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在不同时间去回忆几十年前的故事，可能引发表述当下产生的情绪和情感是不同的。

何况是面对有意的拍摄。

如果看见这种困难，电影本身也好，观众也好，若想要挖掘出时空变化，人世变幻的真实，那可能是一种徒劳。

因为结构主义大概会说，一旦去表述它，可能就因此失真了。

何况电影章节还是碎片式的，但是有意义是通过对人，特别是口述者以外的人的一个个特写在倾泻这种力量。

你只要有些感动，甚至感伤就好。

猜想和贾导年龄相仿的人可能完成在电影里与贾导一致的某些通感。

还能看出电影章节的承里其实掺杂一个当代青年想象中的乡土作为符号的味道，有意的在寻找乡土之为这些文学家摇篮的关系，可惜它们因为没有经历过无奈的饥饿，不能体会那种野蛮之力，当用过于温饱之力显得表现力反而勉强。

其余，任何想从电影归纳意义，或者想被影像方式，能整体的从乡土，文学，个人成功等符号析出超越于片段的精神的话，那恐怕曲解了电影作用。

所以，对电影名字的揭示是在最后一帧才出来。

靠近岸边的水都是黄色的，要看到真正的海水颜色，那就要一直游，直到海水变蓝。

好像是说，岸边的人啊，要懂得什么是蓝，那就去游吧。

虽说用游泳这个类比人生几十年未必恰当，话说谁不都是在时代的海水中浮沉。

然而，只有很少的人在为了什么而去游泳，有些凡人实际自己也不用游，漂着不死去也是一种故事了，毕竟海水会推着人走，所以只能相信海水的天蓝，把身处在蓝色海面上当成一种奇迹或偶然。

当一个人离开故乡，他才开始拥有故乡。

贾平凹说：你生在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我想，一个人回故乡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反而是离开故乡才需要理由。

故乡是你的起点，给你灵感，是你洞见世界的坐标系的原点。

一个人的语言、情感、智慧大多来自于故乡的土地。

这也是为什么人总爱在扬名立万后回归故乡、重修祖宅。

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安阳来的同学给了我最多关于故乡的思索，从前想去大城市，到了北京又感到还是故乡的大地最有灵性。

背井离乡后的词不达意和言不由衷，也许都是对故乡的背叛。

我们总觉得“在别处”会更好，现实又总是不允许我们“在别处”，于是这种错误的观点开始在我们的大脑中疯狂生长、蔓延。

事实是，虚构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因为它无关现实、大地或心灵。

请用脚步和目光来丈量生活，唯其如此，本就如此，我们才能在弹指一挥的草木流年间，接近我们最深爱的故乡，接近最广阔的现实。

下次再回故乡，我要去路边点一碗鸭血粉丝汤，多加香菜，不放辣椒。

电影散场，准备回家。

楼下的广场没有灯光，一首新的舞曲响起，大妈们继续舞动，反应了一会才发现，是Five Hundred Miles的旋律，后来回去搜了歌词，原来是庞龙填词翻译的中文版，相比较韩寒改的那版《别送我》，这个《离家五百里》，实诚多了。

电影是贾科长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其实也不新了，20年在国外已经映过一轮，由于没有字幕实在是难以听懂一些方言，终于等到了国内上映。

片名的英译网上搜来有两种，直译的似乎是官方最终的选择，但我更喜欢另一个：So Close to My Land，是的，这是个关于乡村的叙事。

片名应该是来自余华的灵感，片尾他说：小时候课本里的大海是蓝色的，但家乡的海是黄色的，所以就想一直游，游到海水变蓝。

这是一部纪录片，是几个作家的口述历史，也是他们关于家乡的私人记忆。

具体的内容复述出来，在别人那就成一篇影评了，我不干这事儿，还是讲触发我的记忆吧。

此刻我在广州，度过了第一个远离家乡的中秋节。

看完电影我其实有些恐惧：城市里的人有没有乡愁，那是没有田野沃土的地方，筒子楼防盗窗里真的有乡愁吗？

走出影厅，下楼，就听到了五百英里的旋律，说来也巧妙，一列地铁刚好哐当哐当出发，月亮正悬当空。

乡愁，应该是不分“户口”的。

这个中秋假期，与幼时好友在宁小聚片刻。

坐在酒馆的吧台，拿出中秋时节家乡敬月光必要的莲蓬头，说着要带回去敬月光，却一个两个三个剥开莲子，成了独特的下酒菜。

也与店里的其他人分享，一个兰州来的小哥说很好吃，像生核桃的味道。

我说我们是水乡来的，我们都拿这个中秋节敬月光。

酒馆的门口是一家奶茶店。

高中的时候，家门口也开着一家同品牌的。

这家店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一起喝酒的我们对其中的一款有着共同记忆。

我们第一次知道莫吉托不是因为周杰伦，也不是因为古巴，而是因为这家店出了这款。

后来家乡的那个老板娘关掉了店面，就再也没有喝过了。

时隔多年，再次在“较近的异乡”喝到原来的味道，朋友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乡愁的承载形式，似乎是大体类似的，风味、语言、习俗。

梁鸿的儿子王亦梁已不会用河南话做自我介绍，在妈妈的带领下复述了一遍。

最近与几个好友也在尝试进行一些语言保护的民间行动，方言是纽带，我们的一生也许是不停往外游的一生，但总有一天，“乡音无改鬓毛催”。

现在，我似乎看到了蓝色的大海，蓝海代表未知的市场，也代表无尽的可能。

所以蓝色海洋的更深处，会是怎样的景象？

是继续向前，还是原路返回？

一切的行为都抽象为乡村叙事的行为，一切的焦虑也都抽象成乡村的溃败。

乡村的定义业已不再是简单的村庄，在更蓝的大海面前，似乎你我都是从乡村游来的那一个，不知道去哪里，也快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最后补一句，余华真可爱。

中秋档期，最受影迷期待的院线电影，无疑是贾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这部纪录片由贾樟柯牵头，作为他主创的“吕梁文学季”的一个衍生项目，通过对马烽（女儿）、贾平凹、余华、梁鸿几位知名作家的采访，讲述他们个人的生活记忆，由此展现上世纪50年代以来，长达70年间的时代变迁。

“村庄”里的“文学”，是本片的两个关键词。

题材看似冷门，实则又与我们每个人都“血脉相连”，根植在我们的记忆深处，逐步照见那些故乡往事。

然而，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处理好这个题材，显得敷衍、浅尝辄止。

作家们面对贾樟柯讲述的内容与他们面对传统媒体说的内容有差异吗？

也许有，那即是更加浅显。

尤其是余华的部分内容，实际上已经在各类媒体稿件中被反复书写。

影片有如项目“宣传片”式的模式包装，尤其是中途一段声画叠化的宣传片段，显然也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当看着业已成功、“星光闪耀”的文艺中年们，坐在一个精致、雅观的摆拍场景中，从地方志与家族史开始，畅谈时代变化下的文学之路…与之遥相对应的，则是那些如贴纸般贴在电影里、毫无灵魂的社会与人的景观。

不得不说，本片完全无法达成我们对于贾樟柯式纪录片的期待。

从主流体系而言，中国当代的严肃文学与艺术电影，很大一部分都基于乡土背景。

它们呈现着一个个村庄的样貌，村民的生活与日常状态，以及社会变迁浪潮下的巨大转变。

片中，《秦腔》、《古炉》的作者贾平凹，书写的是陕西风貌。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作者余华，则聚焦于南方的乡土人情。

出生于河南邓州、著有《出梁庄记》、《神圣家族》的梁鸿，也是在老家完成了小说，致力于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

而这也正是第五代与第六代导演们，在自己的代表作中反复回溯的母题。

从陈凯歌的《孩子王》、《黄土地》，到张艺谋的《红高粱》、《活着》，再到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山河故人》。

在这一条中国艺术电影的脉络之下，贯穿的是两代人对于乡土的探寻。

相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归根结底，来自于作家与导演们土生土长、对于乡村共通的记忆。

村庄里有着他们童年和少年时的家族印记，也构成了他们乡土文化的根脉。

贾平凹讲述了自己童年生活在小县城里的“偷书”记忆。

他小时候缺书看，在亲戚家拿到手了两本《红楼梦》，对里面繁华的大观园抱有同感，因为自己就生活在一个庞大的家族里。

而最大的差别，显然在于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双重差距。

以这个角度为起点，他逐步意识到要站在家乡的视野里，来看待中国、看待世界。

从80年代开始，他有意识地以故乡商州为出发点进行小说创作，其中重点关注的，就是再现中国社会的转型给农村带来的激烈冲击和变化。

“商州系列”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也让他成为了“寻根文学”的代表人物。

余华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以及自己走上作家之路的机遇。

小时候，他的父母都在做医护工作，而他家旁边就是太平间。

直至现在，太平间都是他记忆里最干净的地方。

因为路过的时候，他经常会在里面睡午觉。

1978年，高考落榜之后，余华进入了卫生院当牙医，天天拔牙，感觉“自己就像笼子里的鸟”。

也是在那时，他发现隔壁文化馆里的人成天在街上闲逛，那是截然不同的工作生态。

为了进文化馆工作，他开始尝试写小说。

经历几次失败之后，余华的一篇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相中，编辑部请他到北京修改，回来后他就如愿以偿地进了文化馆，走上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女性作家梁鸿的经历，更具时代特性。

2007年，她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七年，博士毕业、结婚后生育，生活中的一切似乎都把她“框定”成了北京城里人。

然而她却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对劲，一定要回家住一段时间，观察家乡的情况，重新看待自己的生活和写作。

回家后，梁鸿发现自己以前所写所谈的文字，大多离真正的生活相距甚远。

里面没有真正的生活，不能体现人的本质意义，与广阔的现实、深爱的故乡越来越远。

而书写梁庄，书写那些留守在这的老人和孩童，那些被迫离开故乡的打工者，不仅给梁鸿带来了新的视角，同时也成了她日后的代表作“梁庄三部曲”。

贯穿《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全片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无法割舍却难以归去的乡土”——我们无法割舍自己的家乡，却越来越少地回去，甚至再也回不去家乡——但将这几位作家串联，到底想呈现什么？

确实能尝试如上所言，强行提炼出来，我却几乎不能说服自己这样的命题真的成立。

况且即便命题成立，也毫无深度可言。

贾樟柯将全片分为十余个章节、词汇，以此勾连起几代人面对乡土的不同感受。

但影片的结构过于零散、不知所谓，况且就大结构而言，仍旧是平铺直叙式的，没做什么好的设计。

在精致的光影镜头下，贾樟柯将自己上世纪的电影《小武》中的画面，与当下的农村景观、村民特写摆拍交织在一起。

两个时代的两种画面拼贴，构成了对于乡土的过去与当下的对望。

把当下的乡村呈现出陌生化、远观化的质感，也突出了当代年轻人对于乡土的陌生感。

与此同时，镜头游弋在村庄与人之间，也造成了明显的疏离感与凝视感，甚至呈现出了村民们“集体失语”般的样貌，此设计如同空中楼阁。

作家们端坐于“清场”后的景区、戏院、街边小馆，在经过修饰的画面中对着大型摄影机侃侃而谈，越发地令人感到不适。

在一定意义上，这些修饰的镜头与作家们的讲述，共同指向了一种当下的现实问题：隔代之际，乡土也面临着断层的危机。

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成了“空心村”，了无人迹。

人才流失，年轻人们不愿意留在故乡，涌入城市打工。

而不少流传在乡土的民间文化，也由此走上了逐渐消失的道路。

如同梁鸿所言：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为何乡村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传统中国注重乡土，但伴随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人们频繁的迁徙，自古“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传统被打破，原先的乡土价值观也由此被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留在乡土的人所感到的精神迷茫。

山河依旧，但人与城市发展的快步向前，造成了故乡的“悬空”。

人口迁徙、重新定居的过程是如何产生的？

社会变化又为何总是给农村与城市的边际带来最为巨大的变化？

村庄的村民又是如何一点点成为城市的居民？

……这些问题，是贾平凹、余华和梁鸿的小说作品中不断思考的，也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尤其是贾樟柯、王小帅一贯聚焦的社会议题。

乡土无疑是他们这些亲历巨变的导演，最好的创作舞台。

可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并没有把握住其中的复杂性，或者说如今的环境，也无法提供对此类问题深度讨论的空间。

影片最后安排了两段镜头，将其带入到当下的语境中。

贾樟柯采访梁鸿的儿子，要求他在用普通话做自我介绍之后，再用河南话做一遍自我介绍。

这个从小生活在北京的男生，从未掌握过方言，哑口无言地陷入尴尬的状态。

梁鸿此时只能救场，坐到他身边教他一句句地说，再让他进行复述，许多读音尚不准确。

在这番言语的差异里，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一代已经无法去体会父辈母辈的故事。

那些经典的文学与电影作品，从曾经感同身受的时代创作，在当下扭转成为了传承乡土文化的载体。

但“鹦鹉学舌”式的相教，难道就是一种好的方式吗？

这对年轻一代而言，也莫过于是一份审视下的苛求。

收场一幕，余华走在海边。

他的故乡也是被海围着的一座小县城，在小时候，他会与小伙伴们集结去海里游泳。

他那时就对海有一个疑问——课本里都说海水是蓝色的，当地的海水却是土黄色的。

直到有一天，他尝试着不断游泳，边游边想：我要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纪录片也随之戛然而止，余华的这番话，其实给电影带来了一个稍显刻意的“光明”的收尾。

无论如何，我们终有一天要学着离开故乡，去往更大的世界，从“黄土地”游向“蓝色海洋”。

期望下一辈“不改乡音”是不现实的。

面对当下，在下一辈的口中，普通话与方言的差异，本质上并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知晓差异，不要丢弃、遗忘了故乡，而是学着重新去认识它。

近日，导演贾樟柯的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登陆中秋院线。

与贾樟柯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部“文学纪录片”显得有些不温不火。

上映四天，票房平淡的同时口碑也低于导演此前作品的平均值。

但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部意蕴悠长的作品，其中的许多议题都值得深入关注与反思。

影片以2019年5月的畅谈为序曲，几十位作家来到山西汾阳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在这里谈论乡村与城市，文学与现实。

影片交响乐般地以18个章节讲述出1949年以来的中国往事。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贾平凹、余华和梁鸿成为影片最重要的叙述者，他们与已故作家马烽的女儿一起，回顾、探讨了社会变迁中的个人与家庭。

而贯穿影片的一大强烈情绪，即是对故乡的注视与怀旧。

某种程度上，贾平凹、余华和梁鸿都与故乡有了一段距离，正是因为这一距离他们得以审视故乡、书写故乡。

本文分析了影片中展现的文学书写与故乡的关系。

这一主题，也是许多当代人切实面临的挑战与困境，城市是严酷的生活战场，而故乡也似乎只存在于金色的想象中。

如果故乡回不去，那我们正在经验的城市生活，以及其中的断裂到底来自何方？

又能去向哪里？

在这种经验与思考中，是否蕴含着新的可能性？

撰文 | 重木01怀旧的诞生：那些正在消失的生命经验当我们看完整部纪录片就会发现，贾樟柯以吕梁马烽作为序幕与开始，由此引出其后几位作家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故事，所企图建构的便是近代中国农村与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这二者背后所凸显出的现代中国的变迁，而其中尤其以农村、故乡与故土所衍生的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作为核心。

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正在被遗忘的记忆，就如曾经写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结婚现场会》的作家马烽，在当下早已经消失在大众印象中。

电影的最后一幕，贾樟柯有意安排对梁鸿读中学的儿子的采访，来展现世代交替之间曾经由其父母辈所经历与承载的历史、记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和体验在年轻的、成长于城市且接受着普通话教育的儿女一代中的消失。

梁鸿的儿子大概属于“00后”，而相较“80”、“90”后来说，他们或许才恰恰处于其间，即对于那些如贾平凹和梁鸿这样出生成长在农村的人来说，他们摸到了上一辈人所经历和看到的关于乡村和故乡的最后一缕气息，留在了身体中，然后进入城市。

但是否能就此如梁鸿“00后”的儿子一般，自然地成为“城市人”，则始终如谜。

在关于这部纪录片的评论中，许多人或许都是“80”、“90”后，因此他们对这部电影大都充满了矛盾甚至两极的评价。

一些人因为曾经成长于纪录片中人物所生活的世界的尾声，所以颇有感触；但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不屑，即电影中流露出的怀旧和对于旧日苦难的追忆，对此情绪的沉迷，甚至令人厌倦。

而或许也正因如此，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其中看似最“插科打诨”的余华才会获得这么多的好感。

余华在电影中。

在电影中，余华的表达和讲述极具矛盾性，一方面他展现自己曾经生活的辛苦，但与此同时却也在一直消解自己所述之中隐藏的严肃和苦难性质，而以一种颇为个人“心机”的直白展现出个体在大时代风暴之下的自娱自乐与生存之道。

在这里，我们几乎能依稀看到余华小说《活着》中富贵的生存哲学，虽然遭遇不断的困难和打击，但依旧有一种个体的、私心的且十分坚韧的特质。

这种“小聪明”会让人会心一笑，因为这往往会与我们自身的日常个体经验息息相关。

当梁鸿的儿子希望能问一问自己经历风霜的外公对于生活的看法时，或许才最真实地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于父祖辈们生活和苦难的隔阂，以及一种几乎是脱离其中而站在旁观者的好奇与窥视。

梁鸿身处其中，每每提及自己的母亲和大姐便潸然泪下；贾平凹虽然平静地回忆着自己唯一一次看到流泪的父亲，但背后的辛酸我们会在一本本关于他所出生和成长的那片商洛之地的小说里反复看到……贾樟柯之所以采访这些小说家，或许恰恰是因为只有他们才会根植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上，对那些难言的记忆和情感进行有序且丰满的展示。

观众会因此受到影响，对其产生共情，但对于其所讲述的旧日和那些关于生活的记忆或许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其中最引人注目且令人感慨的或许正是贾樟柯设置在电影内最核心的部分，即对于故乡的回忆和追述。

无论是马烽、贾平凹还是梁鸿，他们都在生命的某段时间里返回故乡，通过把它作为一个观察和书写的对象来展现自身情感创伤或需求、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想象。

而无论是“返回”这个动作还是“追述”这一行为本身都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他们要回去的地方以及需要被追忆的生活和那些经验已经在当下他们的生命中开始消失。

他们通过返回这个动作以及追述来重构自身的起源地，于是怀旧便出现了。

02怀旧的矛盾：念念不忘的或许只是一种金色想象这一经验对于当下作为观众的年轻人来说，恰恰是矛盾的。

一方面，他们或许因自身的生活经验而对此念念不忘，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渐渐发现企图返回的起源地本身的隐退和消亡，由此开始对其进行一系列的金色想象。

这似乎也是这些年众多生活和工作在城市中的年轻人们普遍遭遇的困境，“在他乡”的状态暗示着有一个“我之乡”，但旧日的“故乡”似乎早已经褪去了曾经暖色的面目而呈现出一副陌生的模样，于是“返回故乡”这一情感需求的碰壁所造成的情感危机在当下城市青年中快速蔓延。

在被热议的电视剧《我在他乡挺好的》中，展现了四个女孩在北京这个“他乡”的生活和遭遇。

首先，电视剧的名字便暗含着一种对于其他人——几乎都是亲人——的安慰，且似乎隐藏着一丝谎言，就如剧中跳楼自杀的胡晶晶，对父母和朋友们只是一味报平安而从不提及自己在异乡遭遇的危机和痛苦。

在剧的结尾部分，三个女孩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有的人返回故乡却发现自己已经认不出发展得变了模样的家乡；而有的人从中看到故乡或许也能作为满足自己梦想的地方而选择返回；有的人已经无法回去，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移动，而是一种生活体验和情感上的隔阂。

《我在他乡挺好的》剧照。

《我在他乡挺好的》在许多部分其实都与《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主题有相似之处。

贾樟柯企图记录的恰恰是一份对于当下年轻人而言，说轻不轻说重又不重的历史记忆和包袱，即故乡问题。

因为对于传统中国人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狭小的地域含义而包含着诸如家庭、亲人和朋友等一系列情感关系和情感需求。

即使近代中国经历过由传统大家族走向现代西式核心家庭的模式转变，但古老的家庭情感以及安土重迁的民族基因的影响直到20世纪末期都依旧强势。

近代城市的发展虽然影响和破坏了传统乡村的生活秩序，以及由此建构出的一系列生活和情感模式，但进入城市的毕竟人数有限。

许多人即使在城市中打拼一辈子，最后也依旧保持着传统的观念选择叶落归根。

除此之外，生活在城市中并不代表着就成为“城市人”，现代城市经验的本质和现代性息息相关，游离、破碎、漂浮和转瞬即逝的感觉和传统的农村经验——稳定、秩序和保守，截然相反。

我们能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们的小说中看到那些难得一见的城市感觉，但伴随着其后革命的发展以及意识形态的差异，城市也产生了“乡村化”。

恰恰是这些经验塑造了当代中国主流作家们的文学书写，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被怀旧化的乡村和被想象的故乡。

这些文学塑造着我们对乡村的认知以及关于故乡的图像和其所可能承载的意义。

就如故乡只有在我们离开之后回望才会出现一样，对于观看这部纪录片、在其中感受着关于故乡的回忆时，我们或许也在回溯性地建构一个区别于当下自身所生活和工作的新空间，而“故乡”这一符号便能够作为承载这些情感和需求的所指。

故乡一方面是物理意义上的，但我们却总会发现伴随着时光流逝其物理面貌的快速变化，也正是这一变化呼应了人们情感的波动。

很大程度上，“故乡”是一个情感空间，由于其被建构为当下生活经验和消极情感的对立面，承载着许多积极的意义，从而导致它作为“情感的港湾”和能够返回的起源地的角色得以维持。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电影剧照。

03城市的“堕落”：对于故乡的怀念，正是城市经验的一部分当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的梁鸿选择返回自己的老家且开始对其进行书写时，在某种意义上故乡便承担了情感疗愈的工作。

与之对比的，其实是电影中始终未曾展现但却在场的东西，即关于城市的消极看法。

城市作为现代发展中颇为重要的空间和生活模式，建基其下的是西方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在19世纪关于西方城市的小说中，它总是被描述为一个“邪恶和堕落之地”。

在德莱塞的《嘉莉妹妹》和《珍妮姑娘》中，作者便展现了一个纯洁的农村少女是如何在城市中堕落的；而波德莱尔也通过一系列阴暗腐朽的意象来展现现代与城市经验的特质……

《嘉莉妹妹》电影剧照。

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中，上海如“魔都”一般光怪陆离，引诱着生活其中的人们走向感官享受和灵魂的堕落；而与此同时，乡村则被建构为一种自然的、质朴且纯真的生活空间。

正是这一城市/农村的二元对比，使得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道德判断被赋予其中而直接影响了其后人们对其的感知和理解。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讲述者对于农村以及其中人们的回忆中都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印象，而关于城市则总是涉及“逃离”与寂寞。

这一意象一直延续至今，伴随着当代中国城市的扩张和发展而引起的大面积城市化，使得传统乡村的空间逐渐缩小，并且乡村也开始“城市化”改造，渐渐使其曾有的异质性或消失或被同化而成为众多千篇一律的城市模板中的一部分。

年轻人因为学习或工作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希望能在其中创造一份自己美好的生活，但伴随着竞争和压力的增加、房价上涨以及城市消费等问题而导致许多年轻人无法留在他们生活、工作多年的城市。

除了这些物质条件之外，城市本身的空间隔离、陌生的人际关系以及个体的孤立等等都带来相应的情感危机，使得个体很容易对城市产生疏离感，无法在心理上对其形成归属和认同。

于是便出现了所谓的“逆城市化”，而伴随其诞生的，便是对传统已经濒临消失的农村和故乡的重构和想象。

在贾樟柯早期的电影中，我们能发现他自身小城成长的经验，其后像《山河故人》则开始在时间的绵延中讲述那些离开家乡之人的故事，而其中往往便带有强烈的飘零和流落之感。

在很大程度上，贾樟柯对城市经验是匮乏且有限的，因此在他的电影中我们其实很难看到“城市人”的形象，而往往总是介入传统和现代之间处于夹缝中的个体，东突西撞地寻找活下去的方式。

《山河故人》电影剧照。

但对于《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的梁鸿儿子来说，夹缝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的“胜利”。

这些年的飞速发展，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城市的崛起。

而那个在父母辈口中的乡土故乡，也只有通过长辈才能产生联结，并且即使是这样的联结都是有限的。

因此我们会发现，当许多人渴望着故乡或是另一种区别于城市生活的经验时，中间往往存在着父母辈的联系，如果父母不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回去似乎也就失去其情感慰藉的作用，反而可能导致对于自我处境的更大恐慌。

在电影中，无论是马烽的女儿还是贾平凹或梁鸿，他们都是通过对父母辈的回忆来把自己放入那段生活之中，构建自己关于乡土的记忆，因此他们和自己父母辈的生活也存在着距离，但这一距离或许要远远小于梁鸿的儿子与他父母之间的。

因为从21世纪开始的变化所造成的“破坏”，或许要远大于曾经的变动。

这便是当下许多生活工作在城市中的年轻人所遭遇的现状，我们和父母之间的鸿沟是否还能维系那些传承的故乡经验和记忆已经值得怀疑。

除此之外，城市生活所印刻在每一个个体身体上的感觉、情感和经验也导致他们无法彻底地“返回故乡”，因为城市就是一种经验，像水和空气无法剥离。

所以“故乡”最终只会成为情感慰藉系统中的一个纯净空间，提供着一些在过分城市化中消逝或是无法持存的情感需求和满足，而这些最终都会成为城市经验的一部分，留在我们的身体中。

04现代性中是否蕴含新的可能？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还有一些场景值得我们注意，它们揭露了我们所想象的农村和故乡、背面的阴影与那些曾被反复批判而需要丢弃的东西。

但如今，它们往往会伴随着金色的“故乡想象”和怀旧再次浮出水面。

在贾平凹的片段中，和女儿贾浅浅的聊天中便涉及了作家的女性观，如贾平凹强调女儿在做诗人之前“要先做好妻子和母亲”。

这一看似日常的聊天背后，展现的是传统乡土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尤其在涉及性别问题时大都与当下的观念格格不入。

也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再次被某些东西刺痛，从而提醒我们金色之梦里的阴暗部分。

而作为采访中仅有的女性（马烽女儿是作为回忆父亲的角色存在的），梁鸿的个体经验展现着关于消逝的乡村生活和经验中的另一部分，即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

虽然梁鸿的整个回忆中父亲的比重很多，但我们却能从她关于患病的母亲、任劳任怨的大姐等女性形象发现一条在传统中始终被压抑的女性谱系。

就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这一被压抑的女性谱系本身能够被讲述和她们所处的新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即只有当女性获得言说的自由，她们才能讲出自己的故事以及她们自身的感受，而城市生活与城市空间恰恰提供了这一支持。

梁鸿在电影中。

我们能切身地感受到梁鸿关于个体成长与家庭的记忆，以及她的讲述如何有别于贾平凹和余华。

其中的明显差异，是私密的情感问题，以及对于这样一种传统关系的反思，如父亲的形象、父亲的感情以及父亲在母亲去世后的无力，必须依靠长女才能维系家庭的运作……这些私密的、家庭领域内的情感在男性叙事者那里往往被忽视或匮乏，如果出现则往往是一副陈腐的模样，格格不入。

而关于自身情感与他人亲密关系的训练和发展恰恰是现代城市居民——布尔乔亚——所注重的问题。

彼得·盖伊在其《感官教育》中便通过对西方布尔乔亚阶层关于婚姻、家庭、亲密关系以及情感等问题的研究，指出现代城市居民的“现代性”中的重要一部分便是私人领域的情感问题。

恰恰是这些和个体最紧密的身体体验展现着现代城市的气质和特征，而这一点在当下中国的文学版图中十分有限，除了其他复杂的原因之外，这与传统对于乡土的怀旧以及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贾平凹在电影中。

虽然面对着贾樟柯的摄像头，人们说出自己的乡土经验和生活，但其中的匮乏或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却始终因其所具有的怀旧性遭到忽视或压抑。

当厌倦或是遭遇着城市化的年轻人，在情感慰藉的需求下建构出还能够回得去的“故乡”时，它既是一个物理空间——父母辈们的生活领域，也是一个虚构的空间。

恰恰是这一二重性使得“故乡”显得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

对于学习着如何在寂寞疏离的城市中生活的年轻人而言，也就是在学习该如何一个人自足地活着。

这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崭新的生命和情感经验，这一过程似乎从很早前就开始了，但却又总是差之毫厘。

贾平凹还留着浓重的家乡口音，梁鸿也并没遗忘自己的河南话，但她出生和成长于北京的儿子却已经忘了这个属于父母辈人的声音。

而声音本身就塑造着故事的讲述形式以及它所展现出的特定气质。

当梁鸿一句句教儿子用河南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这是关于传承还是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无奈？

或更进一步地说是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诞生？

在这一颇为沉重的时刻，或许只有余华敢破坏其崇高性，取而代之以一种更切身的精明幽默对其进行消解，这样的经验或许才是普遍的。

但即使如此，也还是他，为这部纪录片贡献了一个颇为光明的名字。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重木；编辑：走走；校对：赵琳。

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阿根廷电影《杰出公民》有个桥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丹尼尔衣锦还乡，还未到小镇，车辆爆胎，被困荒野，丹尼尔为难的把自己的书点着取暖，接他的胖司机则毫不犹豫，撕下书页，当作了厕纸。

焚烧和秽物，在对文学的侮辱程度上几乎等同，不过，就算是作者本人，也会在燃烧的时候念叨几句：“为了生存，我焚烧自己的书。

”生存和文学，被塑造成一个天然对立的关系。

这两个词汇在词性上其实千差万别，但还是常常被人拿来举例，我自己就有很多朋友，在面对写作的困境的时候，常常会说：“为了生存，我要放弃写作……”在《杰出公民》这个桥段里，我也可以理解成，这是暗指在文学困境中的抉择，这样的抉择在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面并不少见，大多是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更有甚者，有人会在抉择中选择牺牲自己。

但不管怎样，在做出抉择的时候，也需要摆出一个姿势，丹尼尔在烧书的时候下蹲，虽然极不情愿，最后也要选择和火焰平视，从一个高高在上的俯视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同一种姿势总是受到诟病、非议，这不光光体现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中，生活中性爱的满意程度往往也取决于姿势的变化。

贾樟柯在自己的随笔里面讲述自己的文学经历：“中学就在《山西文学》发表小说，差点进到作协规培，不做导演肯定去搞文学。

”多年以后，贾樟柯在回想起这些有关文学的记忆的时候，倒是有一种脱离苦海的洒脱。

可是文学总归不能在生活和创作中隐去，于是贾樟柯又说：“优秀的作家就是优秀的信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他们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因为文学是最古老、便捷的表达方法，我们总是从文学中最早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

”贾樟柯作品的演进，再迟缓的观众也能看出贾樟柯的视野的变化，虽然我不怀好意的把这样的变化具化成一种姿势变化，但从人的角度，姿势的背后是状态，是视角的改变，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汾阳街头跟小武勾肩搭背的赖赖（贾樟柯小名）已然变成了和知名作家侃侃而谈的贾代表。

就像百年孤独的开头：“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父亲带他去看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文学是贾樟柯的冰块，是一切文本的开始。

文学在贾樟柯的“马孔多”里从未远去，所以，当我看到《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时候，看到的是矛盾的合集，既紧凑又松散，既诚恳又敷衍的表达。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选了中国四代作家来讲故土讲发迹史，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基本上算的上是一个接力，串起了中国文学的这几十年的脉络，马烽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开始写作的作家，根正苗红，山药蛋派的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贾平凹是文革中后兴起的作家，在陕西发表作品，但影响是全国性的，有个形容叫做“陕军东征”，说的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陕西作家对文坛的爆炸性影响，陕军里面当然也有我们熟悉的陈忠实、路遥等人。

余华代表的是八十年代先锋文学，梁鸿则是近些年兴起非虚构写作。

松散也在于此，四位作家隶属于四个时空，采访也基本自说自话，尽管贾樟柯放任了这种松散的结构，但其实仍然用一条叫做“现实主义传统”和一条叫做“乡土叙事”的线把这些线索串在了一起。

遗憾的是，在往常贾樟柯故事片中能看到的鲜活的乡土人物形象、接地气的写实表达，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是缺失的，只能看到符号式的人脸、农田、和劳作的景象，这些僵硬的片段在讲述马烽的章节里尤其严重。

马烽这个章节就像是完成一个政治任务，讲的是马烽如何带领贾家庄的村民脱贫致富，和任何一个电视台新闻专题片并无不同，开头是村民怀恋马烽，后面是马烽的女儿面对镜头侃侃而谈父亲如何走向文学道路，又回归乡土。

其实有一个重要环节，贾家庄究竟如何致富，所有的被采访者集体沉默，几乎是明指，没有马烽就没有贾家庄的今天。

马烽就像是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所有的细节全部归于集体，马烽女儿在自己父亲雕塑旁的讲述也至少说明了一点，这不是文学史，这是发迹史。

后面贾平凹、余华、梁鸿的讲述也基本如此，不过因为作家个人的魅力，观感也大有不同，例如余华讲的就很放松，以至于我忘了余华讲的也是个人发迹史。

到中间吕梁文学季，作家们报菜名式的出现，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或许这只是个宣传片，偶然上了院线。

“坐着”没能让作家们把文学讲好，但能把成功讲的捧腹大笑。

“坐着”是一种姿势，其实从社会习惯的角度来说，让被采访者坐着的背后是一种态度，是对被采访者的尊敬，对被采访者地位的肯定。

贾平凹在戏院里讲，在书斋里面讲，讲如何在商洛放眼世界，说自己的苦难行军，讲借姨妈家的红楼梦，讲父亲，讲年轻修水库，在此之前贾樟柯饶有趣味的拍摄了一段贾平凹和自己女儿贾浅浅的一段对话，叮嘱自己女儿，先做好妻子好母亲再写诗，不要把写诗和生活混淆，要做个好女人。

似乎在开始就解构了贾平凹作品和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意义变成了私人史。

或许这是贾樟柯的反讽，但贾樟柯本人在采访中说过，这是精心设计的转场。

贾樟柯讨论文学的姿势是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小武》、《站台》里面没有人讨论文学，但小武最后的手足无措的镜头又充满了文学性，可以理解的是，贾樟柯这个时候讨论文学，是习惯于和小武这样的人肩并肩。

杨德昌的电影《牯岭街杀人事件》里面有一个叫honey的黑帮老大，对小四说自己在外面那么长时间，看武侠小说，只记得一本，叫《战争与和平》，其实这是最文学的表达，《战争与和平》的宏大和honey的帮派斗争形成了互文，在honey眼里，再宏大的叙事，再恢弘的战争也不过是武侠之间的斗争，战争是斗争，打架也是斗争，这样颇具平等价值的观念是文学被解构的果实，文学可以被解构，也可以被建构，唯独不能成为工具。

余华的部分在整个电影里面，最轻松，观感也最好。

拍摄余华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余华在里面讲以前的感情、成名的道路，讲改稿的趣事，和贾平凹厚重的历史情感和梁鸿过度私人的情绪不同，余华更朴实且真诚，余华的真诚拉近了观众的距离，会让人忘记其实余华是常年占据作家富豪榜的作家。

梁鸿的感觉则夹杂来太多个人情绪，眼泪并不能让观众感知到只属于她自己到情感，而梁鸿重返故乡之后显得更像是一个异乡人，儿子陌生且拘束，河南话憋到嗓子眼也很难讲出来，大概是缺少语境，家乡方言则现实生活中几乎不被提起，故乡已经在言语中徐徐遁去。

《杰出公民》中丹尼尔面对家乡也只能凝聚成一句话：“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只是凑巧都生在这里。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最有诗意的一段表述来自余华的“想要一直有到海水变蓝。

”讲这句话的时候，余华在浪花四溅的海岸上站着讲完的。

贾樟柯的矛盾之处也相当明显，贾樟柯没有完全的改变对待文学的姿势，也愿意在电影中把镜头对准普通人。

就和贾樟柯曾经的电影一样，《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有大量的日常的、平实的场景，也有时空的变化，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思考，但是，当庸常只作为符号呈现的时候，就只能算的上一种并不高明的对立，文学与日常、劳动与诗歌，对立使人忘记，第一首有记载的诗歌出自人们的劳动场景，“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庸常成了庸常的反面。

电影里我最喜欢的一段是村民里在田地里朗诵于坚的诗歌。

“劳动使他高于地面,但工具比他更高。

高举着锄头,犹如高举着劳动的旗帜。

”这是电影里最普通的一个场景，又是最深刻的一个场景，寓意着文学回到最开始的地方，田间地头，寓意着坐着只能讲成功，文学需要站着朗诵。

“下一个动作，必须向地面坠落　，锄头才能很深地切开坚土，他的动作必须对故乡的传统负责。

”这是于坚在《想象中的锄地者》后面的内容，贾樟柯锄开里另一个概念，完成了对作家群像的描述，但不知不觉中，贾樟柯谈论文学，已经慢慢坐下，成了面对面的那个人，拥有相同的地位和应有的尊严，但我仍然希望贾樟柯站起来，高举锄头，锄开大地，锄开一个新的内容。

（完） 作者| 北海的梵高 公号| 末见

60后的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

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

他经常想：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

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本文原載於我的公眾號“子非魚”，想看初版請戳：我想「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提示：本文含有較多劇透看完电影回到家，已经是柏林时间晚上七点。

打开手机微信，发现自己漏掉一条上午的重要信息，在乡下外婆家的舅舅发来信息说：“现在可以打过来（微信电话），外公在门口等你。

”外公和外婆住在湖北乡下，距离武汉只有大约两小时自驾车程的距离，今早，作为乡村医生的外公接诊了外来人员，舅舅说外公在家自行隔离。

我们的视频计划必须推迟。

谁知，住在湖北乡下的外公外婆为了看到我一眼，特地跑到了隔壁舅舅的屋子门口，等著和很久没见的外孙女说说话。

就像贾樟柯在电影开始前说的最后一段话：“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出发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抵达柏林。

最后，我们还是来了。

我想，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电影和人们一起存在。

”对于当下身在国内的人来说，看电影、逛街、聚会之类的活动都是加速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

人们只能在家里等待，等待“禁足令”的解除。

我不敢写太多“春暖花开”的希望风格的句子，这场持久的抗疫战中，我并没有做什么。

梁鴻一回家路上，脑子里一直在回放影片里的几个片段和影后与导演交流环节最后一个男生的提问及贾导的回答。

这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观影日记，就从电影的结尾开始吧。

60后作家“代表”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

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

他经常想：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

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余华夜晚的海盐，他走在海边，说着自己儿时的心愿。

影片在这里画上句点。

这时，我旁边的一位德国奶奶说了句：“Toll!”（太好了）而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读完课文后冒出的疑问和与余华相似的渴盼——山的那边是海吗？

在被小山丘环绕的我家乡的小镇之外，可以看到大海吗？

在我看来，作为一部以作家为主要受访者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放式结尾，有充分留白，也让人感受到这些作家各自探索自身出路时的诚挚和坚韧。

不过，最后提问的年轻人不这么看，他没有自我介绍，直接引用影片的片段，并抛出一个“导演可能觉得有点难回答”的问题：“影片里有个片段，余华的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选中后，编辑叫他去北京改稿，原因是“这篇稿子的结尾太灰暗了，在新中国绝对没有这么灰暗的事情，得改一个光明的结尾，稿子才能发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可能有点讽刺。

不过，在影片结尾的合作方和感谢名单里，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名单。

而结尾的“游到海水变蓝”也有种光明的结尾的感觉。

我想问，贾导有没有收到编辑的要求，所以特地给片子设计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呢？

”贾导对这一“困难”问题的回答很有力，他一步步拆解和回应。

他说，在中国，要拍任何地方，无论一个镇、一条街还是一个社区，你都得先申请拍摄许可，获得管理这一区域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机。

我想，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另外，“我没有一个像余华当时那样的编辑，这部片子的主要投资人是我自己，我没有提出这样要求的’编辑’（没有特地做一个“光明的结尾”）。

”最后，作为某种对提问和对电影开场时候那段话的“呼应”，贾导也引用了余华作为他这部电影全球首映的结尾。

我想，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希望社会变好的理想。

我拍电影22年了，拍到现在，我发现，期待的改变其实很缓慢，当然有某种疲惫，某种失望。

但是，在拍摄这部记录片的过程中，听贾平凹讲他的经历（文革时，作为镇上教师父亲被批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撤销公职，被押送回乡下老家，父子俩见面时，贾平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哭泣......），到余华的经历（全场观众几次的笑声都被余华这部分包了），再到梁鸿用她的文字，讲述她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物的故事...... 通过这三位作家的讲述，我发现，变化虽然很缓慢，但它是会发生的。

就像余华引用《国际歌》的那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 游到海水变蓝，从某种意义上，和《国际歌》有些相似的含义。

二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的书房发现一本《贾平凹散文集》，按照我一贯的“选书”习惯，翻开正文部分第一页，看看这个作者的难度几何。

读著，发现文字挺朴实，讲的也是生活日常，我便半懂不懂地啃下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已经没有关于那本翻得挺破旧的书的残留记忆了，只记得中专中文系毕业的妈妈看我又“看上”她藏书里的一本书，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下——这是一个西安的作家，他的名字不读“ao”，要读“wa”（我当时脑子里出现一池塘的青蛙），是陕西方言的发音；我们读书的时候（90年代初），他特别火，大家都喜欢读。

今天看贾导的片子，才对这位生于1970年、写作过程经常用到陕西方言的作家有了更多了解。

贾平凹二十出头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他说“那时年轻，什么都想写，毕业后也是什么都写一点，到1982，83年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得找个方向。

那段时间，他决定回老家商洛待一阵。

回去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每天骑着单车，在村里到处逛，感觉很痛快、自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小村小诊所感冒打针，因为注射用品不干净，感染了乙肝，用了15年才治好）和最大的快乐都在这个时候。

”回忆自己和故乡重新产生联系的那段时间，贾平凹说。

那时，他开始找到自己坐标系的原点和方向，以贾家庄的人为原型，创作新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

到八十年代中期85、86年的时候，他的坐标系慢慢成型了——“站在家乡，看中国，看世界。

”

贾平凹看到这里，我想到我写过的一名生活在西安的艺术家邱瑞祥。

在他的工作室见到他，聊了一整天，他说自己很少离开西安，也很少看展，除非有时不得不去北京参加自己展览开幕。

“我离开通常不超过一周，最长的一次好像是十天，我当时都有点受不了。

”当时，我刚结束自己的德福考试，开启新一轮“全国各地访友”之旅，听他讲自己对“旅行”和“出远门”的排斥心理，我不太能理解。

他说，如果有条件的话，他希望以后可以把工作室搬回老家户县的村里，他可以在村里专心画画，不需要离开家；如果有藏家想来看画买画的话，就到村里来拜访他。

家乡，故乡，这些概念我一直不太领会。

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定义家乡，如何认识我和家乡的关系。

贾导说，现在，他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老家汾阳（没事的时候就住这儿，有事的时候离开。

他在《十三邀》里如是回答许知远）。

他有很多电影取景在老家，现在，很多时候也去各地取景拍片（譬如这部，去了三位作家的家乡），无论在哪里拍摄，“汾阳是我的起点，一直给我灵感。

它是故乡，也是中国。

”汾阳就是中国，因为汾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而中国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县城组成，而不仅是那几座大城市。

2007年，梁鸿在北京生活第七年，读完博士，结婚生子，儿子两岁了，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她好像即将开启生命的新阶段。

她却感觉这样的状态不对劲。

内心有个隐约的声音，叫她回家看看。

当然，不仅仅是“看看”，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写东西。

这次回去，她慢慢生出新的观察角度，重新去看待家乡的老人，家乡的河流。

她去拜访村里的老人们，发现他们经常接到在外打工者的电话，有时收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单，他们开心得好像过节一样。

梁鸿意识到，梁庄有很多人在外打工，虽然他们人在外地，但一直心系梁庄。

而她自己，也是这些在外工作的梁庄人的一员。

“梁庄三部曲”就此拉开帷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

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

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

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

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它包皮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

包皮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

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

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

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

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

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

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看完梁鸿的讲述，忽然想起我2018年九月时的那篇“回家日记”——我永远都是个乡下人，和地面上身边的平凡亲从2013年上大学以来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去长江边跑步，翻翻过去的日记和同学录，读那些买了很久都没机会翻开的书，写长长的回家日记。

那时，我意识到，虽然我那旺盛的“怀远病”（Fernweh）总催我离开，但我的身体的确是最习惯这个湖南北部小镇的，这儿湿润但不带咸味的空气，长江大堤上从水面吹来的暖风，自家小菜园里爷爷种的很辣的辣椒......影片最后一名受访者是一名00后，梁鸿14岁的儿子，导演请他自我介绍。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了一遍自己。

“我在河南出生，在北京长大；在人大附中唸书，我的爱好是物理...”介绍完，导演抛来新的问题：“用河南话把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再说一遍吧！

”在北京长大的大男孩听了，连连摇头：“河南话我都忘了。

”导演说，没事，试一下。

他开始小声练习，把刚才的话“翻译”成河南话版本的。

梁鸿走过来，靠着儿子坐着，说，没关系，妈妈来教你。

跟着妈妈标准的河南话，大男孩一句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教完后，梁鸿说：“你再来说一遍吧。

”大男孩不再拒绝，用河南话做了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能感觉到他部分字音有些拿不准。

但是对于他来说，是否标准不重要，说河南话的过程，也是他在和自己家乡建立联结的过程。

等他长得更大一些，会更理解妈妈书里写到的那条改道的河，和村里人形容这条河的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贾平凹在《带灯》这本散文集里写过“故乡”的一种定义：“夜里，看完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带灯也在她的房间里读元天亮的书，书上说：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故乡也叫血地”，所以，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然有故乡埋下的种子。

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你的缘起。

就像我最亲切的“同乡”作家沈从文说过的，“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21.2.2

文/Somer（子非鱼）

没有中文版，手动加一个看完电影回到家，已经是柏林时间晚上七点。

打开手机微信，发现自己漏掉一条上午的重要信息，在乡下外婆家的舅舅发来信息说：“现在可以打过来（微信电话），外公在门口等你。

”外公和外婆住在湖北乡下，距离武汉只有大约两小时自驾车程的距离，今早，作为乡村医生的外公接诊了外来人员，舅舅说外公在家自行隔离。

我们的视频计划必须推迟。

谁知，住在湖北乡下的外公外婆为了看到我一眼，特地跑到了隔壁舅舅的屋子门口，等著和很久没见的外孙女说说话。

就像贾樟柯在电影开始前说的最后一段话：“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中国人最困难的时候，在出发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按时抵达柏林。

最后，我们还是来了。

我想，这个时候，电影应该存在。

”对于当下身在国内的人来说，看电影、逛街、聚会之类的活动都是加速病毒传播的危险行为。

人们只能在家里等待，等待“禁足令”的解除。

我不敢写太多“春暖花开”的希望风格的句子，这场持久的抗疫战中，我并没有做什么。

这部电影以前的名字《一个村庄的文学》，不知道是不是“改编”刘亮程散文集的名字《一个人的村庄》60后作家“代表”余华从小生活在浙江海盐，一个靠海的小城，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经常去海里游泳。

那时候，海盐的海水是黄色的。

在学校上课时，课本里说海水是蓝色的，他经常想：为什么我都看不到蓝色呢？

有一天，他游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边游一边想着：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酷酷的60后余华夜晚的海盐，他走在海边，说着自己儿时的心愿。

影片在这里画上句点。

这时，我旁边的一位德国奶奶说了句：“Toll!”（太棒了！

）而我想到自己小时候读完课文后冒出的疑问和与余华相似的渴盼——山的那边是海吗？

在被小山丘环绕的我家乡的小镇之外，可以看到大海吗？

作为一部以作家为主要受访者的纪录片，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放式结尾，有充分留白，也让人感受到这些作家各自探索自身出路时的诚挚和坚韧。

最后一个提问的年轻人直接引用影片的片段，并抛出一个“导演可能觉得有点难回答”的问题：影片里有个片段，余华的短篇小说被《北京文学》选中后，编辑叫他去北京改稿，原因是“这篇稿子的结尾太灰暗了，在新中国绝对没有这么灰暗的事情，得改一个光明的结尾，稿子才能发表。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场景可能有点讽刺。

不过，在影片结尾的合作方和感谢名单里，我发现很多政府机构的名单。

而结尾的“游到海水变蓝”也有种光明的结尾的感觉。

我想问，贾导有没有收到编辑的要求，所以特地给片子设计了一个比较光明的结尾呢？

贾导对这一“困难”问题的回答很有力，他一步步拆开来回应。

他说，在中国，要拍任何地方，无论一个镇、一条街还是一个社区，你都得先申请拍摄许可，获得管理这一区域相关部门的批准后才能开机。

我想，这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

另外，“我没有一个像余华当时那样的编辑，这部片子的主要投资人是我自己，我没有提出这样要求的’编辑’，没有特地做一个“光明的结尾”。

”最后，作为某种对提问和对电影开场时候那段话的“呼应”，贾导也引用了余华作为他这部电影全球首映的结尾。

“我想，无论是电影工作者，还是别的领域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希望社会变好的理想。

我拍电影22年了，拍到现在，我发现，期待的改变其实很缓慢，当然有某种疲惫，某种失望。

但是，在拍摄这部记录片的过程中，听贾平凹讲他的经历（文革时，作为镇上教师父亲被批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撤销公职，被押送回乡下老家，父子俩见面时，贾平凹第一次见到了父亲哭泣......），到余华的经历（全场观众几次的笑声都被余华这部分包了），再到梁鸿用她的文字，讲述她自身以及这个时代的底层人物的故事......通过这三位作家的讲述，我发现，变化虽然很缓慢，但它是会发生的。

就像余华引用《国际歌》的那句“没有什么神仙皇帝，我们要自己救自己。

”游到海水变蓝，从某种意义上，和《国际歌》有些相似的含义。

贾平凹大概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在家里的书房发现一本《贾平凹散文集》，按照我一贯的“选书”习惯，翻开正文部分第一页，看看这个作者的难度几何。

读著，发现文字挺朴实，讲的也是生活日常，我便半懂不懂地啃下来了。

现在，我脑子里已经没有关于那本翻得挺破旧的书的残留记忆了，只记得中专中文系毕业的妈妈看我又“看上”她藏书里的一本书，给我简单科普了一下——这是一个西安的作家，他的名字不读“ao”，要读“wa”（我当时脑子里出现一池塘的青蛙），是陕西方言的发音；我们读书的时候（90年代初），他特别火，大家都喜欢读。

今天看贾导的片子，才对这位生于五十年代、写作过程经常用到陕西方言的作家有了更多了解。

贾平凹二十出头的时候，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他说“那时年轻，什么都想写，毕业后也是什么都写一点，到1982，83年的时候，感觉这样不行，得找个方向。

”那段时间，他决定回老家商洛待一阵。

回去后，他和两个朋友一起，每天骑着单车，在村里到处逛，感觉很痛快、自由。

“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在小村小诊所感冒打针，因为注射用品不干净，感染了乙肝，用了15年才治好）和最大的快乐都在这个时候。

”回忆自己和故乡重新产生联系的那段时间，贾平凹说。

那时，他开始找到自己坐标系的原点和方向，以贾家庄的人为原型，创作新的小说，从短篇到长篇。

到八十年代中期85、86年的时候，他的坐标系慢慢成型了——“站在家乡，看中国，看世界。

”贾导说，现在，他有一半的时间生活在老家汾阳（没事的时候就住这儿，有事的时候离开。

他在《十三邀》里如是回答许知远）。

他有很多电影取景在老家，现在，很多时候也去各地取景拍片（譬如这部，去了三位作家的家乡）。

无论在哪里拍摄，“汾阳是我的起点，一直给我灵感。

它是故乡，也是中国。

”汾阳就是中国，因为汾阳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县城，而中国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县城组成，而不仅是那几座大城市。

梁鸿2007年，梁鸿在北京生活第七年，读完博士，结婚生子，儿子两岁了，生活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走，她好像即将开启生命的新阶段。

她却感觉这样的状态不对劲。

内心有个隐约的声音，叫她回家看看。

当然，不仅仅是“看看”，她决定回老家住一段时间，写东西。

这次回去，她慢慢生出新的观察角度，重新去看待家乡的老人，家乡的河流。

她去拜访村里的老人们，发现他们经常接到在外打工者的电话，有时收到在外打工的子女寄来的汇款单，他们开心得好像过节一样。

梁鸿意识到，梁庄有很多人在外打工，虽然他们人在外地，但一直心系梁庄。

而她自己，也是这些在外工作的梁庄人的一员。

“梁庄三部曲”就此拉开帷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

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

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

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

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

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

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

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

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

它包皮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

包皮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

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

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

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

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

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

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

”看完梁鸿的讲述，忽然想起我从2013年上大学以来在家住得最长的一段时间，每天去长江边跑步，翻翻过去的日记和同学录，读那些买了很久都没机会翻开的书，写长长的回家日记。

那时，我意识到，虽然我那旺盛的“怀远病”（Fernweh）总催我离开，但我的身体的确是最习惯这个湖南北部小镇的，这儿湿润但不带咸味的空气，长江大堤上从水面吹来的暖风，自家小菜园里爷爷种的很辣的辣椒......影片最后一名受访者是一名00后，梁鸿14岁的儿子，导演请他自我介绍。

他用标准的普通话介绍了一遍自己。

“我在河南出生，在北京长大；在人大附中念书，我的爱好是物理...”介绍完，导演抛来新的问题：“用河南话把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再说一遍吧！

”在北京长大的大男孩听了，连连摇头：“河南话我都忘了。

”导演说，没事，试一下。

他开始小声练习，把刚才的话“翻译”成河南话版本的。

梁鸿走过来，靠着儿子坐着，说，没关系，妈妈来教你。

跟着妈妈标准的河南话，大男孩一句一句地重复了一遍。

教完后，梁鸿说：“你再来说一遍吧。

”大男孩不再拒绝，用河南话做了个完整的自我介绍，能感觉到他部分字音有些拿不准。

但是对于他来说，是否标准不重要，说河南话的过程，也是他在和自己家乡建立联结的过程。

等他长得更大一些，会更理解妈妈书里写到的那条改道的河，和村里人形容这条河的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梁鸿说，很早就生病卧床的母亲几乎不说话，在她心里，母亲就像一道沉默的阴影，直到现在，她都无法和人谈论母亲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原点后，无论看什么，好像都在“佐证”自己内在的声音。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也恰好呼应了我当下的状态。

前几天和高中闺蜜聊天，她正准备出国的GRE考试，她说，她对当下国内的现状很失望。

我说，我毕业后准备回国，继续做新闻。

她听了有些惊讶。

聊了几小时，她领会了我的决定，说：“的确，如果你人在国外，心里还是一直惦记着国内的一切，可能还是回来更好吧。

”贾平凹在《带灯》这本散文集里写过“故乡”的一种定义：夜里，看完了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带灯也在她的房间里读元天亮的书，书上说：你生那里其实你的一半就死在那里，所以故乡也叫血地。

“故乡也叫血地”，所以，无论身在哪里，血液里仍有故乡埋下的种子。

而当这种子发芽，当这召唤再次响起的时候，你只能停下远行的脚步，重新去拥抱你的缘起。

就像我亲切的“同乡”作家沈从文说过的，“我实在是个乡下人。

”添加微信号paokaishubenxbb加入全国影迷群

更新：刚刚刷手机，刷到了英特尔和贾科长合作的广告片。

看来，山西老人忆苦思甜的背景音乐是英特尔，真的是软广，哈哈哈

（原创文章，欢迎阅读，抄袭洗稿必究）文|诸神的恩宠9月19日，贾樟柯新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正式公映。

目前，该片豆瓣评分6.9，远低于贾导其他电影的评分。

多年前，看过贾樟柯的《小武》，很喜欢。

前段时间，又写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所以对这部纪录片满怀期待。

纪录片里，四代作家以口述历史的方式，接力讲述了中国72年间的社会变迁。

上映当天就去看了。

看的时候，边看，边做笔记。

然而，看完有些失望。

该片形式大于内容，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点打动我。

一个访谈里，贾樟柯说，有一天自己拍累了，就不拍了。

如今的贾樟柯，真的是“廉颇老矣”吗？

可能是。

也可能不是。

看完这部纪录片，我总结了以下6点观后感。

01脚本问题贾樟柯的作品，在国外频频拿奖，在国内口碑也相当好。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电影，剧本都是他自己写的。

贾樟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文学功底相当好。

他的剧本，说人话。

看这部纪录片时，特意留心了编剧。

银幕上，出现了两位脚本作者。

一位是贾樟柯，一位是万佳欢。

万佳欢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该杂志隶属于国侨办。

该杂志读者对象是，“有一定知识水平、对社会的主流问题比较关心、收入在中层的人”，读者结构为“官员、中层经理、知识分子、大学生。

”很显然，该杂志的受众是精英人群。

十年前，我没少看这本杂志。

虽然我并不属于精英群体。

一部电影，两个编剧，必然会有意见分歧和妥协。

根据万佳欢的背景，结合《中国新闻周刊》的受众特点，能推断出两点：第一，这部纪录片，可能是“命题作文”。

第二，它的受众，是精英人群。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部贾樟柯能完全说了算的电影。

明白这一点，以下两个问题就能说得通了：为什么这部纪录片姿态比较高？

为什么前30分钟充满主旋律味道？

从整体看，这部作品是坍塌和断裂的。

“命题作文”里，掺杂太多其他因素，留给贾樟柯发挥的余地不多，作品出现多处硬伤，也就不奇怪了。

02线索跳跃该片的主线，是不同历史时期的四位作家：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

他们串联起全片18章内容。

然而，四位作家之间并未构建起乡村文学的脉络。

甚至可以说，和文学没啥关系。

第一章，叫“吃饭”。

最先“出场”的，是山西老作家马烽。

他是五十年代山西文联主席，写过《吕梁英雄传》，已经故去。

他的故事，由乡亲和女儿代为讲述。

核心是，马烽是如何改变贾家庄的。

其中，第一个村民讲述马烽的故事时，背景音乐是英特尔广告。

不确定导演是要表现时代变迁斗转星移，还是插入的软广（别怪我多想。

毕竟，在电影出品方一栏里，看到了阿里影业，爱奇艺，优酷等资本大鳄的名字)马烽带领乡亲治理盐碱地等情节，很真实，但和文学无关。

反而让人怀疑，误入了央视《致富经》片场。

村民武士雄讲马烽宣传《婚姻法》，马烽女儿段惠芳讲述父亲的职业经历和爱情故事。

这些情节，和马烽的小说创作有关系，它们直接或间接促使马烽写出了《结婚》《韩梅梅》等作品。

但因为时代久远，没有多少人看过马烽的作品。

这种情况下，观众很难和马烽产生共鸣。

想激发观众的共鸣，最起码，讲这段故事时，应该穿插介绍一下马烽的作品。

很遗憾，电影里并没有这部分内容。

第七章叫“远行”。

拍摄地转战西安，采访对象是贾平凹。

贾平凹说，自己爱喝商洛白茶。

随后，他对着女儿贾浅浅说，先做好妻子好母亲再写诗。

不要把写诗和生活混淆，一定要做个好女人。

听话听音。

几句话，一个封建、虚伪、油腻、自恋的老男人形象，尽显其中。

贾平凹写完《极花》后，有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拐卖妇女现象。

贾平凹说，被拐妇女自我保护意识太差，“作为局外人，我们不知道该评判谁。

”这位著名作家，还活着大清朝。

网上能找到采访全文，有兴趣可以去看。

至于电影中，他说到小时候在他姨家看《红楼梦》，青年时代去修水库等，都属于老调重弹。

后面会说。

第九章标题是“病”。

贾平凹青年时，去陕西各地采风时染上了乙肝。

本以为他会讲病痛对他文学创作的影响，结果，他只是讲了得病的过程。

这一章很短，有明显的跳跃感。

很多内容好像还没讲完，就被剪掉了。

镜头几次扫过贾平凹的书法作品——“白眼观世”。

可能是想把他塑造成睿智长者的形象，而我只闻到了发霉棺木散发出的浓烈的腐尸恶臭。

第三位讲述者，是余华。

余华从小酷爱读书，读到没头没尾的书，会自己给故事编结尾。

两次高考失败后，被迫成为小镇牙医。

因无法忍受工作的乏味，23岁时，用一支笔改变了命运，演绎了小镇青年的翻身史。

1983年，《北京文学》主编周雁如看中了他的小说，邀请他来北京改稿。

他到北京玩了一个月，杂志社包揽了差旅费住宿费和补贴费。

回老家时，他兜里揣了八九十块，俨然成了有钱人。

中间还穿插了他的朦胧的初恋故事。

虽然也是老调重弹，但讲得颇有趣味，勉强看得下去。

最后一位讲述者，是梁鸿。

2000年，梁鸿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

生完孩子两年后，她想写点东西，于是便有了《梁庄》三部曲。

梁鸿的讲述分三部分，沉重的家族史，父母之间的感情，以及自己对父母的愧疚。

梁鸿说，自己的脑海里经常出现两个字：背叛。

我是这样理解的：她觉得父母和兄弟姐妹受的苦比她多，她却比他们过得好。

她良心很不安，充满愧疚。

如果梁鸿是男性，很多网友可能会想起一个词“凤凰男”。

母亲是她最大的心病。

她六岁时，母亲中风，后来偏瘫在床，不能说话，父亲照顾母亲多年。

母亲去世后，父亲想再婚，村里流言四起。

父亲和继母感情很好，但因为闲言碎语，无奈分手。

梁鸿成年后，带父亲找到继母，父亲和继母抱头大哭。

梁鸿的讲述，感情浓烈，却恰恰暴露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封建和愚昧。

剪辑这个片段，如果目的是想批判愚昧，很佩服贾导的眼光。

如果是想和观众共情，对不起，至少我个人真的做不到。

03素材陈旧贾平凹偷《红楼梦》，背干粮修水库，写标语等；余华酷爱读书，不甘心当牙医，后调入文化馆等；梁鸿讲述关于他父亲的那件白衬衣的故事。

这些内容，就算没看过他们的书，看看他们的访谈，也能知道。

而电影仍花了很大篇幅让他们讲述这些老故事，真的没必要。

苦难，不需要一遍遍咀嚼。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部卖票的纪录片，给观众就看这些陈年旧料，不厚道。

我猜，贾樟柯可能不刷视频不看访谈。

他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素材有多老多旧。

但凡用点心，都不至于拍成这样。

04主题宏大，剪辑稀碎历史、文学、乡愁，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宏大的主题，需要用真实的情节去支撑。

而这部纪录片，情节撑不起主题。

马烽和贾平凹的部分，一直在强调苦难，更像是为了苦难而苦难，无法真正打动人。

苦难本身没有任何价值，更不值得一遍遍歌颂。

苦难，就是苦难本身。

说多了，只会招人烦。

贾樟柯的电影，最擅长刻画“小人物”。

而这一次，他偏把镜头对准了“大人物”。

想让“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建立关联性，就要让“大人物”戳中“小人物”的痛点，这样才能让人产生共鸣。

为了能让“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有交集，贾樟柯在西安火车站蹲守了好几天，只为拍到一个底层精壮成年男子的样本。

那意思，“大人物”未发达前，也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

但是，不知是脚本问题，还是剪辑问题，影片最后呈现出的效果，恰恰将两个群体之间的裂痕放大了。

著名作家和普罗大众中间，是没有交集的平行线。

观影过程中，头脑里不时会冒出一个想法：这些文化名人，凭什么高高在上俯瞰众生？

是谁赋予他们的权利？

正如一位网友评价的那样：“他们太像教授了，摆正自己的姿态教导世人的样子，何必？

”如果贾樟柯把镜头对准三位作家的兄弟姐妹和父老乡亲，影片可能会更真实，立意也会更高。

05匠气过重这部电影里，刻意的成分太多。

电影一开场，人还没出来，高喊的口号已经溢出银幕。

“团结起来，迈向更大的胜利！

”不清楚这是歌颂，还是讽刺。

电影一开始，是一群老年人排队打饭的画面。

一段长达五六分钟的面部特写，放大了老人脸上的斑、皱纹、残缺的牙齿、没有光泽的金耳环 ……我感受到的，不是感动，是动物世界里衰老和死亡的气息。

贾樟柯为什么总喜欢拍人脸特写？

一次演讲中，他说，把人脸特写呈现在大屏幕上，把皮肤毛孔统统放大，可以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人生阅历和内心世界。

说得很有道理。

但是，这个镜头真的没必要那么长。

第三章叫“新与旧”，第六章叫“声音”，两章结合起来看，耐人寻味。

这两章，在讲在山西汾阳贾家庄举办的“吕梁文学季”。

贾樟柯是山西汾阳人。

我以为，他这是夹带私货。

没想到，我错了，这一点放在本文最后说。

这场文学盛会上，出现了多位知名作家的身影。

电影截取了七八位作家的发言，高大上的措辞与颓败的乡村对比鲜明，让人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荒谬感。

此外，转场穿插的诗句也相当生硬。

第一次转场时，烫发大婶拿着农具冒出来，一脸严肃，声音高亢。

我真的以为，贾导是在反讽什么。

但据贾樟柯自己说，每个转场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看来，是我想多了。

航拍的金色的麦浪，梁鸿父亲的白衬衣，都摆拍味十足。

电影结尾，梁鸿14岁的儿子（北京人，人大附中在读）成为讲述者。

画面外，飘来贾樟柯的声音，让他用河南话介绍自己，但他已经不会说方言了。

这时，梁鸿用一句“来，妈妈教你！

”让儿子再拾乡音。

这一段，是继贾平凹膈应我之后，全片又一次膈应我的地方。

乡村的凋敝是事实，故乡早已回不去了。

贾导演真的以为，教唆北京人说几句河南话，就能重回故乡，重温乡愁？

肤浅了。

06失去真实，便失去了一切纪录片，最重要的是真实。

而本片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不够真实，形式主义远大于真实内容。

贾平凹，余华，梁鸿，这三个样本，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世俗意义的成功人士，不具备普遍性和典型性，不能代表72年来中国社会的变迁。

他们的自述，能折射出时代变化，却和文学无关。

更多的，是陈词滥调。

电影宣传时，曾邀请一帮文化名人站台。

其中，有电影学者戴锦华。

当欧阳江河、梁晓声等文人疯狂吹捧贾樟柯，丑态百出之际，网友看到了戴锦华尴尬的表情。

难为耿直的戴老师了。

她可能在想：“你们快点吹，我尴尬得坐不住了……好吧，你们继续吹，请原谅我不礼貌地笑出了声……不想吹，还不能批。

我太难了。

”

轮到戴锦华发言时，她说得很委婉。

能听出来，她不是很认可这部电影。

多年来，贾樟柯一直专注于拍摄真实生活中的人。

他活得很清醒，对电影是真爱。

但这部纪录片，真的很敷衍。

看完它，想起一句话，“没有马云的时代，只有时代中的马云。

”如果这是献礼片，那我能理解它为什么会拍成这样。

收笔之际，突然好奇“吕梁文学季”到底是个啥？

于是问了度娘，结果显示：

记录片里，屡屡出现“吕梁文学季”画面。

原来，这不是“夹带私货”。

“私货”，就是电影本身！

原来，那天我冒着小雨去影院，看的是一部广告片……贾导内心对故乡的爱与哀愁，可以理解。

他一心想造福家乡的心，也可以理解。

但打着“历史”、“乡村”、“文学”三面大旗，拍一部广告片卖票给观众看，真的好吗？

《乡土中国》里写道：“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这，是该纪录片的主旨。

遗憾的是，电影没能拍出其中的精髓。

贾樟柯说：“用电影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谁也没有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你只有权力代表你自己，你也只能代表你自己。

”所以，特别想问一句：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这四人，就能代表中国当代文学史了？

一部纪录片好不好，其实，全在人心。

但是，有没有用心拍，还是能看出来的。

缺少真诚的伪纪录片，不可能有生命力。

因为，观众不傻。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句话很美，充满诗意、隐喻与遐想。

可惜，唯独少了感动。

（完）PS：还是期待贾樟柯独立编剧、独立执导的新电影。

如果有，还会去看。

作者介绍：诸神的恩宠，写作者，多平台签约作者。

本文为原创文章，抄袭或洗稿必究。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我们发现，从《山河故人》开始，贾樟柯的创作体貌变了。

他把直指当下的匕首收了起来，套住匕首的刀鞘，就是询问历史。

历史对人类最大的悲痛在于，我们会不记得它。

我们不记得它，但又处处在遵循它所带来的结果。

就像《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的段子，在看书是唯一娱乐的年代，一本书，最容易哄抢的是头几页和末几页。

开端是定规矩，我们从何而来，而结局是我们去向何处，是一个机密或一场审判，中间的过程可以是狂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处于中间地带。

我们对开端模糊，也对终点没有方向。

虽然是一部对谈类纪录片，但它彻底明确了贾樟柯今后的思考方向。

本质上，他这次在用最低的消耗和最简易的输出，来把大概建国到现在的历史转化出来，概括与引领的功能，在这部电影里是第一位的。

倒也无所谓50、60、70后，这些年代的人在物质上都很贫穷的。

大家都喜欢余华那段，甚至成为截图在豆瓣微博朋友圈传播。

我也喜欢，但我最喜欢的是，他说，“某一年”的10月，学校里到处能看见谈恋爱的。

所以片名为什么叫“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呢，就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条路线是从无知（没有感知）一直走向了忧郁（感知无力）。

它很值得琢磨。

但电影的落点在梁鸿的儿子身上，那是一个刚刚开始有启蒙意识的诗人一般的00后，他为哲学而沉迷、紧张，这是一张十分稀有的面孔，他和现代很不一致，但这就是这部电影的理想。

在赶往阿那亚做放映活动之前，第一导演和导演贾樟柯简短地聊到这部新片，聊了一下他现在的志愿，以及我们对他的好奇。

01.表达的回环第一导演：我发现你的创作开始从当下的即刻的观察慢慢倾向对历史的观察和询问，从作品上来看《山河故人》是个开始，那生活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贾樟柯：具体到电影的话，可能是从2015年以后逐渐形成了这个想法。

因为我从2015年开始，每年有很多时间在老家贾家庄生活。

我自己是在北京生活很多年，基本上只有工作拍片才回去。

但是2015年回去的时候，我从创作者的角度，最初是一个朦胧的好奇，好奇这个村庄的历史，开始对它产生兴趣。

因为这个村庄它在当地有一个很曲折的历史，因为这个村庄过去在我们汾阳是最艰难的村庄。

第一导演：贫困。

贾樟柯：对，地不产粮的一个地方。

它就一点一点地治理，因为它最大的问题是土地不行，盐碱地，就不长粮食，人们生活很贫困，逐渐到现在，当我回村庄，根本看不见盐碱地的痕迹，盐碱地在哪？

当时是什么情况？

这个村庄相对来说现在也比较富足，但是历史的起点又那么低。

另外一个让我非常好奇的是，在60年代，山西有好几位作家在这个村子里生活过，就像我2015年回去的时候一样，他们不仅在那儿写作，而且还参加那儿的劳动，像马烽、孙谦、西戎这些作家，他们被称为“山药蛋派”，他们密切地跟这个村庄发生了关联。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好奇，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可能是我父辈的记忆。

我这几天路演意识到一个问题，这可能是一个身世之谜，不一定只是我的家庭，它可能是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共同背负的一个历史记忆。

这个记忆对我来说是模糊的，我很想搞清楚父辈他们经历了什么，在他们的生活中有哪些难题，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走过来。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是依从这个起点出发，放而大之，整个中国过去就是一个农业社会，它不单是大多数人，包括进入城市的大部分都是农村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都很少了。

这样一个重要的记忆经验，它对当下人来说是陌生的，甚至对我都是陌生的，我很想了解，因为它对于理解今天的中国，理解今天城市发生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个几千年的农业生活所形成的思维习惯，所形成的这种生活惯性，造成的这种心理阴影或者影响，它直接影响到今天。

第一导演：直到今天都会看到很多刻在骨子里的动作。

贾樟柯：我在电影中也采用了诗人西川的话，他谈到很多今天的生活习惯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联，他就讲，你看在城市我们能看到很多火车站、机场，很多这样的地方，它是城市设施，但是你看到很多人蹲在那里，实际上这个“蹲”，这个动作本身它就来自于过去生活的印迹跟习惯。

第一导演：《阮玲玉》也有这个讨论。

贾樟柯：对！

比如说，我们上飞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座位，但它还会有拥挤的情况，大家好像在抢什么，这些焦虑感来自哪里？

我个人之所以从城市搬回去生活，有好多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觉得我是很依赖血亲关系的人，每个人都有血亲，伯伯、舅舅、叔父、表兄弟、堂兄弟……在我们汾阳是个大家族。

但是我在北京我没有一个亲戚，一个都没有，所以这是我在城市的问题，我得回去，我得把我这种血亲生活的关系衔接起来。

第一导演：触发这个想法的最早的动机是什么呢？

贾樟柯：就是我对父辈以及我们这一辈人经历过的生活痛点的一个讲述的冲动，而这个讲述的冲动我把它重点放在了农村记忆上。

你要说最大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这个。

第一导演：因为你以往是不去这样探究历史的，你会觉得这样做了之后，对当下的敏感性会不会变弱，或者说要割舍掉一些精力？

贾樟柯：不会变弱，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当下性的感受。

第一导演：我问得有点俗啊，就是这件事跟年龄有关系吗？

贾樟柯：我觉得生活是需要咀嚼的，它跟阅历有关。

当你初来城市肯定是新鲜的，城市对你来说还是一个难题，还是一个要怎么进入安身立命的压力，得找工作，谈对象，买房子安家，你在处理这些时候，肯定是不会有太多精力想到更多的事情。

但是当这些事情完成之后，你有更多闲暇的时候，你精神需求多了，自然很多感受就出来了。

贾樟柯《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工作照02.平凡精英第一导演：片子里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过场戏，你让很多村里的路人去念诗歌，我想知道它的呈现的过程是怎么样，这里面会有协作上的强迫性吗？

贾樟柯：怎么会有强迫性呢？

第一导演：他们可能并不是对此感兴趣。

贾樟柯：他们非常感兴趣，我们在写脚本的时候，摘录了大概几十段这种当代文学里比较好的语句，我们在各地拍的时候，我们会寻找一些那种感人的面孔，怎么个感人法，这个很难用语言说，我觉得它很生动，或者它很有生活质感。

然后我们就会给他们读这些诗句，他们在其中挑选他们最喜欢的一段来读。

第一导演：这个过程会有摩擦吗，因为突然间你让一个乡村的人接触诗歌，他是不是需要先去理解这个行为？

贾樟柯：没有什么摩擦，你要说摩擦，主要是语言的问题，有些人对自己的口音有些顾虑，但是他们又非常执着用普通话来读诗，这可能有些纠结，但是诗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不陌生的。

群众朗诵于坚诗句特别是，我发现一个情况，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对于古体诗是相对了解的，读一个李白，读一个杜甫，都没问题，比如我们拍到一个卡车司机，他特别喜欢王维的诗，他不仅会读，他还会唱，他用那种古音唱出来了。

但当代文学的部分，他们可能没有古典诗歌接触得多，不过当代的部分很通俗，它是白话写的，他们也很容易接受。

每当他们读起来或者看的时候，对这句话感应的时候，比如说“血地”（指贾平凹散文集《带灯》中的段落），我们就让图书管理员读，他的阅读很多，他特别喜欢“血地”，我猜可能跟他在那个环境中的高学历有关，他也应该是一个硕士吧，但是他在中学的图书馆工作，他很喜欢“血地”这个词句，我们说那你就读这个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读，我觉得阅读不像我们想像得这么难。

而且他们很多人看电视节目会看《诗词大会》，看《朗读者》，这些说明他们对接触文学这个事情很有兴趣，并没有什么抗拒。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一导演：所以通过你的接触你会觉得视频化信息时代在消减文字这是一个伪命题吗？

贾樟柯：因为现在是多元社会，你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喜欢诗词，诗词变成一个人生必备品，这个确实也不是这样的。

但最主要的，对它有一种尊重的是大有人在的。

你刚才说到视频，你会发现像《为你读诗》《朗读者》《诗词大会》这类节目，受众很广泛的，可能一个大学教授不太会看《诗词大会》或者《朗读者》，但是对于普通的公务员，普通的农民、工人，他们很喜欢这些节目。

它可能也是弥补了他们买书阅读的一个空白，可能平常他们不会主动买本诗集，但是新媒体传播的这些东西，他们是很喜欢的。

因为我上过《朗读者》这个节目，我回乡之后，很多村民都在跟我聊，说他们也都看了，我觉得我们不能忽视这种传播，它不是传统的买书阅读或者订期刊阅读，但是他们通过这些新的文化节目，也持有一部分跟文学的联系。

第一导演：我觉得梁鸿的儿子挺有意思的，可能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当时你是怎么发现他的，你怎么看他的思维状态？

我觉得他挺像个诗人。

贾樟柯：他是我们在梁鸿的老家河南邓州拍摄的时候，正好有个周末，儿子好久没回乡了，因为妈妈在，他就自己过来，跟他妈妈还有姨妈什么表兄弟见面。

他父亲也是当地人，父母都在北京工作。

因为在梁鸿的讲述里，她家乡那条河对她非常重要，我们有一天就选择这个场景，在河边拍摄，我们拍的时候，梁鸿这个儿子就跟着我们，他就跟妈妈聊天，我们就拍下来他学方言这一幕。

贾樟柯和梁鸿话再倒到前面，我们当时视点主要在梁鸿这，一个母亲接儿子的到来，后来因为拍到了她跟儿子交流，我们回过头在剪辑的时候，决定把视点转移给下一代，于是这个电影就变成五代人的讲述，最后第五代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就这样形成她儿子的段落。

她儿子正好处在青春期，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特别喜欢谈哲学，他有一个非常狂热的哲学的迷失在里面，他阅读也比较多，挺有意思的。

第一导演：你觉得他这是一个极少数的罕见的青年状态吗？

贾樟柯：这个我判断不了，因为我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触比较少，我不知道是不是孩子们现在都有这个倾向。

但我觉得他们肯定有这个倾向，因为以前我接触不到西方哲学，我是从80年代上初中开始有书摊，开始有出版，什么弗洛伊德、蒙田著作翻译进来出版之后，出现在县城的书摊上，我那时候年龄应该跟梁鸿的儿子差不多大，也是很狂热，买了很多书，半懂不懂地读。

你想想那个时候资讯多封闭，出版那么凋敝，跟今天这么丰富的资源，还有一个巨大的网络空间相比，我觉得孩子们接触哲学的机会非常多。

我最近还买了一套书，是翻译过来的，给儿童讲哲学，三四十本书，三联出的，用插图的方法讲现象学、存在主义这些命题，上来第一个命题就是讲“自杀意味着什么”。

挺有意思的，我还记得我读过一个北师大附中还是人大附中的文章，他们有个高中的哲学小组，写了很多文章，我读过一两篇，写得还不错。

第一导演：电影里我还有一个段落记得很深，就是余华说他那一年冬天看到校园里很多学生在谈恋爱，你怎么感受他这句话？

贾樟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时代，那时候叫下海潮，也就是商业社会，消费时代急剧降临的时候。

它标志性的特征就是很多体制内生活的人开始离开体制，他们创业，办企业，过去中国是一个轻商的社会。

但那个时候就像余华说的，整个社会巨大的转变，我觉得它导致了今天中国的一个经济局面，生活方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转折，过去清教徒式的理想主义，在那时候开始转折了。

余华03.主要为活着第一导演：你这几天路演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贾樟柯：（整体感受）挺好玩的，因为疫情一年多我也基本没怎么走动。

我已经两年半没去广东那边了，这次去深圳，走动走动挺兴奋的。

这几天我们要去5、6个城市，同时有一些城市用视频连线的方法跟影厅里的观众交流，像广州、上海、济南都是视频连线。

我自己去的主要是郑州、西安、北京、深圳，明天会去阿那亚，最后一站是中秋节那天去太原，大概是这样一个行程。

北京首映礼合影第一导演：《一直游到海水变蓝》这部戏的发行难度主要在哪？

贾樟柯：我们是去年2月份完成的电影，当时疫情爆发了，要去柏林电影节，能不能去还是一个未知数。

后来我们决定还是去吧，毕竟也耗费很多心血，柏林也公布了，于是就在柏林做了几个放映。

回来之后影院就停摆了，所以国内的发行就没有往下推进。

一直到七八月，《八佰》上映，电影院逐渐开放，我们才重新启动了发行的工作。

主要是疫情影响的，反反复复。

最后定在今年9月19日上映。

纪录片本身在市场里就比较艰难，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市场环境，确实也没法做。

第一导演：可是这次排片有点过低了，我看是1%？

贾樟柯：我们之前跟发行公司做了很长时间的讨论，最后我们还是希望能固定影院，固定场次，也不想铺得太大，因为你铺得太大，开很多场，这是没有意义的，一场进来两三个人，上座率会低，影院确实也承受不了。

所以现在用了一个渐进的方法，集中在大一点的城市的某些影院，率先放，然后每个城市每天锁定在两到三场，是这样一个发行规模。

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提高上座率，如果这个方法成功了，就可以做一个长线的放映，逐渐让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进入。

第一导演：你会觉得现在的观众对电影院产生了疏离感吗？

贾樟柯：我觉得还是作品本身的丰富度的问题，很显然，疫情以来作品的丰富度跟以前没办法比，电影院的活跃性和电影被大众关注的浓度肯定是有所下降的。

市场就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还是作品本身提供给市场的空间不是太强有力，你看前几天大盘才两三千万。

其实我们自己也开了两家电影院，我们全国每个影城每天平均收入100块钱，我们还不错，每天能收入300块钱，哈哈，我跟同事说，你们不要沮丧啊，我们是高于全国水平的。

第一导演：300块钱它还是在往里赔的状态。

贾樟柯：那肯定的，确实很难做，水、电、人力，每天都在消耗。

还是需要市场上的作品再活跃一些。

第一导演：你有没有发现美国那边市场反而恢复了，影院出现了爆款，还有很多大片在提档，华纳因为签了合同必须线上线下同步，所以现在反而尴尬上了。

贾樟柯：可能是面对疫情不同的思维方法，线下线上同步的方法是考虑到疫情，人们比较聚集在互联网上，影院独享一个月窗口期，也是一种思路。

第二个思路就是我干脆还是聚集人群，让他们继续聚在影院，哪种效果好，确实现在还不是太好判断。

我说的效果好不是说表面的数据，是背后对于产业资金的回笼，究竟哪一种更有优势。

因为对于商业运作来说，确实要开锅做饭过日子，现在还有待于过段时间看看后台的数据。

【附录：回看上部剧情片《江湖儿女》】第一导演：我还有两个关于《江湖儿女》的个人的疑问，首先是片尾的表达方式，最后女主角她是被注视着离开的，但那个视角是摄像头，也有一种被审视的感觉，我想知道这种创作灵感和《小武》的收尾有没有一些表达上的相似性？

《江湖儿女》以监控镜头收尾贾樟柯：因为现在数码时代，它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就是我们过去人的每一个轨迹它是无从记录的，但是现在有大量的监控、天眼，所以我们每个人无意之中会有大量的活动影像被注视，而这个注视者不是一个人，我们存在一个数码化的个体上。

但那个数码化个体的本身是空洞的，我们看不到它的故事，听不到它的语言，不知道它的情感和所思所想，也就是说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只有实体的个体，但是现在有虚拟化的，作为一个数字影像的个体。

我觉得这是最新的生活情况，很难去评价它。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结局像是突然出现的，没有铺垫，但其实它就跟农村一样，过去整个国家都是农村，所以你也不知道它最后会变成空心化或者老人流失，它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生活里，这就是她的结局。

对我来说，它让我反思电影意味着什么。

第一导演：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江湖儿女》拆解了《任逍遥》和《三峡好人》，但是我想问，那《任逍遥》和《三峡好人》它们的独立性是不是被破坏掉了，这两部电影会不会在你个人表达风貌上的重要性降低了？

贾樟柯：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三峡好人》跟《任逍遥》都有大量的留白，都有大量的B面没有讲述，因为那是我过去的叙事特点，这个故事它整合起来之后正好讲了两部电影的B面，就是那些中心情节之外的一些情节。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文本的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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