滞、大腹便便的秋菊一样好看。

王彩玲和秋菊的人物塑造都是成功的。

从这个角度讲，《孔雀》中张静初扮演的姐姐过于好看反而是失败的。

《立春》的难看首先是作者对结构全盘失去了控制。

像《城南旧事》、《小武》和《孔雀》一样，《立春》采取了明显的分段式结构。

《城南旧事》用小英子的视点将几个相对独立的段落串起来，在时光的流逝里小英子感受着人间冷暖。

《小武》的结构技巧最为精致，几个段落相互嵌套又层层递进。

《孔雀》的分段式结构尽管也有问题（比如视点），但因为三个段落分别围绕某个主人公展开讲述，三个主人公的故事是相互交叉的，下一段的某些情节信息总是对上一段进行补充，有一点点类似《罗生门》，这一巧妙的叙事技巧使得三个段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同时新信息带来的新鲜感弥补了分段带来的观众移情效应的减退。

《立春》的分段式结构却使得影片变成了一盘散沙。

第一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黄四宝、周瑜的故事；第二段讲的是王彩玲和胡金泉的故事；之后是一个短短的过场：王彩玲回家过年；第四段讲的是王彩玲和高贝贝的故事；第五段，女邻居的故事冒了出来；然后收尾，王彩玲收养弃婴。

在后两段，作者让黄四宝和周瑜相继与王彩玲重逢。

将六大段落串起来的是主人公王彩玲，但前四段的王彩玲尽管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并屡遭打击，性格和命运却没有任何实质变化，换句话说，是重复。

饺子再好吃不能顿顿吃，重复是剧作的大忌，除非重复本身产生意义。

而重复本身产生意义这是艺术片的范畴，是没办法取悦大众的。

影片后两段王彩玲去征婚、收养弃婴、街头卖肉、带女儿到天安门，看上去命运有了明显的变化，节奏却乱掉了。

让黄四宝和周瑜在收尾时再次出场无可厚非，这是经典封闭式剧作结构的常规技巧。

关键是封闭式剧作结构很讲究匀称，也就是每个人的命运都得给个说法，因此不让胡金泉在收尾时出场就非常说不过去了。

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始于王彩玲和周瑜、黄四宝的相识，终于黄四宝远走、周瑜求爱被王彩玲拒绝、王彩玲孤独地借酒浇愁。

按说情节展开得比较充分，但依然不好看。

仔细分析发现，几个重场戏没有做好，情绪起伏失去了控制。

王彩玲与黄四宝的戏依次有以下几个重场：相识（王彩玲注视着在风中玩纸圈的黄四宝产生爱意）、送书、人体夜（夜里画人体遭遇查夜）、出走（火车上王彩玲的爱意被黄四宝拒绝）、败走北京、酒醉夜、校园丑闻（次日王彩玲教课、黄四宝愤怒）。

这些重场戏中，转折点、高潮点和落点是酒醉夜和校园丑闻。

但酒醉夜在镜头中一闪而过，略去不表，使得次日王彩玲课堂上的神采焕发让观众有点接不上情绪。

黄四宝“我感觉像被你强奸了一样”的嘶喊，甚至会让观众哄笑。

没有前边的情绪积累，后边王彩玲的自杀，也就无法震撼观众了。

电影剧作中情节进展是很讲究因果逻辑性的，酒醉夜没有处理好，使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断裂。

可能也是不断修剪的缘故吧，影片中的断裂点很多，造成观众情绪很难有效积累。

另外，开端王彩玲和黄四宝相识之前交代性质的场面有点淤，入戏慢，也使观影快感打了不小的折扣。

“凤头、猪肚、豹尾”是中国传统戏曲剧作理论常讲的，所谓豹尾是结尾要有力响亮迅速，而王彩玲自杀之后还有大段王彩玲和周瑜的戏，显得累赘，从情节结构上考虑，不如把这些戏放在败走北京之后、酒醉夜之前。

四、《立春》构思立意解析作者的上一部影片《孔雀》，时代背景被有意虚化，没有根，人物有点飘。

好在生活质感很强，浪漫气息浓厚，尤其姐姐的段落，还是挺好看的。

看得出来，跟《孔雀》相比，《立春》有意淡化诗意的成分，想突出现实感，刻意塑造了一位相貌平平的女主人公，步子迈得很大或者说风险很大。

可惜别的步子没跟上。

其一，如果写实，时代背景就必得融到主人公的情节里、生活细节里、性格里。

不仅仅是贴几个时代标签能解决的。

观众从影院的电影海报、汉显呼机、春节晚会等标签中能够推断影片的时代背景，但不能被这些标签移情。

这就问题大了。

贾樟柯的《站台》也不是一部好看的作品，但有些场面非常有力，特别能勾起过来人的记忆，比如开场的《火车向着韶山跑》、主人公的家人看不惯喇叭裤把它剪掉、卡车坏了以后一伙人在等待中去追看路过的火车，等等。

好的影片，时代背景不是交代出来的，是靠剧情展开透出来的。

这样才让观众移情过瘾。

其二，主人公的家庭关系被省略和虚化了。

王彩玲的父母出场了，可父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母亲的戏好像只有两段：一段是除夕包饺子时，王彩玲意外地回家，三口人坐在炕上看春节晚会，第二天早上母亲放鞭炮把王彩玲惊醒了。

再次出场是王彩玲和母亲谈收养个孩子。

王彩玲做为影片的核心人物，冲突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家庭关系势必要展开并深入。

可惜父女戏被人为的设定彻底虚化，母女戏只有点没有线。

即便少有的几个情节点也没有有效利用，王彩玲难得地除夕回家吃饺子，一家人坐在炕上看电视，除旧迎新，提供给母女关系拓展的空间真的很大。

现在这场母亲放鞭炮的戏不错，只不过没有铺垫显得突兀。

起到的更多的是情绪作用不是情节作用。

另外几个人物的家庭戏铺排得比王彩玲的还要弱。

黄四宝家人中只有母亲出场，一场是母亲闯进黄四宝房间摔画，一场是周瑜找到她骗钱。

周瑜和胡金泉的家人基本没有出场。

造成这个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影片在整体立意布局上陷入了两难：着重写王彩玲呢？

还是群像？

如果真把王彩玲当核心人物写，干脆就把人物删繁就简，人物关系和情节紧凑起来，把家庭、邻居的戏多写点儿成为情节线，把高贝贝的戏全部去掉，把胡金泉的戏做为背景或者做为平行的副线。

这样王彩玲的塑造空间就大了，剧情就过瘾了，主题也会得到深度揭示。

如果打定主意写群像，现在用王彩玲串众多人物的结构方式就不对。

上文之所以穷究主人公的家庭关系，意在挖掘人物前史，在更深一点的层面上探究现象后面的原因。

《立春》中的人物的确十分真实可信，但遗憾的是没有给出任何一位主人公爱上艺术的缘起。

没人知道王彩玲怎么就喜欢上歌剧了，没人知道黄四宝从哪一刻起立志要考美院，没人知道胡金泉什么时候迷上了芭蕾舞。

再进一步讲，为什么北京成为所有“外省人”争先恐后挤进来的神圣之都？

为什么八十年代中国有这么多的“文艺青年”涌现？

为什么“艺术”到了中国就变了味儿？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艺术存在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摸摸乐器、提起画笔就得怀抱“我想成为谁谁谁”的远大理想么？

……仅靠一部影片揭示这么多问题当然是不现实的，现实的是如果创作一部立足于历史和人性的严肃电影，创作者要做很多直觉之外的功课，有了问题思考意识，问题就会自然地带进影片里，引发观众的思考，这个观影效应以感动观众为前提，但比感动观众更重要。

【原创，纸媒《电影艺术》2008/2】

《立春》是个好残忍的故事。

王彩玲才不是什么怀才不遇，她是天资不足。

她的“优秀”，是小县城的优秀，跟巴黎歌剧院从来没有任何关系。

她自己是知道的，所以才要一天到晚对别人撒谎。

她要麻痹自己。

饮鸩止渴。

再平凡的人心里也多少有一点憧憬，每个人都难免自视甚高，所以大家都是王彩玲。

顾长卫在最后弄出一个王彩玲在国家大剧院演唱的幻象，再打上一行字——“此景献给王彩玲。

” 其实是献给观众。

他让观众自己看自己做的梦，登堂入室的，那么不切实际，打观众的脸。

天赋与梦想的不匹配本已足够撑起一场人生悲剧，李樯告诉你——这才哪儿到哪儿！

不仅没天赋，王彩玲(观众自己)还丑。

这个丑，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丑，这里的丑是对残酷现实的一种写意。

李樯不仅让观众意识到自己在发白日梦，还逼着你用最卑微的姿态(丑着)在现实深井的底端仰望自己的梦。

电影的收尾是每个人都回归平凡，各就各位了。

可躲进平庸的生活里就能获得平静了吗？

并不。

王彩玲并不开心，心底还有东西在悸动。

观众为她着急——这样不好！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的！

其实是感同身受：欲望并不消沉于安逸的表象。

同时却也发现并不能为她(或自己)找到更好的安排。

欲望在此时只能消沉，必须消沉。

于是观众感到憋屈，感到不舒服。

但同时知道：这份憋屈和不舒服已是自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了。

有心无力。

就在此时，观者便照见了自己的人生最深刻的真实。

呵呵一笑，自嘲一下，不再出声。

好像极少有电影在这种维度上直接和观众互动，调侃你，嘲讽你。

李樯跟顾长卫两个人就这么不动声色的讲了一个平凡人的故事，每个平凡人的故事。

真是好狠心呐。

然而竟被虐得有点爽😅

这部电影让再次我看到了编剧李樯的自我叙述，和《孔雀》一样，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同性恋电影，一部个人的精神自传，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的隐喻。

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是那位同性恋者舞蹈老师的挣扎和悲哀。

蒋雯丽的角色（丑陋、步入中年、没有爱、心里有对自己艺术的骄傲）是李樯对“现在时的自我”的投射，就像《孔雀》里的张静初是对“过去时的自我”的投射，寄托的是对当时的青春年华，对一个有着冲劲、美好憧憬和单恋的情感的自我的缅怀。

像《孔雀》一样，这部电影里，李樯表达了一种力图隐藏性身份的生活里非常强烈的自憎情绪。

那位舞蹈老师在小饭馆里的一幕，他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

看到一些影评感到无奈，同性恋自由是现代电影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审慎对待，怎么大家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

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见，还是被一些“成见”蒙住了眼睛？

我的个人观感，这部影片比《孔雀》要好一些，《孔雀》里的“爱情”都是虚假的，张冠李戴，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缺失，比《孔雀》要真诚得多。

本来能想把这部电影联系起来写写，但因为有些痛苦的私事，只能暂时搁下，点到即止。

贴出当年《孔雀》刚上映时，我写的评论（发在了世纪沙龙里）。

当时我并不知道《孔雀》原本的剧本里有一个同性恋，后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了我的“臆测”，令我兴奋了许久。

这部《立春》同样令我兴奋，我从《孔雀》里解读出来的“自憎”，被作者进一步的叙事完全证实了。

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佛洛伊德当初就是这么相信。

他的很多观点被嘲笑，但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一直承继了下来，鼓舞着人们去观察和做出理性的判断。

简单说清楚《孔雀》在讲什么《孔雀》是一个同性恋者内心的外化。

某段历史也好，某个时代也好，都只是这个人向观众做内心独白时的舞台。

他需要“历史”和“时代”，只是需要一个舞台而已。

他渴望倾诉，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同时又不希望别人洞悉他的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观众放进一个不熟悉的年代，这就更像一个“故事”，而不是“真事”。

在舞台上出于叙事的需要，必须要有“人物”的，但如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内心型”作者，他在这方面困难重重，因为他缺少对他人的观察，他的目光主要是朝内的，观看自己，并与自己对话。

因此，“内心型”作者塑造的人物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人要怪诞、诡异、极端，显得“概念化”、“抽象化”，原因是这些人物并不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而是来源于对自己——自己分裂的自我——的凝视。

“内心型”作者的作品有一种梦幻的性质，意象化，戏剧性，弥散着抑郁而不详的气息。

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幽暗花园，一个人通过潜入自己的内心来了解自己是很容易变得迷失、迷乱、迷狂的。

“弟弟”是画外音的“我”，影片的叙事者，实际上就是编剧的自己。

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

原剧本“弟弟”的性取向被导演顾长卫删掉了，这实际上是删掉了创作者内心秘密的重要钥匙。

不过，我们仍能通过“弟弟”与片中两个重要人物“姐姐”和“哥哥”的关系还原他的这一身份。

“弟弟”和“姐姐”感情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是编剧对“姐姐”的态度。

“弟弟”和“姐姐”共同的快乐时光都是和男人有关的。

“姐姐”想去讨好伞兵，“弟弟”毫不犹豫地自己的最后一元钱给了她。

“姐姐”找到了一个好干爹，马上叫上了“弟弟”有福同享。

“弟弟”和“姐姐”还有一个相似点，他们都迷恋制服男人。

“姐姐”最快乐的日子是碰见了一个伞兵，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而“弟弟”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公安”给他送雨伞，两人还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聊天。

在片中，“姐姐”被编剧赋予了最多的个光环，她勇敢、纯洁，追求独立，渴望幸福，不甘平庸，向世俗宣战。

编剧甚至无法容忍片中“姐姐”受到任何一点的“玷污”。

片中从头到尾，没有男人动了她。

在最危急的关头，编剧已经写到了“姐姐”在一个流氓面前脱下了裤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笔头一掉，结果是那个流氓拿枪往自己脚上开火。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姐姐”实际上是编剧的“理想自我”——他渴望成为的人。

这个理想自我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永不言弃地追求和男人的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再明显不过了。

“哥哥”这个形象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弟弟”厌憎的一个形象。

编剧对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粗蠢、懦弱、依赖，不识好歹，自己被人欺负了，“姐姐”为他报仇，他居然去讨好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编剧的态度，当然就是“弟弟”的态度，也就直接促成了“弟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下毒”行为。

写下“弟弟”弑兄，这一幕实在太暴虐了，实在有违人伦，但编剧还是找到办法替代性的“完成”了，他安排“母亲”把“哥哥”最喜爱的鹅杀死，这时镜头一下子变得缓慢起来，鹅被毒死的全过程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一幕残酷而抒情，虽然不符合外在的逻辑（宠爱哥哥的母亲怎么忍心杀死他最心爱的鹅呢），但却绝对符合编剧的心理逻辑——他恨“哥哥”了，太恨了，这个人是自己的血亲（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人不管怎么鄙夷内心的自己，他又怎么可能杀死他呢），杀不死他本人，就替代性地杀死他。

虽然“弟弟”如此憎恨“哥哥”。

但实际上，“哥哥”和“弟弟”在性格和行为上非常相似。

他们都懦弱，都依赖，都向世俗投降。

他们选择生活的道路也如此相似，都找了一个女人，并且生活上依赖这个女人。

“弟弟”只是在感情上倾向于“姐姐”，但行为上却与“哥哥”毫无二致。

这说明什么？

“哥哥”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现实中的自我！

“弟弟”痛恨“哥哥”，就是编剧痛恨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是男性，却有一个粗蠢、惰性的外形，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居然依赖于女人生活。

他不爱身边的女人，却要和她在一起。

《孔雀》到底在说什么，我想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

在中国，很多同性恋者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必须借助婚姻或者伪装一段男女关系来掩饰真实的自己。

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希望像“姐姐”那样冲出去，追求真爱，他痛恨“哥哥”向世俗低头，找一个女人苟且度日。

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中国电影就是简单的东西，但由于社会的不开放、持续的封闭，使这些简单而正当的东西也需要换一个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必须解释一下，片名《孔雀》的真正意思。

这就是同性恋身份的隐喻：只有雄孔雀才开屏，而雄孔雀开屏时露出来的是什么？

影片结尾其实表达了作者的预见，他认为观众们是无法洞悉孔雀的秘密的。

他们面无表情在栏杆前经过，他们和眼前的景象是隔离的、疏远的，孔雀是孔雀，他们是他们。

讽刺的是，在现实之中，观众们看到孔雀开屏并不激动，觉得不过尔尔，但回去转述的时候却激动万分：我看到孔雀了，我看到孔雀开屏了，我看到冬天里孔雀也开屏了。

是啊，看看周围，在中国电影的冬天，有多少人正在传达这一孔雀开屏的喜讯？

醒来吧，传达喜讯的人们。

你们如此激动时，这只孔雀正在冷笑。

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 终于可以有机会画一下女人体，这时隔壁的小夫妻旁若无人的鱼水欢好之声，搞 得他心烦意乱，不得不打开录音机放着音乐才能继续画下去，杰克画露丝时候也没这么慌乱过，这说明，他，的确很业余。

即便是第一次画女人 体的专业画家，会很快专注于画作，而忘记一切外物。

王彩铃到歌剧院面试时，求人听她开腔唱上一嗓子，求之而不得，就自顾自唱起来，她的歌声惊动了看 这部电影的观众，但是并没惊动歌剧院的一名人事文员，她并没有阻止她，只是淡淡的说：行了，知道你水平 了，去年就知道了，这说明，她，的确很业余。

在小城三大艺术青年之中，只有跳芭蕾的胡老师最为纯粹，他从没想过跳到北京去跳到苏联去，『一心就是爱跳芭蕾，十几年过去了，现在想 想真后怕』，也只有他当得起『天分』和『艺术家』这个名号机缘巧合之下，三人都好点儿艺术，有着相似的命运不为人所理解，郁郁不得志，但是这三人之间却有极大的不同。

王彩铃是最悲惨的一个，也是逐渐觉醒的一个，到最后她去征婚，条件是：科研人员，没征到，领养了 小孩儿，改行卖羊肉，开始治脸上的暗疮，认真踏实的过自己的生活，并从生活中获得了乐趣---她领着养女在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算是温馨而感人。

在此之前，她因为会唱几首意大利歌而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不该和小镇上的其它『庸庸碌碌之辈』混为一体，她直言：『我不想过庸俗的生活，不打算在这儿发生爱情』。

她的终极目的---恕我说的难听点儿---她的欲望是：唱到巴黎去，感受千万人热烈的掌声，她对艺术的追求已经和艺术本身无关，而变成一种极其功利行为：证明自己不是个『庸俗之辈』。

在她能够证明给众人看之前，按耐不住虚荣她甚至一次次的对人说：『人民歌剧院已经在办理调动手续 ，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用谎言编织的美梦，来强调自己的不同与众，其实她完全不必如此，她能唱意大利歌剧本身在这个小镇已经取得一定的地位（在广播里演唱），已经令人很羡慕了--比 如周瑜就很羡慕她 。

如果她仅仅是热爱艺术--意大利歌剧，那她会有美好的生活，当老师，结婚，生子，没事儿继续到广场唱歌剧，这生活会比普通人更美好。

而她不是爱艺术，她希望歌剧给她带来一切，她爱的是艺术带来的身外之物，当艺术不能给她带来她梦想中的功名利禄时，她悲叹自己生不 逢时，命运凄惨。

但最后她终于渐渐明白应该背负自己选择的命运，换句话说，咽下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既然你是这个命，你就得担待』这时的王彩铃已经觉醒，她甚至已经清醒的感到，隔壁的小美女和她交朋友是因为她比别人惨，而青春已经逝，她勇敢承担起自己选择的命运。

黄四宝是比王彩铃更龌龊的一种人，他的朋友周瑜对他的评价很确切：『志大才疏』，但就艺术成就来说 ，王彩铃还说得过去，他则连边都不靠，不然也不可能连续几年初试都过不了。

正是因此，他打碎梦幻也最早，事实上在火车上的一番对话已经充分揭示了他的内心：『我境界没那么高』，言外之意，我要成功了，肯定得娶个美女做老婆，后来他去了深圳，深刻的体验了一下『市场经济』，回来就干起坑蒙拐 骗的勾当，再次遇到苦苦坚持的王彩铃甚至都不能唤醒旧梦，他已经和往事干杯，那个梦就如年轻时的其它虚妄的梦一 样烟消云散了。

他不但沦落为平凡的人，甚至堕落成比平凡更为不堪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光头MM，那才叫有心计，选择艺术，并且能为艺术找到出路，在如今的商业社会里， 这样的人才是具备明星潜质的人，瞅她那演技和发掘群众演员的眼光，以后绝对有希望做个影视歌多栖明星，唱到巴黎去问题不大，但我认为她是很直接的选择了艺术作为生存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她的目的是出名，然后过富足的生活，和歌剧无关。

我个人觉得，唯一一个献身艺术的是胡老师，最令人慨叹、值得敬佩的也是他，为了爱好，他可以一眨眼就度过了跳舞跳十几年的光阴，他甚至跪下求王彩铃假结婚以便他可以继续跳舞而不为世人所诟病，最后，他终于找到了方法，可以继续自己的梦想，坐牢的他依然 很快乐---这快乐是艺术带来的纯粹的快乐因为他在监狱里也可以跳舞，王彩铃去看他时，他兴高采烈的告诉她『监狱发的布鞋，可以立脚尖呢。

』一边就真的立起脚尖。

这一形象，像极了《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演的程蝶衣：看到学生运动喊口号，他说，领头那个声音不 错，可以唱小声的，被打成汉奸受审时他也只说有个日本人是懂戏的，要是青木不死，京戏早传到日本了。

这两个角色才当得起那句对艺术家最高之评价『不疯魔，不成活』啊，他们的一生为艺术而生殉艺术而死，享受艺术，献身艺术....王彩铃的烦恼在于不能凭借自己异于小镇人民的『艺术细胞』，而被人敬仰，反而被人鄙视，于是她就 发自肺腑的认为这里的人们是低等生物，甚至不愿与人交往，但她不能避免自己胃疼的死去活来时去隔壁借胃 药。

黄四宝的烦恼和王彩铃相似，但是作为一个穿皮夹克牛仔裤的疑似艺术男青年，他的野心更炽，也更加浮躁不安。

胡老师是活得相对淡定的一个人，他因为艺术而内心有着自尊，甚至可以说从自我观照之中他获得了强 大的力量，基本上对于外界对他的艺术的感觉不甚在意，况且他也能得到一部分人的认同（招收学员），他为艺术终于自己内心，但是他也有世俗生活要面对-- --不能总让老妈抬不起头来。

最后他想办法解决了这个矛盾，终获解脱。

原谅我用这样冷漠的语言评价他们对艺术炽热的心，事实上如我前面的分析，再强调一次，揭开艺术面纱的掩饰，看似命运相似的四个人，有着云泥之别的精神世界。

说回艺术这回事儿，建议大部分分不清艺术和生活的人，去看一看彼得.威尔的《死亡诗社》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否则会很容易把大麻嗑 药和摇滚艺术搞混，把某种很表面化的生活方式和某种艺术错误的联系在一起。

《立春》所揭示的人物命运和孟京辉的《像鸡毛一样飞》非常相似，虽然这两部电影，一部土的掉渣儿，一 部前卫的一塌糊涂。

其主题都是一样的：艺术家，艺术家的生活，究竟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

《像鸡毛一样飞》里的诗人欧阳云飞，瞅啥都不爽，瞅啥都庸俗，就自己不是一般的高雅，觉得自己牛逼到开裂，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原来，写诗这回事儿，用盗版软件也能搞定，他才算从高高的云端头朝下的重重跌落于尘世，深刻的反思之后，他醒悟了，剃了光头，按照艺术家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

这个片子为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之一，廖一梅真是一针见血，对艺术圈那点儿破事儿破感觉体悟透彻，里面有个 插曲很好玩儿，一群人在超市门口唱歌：吃过奶酪吗,这是法国的特产。

喝过可乐吗,这是美国的东西某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确有这种沾沾自喜高高在上的可笑念头，需要掏大粪的老农给他们结结实实的上 一课才对。

那么，啥是艺术呢？

是不是像某些诗人和艺术家说的那样：艺术家很寂寞啊，往前一看，没人，往后一看，芸 芸众生。

我觉得不是，艺术的活力和其它行业的活力一样凝结在实实在在的每一天的生活之中，就 《立春》而言，王彩铃的老妈早起一个人在院子里放鞭炮更具艺术感，高超的艺术像住在王彩铃隔壁的夜夜交欢的小夫妻一样普通、平实、热情、元气十足、充满生命张力，而且应该像他们一样忠于本能，忠于自我，旁若无人的享受快感。

只有真正的理解了艺术，才能将艺术和生活融为一体，才能更加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命运，人间最大的悲剧莫过于王彩铃式的悲剧，才刚踩到艺术的门槛，不幸生在一个资讯闭塞的地方，错误的以为自己有了 天分已经升堂入室，并持此错误观念几十年，直到碰的头破血流才恍然大悟。

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都有过一次或几次『忽然艺术』的经历，比如，忽然发现自己嗓音很好，不当赵忠祥很可惜，忽然发现自己尿尿和泥捏弄的那点儿小玩意儿很抽象很前卫和罗丹米开朗琪罗都差不 多了。。。。

这样的情形，人生总会遭遇一两次的，就像人人都曾经托着下巴深沉的思索过：我从哪 儿来？

为到哪儿去？

我为啥是我？

这样的哲学问题，但并不是人人都成了哲学家。

大部分人，经过了艺术的分岔路，哲学的分岔路，仔细的想了一秒钟，然后带着这些非凡经历走向平凡的生 活，一部分人，决定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走下去，成了艺术家，哲学家。

在这个分岔路口判断失误的人，成了悲剧。

享受艺术和成为艺术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儿，这应该是年轻人必上的一堂课，否则就很容易行差踏错。

举例而言，我喜欢看电影，甚至很爱演，但我从没想过去当演员，因为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技术是谋生的手段，艺术乃是人活着的目的』《死亡诗社》中，一开始基廷老师就这么教导同学们。

人 掌握某种技术生存下去，然后享受到某种艺术带来的精神慰藉，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将艺术、谋生加在 一起，使谋生为艺术拖累，使艺术和谋生互相折磨。

《立春》和《孔雀》一样以苍凉的北方冬景、生活化的方言打动西方和东方的观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第五代导演御用摄影师的顾长卫，无意中将自己的电影视野定格在那个『中国西部片』横行的时代（像 黄土地，红高粱等），在第五代纷纷改行拍奇烂无比的商业大片儿之时，第五代的后备力量---顾长卫同学--异军突起，回归本源，再现第五代曾有的辉煌，所以顾长卫可以称之第为5.5代导演。

但是这部电影有意无意之中给人一种误导：仿佛是当下的社会背景造成了几个人命运的悲剧，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生拉硬拽，照我的理解，这些人的悲剧是性格悲剧而非社会悲剧，坦白说，就这几把刷子，在任何国家也不会有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反应社会现实，我觉得拥挤的火车车厢，对北京户口的迷信倒是多少有点批判现实的意味呢。

往深处想，这几个人悲剧性格的形成和资讯不平衡是分不开的，要是他们能多看到一些和艺术有关的节目，多读到些艺术书籍，也许就不会一根筋的觉得自己牛B了，也许就会踏踏实实过日子呢。

另外：谁能帮我问问顾长卫同学，为啥电影里每次送礼，都送菠萝？

兄弟我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时代有多坏，《立春》就有多好 作者：钭江明 2008-03-07 11:17:15 《立春》在新闻里看到顾长卫的这句话，“当你在月份牌上看到‘立春’这两个字的时候，无论外面多么寒冷，你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也许来自你对未来的一丝期望。

”也许可以怀着同样的心情在看完《立春》之后去期待一下未来的华语电影。

之前看到舒琪对2007华语电影的评价，正好引过来。

对比过年这一年的“大部分华语电影及其作者（又或是他们拍摄的外语电影）的虚妄、慵懒、好大喜功、狭隘、傲慢、贪婪、笨拙、势利、冷漠、放纵、自我沉溺/陶醉/剽窃/贩卖、虚张声势、蒙混、肤浅、粗鄙……（有请自行对号入座），”《立春》（原文是说五部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吴清源》、《色 | 戒》、《铁三角》、《神探》，惜《立春》公映期一再推后，如果放在2007，一定是其中佼佼）“及其所代表的价值，在这个一方面excessive、另一方面却极其贫瘠的時代，直如凤毛麟角。

”《立春》的丰富/诚恳/善良/从容与这个时代的贫瘠/虚伪/凶恶/浮躁恰成对比，这个时代有多坏，就反衬出《立春》有多好多难得。

混世于此时此地，灰头土脸似乎成了大多数国人精神面貌的写照。

同时，当祟高一再被证明虚伪，王朔式的真诚的犬儒也大概可概括这类人的基本诉求。

而《立春》里的王彩玲就这样突然扎眼地站起身来。

她完全不懂像王朔那样通过自省来自恋，通过自虐来逃避嘲笑。

这一位王彩玲既像是中国版的包法利夫人，又像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可笑可怜甚至可鄙（比如对歌厅的那个男孩子）。

她狂妄的理想，她可笑的骄傲，她卑微的追求，是那样不应该存在于这片似乎已然被理想抛弃的土地，却又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我会在很长时间都不能忘怀王彩玲从塔上飞跃而下自杀的那个镜头，她丑陋的面容终于可以隐藏在逆光里，光晕笼罩着这个可笑的女人的全身。

这个镜头像悖论一样美好而意味复杂，可以跟《孔雀》中那个庸常家鹅的天鹅之死媲美，将我们对生活的所有绝望与希望搅碎在一起，含着热泪绽开微笑。

王彩玲最终领养了一个兔唇的孩子。

兔唇的设置像是作者赋予王彩玲们（还有一个与她相同的角色胡金泉，自称是这个城市的一桩丑闻）的象征。

他们是精神上的兔唇“患者”，因为不甘庸常而宛若丑闻。

尽管兔唇被称为上帝的吻痕，可往往还是被更多地认为是一种诅咒。

不妨将兔唇与王爱玲式的理想做一个同类项对比：独特，不容于世，与生俱来（或说不可放弃），以及痛苦。

其实，我们也已经无法再用浪漫主义的词汇去解释描述和美化它们，尤其是，当王爱玲的理想与人性的鄙俗混为一谈而无法自处时，如何谨慎敏感地表现它的一切，《立春》提供了一个最诚恳的最优秀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